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芝加哥到南开校园

1、自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起，芝加哥大学就是中国留学生主要集聚地之一。若以大的历史框架划分，像战前在此就读过的饶毓泰、叶企孙、查良钊等人属第一代，而战后进入该校的应算第二代，而第二代学生人数远超第一代数倍。当穆旦进入芝加哥大学校园的时候，在此就读和访学的就有杨振宁、李政道、李志伟、邹谠、卢懿庄夫妇、周与良的二哥周珏良、傅斯年的侄女即傅乐焕胞妹傅乐淑、陈梦家夫人赵萝蕤，以及刚由哈佛大学得了博士学位转入芝大教中文的王伊同、娄安吉一家和在芝大教数学的陈省身，另外还有一个西南联大外文系毕业的学生巫宁坤等。许多年后，巫宁坤回忆说：“1948年3月，我从美国印第安那州曼彻斯特学院毕业后，进入芝加哥大学研究院攻读英美文学博士学位。当时已有数十名中国研究生在那里深造，多半在‘国际公寓’寄宿。我到校后也住在那里，结识了其中不少人。在英文系研究生中有赵萝蕤、周珏良、查良铮（穆旦）等人，他们都是国内英语界的精英，我的良师益友，后来数十年中的患难之交。”又说：“珏良，我曾在昆明西南联大见过一面，他的堂兄、我的忘年交周煦良教授介绍的。当时他已从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留校任助教，我是外文系一年级新生。那是1939年的事了，一别九年，倒成了朝夕过从的异国同窗。”[18]

2、巫宁坤比穆旦早到芝加哥大学一年多，因而与周与良、赵萝蕤等女生相识并成为朋友，当穆旦到校时，赵萝蕤已经回国任教于燕京大学，二人并未于芝大谋面，而赵的丈夫陈梦家更是提前归国，周与良的哥哥周珏良已受清华大学之聘归国，在行至旧金山时与赴芝加哥的穆旦相遇，穆旦还把带在身边的几十美元给周以带给北平的母亲。应当说，当穆旦进入芝加哥校园大门的时候，战后赴美留学的高潮已经退却，已经到了决定是走是留，是回归大陆，还是投奔台湾这一关系人生命运的最后关头。

1949年12月23日，穆旦与周与良在佛罗里达州杰克维尔（Jacksonville）结婚，结婚仪式极其简单，在市政大厅登记后，由周与良的四哥、时正在哈佛大学动物研究中心从事博士后研究的周杲良，以及两位美籍导师做证婚人。婚后，夫妻二人在一家小旅馆住了一个星期即返回芝加哥大学，先是同芝大经济系的李志伟合租一套公寓，后又与巫宁坤合租一套有两间的公寓。正是这段同学、同吃、合住的经历，使穆旦夫妇与巫宁坤结下了终身友谊，并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互相慰藉，共同度过了一段苦难惨烈的悲情岁月。

3、1950年，国内大局已定，穆旦夫妇的去向也渐趋明朗，即一旦周与良获得博士学位，便共同返回祖国大陆，为中共领导的新中国服务。因了这一决定，穆旦在攻读英美文学的同时，开始有意识地选修俄罗斯文学。在西南联大时代，穆旦曾学过俄文，还一度选修了俄语专家刘泽荣教授的俄国文学课。据当时在芝大的同学傅乐淑回忆说：“这门课程，每天六个小时，天天有课。从字母学起，到能读俄国文学作品、报纸新闻、政府公文为止。选这一门课，等于平时上三年的俄文课。”[19]1947年6月毕业于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傅乐淑，因俄文功底太差，被这门课程弄得焦头烂额，异常痛苦。但在外文系出身的穆旦看来，这并没有多大难度，在不长的时间里，他的阅读能力就超过了美国本土的研究生，为此经常被导师提名在课堂上做阅读示范。遥想在抗战时期，穆旦由长沙步行昆明，曾创造过背诵一部英文词典的奇迹。在芝加哥大学校园里，再度上演了当年的一幕，在一年的时间里，一部俄文词典已被穆旦背诵完毕。而此时的穆旦与杨振宁、李政道等公费留学生的生活条件可谓天壤之别，他作为自费生必须半工半读，白天上课或自修，夜间到一家邮局从事只有黑人才肯干的繁重的运送邮包工作，以此赚取学费和生活费用。每天凌晨三四点钟才能回家休息，为了省钱，每当休工回家，只是到黑人区买一个5美分的“热狗”充饥，有时实在太过劳累，当“热狗”拿在手中，不觉悲感交集，流下泪来。

4、1951年，穆旦夫妇与杨振宁、李政道、邹谠、巫宁坤等芝加哥大学的中国留学生，组织了一个“研究中国问题小组”，对新中国成立后的情况进行探听研究。对是否回国，杨、李等人举棋不定，而穆旦与巫宁坤则倾向于尽快回国，迎接已经到来的伟大时代。

在学习英国文学与俄国文学的同时，穆旦试着把自己的诗译成英文在美国一些报刊发表，居然很受读者欢迎，并引起诗歌评论界关注。1952年，由美国诗人赫伯特·克里克莫尔（Hubert Creekmore）主编的《世界名诗库（公元前2600—公元1950年）》（A LittIe Treasury of WorId Poetry），收入了穆旦的两首作品：《饥饿的中国》（From Hungry China）、《诗八首》（There Is NoNearer Nearness）中的部分章节，署名查良铮（Cha Liang-cheng）。这部《诗库》仅有两位中国现代诗人入选，另一位是担任过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的何其芳。

5、也就在这一年夏初，周与良获哲学博士学位。未久，穆旦夫妇收到了台湾大学的邀请函，邀其至台大任教。几乎与此同时，亦收到印度德里大学的聘请书（南按：时穆旦的族兄查良钊为德里大学教务长）。当时美国南部一些大学经常到芝加哥大学选聘教师，若到南部大学任教亦不繁难。但夫妇二人还是决定回归祖国大陆，其缘由是夫妇双方父母兄弟姐妹等亲属皆在大陆，回国后在各自的专业上也能开创一番新天地。在穆旦心中，牵挂和梦想更多的还是他热爱的诗歌创作与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并认为中国的诗歌若想来一次“文艺复兴”，非得借鉴外国诗歌的长处和新的意境不可，否则，绝无出路，而自己无疑是这项伟大使命的承载者与新垦土地的播种者之一。这一心境和志向，在穆旦归国后致原西南联大外文系同学，时正下放山西劳动的“九叶派”诗人之一杜运燮的信中已明显流露，信中说道：“我把拜伦的长诗又弄出《锡隆的囚徒》和《柯林斯的围攻》两篇，这种叙事诗很可为我们的诗歌借鉴。我最近还感觉，我们现在要文艺复兴的话，也得从翻译外国入手。你谈到你的学生看你的《冬与春》而‘不易懂’，欣赏的水平如此之低，真是哭笑不得。所以如此，因为他光喝过白水，没有尝过酒味。国内的诗，就是标语口号，分行社论，与诗的距离远而又远……在这种情况下，把外国诗变为中文诗就有点作用了。”[20]

6、然而，祖国大陆已经改色，因中共已明确表示倒向苏联一边，要在此时回返已不是件容易事。据周与良回忆：“当时留学生拿的都是国民党政府的护照，又正值朝鲜战争时期，美国反华反共情绪正盛，且我为理科博士毕业生，美国政府根本不批准回中国大陆。”因而不得不设法求人，四处打听能回归的办法。折腾了一个段落后，终于“找到一位犹太律师，花钱代向移民局疏通，加上我的导师B.Palser教授向移民局写介绍信，证明‘此人所学与生化武器无关，对美国国防没有危害’，加之我们夫妇称回国是定居香港，才最终获准回香港。而国内亲属已替我们办好香港入境手续。……实际上我们根本没有进入香港，直接由中国旅行社接回深圳”。[21]

7、1953年1月，穆旦夫妇由广州至上海，受到巴金、萧珊夫妇的宴请。1940年夏，穆旦于西南联大外文系毕业留校任助教时，结识了考入联大外文系不久的陈蕴珍，也就是后来成为著名现代作家巴金夫人的萧珊。因对文学和诗歌共同的热爱，穆旦与萧珊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当穆旦夫妇从芝加哥归来时，巴金正在上海主持平明出版社工作，老友相遇，于谈天说地中自是谈到一直挂在心怀的文学之梦。当穆旦说自己准备译介俄罗斯及苏联文学作品给中国读者时，得到了巴金与萧珊的鼓励，希望尽快译出交平明出版社出版，以便适应新形势下文学转型和读者的口味。穆旦听罢，自是以感激的心情应诺。

8、这年2月底，穆旦夫妇由上海抵达北平，穆旦暂住教育部招待所，周与良回天津家中。穆旦在等待分配工作的间隙，开始着手翻译苏联季摩菲耶夫所著的《文学原理》。当此之时，就读于芝加哥大学的赵萝蕤已回国并出任燕京大学西语系主任，为扩大西语系阵营，赵萝蕤报请校长陆志韦批准，邀请巫宁坤归国至燕大任教。1951年上半年，尚未完成博士论文的巫宁坤怀揣满腔激情和几年海外苦读的沉甸甸的收获离开芝加哥大学，于7月初来到旧金山等船返国。时已获得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正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助理研究员和讲师的李政道闻讯前来帮忙收拾行李，并在巫氏搜罗来的装满左派书刊的几个铁皮箱和纸板箱上，端正地写上了“北京燕京大学巫宁坤”等字样。

9、7月18日早晨，巫宁坤登上了驶往香港的邮轮，同学好友李政道专程前来送行道别。就在二人相互道别的瞬间，巫宁坤突然有一种莫名的伤感和不祥之兆涌上心头，一句话冲口而出：“你为什么不回去为新中国工作？”李政道似乎没太在意，笑笑说：“我不愿让人洗脑子。”[22]巫宁坤似有感觉，但没有放在心上，也就一笑了之。令巫氏没有想到的是，二人再度相会竟是20年后的北京饭店国宾馆，作为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的李政道自是中国政要迎接的贵宾，而巫氏的身份则是一个刚从牛棚里放出来“内部控制”的“牛鬼蛇神”。当然，这是后话。

10、巫宁坤于这年的8月中旬自广州乘火车来到北京，与分别两年多的赵萝蕤见面并顺利进入燕大西语系任教。此时巫宁坤心中有一种忐忑不安、坐卧不宁的感觉，这种感觉绝不是由于对北京和燕大校园以及人事而来，而是发乎一种看得见又辨不分明、忽隐忽现的底色之中。或者说，当他风尘仆仆的身影进入北京城的那一刻，就有一种不祥的预兆冲入心头，而使他突发这一预感的则是前往北京前门火车站迎接自己的赵萝蕤。面对书生们心目中仙女下凡般的一代美人赵萝蕤，巫氏却“不无好奇地看到，她的衣着起了很大变化。当年在芝大，她总爱穿一身朴实无华的西服，显得落落大方，风度宜人。眼前她身上套的却是褪了色的灰布中山服，皱巴巴，不伦不类，猛一看人显得有些憔悴了，但风度不减当年”。[23]

11、巫宁坤到校不久，赵萝蕤即安排其教授“英国文学史”和“高级英文作文”的四年级课程，并鼓励试用马列主义观点讲授英国文学史。不料几个月后“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从天而降，北京市委工作组进入校园，要求“人人过关”，并且发动全校批斗赵紫宸、陆志韦，以及哲学系主任张东荪，要求人人与他们“划清界限”。[24]作为赵紫宸女儿和陆志韦干女儿的赵萝蕤自是不能幸免，成为讨伐批斗的对象，又因为巫宁坤是赵从美国引荐而来，巫氏也就很难“过关”。其结果是所教的课程下马，继之在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中因燕大与北大部分科系合并而被扫地出门，“发配”到了南开大学。对于这段经历，巫宁坤在回忆中说：“7月，萝蕤来访，向我传达本系教师分配情况。五名教授中，她本人和其余三位教授都去北大（南按：三人指俞大絪、胡稼贻、吴兴华），唯有我的去处是天津南开大学。话一出口，她就忍不住放声哭了起来。我明白她的心情。当初是她让我放弃未完成的博士论文，万里来归，而现在却只能让我任人摆布，无可奈何，吉凶莫测，她怎能不感到由衷的负疚？当初，她满怀信心，要壮大燕京的英语教授阵营，以芝大英语系为蓝本建立一个优异的英语专业。如今她以稀有的才华构建的象牙之塔在狂风暴雨中化为灰烬，美好的梦想成为镜花水月，她怎能不伤心欲绝？”[25]尽管赵萝蕤伤心欲绝，无奈大厦已倾，除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夫复何言？

12、巫宁坤被当政者踢出燕大校园，于1952年11月秋风萧瑟中，偕老继母带着简单的行李由前门火车站乘车驶往天津，进入南开大学外语系任教。正是这段因缘，当巫宁坤得知当年的同学好友穆旦夫妇归国的消息后，在校方缺乏师资急需用人的情况下，经巫氏牵线、校方与教育部批准，穆旦夫妇于1953年5月双双跨入南开大学的校门，穆旦出任外文系副教授，周与良为生物系副教授。这对年轻的夫妇算是所学有成，叶落归根了。

13、穆旦夫妇任教南开之后，分配的宿舍与巫宁坤相邻，经常相互串门聊天，从清华到燕京，从西南联大到芝加哥大学，从提前归国的陈梦家、赵萝蕤，到迟迟观望尚未决定动身的杨振宁、李政道等，另有南开大学的过去与未来……有的是回忆，有的是话题，有的是憧憬与梦想。归国时的孤独与寂寞消失殆尽，有的是在新的天地里奋起的身影和理想。在这期间，因先前得到巴金夫妇的鼓励和新形势的需要，穆旦在授课之余，加紧翻译外国名著。继1953年12月译完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原理》之前两部分《文学概论》《怎样分析文学作品》，并由巴金主持的上海平明出版社出版之后，1954年2月，穆旦又翻译并在平明出版社出版了苏联季摩莫菲耶夫的《文学发展过程》。之所以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上述工作，是因为穆旦早在芝加哥大学时，就已经通读了俄文原版并断断续续地做了一些翻译笔记。上述三种文学理论著作的出版，立即引起了国内文学理论家的注意和好评，被许多高校作为文学概论课教材选用并受到师生的喜爱。

14、当然，作为诗人的穆旦，最为倾心和喜爱的自然是诗歌创作与翻译。自1954年3月到年底短短的9个月时间内，穆旦翻译并由平明出版社出版了普希金的《波尔塔瓦》《青铜骑士》《高加索的俘虏》《欧根·奥涅金》《普希金抒情诗集》等系列作品，其翻译和出版速度之快、质量之高、读者群之广大令人惊叹，一个“普希金热潮”旋即在社会上掀起，穆旦的声名除了在象牙塔的学术界小圈子引起瞩目，在更大范围的读者群体、特别是青年学生中间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追捧。这一情景，几年后在穆旦写给诗友杜运燮的信中有所表露：“我也有时听到人们欣赏普希金诗的情况而为之鼓舞。总之是‘特别’爱好，不同于一般。工厂里三十多岁的工人师傅，在南大开门办学去时，问老师们认识不认识这译者（并不知我在南大），他想见见。一个译者能有此幸会，确实不易。就是这类偶然的小事使我增加了力量。”[26]

15、因译诗受到工人师傅们喜爱而“增加了力量”，心中增添了学有所用的成就感，并且还想以此业绩，“想证明，给没回来的人看，回来了是多么好”[27]的穆旦没有想到，属于他的人生春天马上就要过去，即将到来的是酷暑与寒冬。许多年后，周与良回忆说：“那时是良铮译诗的黄金时代。当时他年富力强，精力过人，早起晚睡，白天上课，参加各种会议，晚上和所有业余时间都用于埋头译诗。”然而，很不幸的是，“业务拔尖”“书出得多”“课教得好”“受学生欢迎”等，却无意中引来某些人的“不能相容”。[28]这种出于嫉妒而不能相容的心态，很快便借助于政治的威力爆发出来。随着1954年年底南开大学著名的“外文系事件”，穆旦的厄运就此到来。

16、在发生这个著名的事件之前，南开大学像全国所有的大学一样，随着一个波次接连一个波次的政治运动，进行无休止的“思想改造”、清除“胡适思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错误思想”等批判。为在全国做出表率，南开大学领导又别出心裁地设置了一个“马列主义夜大学”，勒令全校教授必须夜间到这所特殊大学听报告，接受“洗脑”性质的思想改造。一位被南开派到中国人民大学学习的年轻男教师返回南开后，作为“教授的教授”向包括巫宁坤、穆旦在内的全校各系教授，朗读他在人大“深造”时苏联专家讲授的马列主义笔记。校方规定，凡听课的教授人人必须做笔记，期终还要考试。一时间，弄得教授们十分疲惫又感到无聊至极，有的教授在听课中不停地抽烟，有的干脆以打瞌睡的方式进行抵制。如此连续不断的十几个夜晚下来，听课的教授开始表达不满情绪，年轻气盛的巫宁坤在夜校散罢之后回家的路上对年长的同事们叽咕道：“这简直是对教授先生们智慧的侮辱！”[29]想不到第二天就被人打了小报告，校方领导派人找到巫宁坤，指责其“思想落后”，并严厉警告只许老老实实听课，不许乱说乱动，否则按反对马列主义分子处理。

17、因了这一系列的政治改造、批判外加学习运动，人与人的温情越来越淡薄，同事与师生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冷漠，直至发展到相互猜忌，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甚至水火不容，非把对方置于死地而后快的残忍、恐怖局面。面对这一恶劣的政治、生活环境，穆旦感到极为不适和沉闷，在致萧珊的信中，他直白地道出了心中的愤慨、厌恶和无奈的心境：“这是一个沉闷的时期。我上封信里的话想你也看到了，朋友们都这么彼此多疑。杜运燮不但觉得得罪了我，也觉得得罪了巫宁坤，等我把这话和宁坤一提，他说哪来的这回事。……我这几天气闷是由于同学乱提意见，开会又要检讨个人主义，一礼拜要开三四个下午的会。每到学期之末，反倒是特别难受的时候。过得很没有意思，心在想：人生如此，快快结束算了。”[30]

正所谓人生不易，死亦难。延至年底，“外文系事件”终于是在长期郁闷压抑中爆发了。

18

◎诗人穆旦之死

事件的起因是南开大学外文系召开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讨论会上，以巫宁坤、李天生为首的几位外文系教授，按规定批了一通俞平伯的错误思想，话题逐渐转向了外文系领导人，对系领导专断和不民主的作风以及学术水平低下提出了批评，同时对南开大学如何改进教学工作提出了批评性意见和建议。当时的穆旦也准备了发言稿，但他刚讲了一句话，就被早已气灌心胸、怒冲丹田的会议召集人厉声打断，不许其继续讲下去。穆旦见来势凶猛，揣起发言稿起身离开了会场。巫宁坤等教授面对召集人如此粗暴蛮横大为不满，指责其“这种做法不对，要让大家把话说完”。[31]召集人眼看几个书生竟敢当面对自己不敬且还顶撞起来，怒发冲冠，用拳头狠狠地捶着桌子将巫宁坤等几人骂了个狗血喷头，继而起身离座，一脚将桌子踹翻，转身走人。巫宁坤等几位教授先是目瞪口呆，待慢慢回过神儿来，一个个垂头丧气地各自回家。当天晚上，南开大学把巫宁坤等参加会议发言的几位教授定为“反党小集团”。尽管穆旦只说了一句话就被打断并离开了会场，仍被以与巫宁坤等人过从甚密，且不怀好意地“准备发言”为由，罗织到“反党小集团”之中。—这便是南开大学轰动一时的“外文系事件”。

19、这次事件带来的后果是：巫宁坤与李天生被隔离审查，中途退出的穆旦在接受审查的同时，抗战期间参加过“中国远征军”的历史被重新翻出，并作为一种逆天大罪成为“肃反”的对象。当年的穆旦于野人山丛林中九死一生终于活着逃了出来，想不到事隔十年，他在野人山的光影里复陷入另一个看不见、摸不着、再也逃脱不掉的罗网遍布的深山大泽。随着“审查”不断深入，穆旦由国民党远征军的“伪军官”和“蒋匪帮的英文翻译”，晋升为历史和现行的“双重反革命分子”。当1955年大规模批判声讨“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兴起时，南开文学院召开全院教职员100多人的大会，主持会议者声色俱厉地宣布巫宁坤不仅是南开的头号“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而且是穆旦等人组成的“反革命集团”的头目。主持者的话音落下，巫宁坤与穆旦被从人群中揪到“斗鬼台”接受批判。正当一伙积极分子蜂拥而上，揪住巫宁坤与穆旦等人脖颈往“斗鬼台”连拖加拉的混乱之时，另一伙积极分子跳上讲台宣布在这个集团的背后，还隐藏着一批“反革命分子”，也要一同揪出来。在咄咄逼人的态势和一片啸叫声中，一个曾任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翻译官的俞姓俄语讲师，吓得当场昏倒在地，口吐白沫不省人事，随后被人抬出扔到会场之外，以落后分子“装死”处理。

20、继这次行动之后，穆旦和巫宁坤因在芝加哥大学攻读的经历，又被“晋升”为“美国特务”，接下来是搜查凶杀武器和秘密电台等行动。对于这段经历，周与良与巫宁坤皆有回忆文字传世，据巫的回忆说：就在那位曾任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翻译官的俞姓俄语讲师当场昏倒的批判会结束后，他刚到家，就有三男一女破门而入，自称是公安人员，还亮出一张“搜查证”。那个女的竟搜查已经有孕在身的巫宁坤的妻子李怡楷，并搜查已患糖尿病多年的老继母的身。翻箱倒柜地搜查，东西扔得满地，并问巫宁坤有没有手枪和别的武器、收发报机等。来者折腾了半天，没有找到任何与“特务活动”有关的物证，感到很失望，便把巫的信件、地址本、笔记本、文稿等全部带走。临出门时，有一人还踹了巫宁坤一脚，警告让其老老实实，不要自绝于人民。

21、当此之时，穆旦夫人周与良虽也有在芝加哥大学的求学经历，但平时在校不显山露水，实在没有把柄可抓。更重要的，以她时任天津市副市长的父亲为中流砥柱的庞大家族还没有倒塌，且属于光荣的“革命家庭”之列，校方一时无可奈何，其家庭成员的角色从周与良的大哥周一良的回忆中可看出一斑：“我们家大多数对他（南按：指穆旦）过去的情况都不够了解，因此他每次到我们家来，当大家（兄弟姐妹十人中六个党员，两个民主党派）欢聚在父母身边，兴高采烈，高谈阔论时，他常常是向隅独坐，落落寡欢。许多年中，我去天津，记得只上他家去过一次。现在回想起来，那时我们对他的态度是非常不公正的，感到非常内疚。”[32]

22、这段回忆除了透出当时的周氏家族这个“革命家庭”在天津具有超强的实力，也为穆旦此前给巴金夫人萧珊信中所说的“这是一个沉闷的时期”“朋友们都这么彼此多疑”“人生如此，快快结束算了”的忧伤悲情找到了一个历史性注脚。周一良这段“忏悔”，是在内在的良心与文化良知双重压力之下，不得不做的一点表面文章，但仍暗含着为自己开脱的投影。其他的人尚不必说，周珏良与穆旦既是清华与西南联大时代的同学好友，又是芝加哥大学先后的校友，同时又是穆旦与周与良爱情的隐形牵线人与见证者，如何一个“对过去的情况不够了解”就说得过去的？作为亲属尚且如此，而普通的同学、同事、朋友又将如何？真的是“人间热泪已无多”了。[33]

23、尽管周与良谨小慎微地为人处世并有如此的家庭背景，但她毕竟是穆旦的妻子，自是与其夫脱不了干系。于是，学校令她停止开课，在家中“帮助”丈夫“反省”和撰写“交代材料”，实际已被当作潜伏回大陆的“女特务”内部控制和监视起来。这一时期，与穆旦斜对门的一位俄语讲师的妻子和一个在他家寄宿的先生，因为“运动”的关系双双上吊自杀。接着又传出南开其他系有教授自杀的消息，所有这些自杀的人，都被说成是“抗拒运动，自绝于人民”。并说：“党和人民绝对不会被他们的罪恶行径吓住。”[34]

1956年5月中旬，学校人事处通知巫宁坤即将调往北京一所为党中央培养机要外语人才的学院任教，他的妻子李怡楷也去该学院工作。6月中，巫氏夫妇带着老继母和五个月的儿子巫一丁前往北京任教，算是暂时摆脱了游荡于校园的几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铁血魔掌。此时的巫宁坤尚不知道，日后等待他的将是更加酷烈的人格污辱与身心迫害。[35]

24、好友巫宁坤走了，当年的“反党小集团”也在政治风浪冲击下分崩离析，穆旦陷入了人生最为孤独和艰危的时期。1957年，风浪再起，刚刚在政治上抬头的穆旦又稀里糊涂地落入圈套。因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九十九家争鸣记》，他再一次被监视居住，隔离审查。以前被定的“反革命分子”似乎只限于领导者口头上和批斗会场上“内定”，这一次却要落实到官方文书与实际行动上来。1958年12月，穆旦作为南开大学“反右倾运动”放出的“一颗卫星”，当年参加远征军和出任“中校英文翻译”的历史，再度成为反革命的“铁证”，被天津中级人民法院以“历史反革命分子”的罪名判处三年劳动改造，“接受机关管制”。当法院派人到学校宣读判决书后，穆旦被逐出课堂，降职降薪，强迫在南开大学图书馆和洗澡堂接受管制，监督劳动。

25、1962年，穆旦终于熬到了被解除“管制”，但校方仍不让其到课堂上课，继续留在图书馆“监督使用”，以观后效。其主要工作是每天打扫厕所与洗澡堂等。尽管仍在“监督使用”，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尚未恢复，此时的穆旦蛰伏在心中的文学之火与倾吐欲望再度迸发开来，他开始了一生中最大一项工作计划—翻译英国19世纪初期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乔治·戈登·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的长篇叙事诗《唐·璜》（Don Giovanni）。白天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和无休止的思想汇报，晚上拖着疲惫的身心回到家中，吃过饭后即关上房门偷偷伏案工作。经过三年含辛茹苦的劳作，到1965年年底，这部长达16000多行的鸿篇巨制终于译完了初稿。当他刚要歇一口气时，“文革”风暴突起，穆旦首当其冲，被造反的红卫兵拉出来批斗，然后是抄家与打砸。继之穆旦被关于“牛棚”，接受造反派监督劳动改造。

26、当时穆旦一家居住的是东村70号共三间屋的平房，因出入方便，抄家的红卫兵一批接一批，把一些书籍、手稿或搬走，或撕烂，或干脆一把火烧掉，甚至连家庭生活用具、被褥、衣服都洗劫一空。这一令人悲愤心悸的场景给穆旦的孩子们留下了深刻的记忆，据几个兄妹回忆说：“记得那年8月的一个晚上，一堆熊熊大火把我们家门前照得通明，墙上贴着‘打倒’的标语，几个红卫兵将一堆书籍、稿纸向火里扔去。很晚了，从早上即被红卫兵带走的父亲还没有回来……直到午夜，父亲才回来，脸色很难看，头发被剃成当时‘牛鬼蛇神’流行的‘阴阳头’。他看见母亲和我们仍在等他，还安慰我们说：没关系，只是陪斗和交代‘问题’，红卫兵对我没有过火行为……母亲拿来馒头和热开水让他赶快吃一点。此时他看着满地的碎纸，撕掉书皮的书和散乱的文稿，面色铁青，一言不发……突然，他奔到一个箱盖已被扔在一边的书箱前，从书箱里拿出一叠厚厚的稿纸，紧紧地抓在发抖的手里。那正是他的心血的结晶《唐·璜》译稿。万幸的是，红卫兵只将其弄乱而未付之一炬！”[36]倒卧在床上的穆旦望着窗外漆黑的夜幕，听着外边不断传来的喧嚣和“打倒”之声，他的脑海中突然涌入那首多年前写就的《赞美》诗的最后一个迭句：“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想到此处，竟露出了少有的微笑。孩子们看了，不知何故，以为父亲是在发神经。

27、折腾到1968年6月，穆旦的住房被生物系一个职工何某倚仗红卫兵的势力强行抢占，一家人被扫地出门，家中残剩的衣物等被蛮横地扔出房外露天地上。走投无路的周与良经过与校方“工宣队”反复交涉，才被允许搬入南开大学13宿舍3楼337室一个朝西向、只有17平方米的房间，全家六口在这间屋子里一住就是五年之久。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68年下半年，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周与良又被造反派盯上。其时，天津周氏家族因是民族资本家出身，随着“文革”风浪兴起早已崩溃。作为天津市第一位党外副市长的周叔弢被革职查办，而后是揪斗、批判、抄家、交代问题，居宅被一个红卫兵组织强占。其他的几个儿女如周一良等在教育界服务的教授，全被关入了“牛棚”，成为革命者专政的对象。在这一大的政治背景下，周与良被南开大学定为有嫌疑的特务，于12月3日从家中抓走，关押于校内生物系教学楼二楼朝北一个房间内“隔离审查”，逼迫写“交代材料”。因穆旦已进入校内集中关押的“牛棚”，周与良的四个孩子（最大的14岁，最小的7岁）除了相依为命，还要每天为母亲做饭、送饭。当然，几个孩子不能与母亲见面，送来的饭由看守的“工宣队”人员检查，确认没有夹带情报后才转给隔离的周与良。

28、有一天，穆旦的大儿子查英传给妈妈送来了一盒稀饭，饭下有一块酱豆腐，“工宣队”看守查出后立即扣留，并在生物系师生大会上宣布，这块豆腐就是周与良与外界串通消息和特务之间惯用的暗号，是穆旦授意周与良“一犟（酱）到底，抗拒不要交代”。因了这块酱豆腐，周与良与穆旦又惨遭更深重的迫害和折磨，连续几个昼夜的审问，直至二人在各自的隔离场所被整得倒地不起、嘴不能言才罢休。

半年之后，周与良被解除隔离放回家中。未久，穆旦也被从“牛棚”放出，夫妇二人与南开大学一批“牛鬼蛇神”被下放到河北省保定地区完县劳动改造。周与良下放到完县的王各庄，穆旦被“隔离”在相距几十里的另一个公社农村，彼此不通消息。当1969年的春节即将到来时，穆旦的心情变得焦虑不安，除了不通音信的周与良，还有留在天津的四个孩子也不知死活。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冬日，穆旦借不能出工的机会，悄悄溜出居处，顶着漫天大雪向王各庄跑去。

29、两个多小时后，终于见到了分别达半年之久的爱妻。周与良看到丈夫又瘦又弱，脸色蜡黄，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满头汗水与雪水混合在一起顺着额头向下流淌，头顶上升腾着白色的烟雾，话未出口，眼泪刷地涌出眼眶。当穆旦得知妻子同样好久没收到孩子们的信息时，一阵悲伤掠过心头，很快又强忍泪水以平静的口气安慰周与良说：“孩子们都很好。”又说：“事情总会弄清楚的，要忍耐，不要惦着孩子。”继之以负疚的心情一遍又一遍地说：“我是罪魁祸首。不是因为我，一家人不会这样。”周与良看丈夫泪水在眼眶中打转，几度哽咽，遂反过来安慰道：“我也是特务，应该受到惩罚。”穆旦见妻子心情渐趋平静，便要告辞。他身子转过去又猛地转过来，从兜里掏出一小包花生米，还有几块一分钱一粒的糖果，拉过妻子的手轻轻地放下。周与良一见，热泪再次夺眶而出，坚决不肯接受。穆旦将妻子的手抓得更紧，非要留下，并说：“你晕了，吃块糖也好些。”周与良摇摇头，说：“身体还可以，也不想吃零食。”穆旦还是坚持让妻子把糖果留了下来，最后说了声“要多注意身体”，[37]转身消失在茫茫风雪之中。周与良一直跟在身后送到村口，望着穆旦远去的身影，周与良感慨万端，才53岁的年纪，已是步履蹒跚的衰弱老人了。

30、穆旦的突然来访，很快被负责监督的领队得知，头头们把周与良找到队部，让其“老实交代”传递了什么“情报”，同时派人进入周与良的居处搜查，幸而那一小包花生米与几块糖果没有被发现，最后在“查无证据”的情况下被释放。而一路小跑往回赶的穆旦，刚到村口就被监督者派出的“积极分子”擒获，继之是审查与逼迫交代“串通情报”的经过，召开批斗会批斗。这个结果，早在穆旦出门的时候就已经想到了，既然十五年的苦难与厄运都熬过来了，泪已流干，心已变硬，精神越发强健，这点风浪算得了什么？况且，自己能与日夜挂念的妻子见上一面，即使为此被处一死，亦无遗憾。正是怀揣这样一种悲壮决绝的心境，穆旦才义无反顾地出走，并敢于吞下由此带来的这枚苦果。

1971年，周与良返回天津，穆旦则由完县农村遣送到南开大学“五七干校”继续劳动改造。这所干校设在津郊大苏庄，原为犯人的劳改场所。此为校方就穆旦的“罪过”与“态度”特别赏赐的果子。

31、1972年，随着政治气候好转，穆旦结束了劳改生活，回到南开大学图书馆当职员，除了被“内部控制使用”整理书籍，仍兼有打扫厕所的任务。自1973年起，穆旦又恢复了夜间翻译的习惯，开始在夜深人静之时，默默伏案修订已搁置了七年的《唐·璜》译稿。随后开始翻译雪莱、济慈、艾略特、奥登等诗人的作品。1975年，在“文革”结束前夕，随着政治风暴的式微，停止写作多年的穆旦，心中郁积已久的诗情于乱世风云中再次得到了喷射，他一口气创作了《智慧之歌》《停电之后》《冬》等近30首作品，其中《神的变形》以“诗剧”的形式，通过“神、魔、权、人”四个人物的戏剧性冲突，展示了一个寓言式的人类悲喜剧，充满苦涩的智慧，表达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受折磨而又折磨人的心情”，这个诗剧是他在生命晚年对人生命运的回顾和总结。

32、“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可惜最后的辉煌过于短暂。由于身心长期受到的摧残和折磨，身体极度虚弱，1976年年初的一天晚上，穆旦骑自行车到南开大学校外德才里居民区，找人打听“知青”招工的信息，以便为孩子寻找出路，好“挣碗饭吃”。回来时没有路灯，不幸于昏暗中闯入一个深坑，穆旦从车上摔下，右大腿骨折，从此病卧床榻。在排队等候到医院治疗期间，于病痛中继续普希金诗歌的改译。当伤痛难忍时，便让孩子们烧一块砖给他热敷止痛，伤痛稍减，又拿起译笔继续工作。延至1977年2月24日，穆旦将《欧根·奥涅金》修改稿的抄写工作全部做完之后，住进天津总医院，准备接受伤腿手术治疗。此时的他已油尽灯枯，感到死亡正向自己逼近，而自1954年以来呕心沥血翻译的近十几部译稿，仍看不到出版的一丝曙光。为此，在入院手术之前，他曾将翻译的《欧根·奥涅金》修改稿抄写完毕，连同已抄好的《普希金抒情诗》译稿，整整齐齐放于一只帆布小提箱中，交给小女儿查平，说“你最小，希望你好好保存这些译稿。也许等你老了才能出版”。[38]说此话时，情甚悲戚，望之令人心酸。

33、穆旦入院的第二天又反常地返家更换衣物，再度对文稿做了料理，并与来津的妹妹相见。午饭后，心脏病突发，经南开大学校医院心电图诊断为“前心壁大面积坏死”，急送天津第一中心医院抢救。无奈医生回天乏术，2月26日凌晨3时含冤去世，时年60岁。

死前，穆旦对自己一生的历史做了回顾，特别对当年参加中国远征军并以此获罪的得失做了反思，并重温了《森林之魅—祭胡康河谷上的白骨》这首壮美诗篇。当他读到“欢迎你来，把血肉脱尽”时，突然觉得自己这句话已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诗行，而是一句谶语。随后的穆旦作为一个即将走到生命尽头的学者、诗人，在病榻上写出了新的诗篇《冥想》，道出了自己一生的感悟：

为什么万物之灵的我们，

遭遇还比不上一棵小树？

今天你摇摇它，优越地微笑，

明天就化为根下的泥土。

为什么由手写出的这些字，

竟比这只手更长久，健壮？

它们会把腐烂的手抛开，

而默默生存在一张破纸上。

因此，我傲然生活了几十年，

仿佛曾做着万物的导演，

实则在它们永久的秩序下

我只当一会儿小小的演员。

…………

但如今，突然面对着坟墓，

我冷眼向过去稍稍回顾，

只见它曲折灌溉的悲喜

都消失在一片亘古的荒漠，

这才知道我的全部努力，

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39]

34、其实，即使“普通的生活”也未能过得安宁和顺畅。按穆旦生前好友、南开大学教授、著名史家来新夏的说法，穆旦自美国回归祖国的二十几年，“几乎没有一天舒心日子，主观的向往和客观的反馈，反差太大，不论做什么样的诠释，穆旦终归是一个悲剧人物”。[40]来氏所言与穆旦的同族兄弟金庸总结的海宁人物天然的悲剧性，可谓不谋而合。天欤？命欤？抑或际遇之不幸欤？

35、然而，穆旦作为一个天才的诗人和翻译家，他留给这个世界的丰厚文化遗产，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发弥足珍贵而不断被人忆起，或许正如穆旦的知己评论家谢冕所发出的感慨：“他的诗歌创作所拥有的创造性，他至少在英文和俄文方面的精湛的修养和实力，作为诗人和翻译家，他都是来不及展示，或者说是不被许可展示的天才。彗星尚且燃烧，而后消失，穆旦不是，他是一颗始终被乌云遮蔽的星辰。我们只是从那浓云缝隙中偶露的光莹，便感受到了他旷远的辉煌。”[41]

启下：南渡北归离别 第四十五章　人间热泪已无多（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