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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城内，考古人员正在发掘一座一千多年前的宋代大桥——州桥。

北宋时期，州桥位居城市中心，是商贸活动的重要聚集地。考古人员在靠近桥体的堤岸上，发掘出了目前国内体量最大的北宋石刻壁画，海马、仙鹤、祥云等图案一一印证了 宋代《东京梦华录》中对这里繁华图景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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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桥跨过的是北宋时期最为重要的一段运河——汴河，作为隋唐运河的一部分，汴河是当时开封城商贸往来的水运要道。开封，这座运河边的城市，也因隋唐运河的开通迅速繁荣起来。

随着河中流水继续涌动，开封的地位还将发生更大的飞跃，并映衬出一个国家的发展走向，我们也将由此进入历史现场，去窥见一个时代的样貌。

 

第三集 运河中心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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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960年——宋朝诞生，日后它将因为高度的人文精神和社会文化教养，以及诸多领域的开拓性，而成为一个令人向往的朝代，甚至有历史学家将其比作中国的文艺复兴，而在立国之初，这一切都是未知。

在它正北方的广大区域，是多年前即已建国且控制了幽云地区的——辽，它成为边境上最大的威胁，“安全需求”显然是这个新生王朝的重点考量因素，有鉴于此，赵匡胤需要选择一处能够兼顾北方和西北边防的地点建都。

唐朝旧都长安和洛阳原本符合这样的要求，但之前多年战乱，通往二者之间的运河已被阻塞，在这两地建都(du1)将耗费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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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作为五代十国时期的都城成为重要备选，毕竟选择这个故都是一个相对经济、稳妥的方案，但开封四周无山川险隘，这样的地势在外敌入侵时，几乎是致命的缺陷。

（开封过去叫四战之地，四面八方都可以打你，因为它没有任何天险，赵匡胤还一心想迁到洛阳去。）

与地势险要的长安、洛阳相比，这里实在无险可守，但赵匡胤似乎懂得转换思考问题的角度 化解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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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交通便利，没有山川的阻隔，反而处于南攻北伐都极为方便的地理位置，对于外敌，与其靠天然地理防御，不如在周边平原广布的开阔地带，大量养兵制敌。

这个决策趋于完美，但却有一个巨大的掣(che4)肘，无论是出于防卫需要，还是为了避免唐末五代藩镇之祸，都必须加强中央集权。

赵匡胤计划将全国半数以上的军队抽调到都城驻守，而大量部队的涌入，将导致军需物资急剧增加，粮食需求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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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粮食物产，自唐朝中期开始，从长安到洛阳的地域里，都依赖于大量外来物资的供(gong1)应，到了北宋初年，北方的粮食短缺可以说是雪上加霜。

这幅《雪渔图》创作于宋代，描绘了隆冬时节渔民雪中捕鱼的场景。雪景山水是宋代以来流行的山水画题材，之所以流行，也许与当时气候的变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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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唐末、五代到北宋初期，全球正经历第三次小冰河期,中国北方出现了极寒的天气，《宋史·五行志》记载的雪灾记录在70次以上，尤以北宋初年为甚，再加上北宋之前中原地区连年的战乱，北方的产粮区已不足以供(gong1)应王朝的需求，那粮食从哪里来呢？政府将目光投向了南方。

浙江丽(li2)水，每年的芒种(zhong4)时节，这里都要举行重大的祭祀活动祈求风调雨顺，今天，丽水以跨越千年的稻作文明著称，成为全球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地，事实上，从农业的发展路线，我们能清晰的看到，生命力如何在困境中寻找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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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十国时期，大量中原人口为了躲避战乱而南迁，给江南地区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耕作技术也继而在这里获得大发展，结合得天独厚的气候优势，大量荒地变为了良田，粮食产量逐步增加，江南地区渐渐成为中国粮食的主产区.

稻米在宋代跃居到首位，成为了中国人餐桌上的主粮，于是开封成为都城的要素，只缺一个疑问，怎样将江南盛产的粮食有效运到这里？而问题一一得以化解，因为开封坐拥着一条伟大的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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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桥遗址第一阶段的考古工作已接近尾声，当时运河的景象也逐渐显露(lu4)了出来。

北宋画家张择端的名画《清明上河图》，其实就形象记录了汴河边卸粮食的场景。

一艘平底运河漕船停泊岸边，搬运工正将粮食卸船 运往粮仓。就这样，运河成为了首都开封漕粮供给(ji3)的生命线，也成为联系北方政治军事重心和南方经济重心的大动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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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物资的保障，大量部队及随军家属在这里长期居住了下来，运河上货物穿梭往来，也带来了大量流动人口，他们从事商贸活动，逐渐成为城市居民，北宋的开封城最兴盛时人口高达百万。

各行各业的人们因运河而聚，我们不妨去想象，那时空气中的嘈杂声和这座城市的繁华与无尽活力。

从《清明上河图》中我们还会发现，唐朝时期长安城的坊(fang1)墙和市墙都已不见踪影，唐朝的坊市制在宋代的开封城变更为街市制，市区的大街小巷、桥头路口都成了商品交换场所，这是前所未有的都市布局和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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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如今开封的鼓楼夜市，而北宋年间夜市的繁华，相比之下也毫不逊色，建国五年后，赵匡胤把宵禁开始时间推迟到凌晨一点，以鼓励工商业发展，一百年后，宵禁完全取消，意味着许多商铺可以二十四小时营业，南宋文学家对当时开封城内的几处著名市场有这样的记载，“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日夜繁忙已成为当时部分开封人的日常。

水运交通的兴盛，改变了人们在经济上的思维方式，也改变了当时社会的生产结构，随着运河的日渐兴盛，大量人群涌入运河沿线，一些镇店和城市开始繁盛，北宋时期，运河沿岸超过10万人口的城市就有15个以上，这是中国城市发展中的一个巨大进步。

(那么这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城市发展起来了，这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率先进入近代城市的开端，完全是因为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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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结果论，赵匡胤建都开封的决定是一个正确的选择，这座都城既能兼顾外防，又经略着一个新生国家的经济建设，而其紧密依存的这条运河,自然而然的成为了这个国家重要的生命通道。

隋代开凿的运河——通济渠在唐宋时期称为“汴河”，到北宋时期，经南方运河输送的物资都是通过汴河运到开封，而这些物资不仅要保证开封城内近百万居民和驻军的供应，还要被转运到当时的边防，以满足那里驻军的庞大需求，汴河也一度成为了北宋政权的立国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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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时期汴河以黄河为水源，受冬季黄河水位下降以及河水结冰的影响，每年通航时间仅半年左右，不仅如此，北宋年间几乎年年都有自然灾害发生，对粮食产量的稳定性产生了很大影响，那么，如何在这半年的时间内合理调配运输能力，使这条生命线高效运转，是当时的执政者必须解决的第一难题。

仪征——宋代叫做真州，是连接隋唐宋运河北段与长江之间的一个中转站。

(当时转般的地方有四个，就是真州、扬州、楚州、泗州，但是从当时宋人的叙述话语里边，真州显然是最重要的转般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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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的漕粮要想运抵开封，必须要跨越长江，但汴河水浅，不足以支撑吃水深的江船航行，于是，北宋政府沿用了唐代的运输方法，陆续在漕运要地设立了转般仓，并设置发运司来管理这些仓库。

(真州建了一个叫建安仓的转般仓，这是第一手反应转般仓建设背景的。

当时荆湖南北，还有江南东西、两浙，它们距离开封比较远，长途直达运输都是有诸多的限制，这个时候他们继承了唐代的一个运输制度，叫转般法，就是这几个地方要运到开封的粮食与其他的物资，先存放到真州、泗州、楚州、扬州这几个地方，然后再由发运司组织汴河过来的船，把这些粮食转运到开封去。)

转般法虽然解决了江船不能入汴的难题，然而，频发的灾害甚至导致了江南地区粮食产量的不稳定，灾年时，运到转般仓内的粮食，时常会出现定额不足的现象，于是政府赋予了发运司更多的职能。

(让发运司先有一个籴(di2)本，一个专门的资金,负责在东南六路或者某一路遇到歉收年月，粮食不能及时供应京师的情况下，它用这笔钱在丰收的地区购买，然后转运中央，歉收的地方再想方设法，再在合适的机会补充上缺额，这样一个制度，保证了朝廷各方面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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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对运河高度依赖，所采用的运输方式和制度本是源于唐代，但管理的复杂程度远超唐代。

当时，漕运物资按一定数量编排 成批运送，一批称为一纲，因此漕运也叫纲运。

为了提高运输效率，避免漕粮损耗，政府专门设立了“催纲司”这个特殊的机构，催促纲船按时限安全到达指定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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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纲官虽然催不动漕船的风帆，也无法扩增运河的运力，但会尽责催促纲船及时启运，他们不仅在本界催赶督促纲船，还骑着马在路途沿线往来催促，他们督促重(zhong4)纲，也不放过返回的空船，绝不允许任何无故滞留的现象，

于是，漕运管理成为了一个精细的职务体系，有排岸官——负责船至调拨管理和各仓交卸，还有下卸官——掌管下卸、搬运纲船所运物品，拨发官——负责按时调拨发运钱、粮、盐等物资，甚至为了观测风向，也专门设置了官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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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的努力，就是为了保证粮食在有效时间内正常运输，对物资进行及时的交卸收纳与转运，成效以数字说话，当时每年漕粮的运输量是唐朝的三倍之多。

随着管理越来越精细，运河的运力不断提升，但北宋初期，承载着南粮北运主要任务的汴河，却始终无法摆脱黄河带来的困扰，这一时期，汴河以黄河为水源，黄河的大量泥沙涌入，造成了汴河河床淤积，经常出现决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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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宗赵光义就曾亲自下河在泥淖(nao4)中督工修理，有从臣劝阻，他却反问道：“汴京养有兵马数十万，住了百万户人家，水陆运输粮食都要依靠这一条河，我怎么能不关注？”为此，北宋政府每年对汴河的维修管理,都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如何避开黄河不利因素，是北宋政府愈加迫切解决的难题。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本志，是清朝乾隆的己(ji3)酉(you3)年的志，这段话就是说在《方舆纪要》上记载，“元丰初，范子渊议引入洛汴，遣宋用臣等相视兴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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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资料记录了宋神宗赵顼(xu1)当政时期，以洛河作为新水源，解决黄河对汴河产生不利影响的举措。

洛河发源于秦岭山脉东侧，相较黄河 水质更为清澈，流速也比较快，是一条优质的水源河。

公元1079年初，赵顼(xu1)设立临时机构“导洛通汴司”，经过14个月的规划和施工，建成了以洛河为水源，长51里的引水渠。导洛通汴工程开通，使得汴河避开了黄河不利因素的干扰，在一年中航运时间几乎延长了三分之一，四时行流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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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运的需求越来越大，为了保障运河的畅通，一系列水运技术手段也应运而生。

(这里是宋代时候运河的一条主航道。）

这里是江南运河进入杭州前的重镇——长安镇。

长安镇位于钱塘江沿岸，唐宋时期，钱塘江潮水常年涨沙冲刷，渐渐抬高这一地区的地势，流经此地的江南运河也被分为了两段，两段之间的落差慢慢积累到了两米左右，引入运河的水源不容易留存，通航时常受阻，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唐朝时期在这里筑起了水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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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拖船过坝费时、费力，同时又增加了船的损耗，到了宋代，运河承担的航运任务比唐代更加繁重，如何快速通航？宋人研制出了一种新方法。

(这里就是长安闸的部分，它的整个的设施包括这样几个部分，一个是三闸，就是上闸，中闸和下闸。)

闸的设置，有效地缓解了过堰之劳。日本僧人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中描述了他随船过闸时所看见的情形，“上、中、下三道闸门次第起闭，调节水位，形成平水，助船通过长安闸。

(长安闸的工作原理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有了这样的一个技术之后，运河上的很多的堰就改成了闸作为一个交通的方式。）

随着技术的完善，运河的效能也得以充分发挥，运河运输漕粮的能力最高的时候达到了一年八百万石（dan4），相当于近五十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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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政府对运河的依赖，也直接推动了造船业的发展。这里是浙江桐乡的一家造船厂，一艘新造的运河船只正准备下水。桐乡，北宋时期，是运河沿岸的一个县城。为了保障漕运所需，政府开办了一系列造船基地。时至今日，在船舶建造之前，设计师们都要绘制等比例的设计图纸，这种称作放样的设计方式就源于宋代。

（放样的出现，对每一个船钢料的估算，包括整个材料的用料基本上一致，可以一个样板发到很多船厂去同时开工，船就可以实现标准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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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样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使船舶批量化生产得以实现。据记载，北宋建国一百五十四年之后，也就是宋徽宗郑和四年，仅此一年所打造的船只就多达两千五百余只，平均每天就有七艘船下水。从木板船到钢铁船，宋代的造船技术历经千年，直至今日还被后人所借鉴。从漕运官粮到满足民众的日常需求，从官方通道到人人共享的水路，执政者对运河的使用权也越来越开放。对于国家管理者而言，运河的发展保证了国家的正常运转，而对于生活在运河沿岸的人们来说，这是生存所依和新的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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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幅《闸口盘车图》绘于北宋初期，描绘了盛夏时节闸口的水磨坊，人们在这里运粮、筛粮、磨面、扛面。但也有学者认为，这其实是一座加工茶末的水磨作坊。据记载，北宋第七位皇帝宋哲宗时期，汴河沿岸的水磨茶作坊就多达二百六十多所。在蒸汽机发明以前，宋人就已懂得借用运河水势的高低差，以水为动力带动机械的水磨，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宋代的一款茶饼，正在被今天的传承人研究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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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兴于唐，盛于宋。在宋代茶产业兴盛发展，茶叶成为国家专卖的商品，是国家重要的财政来源之一。

北宋时期，北方的辽国一直威胁着北宋政权，为了维护王朝的安全，北宋不得不在前线投入了大量兵力，军费的支出占据当时北宋财政收入的七八成，农业赋税显然已无法支撑国家的正常运转。专卖收入和商税成为了填补财政收入空缺的重要手段，而茶叶贸易也是政府扩大收入的方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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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北宋政府招募商人，把粮草运送到前线。作为回报，把运输的粮草按市估价后，发给商人一个大于运送粮草实际价值的凭证，商人拿着这个凭证可以到政府指定的地方换取相应的盐和茶，通过运河再转卖到全国各地。

由于当时茶是国家专卖，商人可以从中谋取较为丰厚的利润。就这样，北宋政府利用茶叶贸易的经济能量，不但保障了前线漕粮的供应，还提供了军费的开支。而运河就是茶叶运输最为重要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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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于运河的快捷便利，越来越多的商人开始参与到运河贸易当中，政府的财政收入也与日俱增。北宋商税收入常年在数百万贯，最高时达到两千二百万贯，此一项既超过唐代财政现钱收入的最高额。

运河的运输功能也不再由国家独享，它开始成为一个开放的、公共的水上交通网络。来来往往的船只日渐增多，运河也真正成为国家经济的大动脉，把纬度不同、气候不同、物产差异很大的东南地区和北方地区密切的联系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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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经济一路向好，依旧无法扭转北宋的力量颓势。公元1127年，北宋政权灭亡于金军铁蹄之下。然而这也直接或间接地将另一座城市推上了历史的舞台。

杭州，它位于大运河的南端。是江南运河、浙东运河和钱塘江三条水路的交汇点。

北宋亡国之后，幸存的赵构，离乱辗转，建立了南宋王朝。最终，将临安定为临时都城，也就是今天的杭州。此后，北方政权的威胁并没放松，但南宋王朝竟然坚持了一百五十余年，这是怎么做到的？还是让我们回到杭州的历史现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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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位于杭州的南宋遗址陈列馆，2004年，考古人员在这里发掘出了南宋时期的御街遗址。御街，自古以来就是杭州商贸最繁盛的地点之一。

水给了它天然的防御屏障而又是水给予他成长的力量。

杭州本就是江南人口较多的州郡，宋都南迁后，备受战乱之苦的北方居民纷纷南渡，临安城内人口飙升，物资需求量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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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街一直是这个城市的中轴线，唐代长安城完全不一样。南宋有个人叫周辉的，说在北宋的时候，开封的御街很宽，皇帝出行，两边的老百姓根本够不上。南宋的时候，皇帝出来可以看到他下摆的裤子，很近很近，因为它很窄。

南宋时期，宋金在政治、军事上的对立，使运河被切为两段，北段运河在过去数百年里维系南北的作用完全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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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流水自有其生命，仿佛是一种象征。北方的国土已经不在，那么不如就扎根在这富饶的南方江河大地，努力经营生活。长江以南的江南运河段渐渐成了南宋王朝的生命线。

（地区经济发展背后的基础是整个普遍民众的辛劳投入，也就是一块田，一年种两季，不是说产量增长百分之一百，就产出百分之两百，而是，可能只增长百分之五十，产出是百分之一百一十五，劳动力投入可能要百分之两百五十。）

而运河的存在，将这样的勤劳成果进一步盘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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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诗人陆游也描绘了江南运河对临时都城杭州的重要性。

从镇江到杭州，在南朝时代是不通行的，到隋炀帝时开凿了四百公里的运河渠，河宽三十三米，朝廷能够在杭州建都，都是因为有这条河。

汴河和这条渠都由隋代建成，却最终为宋朝所用，这难道不是国运使然吗？

（它是一个主要的交通干道。不仅仅是因为它要把周边的物资、财政收入，通过江南运河运过来，另外也是朝廷跟外部世界的联络也主要靠这条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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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宋都南迁，大量的手工业者也来到了江南地区，运河沿岸的手工业也发展了起来。

这种特别的染印布料叫做蓝印花布，宋代叫做药斑布。南宋时期，嘉定及安亭镇的蓝印花布业已极为繁荣，形成了织机遍地、染坊连街，河上布船如织的壮观景象，而当时纺织技术的分工也更加精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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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南宋《耕织图》的元代摹本，其中的织图卷由二十四个场面组成，细致描绘了江浙一带蚕织户自腊月育蚕到夏季入箱、养蚕、织帛的整个生产过程。这幅图在南宋各地影响广泛，大大提升的当时的丝织技术。

而运河的便利交通，也促进了产业工人的流动，纺织业迅速发展了起来。

（因为靖康之难以后北方很多人逃难到这里，所以大量人口聚集在这里，推动这个地区在某种程度上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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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宁宗嘉定以前，北方的金朝从未放弃侵扰，南宋经常疲于战备，战备物资的消耗和军费的支出巨大。但正是由于江南运河带动了沿岸经济的发展，也成为政府布达政令、遣发军旅、流通物资的重要通道，临安城于是有了稳定的基础。

也许是困境激发了经济自救的能量，北宋年间，杭州是运河的一个终点，但到了南宋时期，它却成为了连接南方水系的起点，一张以此为中心向各地散射状分布的水运交通网络，在慢慢形成。市场也逐渐扩展到了整个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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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自牧的《梦粱录》中描绘了临安城的繁华景象，王朝暂驻的都城里，丰富的商品汇聚，各行各业繁盛。从和宁门杈子外到观桥下，没有一家不从事买卖营生。城里人丁兴旺，做买卖的人是往昔的十倍多，熙熙攘攘，其他地区无法相比。

宁波，在宋朝时被称为明州，这里既是南宋浙东运河的终点，同时也是这个国家海外贸易的起点之一。

因宁波特殊的地理位置，唐代就在这里开辟了通往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和南洋等地的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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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时期，明州港更是成为了与广州、泉州齐名的三大贸易港口之一。

南宋初期，赵构被追杀一路南下，在逃经海路的过程，他发现港口贸易获利最多。

当时陆上丝绸之路已被彻底阻断，而新朝廷的建立开支更加巨大，面临这种境地，南宋王朝在衰微中竟酝酿出远见和希望，进一步把目光投向了海洋。

（从北宋到南宋时期，阿拉伯之地发生了长期的十字军东征，导致了阿拉伯地区的经济贫困，这种经济贫困也促使阿拉伯地区的商人利用当地的资源进一步扩大海上贸易解决这种贫困。这种商业举动正好和宋朝发展海外贸易的需求正相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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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连接东西方的海上贸易潮流中，香药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作为南宋的都城，杭州是当时香药最大的消费市场。

人们对商品的需求超越了生存和温饱的需要，城市风尚急剧变化，上层社会在日常生活中离不开香，妇女用的日常化妆品中，也添加的香料，杭州的市井间甚至已经出现了使用香皂沐浴的风尚。

当时，阿拉伯商船载着印度洋沿岸和东南亚地区出产的香药，经过海上漂泊到达中国的泉州和广州，由近海转运到宁波，从宁波再经过浙东运河到达杭州，于是，这条浙东运河成为了南宋连接世界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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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管理对外贸易，朝廷先后在广州、杭州、明州、泉州等地设立了市舶司收取商税。因为浙东运河，明州也成为了杭州与海外贸易往来最重要的中转站。

随着海外商船的到来，一袋袋的香药被转运到了去往杭州的大船上，这些舶来的奢侈品成为了南宋朝廷重要的税收来源，河海联运的新模式也由此开启。

（这种海上贸易是政府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尽管我们学界目前对它的认识不一致，有人认为比例很高，有人认为比例很低。综合来看，海上贸易在整个宋朝的财政和财政之外的对外交往以及朝贡贸易，作用是相当突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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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藏于宁波中国港口博物馆的南宋执罗盘陶俑，陶俑怀抱着一个带有指针的大罗盘，这就是当时的指南针。

当阿拉伯人东行到达南宋之后，指南针也随着商贸的往来传到了欧洲。指南针的普遍应用助推了南宋海外贸易的发展。但当时的阿拉伯人应该不会想到，指南针的传入成为了后来地理大发现最为有效的推动工具之一。

南宋时期，大量新航路被开辟，范围也从南海、印度洋推广至波斯湾和东非，一条真正的海上丝绸之路正式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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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古老文明几乎都与大江大河有着密切关系，它们是交流的通路，也是生命的滋养，而对于此，中国的宋代足以成为一个独特的代表样本。它生于忧患，长于忧患，却创造了文化发展的昌盛和经济制度等诸多方面的辉煌成就。

一条人工大河，清晰流过命运多舛（chuan3）的王朝，流过它生命历程中一个个重要的节点，流经它的兴衰发展、命运变局，这一切何以可能？在看过两宋王朝与大运河的纠葛历史后，我们或多或少会有答案。

 

 

—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