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5年11月13日，就在政府军于普雷斯顿清扫完英格兰叛乱残余分子的前一天，马尔终于和他的敌人对峙了。阿盖尔的人数至少比他少一半，但一方是富有经验的战士，另一方则是外行。到最后，这场战斗本身并无输赢之说，但阿盖尔守住了阵地，马尔则逃回珀斯。

也许马尔最初的犹豫不决源于他不知道法国人是否会为了支持他而采取行动。自路易十四去世以来，法国一直由摄政王，年幼的路易十五的伯父，奥尔良公爵腓力统治。由于他暗地里将自己立为侄子的王位继承人，支持“觊觎者”的行动对他而言就变得得不偿失了。最终他没有派任何人力物力去支持马尔。

12月下旬，詹姆斯本人为了表示对叛军的支持，迟迟地从敦刻尔克前往彼得黑德港，同时西班牙的腓力在一艘开往苏格兰的船上也为他准备了一大批黄金。詹姆斯的旅行永远伴随着运气不佳，这艘船在圣安德鲁斯失事，上面珍贵的货物很快被欢呼雀跃的汉诺威士兵从海里一网打尽。

詹姆斯于12月22日登陆，但那时一切已成定局。他在斯昆张罗了一个宫廷，执政了几个星期，到了2月他不得不低声下气地写信给奥尔良，乞求那只到最后也没有伸出的援手。到了2月26日，他和马尔一起在蒙罗斯登船，再次流亡海外。

事后看来，这场失败似乎令人震惊。如果马尔在打仗方面哪怕有一点点的才能，他也很有可能突破阿盖尔，与英格兰北部的詹姆斯党和天主教徒会师。由此产生的势头很有可能将汉诺威王朝扫地出门，准备迎接詹姆斯的胜利回归。相反，政府又一次交了好运，詹姆斯党错过了最后一次获胜的机会。

从21世纪的角度来看，这固然是历史的走向，但事实上，1715年叛乱造成的后果让英格兰当权者都十分紧张。他们知道自己的政权接近被推翻的边缘，知道运气在其中扮演了多重要的角色。当他们担心詹姆斯党的下一轮行动会何时到来时，却有其他力量（除了最有远见卓识的人之外，其他人几乎不可能察觉的，甚至无法辨认的力量）开始从根基上破坏詹姆斯党的事业。这些力量便是知识的探索以及自由市场经济的种子。

就在谢里夫缪尔大溃败的四年之后，詹姆斯又一次企图在父亲的领土上煽动叛乱。这一次，“觊觎者”、苏格兰和詹姆斯党不过是一盘更大的棋局中的棋子，而真正下这盘棋的国家有西班牙、瑞典、奥地利、俄国、奥斯曼和意大利。

这些大国对苏格兰的利用，既损人利己又敷衍了事。西班牙想夺回在继承战中失去的意大利部分地区的控制权，但发现自己遭到了奥地利和不列颠的反对。西班牙人想得很复杂，又要与俄国人和土耳其人寻求共谋，又要得到在雄才大略的查理十二世国王的领导下极为精锐的瑞典军队的支援。

正是苏格兰与瑞典隔北海相望的地理位置引起了西班牙人的注意。瑞典船只在海面上巡逻，对汉诺威王朝的船只虎视眈眈。不列颠政府已经够焦头烂额的了，詹姆斯党的叛乱更会雪上加霜，于是一个机会主义的计划由此制订。事情的高潮发生在詹姆斯抵达西班牙的时候，但他希望领导的叛乱已像堂吉诃德的远征一样虚无缥缈。

事实证明，西班牙已是他的极限。一支以他名义组成的西班牙—詹姆斯党联合军队稍微闹了点动静。西班牙人短暂地占领艾琳多南城堡并驻扎在此，后来被不列颠海军的炮火轰成了废墟。詹姆斯党曾在西班牙掀起数万人的大规模叛乱，但这是一场愤世嫉俗的空谈。正如预期的那样，这次叛乱在1719年6月10日，在格伦谢尔两边山势陡峭的峡谷里，随着一场战败而一败涂地，走到了尽头。

聚集在一起的高地人唯一的优势就是勇敢善战，能像任何正规军一样顶住炮兵火力，向训练有素的汉诺威火枪阵发起冲锋。但只有这些远远不够。到最后，詹姆斯党的梦想只能随高地的微风飘散而去。詹姆斯再也没有露面，他一直待在西班牙，直到东道主告诉他不再欢迎他在此滞留为止。

他在1719年所做的唯一称得上成功的事情，便是和一个愿意为他生下继承人的女人结婚。玛丽亚·克莱门蒂娜·索别斯基是波兰国王约翰·索别斯基三世的孙女，年仅十七岁。她不仅能够为斯图亚特家族带来更多男孩，延续家族血统，她还能带来一笔丰厚的嫁妆，包括数百万法郎和一套家族传承下来的珠宝，著名的索别斯基红宝石。对于一个流亡王室而言，无论是为了钱还是血脉的延续，她都非常重要。

虽然詹姆斯是个不忠的丈夫，这段婚姻也很不幸福，但它确实带来了一个继承人。在1720年12月31日，克莱门蒂娜生下了查理·爱德华·路易斯·约翰·卡西米尔·西尔维斯特·塞维诺·玛丽亚，在1725年3月11日，她生下了亨利·本尼迪克特。不管他经历了什么失败，不管他的运气多么背，詹姆斯至少坚守了斯图亚特家族的男性最令人瞩目的传统，那就是为家族的人丁兴旺贡献一份力量。尽管詹姆斯党的冒险至此还远远没有结束，但是詹姆斯·弗朗西斯·爱德华却再也不会考虑踏足苏格兰大陆了。这对夫妇从教皇那里得到了罗马的一座宫殿作为结婚礼物，他们住在那里，孩子也出生在那里，斯图亚特王室的苍白阴影也在那里扎下细弱的根，这株王朝的风滚草需要寻找水分。

然而比詹姆斯继续战斗的胃口更重要的是，苏格兰的好日子来了。苏格兰人在远离詹姆斯开历史倒车的影响后，终于开始看到和英格兰结盟的好处了。

虽然确实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在1707年之后的头十几年里，联盟承诺的经济奇迹并未兑现。保护性关税原本使啤酒、亚麻、纸张和羊毛等传统苏格兰产品有利可图，现在却根据条约的规定被一笔勾销。对许多人而言，日子反而变得更加艰难了。

征税也大幅增加，1725年，威斯敏斯特议会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狠狠地打在了苏格兰人的痛处上。他们对生产啤酒和威士忌至关重要的麦芽征收一种新的重税，引发了苏格兰人的强烈反弹。当地人意识到酒价显著上涨时，在格拉斯哥和所有自治区都爆发了大规模骚乱。然而从长远来看，这只不过是分娩的阵痛，边境以北即将诞下一种新的认识。

1776年1月，在一本名为《常识》的小册子中，托马斯·潘恩将在美国人心中激起革命的斗志。在这本不太厚的书中，有许多令人难忘的句子，其中包括“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在苏格兰人看来，这是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而这是由苏格兰和位于威斯敏斯特的立法者之间的物理距离导致的。

许多苏格兰人逐渐意识到，他们离以伦敦为中心的政府太远，无法吸引到更多的注意力。这带来了喜忧参半的结果。尽管受到一些詹姆斯党人的煽动，18世纪20年代后期的苏格兰还是开始享受那种在强大国家的庇护下才能感受到的和平与安定。与此同时，苏格兰人尽量被那个国家遗忘了，他们反倒可以自由地塑造自己的独立身份。

随着农业的恢复，粮食短缺渐渐转为过剩，17世纪90年代末的大饥荒造成的绝望困苦开始从人们的记忆中退却。国际市场也对苏格兰商人开放，格拉斯哥的码头上弥漫的进口烟草的味道很快变得熟悉起来。市面上也开始出现棉花、糖蜜、白糖、茶叶等奢侈的外国产品，阿伯丁、艾尔、爱丁堡、格林诺克和佩斯利也开始尝到甜头。

最初，生活水准提高最显著的是拥有土地的贵族，但随着18世纪第二个十年接近尾声，所有苏格兰人都开始通过接触到更广阔的世界而或多或少地富裕起来。无论是多数派还是少数派，生活都开始越来越好。

许多贵族都要做出艰难的调整。自1707年以来，只有少数苏格兰人在议会中拥有席位，而对于那些现在大部分时间待在伦敦的苏格兰上层人士来说，他们有很多事情都需要适应。首先他们需要钱，才能在首都维持体面的生活，这将从根本上改变他们对自己家乡的庄园及居住在那里的人们的看法。在伦敦有事业和住所的苏格兰贵族开始把家乡的族人看作佃户和收入来源，而不是他们承担监护责任的对象。对于那些被伦敦所忽视的名门望族而言，他们也有一些决定要做：到底是最好信任现在的政权，还是回过头看向海对岸从前的政权。

由于师资队伍在法律、数学和医学等新兴学科为学生打开了眼界，苏格兰分别位于格拉斯哥和爱丁堡的两所大学也开始走向现代化。很长时间以来，神学教学一直是鞭打苏格兰人的棍棒的源头所在，如今它的地位变得越来越不稳，也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但这门学科的教义本身也在变得更加乐观。随着更现代、更自由的思想向北传播，神学思想开始从加尔文派教义的炼狱之苦中解放出来，拥抱更为自由、多元的宗教思想，其中宽容是一个重要的美德。这一进展也顺带让这些城市出现了更多支持与汉诺威联盟的声音。（位于圣公会腹地的阿伯丁大学仍然是詹姆斯党的温床。）

这个崭新的苏格兰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后联盟时期的政治家艾莱勋爵，即后来的第三任阿盖尔公爵和强大的坎贝尔家族的领袖阿奇博尔德·坎贝尔。他的祖父曾在苏格兰领导1685年失败的蒙茅斯叛乱，他的父亲便是在谢里夫缪尔击退马尔伯爵的阿盖尔公爵。而如今这位年轻的阿盖尔是政治家而不是战士。

1722年，在罗伯特·沃波尔就任首相的一年后，艾莱勋爵进入了威斯敏斯特的政治舞台。在接下来的四十年里，他将对自己的祖国施加强有力的积极影响。从某些人的观点来看，除了名义上，他就是苏格兰的国王。他提倡改进亚麻工业，这也为他自己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同时他试图推动整个苏格兰迈向更为勤勉、利润更为可观的未来。当格拉斯哥在1725年因麦芽税而发生暴动时，正是时任首席大法官的艾莱勋爵被派往北方安抚这座城市和整个国家。

艾莱勋爵也非常清楚地知道，大学是国家发展的关键所在，他利用自己庞大的影响力把他认可的人安排在爱丁堡大学和格拉斯哥大学的重要位置上。他最著名的成就是招募到弗朗西斯·哈奇森。艾莱勋爵确保哈奇森被授予格拉斯哥大学道德哲学系的主任，在那里他成了苏格兰启蒙运动之父。

哈奇森本人是一个牧师，亦是牧师的儿子，他相信所有人天生就懂得分别对与错，无须被告知。他还倡导个人自由，教导每个人都有权“根据自己的判断和倾向，并以这些为目的，在一切工业、劳动或娱乐活动中行使自己的权力，只要不伤及他人或物品”。以上观点都来自这位格拉斯哥大学的道德哲学系主任，而所有这一切实际上都发生在人们对“杀戮时代”仍记忆犹新的时候，这足以衡量时代发生了多么大的进步。

哈奇森是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他相信所有人都值得过上幸福生活，人们应该主动追求幸福，而幸福又是帮助他人和促进社会进步的回报。随着18世纪的进展，苏格兰人民对自由、富有创造和幸福的生活的渴望也在向前推进。

在此期间，詹姆斯党的幽灵一直在背景中隐现，而汉诺威政府正尽力彻底将它驱散。具有讽刺意味但也不可避免的是，寻求增加和保护个人权利的哲学进步也同样保护了詹姆斯党的相应权利。

政府试图扣押在1715年和1719年参加叛乱者的地产和资产，却往往遭到法庭的阻挠。没收叛乱贵族的财产是欧洲各国政府的一贯措施，然而在苏格兰却遭到了坚定而明智的反对。律师和法官本身就是土地拥有者，甚至是地主，他们几乎不可能和政治家勾结，剥夺任何其他人的土地财产，哪怕是詹姆斯党。土地拥有者通常天性保守，对于那些从事法律业的人来说，仅仅是建议给予政府如此庞大的权力，都足以让他们犹豫不前，因为这种权力很有可能某一天被用来反对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家族。一次又一次的尝试没收都受到了阻挠。

1716年的《解除武装法案》也没有成功。它的逻辑足够简单：要求人们交出所有的剑、盾牌、火枪、长匕首和手枪，叛军将没有武器可用。但实际上只有忠于政府的辉格党家族才真正放弃了他们的武器，那些有詹姆斯党倾向的家族只上交了前人破破烂烂的遗物，其中还有许多是为了糊弄政府工作人员而特意从欧洲大陆进口的廉价货。

洛瓦特的西蒙·弗雷泽曾于1715年叛乱期间帮助政府从叛军手中夺回因弗内斯，他提出建议，如果有更好的道路和桥梁可以让政府军通过，高地也许会变得容易管理一些。在1725年，苏格兰总司令乔治·韦德将军被正式派去建造道路和桥梁，以及一系列堡垒、兵营和要塞。

在接下来的十五年里，他和一支劳工队伍以惊人的意志开始建设总长达250英里的道路网，并取得了令人敬佩的成就。他最了不起的单程公路长达80英里，连接因弗内斯和敦克尔德，今天苏格兰所有人都知道正是韦德将军铺设了第一批贯通南北的全天候道路。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战争时期唯一使用过这些路的却是1745年为最后一次詹姆斯党叛乱揭竿而起的叛军部队。

早在查理·爱德华·斯图亚特考虑领导叛乱之前，詹姆斯党运动就已成为某种传奇和幻想，而不是现实世界中会实际发生的事情。那些认为自己是詹姆斯党，并为此激动不已的人依然存在于苏格兰以及不列颠其他地方。但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这是鲁莽的装模作样，是喝了太多酒之后在朋友之间吹嘘的话题。在18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苏格兰的詹姆斯党人没有拿起武器，举起旗帜，而只是收集刻有反叛口号的酒杯，在敬酒时浮夸地用它们向“海对岸的国王”致意。当时甚至有一个习俗，把一碗水放在桌上，詹姆斯党就可以通过无声地端起酒杯，为国王的健康而干杯，而在公开场合表达“觊觎者”的合法继承权。

这其中多少包含着亚瑟王传说的影子。詹姆斯党人希望他们的合法国王能够回归，因为人们需要他，因为他的时代已经到来，但他们自己不必为实现这一点而冒险。毕竟斯图亚特家族在1660年曾回来过一次；希望他们再次这么做有什么不对吗？但事实是，查理二世被允许回来继承父亲的王位，只是因为家族后继无其他人。现在，伦敦建立了一个新的统治王朝，就算面对再合法的继承人，他们都不会退缩。1727年，乔治二世取代他父亲登上了王位，汉诺威王朝的继承权（就在三十年前，这脚远射得分的可能性还很低），开始看起来很有把握了。

斯图亚特家族的最后一搏，起因是另一场泛欧战争。正如西班牙继承战争为1708年的詹姆斯党闹剧提供了背景一样，奥地利继承战争也在1745年惊起了从前的鬼魂。

从不列颠的角度来看，这一切都是从一只封存的耳朵开始的。理查德·詹金斯在格拉斯哥拥有一艘名叫“丽贝卡号”的双桅船，一直在加勒比海和西班牙殖民地进行贸易。自从1713年签署《乌得勒支和约》以来，不列颠船只就有权在西班牙殖民地从事一定数量的生意。但是西班牙已经越来越厌倦新来的人，关于他们蛮横打压合法船只及船员的指控也层出不穷。

1739年，詹金斯出现在伦敦一个议会委员会面前，声称西班牙海岸警卫队在1731年登上他的船。他还说西班牙船长用刀袭击了他，割掉了他的耳朵。随后他向委员会成员展示了他残缺不全的脑袋，还有那只被保存在一罐盐水中的耳朵。

其他的记载说得轻的称他是私掠船头头，说得重的则直接说他是罪犯。西班牙人显然认为他们在和罪犯打交道。在伦敦看来这两者则没什么区别。事情一下引起了骚动，1739年10月19日，首相罗伯特·沃波尔向西班牙宣战。不列颠海军早前曾取得过一些成功，但都不是决定性的重大胜利。因此，当普鲁士腓特烈大帝对由《乌得勒支和约》规定的玛丽亚·特蕾莎女皇的继承权持有异议，而于次年入侵奥地利和匈牙利时，西班牙和法国加入了他的阵营。不列颠则支持奥地利及其女皇，从詹金斯的耳朵开始的冲突变得越来越声势浩大。

法国和西班牙是苏格兰詹姆斯党人的两大后盾，它们准备投入与汉诺威不列颠的战争对他们来说当然是值得庆祝的事情。严格来说，法国和不列颠并没有真正互相宣战。它们的军队将出现在战场上，一方有支持奥地利的汉诺威军队，另一方则有支持西班牙的法国军队，但双方都坚持它们只是作为辅助力量参战。

这是一场闹剧。在1743年6月27日德国西南部的德廷根战役中，乔治二世率领不列颠、汉诺威和奥地利联合军队战胜了法国军队之后，路易十五清楚地意识到，他必须找出一个替罪羊，来转移不列颠的视线。18世纪的法国国王一贯如此，当他们为了某个目标需要喘息的空间时，路易立刻找到了詹姆斯·弗朗西斯·爱德华·斯图亚特。

年迈的詹姆斯早已厌倦这些无聊、肮脏的事情，他不想直接参与其中。在1743年12月23日，他把这个责任推给了他的长子，摄政王查理·爱德华。这位二十三岁英俊潇洒的年轻人从未去过苏格兰，也从未带兵打过仗，但现在已是整个运动名义上的领导者。像所有其他詹姆斯党叛乱一样，查理发起战争是为了让他的父亲登上王位，但当一切结束时，他的名字是最为人们所铭记的。

法国提供了数千名士兵，以及运送他们的舰船。关于全面入侵的激动言论声音大到足以传到海的对岸，当船队在1744年2月离开敦刻尔克时，查理本人也在其中一艘船上，不列颠海军已经在航线上严阵以待，然而还没交战，一场风暴就助不列颠海军一臂之力。法国船队损失了许多船只和兵力，包括查理所乘的那艘船在内的幸存船只别无选择，只能垂头丧气地返回法国。

一切本该就此结束。如果查理能多倾听少说话的话，很多人本可以幸免于难。但他是个刚愎自用的人。尽管路易坚持法国不会再入侵，但那些在横渡海峡途中幸存下来的人现在已决心投身詹姆斯党的事业，要与乔治的军队在陆地上作战，查理开始靠自己组织入侵战争。

到1745年初，“小觊觎者”已经通过四处恳求从法国借到了足够的资金来武装两艘军舰：一艘18门炮的横帆双桅船“泰耶号”，还有一艘大得多的64门炮护卫舰“伊丽莎白号”。他的大部分战争资金是通过典当传说中的索别斯基红宝石筹集来的。他用其中一部分资金买了火枪、宽剑以及一些火炮，雇用了几百名士兵。他还向苏格兰的詹姆斯党传话，计划带领他们一起叛变（所有得知这个危险消息的人都不敢相信），然后登上了“泰耶号”。

船只一离开“美丽岛”，警钟马上就开始敲响，查理却充耳不闻。一艘不列颠战舰，英国皇家海军舰艇“莱昂号”几乎立刻盯上了他们，炮火让“伊丽莎白号”遭受了重创，不得不返航。查理一下就失去了几乎所有战斗人员和大部分武器。他却不为所动，命令“泰耶号”继续前进，终于在1745年7月23日到达了位于苏格兰西部南尤伊斯特岛和巴拉岛之间的厄里斯凯岛。

传说他第一次踏足祖先的土地时，就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条棉质手帕，里面包着一种花的种子，叫作粉红海旋花。他将种子撒入沙滩和草丛中，那个地方今天被称为“王子海滨”。这种花和查理一样来自岛外，它的花朵将继续在岛上开放，但王子不会长存。

查理第一个见到的是博伊斯代尔的亚历山大·麦克唐纳，他建议查理回家，并引出了后者著名的回答：“我已经回家了。”博伊斯代尔伸了伸下巴，不愿再多搭理这项疯狂的事业。他还告诉他，天空岛的两位大族长，麦克劳德的诺曼·麦克劳德和斯利特的亚历山大·麦克唐纳爵士，也会跟他说同样的话。查理只是回到了“泰耶号”上，然后在位于阿里赛格和莫伊达特之间的南乌阿赫海湾登上苏格兰大陆。传说还提到，当地人从他们的田野中抬头看到船上的王子和七名支持者。这些人高兴得立刻开始跳舞，这种舞蹈后来被称为“莫伊达特七人舞”。

查理留在船上，当地名流接连划船前来拜见他，并为他的计划出谋划策。格伦科的麦克唐纳和科波奇的麦克唐奈尔等族长强硬好战，但人手不够，缺乏查理所需要的人数；更重要的是，他们也缺乏国王想要的庄严。一切落在了洛希尔家族的唐纳德·卡梅隆身上，他被称为“温柔的洛希尔”，王子梦想的成败取决于他，只有他有能力让奇迹发生。

他们究竟说了什么，查理事先准备了怎样的长篇大论，又收到了什么样的答复，这些都无人知道，但我们很想猜一猜。他肯定会提醒所有人，汉诺威议院最近对苏格兰的防务关注甚少。虽有韦德将军修建的条条大路，以及在奥古斯都、伯内拉、威廉修筑的堡垒和在鲁斯文建造的兵营，乔治国王却从未增加这些地方的兵力。国王更关心在法国的战斗，高地的堡垒几乎无人把守，军队都被他运到了英吉利海峡对面。查理说，只要他们虚张声势，不显得外强中干，就有可能拿下这个王国。

他也可能知道，温文尔雅的洛希尔尽管表面光鲜，但其实生活拮据。在18世纪40年代的高地，饥荒和贫困的恐惧依然挥之不去，17世纪90年代格伦科大屠杀的冤魂依然徘徊在这片土地上。1745年的收成也不太好，尽管避开了坠入深渊的命运，但人们还是在温饱线上挣扎求生。由于租户交不起租金，也没有人有钱买牛（这是高地经济的支柱产业），因此洛希尔和其他许多贵族的金库一样变得空空如也。

在我看来，苏格兰与充斥阴谋诡计的欧洲不同，这里叛乱的驱动力其实很简单，归根到底，1745年叛乱是为了什么，以及1708年之后每一次詹姆斯党叛乱又是为了什么，其实就是在人群中挑选出那些失去了一切的人，向他们保证不管失去的是什么，都可以失而复得。

早在1745年之前，苏格兰就已经分裂成两个社会。一些人成了“北方英格兰人”，他们品尝并享受联盟的果实。在格拉斯哥反对麦芽税的暴乱中，肖菲尔德的丹尼尔·坎贝尔的家被暴动分子夷为平地。他是格拉斯哥商人中的第一批传奇人物，靠从弗吉尼亚进口烟草积累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财富，被称为“烟草大王”。在格拉斯哥、爱丁堡、艾尔和阿伯丁这样的城市和城镇，有更多像坎贝尔一样的人，他们几乎不可能支持任何破坏现状，危及他们财产的叛乱活动。他们不一定都像“烟草大王”一样富可敌国，但他们正在靠英格兰的贸易纽带过上好日子，绝不想回到糟糕的过去。

另一方面，那些被时代落下的人很容易成为詹姆斯党说客的猎物。还有那些自己和族人曾享受过专制国王的宫廷中渗透下来的权力和威望的人。他们手上依然紧攥租户的命运和生计，可以用驱逐或死亡相要挟，驱使顺从的租户做哪怕任何事情。1715年和1745年叛乱的核心原则就是恢复后的斯图亚特君主制将彻底废除联盟；事实上，“消灭联盟”成了他们的战斗口号。詹姆斯党和汉诺威联盟的拥护者和成果的较量是一场过去世界和未来世界的战争。

1745年8月19日，詹姆斯党的旗帜终于在位于希尔湖源头的格伦芬南升起，洛希尔和他的人马来到了这里。莫拉尔的麦克唐纳、克拉纳德、科波奇的麦克唐奈尔等一批老詹姆斯党也前来助阵，但人数还远远不够，也永远不会足够。当查理开始向南进发的时候，他身边的高地人不超过2 500名。以前的叛乱教训告诉他们不能拖延，留在高地等待法国人支援是行不通的。于是他们开始行军。1745年叛乱的真正奇迹就在于以如此少的人数弄出了那么大的动静。

加入他麾下的人都受到了欺骗。到达高地之前，查理曾承诺会带领数千名法国士兵，以及相应的船只和金钱。现在，即使最热泪盈眶的詹姆斯党族长也清楚地看到什么都没有兑现。但是查理仍然确信一旦他证明了起义的成功潜力，法国人就会赶来帮助他，而他也似乎把这种妄想兜售给那些现在发誓要为他战斗和牺牲的人。

尽管困难重重，查理还是取得了一些惊人的成功。不到一个月，他的杂牌军就占领了爱丁堡，查理得以抽空去荷里路德宫观摩挂在墙上的祖先肖像。在詹姆斯党到达之前，政府驻军就已经放弃了这座城堡，因为它就像高地人一样过时，只有淘汰废弃的大炮，根本无法用于保卫首都。

政府负责应对这次麻烦的倒霉蛋指挥官是约翰·科普将军，但他手下只有不到4 000人可以和他一起捍卫整个国家。1745年9月21日，在普雷斯顿潘斯战役中，号叫的高地人发动了一次突然袭击，科普的部队彻底崩溃，士兵四散逃命。

这是高地冲锋的胜利，是勇气的胜利，也是乔治·默里勋爵的军事才能的胜利，他是查理手下最英明勇敢的指挥官。但对政府来说，这只是一场由地方官员的不作为和心不在焉而导致的失败。哪怕乔治和大臣们把他们的注意力从法国转移回来一小会儿，整个事件可能从一开始就不会发生，也永远不会蔓延到爱丁堡。但所有这些分析都是事后的见解，现在查理控制了苏格兰王国。这个小圈子里的智囊提出了巩固成就的明智建议。他们建议在爱丁堡一边韬光养晦，一边呼吁法国人把金钱和兵力输送到这个他们曾经想吞并的地方。

不过这位“小觊觎者”却在终极大奖面前等不及了，他将进军伦敦，取得圆满的胜利。他以一己之力说服大家通过这个决定。手下步兵和骑兵的联合部队刚刚超过5 000人，查理就越过了边境。高地人一踏上英格兰领土，就齐齐转身向他们的祖国致敬，不需要任何命令。对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来说，这是他们最后一次注视这个地方，而当时的他们心中仍充满希望。

大家都知道詹姆斯党杀到达德比后就再也无法前进半步。他们离伦敦只有不到一百英里，但他们原本可能在一千英里以外就被阻击了。现在，回过神来并且感到愤怒的汉诺威政府在过去的几周里从欧洲大陆召回了数千名铁血战士。强大的力量很快压制住叛乱，残酷的现实突然间打断了詹姆斯党的美梦。

查理怒火中烧，甚至流下了失望而沮丧的泪水。但年长的族长们成功说服了他，向苏格兰大规模撤退。返程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场悲惨的噩梦。士兵们一直在使用暴力抢夺途中所需的食物和其他物资，就在几周前这些地方才被詹姆斯党洗劫过，因此人们对现在这些从他们门口路过的沮丧队伍没有丝毫同情。在格拉斯哥，人们组建了一支民兵队伍来对付“小觊觎者”；随后他们将与亲政府的力量联合在一起，很快为汉诺威王室再次夺回爱丁堡。

1746年1月17日，查理及部下一路赶到了福尔柯克，亨利·霍利中将率领的一支政府军一直在他们身后紧咬不放，迫使他们不得不转身战斗。他们的确爆发了战斗。以纪律冷酷严苛著称的“绞刑亨利”被彻底击败。他本来很可能全军覆没，但一场突然降临的大雾让幸存者得以逃跑。

在福尔柯克的胜利是詹姆斯党在1745年最后的欢呼，查理随后一路撤到了詹姆斯党的据点因弗内斯，这里是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卫的堡垒，查理做好准备应对即将到来的一切。由乔治二世最小的儿子坎伯兰公爵威廉带领的9 000多名骑兵和步兵浩浩荡荡按时抵达。

如果你想为18世纪中叶由高地人加强的詹姆斯党军队制造一场灾难，你都想不出一个比卡洛登的德拉莫西沼泽地更好的舞台。

4月15日晚，詹姆斯党试图对位于奈恩附近的坎伯兰营地发动突然袭击。这是一场奇袭，但查理的部下也同样筋疲力尽。4月16日早晨，查理不顾乔治·默里勋爵和其他富有经验的老将的力劝，贸然命令他已经疲惫不堪的军队（个个都睡眼惺忪，刚被从梦中叫醒）列队穿过一片平坦的沼泽地。

从一个世纪前的科尔基托和蒙罗斯时代开始，人们就知道传说中杀伤力极大的高地冲锋凭借的是靠突袭或相对的高坡优势，或者二者兼而有之。然而他们什么都没有，而且还身处泥泞潮湿、坑坑洼洼的原野一端，眼睁睁看着一台现代化的军事机器向他们逼近，每一个动作伴随着相应的鼓点。当被问及对即将发生的事情的前景有何看法时，乔治·默里勋爵说道：“我们正在结束一件糟糕的事情。”

在政府的精良枪炮轰击下，战斗开始进行。直到今天专家都在争论詹姆斯党人在炮弹和子弹面前到底撑了多久，但无论是几分钟后还是一小时之后，他们冲向了敌人。其中一些人冲进了敌阵，怀着仇恨用宽剑和长匕首砍杀敌人，但已无济于事。

政府军士兵还学会了一种应对高地人冲锋的新技巧，即每个人都攻击右边的敌人，而不是正对面的敌人。如果全员保持这个纪律，在敌人高举宽剑，侧边毫无防备时把刺刀刺进他的身体，那么冲锋就会溃不成军。事实证明的确如此。

坎伯兰的胜利有多彻底，他在事后对叛军的报复就有多冷酷无情。不管失败有多么惨烈和彻底，仍有幸存的詹姆斯党人拒绝放弃，他们在鲁斯文兵营重新集结，甚至准备反击，直到王子本人传话让他们回家保住自己的性命。

坎伯兰在高地上安置了一支军队，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焚烧、掠夺和屠杀。很显然高地部落是叛乱的主力军，必须被摧毁和破坏，铲除斯图亚特复辟的任何一线希望。《解除武装法案》和惩罚性措施得到了更新，如禁止格子花呢，甚至盖尔语本身也遭禁。无论手段多么实际，目的都是最终毁灭盖尔文化。高地一直是“与众不同”的，这种差异被认为是詹姆斯党的起源。因此任何有可能使其再生的东西都不允许保留。

经过数月的逃亡，“小觊觎者”于1746年9月登上了一艘开往法国的船。他再也不会见到苏格兰，也不愿多想。他过着放荡不羁、漫无目的的生活，大部分时间既不取悦自己，也不取悦家人。在1788年1月30日，他死于罗马他出生的那座宫殿里。

其实早在坎伯兰及其同僚开始残杀部落之前，时代和进步已经抛弃了詹姆斯党这头远古时代的恐龙了。在低地，穿过中部地带，往南向英格兰方向，对詹姆斯党的支持越来越少；英格兰的詹姆斯党在发起叛乱之前还虚张声势，但当枪弹开始飞舞时，他们却完全无法做到言行一致。

韦德在1725年开始的工作现在终于完成了。到1767年，已经有1 000多英里的道路在高地上纵横交错。坎伯兰在满足了大开杀戒的欲望之后回到了南边，踏上了另一段宏大的军旅生涯。“血腥屠夫”的绰号渐渐离他远去，当他到达伦敦时，这个昵称已经被“甜心威廉”取代了。代替他镇守地方的是他的私交第二任阿尔伯马尔伯爵威廉·安妮。几年后，阿尔伯马尔仍会哀叹当地詹姆斯党的苗头仍旧野火烧不尽，并且毫无意义地在这片昔日腹地中蔓延，甚至延伸到高地的中部和南部。然而从实际意义上讲，詹姆斯党气数已尽，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

除了彻头彻尾的残暴，王室还没收了叛乱分子的土地和财产，在这方面他们比1715年之后更彻底，但无论如何，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从詹姆斯党贵族的胸膛里掏出了心脏。

新教牧师也发出越来越多声音，成功地压制住圣公会煽动者的言论。全国各地长老会牧师都在妖魔化查理，说他是来自教皇罗马老家的意大利人，他的支持者都是恶魔的信徒，国家支持的宗教都无法实现的事情，难道凭借诚实劳动所取得的物质收获就必然能实现吗？

在格拉斯哥以及整个南部城镇和自治区，新生的商人阶级对詹姆斯党并不感兴趣。只有那些没什么可失去的人，才会聚集在一起高举斯图亚特王旗，因为社会变革之风对于他们打满补丁的斗篷和长筒袜来说实在太猛烈，也太刺骨了。

高地也不全然都是恐怖和惩罚。在18世纪50年代，政府出台了与民众协议过的举措来刺激该地区的经济。“改善”成了土地所有者的格言，且不局限于高地线以北。在这个大部分人口的就业和生计都依赖农业的国度，全国各地都兴起了农耕技术的改进和现代化浪潮。有些地方生效了，有些地方则没有。因为在高地，向小农场耕作推进的举措并不总是受到欢迎，也意味着对传统习俗的入侵和破坏。

政府在驾驭和改变高地人的武士心态方面取得了更为全面的成功。在卡洛登战役之后，汉诺威家族一度恐惧和憎恨的战士反而成了他们最有效的武器。现在为政府而战的高地军团将成为传奇，他们的名字将永远铭刻在不列颠帝国的故事中。

未来已经降临苏格兰，这将是一个由联盟和贸易以及英镑、先令和便士组成的未来。对残存的詹姆斯党以及更广大的苏格兰人民而言，生活中最重要的仍旧是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