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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9395
角色: 0男0女 字数: 6334
作者：辛夷格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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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读物本历史社会生活杂谈阅读
正文
小商业是城市经济的支柱
01
“湖海客来谈贸易”
作为小本生意的茶铺，经营资金不多，店堂可大可小，雇员可多可少，大多营收微薄，但进退灵活，故能在严峻的条件下生存。茶铺的经营者不少是介于贫穷与小康间的小商人，当提到茶铺时，“小本生意”或“小本商业”这个词在官方文件、地方报纸、日常交谈中频繁出现。
那些资金雄厚，店堂宽敞，可同时服务几百茶客，收入可观的茶铺，在整个成都茶馆业中仅占很小一部分。茶馆作为一个社会经济单位是非常成功的，它们有独特的生存途径，而且在小商业的激烈竞争中能立于不败之地。
02
茶馆扮演着一个市场的角色，有资料称成都各行各业百分之七八十都在茶馆洽谈生意。一副对联描述了茶馆与商界的密切关系：
湖海客来谈贸易，缙绅人士话唐虞。
博行的《茶馆宣传的理论与实际》（《服务月刊》，1941年）便描述了茶铺中“人群齐集”，所以成为很方便的“货物交易之所”：
公私业务之谈判，各种行情调查，千头万绪，五花八门，往往一事涉及数人，一人兼治数事，一事几经磋商，一人数度往返，于茶馆中进行，可收事半功倍之效。人人可往，事事可往，时时可往，促膝倾谈，讨论物价，问题予以解决，贸易予以成交。
03
一些行业有它们自己的茶铺，同行都在那里碰面。正如胡天的《成都导游》所称：“商人之茶馆，多以业而别，绸商有绸商茶馆，纱商有纱商茶馆，甚至车夫、旧货担、粪夫，也各有其茶馆。”
有些人甚至说得更极端：“任何行业都脱离不了茶馆”。这个说法可能有点夸张，但显示了茶铺对地方商业的重要性。
04
专业化的茶铺
一些行业不止一家茶铺，有的茶铺则同时为若干行业服务。例如，安乐寺茶社是经营西药、酱油、粮油、文具等商人的聚会处，悦来场的品香茶铺则为木材和建筑行业商人以及走私鸦片的袍哥所青睐，华华茶厅则是茶叶和洋纱的交易处。（注意：图片后本段继续）
街头市场
狭窄的街上，熙熙攘攘，买菜摆摊，理所当然，给居民也带来许多方便。那个时候，没有城管，所以这些摊主不用担心摊子被掀翻，蔬菜被踩烂。街两边就是铺面房，门板既是墙，也是门。早上下了门板，就算开门营业；晚上打烊的时候，就把门板装上去。虽然没有如今的卷帘门方便，但是却有相当的灵活性，想下几幅门板，可以随意。生意太好了，就只下一个门板，人们在外面排着队，只从一个门缝里卖东西，既避免了混乱，也特别地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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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讲，商人们喜欢去那些处于交通要道例如在码头、城门附近的茶铺，因为这样他们不用跑很远去做生意。还有，工匠、店员们乐意到在其会馆、工场、店铺附近的茶铺。在一些专业市场附近的茶铺也自然而然成为某行业的聚会地，例如，米商在东、西、南、北门的米市附近的茶铺做交易。
饭馆和其他服务行业的工人散布全城，他们一般到商业密集地方的茶铺。虽然也有商人在下午和晚上做生意，但大多数交易都在上午8点到11点之间在茶铺里完成。
据社会学者王庆源1944年对成都平原茶铺的调查，许多卖水烟者随着赶场期从一个场镇到另一个场镇，犹如美国人类学家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所描述的成都平原上流动的商贩。
06
在乡场上的茶铺，主要顾客是赶场天买卖东西和休息的农民，他们先到乡场上买卖东西，然后到茶铺里边去，会朋友或休息休息，然后才回家。花上一元钱他们可以吸上十几口烟。
一个普通茶客在茶铺里得到“取资不多”的娱乐，他们除了买一碗茶，不用另买票听唱。观众根据对这些艺人的好恶，给这些“流浪的艺术家”一些小钱。因此，那些劳工阶层只需付几角钱，便可以在茶铺看演唱和品茶，既解除了疲乏，亦得到了娱乐。后来价格上涨，但在1943年喝茶听评书也只需要花1元。
相反，去戏园者则需多付几元，但仍被认为是最便宜的休闲。例如，《华西晚报》1941年的报道，一碗茶两角，加上扬琴则4到5角。
谈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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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铺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市场，商人和小贩可以在这里谈生意，做交易，甚至就直接在茶铺里面买卖货物。所以，过去人们认为，茶铺只是一个休闲空间，那是远远低估了茶铺的功能。
1942年老乡写文章为茶馆辩护时指出，虽然“那些游手好闲，无所事事人，一天到晚在茶馆里把时间打发”，不过“他们这些人的数字，决不能比交涉事而吃茶的多”。就是说，更多的人在茶馆里是有正事要办理的，如谈事、谈生意、聚会、社交等等，当然还有休闲和娱乐。
08
劳动力市场
茶馆也是一个劳动力市场，许多人在茶馆等候雇佣，其中许多是来自农村的季节性自由劳动力。一般来讲，同类雇工总是聚集在同一茶馆，这样雇主很容易找到他们需要的帮手。
例如，扛夫（当地人称“背子”）一般聚在锣锅巷和磨子桥的茶馆，无论何时，随喊随到，非常方便。据传教士徐维理（William Sewell）回忆，当他夫人准备雇一个保姆时，她的中国朋友提议她去“南门外的茶铺，每天早晨，许多女人都在那里待雇”。可见，20世纪20年代，女人和男人一样都把茶馆作为寻找工作的劳力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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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馆里聚集着“各行各业的人”。很多手艺人在茶馆找生活，为茶客修理日常用品。在一本由加拿大传教士编辑出版的关于中国西部教会学校的书中，有一张成都茶馆的老照片。图中老少男女几个茶客围坐一个矮小茶桌，喝茶谈笑，一旁一个穿破旧衣服的手工工人坐在一只小板凳上，修补什么东西。显然，他不是在那里饮茶或要参加谈话。虽然我不能肯定，但极有可能他正在修鞋。
算命先生常在茶馆里为人预测吉凶。修脚师和剃头匠，不顾卫生条例，也在茶馆里提供服务。
茶馆里最有趣的职业是挖耳师傅，他们用十余种不同的工具掏、挖、刮、搔等，使顾客进入一种难以言喻的舒服境界。通常他们的顾客并不一定想要清洁耳朵，只是寻求掏耳过程中的这种感觉。
穷人也有茶铺里休闲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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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以群分”
茶铺里自然形成的职业、身份、阶层、地域、社区、邻里等分野，在我看来并非是茶铺的排他性使然，反而显示了茶铺的包容性，也即是说可以以类似的设施为各种人各种目的服务。
其实，在任何社会中，都是“人以群分”，事实上也不存在所谓对任何人都有同样感觉或享同样权利的公共空间。相同的职业、身份、阶层、地域、社区、邻里等人在一起更有认同感，人们更感放松，有更多共同语言、共同兴趣。
其实任何一个不在乎这些畛域的人，可以很容易打破这些界限，到任何他们愿意去的茶铺，茶铺一般也不会把他们拒之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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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经济功能，茶铺还作为各种社会组织或社会团体的总部或聚会地，扮演着更重要的社会角色。许多社会组织既无经费又无会址，便把茶铺作为他们的聚会地。它们一般在茶铺门前挂一个牌子，上书组织的名称。
例如中山公园的茶铺外面挂十几个木排，上书各个同乡会的名字，包括富顺县旅省同乡会、屏山县旅省同乡会等。
它们还利用茶铺进行集资和其他活动，如民国初年建平社在万春茶园成立，演出新剧，政府以其提供“社会教育”而允许只付一半租金。
中国红十字会华阳分会筹集资金建立医院，也得到允许使用万春茶园，免交两个月租金，之后租金只需付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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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的平等”
人们可以看到不同阶级的人们在成都茶铺自由地共同使用公共空间，因此有人相信，成都茶铺的“优点”之一是“相对的平等”。各种人物在那里会友、做生意、闲聊、休息、打望行人、娱乐等。实际上茶铺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平等，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便可以看到阶级分野，即使它们不像其他地区的茶馆那么明显。
按照胡天在其《成都导游》中的说法，有的茶铺是根据顾客的社会身份来划分的。《新成都》的作者周芷颖也指出，那些如在少城公园的茶铺、春煕路的正娱花园等上等茶铺，地板整洁，桌子干净，空气新鲜，“来往的人也比较上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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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那些在“冷街僻巷”的茶铺，则“形式简陋，多临街觅一铺户营业，排列矮椅矮桌，专供一般推车抬轿，劳动阶级者”。当然也有接待“贤愚不等”，包容各色人等的茶铺。
此君的《成都的茶馆》（《华西晚报》，1942年）进一步肯定了阶级划分，称简陋的茶铺是为下层人开办，一般坐落在贫困区，远离主街，只有几百元的资本，十几张桌子，几十把竹椅。
相反，在商业区和风景区的茶铺则主要服务中产和中产以上的客人，这些茶铺资金雄厚，可达三四千元到两万元，有经济实力购置高档器具，店面装饰讲究，铺玻璃板的桌面，舒服的马扎椅，茶碗一般都是景德镇的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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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成都市政府工商档案》的文献也证明了这一点。1940年代，茶社业公会把全市618家茶馆分为四等，甲等33家，乙等348家，丙等150家，丁等87家。由此可见，乙等茶馆占一半以上，如果加上丙等，占茶馆总数的81%（498家）。
这些数字显示，最高档和最低档的茶馆在总数中只占小部分，而中等茶馆服务范围宽泛，可任意上下延伸，为各阶层服务，这可能也是为什么人们不容易看到成都茶铺阶级畛域之原因。
甲等茶馆一般在公园和繁荣区，例如仅少城公园，甲等茶馆便有6家，中山公园3家，春煕路、总府街、商业场一带有1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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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清楚茶铺等级是怎样划分的，不过，1940年茶社业公会的会员名单列有各茶铺的资本数，与之进行比较，我们可以发现资本应该是标准之一。
上述33家甲等茶铺，有15家在这个1940年的会员名单上。这15家中，7家有1000元或以上（最高2500元），其余是400至800元。这15家茶铺的总资本是17200元，平均1100多元。
在少城公园，两家甲等茶铺枕流和鹤鸣各有2000元和2500元资金，而当时大多数茶铺仅有300 —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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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貌取人”
成都茶铺的堂倌一般都是十分殷勤，服务周到，当然也不时有抱怨之声。有人在1941年9月的《华西晚报》上描写了自己在茶铺的经历，对堂倌以貌取人很不满：他有次穿短衣到悦来茶园看戏，堂倌并不给他打招呼。他低声下气地问是否还有票，堂倌从头到脚把他打量一番，回答说票已售完。
然而，这时一些穿长衫的人来到，还有打扮入时的太太陪同，进入茶铺直接便去了前排最贵的座位，堂倌赶忙上去打招呼，并从兜里掏出票来。在过去成都，有点身份的人都穿长衫，劳工则着短衣，该文作者因为穿短衣，便受到堂倌的怠慢，这个事例从另一个角度证明茶馆中阶级或身份分野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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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馆里的贫富也是区分得很清楚的。乞丐在那里也经常出没，使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到茶铺里的阶级畛域。巴波回忆道，茶铺乞讨有多种手段，一些乞丐甚至在那里卖“凉风”，即给顾客打扇挣钱，这实际上是一种变相乞讨。在炎热的夏季，当一个乞丐不请自来给一个茶客打扇，如果那茶客觉得舒服而且心情不错，他会赏给乞丐几个小钱。
有的乞丐则不语一言，只是把手伸着，有的却跪在地下祈求，更多的乞丐在茶铺唱莲花闹，打竹板等，以娱乐求得赏钱。
1944年有人在《新民报晚刊》写了一篇题为《茶馆观丐》的文章，总结茶铺乞讨的几个方式，即“强迫式”、“哀求式”、“不语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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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他描写了一个给他印象最深的老乞丐是“滑稽扯谎式”。那乞丐说，“先生！我是唱书的，嗓子哑了，所以才讨钱，这是第一天，经理！”
这个乞丐很聪明地叫每一个人“经理”，这样保证不会得罪人，哪怕那人不是经理，也无伤和气。他说：“经理！你做这样大的事，还在乎这几块钱？”
他还故意扯明显的谎：“我从来不乱要钱，那回你在颐园、正娱花园，我都没有向你要过啊！”
作者很佩服那乞丐的睿智，虽然他是在扯显而易见的谎，但拍人马屁不露声色，可以使人感到很受用。在这个例子中，乞丐暗示所乞讨的对象是上等社会中人，因为宣称先前在高档的颐园和正娱花园看到过他。即使那乞丐是在胡诌，也决不会因此得罪那个茶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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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夫的困境
茶铺也会发生各种矛盾，这个矛盾可以是茶铺内部，也可能发生在茶铺雇工与其他行业或者城市管理机构。
保甲长也会给茶馆的水夫带来麻烦。据《成都市政府工商档案》的记载，1940年，25个挑水夫报告他们被保长欺压。从三年前复兴门开通后，他们便从建国南街的桥下取水。但是从这年开始，保长兼袍哥大爷赵策勋强迫每车过城门时交钱3分，32辆车每天通过10次，那么赵共勒索9.60元。40天后，水夫联合起来拒付买路钱。
赵非常恼怒，向政府报称水夫们阻碍交通，损坏路面，导致政府令水夫们到大南海庙街前面的河段取水，但该地比原距离远了十倍，而且街道狭窄，挡住了行人。水夫们揭发赵滥用权力，请求政府准许回原地取水。工会调查后确认了水夫们的说法，常务理事凌国正要求政府惩办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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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调查后，确认在三个月时间里，赵共收取了四五十元，但他用这个钱修路和维护河岸。有意思的是，政府在报告中严厉指责工会：“该工会言语荒谬，呈报上峰，又侦得该联名二十五人中，刘玉全、杨先华称，告赵保长，本人概不知道，不知何人盗名，妄自告发。此举系二三人有意从中煽动无疑矣！”
我们不知道是否赵挪用了所收的费，但水夫必须付买路钱却是肯定的，当他们拒绝付这笔钱，则必须到更远的地方取水。从这个报告，调查者显然是站在赵一边，并没有解决水夫取水的问题。当然这个问题并不是孤立的，茶馆与周围居民关于使用公共空间问题上，不时发生这样那样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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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水夫出头
每个群体都需要自己的代言人，没有所谓代表一切阶层的组织和政党。当自己的利益受损的时候，只有代表自己的那个组织——在传统社会，都是自发的组织——才能为他们说话。
茶社业公会和工会就警察滥用职权，联合向成都市政府提交一份报告，这个报告存在《成都市政府工商档案》中。其起因是某天下午，干树荣挑着一担水通过老东门城门时，城门的守卫按“惯例”强迫他用桶里的水洒街，干请求警察让他通过，因为茶馆急用水，那守卫大怒，不仅扇了他两耳光，还把他弄到警局拘留了四个小时。
据这个联合报告，老东门的守卫警察每天都强迫茶馆的水夫为他们洒街防尘，浪费了大量时间，影响了茶馆生意。公会和工会为此收到许多请愿，希望政府体恤民情。从档案中我发现一个简短的批文：“警局酌办”，但最后具体怎么解决的并不清楚。从这个案例，我们可见水夫所处于的任人欺凌的可怜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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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工人和学生这样的社会集团也经常在茶馆制造事端。成都的大工厂不多，虽然工人们不像大多数其他成都人那样时间比较自由，但在下班后、周末或节假日仍然经常去坐茶馆。他们也以茶馆为聚会和社交地，有时会在茶馆发生冲突。
《成都市商会档案》记录了这样的事件：1941年1月，东园茶社主人向茶社业公会报告一伙工厂工人损坏茶馆财产：某天下午，附近一个工厂的几百个工人涌进茶馆，叫了365碗茶。不知什么原因，一个争吵演变成一场混战，工人们扔茶碗，砸椅子，然后一哄而散。茶馆损失巨大。茶社主人希望公会出面，要求肇事人员赔偿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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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倌经常是茶馆暴力的直接受害者。下面也是《成都市政府工商档案》中的故事：1943年8月的一天，几个“流痞”在不二茶楼点了茶，告诉堂倌吕清荣一会儿付账，但吃完茶他们便溜走了。
第二天，这几个人如法炮制，吕追出去要钱。但这几个人称吕使他们在公众前丢了面子，不仅不付钱，还将他身上打得青一块紫一块，当路人力图阻止他们的暴行时，其中一人竟然朝天开枪进行恐吓。那些认识吕的人都说他一个“素行本仆，深得主人信任，以致工作数年，毫未与顾客生过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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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向市政府请求公正。地痞称吕先抢了他们的子弹和钱，工会反驳道：“吕清荣乃一茶馆堂倌，何敢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抢劫？显然是“托词欺诈”。在调查之后，工会确认事件是由地痞所造成的，“身藏枪械，合同流痞，持枪威吓本会职员”。
工会要求警察立即验伤，起诉行凶者。市政府对这个请愿反应很快，市长令“查此案以向法院起诉”。这个事件也揭示了堂倌的艰难处境，如果他们设法保护自己利益，他们可能冒着被伤害甚至丢命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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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人大惨剧”
当国家对军队缺乏或者无力进行严格的约束，对一个社会和国家将是灾难性的，国家和人民必须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战时大量军人潮水般涌进成都，造成了社会混乱，警察也无力控制。当国家依靠军人在前方与日寇浴血奋战，而一些在后方的军人则利用他们在战时的特殊地位，欺压民众，横行霸道。
1938年5月22日，成都书院南街平民剧院发生“惊人大惨剧”。据《成都快报》报道，几个士兵从剧院的楼厢上，向舞台扔了两颗手榴弹，现场顿时血肉横飞，炸死八个坐在前排者，伤三四十人，正如该报所说：这样的事件是“近数年来之罕见之奇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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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死伤的观众来自各个行业和社会阶层，但我们缺乏具体资料进行分析。不过，一些记录还是透露了一些信息。八个坐在前排的死者，其中五名死者的身份得到证实，地方报纸报道了他们的姓名、性别、住址、职业等情况。其中三名是妇女，一位是电报局职员的妻子，一个是低层官员的妻子，第三个不详。两个男死者，一是糖果店老板，一个“现营收荒业”，具体是下层的收荒匠还是开收荒铺子的小生意人不清楚。
据调查，惨案的起因不过是因守门与士兵的争执。由于四个士兵只有三张票，要强行进入剧院。守门试图阻止他们，引起争执，然后宪兵介入，两个士兵被羁押，跑掉的两人一会儿带来八九十个士兵到场，此时演出正在进行，他们殴打维持秩序的宪兵，夺了他们的武器。
27 杀青段
剧场一片混乱，人们夺路而逃，这时士兵竟然向舞台扔手榴弹。地方政府逮捕了肇事者，但也指责剧场经理处理不当。据第二天发布的报告，当四个士兵在门口出示三张票，告诉守门他们是“出征将士”，要求特殊照顾。守门不仅粗暴拒绝，而且还打伤一名士兵。
这个报告的真实性值得怀疑，因为很难想象在当时的情况下，地位卑微的守门胆敢出手打军人。当时抗战刚开始，虽然政府许诺要严惩肇事者，显然并不想因此损害军人的形象，还得依靠他们上前线打仗。政府也可能希望能向所有戏园传递一个信息，在任何情况下，不要激怒士兵，否则自己遭殃不说，政府对这些问题的处理也十分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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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童年的记忆 453399
02 茶铺的历史 259275
03 茶铺的生态环境 206587
04 茶铺的物质文化史 626787
05 茶铺的可持续发展 485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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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成都人的生活史 337003
08 坐茶铺的生活方式 622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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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民间艺人的谋生地 442771
18 茶铺里的戏剧人生 394941
19 戏剧的改良 397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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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茶铺谈论的内容 460899
22 关于茶铺的争论 194655
23 慰藉和信任 228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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