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花在野民国女】篇拾壹 完结

1. 杨苡yǐ 1919—2023

她的长夏永不凋落

我虽是个平凡的人，却也有许许多多的人可念，许许多多的事可说。——杨苡

2023年初春，一位眉目温柔的老妇人在南京悄然离世，享年一百零三岁。她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贵族小姐”，汪曾祺、杨振宁是她的同窗好友，沈从文、巴金是她的一生知己，而她自己更是近代以来最为成功的女性翻译家之一，世界名著《呼啸山庄》由她翻译成中文。她的丈夫赵瑞蕻hóng也翻译了《红与黑》，她的哥哥杨宪益和大嫂戴乃迭则被称为“翻译了整个中国的人”。

2. 巴金曾调侃：“长寿也是种惩罚。”

她却说：“人生值得一过，活着就是胜利。”

后来，与她共同走过那段岁月的人所剩无几，因为长寿，她几乎看到了所有人的结局。于是，她选择将思念与回忆付诸笔端，好将那一百年的许多人与事留存下来。

时代从来不是她的人生背景，因为，她的人生就是时代本身。

她是杨苡。

3. 草长莺飞的天真，是少女的旌旗

记得2022年末，我去拜访杨苡先生。她的家就在南京大学附近，门口的芭蕉树苍翠欲滴。

那时，杨苡先生虽然已经一百零三岁了，却依然像个小女生，每当有人拜访，她都会描眉毛、擦口红。她的思维非常敏捷，说起话来中气十足，根本不像一位一百多岁的老人，而且记忆力非常强。一个世纪前的往事，她连细节都记得很清楚……

杨苡生于1919年，是五四运动的同龄人。在新旧文化交替的年代，这位天真无邪的少女，拥有着让所有人羡慕的成长环境。父亲杨毓璋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银行家，哥哥杨宪益是著名翻译家，姐姐杨敏如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教授，而姐夫罗沛霖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4. 不过，让少年杨苡得以快乐无忧的，除了优渥的生活条件、母亲的呵护和哥哥姐姐的疼爱外，还有她乐观从容的心境。

在父亲感染风寒意外去世后，一家人靠着巨额遗产搬到了天津租界生活，虽然日子依旧过得富裕而悠闲，但并不意味着没有落差。从日租界花园街大宅院搬至法租界的别墅，大人们都觉得新的居所太小了，但年幼的杨苡却很喜欢二楼的露台。

草长莺飞的旧日时光在少女的心上划过，也不忍留下一丝半缕的痕迹。直到“一二·九”运动爆发，当同学们积极参加游行时，杨苡却被母亲关在了家中，不允许擅自出门。

5. 此时，这座曾令她觉得无比安全和舒适的房子，却变成了豢养雀鸟的黄金笼。这一刻，她突然感到了厌倦，厌倦了“白日里读书绘画、晚上听音乐、周末看电影”的闲散贵族生活，她开始思索起自己的人生和价值。

抗战雷雨袭来的前夜，十七岁的杨苡如那些正处于叛逆期的同龄人一样，她说：“我觉得孤独，内心在彷徨不安，究竟我该如何反抗？我并没有勇气走进一群陌生的男男女女的青年人中间，但我又不情愿做一个平静地生活着的终日读书、暇时绘画、晚上听音乐、周末看电影的贵族小姐。我只会在晚间编织一些美丽的梦。”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她遇到了影响了她一生的偶像——巴金。

6. 那日，她偶然读到了巴金的小说《家》，顿觉遇到了知音，于是马上写信给巴金，希望能像《家》里的觉慧一样，摆脱旧式大家庭。没想到，巴金竟真的回信了。他在信中劝道：“你小小年纪，得先读书。不要动不动就说离开家。你要懂得向前看，保持乐观，多读书，相信未来总是美丽的。”

收到巴金回信的那天，杨苡狂喜得恨不得拥抱遇到的每一个人。

一来二去，书信不断，二人便成了至交好友。

7. 后来，杨苡再忆起这段往事，仍带着笑意：“我给朋友写信习惯写得很长，但给巴金的信特别长，以至于好多年后，有次他在朋友面前开我的玩笑，说我有一封信长到写了十七页纸。”

为了让这个处于青春期的女孩走出苦闷，恢复开朗，巴金还特意将自己在天津工作的三哥李尧林介绍给杨苡。彼时，李尧林正在南开中学做英语老师，杨苡称他为“大李先生”。短短半年时间，李尧林给杨苡寄去了四十多封信，而杨苡的回信则更多。

8. 当然，萦绕在他们之间的，也不只有书信。

大李先生很喜欢音乐，有一段日子，每到下午，杨苡就会把房间里对街的窗户打开，用留声机大声地放唱片，并且把声音开到最大。

这是一个小女生和大李先生的秘密。

大李先生每天都会经过这条街，而音乐就是放给他听的。

晚年的杨苡讲起这段往事时，说：“守着一个秘密，兴奋是翻了倍的，你也可以说，那就是一种幸福感吧。”

只是可惜，这段单纯美好的感情也只落了个无疾而终。

9. 我爱那股朝气，但你不是唯一

1938年，杨苡考上了西南联大，即将离开天津，远赴昆明。动身前，她特地抽空去见了她的大李先生。

李尧林拿出一只盒子赠与杨苡，里面装有六条精美的刺绣手帕。她知他素来生活节俭，更知这份礼物的得来不易与珍贵。临走时，她满怀期待地与大李先生相约于昆明。

然而，她在昆明等了许久，大李先生始终没有出现。

虽未履约，但彼时的二人仍维系着通信，杨苡如写日记一般，向大李先生倾诉生活中的琐碎小事。

10. 入学不久，杨苡加入了校内的高原文学社，结识了年轻诗人赵瑞蕻。在给李尧林的信中，杨苡聊起了赵瑞蕻做的傻事，带着小女生的心思对大李先生倾诉这位她的爱慕者的“死缠烂打”。没想到，李尧林却回信道：“如此重情之人，若他人品优良，为什么不接受？”

这封冰冷的回信，实实在在地挫伤了这个几乎事事顺遂、被周围人宠爱着的女孩子，于是杨苡似赌气一般回信：“你让我嫁，那我便嫁了。”

自此之后，她便与李尧林断了联系，果断接受了学长赵瑞蕻的追求。

11. 都说，人生之憾不过“意难平”三字。那么，究竟怎样的遗憾才能算作意难平？是故作平静的放手，是落落大方的成全，还是以误会收场的缘分，以及迟到多年的真相……

直到1945年，人在重庆的杨苡突然收到巴金的妻子萧珊的一封信，信中说：“三哥走了。”

此时，杨苡才终于得以翻阅到那段过往的另一面。大李先生的哥哥因破产而自杀，作为三子的他只能扛起责任，用自己的力量撑起这个大家庭。为了守护弟弟巴金的事业，李尧林一直承担着养家的责任，把大部分收入都寄回了老家。要养家糊口的人，是很难放下稳定的生活，跑去昆明过动荡日子的，而这一点，大概是彼时身为富家女的杨苡难以理解的。

12. 看着那个天真活泼的女孩，大李先生不想自私地用贫困的家庭束缚她的未来。而时隔多年，真正体会到大李先生内心的苦涩后，杨苡还是想求一个结果。她找到亦师亦友的巴金，忐忑地问道：“大李先生生前，有没有喜欢的女孩子？”

听到这句话后，巴金轻轻点头，看了杨苡一眼，才缓缓道：“那是一个真正的富家小姐……”

当迟到多年的真相就此揭开，杨苡只感到一种近乎悲哀的惆怅。也是在那一刻，她真正读懂了何为遗憾，何为阴差阳错，何为物是人非事事休。

13. 人到晚年，杨苡仍然保持着少女心性。她家中的柜子里摆着各式各样的猫头鹰和芭比娃娃，墙上也挂满了照片，浅浅一抬眼，就能看到那位大李先生。杨苡忆起那段往事时说，她不懂李先生是不是她的初恋，但他确是她心里的一盏灯。

时间回到1940年8月13日，也就是淞沪会战纪念日当天，杨苡与赵瑞蕻在报纸上刊登了一篇结婚启事。

门第悬殊，或许是大家对这段婚姻的普遍认知。而在杨苡的讲述中，赵先生纵有万般不靠谱，但偏偏就是有把日子过下去的本事。

14. 年轻时，但凡写了一首诗，他定要在众人面前高声朗诵，也因此得了一个帅气的外号——“Young Poet”（年轻诗人）。结婚后，他也始终相信一切都会好的。遭遇轰炸，人心惶惶，他便安慰妻子说：“你看我们的小孩长得这么漂亮，我们怎么可能被炸死呢？炸不到我们的。”

其实，若是抛开旁观者眼中的“不般配”，以及局外人心头的“意难平”，这未必不是一段可遇不可求的感情。在那离乱的岁月里，如果不是小镇青年所特有的热血、乐观和执着，如何能跨越门第的阻碍，又如何能承受一位世家小姐心中的万般敏感与纠结？

15. 就像在相识之初，二人的好友穆旦曾坦言，杨苡一直在等大李先生，如果是他，定不会在这个时候追求杨苡。赵瑞蕻听了这有点酸的文艺腔，很是生气，要跟穆旦决斗，最后绝交数年。赵先生就是这样率真又可爱，连杨苡也忍不住说：“他就这样，有时会莫名其妙地浪漫起来。”

这对在外人看来算不得多么般配的夫妻，在战火中相伴相守，成就了一世深情的浪漫。或许，感情本就如此，没有时机正好，也不分先来后到，只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16. 她已亭亭，无忧亦无惧

在西南联大读书的日子是清苦的，屋子里只有一张床、一条长凳和一张小破桌，和繁华三千的天津相比，这里的街道、房子都很老旧，但对于杨苡来说，云南的一切都是新鲜的。她说：“翠湖就像莫奈风格的油画，滇池那一大片平滑得像缎子一样的涟漪也是可以入画的，直到老年了我还会梦见。”

在云南边陲的那段日子，也是杨苡真正觉醒和成长的关键期。中国近代的无数名家曾在这里聚集，与大师同行的时光则为杨苡提供了无穷的精神养分。

17. 杨苡住在青云街时，比邻而居的正是沈从文先生。彼时，朱自清与沈从文正在编著西南联大的国文读本。有一次，杨苡叫了两个朋友来家中玩，年轻人们聊到兴致高昂时声音总会不自觉地抬高。大概是真被吵得不行了，沈从文突然掀开门帘，对她说：“杨小姐，我和朱先生都在工作！你们太吵，我们没办法做事！”不过，这也是沈从文唯一一次严肃地对她讲话。在杨苡的讲述中，那位才华横溢的沈先生大多数时候都是一副有点害羞的样子，对学生更是爱护有加。

最初，杨苡是想读中文系的，但沈从文了解她的情况后，力劝她进入外文系，他说：“进中文系，那些线装书会捆住你的，你已读过十年英文，该多读些原著，要打开眼界……”

18. 为了让杨苡接受这个建议，沈从文还捧来一大堆世界名著，叫她写读书笔记，并鼓励道：“将来，你也可以做翻译嘛。”

在沈从文的鼓励下，杨苡选择了西南联大外文系，正式走上翻译的道路。除此之外，她还尝试向云南文艺抗敌协会的刊物《战歌》投稿，跟穆木天、罗铁鹰等诗人一起开座谈会……在西南联大的种种经历和收获，终于让她成长为清醒无畏、目标清晰的新女性。

在杨苡宣告结婚后，巴金写信劝她：“人不该单靠情感生活，女人自然也不是例外。把精神一半寄托在工作上，让生命的花开在事业上面，也是美丽的。”

19. 所幸，婚后的杨苡并未放弃理想，也不甘心做一个围着琐事打转的传统家庭妇女，她仍坚持学习，翻译外国诗歌和短文。

杨苡的丈夫赵瑞蕻也从事翻译工作。当他翻译法国作家司汤达的《红与黑》时，杨苡也萌生了翻译些真正的外国名著的想法。恰是那一年，从英国回来的哥哥告诉杨苡，梁实秋已经完成一个译本，译作《咆哮山庄》。

杨苡听到这个消息后，笑到岔气，直言“此举滑稽”，她说：“这个世上怕是没有人会同意，别人把自己住的房子翻译成‘咆哮’。”

哥哥听后，故意激将道：“有本事你来译。”

20. 天性不爱服输的杨苡，当场与哥哥立下军令状，直言自己肯定能为这本著作取个更好的名字。

不久之后，在一个暴雨夜，风声呼啸，雨点敲击着玻璃窗。伏案忙碌的杨苡突然想起了书中位于约克郡旷野的那座古宅。灵感闪现，她落笔写下了四个字，那部经典著作从此在中国拥有了它真正的名字——《呼啸山庄》。

1955年6月，杨苡翻译的《呼啸山庄》经平明出版社出版面世。此后经年，翻译界无数学者以独有的风格和理解将此书又多次翻译为中文，但大家却不约而同地选择以“呼啸山庄”来命名。

21. 可以说，从《红楼梦》到《红与黑》，从《儒林外史》到《呼啸山庄》，杨苡与兄长杨宪益、爱人赵瑞蕻共同推动了中文与世界的对话。他们对翻译事业的坚守，也让众多文学经典如种子般在不同文明的土壤里落地生根，绘就了中国文学翻译事业最初的图景。

岁月荒唐，人心易变。可不管生活如何，她始终没有擦去乐观的性格底色。

杨苡先生让人明白了什么叫作见过世面，那就是见过最好的，也承受过最坏的。她说，杨家人最骄傲的是，在任何突然来临的事故甚至劫难出现时，都能做到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或许正因为如此，杨家人总比旁人更长寿一些。

22. 1999年，杨苡送走了丈夫赵瑞蕻。2005年，巴金也告别人世，临终前他给予杨苡的最后叮嘱依旧是“多写”。2009年，素来疼爱她的哥哥杨宪益也因病去世。在漫长的一生中，她见证了时代的变迁，也亲历了同辈挚友亲人先后离去的痛楚。但她仍旧天真乐观地活着，认真地写着，以怀念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些人和那些事。

晚年的杨苡先生，住在南京大学家属区的院落中。每当有客人来访时，她总会像年轻时那样，认真描上眉毛，仔细涂上口红。她喜欢热闹，不大的客厅里总是高朋满座，每当有人问起那些已经斑驳的旧人旧事，她总是微笑着娓娓道来，只是有时说着说着，眼中便会显出几分难掩的落寞，似降了一场雪，悄无声息，却越落越深。

23. 她的书房前生长着繁茂的石榴树和蜡梅树，每当微风拂过，那树上挂着的浅蓝色的风铃便会发出阵阵清脆的声音。直至晚年，她依旧是那个不曾被岁月打垮的天真少女。

她会在简陋的木桌上铺一层白底花纹的桌布，会在柜子上摆满最喜欢的洋娃娃，会用收音机播放那首轻快的You Are My Sunshine。在节奏舒缓的旋律中，她一边靠在躺椅上，一边怀念着那些山河故人……



24. 张爱玲 1920—1995

她像词牌里无解的音格

我以为爱情可以填满人生的遗憾。然而，制造更多遗憾的，却偏偏是爱情。——张爱玲

她是民国时期最当红的天才女作家，但也有人说她是最不幸的女人。

她七岁开始写小说，十四岁改写《红楼梦》，二十三岁名震上海滩。她旁若无人地活，肆意妄为地爱，最后又悄无声息地离开。

作为文学史上的一个异数，张爱玲以她的早慧提前洞悉了人性与世间的荒诞。她不拘一格，遗世而独立。

25. 孤独的人有自己的泥沼

张爱玲是名门之后，她的外曾祖父是晚清重臣李鸿章，祖父是清末名臣张佩纶。家世显赫、生活优渥的她，本应做个无忧无虑的大小姐，然而不幸却像细密的藤蔓，爬满了她的童年。

张爱玲的父亲张志沂没有继承半点祖辈风骨，是个不折不扣的败家子，没几年就将祖产挥霍一空。张爱玲的母亲黄逸梵同样出身名门，却是个新派女性。夫妻二人因三观不合，经常争吵不休，最终在张爱玲四岁时，母亲再也无法忍受，毅然离开了张家，远渡重洋，追寻新的生活。

后来，父亲在张爱玲十四岁时，迎娶了后母孙用蕃，她性格乖戾，为人强势。本就有些孤僻的张爱玲，觉得后母就是她的梦魇。

26. 张爱玲从小就爱美，她说：“八岁我要梳爱司头，十岁我要穿高跟鞋。”然而，继母待她刻薄，很少给她买新衣服穿，只让张爱玲拣自己穿剩的衣服。她记忆最深的是那件继母穿过的薄棉袍，那暗红色如碎牛肉一般，她却不得不每天穿在身上，闻着继母留在上面的恶心味道，羞耻感在她的心里一点点生长发酵。她变得越来越自卑，不敢与人交往，把自己封锁起来，渐渐成为一个孤僻的人。

随着继母的介入，张爱玲与父亲的关系也变得愈发疏远。最让她难过的是，每次与后母发生矛盾，父亲总是站在后母那边，这让本就缺爱的张爱玲内心更加敏感与孤独。

她曾在《流言》中，记录了导致父女决裂的那场冲突。

27. 张爱玲到母亲家住了两个星期，回来后继母发难，甩手打了她一个耳光。她刚想还手，继母却诬赖她打人，并添油加醋地告诉父亲。父亲怒气冲天，对张爱玲拳打脚踢，顺手操起一个花瓶砸向张爱玲。张爱玲叫嚷着要报警，父亲干脆把她反锁在房间里。其间，张爱玲得了严重的痢疾，但父亲既不请医生，也不买药，张爱玲对这个家彻底心灰意冷了。

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十七岁的她冲出铁门，逃离了这座困住她整个少女时代的囚牢。然而父亲的伤害如同在她心上划开一道无法愈合的口子，鲜血汩汩直流，染红了她的余生。她像只累极的鸟儿，暂歇在姑姑的公寓里。

28. 在家的那段痛苦的经历，牢牢生长在她的梦魇中，成为她一生挥之不去的阴霾。

后来，张爱玲投靠了回国的母亲，然而，母亲带给她的伤害不亚于父亲。

1938年，张爱玲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英国伦敦大学，却被日军的炮火阻断了行程，她只好转入香港大学念书。

母亲没有收入，靠变卖嫁妆生活，母女二人的生活压力并不小。为了省钱，张爱玲在学校里面吃最便宜的饭团，走很远的路去补课，但她学习成绩出奇地好。

29. 历史老师知道了她的家境，自掏腰包给她八百元作为奖学金。张爱玲高兴极了，将此事告知母亲，没想到第二天，这笔钱就被母亲打牌输掉了。这笔足以支撑她一学期生活和学习的钱，竟被母亲打牌输掉了。母亲的自私如一根刺，深深地扎进了张爱玲的心里。

后来战事越来越频繁，张爱玲走投无路之际写信向母亲要生活费，母亲却说：“如果早点嫁人的话，就不必读书，用学费来装扮自己；如果继续读书，就没有余钱兼顾衣装上了。”

30. 那段时间，张爱玲过得非常艰难，她只能挨家挨户地给杂志社投稿，靠着微薄的稿费来养活自己。所以，她后来在文章里写道：“哪怕是父母的财产和遗产，也不如用自己赚来的钱自由自在，良心上非常痛快。”

后来，张爱玲凭借《沉香屑》《倾城之恋》和《金锁记》，在短短两年间就红遍了整个中国。这时，她又喊出了那句流传甚广的名言：“出名要趁早。”的确，没有人比她更清楚，越早获得经济独立，便能越早实现人格独立。

31. 祝你梦醒，祝我革新

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改善自己生活，完成学业，她努力争取奖学金，同时写稿赚钱。一言难尽的苦涩与辛酸吞噬着她的青春，也逼迫她迅速从稚嫩脆弱走向独立。人生仿若一片望不到尽头的苦海，如果说哪里还有一丝甜味，也许就剩下爱情了。

那一年，二十三岁的张爱玲邂逅了胡兰成。

彼时，张爱玲已经有了非常多的读者，而胡兰成正是其中一位。他主动上门拜访，说他爱上了张爱玲。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后，张爱玲觉得胡兰成是能够懂她的人，但后来发现胡兰成已经有妻子了，于是她果断拒绝。然而胡兰成依然死缠烂打，甚至主动离婚，专心追求张爱玲。

32. 后来，二十四岁的张爱玲与胡兰成结婚，即便没有婚礼，她也依旧心满意足。她说：“遇见他，我变得很低很低，一直低到尘埃里去。但我的心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的。”

张爱玲的心被胡兰成的风流倜傥与温柔细致虏获，可深陷情网的她却不知道，这是一桩并不匹配的婚姻。胡兰成大张爱玲十四岁，在风月场上厮混多年，桃色新闻不断，身边好友都不看好他的人品。也有很多人替张爱玲不值得，觉得惋惜。张爱玲不予回应，只在《半生缘》中间接写下：“你问我爱你值不值得。其实你应该知道，爱就是不问值不值得。”

或许，刚开始在胡兰成的心中，张爱玲的确是最特别、最有才情的那一位。然而，当耳鬓厮磨的热情渐渐冷却，胡兰成的渣男本色也露出端倪。

33. 抗战胜利后，人们到处抓捕汉奸，此前曾帮日本人摇旗呐喊的胡兰成怕被追责，便将张爱玲丢在上海，自己四处逃窜。可即便逃亡途中，他仍不忘沾染声色。张爱玲心中惦记逃亡在外的胡兰成，不远千里、翻山越岭地去寻他，却发现他竟和当地的一个寡妇厮混在一起。

忍无可忍的张爱玲思量再三，决定退出这场无聊的游戏。她将积攒的稿费和积蓄，全部寄给了胡兰成，两人从此分道扬镳。

张爱玲一生最恨不彻底，爱得不彻底，恨得不彻底，忘得不彻底，就连盲目都不够彻底。可此时伤痕累累的她，也只得叹息道：“爱情，就是含笑饮毒酒。”

34. 用世人萍聚，读写人世沉沦

爱情这杯毒酒，让张爱玲元气大伤，除了感情的创伤，还有名誉的损伤。抗战胜利后，“汉奸的妻子”却成了张爱玲一生甩不掉的标签。读者诟病这段婚姻，连带着开始排斥她的作品，导致她接连被几家报社退了稿子，事业跌入谷底，生活一度灰暗阴郁，不见光明。

就在她最狼狈的时候，电影导演桑弧出现了。当时，张爱玲除了写小说，还在写剧本，而桑弧为了剧本相关事宜，曾数次上门拜访。一来二去，两个人熟络了起来。相比上一段倾城之恋，这一段感情的开始显得过于平静，甚至是平凡，但桑弧的关怀和体贴都是张爱玲从未得到过的。

35. 可惜二人的关系遭到了桑弧家人的反对，最终桑弧另娶他人，张爱玲则去了美国。对于这段前尘往事，两人都绝口不提。桑弧终究是懂张爱玲的，他知道沉默就是对她最后的温柔。

到达美国后，三十六岁的张爱玲邂逅了六十四岁的三流作家赖雅。张爱玲不善家务，赖雅就每天为她做喜欢吃的饭菜，主动包揽所有的家务。张爱玲在赖雅面前可以做个无拘无束的女子，他给了她曾经从未拥有过的爱与包容。

半年之后，二人结婚了。

然而，幸福的生活没过几年，赖雅就中风瘫痪，丧失了自理能力。张爱玲一边照顾丈夫的生活起居，一边利用写作赚钱养家，直到十一年后赖雅去世。

36. 此后，张爱玲一直孤身一人，过着极其简单的生活。有社交恐惧症的她，离群索居，就像童年时期一样，把自己关在一个简陋的小房子里，恨不得与世隔绝。

十七岁韶华灿烂的张爱玲曾满眼沧桑地说：“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上面爬满了虱子。”未曾想一语成谶，晚年的她患上了严重的皮肤病，也固执地认为那是跳蚤造成的。为了逃脱跳蚤的纠缠，她频繁搬家，每次搬家都要扔掉很多东西，最后只剩下一些必需品和衣物。她甚至剃光了头发，每次出门都戴着一头假发。当她去看医生时，医生给她的诊断结果却是心理问题。

1995年的一个中秋节，张爱玲平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她似乎对自己的死亡早有预知，提前整理好了各种重要的证件和信件，装进手提包，放在靠门的折叠椅上，就这样冷静又坦然地迎接死亡。

37. 很多人以为张爱玲晚景凄凉，无人问津，事实或许有些出入。除了身体状况和心理问题，她的生活绝对算不上糟糕。

晚年的张爱玲沉迷于侦探小说，还经常通宵看真人秀节目。她不怎么正经吃饭，喜欢去超市买蛋糕和冰淇淋吃，招待客人也用的是冰淇淋。闲来无事，她还会看一看港台书商有没有盗印自己的书，有的话就同他们打打官司。更有许多学者、书商、影视剧制作方想去拜访她，却都被她拒绝了。她主动地选择了与世隔绝，除了和少数友人偶有通信外，她的世界便只剩她一人。

张爱玲是否当真享受这种热烈的孤独，世人已无从知晓。不过，乱世佳人，临水照花，张爱玲从来都是一个独特而无解的女子。如陈子善先生所说，她永远带着俗世的烟火，又永远高不可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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