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515年，一位名叫专诸的刺客改变了吴国的历史，他用一把藏在鱼腹中的匕首刺杀了吴王僚。策划这场厮杀的，正是从楚国逃来的伍子胥。

七年前，受奸臣的谗言蒙蔽，楚平王下令诛杀伍奢，在楚国兴盛绵延了数百年的伍氏家族遭遇灭顶之灾，唯有伍奢的儿子伍子胥幸免。从楚平王屠刀下侥幸逃脱的伍子胥义无反顾地奔向吴国。他知道，作为楚国的死敌，吴国是他实现复仇计划的起点。

这场由伍子胥策划的谋杀，帮助他的主人公子光接替被杀死的吴王僚登上了王位，这就是历史上的吴王阖庐。也正是借助这场政变，伍子胥得到了吴国的重用，开始了他的复仇之路。帮助吴王阖庐夺得王位，仅仅是复仇计划的开始，伍子胥真正的目标是灭掉楚国。

刚一上任，伍子胥就急不可待地向吴王阖庐献上了疲楚之计。伍子胥建议吴王，把军队分成三部分，每次出一师以击楚，如此轮番去扰楚，楚国只会疲于应付，下不了决心来伐吴。这样，持续的骚扰战可以有效地削弱楚国国力，等楚国国力消耗得差不多了，吴国再以三军攻之，胜券自然在握。

此时伍子胥的仇人楚平王已经去世，楚昭王即位。这位不幸的国王一上任，就遇到“无岁不有吴师”的局面。吴国连续出战、声东击西，在水陆两线多次袭击楚军，使楚军疲于奔命。在骚扰楚国的同时，伍子胥日夜操练吴军。在他的指导下，吴人的军事技术迅速达到天下一流。

公元前506年冬天，大别山与桐柏山间大雪纷飞，驻扎于两山之间义阳三关的楚军尚在梦中，一支三万人的吴军精锐突然出现。经过多年的拉锯战，楚国的国力被消耗殆尽，渐感时机成熟的吴国出乎意料地发动全国兵力，大举攻楚。

在伍子胥的谋划下，吴军采取奇袭战术，长驱深入楚境千余里，在很短的时间内，吴军就奇迹般地出现在汉江边上。楚国军队的失利从汉江边与吴军的大战开始，吴军五战五胜、势如破竹，不堪一击的楚军接连败退。当国都城外荡起滚滚烟尘，在吴军越来越近的马蹄声中，楚昭王逃离了郢都。

吴军势如破竹，一举攻入郢都。十六年前从楚国仓皇逃离的伍子胥重新踏上故土，这一次，他的身后带着吴国的浩荡军队。从王城大门跃马而过，伍子胥一路冲进了郢都。这个差点在楚平王的屠刀下丧命的年轻人，以征服者的姿态践踏着昔日对他来说遥不可及的禁地，历史就是如此充满不可思议。

伍子胥纵马驰入郢都，来到楚国的王宫。沿着当年父亲的足迹，伍子胥一步步地走进大殿。从他在杀戮中侥幸存活、仓皇逃往吴国开始，这条复仇的道路，他整整走了十六年。

这么多年来，伍子胥从没有踏实地睡过。亲人们痛苦的哀号，不止一次地在他的耳边回响。楚平王锋利的剑尖无数次穿越漆黑的夜晚，深深刺进他的心窝，那是他周而复始的噩梦。楚王用剑破碎了他的家庭，如今，他也要用剑破碎楚王的疆土。

王卫平（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十六年前）伍子胥逃离楚国的时候，路上就遇到了他的好朋友、同朝为官的申包胥。后来伍子胥讲，他说我有朝一日，一定要灭亡楚国。他（申包胥）就讲了，他说如果你灭亡楚国的话，我一定会让楚国转危为安，我一定要保护楚国。

郢都被攻破后，为了实践当年保护楚国的诺言，楚国大夫申包胥主动请缨，日夜兼程，奔向盟友秦国。

徐少华（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申包胥确实跑到秦国去借兵，当时的秦王不见他。

王卫平（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他（申包胥）在秦国的宫廷外面哭了七天七夜，滴水不喝、粒米不进，甚至于说眼睛里面都哭出血来了。那么秦国的国君被申包胥的忠诚所感动，所以就后来派了几万大军，就帮助楚国。

春秋战国时代的许多故事都是这样富于传奇性。其实，在这个传奇故事的背后，是春秋晚期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

纵观春秋晚期的地图，很容易发现这样一个规律：东西向相邻的秦、晋、楚、吴、越五国，相邻者基本都是敌国，而相间隔者大都为友国，也就是晋国和吴国成为一派，而秦、楚、越国则是与之对立的另外一派，两派之间形成明显的链式制约关系。

刘玉堂（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申包胥即使不这样地哭七天七夜，大概它（秦国）还是会出兵，为什么？秦国也怕晋国坐大。因为它知道吴和晋是盟友，那么吴国灭了楚国，事实上最受益的是晋国。晋国一大，晋国是秦的近邻，必定威胁到秦国。所以在这个时候，秦国想到该出手了，不然的话将后患无穷。

国都沦陷，点燃了楚国各个阶层的爱国热情。在危急时刻，楚国上下团结起来，爆发出巨大的力量。原本就尚武的楚人全民皆兵、竭力死战，秦国援兵的到来更是重振了楚军的士气，楚军与吴军开始相持不下。

伍子胥设计的突袭战，至此演变成了持久战。吴国毕竟国力有限，不利持久。随着战争的延长，吴国后勤补给不足的弱点暴露无遗。终于，“吴师入郢”不到十个月，吴国一举灭楚的计划在楚人反抗的呐喊中灰飞烟灭。

吴军撤退，楚国幸存了下来，但它终究还是失去了往日的辉煌。楚昭王回到了残破不堪的王宫，这座伫立在殿上的大鼎曾经是楚国荣耀的象征，如今却刻满耻辱。只有与昔日的荣耀与功勋彻底决绝，楚国才能赢得新生。

没有史料记录楚昭王重返王宫的心情，或许在那一刻，他经历了复杂的内心较量，做出了一项艰难的决定，那就是放弃满目疮痍的郢都，将国都迁往他处。

王卫平（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吴师入郢”这个事件，应该讲是几百年以来楚国所遭受到的最沉重的打击。但是这个事情，坏事有的时候可能也会变成一个好事。楚国的统治者从中就吸取了教训，所以楚昭王在秦国的帮助下面复国以后，他就采取了很多，关心爱护老百姓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要消除政治上的腐败。

后来，楚人在今天的江陵一带建起了一个新的都城，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熟知的纪南城。在楚国，凡是有王宫的地方，都被称为“郢”，冠以地名、以资识别。因为这座都城位于栽地，所以叫做栽郢。出于习惯，楚人仍然简称这个新的国都为郢都。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在纪南城附近修建水利设施时，发现了一座巨大的墓葬。在主冢西侧，考古队员发现了一座长132米、宽12米的车马坑，这是迄今发现的最大的战国时期车马坑。43辆马车及164匹战马，这个超级豪华的仪仗车队，向我们展示着墓主人当年的宏大气魄。最令人震惊的是在车马坑内，人们发现了三乘六马驾车。

王然（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就是说这个是在《周礼》上面，还有其它的古代文献中都记载，只有天子才能够出行，才能用六匹马来驾一个车。湖北江陵（楚墓），从它的规模，从它的档次来说，应该是一个楚王墓，是应该没有问题。

张宏杰（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经过科学测定，这个大墓的大致年限，是公元前476年到公元前400年前后，也就是说墓主人很可能是楚惠王。

除了与陕西秦始皇兵马俑相媲美的车马坑外，人们还在众多陪葬墓中发现了大量精美的玉器。这一件件玉龙、玉璧、玉璜，向后人讲述着昭惠时代，楚国又一次重现了物质的辉煌。从摧毁殆尽的旧郢到气势恢宏的王陵，楚国在“吴师入郢”后，如此迅速的自我修复是如何奇迹般完成的呢？

将国都从郢都迁到了纪南城之后，楚国欣欣向荣之景再次重现。曾经流散各地的王室工匠，又一次为国王织出了天下最为华美的盛装。从劫难中安定下来的楚昭王，心血来潮之下提出，想到荆台游玩。国家尚未从浩劫中复苏，身为楚王，又怎能如此沉迷于玩乐？诏书一下，朝中群臣纷纷反对，然而楚昭王却执意出行。

新的宫殿早已在地平线上重新耸立，以恢宏的气势赞美着楚昭王的功绩。前往纪南城的道路上，每天都有数不清的马车从远方驰骋而来，车上载着争先恐后前来见识纪南城繁华的各国使臣。如此盛世，身为一国之君，为何不能出游美景之地？令楚昭王意外的是，群臣之首令尹子西不仅没有反对，还为昭王精心准备了一份大礼。

准备出行的楚昭王等来了这份礼物，令尹子西送来的正是当年他在旧都大殿中折断的那把残剑。郢都沦陷，楚国几近覆亡，子西的告诫不言而喻、以残剑相赠，子西用心良苦之举，让昭王恍然大悟。众臣的反对，并非小题大做的非议，而是推心置腹的告诫。昭王最终放弃了出游的打算，从此，他潜滋暗长的奢靡之心荡然无存。

徐文武（长江大学荆楚文化研究中心教授）：楚昭王复国了以后，他完全一改楚平王、楚灵王执政时期的种种弊端。楚灵王是五弟兄，这五弟兄为了争夺王位相互地杀戮，所以最后呢，招致了这个“吴师入郢”的这样一个悲剧。但是到了楚昭王的时候，他特别注意团结他的宗亲。

楚国的失败，根本原因是权贵阶层对百姓压榨过度，这是楚昭王痛定思痛后另一个深刻的体悟。楚昭王选择了“退”，将一切退回到合理限度之内。于是他制定了休养生息的国策，在上严明政治纪律、约束权贵阶层，在下实行修养民生。

“和”与“退”的国策，如同久违的雨水，滋润着楚国干涸的土地。在绵绵春雨中，楚国百姓得以休养生息，楚国也在雨水的洗涤中获得了新生。

从濒临亡国的危难中复苏，楚国国力渐充，但它与吴国之间的战争并没有终止。“吴师入郢”的耻辱挥之不去，辛酸的记忆折磨着楚昭王。公元前489年的秋天，吴楚之间的战争僵持不下，心力交瘁的楚昭王病情日益加重。

当他站在城墙上眺望西方时，接连三天，他看见太阳边上有一朵红云。巫风盛行的楚国在遇到各种特殊的自然现象时，首先想到的是占卜。

占卜过后，周太史派人告诉楚昭王，一连三天太阳边上有红云，这个征兆说明昭王将遇到大祸，唯一的办法是举行“禳灾之祭”，用法术将这场大祸转移到令尹和司马等大臣身上。

徐文武（长江大学荆楚文化研究中心教授）：按说如果说是一般的国君的话，他就会欣然接受这个建议，因为什么呢？国王是一国之君，是不是，他把自己的灾难转移到他的臣子身上去，保全自己，这是太正常不过的事了，但是楚昭王坚决拒绝。楚昭王说，把我这个心里的病转移到我的这个胳膊上去，这不还是在我身上吗？意思就是说，我的大臣是我身体的一部分，是不是？他说我坚决不同意这么做。

楚昭王拒绝将祸患转嫁于他人，孔子因此称赞楚昭王宽厚、明事理。不久后楚昭王因病去世，但是政权平稳转移给了他的儿子楚惠王。他的几位兄弟尽心辅佐侄子，继续昭王休养生息的政策，楚国重现上升势头。

楚国在惊涛骇浪中逃过了灭顶之灾，经历了严酷考验之后，它表现出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从表面上看，楚国的自我修复是因为楚昭王个人品质的出色。如果向深层发掘，就会看到楚昭王一言一行背后深厚的文化力量。

从楚庄王时代起，楚国的物质力量持续上升，楚国的文化厚积薄发，摆脱了长期以来落后于中原各国的局面，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文化成就是老庄哲学。老庄文化与居于东部齐鲁的儒家和居于西北魏秦的法家三足鼎立，成为影响中国后世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源头。在这三家之中，老庄哲学以其精辟深邃，独树一帜。

晏昌贵（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那么他（老子）那个方案是有点接近于无为而治的方案，他不像，既不像孔子的那种提倡周礼的礼乐文明的维系人与人的之间的关系，也不像墨家提倡一种宗教，更不像后来的法家提倡一种刑法，他是采取一种所谓的放任自流的一种无为的政治。

多水的南方催生了老子深邃而流动的智慧，对于水，老子有非常深刻的体悟。“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老子提醒统治者要重视百姓的愿望，即使知阳刚的显要，也仍要坚守阴雌的柔静心态。统治者要谦退平和，就像是能包容天下的溪谷一般。

黄朴民（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柔弱才能胜刚强，刚强者容易折。水是最柔的东西，是天下之至柔，但是它可以水滴穿石，可以天下之至刚。

刘玉堂（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你要想战胜别人，治理好一个国家，不要一味地争强好胜，认为你可以仗势欺人，这样的话你会遭来嫉妒。包括国王对大臣要谦卑，大臣对百姓你也要恭敬，这都是老子，他就是无为而治的一系列的，看起来都不是进取。但事实上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他每一项都是为了更大的进取、更大的有为。

楚昭王为人的谦退、施政的无为，与老子思想同样基于博大精深的楚国文化。正是深厚的文化基础，使楚国政治家们在挫折之后表现极为理智，迅速摆正了国家的方向。楚昭王的儿子楚惠王继承父亲休养生息的政策，楚国国力不断增长。

公元前476年，越国起兵攻打吴国。历史再次重演，后发的蛮夷战胜了先发的蛮夷，吴国没能像楚国那样抗住身边另一个蛮夷之国的打击。由骤兴到灭亡，吴国如同昙花一现。追根溯源，是因为它缺乏像楚国那样深厚的文化力量。战胜楚国之后，吴人更是志得意满，停止了进一步中原化的脚步。

吴王夫差就曾经大言不惭地说：我们是纹身的蛮夷之人，不值得用礼制来要求。没有深厚的文化，就意味着吴人只知进、不知退，只知放任自己的野心，不懂得留有余地。很快，这个强国在短暂称霸后，就迅速消失在历史中。

宿敌吴国被消灭之后，楚国国势再度强势上扬。继“昭惠中兴”将近一个世纪之后，楚国又迎来了两位伟大的国王——宣王、威王。他们励精图治、勤政有为，对内坚持与民休息，不轻易动用民力；对外采取以静制动，既不轻率出动，又不错过时机。楚国尽量不发动战争，但是机会一旦出现，则全力出击、扩张领土。

通过这种战略，楚国利用各国矛盾不失时机地对外出击。在北面，楚国相继灭了老牌诸侯国蔡国以及杞国；在西面，楚国已经把疆土扩展到了巴蜀；在东面，楚国轻松击败了越国和齐国。楚国从来没有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辉煌的战绩。

当此之时，楚国的疆域在诸侯国中，乃至世界上首屈一指。到楚怀王执政前期，也就是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大帝去世，他用武力拼凑起来的庞大帝国迅速瓦解。由此，楚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国。

巨大的面积为楚国的国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这个世界第一大国交通条件的优越更是它迈向盛世的助推力量。楚国地处南北之交，水路交通便利天下独步。由水路溯江而西，可达巴蜀经济区；通过汉淮诸水，可以北上中原，与中原互通有无；沿江东下吴越，可以一日千里；通过湘江等水路，直通湖南乃至滇黔地区。

1957年，鄂君启节在安徽寿县被发掘出土，这是怀王颁发给鄂君启用于水路运输货物的免税通行证。根据鄂君启节上的文字记载，当时水路运输动用多达一百五十艘船，并且一年能往返一次，可见楚怀王时期商业贸易规模之大。

在楚国贵族墓葬中，考古学家经常会发现一种被称为“蜻蜓眼”的玻璃珠。它们胎色或酱黑、或褚红、或石绿，上面有蓝白相间的眼珠纹，充满了浓郁的异域气息。

王然（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传统的玻璃来说是铅、钡，它（蜻蜓眼）这个成分主要是钠、钙。钠、钙就是玻璃的主要的成分了，这个跟中国传统的不一样的。我特别说到它点的那个蓝彩钴，那个是中国绝对没有，这两个都没有。那这个就是说，而且在埃及发现了同类型的形制和纹饰都一样的，应该来说是属于那边（西亚）传过来的。

人们通常认为，中西文化交流是从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开始的，广为人知的丝绸之路在那之后才被打通。其实，早于张骞大约四个世纪，楚国就已经开辟了中西文化交流的道路。

张宏杰（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那么早于北方的丝绸之路，还有一条南方丝绸之路。它的起点是欧洲，经过西亚、南亚，再到中国的云南，终点就是当时的楚国。这说明楚文化虽然是内陆型的，但是它很有开放性，比沿海型的齐文化、吴文化和越文化更有开放性。

除了“蜻蜓眼”玻璃珠外，楚国墓葬中还出土过人骑骆驼铜灯。方座上骆驼四脚站立，驼峰中坐着一个人，两手举着灯柱。泽国楚地当然没有骆驼，所以这种铜灯的设计灵感很有可能是源于遥远西北异域的驼队。

正是通过南方丝绸之路，楚国与西域进行着密切的商贸往来和文化交流。楚国的产品不仅输往大江南北，还销往西伯利亚等中西亚地区，甚至远达希腊一带。楚国商人足迹之广，楚国经济开放程度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刘玉堂（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楚文化它的经济上的开放性，跟它文化上开放性也是一致的，所以楚文化它是一种开放性的文化。

黄朴民（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它既有立足于它本土文化，也有立足于旁边的那种包容。那种小的那种方国，给它灭掉了，它都吸收进来了，更包容了中原文化。它就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经历了重重风险，跨越了重重障碍，楚国终于登上了盛世巅峰，并创造了一个与西方古希腊文明相媲美的东方楚文明。

公元前四世纪，一列车队从赵国出发，直奔楚国郢都，主车上坐着战国史上赫赫有名的外交家苏秦。今天，他要到楚国来拜访楚威王，说服楚国加入对抗秦国的六国联盟。经过多日奔波，苏秦的车队终于抵达了郢都，一座高大的城池出现在他的面前。

两千年时光流逝，楚国郢都如今已是一片空旷。那些豪华的宫殿在时间中不堪一击，只留下一些残存的建筑遗迹。后世的考古学家就是透过这些蛛丝马迹，在跨越千年之后，还原了这座雄伟壮丽的纪南城。

考古发掘证明，这座城市城垣周长达15.5公里，共有八座雄伟的城门，南北还各有水门一座。城市面积为16平方公里，城墙高达14米左右，相当于三层楼高。至今残存的城墙顶面，宽度达到6到8米，可以并行两辆卡车。这一切都证明了这座古城规模的不同凡响。

第一次来到楚国郢都，苏秦就被这座城市的繁华热闹震惊。周游列国，他从来没有见到哪个国家的都城如此繁盛。街上车水马龙，人头攒动，货物林立，苏秦的车队不得不一次次停下，与其它车队错车而行。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考古学家在城里发现了市民生活区、商业区、作坊区遗址。此外，城内还发现了四百多口水井。纪南城极盛时，有六万人家，人口三十万左右。在先秦时代，这样的人口规模说明它是一座超级城市。

还没有从郢都街道的繁华中回过神来，苏秦的车队就已经驶入了城市中央的楚王宫殿区。这是一座苏秦从来没有见过的高大建筑，它高堂邃宇、体积庞大，台基上两人才能环抱的柱子显然是从深山中采伐来的千年古树。

除了气势恢宏，更令人心醉神迷的是整座宫殿的巧妙设计。为了达到最好的采光效果，这座宫殿的门窗采用了宽大的隔扇。翘起的殿角，纤巧的腰身，金碧辉煌的装饰，殿内墙上美妙绝伦的壁画，这一切让苏秦终于确信，楚国富庶繁华，天下罕有其匹。

除了繁华外，楚国文化的独特个性也令苏秦印象强烈。他走遍天下诸国，还没有见到哪个国家的文化如此风格独特。楚人的浪漫情怀和超乎寻常的想象力，在楚墓中出土的镇墓兽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这种用来守护墓主、镇墓辟邪的冥器，构思谲诡奇特，充满了浪漫的神秘美感。和中原人崇拜龙不同，楚国人对凤有着异乎寻常的崇拜之情。楚墓中出土的虎座凤架鼓，虎仰首蹲伏，凤高大轩昂、立于虎背，楚人崇凤贬虎的风尚一目了然。

张宏杰（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你跟其它国家的文字比起来，楚文字的字体更修长，仰首伸脚，笔划也更富于变化，有很多的波折、很多的弯曲，所以每个字看起来都像鸟那样灵活飞动。因此呢，后人把这类楚文字称为鸟书。

楚墓中出土的文物体现了鸟书的演变过程。从早期初见雏形，发展到更典型极致的阶段，鸟的头身尾爪已经出现。可以说，鸟书展示了楚人的奇诡想象和浪漫情怀。

李幼平（武汉音乐学院教授）：文明它是越成熟，实际上它是越僵化，而这种僵化都是需要有人打破的。往往就是南方这些楚人，这些蛮夷之居的人呢，他既去掌握它这种礼制的精髓，同时呢，又能够利用自己的这种，我们倒不能说放荡不羁，但是它起码呢，不被它给约束，来敢于突破。文化的发展过程，或者我们今天所说的，整体的社会改革和社会进步，都是一个不断地吸收传统，突破传统，然后再形成自己的这样一个过程。

战国晚期，随着兼并战争愈演愈烈，中国大地上只剩下了七个主要国家——秦、楚、齐、魏、赵、韩、燕。极盛期的楚国实力强大，但是突然崛起的秦国开始显露后来居上之势。苏秦不远千里来到楚国，正是希望以六国联盟来抗衡不断扩张的秦国。

此时，苏秦的合纵计划已经得到了五个国家的支持，唯独还缺少最为强大的楚国。只要他能说服楚威王加入联盟，就能避免六国的亡国之灾。苏秦知道，这是他最重要的一次机会。

听到苏秦以六国联盟抗击秦国的谋略，楚威王看到了楚国的希望。秦国的崛起意味着虎狼时代的到来，当秦国骑兵一次又一次从高原俯冲而下、横扫各国之时，楚威王知道，秦人凛冽的目光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对繁华郢都的扫视。对于楚国来说，凶悍的秦人是最为可怕的对手。

苏秦的谋略正中楚威王下怀，两人一拍即合，六国抗秦联盟正式形成。六国联盟的形成，并不意味着楚威王从此可以高枕无忧。在你死我活的国际竞争中，哪个国家有一丝不慎，就可能落入灭顶的深渊。很不幸，楚国在极盛之时，逐渐暴露出政治上一个重大的隐患。

刘玉堂（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那么实质上封君的初始，是想把某些人，把他外放出去，给他相当的地位，实质上这样减轻了朝廷的一些负担，另外当时是认为是可控的。但是久而久之，封君越来越多，到后来战国晚期，楚国的封君大概有名有姓的有六十多个。那么这些封君实质上就变成了一种地方势力，像后来的不太恰当的，比如叫藩镇割据一样。你失控了，他尾大不掉。

楚国封君的现象愈演愈烈。这些封君占据了国内最丰腴的土地，在封土内为所欲为，不听国王号令。贵族集团过度膨胀，让楚威王深感忧虑。

虽然国家达到极盛，楚威王依然保持着理智的头脑。他比谁都清楚，楚国的贵族对个人利益的追逐已经代替了他们对国家的责任，之前一代代君王辛苦积累的优势正在逐渐流失。楚国真正的威胁不在天边，而在肘腋。美酒的浇灌熄灭了贵族的光荣与梦想，虎座鸟架鼓敲出的不再是英雄们为国而战的节拍，而是沦落成贵族们夜夜狂欢的和声。

楚威王的成功让楚国登上了盛世顶峰，然而产生畸变的政治制度如同狂风，能瞬间吹落所有的繁华。楚威王一生浴血奋战、铁马冰河，却依然无法挽住楚国坠向深渊的车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