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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北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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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读物本近代杂谈人文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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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章: 世界冠军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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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能有几回搏”，是激励多少人奋斗的一句格言。
但说出这句话的人，却因为想搏却无法搏，最终选择自己结束了生命。
愿那样的年代，一去不复返。
1959年3月27日，在原西德的多特蒙德，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正式拉开帷幕。这一届比赛，有38个国家和地区240多名优秀选手参加，规模空前。但这并不是中国人应该铭记这届比赛的理由。
这一届的世乒赛，之所以能在中国体育史乃至中国现当代史上留下一笔，是因为在这一届比赛上，新中国拿到了属于自己的第一个世界冠军。
为国家捧回这座冠军奖杯的人，名叫容国团。
那一年，他才2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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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8月10日，祖籍珠海的容国团，出生于香港一个贫苦海员之家。
7岁那年，刚刚读书的容国团第一次接触乒乓球，顿时就被迷住了。尽管他身材瘦小，个头勉强超过乒乓球桌，但看过他打球的人都说，他打球有一股灵气。
在容国团13岁那年，因为家里实在太穷，只能辍学。之后，他成了香港东区一家渔行的童工。每天一大早，容国团就要起床，在一堆腥臭杂乱的鱼虾中进行分拣工作。打乒乓球成了那时候支撑容国团的最大兴趣——他的父亲是香港工联会下属的海员公会的会员，好心的工联会人员安排容国团在康乐馆管理图书、陪顾客打球。
也就是在那里，容国团无师自通，自己钻研，乒乓球水平提高很快。
1957年2月，香港举行全港乒乓球锦标赛，容国团代表工联会，与队友一起夺得了男子团体和单打、双打三项冠军，崭露头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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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真正让容国团名声大振的，是1957年4月日本乒乓球队访问香港的一场比赛。在那场比赛中，容国团以21比19和21比13，总比分2比0战胜了日本选手荻村伊智朗。荻村伊智朗是谁？他是第23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冠军（后来成为第一个担任国际乒联主席的亚洲人）。
经此一战，容国团的名字，妇孺皆知。
虽然成名了，但容国团在香港过得并不开心。
因为容国团当时所在的工会，是一个左翼工会，在香港备受歧视。1957年5月，亚洲乒乓球锦标赛将在马来西亚举行，容国团是香港男单冠军，又刚刚击败了世界冠军荻村伊智朗，但香港乒总会居然没有让他报名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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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件事，让容国团坚定了离开香港的念头。
容国团有一位好友，叫张五常——没错，就是后来成为著名经济学家的那位。张五常和其他几个容国团的好友一起，劝他离开香港，去内地打球。容国团的父亲容勉之曾参加过“省港大罢工”，受父亲的影响，容国团从小也一直对内地很向往。
经过一系列的波折之后，在当时贺龙贺老总的亲自邀请下，容国团在1957年接到了广州体育学院的入学通知。
张五常后来回忆了1957年7月31日，他与容国团最后一次见面的情况——第二天，张五常自己也将远赴加拿大。
那天，两个人在容国团任职的工会俱乐部见面，一个要北上广州，一个要远赴北美，两人相对无言。最后，容国团把自己的乒乓球拍送给了张五常，并教他一个发球的技巧。张五常凭借那一招发球，后来拿到了加拿大一个乒乓球大赛的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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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1957年的11月1日，容国团自己也背起了简单的行囊，在工联会工作人员的陪同下，迈步走过了深圳罗湖桥。
那天，容国团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
这是我走向新生活的第一天。
当我踏入广州体育学院所在地时，早已相识的乒乓球运动员纷纷向我握手问好，表示热烈的欢迎。这时候，我心里充满了幸福感。很久以前，我就想成为他们当中的一个，现在终于如愿以偿。
从职业生涯的选择看，容国团并没有选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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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容国团回来的第一天起，他就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特殊待遇”。容国团每个月的工资是86.5元，这在当时全中国的运动员中都是罕见的。
更重要的，是在技战术打法上的全面提高。容国团到广州没多久，就拿下了全国锦标赛的男单冠军，入选了国家队。当时的中国乒乓球队为他配备了多种打法的陪练，没过多久，容国团的技术得到全方位提升，抽、杀、削、吊、拉、搓、推、挡，各种技术样样精通，被称为“八臂哪吒”。
在广州体委一次大会上，容国团许下诺言：“三年夺取世界冠军！”当时引起了巨大轰动，不少人都觉得他在吹牛，也有好朋友劝他“在心里立下目标就可以了”，但容国团说：“我就是要说出来，这样才有动力去拼，大家也能监督我！”
但事实上，容国团根本没等到三年。经过一年的集训，容国团的状态达到了职业生涯的顶峰，而也正是在此时，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开始了。
在那届世界锦标赛上，容国团连胜三员欧洲大将，然后又淘汰了日本名将星野和美国名将迈尔斯。尤其是对阵迈尔斯那场比赛，容国团在1比2落后的情况下最后逆转取胜，闯入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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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决赛中，容国团面对的是有“匈牙利之虎”之称的名将西多——他手上有9个世界冠军头衔。当时西多的队友已经为他准备好了鲜花，藏在挡板后面，就等着西多轻取名不见经传的中国选手之后为他庆祝。
但那场比赛，容国团充分发挥了中国人技术好、头脑活的优势，利用多变的发球和近远台的交叉变化，把已经36岁且身材魁梧的西多调动得气喘吁吁，最终以3比1赢下了比赛。
当容国团高高举起男单冠军的圣·勃莱德杯时，他创造了一个历史纪录：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座世界冠军奖杯。
在那个急需用体育来振奋人心、树立形象的年代，容国团的这个世界冠军，让无数中国人热泪盈眶——也就是从那一刻起，乒乓球开始走上了“国球”的发展道路。
而容国团个人的命运，也就此发生了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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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国团回国的时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贺龙亲自到机场迎接。
之后，容国团受到了毛泽东的多次接见。1959年，周恩来确定了中国的两件大喜事：十周年国庆，容国团夺得世界冠军。
当时容国团在国内的受欢迎程度，一点儿都不亚于现在最红的明星。走在路上会被人围住，要签名倒也算了，还会有不少人请他发表感想，自己用小本子在一边记录。容国团去看电影，去晚了没票，就在售票处等退票。来看电影的人发现是容国团，都抢着把自己的票送给容国团。电影院方面知道容国团来了后，还非要请他上台讲话。全国各地写给容国团的信像雪片一样飞来，以致要专门成立个“拆信小组”……
容国团也收获了自己的爱情。当时，全国追求容国团的女孩非常多，但容国团最终选择了自己之前就认识的田径队女孩黄秀珍，两人相识相爱，最终结婚，过起了简单但幸福的生活。
容国团并没有在一片赞誉和舒适的生活中迷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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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容国团和队友们一起，在第26届世乒赛上以5比3战胜了当时如日中天的日本男队，第一次为中国捧得男团冠军。
1961年4月，第26届世乒赛在北京举行。在男团决赛中，容国团说出了那句名言：“人生能有几回搏！此时不搏更待何时！”他战胜了日本名将星野，和全队一起将此前已经蝉联五届世界冠军的日本队拉下了马
不仅如此，容国团还证明，自己并不是只能当好一名运动员。1964年底，容国团临危受命，担任中国女队的主教练。随后，他针对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日本女队的情况，制订了详细规划，并大胆起用梁丽珍、李赫男、林慧卿、郑敏之等一批队员。
1965年4月，在南斯拉夫举行的第28届世乒赛上，中国队获得了女子团体、女子双打和混合双打三项冠军，震动世界乒坛。
那一年，容国团才28岁，他还有太多的事可以为中国乒乓球事业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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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1966年，悄无声息地来了。
1966年12月下旬的一天，容国团从国外比赛归来，发现他所熟悉的一切，都变了。在国家队的训练馆，乒乓球桌被竖到了一边，馆内到处堆放着杂物，到处都是戴着红袖章的红卫兵，在四处张贴大字报。
中国乒乓球队成了运动队中的一个反面典型，给出的理由之一简单至极——世乒赛的七座奖杯，都是以资产阶级的人的名字命名的。更有“造反派”喊出了一句逻辑奇怪的口号：“冠军拿得越多越反动！”
在这场运动里，容国团并没有因为“第一个世界冠军”的身份而被幸免，相反，他的香港资历给他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比如，他从小在香港长大，有造反派说他其实是香港派回内地的间谍。又比如，他当年从罗湖桥步行，行李没有接受检查，有造反派说他当时是偷运武器回来的。
当然，容国团平时喜欢美国的“猫王”，喜欢听交响乐，会和人讨论意大利的文学，这些都成了他“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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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过程中，容国团感到非常的迷茫——他曾发自内心想去感受这场运动，参与这场运动，但他发现他不能，他实在无法理解其中的逻辑。他甚至不断地去问队友：“你觉得我错了吗？”
1968年5月12日，情况变得更糟了。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在这一天发出了《命令》（时称“五一二命令”）宣布：“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包括国防体育俱乐部系统），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伙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贺龙、刘仁、荣高棠等完全按照苏修的办法炮制起来的，长期脱离党的领导，脱离无产阶级政治，钻进了不少坏人，成了独立王国。……特决定全国体育系统全部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事接管。”
体育界进一步“清理队伍”有了红头文件的保障，而容国团因为之前做了两件事，陷入了更大的困境之中：
第一件事，是因为他不愿相信自己的“引路人”贺老总会背叛毛主席，所以他被列入了“铁杆保皇派”。
第二件事，就在“五一二命令”颁布之前，容国团代表队友们写了一封“请战书”，希望能参加第30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但这被“造反派”认为是别有居心，要他写检查，交代自己到底想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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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国团知道，自己打球或者带队的希望被彻底断绝了。
而就在这个时候，另一个巨大的噩耗传来：和容国团一样从香港过来的傅其芳（国家队主教练）、姜永宁（国家队教练），实在无法忍受被隔离审查后带来的种种羞辱，先后自杀身亡。
自杀的情绪，是会传染的。
尽管容国团是中国第一位世界冠军，当时队内并没有贴出针对他的大字报，但他觉得，自己的人生之路也走到了尽头。
1968年6月20日的傍晚，容国团走出了北京市崇文区幸福大街9号楼的家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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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晚上，乒乓球队内照例是有“批斗会”的。
晚上九点，妻子黄秀珍看丈夫还没有回家，便到乒乓球队找他。队友们告诉她：“容国团今天并没有来啊！”
晚上十一点多，容国团仍旧没有回家。黄秀珍预感到可能事情不妙了。她喊了一群容国团的朋友一起去龙潭湖附近寻找，但没有找到。
第二天凌晨四点半，国家体委接到了派出所的电话，通知他们在离龙潭湖几里远的养鸭房旁，发现了一具悬挂的尸体，对方在电话里说，“可能是容国团”。
黄秀珍在养鸭场的那棵槐树下，见到了蒙着白布的丈夫的遗体。白布下露出的，是容国团一直穿的一双白球鞋。
容国团的好友郭仲恭走上前去，去解容国团脖子上的尼龙绳，但那个扣子系得非常结实，最终只能用刀子割开——容国团做事向来仔细认真，那个扣子，可能是他留给人世间最后的一件“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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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人员从槐树前一地的“大前门”烟头判断，容国团曾在树下徘徊了至少两三个小时。
在那段时刻，容国团究竟在想些什么？究竟是什么，让吼出“人生能有几回搏”的世界冠军，最终选择了最不应该选择的一种了断方式？
在容国团上衣的口袋里，人们发现了他的遗书：
我不是特务，不要怀疑我。我爱我的荣誉，胜过自己的生命！
那一年，容国团还没满3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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馒头说
1978年，在容国团去世整整十年后，国家体委召开大会为容国团、傅其芳、姜永宁三人平反。
而在十年前，容国团用死都没换来自己的清白——造反派说他是“畏罪自杀”，不准开追悼会，遗体火化的费用由家属分担。
1987年，国家体委在容国团的老家珠海，给他建了一座雕像。
雕像里的容国团，右手捧着鲜花，左手捧着奖杯，微笑着看着远方。
这座雕像，目的应该是让人记住我们曾有过这样一位乒乓球世界冠军。
但我觉得还有更重要的意义，那就是在警醒所有人，容国团身上发生的悲剧，永远、永远、永远不要再在中国上演。
第三十四章: 这届奥运会，全世界近一半国家不愿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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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说，体育无法摆脱政治，奥运会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而在奥运会的历史上，这届奥运会，又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1980年7月19日下午两点，莫斯科列宁中央体育场。
天空中飞过6架飞机——既不是战斗机，也不是客机，而是喷洒药剂的飞机。这6架飞机喷洒药剂的目的，是为了能驱散天空中的乌云。
因为就在飞机的下方，自1896年第一届现代奥运会开办以来到1980年为止，历史上投资最大的一场奥运会徐徐拉开帷幕。
但不能用“最盛大”来形容。因为这届奥运会，国际奥委会147个成员单位里，有63个抵制参赛，只有81个派运动队参加了比赛——其中还有14个国家不愿意打本国国旗，只愿意使用奥林匹克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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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奥运会第一次在社会主义国家举办，却成了奥运会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届。
这就是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
莫斯科是在1974年击败了竞争对手洛杉矶，获得1980年奥运会主办权的。
彼时的世界大环境，恰逢美国刚从越战的泥沼中拔腿，士气低落，而苏联进入全球扩张的巅峰期。莫斯科又是苏联的首都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所以，为了彰显国力，苏联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办好这届奥运会。
为了举办这届奥运会，苏联政府大兴土木，把莫斯科的大型体育场从原来的50多个增加到近70个，中小型体育馆从1300多个增加到1600多个，再新修30多个游泳池，外加各种城市建筑、交通运输的改善。据统计，为了这届奥运会，苏联一共砸进去大约90亿美元。90亿美元是一个什么概念？莫斯科奥运会之前的一届蒙特利尔奥运会，总预算是1.1亿美元，结果大大超标，花了15亿美元左右，创造了奥运会历史上一个著名的名词：“蒙特利尔陷阱”。巨大的亏空使得加拿大人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把债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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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凸显特别的纪念意义，莫斯科奥委会还专门把这届奥运会的举办时期定在1980年的7月19日至8月3日，这恰好是1952年赫尔辛基奥运会的举办时间。
两届奥运会举办日期完全一致，这在奥运会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赫尔辛基奥运会是苏联首次派代表团参加的一届奥运会。
投入巨大，耗尽心机，苏联人是发自内心地想奉上一届史无前例的奥运盛会。
但是，就在奥运会开幕前夕，阴影袭来。而让这届奥运会蒙上阴影的，不是别人，正是苏联人自己。
1979年12月27日，对阿富汗“忤逆”自己意志已经“忍无可忍”的苏联，终于悍然出兵。
10个师的苏联军队大举入侵阿富汗，很快就占领阿富汗全境。这种公然入侵一个主权国家的行为，让全世界哗然，指责声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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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战争期间，反苏的阿富汗游击队得到了美国的大力资助，让苏军吃了很多苦头
后来的事实证明，阿富汗战争之于苏联，就等于越南战争之于美国，同样成了一个“不断流血的伤口”，导致苏联深陷泥潭，无法自拔。但在一开始，苏军进展顺利，苏联当时的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是信心满满的，他根本不会预料到这场侵略战争之后会为苏联带来各种苦果。
而首先成为牺牲品的，就是苏联人精心筹备的莫斯科奥运会。
因为开始有人站出来呼吁，抵制这届奥运会。
第一个站出来抵制莫斯科奥运会的，竟然是一个苏联人。但他不是普通的苏联人，他叫安德烈·德米特里耶维奇·萨哈罗夫。他曾主导苏联第一枚氢弹的研发，被称为“苏联氢弹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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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在1980年1月14日，美国的总统卡特开始响应萨哈罗夫，警告苏联必须撤军阿富汗，否则将会承担一系列后果，包括美国对莫斯科奥运会的抵制。
《吉尼斯世界纪录》（1991年版）称，勃列日涅夫是“世界获奖章最多的人”，共获得苏联勋章15枚、奖章18枚，外国勋章42枚、奖章29枚。其中，苏联最高军功章“胜利勋章”和波兰“勇士勋章”于戈尔巴乔夫改革年代被剥夺
1980年1月26日，加拿大总理乔克拉克宣布，他们同美国一样，如果苏联军队不在1980年2月20日撤军阿富汗，就会抵制莫斯科奥运会。
说实话，勃列日涅夫对这些警告并没有放在心上，美国的反对没有出乎他的意料，而在他的估计里，最多是美国和它几个核心“仆从国”会抵制莫斯科奥运会，这在苏联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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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等拿到莫斯科奥运会参赛代表团的最终名单时，勃列日涅夫还是大吃一惊：147个国际奥委会成员国和地区，有63个国家和地区宣布不参加本届奥运会，超过全部总数的五分之二。参加国家的数量，居然还没超过20年前的罗马奥运会。
而在那些抵制的国家中，有一个颇让苏联尴尬的国家——中国。
在1979年10月的国际奥委会名古屋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奥委会终于获得了自己的合法席位——这意味着中国可以第一次正式而完整地参加奥运会了。
但是，中国奥委会在1980年4月24日发布公告：放弃参加莫斯科奥运会。给出的理由是：时间太仓促，来不及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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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大的莫斯科奥运会开幕式，就在尴尬的气氛中徐徐拉开帷幕。
在开幕式的代表团入场式上，有10个队没有派运动员参加，只有旗手孤零零一人入场。包括英国、法国、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在内的14个国家，没有打出本国的国旗，而是在奥林匹克旗帜的导引下入场。而新西兰代表团入场时，还打出了一面黑色的奥运五环旗。
在开幕式的奥林匹克会旗交接仪式上，按理应该是上届东道主加拿大蒙特利尔市的市长亲自赶来交接会旗，但因为加拿大也参与抵制莫斯科奥运会，所以蒙特利尔市的市长并没有来，只是派了一名代表。
开幕式结束，各项比赛在各个赛场如火如荼展开，但尴尬并没有结束。比如，在自行车4,000米个人追逐赛中，瑞士、法国和丹麦三个国家的运动员分获前三名，但为了抗议苏联入侵阿富汗，三个国家均拒绝在本届奥运会上使用本国国旗和演奏本国国歌，最终只能升起奥林匹克会旗，奏响会歌。
这样的情况，在各个赛场的颁奖仪式上层出不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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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比赛成绩呢？
由于体育强国美国、联邦德国、日本等国家全都加入了抵制行列，使得莫斯科奥运会的比赛水平受到了不小的影响。
在蒙特利尔奥运会上，男子游泳13个项目有12项新的世界纪录诞生，但在莫斯科奥运会，只有一项世界纪录被打破；马术比赛的各个项目，上届奥运会进入前六名的14个国家，13个没有参加莫斯科奥运会；曲棍球比赛，上届奥运会的前五名国家，没有一个国家参加莫斯科奥运会。
在体操等一些主观打分项目中，其他国家运动员经常抱怨东道主选手得到“照顾”。罗马尼亚《火花报》在7月25日女子体操个人全能比赛后发表主题为“玷污奥运会精神”的文章，指责“裁判员们粗暴地践踏了体育道德和奥运会精神，在众目睽睽之下夺走了她（指罗马尼亚体操女皇科马内奇）的金牌（苏联运动员获得冠军）”。
到了1980年8月2日奥运会比赛全部结束的时候，奖牌榜的情况是这样的：苏联毫无悬念地排名第一，共获得80枚金牌、69枚银牌、46枚铜牌；民主德国排名第二，获得47枚金牌、37枚银牌和42枚铜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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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的蒙特利尔奥运会，14岁的科马内奇横空出世，一鸣惊人。在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上，科马内奇获得了两金两银的成绩，但她认为自己在个人全能的比赛中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从此以后，她一直拒绝在苏联进行任何体操比赛
苏联和民主德国两个国家所获得的金牌数量，占到了莫斯科奥运会金牌总数的三分之二，以致有人评论：莫斯科奥运会的金牌贬值了50%。
在8月3日的闭幕式上，由于美国抵制了本届奥运会，会场没有按照惯例升起美国的国旗，而是升起了洛杉矶市的市旗。
在闭幕式的文艺表演上，本届莫斯科奥运会吉祥物米莎熊照例出镜，而人们惊奇地发现，米莎熊的左眼，流下了一滴泪水。
那一幕镜头，成为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留给人们的最深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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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不住再说一段后续。
似乎是命运有意地捉弄，1980年是莫斯科举办奥运会，1984年，轮到了美国的洛杉矶。
这回轮到苏联人要出口“恶气”了——苏联借口“安全问题”，宣布抵制洛杉矶奥运会。
不仅如此，它还四处笼络自己的“小兄弟”，希望大家联合起来一起抵制洛杉矶奥运会。
结果却令苏联感到失望，最终，只有18个国家和地区（主要是东欧国家）选择和苏联站在了一起，而有140个国家和地区选择参加洛杉矶奥运会，规模超过以往任何一届。
在参加的国家里，又有一个国家深深刺痛了苏联，这个国家，还是中国。
中国奥运代表团抵达洛杉矶机场，是洛杉矶奥组委主席尤伯罗斯亲自到机场迎接的，据说他还激动地说了一句美国式的夸张的话：“你们拯救了奥运会！”
在洛杉矶奥运会上，许海峰为中国代表团射落第一金，由此开始了中国的奥运会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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馒头说
“啊，体育，你就是和平！你在各民族间建立愉快的联系！”
这是《体育颂》中的一句话，作者是现代奥运会奠基人顾拜旦。
顾拜旦终身追求的目标，是让体育远离政治，让奥运呼唤和平。但是，随着现代奥运会关注度的逐步上升，它无可避免地会被政治盯上。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受到全世界瞩目的奥运会，开始遭遇越来越多的危机：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发生了以色列运动员被当作人质最后被枪杀的黑暗一幕；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因为种族歧视问题，很多非洲国家抵制了这届奥运会；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是高峰；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遭遇苏联等东欧国家的抵制；1988年汉城奥运会遭遇朝鲜、古巴、埃塞俄比亚和尼加拉瓜的抵制；直到1992年，冷战结束，巴塞罗那奥运会才实现了大团圆。
当奥林匹克运动会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究竟应该怎么办？
很遗憾，直到现在，依旧没有一个圆满的解决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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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当一些政治行为发生在奥运舞台上时，背后牺牲的，是为之辛苦四年的运动员的利益。
美国总统卡特宣布抵制莫斯科奥运会之后，就在运动员和教练层面引起了反弹，最终他只能把美国原本打算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邀请到白宫做客，并颁发纪念性的金牌。
当澳大利亚宣布加入抵制莫斯科奥运会的行列之后，当时只有16岁的澳大利亚游泳运动员丽莎·福雷斯特就提出了一个问题：
“我知道，阿富汗战争是不对的。任何国家都不该入侵他国。但是，作为一个16岁的孩子，我的理解是，苏联发动入侵后，7个月过去了，整个世界都不理不睬。为什么奥运会突然成了发表意见的舞台？”
是啊，为什么呢？
或许，有时候你只能倒过来想：如果没有奥运会作为一种态度的表达舞台，难道还真的用飞机大炮对抗吗？
体育好歹成了一个窗口和缓冲。
很无奈，不是吗？
~感谢阅读，故事未完待续~
其他本号指引：
《历史的温度》寻找历史背面的故事 热血 和 真性情
第一章第二章 - 636819
第三章第四章 - 262395
第五章第六章 - 488471
第七章第八章 - 894097
第九章第十章 - 363663
第十一章第十二章 - 596651
第十三章第十四章 - 169539
第十五章第十六章 - 481559
第十七章第十八章 - 458019
第十九章第二十章 - 239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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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第十二章 - 713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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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第十六章 - 588435
第十七章第十八章 - 535747
第十九章第二十章 - 660555
第二十一章第二十二章 - 862341
第二十三章第二十四章 - 831139
第二十五章第二十六章 - 761823
第二十七章 - 730621
第二十八章 - 875611
第二十九章第三十章 - 234943
第三十一章第三十二章 - 203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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