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1. 北京跨车胡同的院子,几十年前曾经门庭若市。人们口耳相传,胡同里住着一位叫齐白石的画家,他画的虾比活虾还像真的,仿佛在透明的水中游动。
齐白石画虾与古人不同,他以淡墨勾染虾身、浓墨描绘虾头,让虾体轻盈透明,虾头坚实挺拔。看似寻常几笔,其实画的极慢,每一节虾背拱起的弧度,每一根虾须的弯折变化中,甚至能看出水的阻力、虾的跃动。它们不是被观赏的对象,它们正主宰着自己的生命。
02. 灵动的虾是齐白石生机勃勃的笔墨世界中的一员,他还爱画大白菜,水灵灵的,十分肥美。他画柿子、石榴,各类蔬果以及昆虫,甚至极少入画的竹耙、箩筐、算盘。人们好奇,为什么齐白石偏爱画凡俗生活,为什么他的一笔一墨就能点亮寻常事物的灵光?要读懂齐白石的画,首先要去认识那个湖南湘潭的乡下人齐阿芝。
1864年元旦,齐白石出生在湖南湘潭杏子坞最普通的农家,家人唤他阿芝。乡间是孩子的乐土,鸡鸭喧闹,虫蝶飞舞,塘里的芦虾自在游弋,农家的孩子像田里的庄稼一样蔓生、长大。
03. 阿芝19岁时学得雕花手艺,后来又学会了画画,从此也算半个脚踏入文人的圈子,成为湘潭小有名气的画匠。
乡下的虫声悠长,岁月也悠长,半辈子倏忽而过(shū),也许阿芝以为自己将终老于此,山风入梦,可惜他未能如愿。54岁时,湖南连年兵乱,匪盗四起,齐阿芝在当地尚属富裕,当时甚至传言要将他绑票。走投无路,他只能逃往北京卖画为生,做了1917年的北漂。正是这次背井离乡,促成了一代大师齐白石的诞生。
04. 在文化历史深厚的北京,文人画传统积淀千年,梅兰竹菊、山水人物、寄托情志,每个画家心中都有一本无形的画谱。而湘潭乡下来的齐白石似乎是个另类,乡间的生活和经年的游历后,他更推崇师法自然的真谛,他画土地里鲜活的生命与传统文人画家赏花折枝的情趣不尽相同。齐白石的画大概就是当时画中的白话文,不用典,不避俗,不无病呻吟,不模仿古人,像一股清新的风。齐白石不知道,他无意间为窒闷的中国画打开了一扇窗,平淡天真之趣吹拂而至。
05. 晚年虽然已经成为大家,但跨车胡同内,齐白石依然保持着多年的习惯,早上吃一碗湖南清汤挂面,然后作画、看画、题诗,直到天黑。从这扇胡同大门里走出来的画,始终接壤着最鲜活的乡土记忆和对祖国大地最深沉的爱。
而对乡土深沉的爱,在家国危难时更化作拍案奋起的金刚怒目。河山破碎日,他悲愤地写,“灯下再三挥泪看,中华无此整山川”;他悲愤地画螃蟹,嘲讽侵略者横行霸道;他深情地绘寒鸟,鼓励民众身处逆境精神不死。有人劝他明哲保身,他回答,残年遭乱,死何足惜。
06. 这就是鲜活的、真性情的、人民的齐白石。对家国,爱意绵绵绕指柔;对寇仇,铮铮铁骨百炼钢。20世纪七八十年代,齐白石画的虾被印在餐具、暖瓶、脸盆上,没读过书的人可能不识字,却一定认得齐白石的画,他被称为“人民画家”。
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当绘画从书斋走向广袤的土地和人民的心底,那一刻是艺术的永恒。
正因为爱我的家乡,爱我的祖国美丽富饶的山河土地,爱大地上的一切活生生的生命,因而花费了我的毕生精力,把一个普通中国人的感情画在画里,写在诗里。(——齐白石)
07. 浑、厚、华、滋,墨色混合夜色,化为暮霭中的松涛;晕、沁、苍、润,水光融入星光,淌入深谷,蜿蜒成诗。白日观山,见其色,知其象;月夜临山,闻其声,感其韵。黄山奇秀苍古,万松烟霭,如入夜山。这是黄宾虹创作于上世纪40年代的《万松烟霭》,墨法运用已近乎极致,为20世纪的中国山水画树立了一座高峰。
创作《万松烟霭》时,黄宾虹已年逾古稀,学画70年后,他似乎终于领悟到墨法的真谛。提笔落墨,笔下的成就将让他跻身为20世纪真正的大师,一遍、两遍乃至十遍,水墨虽层层叠加,山色却愈发显豁光亮。
08. 北平石驸马胡同的一座平房内,1865年出生的黄宾虹已经年逾古稀,他一生与绘画结缘,还编纂过著名的《中国名画集》,创办了《美术周刊》。
20世纪30年代,日军步步紧逼,黄宾虹应故宫邀请北上,帮助鉴定整理古画,以协助战时文物转移。在纷乱的年代里,他只能埋首故纸丹青之中,家国山河破碎,名士独处守心。这一时期,黄宾虹观摩大量古画,在先人的山水世界中苦苦寻觅墨法的灵魂,感受着浑厚氤氲中的气象变化,摄取笔墨丘壑中的精微表达。
09. 不断临摹、思考、探索,数十年积累后,黄宾虹最终在前人基础上总结出用墨七法,浓墨表现阴面凹陷与近景,淡墨勾勒光面凸起和远景,以浓破淡、以淡破浓为破墨,反复交错、层层积叠为积墨,泼墨以墨泼洒,焦墨干笔涂抹,宿墨则是用隔日的墨入画。领会到笔墨传统中的文化精神,黄宾虹开启了一场创造自我风格的笔墨革命。
黄山,黄宾虹一生曾九次登临,实践胸中墨法时,他多次来到这里。他尤其喜欢月夜看山、月下写生,白天繁复的景象在黑暗中只剩下模糊的轮廓,烟岚流转,大自然生息变幻。万壑松涛撼明月,黄山松卓然挺立,滋养着深沉而厚重的文化精神,那正是黄宾虹日夜思考的中国文化的厚度。
10. 20世纪40年代,人类文明已经连续遭受两次世界大战摧毁,海内外、东西方都面临着最艰难的时刻,人心浮躁、仇恨蔓延,整个社会亟需一种精神世界的重建。黄宾虹写道:“艺术便是精神文明的结晶,现实世界所染的病症也正是精神文明衰落的原因。要拯救世界,必须从此着手”。他坚持在诗性的东方笔墨精神中去寻找抚慰和重建的力量。黄宾虹终于落笔了。此刻在他心中,群峰松林,云雾升腾;在他笔下,水墨交融,恣意相逢。当墨色在宣纸上晕染开,黄宾虹继续以笔蘸取浓墨,层层叠压,墨点没有明显的形状,一片精神境界之中的天地已跃然纸上。
11. 《万松烟霭》这部作品是黄宾虹晚年“黑宾虹”时期的代表作品,他把所有的山水脱离了具体的形制,进入一种感觉的世界,干裂秋风,润含春雨。黄宾虹始终坚信,笔墨是民族性格的表达,他用四个词总结和描述笔墨的妙谛,浑、厚、华、滋,他也更清楚这就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和本质,苍茫厚重、澄澈光明。
画中迎面拂来松涛雾霭,是笔墨中的气象,也是永恒的中国气度。当北京冬奥会的”迎客松”在天空绽放,我们似乎更能懂得这其间蕴藏的文化奥秘。德莫大于和,万物和谐,天下大同,这是东方与自然和世界相处的智慧,一切都在笔墨间永恒。
国画民族性,非笔墨之中无所见。(——黄宾虹)
12. 或许你从未见过这样的雁荡山,藤蔓涌动生命的节律,巨石岿然屹立,坚定而强悍;山花野卉像纪念碑一样高大,它们恣肆绽放,挥洒荒野的蓬勃;石头前,草叶弯折,创造出丰富的空间层次,结构出春的力量。万籁俱静,世界屏住了呼吸,你听,动在静之深处,青蛙看向前方,那里有什么?画里藏着雁荡山的一整个春天。
这是国画家潘天寿于1962年创作的《记写雁荡山花》,尺幅巨大,山岩坚硬,野花蓬勃,将雁荡山的磅礴气象传递给每一位观者。
13. 这里是位于浙江杭州的潘天寿旧居,1962年,时任浙江美术学院院长的潘天寿就在这里起居、作画。阳光照进拥挤的画室,这次作画,65岁的潘天寿尤其郑重,如何坚持中国画题材和传统,又如何摆脱中国画一度的创作困境?一次次探索后,潘天寿终于做出了回答。
时间回到1953年,希望用美术教育塑造民族精神的潘天寿却因为教学的事伤了心。在教学人员名单中,潘天寿、黄宾虹被划去了名字,因为当时传统绘画不受重视,所以老先生的教学课时非常地少。
14. 上世纪五十年代,人们期盼描摹时代的美术作品。西方油画以严谨的写实技巧和绚丽的色彩满足了书写现实的要求,备受青睐,而国画却依然陈陈相因着明清的笔墨技巧和创作题材,在时代的发展面前危机四伏。那一时期,愿意学习国画的学生越来越少,到后来几乎没有人选课。潘天寿在忧心忡忡之余,更思考着怎样破局和创新。那是激昂的时代,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改天换地,每个中国人都洋溢着油然而生的爱国情和积极奋进的报国志。
15. 1957年,毛主席诗词在《诗刊》集中发表,以“万类霜天竞自由”的磅礴气势、“山,刺破青天锷未残”的浪漫想象,淬炼出近现代中国鲜活的姿影和豪迈的时代精神,整个文化界为之一振。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中国画的意境历来追求诗意之美。毛泽东诗词中对自然的豪迈表达,让潘天寿豁然开朗,真山真水不仅有壮阔境景,也能有蓬勃的时代气象。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潘天寿来到雁荡山写生,山间万物蓬勃,野花劲草倔强生长,眼前独特色的巨石,雄强有力,充盈天地。在原始的生命力和雄浑博大的浩然之气中,他仿佛看到了一个热气腾腾的新时代气象在山野中升腾而出。
16. 就在这张长近4米,宽1.5米的宣纸上,潘天寿笔力遒劲,画出线条,如钢浇铁铸,气势霸悍,开天辟地;色彩浑厚,境界大开,野花绚烂,绽放出蓬勃气象;点线有力,落笔决然,是山间春景,更是昂扬的时代赞歌。生命力在涌动,时代的气息在画中澎湃。
国画重意境,笔为心象,画表情怀,艳而不俗的颜色一改清冷孤傲,巨石花草画出天地之心,更画出豪迈气象。潘天寿用传统的山水花鸟展现了一个崭新的境界,那是一个新的时代给予画家的激荡和震撼,那是一个壮志激昂的中国春天。
艺术之高下,终在境界。境界层上,一步一重天。(——潘天寿)
17. 在此之前,水墨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用途,能够表现解剖学意义上的真实;在此之前,中国人也从来没有这样画过一匹马,一匹行将破纸而出的奔马。它的运笔如此挥洒自如,仿佛须臾之间随性而就;它的细节又如此精到准确,仿佛心无旁骛的沉静描摹。这幅徐悲鸿创作的《奔马》,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中国画技法和马匹扑面而来的生命力。画作右下方落款“悲鸿甲申”,可知创作于1944年,这正是抗日战争临近曙光之际,也是作者徐悲鸿艺术创作的巅峰之时。
18. 这一年,徐悲鸿落笔尤其笃定,既得奔马之形,让水墨肌理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立体透视感,又得奔马之神,赋予中国画一种雄健的、不可遏制的力度感。作为“中国现代美术的奠基者”,徐悲鸿已在这条创作道路上求索了三十多年。
1920年,巴黎高等美术学院,一个来自中国的穷学生,已经连续几周每日以面包和冷水充饥,同时拼命作,他不太敢碰耗材费用很高的油画,而把训练的注意力放在了素描上。没钱请模特,他就在宿舍对着镜子画自己,艺术家终将会面对一个真正的自己。
19. 一年前,“五四运动”爆发,那是东方欲晓前的风雷涌动。而在24岁的徐悲鸿看来,绘画艺术同样需要一场变革,改变数百年文人画高冷、务虚、逃避社会现实的传统。他万里迢迢来到地球另一端的艺术之都,就是带着革新的使命。徐悲鸿通过了极为严格的入学考试后,开始系统学习西洋画。西洋绘画以自然写生、石膏及人体素描训练为基础,以精准的造型能力呈现写实的力量。巴黎郊外的马场是徐悲鸿经常光顾的地方,那些光影、明暗、结构、线条、骨骼、肌肉、身姿、神态,日复一日地观察与描摹,马的形象从笔端烙刻进心里,马仿佛成了徐悲鸿的另一种自画像。
20. 他知道,在遥远的东方故土,仍然是万马齐喑,他要画一匹奔马,重抖擞,恃风雷,让九州昂扬。徐悲鸿旅欧8年,1927年归国。归国后,守聘为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后改称国立中央大学)教授,北平大学艺术学院院长。1937年因抗战全面爆发,随中央大学迁居重庆。归国后,徐悲鸿以旺盛的精力投入美术教学与创作中,这里有他挚爱的同胞、亲爱的学生,他积极推行与实践艺术教学革新,多次举办画展,为抗战筹款,为人民控诉,为国家鼓与呼。
21. 国家危亡、民族苦难占据着他整个胸腔。1931年的《九方皋》,徐悲鸿倾吐内心郁闷,愿为知己者用,不愿为昏庸者制;1939年,“风尘动广漠,霜草识秋高”,道尽了骏马西风的肃杀不平之气;1941年的《奔马图》,款书“第二次长沙会战,忧心如焚”,画家以马踏漠野抒发抗敌之志;1942年,“哀鸣思战斗,迥立向苍苍”,则以孑立的背影民志向死而生,威武不屈;1944年,抗战正进入最后的关键阶段,徐悲鸿又一次拿起笔来,他要让自由的奔马代替他呐喊嘶鸣,向寰宇宣中国终将迎来最后的胜利。
22. 徐悲鸿画马首先是强调骨骼,在马的躯干和头部都可以看到明显的骨骼结构,马腿、马蹄的关节细节都刻画得十分清晰到位,这就是素描功底的自然流露。为了表现马的肌肉,徐悲鸿将西画的光影画法应用到画马上,马的臀部和背部常以大面积的留白通过明暗来表现马的雄健肌肉,体积感十足。马腿和马头也都有高光留白处理,徐悲鸿的马各种角度都有,而且常常有种从画里向画外跃出的动势,表现出强烈的透视效果。
23. 如今《奔马》贮立在中国美术馆,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这个不屈的猛士、自由的精灵,是炎黄儿女驰骋天地的精神化身。奔马吃苦耐劳,一往无前,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精神永远流淌在中华民族的血脉中。这昂扬的精神,让我们砥砺奋进,腾飞、跨越。
道在日新,艺亦须日新。新者生机也,不新则死。(——徐悲鸿)
24. 当水墨拥有形状会是什么模样?它可以是壁立千仞,是群峰苍莽,笔墨寄于天地,堆叠华山巍峨,屹立洪荒之间。空山忽闻人语响,旅人乘兴而上,屋舍前孩童喧闹,惊扰了游客对酌的酒杯,酒香没入莽莽松涛中。微观宇宙立于山下,华山之大究竟几何?比例尺就在这至大与至小、豪放与精微间。
这幅《待细把江山图画》是中国近现代山水画中开创一代新风的扛鼎之作,它出自国画大师傅抱石之手,而解读这幅画的密码就藏在神奇的皴法之中(cūn)。皴法,中国画的特殊语言,画家们用毛笔的笔锋擦出形态、体积、明暗的技法,这就是“皴”。
25. 皴法,在某种意义上讲,它很像西洋画的轮廓,但它不是轮廓;它有时候很像西洋画的明暗调子,但也不是明暗调子。皴法是中国绘画特质当中一个非常显著的标志,只有中国画有。就在这幅画中,呈现了一种极具个人风格的独特皴法,凝聚的笔锋全部打散,无数条细线拽着墨痕横刷猛扫,用笔无拘无束,笔痕无起无落,勾勒出体积、明暗,传递出浑厚苍莽的生命律动。这种独特的笔法来自八十多年前的一场战争,一个民族的苦难。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为响应郭沫若“用画笔宣传抗日”的号召,傅抱石从江西一路辗转,落脚在重庆的金刚坡。
26. 傅抱石每天行走在崇山峻岭中,去中央大学和国立艺专上课。巴蜀山水苍茫雄奇,穿梭其间,山川的雄浑壮美和家国的破碎飘零像冰火两极,他反复叩问,一个美术教师还可以为祖国做些什么呢?风雨飘摇的夜幕下,傅抱石喝了点高粱酒,异族入侵的愤懑和民族自尊的豪情偾张而出,他拿起画笔,一改温柔敦厚的中锋,把笔锋打散,加大压力,加快速度,后人津津乐道的“抱石皴”就在那一刻诞生了。中国画历代强调的是中锋用笔,可是傅抱石把一支笔全部打开,自由地把握,使人耳目不是一新,而是耳目一惊,看到了可以这样画中国画。
27. 1942年,一场画展以惊人的气势轰动了整个山城,仿佛一次民族精神上的原子核裂变。这些画里面体现出了一种生机,这种生机就是中国人的一种生命力。对于外侵,对于任何不利于我们的因素,在生命力面前它都是渺小的,它也成了唤醒我们民众的一种精神。莫把丹青等闲看,中国的画作可以是繁华景、君子风,更可以是家国情、英雄志。
十几年后,新中国沉浸在一片生动蓬勃的建设氛围中,时代变了,笔墨不能不变。1960年9月15日,时任江苏省国画院院长的傅抱石带领江苏国画工作团一行十三人,开始了为期三个月、途经六个省、长达两万三千里的壮游写生。
28. 从三门峡到八百里秦川,从延安到四川,山河呈现出崭新的风貌,让曾经与祖国共患难的傅抱石难掩心头激动。当他站在华山巍巍山峦前,他的心弦再次被扣动,打动他的已经不是重庆金刚坡蒙蒙细雨中国破家亡的悲壮,而是冠绝云天里看我家国河山大好的自豪与憧憬。
他再次挥毫泼墨,山石之间,我们似能听到炸裂的笔锋在沙沙作响,山石屹力之下,笔意未尽,点染跃动的是意趣盎然的生活图景。
傅抱石说,伟大的画人是时代的中心,他的“脑”是一座晶亮亮的时代之灯。让我们再次站在画前,去感受这画家笔下天风海雨的涤荡,去读懂时代之灯映出的中华精魂。
中国画的精神即是中国民族精神的最大表白。(傅抱石)
29. 你听,号角已吹响;你看,我军万船齐放,直取对岸。而英雄在惊涛中冲锋、登陆,每块肌肉都充满了力量。这件雕塑作品《胜利渡长江》是人民英雄纪念碑十件浮雕作品中体量最大的一件,渡江战役的波澜壮阔被定格在仅三十厘米厚的汉白玉之上。落成于1958年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矗立于天安门广场,是我们对英烈的纪念和无尽的缅怀。1990年的一天,浮雕前迎来了一位86岁的老人,他正是浮雕《胜利渡长江》的作者、著名雕塑家刘开渠。
30. 1929年,25岁的刘开渠在法国巴黎高等美术学院学习雕塑。近六年学习,他熟悉了雕和塑的本领,而他最初纯粹的对雕塑强有力的体积感的热爱,也升华为强化民族精神的责任感。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抔魂,刘开渠归国之后的作品中,仿佛都能听到战鼓的昂扬。抗日将士弓步前屈,双手持枪准备冲锋,坚实的脸庞饱含必胜信念,只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这些钢筋铁骨的英雄永立中国大地,盼望着胜利的一天。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际,为人民英雄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就被提上日程。这共和国第一碑不仅要纪念死者,鼓舞生者,更是民族之碑,信仰之碑。
31. 1952年,刘开渠被委以重任,主持纪念碑雕塑创作,任务光荣,但挑战重重。首先,这是一次浮雕创作。浮雕把一切都约束在有限的空间范围内,所以它是一种压缩的艺术。渡江、登岸、冲锋,有限的空间要呈现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波澜壮阔,刘开渠面临着极大的挑战。他要在30厘米的厚度里雕出三层人物和背景。艺术的塑造离不开准确的还原,刘开渠为了一面红旗的飘动,专门请来模特打着旗帜来回奔跑十多次,直到找到满意的旗纹。为了人物精准,他找来众多战士确定形象,他甚至让战士展示肌肉线条,以精准呈现方寸中的力量之感。
32. 1958年,这座集全国最优秀的建筑师、设计师、美术工作者、各类工匠心血大成的纪念碑矗立于天安门广场,而刘开渠也在石头上镌刻下天翻地覆慨尔慷的艺术表达和热血战歌。急剧向前的波浪中,数不清的战船在波涛中前进;百万雄狮势不可挡,汹涌拍岸的波浪中线条交错,动感十足;而红旗指挥员位于最高点,这是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决心;而昂扬直立的桅杆又在构图上稳固了雕塑画面,这是必胜的信心,更是稳如磐石的力量。
33. 六十多年前,刘开渠用一件雕塑镌刻下英雄的故事。而今天,更多的英雄被镌刻进共和国的丰碑,他们惊天动地、隐姓埋名,他们白衣执甲、逆行出征,他们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他们平凡伟大、壮丽不朽。
创造有价值的雕塑品,这是中华文化的盛大收获,将永久为中华民族争光荣。(刘开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