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论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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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前，苏轼是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新法而被赶出京师的。他万万没有想到，回京后第一件不顺心的事，也是王安石的新法而引起的。苏轼这一辈子，就倒霉在新法上。

司马光自从熙宁初年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离开东京汴梁，十多年来，领着刘攽、刘恕、范祖禹等人在西京潜心修撰《资治通鉴》。他是一位办事认真、一条道走到黑的山西硬汉，既然王安石听不得不同意见，他便发誓绝不对朝政发表看法。他说得到做得到，十五年中，闭口不谈国事，却将对新法的不满，全部倾注到《资治通鉴》中去。在这部《资治通鉴》中，无论是秦汉还是隋唐，凡是主持改革者，都被司马光斥为“小人”“奸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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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像苏轼那样说话有口无心，时时反省自己，而是不折不挠，从来不假人颜色，所以无论是新党还是故旧，都对他惧怕三分。

以苏轼言，谁都不放在眼里，对欧阳修也敢开玩笑，唯独在司马光面前不敢放肆。

司马光虽是一丝不苟的学问家，也是铁面无私的执法者和卫道士，却不一定是好的政治家。通过对历史的回顾，他有一个基本观点，那就是“国将亡，必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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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情的表象看确是如此，这两句话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国将亡与制度变更的关系。如果不是社会矛盾发展，不是旧的制度维持不下去，是不会有人轻易变法的。

但司马光由此而陷入逻辑上的错误，由国将亡、必多制演绎为变旧制、必亡国。因此，要救国就必须废除新法，恢复旧制；却不知废新复旧本身就是多制，就是变成法。

沿着这种思维逻辑，司马光决心废除一切新法，其实是一切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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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于元丰八年（1085年）五月为门下侍郎，六月就劝太皇太后废除了保甲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保马法。但青苗法、免役法和置将法因在位新党蔡确、章惇的坚持而仍在推行。司马光自然不会就此罢休，虽然身体每况愈下，自知不久于人世，但用他自己的话说：“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

要彻底废除新法，就必须改变最高决策机关的力量对比，苏轼等人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被调进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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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祐元年闰二月，蔡确、章惇dūn罢相，司马光、吕公著分别进位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苏轼也由起居舍人进位中书舍人。旧党在权力分配上取得了对新党的全面胜利。

但司马光没有想到，他废除新法不但受到新党的抵制，也遭到自己人的反对，主要集中在免役法上。

先是范镇的从子、中书舍人范百禄对废除免役法提出了看法。他认为，熙宁初推行免役法时，仅开封府就革去夫役数百人，老百姓都奔走相告，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只是后来有司不断增加免役钱和助役钱，才招致民怨。只要减少这两项收费，便可宽纾民力，用不着改革制度，废免役法而行差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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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同知枢密院事范纯仁也提出，废除新法当慎重，充分考虑利弊，广泛听取意见，方才稳当。

在这些自己人中，苏轼的反对最为激烈。

苏轼和司马光都是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离开京师的。离开京师之后，司马光潜心做了十多年学问，一直和古人打交道，完成了史学巨著《资治通鉴》。苏轼却一天也没有离开现实，先是通判杭州，接着为密州、徐州、湖州太守，然后是谪居黄州，一直在和新法打交道。应该说，苏轼对新法的认识远较司马光深刻。出任杭州通判之前，苏轼与司马光一样，对新法是持全面批评态度的。但到了地方之后，苏轼的看法有些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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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通过自己的实践认为，新法中的青苗法、市易法等是坑民之法，应即时罢去。但有些法如免役法等则有其合理性，只要执法者存爱民之心，仍可公私两便。

但司马光这次是铁了心要废除一切新法，包括免役法。为此，苏轼与他当面论理。

苏轼将免役法和原来的差役法作了比较，认为二者各有利弊。免役法的利在于民户免除了差役，得专力务农，其弊则在免役钱和助役钱收得过多，而且往往移作他用，并不用在雇役；差役法下的民户固然不需纳钱，但得时常为官府服役，不能全力务农。罢差役行免役已有二十年，吏民已经习惯，如果变易更张，反而容易另生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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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知道苏轼的脾气，摆起道理来一套又一套。但他认为现在不是说道理的时候，特别是对王安石的新法，没什么利弊可言，只能尽行废去，因此摆摆手，不让苏轼再说下去。

这时的苏轼也已非当初。即使是初出茅庐，苏轼也不能容忍别人对自己不尊重。为此，他在凤翔曾和陈希亮干过一次仗，后来又因王安石听不进意见而坚决要求外调。没想到司马光掌权后也是这种德性。他敬重司马光的人品和学问，也感激司马光对自己的提携，但他不能容忍司马光无视自己的意见，将处理国家大事当成一种报复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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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司马光高兴不高兴，苏轼继续陈说自己的意见。他认为，只要将免役法的两个弊病革除，这个法仍然远胜于过去的差役法。

说完之后，苏轼觉得还不解气，提醒司马光，为相者当广泛听取不同意见，采其善者而行之。同时他重提旧事：“当年韩琦为相，你为谏官，争事于相府。韩公不乐，你仍是侃侃而谈。难道今日为相，就不能听我把话说完吗？”

但司马光已经有些日暮途穷、倒行逆施了。他变得和当年的王安石一样，听不得不同意见，喜欢别人顺着自己的意思去干。虽然他当即向苏轼道歉，承认自己态度生硬，但主意没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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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苏轼等人反对司马光废免役法时，也真有人做了司马光喜欢的事情。开封府蔡京不动声色，五天之内就征集了一千多人充役。

司马光对此很是感叹，什么时候能够少发一些议论、多干一些实事呢，如果人人都像蔡京这样奉法无滞，还有什么事情办不成呢。

有了蔡京这个样板，司马光不再理睬苏轼等人的反对，下令在全国废除免役法，恢复差役法。

令下之日，苏轼气得连连跺脚，口里直骂：“司马牛！司马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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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辙这时也被召回京师为谏官，他对司马光的一意孤行、所信非人很是担忧，连续向司马光陈述己见。他指出蔡京在五日之内征役民上千的举措居心险恶，要求将其谪戍充军，为天下挟邪坏法者戒。

当然，司马光对苏辙的说法更难以接受。但苏辙确实有眼光，他比任何人都先看出蔡京为人的险恶。后来，打击“元祐党人”最积极，并捣毁司马光祖坟、禁锢其子，将大宋江山弄得七零八落的，便是这个受到司马光称赞的蔡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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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废除新法的事，苏轼得罪了司马光。司马光是君子，虽然意见不合，却并不给他小鞋穿。虽然有记载说司马光曾在太皇太后面前诋毁过苏轼，说苏轼只能做翰林学士，不能做宰相，一旦做宰相，便会像王安石那样给朝廷带来麻烦，但这恰恰说明司马光还是了解苏轼的。用不着做宰相，便是做翰林学士，苏轼也引起不少麻烦。这麻烦就出在他的性格上。

不合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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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才学高，且奖掖后进不遗余力，但瞧不起那些自以为是的假学究；苏轼人品高，且敬爱端严贤德之士，但看不惯装腔作势的伪道学；苏轼喜宴乐、好交游，且乐善好施，接济穷困，毫不吝惜，但反对铺张浪费、夸财斗富。

但当时的社会假学究充斥，伪道学盛行，骄奢淫逸更成风气。苏轼不像司马光那样谨严，非关国事不争；也不像欧阳修那样大度，雅能容物。他是看不惯的要说，瞧不起的要说，而且不留情面，甚至言语之间带着戏弄。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性不忍事”，出口就得罪人。而苏轼名气又大，早上说一句话，下午就传遍全城，又有好事者的加油添醋，遂使被其嘲弄者无地自容，怨恨日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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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位名叫王祈的郎中，有些医术，小有名气。但他认为自己的长处还不在行医，而在写诗，逢人便要卖弄。苏轼对此公略有耳闻，也并未介意。没想到他心血来潮，竟找上门来与苏轼谈诗。如果真来求教，苏轼是会以礼相待的。但王祈见面便吹自己得了一首好诗。苏轼愕然。等到一听王祈吟诗，苏轼不禁笑出声来。

王祈这首诗叫“咏竹诗”，最得意的两句是“叶垂千口剑，竿耸万条枪”，请苏轼评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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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笑道：“这两句诗对仗倒极工整，只是叶子太少了。”

王祈一听，也笑了起来：“苏学士且慢批评。这叶子并不少，叶垂千口剑，有上千片竹叶呢。”

苏轼这次却不笑了，认为此人不可理喻。他看了看王祈：“但你这竹竿有万条，十竿竹子才有一片竹叶，难道还多吗？”

王祈闻言，脸刷地一下就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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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事情到此为止，苏轼可说是在指点王祈。但他忍不住事后发表评论：“这些年来不顺心的事太多，难得开心。听了王祈念诗，想要不笑却办不到。”

有苏学士的这番评价，王祈哪里还抬得起头来。

得罪王祈这般无权无势的假学究倒且罢了，苏轼把程颐这位伪道学也得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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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颐是著名学者周敦颐的学生，十八岁时游太学，写了一篇《颜子好学论》。国子监博士胡瑗见到后大吃一惊，当即召见，请他在太学讲学。此后程颐专以讲学授徒为业，弟子众多，名气也越来越大。英宗、神宗时不断有人举荐他，但程颐因对新法持反对态度，拒绝任职。直到元祐元年（1086年）司马光执政，程颐才就职校书郎，接着又出任崇政殿说书，虽然只是从七品，却是皇帝的老师；程颐以布衣的身份出任这个职务，那是非常荣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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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了帝师，程颐仍是和以前授徒一样，每次讲课，总是板着面孔，专讲古代的礼典制度，处处以孔子的言行比照当世。

程颐的这副腔调，不仅苏轼看了觉得别扭，连司马光也觉得有些过分。

一次，小皇帝哲宗在经筵讲学休息的时候折了一根柳枝，学着骑马的样子，自觉很是威风。这本是小孩的天性，但程颐见了，马上站起身来，责备说：“现在正是春天，万物生荣，皇上怎能无缘无故去摧折生命呢？为君者以仁为本，草木和人一样，都是生命，不爱惜草木，又怎能爱惜万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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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宗这时刚十岁，没想到摘一根柳枝竟引出这么多啰嗦，一赌气，将柳枝抛掉。

司马光听到这件事，很不高兴，对弟子们说：“人主不愿意接近儒生，就是因为程颐这样的腐儒。”太皇太后也骂道：“怪鬼坏事。”但程颐全不以为然。

元祐元年九月，司马光因操劳过度去世了。太皇太后闻讯，悲伤不已，当天就带着皇帝来吊唁。官员们按礼也应来祭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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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正巧是神宗皇帝灵位入祖庙的日子，苏轼与众人祭祀过神宗之后，来到司马光家凭吊。主持司马光丧事的是程颐，他站在门口，不让众人进去。理由是，祭祀神宗皇帝灵位进祖庙是吉礼，而凭吊司马光是丧礼，参加了吉礼的人在同一天不能参加丧礼。

苏轼见程颐板着脸叨咕，觉得可笑。

他想起半年前，三月五日，那是神宗去世一周年的日子，大祭之后举行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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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颐当时刚刚受命为崇政殿说书，他提出，按照古礼，这种日子只能吃素，不能吃荤。

苏轼最不耐烦这一套，领先反对，并恶作剧地振臂一呼：“为刘氏者左袒tǎn！”吃肉者站到我这边来！使程颐落了个大没趣。

程颐本来就对苏轼大大咧咧、嬉笑怒骂的性格看不惯，这下更是耿耿于怀。

今日冤家路窄，又在司马光家相遇。程颐把着门不让进，苏轼领着人往里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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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颐又一次抬出了孔老夫子。他质问苏轼：“子瞻读过《论语》吗？《论语》有言：‘子于是日哭则不歌。’”

苏轼见他又是这一套，反唇相讥：“《论语》可曾说‘子于是日歌则不哭’？”

论起随机应变、冷嘲热讽，十个程颐也不是苏轼的对手。苏轼一反问，程颐顿时涨得满脸通红，说不出话来。苏轼嘿嘿一乐，领着众人推开程颐，扬长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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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等众人来到司马光的灵堂，不由悲从中来。司马光虽然晚年做事有些不近人情，但毕竟出自公心，只是操之过急而已。

人们行事，往往是宽容死者，苛求生者。苏轼此时真有些后悔为免役法的事情和司马光当面顶撞。如果换一种方式，结果或许会好些。想起司马光生前淡泊名利、严于律己的品格，以及对自己的奖掖，苏轼更是深深自责。

但苏轼发现，灵堂中竟然没有司马光的家属。按当时的风尚，父亲死了，儿子应该在灵前接待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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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方知，这又是程颐的主意，说父亲死了，儿子应该悲痛万分，不能出来见客。

苏轼愤怒了，当众骂道：“程颐可说是糟糠鄙俚叔孙通！”

这句话是脱口而出，透露出苏轼内心对程颐的鄙视，颇有人身侮辱之意。程颐以讲学出名，没有应科举考试；叔孙通则是汉初儒生，帮助刘邦草定仪礼，被后人指责不识大体。苏轼这句话既挖苦程颐是没有见过世面的乡野教师，又嘲笑他只拘泥小节而不识大体。在场众人都是饱学之士，听了苏轼的话，不觉哄然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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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遇上看不惯的事，总是如鲠在喉，不吐不快，而且往往图一时痛快，不管对方能否接受得了。他三番五次戏弄程颐，是因为看不惯程颐装腔作势的伪道学。

但程颐不比王祈，他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代表着一种社会观念和一股政治势力。就其本人来说，也是出于信念和责任感，并无故作的成分。但双方都以自己的原则裁量他人。程颐自己对苏轼充满敌意暂且不论，其门人弟子更是愤愤不平。苏轼却不管这些，仍是我行我素，嬉笑怒骂，毫不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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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去世了，吕公著去世了，吕大防、范纯仁做了宰相。

对范纯仁，苏轼是敬重的，不但因为他是范仲淹的儿子，更因为他为人行事令人钦服，每以责人之心责己，以恕己之心恕人，义之所在，毅然不少屈。苏轼对此，自问不如。

对吕大防，虽然政见和自己相同，苏轼则有些瞧不起。此公立朝多年，无所建树，徒以憨直无党，不得罪人，故受舆论推崇，做了尚书左仆射。他的任职诏书，就是苏轼起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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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苏轼去拜会吕大防。吕大防正在午睡，仆人进卧室通报了老半天，仍不见出来。苏轼有些不耐烦了，在客厅踱来踱去，终于将吕大防等了出来。苏轼见他大腹便便，睡眼蒙眬，坐下议事，也是答非所问，心里很不痛快。突然，他看见客厅的瓦盆中养着一只乌龟，个头很大，龟甲上带着一层青苔，看上去很有些年头了。这乌龟偶尔将头伸出来，四下望望，然后又懒洋洋地缩了进去，一动不动。苏轼觉得很有趣，再看看仍然似醒非醒的吕大防，简直和这乌龟没什么两样。此念一起，苏轼又冒坏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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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了指那只乌龟，问吕大防：“微仲（吕大防字微仲）兄，这龟年岁不小了吧？”

吕大防正在假寐，猛听到苏轼问乌龟，精神一振，完全清醒了。他咧着大嘴笑道：“是啊，据说有好几百岁了。这么大岁数的龟是很难找到的。”

苏轼摇摇头，不以为然地说：“这不稀罕！人说千年王八万年龟。即使是千年的乌龟也算不得稀奇。有一种六眼乌龟，那才真是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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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有六只眼的乌龟？子瞻可曾亲眼得见？”吕大防对乌龟的兴趣甚于国事。

苏轼不紧不慢地说：“五代唐庄宗时，有人进了一只六眼龟。庄宗很感新奇，问这龟有何好处。当时有个名优叫敬新磨，专门为这六眼龟编了一支歌。歌词说：‘不要闹，不要闹，听取龟儿口号。六只眼儿睡一觉，抵上别人睡三觉。’”

吕大防这才听明白，苏轼是在拐着弯说自己贪睡。但吕大防又不比程颐，他心宽体胖，雅能容物。尽管苏轼戏耍自己，倒先不好意思起来，怪自己怠慢了朋友，对苏轼的博闻强识更是赞叹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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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对同僚是如此，对亲戚也是如此。

蒲宗孟是苏轼的亲戚，但政见不同。熙宁时吕惠卿定“手实法”，征收役钱，蒲宗孟是主要参与者，后来做到了翰林学士、尚书右丞。神宗常常叹息缺乏人才，蒲宗孟则说人才大半为司马光的邪说所坏。

哲宗即位后，苏轼兄弟回京做官，蒲宗孟则贬知亳州，得主动和二兄弟搞好关系。

他认为二苏多年在外，早已是土包子，不懂得京师的舒适生活，便向苏轼介绍自己的保养办法。这种保养办法包括“大洗面”“小洗面”“大濯zhuó足”“小濯足”“大澡浴”“小澡浴”等一套排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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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己每天洗两次脸。第一次只洗脸部，但得换一次水，由两位仆人侍候，叫“小洗面”；第二次不但洗脸，还得洗颈部及肩部，由五个仆人侍候，换三次水，叫“大洗面”。每天洗两次脚。第一次由两个仆人侍候，换一次水，洗脚掌、脚背，叫“小濯足”；第二次由四个仆人侍候，换三次水，洗膝盖以下的部位，叫“大濯足”。每两天洗一次澡，“大澡浴”“小澡浴”交替进行，小澡浴要用五六个仆人侍浴，大澡浴得用药膏洗，八九个仆人侍浴。每次澡浴，内衣都要用异香薰烤才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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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宗孟推荐的其实是一种保健疗法，但不免过于讲究排场。此外，他还种着许多花草，让女佣专门采集花粉，加糖做成甜食，用今天的术语，则属花粉营养品，说是招待客人，更主要还是自己享受。

蒲宗孟和苏轼都在研究养生术，苏轼是练气养生，自行修炼即可，对蒲宗孟的一套既不理解也不赞成。

他回信给蒲宗孟，感谢蒲的好意，却提出两点建议，一是“俭”，二是“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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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苏轼的时代，尤其是到了元丰、元祐时期，王祈之类的假学究、程颐之类的伪道学、吕大防之类的玩物丧志、蒲宗孟之类的享乐奢侈实在是太多了，苏轼处处看不顺眼，处处要发表意见，也便处处得罪人。加上他自己也是结朋交友，喜欢热闹，让别人看不顺眼处也多有之。

一次酒足饭饱，苏轼摸了摸已经发福的肚子，打趣地问家人：“你们说说，我这肚子里装了些什么？”

一个侍女抢着说：“老爷是满腹锦绣文章。”

苏轼摇了摇头：“不是！”

“是满腹学问见识！”另一个侍女接着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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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还是摇了摇头：“也不是！”

王朝云很长时间心情都不好。儿子生下十个月就病死了。尽管到京城之后，生活比以前好多了，苏轼兄弟也是官运亨通，一个是翰林学士，一个是尚书右丞，谁不敬重。但她知道苏轼并不开心，麻烦事太多，一半是名高人忌，一半是不合时宜。这时见苏轼既否认是满腹文章，又否认是满腹见识，心中一动，她脱口而出：“是满腹的不合时宜！”

苏轼闻言，不禁大笑：“朝云知我，确实是满腹的不合时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