扬州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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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隋大业年间（605—618年）开邗【hán】沟通江淮，扬州成了中国南北交通枢纽，商业兴盛，冠盖萃集；至唐后期，更为天下第一繁华富庶之地；一直到清朝，扬州盐商的资本仍超过中央政府的库藏银两。有钱的人一多，名姬美妓自然也多，园亭楼阁建起来了，与杭州西湖齐名的扬州瘦西湖也开凿了。人说金陵为六朝金粉之地，其实六朝金粉到隋唐时已搬到了扬州。李白一曲“烟花三月下扬州”，杜牧一曲“十年一觉扬州梦”，激起了多少人对扬州的向往。苏轼真是好造化，辞别颍州，又来到了扬州。

七年前，苏轼也是从水路到扬州，游竹西寺，留下了差点让他再次蒙受冤屈的《归宜兴留题竹林寺诗》，也算和扬州有生死之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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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不仅风景秀丽，繁华富庶名闻天下，还以芍药享誉域内。牡丹、梅花、海棠、山茶、杜鹃、芍药、兰花、菊花、荷花、水仙为中国传统十大名花。十大名花中，又以牡丹、芍药独擅胜场，被称为“名花双绝”，一为花王，一为花相。到北宋，洛阳牡丹为天下第一，一朵花瓣最多者可达七百瓣，花径达一尺。苏轼去洛阳时曾见过那里的极品牡丹，说是：“此花见重于世三百余年，穷妖极丽，以擅天下之观美。”扬州芍药也当仁不让，争艳斗胜。苏轼有《咏芍药诗》说：“千叶团团一尺余，扬州绝品旧应无。”洛阳牡丹、扬州芍药，本是自然赐给人类的异物，但好端端的事情往往被人为地推向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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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荔枝本是果中极品，经唐玄宗和杨贵妃插手，便成了“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太湖石本是石中极品，经宋徽宗和朱勔一弄，便成了花石纲，硬生生逼反方腊。

牡丹、芍药也一样。

宋仁宗时，原吴越王钱俶【chù】的次子钱惟演为西京留守。钱惟演博学能文，尤喜游乐，倒和苏轼有几分相似。但他生于帝王之家，享尽人间富贵，不知民间疾苦，养成了图气势、讲排场的习惯。既然洛阳牡丹甲天下，他就想弄出一些名堂来，于是办起了万花会。每年春末牡丹盛开时，便在洛阳城内热闹繁华之处，以花为屏障，沿街梁柱也都绑上盛着水的竹筒，竹筒里插着各种颜色的牡丹花。举目望去，遍地是花，遍街是花，遍城是花。整座洛阳城，全在黄、白、红、黑、蓝、紫之中，家家上锁，人人观花，如痴如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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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万花会如果偶尔为之，倒真能促进洛阳牡丹业的繁盛，但年年为之，处处攀比，成了一大祸害。钱惟演在洛阳风光了还不够，又不惜重金，寻购名品，用快马送往东京汴梁，供后宫妃嫔观赏。于是上行下效，官吏强取豪夺，中饱私囊，商贾层层加价，一株上等姚黄、魏紫，价钱高达二三十万钱，负担全着落在老百姓身上。

苏轼对洛阳万花会早有反感，一到扬州，才知扬州也有万花会。不同的是，洛阳是牡丹万花会，扬州则是芍药万花会。在扬州搞万花会的始作俑者便是被苏辙斥为奸邪的蔡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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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花会在春末，芍药花会在夏初。苏轼二月奉调，三月莅扬，正赶上扬州官员准备万花会，向百姓摊派的事项已经拟出。有些商人为牟暴利，正在邻县组织花源，会期一到便可高价出售。

虽然知道洛阳百姓对万花会十分不满，但扬州百姓对万花会有何感受，苏轼心中无底。为此，苏轼走访了一些花农和市民，发现扬州百姓的怨气丝毫不减洛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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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理说，一年一度的花会何等热闹、何等气派，也是扬州的光荣，市民应该高兴；政府收购芍药，良种芍药如冠群芳、宝汝成、御衣黄更是身价百倍，花农也应该高兴。但实际上，芍药市场全被大商人垄断，他们低价从花农手中购花，高价卖给官府；官府按高价向市民征收花会费用，向商人购进芍药。其巨额差价则由商人和官吏瓜分。每年一度的万花会，成了官吏和商人合伙宰割百姓的良机。苏轼不再犹豫了，虽然一生喜好游幸，却容不得扬州官商在他的眼皮底下坑害百姓。一道命令下去，扬州停办万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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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道命令使眼看又要发财的州县官员及商人目瞪口呆，苏大胡子怎么破了别人的财气呢！此人名声遍天下，在京中干过翰林学士，后台又硬，是太皇太后眼里的红人，兄弟苏辙还是副宰相，这帮人虽然忌恨，却无可奈何。老百姓则是拍手称快，都说苏学士是“苏贤良”，知道百姓的疾苦，果然名不虚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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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对于那些准备慕名而来观赏万花会的朋友，苏轼还得作一番解释。好在朋友们都知道他的为人，体谅他宁可煞风景也不让百姓承受重负的苦心。苏轼所关注的又岂止是辖内百姓，他念念不忘的是整个国家的农民在新法推行过程中欠下的债务。从知杭州开始，他就一直向太皇太后和执政大臣们陈述积欠所造成的社会危害。到扬州后，他又接二连三地要求豁免这些债务。元祐七年五月十六日的《论积欠六事并乞检会应诏所论四事一处行下状》，长达七千言，陈词恳切。其中一段说到自己的经历，催人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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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顷知杭州，又知颍州，今知扬州，亲见两浙、京西、淮南三路之民，皆为积欠所压，日就穷蹙【cù】，死亡过半。而欠籍不除，以至亏欠两税，走陷课利，农末皆病，公私并困。以此推之，天下大率皆然矣。

臣自颍（州）移扬（州），舟过濠、寿、楚、泗等州，所至麻麦如云。臣每屏去吏卒，亲入村落，访问父老，皆有忧色。云：“丰年不如凶年。天灾流行，民虽乏食，缩衣节口，犹可以生。若丰年举催积欠，胥【xū】徒在门，枷棒在身，则人户求死不得。”言讫，泪下。臣亦不觉流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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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所至城邑，多有流民。官吏皆云：“以夏麦既熟，举催积欠，故流民不敢归乡。”臣闻之孔子曰：“苛政猛于虎。”昔常不信其言，以今观之，殆有甚者。水旱杀人，百倍于虎；而人畏催欠，乃甚于水旱。

臣窃度之，每州催欠吏卒不下五百人，以天下言之，是常有二十余万虎狼，散在民间，百姓何由安生，朝廷仁政何由得成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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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是太皇太后及三省、户都官员被苏轼的陈词感动，或许是朝廷害怕江淮流民有增无减，或许是苏辙的极力支持，元祐七年六月，朝廷终于批准了苏轼关于暂停催还淮南、京西、两浙诸路积欠的要求。

苏轼觉得实在太累了，但这毕竟是许多年来朝廷对他的报告批复最快的一次，而且也是牵涉面最广的一次，因而仍然充满喜悦。虽然官场不尽如人意，但不进官场，又怎能替老百姓出力。可进入官场之后，愿意而又能够替老百姓办事的人实在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