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太和九年(835)十一月二十一日上午,被我们尊为“茶仙”、留下著名《七碗茶诗》的诗人卢仝[tóng],正坐在宰相王涯的官邸里,陪着王涯的族弟王沐一起,等待着主人散朝归来。过了午饭时分,没有等回来王涯,却等来了一大群神策军士兵。这群士兵包围了相府,见人就抓,卢仝[tóng]也被抓了起来。在被抓的过程中,卢仝还对士兵们解释:“我只是隐居的山人,一介布衣,来相府做客而已。”士兵反驳说:“既然是山人,来见宰相干什么?”秀才遇到兵,有理也说不清。
2. 会作诗却不善言辞的卢仝一时语塞,只好束手就擒,打算找个明白人再说理去。结果他再也没有机会说理了,因为他被直接押赴了刑场。在前往刑场的途中,卢仝才知道,不仅宰相府乱了,长安全城都已经陷入了大乱之中。禁军士兵到处在抓人、抢东西,甚至当街杀人,还有趁乱起哄的“坊市恶少年因之报私仇,杀人剽掠百货,互相攻劫,尘埃蔽天”。堂堂帝国首都,转眼已成修罗地狱。
3. 本来,卢仝还指望着王涯宰相能救一救自己。但到了刑场才发现,贵为宰相的王涯也赫然在绑缚之列。士兵们凶神恶煞,完全不听解释,只是在不停地为行刑做准备,“自涯以下,皆以发反系柱上,钉其手足,方行刑”。对于本来就没有那么长头发的卢仝,禁军头目“令添一钉于脑后”,用铁钉直接穿过头皮作为固定。做这样的准备,是因为即将对他们进行腰斩。直到这时,卢仝才真正意识到大限已到,在简单地向匆匆赶来的友人托孤之后,他被腰斩而死。
4. 7几个月后,站在无辜惨死的卢仝墓前,另一位著名诗人贾岛写下一首《哭卢仝》:
贤人无官死,不亲者亦悲。
空令古鬼哭,更得新邻比。
平生四十年,惟著白布衣。
天子未辟召,地府谁来追。
长安有交友,托孤遽[jù]弃移。
冢侧志石短,文字行参差。
无钱买松栽,自生蒿草枝。
在日赠我文,泪流把读时。
从兹加敬重,深藏恐失遗。
5. 全诗释义为:像卢仝这样没有官职的贤才,却无辜被害,即使不熟的人听到也会悲伤,更何况我贾岛是他亲密的朋友。卢仝的悲惨遭遇,恐怕连已逝的鬼都会为他痛哭,还好有同时罹难的人在陪伴着他。卢仝活了四十岁,还是一个没有官职的布衣之身。他生前未得天子辟召,希望到了地府后有人能够对他有所补偿。临刑前,卢仝匆匆向长安的朋友托孤,之后就被害了。卢仝墓前的石碑矮小,志文也写得歪歪斜斜。没有钱购买松柏栽植于墓旁,只有那自己长起来的蒿草环绕四周。卢仝生前赠我的文章,今日重新读来不禁流泪。从此以后,我要更加珍重这些文章,永久收藏,永不遗失。
6. 从贾岛的诗来看,卢仝无论是生前还是身后,都非常凄惨,可堪一哭。特别是他无辜被害的人生结局,更是令人扼腕。事实上,在那一天,包括卢仝在内,长安城有一千多人倒下,血流成河。导致卢仝无辜卷入并被杀死的,就是唐史上著名的“甘露之变”。
一、那一天,长安浸泡在血中
关于甘露,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解释说:“甘露,美露也。神灵之精,仁瑞之泽,其凝如脂,其甘如饴,故有甘、膏、酒、浆之名。”自古以来,甘露的降临都是太平瑞征。
7. 所谓“甘露之变”,就是指唐文宗李昂时由观露而引发的事变。在这次事变中,甘露不再是一种祥瑞,而是成了一把打开潘多拉魔盒的钥匙,带来的不是天下太平,而是“震惊乘舆,骚动京国,血溅朝路,尸僵禁街”的一场流血事件。
简单地说,“甘露之变”就是当时的朝廷之中,有一群人想杀另一群人,并且事先已在左金吾卫院内设下埋伏,然后诡称该处有天降甘露,以此作为诱饵,将其聚而歼之,一网打尽。听上去不错,但那只是图上作业、沙盘演习,下面我们来看看真刀真枪的史实。
8. 事情,还得从卢仝遇害那一天清晨的朝会说起。这一天,本是常朝的日子。
唐朝的朝会,分为四类:一是大朝会,每年第一天即元日举行,在京所有文武百官、天下各州朝集使(包括外藩使节)参加,一般在大明宫含元殿举行;二是朔望朝参,每月的初一和十五各举行一次,在京所有文武百官参加,一般在大明宫宣政殿举行;三是常参,即日常会议,只有京官中的常参官才可参加,一般在大明宫宣政殿或紫宸殿举行;四是延英奏对,这是只有皇帝和宰相们才能参加的高级机密会议,因一般在大明宫延英殿举行而得名。
9. 十一月二十一日的朝会,既非元日亦非朔望,所以是在紫宸殿举行的常参朝会。等到唐文宗李昂在紫宸殿刚刚坐定,左金吾大将军韩约就上奏,左金吾卫院内石榴树上,昨夜天降甘露。听说有此祥瑞,宰相李训、舒元舆便劝唐文宗李昂亲临观看。李昂一边让李训等宰相和中书、门下两省官员一起前去察看,一边自己也从紫宸殿移驾到了含元殿,等候消息。
在大明宫建筑群中,由紫宸殿去左金吾卫院,要向南经过紫宸门,到达宣政殿,再向南经过宣政门,过了含元殿,左边为左金吾卫,右边为右金吾卫。
10. 可是等到李训率一帮官员回到含元殿时,却向唐文宗李昂报告说,可能不是真的甘露。这下李昂疑惑了,决定派神策军左右中尉仇士良、鱼弘志率领众宦官,再次前往左金吾卫院看个究竟。既然皇帝吩咐,仇士良、鱼弘志未疑有它,马上就率领宦官们去了。到了左金吾卫院内,仇士良发现带路的左金吾大将军韩约居然在十一月的天气里“气慑汗流,不能举首”,觉得很奇怪,就问他:“将军何为如是?”
11. 就在韩约还没来得及回答的当儿,突然吹来一阵风,掀起了帷幕,仇士良一眼就看到了隐藏在幕后的伏兵,同时又听到了兵甲相碰的声音。仇士良马上意识到情况不妙,虽然他并不确知发生了什么事,但他反应很快,当即率领众宦官掉头返回,先回到含元殿唐文宗李昂身边再说。当时左金吾卫院的守门士兵还打算把门关上,结果在仇士良的呵斥之下,门竟然没有关上,遂让一众宦官逃往了含元殿方向。李训发现仇士良等人居然逃出了左金吾卫,马上号召在含元殿守卫的左金吾卫士兵:“来上殿卫乘舆者,人赏钱百缗[mín]!”
12. 瞬间,含元殿上的焦点,演变成了对唐文宗李昂的争夺。宦官们说:“事急矣,请陛下还宫!”宰相李训则说:“臣奏事未竟,陛下不可入宫!”随后,双方展开了面对面的肉搏。
至此,局势已经很明朗了。以宰相李训为首的一方,在唐文宗李昂的配合下,以甘露为诱饵,要用伏兵杀掉仇士良等一众掌握神策军军权的宦官。不料,事机败露,韩约也在关键时刻掉了链子,被宦官们逃了出来。
13. 在接下来的含元殿肉搏中,李训一方虽然是有备而来,但仍然没能阻止仇士良等宦官抬着唐文宗李昂的乘舆进入宣政门。等到宣政门关上之后,李训在门外都能听到宦官们山呼万岁的声音。是的,在这一刻,肉搏的双方都意识到,李训一方已经失去主动权,行动彻底失败。胜利的天平,已开始偏向宦官一方。此时李训手下,只有仓促召集的不到五六百人的杂牌士兵。李训一方的优势,就在于攻其不备的突然性。而宦官们则手握长安城军力最雄厚的神策军军权,可以动用的兵力少说也有四五千人。宦官们的优势,就在于人多势众。
14. 只要宦官们不被杀死而躲进宫中,无论唐文宗李昂本人的立场如何,以李训一方微薄的兵力,绝不敢主动攻打宣政门。宦官们却在惊魂稍定之后,从宫中派出一千名神策军士兵,由左右神策副使刘泰伦、魏仲卿率领,进行疯狂的反攻和报复。
剧情开始彻底反转:此前想杀人的一方,开始逃跑;此前逃跑的一方,开始派兵杀人,而且疯狂地见人就杀。
15. 作为此次政变的首脑人物,李训跑得比较早,“知事不济,脱从吏绿衫衣之,走马而出”。李训是宰相,上朝的官服是紫色的,是当时一望而知的大官,所以他需要换上低级官吏的绿衫,才好跑路。他先跑到终南山,准备投奔和尚宗密。后来觉得不妥,又逃往凤翔,打算去依附这次政变的另一个主谋凤翔节度使郑注。但出山不久就被抓了,在械送京师的途中,李训被斩首,并被灭族。
16. 另外三位宰相王涯、贾餗[sù]、舒元舆,在唐文宗李昂退入宣政门之后,并不知道杀身之祸即将来临,还正常回到中书省,准备吃工作午餐,商量着说稍晚一些,皇帝“必将开延英召对两省官,就见宰相”。王涯还说:“不知是何事也?诸公且各自取便。”
等到有人跑来告诉三位宰相“有兵自内来,遇人即杀”时,“宰相已下,怆惶走出,两省人吏及金吾健儿共千余,阗[tián]门争出,宰相等才及出门,兵士已合在门内,不能出者凡六七百人,皆死”。
17. 王涯、舒元舆走出大明宫即被抓获,贾餗[sù]则等到第二天才被抓,三人同样被灭族。其中就包括当时在王涯府中做客的卢仝。
中书、门下和尚书三省诸司官员被杀的,有一千多人,连办公场所也被捣毁,只剩下残破的房屋。“士良等分兵闭宫门,索诸司,捕贼党。诸司吏卒及民酤贩在中者皆死,死者又千余人,横尸流血,狼藉满地,诸司印及图籍、帷幕、器皿俱尽”。
18. 因为在宫中的办公场所一北一南,所以当时宦官一党的办公场所被称为“北司”,朝中官吏的办公场所则被称为“南衙”。仇士良派出的禁军这样疯狂地杀人,说明北司这次恨上了南衙全体官员,要斩尽杀绝。在大明宫中杀人还不够,杀红了眼的禁军士兵又突入坊市,以搜捕为名进入大臣家中剽掠。已故岭南节度使胡证在长安的家,“京邑推为富家”,结果这次被盯上了,“禁军利其财”, “乃破其家。一日之内,家财并尽”。
19. 这样的劫财杀人,已跟政治斗争毫无关系了。宦官集团控制住长安城的局面之后,仇士良又传出密令,要求凤翔监军张仲清杀死这次事变的另一个主谋郑注。
在这样的大屠杀之后,“自是天下事皆决于北司,宰相行文书而已。宦官气益盛,迫胁天子,下视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宦官集团取得了彻底的胜利。从此,这帮治国无术、弄权有方的阉竖小人,就成了帝国的附骨之疽[jū],直到和帝国一起灭亡。
20. 二、为什么“甘露之变”会在关键时刻掉链子?
“甘露之变”的结局,令人扼腕。一举翻盘的大好机会,就这样被李训、郑注这两个眼高手低的大臣白白葬送了。为什么“甘露之变”会在关键时刻掉了链子,导致剧情大反转?这是一个史上一直在讨论的问题。在我看来,至少有这样五条原因:
一是政变人选上的饥不择食。
毫无疑问,李训、郑注这俩人,是唐文宗李昂亲自选的。而且干掉专权宦官的主意,一开始肯定也是来自唐文宗李昂。要说除宦,他才是总后台。其实,他想这件事,不是一天两天了。
21. 准确地说,从被宦官们拥立为皇帝的那一刻起,唐文宗李昂就想干掉宦官了。说起来,并不是唐文宗李昂这人不感恩,实在是拥立皇帝这个活计,不是宦官们应该一干再干的。
唐文宗李昂的祖父唐宪宗和哥哥唐敬宗,就是被宦官陈弘志、王守澄、梁守谦、韦元素等人直接杀死的。到了唐文宗李昂被拥立时,除了梁守谦已经致仕以外,其余宦官基本都还在唐文宗李昂的左右。不说唐文宗李昂要报祖父和兄弟之仇,就是为了自己的人身安全,他也要考虑干掉身边那些敢杀皇帝的宦官们。
22. 《旧唐书·李训传》记载:“文宗性守正嫉恶,以宦者权宠太过,继为祸胎,元和末弑逆之徒尚在左右,虽外示优假,心不堪之。思欲芟[shān]落本根,以雪仇耻,九重深处,难与将相明言。”虽然难与明言,但他仍然把目光投向了朝中的大臣们。
但此时他手下的大臣,正分成牛党、李党,在搞“牛李党争”呢。一来没空,二来两党均与宦官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下不去手啊。唐文宗李昂只好在两党之外找人了。
23. 唐文宗李昂一开始选中了出身孤寒的中书舍人宋申锡,并且在短时间内就任命他为宰相,要求他联合朝官对付宦官。不料此事被专权宦官王守澄和当时还是王守澄亲信的郑注发觉,略施小计,宋申锡就被贬出朝廷。唐文宗李昂的第一次尝试,就此失败。这一次尝试失败,也让唐文宗李昂得出一条教训:应该在两党之外找人,还应该找与宦官集团有一定联系,不至于引起宦官集团怀疑的人。于是,他选中了李训、郑注。可是,李训、郑注二人人品之低下,也是当时公认的。
24. 郑注,史称“诡辩阴狡,善探人意旨”,以方技药术受知于权宦王守澄。在王守澄手下,他“内通敕[chì]使,外结朝官,两地往来,卜射财货,昼伏夜动,干窃化权。人不敢言,道路以目”。后来,他在王守澄的授意下,“以阴事诬陷宋申锡”,打破了唐文宗李昂第一次除宦的希望。本来,唐文宗李昂是很讨厌郑注这个人的,但架不住郑注医术厉害,他竟然抓住为皇帝治病的机会,一举获得重用。可见,当好医生,为领导提供保健服务,还是有好处的。
25. 李训是郑注推荐给唐文宗李昂的。史称他“阴险善计事”,李德裕更是直接指出“李训小人”。在李训进入翰林院时,两省谏官曾经“伏阁切谏,言训奸邪,海内闻知,不可令侍宸扆[yǐ]”。一个“阴狡”,一个“阴险”,在被唐文宗李昂重用之前,李训、郑注就是这样劣迹斑斑的小人。唐文宗李昂要干除宦这样关系身家性命的大事,固然一时半会儿难以找到“圣人”去干,但至少也应该找几个正人去干,而绝对不应该找李训、郑注这样的小人去干。
26. 被李训、郑注倚为骨干的王璠[fán]、韩约,在“甘露之变”的当天,前者“恐悚[sǒng]不前”,后者“变色流汗”,才被仇士良看出了端倪,以至功败垂成。果然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唐文宗李昂居然想依靠这些人来干大事,只能说他有一点儿饥不择食。
二是政变策划上的各不相谋。
受到皇帝重用之后,李训、郑注迅速形成了一个新的专权小集团。特别是李训,几乎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天子倾意任之。训或在中书,或在翰林,天下事皆决于训。王涯辈顺其风指,惟恐不逮;自中尉、枢密、禁卫诸将,见训皆震慑,迎拜叩首。”在这种情况下,两人开始得意忘形,逮谁灭谁。
27. 首先是除宦。在他们二人的策划下,不久就能追杀韦元素、杖杀陈弘志、赐死王守澄、杀死王守涓,顺利得超乎想象;其次是尽逐牛党和李党。无论是李党李德裕还是牛党李宗闵,哪个党的人都不需要,全部逐出京城,让他们到外地去任职,“连逐三相,威震天下”;第三就是打击异己,“贬逐无虚日”,以至朝堂班列殆空。侍御史李甘、中书舍人高元裕、吏部郎中张讽、户部郎中杨敬之等人无党无派,也有政治才能,但都因为不主动依附二人,被一贬再贬。
28. 李训、郑注除宦没有什么不对,这本是唐文宗李昂重用他们的目的;但对于朝官中的中间派,特别是牛党和李党中的任何一党,还是应该团结其中一部分力量的。可他们偏不,觉得自己已经这么牛了,可以包打天下了,还需要团结谁?就连李郑二人,也在内部闹起了不团结,搞起了权力斗争。“始,注先显,训藉以进,及势相埒,赖宠争功,不两立。”
在“甘露之变”前夕,李训“出注使镇凤翔,外为助援,内实猜克,待逞,且杀之”,打算先杀宦官后杀郑注。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们就已经开始钩心斗角了。唐文宗李昂想依靠这种谁都不能团结、“各不相谋”的人,怎么能办成大事?
29. 三是行动计划上的慌不择路。
为了形成里应外合的诛宦态势,在李训派郑注出任凤翔节度使之时,大家一起制定了一个完美的行动计划——“浐[chǎn]水之谋”。
这个计划的要点是,刚刚被赐死的大宦官王守澄,将于十一月二十七日下葬于浐水墓地。届时,由郑注向唐文宗李昂申请“入护葬事”,然后率领凤翔节度使亲兵数百“皆持白棓[bàng],怀其斧”。趁着众权宦前来为王守澄送葬之时,“令亲兵斧之,使无遗类”。
30. 显然,“浐水之谋”是一个远远优于“甘露之变”的计划。原因有三:其一是行动地点选在宦官军事实力较弱的城郊,宦官仓促之间无法调动大批兵力进行抵抗;其二是以王守澄一个赐死大臣的身份,唐文宗李昂不至于亲临现场为他送葬,既然皇帝不在场,动刀动枪就少了许多顾忌;其三是以有备攻无备,以人多攻人少,宦官们几无胜算。
31. 可是这样好的一个计划,李训就是不愿意采用,认为“如此事成,则注专有其功,不若使行余、璠[fán]以赴镇为名,多募壮士为部曲,并用金吾、台府吏卒,先期诛宦者,已而并注去之”。在怕郑注抢功的狭隘心态下,李训抢在二十一日,背着郑注,慌不择路地提前行动了。
《中庸》里说“小人行险以徼幸”,说的不就是李训吗?
32. 四是政变时机上的迫不及待。
发动“甘露之变”时,李训担任宰相才一两个月,距离他被唐文宗李昂重用也才不到半年。一个任职时间不长,而且逮谁灭谁的宰相,我们可以想见他在朝堂之上的号召力。
李训发动政变,主要依靠的是左金吾大将军韩约和他手下的左金吾卫士兵。而这位韩约,居然由太府卿的职务改任现职才刚刚四天!一个任职刚刚四天,而且大事来临时就“变色流汗”的将军,我们也可以想见他对一支武装力量的掌控力。
33. 7李训依靠的另外几支力量也基本不靠谱。王璠刚刚由户部尚书、判度支改任河东节度使,郭行余刚刚由大理卿改任邠[bīn]宁节度使。李训又不让他们离京赴镇,只让他们“托以募爪牙为名”,在长安“招募豪侠”,结果到了事变之时,仍然只招到“部曲数百”。而且这种临时招来的所谓豪侠,也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协警,能有多少战斗力?
李训还让自己的骨干京兆少尹罗立言权知京兆府事,调动长安、万年两县的“逻卒三百余”,又让刑部郎中兼御史知杂李孝本权知御史中丞,率领“御史台从人二百余”,赶到现场参加政变。
34. “逻卒”大约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城管”,好歹还有一定的战斗力;“御史台从人”就是典型的政府公务员了,平常干的是抄抄写写的工作,怎么能让他们去打打杀杀?
就这样,“协警”“城管”“政府公务员”齐上阵,准备跟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正规军玩儿刀了。准备如此不足,军事实力差距如此之大,李训还这样迫不及待,只能说明他的脑子当时应该进水了。
35. 五是政变执行时的天不作美。
对,就是事变当天,在左金吾卫院内刮起的那股妖风。要不是那股妖风,仇士良也不会看到帷幕之后的伏兵,也就不会侥幸逃脱。李训这事儿,说不定就干成了。如此凑巧,天公不作美。其实也只能怪李训这帮人搞政变没经验,之前不注意一下天气。
口口声声说李训不够聪明,其实是有理由的。别说他的“甘露之变”失败了,就是成功了,最终结果仍然是宦官专权。为什么?
36. 还是司马光概括得好啊,唐朝“宦官之祸,始于明皇,盛于肃代,成于德宗,极于昭宗”。所谓“成于德宗”,主要是指宦官在唐德宗李适之时被赋予兵权,这是宦官们的关键一跳。
以前没有兵权,宦官们要弄权,就只能借助皇帝、宰相,借力打力;有了兵权,宦官们就可以由后台走上前台,想灭谁就灭谁,想杀谁就杀谁,正如他们在“甘露之变”中所做的那样。唐德宗李适这么一搞,从此害得自己的子孙受制于家奴,不知有多少皇子皇孙被宦官随意杀戮。实在是蠢到了极点。
37. 李训根本没有意识到,到了他当宰相的时候,宦官的参政甚至专权已经“成于德宗”,已经是制度化的规定。而要想改变宦官专权的局面,最根本的办法是从改革制度入手,这样才能一举治本。事实已经证明,杀了王守澄,来了仇士良,杀了陈弘志,来了鱼弘志。事实上,在古今中外的政治史中,只要类似于宦官专权这样的现象或这类人员反复出现,屡禁不止,那一定是制度的原因,必须从改革制度入手去解决问题,绝不能像李训那样,妄想通过杀几个人和抓几个人来解决问题。
所以,李训发动“甘露之变”,根本就是愚不可及的自杀行动,同时也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愚蠢行动。
38. 三、政变后遗症:文官缄默,国是莫谈
经历了“甘露之变”而侥幸未死的唐朝文官,内心其实是崩溃且悲凉的。
作为幸存者,他们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现在之所以还没有死,不是因为自己对帝国和皇帝的忠诚,也不是因为自己日常工作的勤勉,更不是因为自己人品好,只是因为自己家的祖坟冒了青烟,运气好躲过了屠刀而已。然则谁也无法保证自己一直运气好,如何避祸呢?这成了他们胸口永远的痛,成了他们一直在认真思考的重大问题。
39. 最后,他们想出了一致的答案:全身远祸。血淋淋的现实,逼着他们逃避,或纵情酒色,或迷恋道佛。忠君报国、渴望中兴的信念完全被全身远祸、独善其身的心态所代替,社会责任的担当者也彻底转化为冷漠的群众。
裴度的态度最为典型。他在当时,已是德高望重的三朝元老。他在辉煌时期,也曾出将入相,为帝国立下大功。但他面对宦官专权、“牛李党争”,也不得不“稍浮沉以避祸”,远离政治中心而去洛阳任职。
40. “甘露之变”发生后,四位宰相不仅自己不幸罹难,而且株连甚广,“其亲属门人从坐者数十百人”。裴度于心不忍,“上疏理之,全活者数十家”。在那样一种恐怖氛围下,裴度敢于上疏,而且成功救人,可见三朝元老的身份还是管用的。
但此后,裴度就开始全心全意地修建位于洛阳的集贤里宅园和绿野堂别墅,准备闲居不问政事,好好地过退休生活。
41. 白居易也算是一个典型。此时他一生的巅峰时期已过,已到了致仕的年龄。对于朝廷的是是非非,他早已懒得过问。
而“甘露之变”发生时,白居易正在洛阳任职,得以免遭杀身之祸。事变之后,白居易首先当然是庆幸自己当初选择的正确,其次则是对遇难同僚的深深同情,最后更加坚定了自己远离宦海、全身远祸的决心。
42. 刘禹锡的选择,和白居易一样。要知道,当年刘郎可是个愤青式的人物。他早年曾是“永贞革新”的核心人物之一,后来长期被贬任职地方。但他在度过了“二十三年弃置身”的贬谪生涯之后,仍然豁达乐观,写出了“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名句。
“甘露之变”发生时,刘禹锡正由汝州刺史转任同州刺史,也因不在长安而幸免于难。
43. 而作为一个历来反对宦官专权的强硬派人物,我们却无法从他此后的诗文中,找到他对“甘露之变”表达痛恨和进行鞭挞的痕迹,甚至连间接表态都找不到。我们不禁要感叹,当年那个“前度刘郎今又来”的天不怕地不怕的刘禹锡呢?
一直反对宦官专权的杜牧,当时也在洛阳任职,任监察御史。事变第二年,他写了一篇《罪言》,一篇很正常的建议用兵藩镇的文章,却这样开头:“国家大事,牧不当言,言之实有罪,故作《罪言》。”这,说好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呢?
44. 四年后他担任左补阙,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谏官事明主”。可是他对本职工作的心态,却是“拜章岂艰难,胆薄多忧惧”,平时与同僚相处,也基本不谈国事,“出语但寒暄”。杜牧,也彻底消极了。
一群社会精英,就此变身麻木群众。而且,不是一个两个,是一个接一个。麻木群众多了,社会精英就少了;唐朝的末日,也就不远了。

【第1现场 造反者李密】624231
【第2现场 玄武门前】 999305
【第3现场 杨炎的鬼门关】 392743
【第4现场 藩镇之祸】 667399
【第5现场 牛李党争】 351271
【屈原】295839、【李白】865137
【杜甫】498375、【白居易】608332
【陆游】120593、【贺知章】354331
【苏轼】 716985
【01 李煜】879387、 【02 晏殊】 742809
【03 欧阳修】169403、【04 张先】378851
【05 林逋】588299、 【06 柳永】396979
【07 晏几道】354007、【08 苏轼】 800551
【09 贺铸】844273、 【10 秦观】786727
【11 李清照】105141、【12 朱淑真】268813
【13 陆游】386709、【14 辛弃疾】900515
【15 张孝祥】6557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