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571年8月的一天，在秦国国都雍城的北岸汘水之滨，一场盛大的游猎活动正在举行。

/秦景公/

秦国国君秦景公和群臣们在原野上尽情地射猎和追捕，现场气氛欢快而热烈。这是一个欣欣向荣的年代，秦国在此建都已经105年。此后的近200年间，这座雍城一直是秦国的中心，是秦历时最长的国都。它见证秦人不容忘却的峥嵘岁月，一个伟大帝国的前世今生尽在其中。

/陕西省凤翔县·秦公一号大墓/

这是一座属于逝者的地下世界。在陕西省凤翔县南指挥村，四十年前发现了这么一座震惊世界的大墓。整个墓穴分三层台地，有24米深，超过8层楼高。东西墓道全长300米，平面结构像一个“中”字形，总面积5334平方米，超过了两个国际标准篮球场大小。

这座墓葬比河南安阳殷墟商代王陵大10倍，比湖南长沙西汉马王堆一号大墓大20倍。规模如此浩大的陵墓，绝非一般贵族所能拥有。经过复原，人们得以目睹墓主最后的安息之所。大墓分主侧两室，主椁室如同一座长方形木屋，用横截面边长为21厘米的柏木枋垒砌而成。

每根柏木枋重达300公斤，因其色黄，故称黄肠。由堆砌的柏木枋的榫头，在椁的四周形成框式规范，历史上称这种葬具为“黄肠题凑”。

/宝鸡先秦陵园博物馆/

这是宝鸡先秦陵园博物馆在大墓旁边按一比一比例复原的主椁，长约24米、宽高各约6米的主椁是安放墓主遗体之处。以柏木为椁的黄肠题凑，在先秦礼制上，是天子规格的葬具。在远离东周的陕西凤翔，出现一位等同天子规格的墓葬，这引起学者们极大的兴趣。

东周时期“礼崩乐坏”，各诸侯国僭越礼制的事情越来越常见。学者们判断，这座大墓主人是当时一位独霸一方的诸侯。在大椁顶部的中间，留有一双石制鞋底，但鞋帮早已腐化。

田亚岐（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这双鞋表示墓主人坐拥一方，是权势的象征，很可能是周天子所赐。也有一种可能是，秦国它自己的先祖留给墓主一个精神鼓励的信物，让子孙饮马黄河，向东发展，去实现统一六国的梦想。

当人们进入椁室之内，展现在眼前的是经过专家推想所复原的场景。这种布局应该是墓主生前居所“前朝后寝”的样式。2500多年前，墓主就坐在这样的书案前，处理简牍公文。

/宝鸡青铜博物院/

/金虎/

大墓虽然遭到严重盗掘，但仍然出土了3000余件极为精美的金器、玉器、铁器、石器和骨器，让人惊讶于当时高超的工艺水平和丰富的物质文化生活。

/宝鸡先秦陵园博物馆/

在前室正西的木架上，悬挂着一组石磬。石磬上共有180多个文字，这是早期秦人使用的文字——籀文。石磬铭文的发现，让考古队员们欣喜不已。铭文里的“天子郾喜，龚桓是嗣”八个字，为考古队员们推断墓主提供了依据。

王保平（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副院长）：石磬上的36个文字整个可以诵读下来，它的内容大致是：汤汤阙商，百乐咸奏，允乐子煌，假虎载入，又玑载羕，天子郾喜，龚桓是嗣，高阳又灵，四方以鼏。它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龚桓是嗣，龚公和桓公的继承人就是秦景公。由这句话可以断定，这个墓主人就是景公。

田亚岐（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到目前学术界基本形成一个共识，就是说石磬上面的文字，天子郾喜，龚桓是嗣，高阳又灵，四方以鼏，龚指的是秦龚公，桓是秦桓公。因此我们认为这座墓的主人是春秋时代继秦龚公、秦桓公之后，享国40年之久的秦景公。此外，这座墓出土的残磬铭文有，唯四年八月，初吉甲申，据此推算，也可以证明这座墓是秦景公的大墓。

/秦景公/

秦景公，秦国第14代统治者，自公元前577年起，在位40年。景公墓后来被称为秦公一号大墓。至此，这个中国迄今发掘的最大古墓身世终于大白于天下，而它也同时开启了一个消失两千多年城市的密码。雍城，一座记录着秦人梦想的传奇都城，也由此出现在世人眼前。

/陕西省凤翔县·雍城城垣遗址/

根据钻探资料证实，雍城城垣位于今天陕西省凤翔县城南、雍水河之北、纸坊河以西的黄土台塬之上，东西长3300米、南北宽3200米，面积约10平方公里。岁月变迁，今天凤翔周围的河流大都枯涸，但是考古人员在现存河段中发现大量直径为1米多的巨型卵石，可见两千多年前河水之丰沛、河道之深广。河流成为以水御敌于城外的主要城防设施。秦人还沿河挖掘壕沟，这些正是文献所载的“城堑河濒“。

/甘肃省礼县·大堡子山遗址/

田亚岐（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在古代选择都城时，环境是一个先决的条件。从秦人早期根据地甘肃礼县大堡子山西犬丘城的选址来看的话，往往依靠险峻的自然地势来加强防御，做到易守难攻。秦人常有“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的理念，因此，我们在调查时发现，军事防御功能应该是秦国择都的关键。

雍城在关中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从这里东下沿渭水可至西周都城丰镐地区，南下可控巴蜀之地，向西扼守通往西北的咽喉，可谓成就霸业的绝佳之地。

/陕西省凤翔县·雍城城垣遗址/

考古学家在雍城东部、中部和西部，先后发现大型宫殿建筑遗址群。这座作为君主上朝和休息的宫殿遗址，残长186米。从南到北有五进院落，即五重曲城，五个门庭，总体呈“前朝后寝”的格局，总面积达两万多平方米。这种五重曲城、五个门庭的制度，是周天子才享有的规格。进入战国后，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秦人修建起厚达十三米的城墙，雍城如若金汤。

/陕西省凤翔县/

因为年代久远，雍城宫殿的地面以上情况较多依靠想象。但这些大型青铜建筑构件的发掘出土，却揭示了雍城宫殿真实的辉煌。

雍城出土我国年代最早的铜建筑构件，表明秦人在建造技术上走在了时代的前沿。在雍城宫殿遗址还出土了大量精美的瓦当。瓦当是屋檐之上的装饰物，有虎纹、凤鸟纹、蟾蜍纹、鹿蛇纹等等。尤其是这一件瓦当，主体是昂首挺立的麋鹿，旁边雕刻着静卧的蟾蜍、奋飞的大雁和嘶鸣的烈犬，栩栩如生。

公元前600多年的一天，一支西戎使团来到了雍城，秦穆公邀请他们参观刚刚竣工的、雄伟壮观的宫殿。《史记》记载了西戎使者由余的一番评论。他说，要是鬼神建造的，那鬼神都要劳作不休；要是老百姓建造的，那可苦了老百姓了。这个意味双关的评论，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雍城是何等地恢弘壮丽。

在宫殿遗址西北，考古工作者发掘出一个奇特的地下窖穴。

/凌阴遗址/

窖内四壁呈斜坡状，有地下管道通往白起河。学者们研究认为，这就是我国古代文献中记载的“凌阴”一种冰窖。《诗经·豳风·七月》里记载，民夫们腊月里去河面凿冰咚咚响，正月里把冰块运到窖里藏。古代中国人很早就掌握了冷藏的原理，雍城凌阴则为我们提供了直观的证据。这种物理冷藏原理与现代冷库基本相同，它保证了居住在雍城的秦国王室贵族一年四季都能品尝到新鲜的美食。

/凤翔县博物馆/

/凤鸟衔环熏形铜器/

在雍城的西北角，还发现官府的手工业作坊区。工匠们在这里烧制各种陶制器皿，锻制戈、矛、斧、钺等青铜武器，铸造君王祭祀用的鼎豆等礼器。

田亚岐（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在雍城城北，我们还发现一个大型的露天市场。可以说，雍城当时已经具备了现代城市的雏形。它的内外城总面积达到10.56平方公里，比当时周天子都城洛邑还要大一个多平方公里。这里大量的作坊遗址和市场遗址，都从侧面展现了当时秦国的手工业、商业高度发达。

在雍城城南，还发掘出一些小型聚落，有不少半地穴式居址，显然是平民区。平民被称为“国人”，他们在雍水河畔沿河而居。在他们的北部，遥望的是贵族和国君的住所，它们构成雍城鳞次栉比的街巷和宫殿，城市的各阶层都生活在城内，井然有序，没有发现宫殿与外界有界墙之隔。

学者们感叹，这是一座对内包容的和谐之城。雍，就是指乐器或鸟鸣的和谐之声。

王保平（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副院长）：我们从1976年到1986年，整个田野考古发掘过程中，发现雍城对外防御性很强，对内则很宽容。一些地方宫殿和平民区交错，很接近，说明秦国内部关系比较质朴融洽。雍城内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包括了大片的农田。这其实也体现了当时秦人的备战意识，确保在战时被围城时，也有足够的粮食。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诗经·蒹葭》记录了当时秦人的生活状态，让我们看到这个在血与火考验中成长起来的民族对爱情的追求、对生活的热爱。

雍城不仅是一座宏大的都城，更是秦人心目中的精神家园。

/宝鸡·石鼓山/

这是宝鸡凤翔出土的石鼓，上面镌刻着中国最古老我的诗文，里面有大量秦人狩猎、饮宴、歌咏的内容。在这些斑驳的文字中，我们可以追溯生活在古老雍城的一个民族的青葱岁月。

我狩猎的战车打造好了，我的驾马也聚集齐了，车装饰得漂漂亮亮，马养得肥肥壮壮，狩猎的人数也数不清，锦旗在风中猎猎飞扬，奔驰的鸟兽都是我们狩猎的对象。在建立雍城后的几十年间，秦国领土不断扩张，向东几乎占据整个关中平原，跻身于春秋五霸之一。饮马黄河、东进中原，是这时期秦人最大的梦想。

/秦景公/

但是，到了秦景公执政时期，秦国进军的脚步却开始停顿下来。秦景公统治秦国长达40年，是春秋中后期秦国执政时间最长的一位国君。史料记载，他也算是勤勉之君，但秦国在这一历史时期取得的成就乏善可陈。

景宏伟（先秦陵园博物馆馆长副研究员）：秦景公是秦穆公之后较有作为的一位君主。当时，挡住秦人进军富庶中原的是强大的晋国。为了对付晋国，秦景公与楚国结盟，还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了楚王，结为姻亲。秦楚联军战败了晋国、宋国，使原本归附于晋国的郑、宋等国家归附于楚国。秦景公十八年，秦国打败了晋国领导的大小十三国组成的联军，这在历史上称作迁延之战。不过，总的来说，秦国当时的国力还无法与晋国全面抗衡，处于弱势地位。

/宝鸡青铜博物院/

公元1978年，在宝鸡陈仓区的太公庙区出土了数件精美的青铜器。

这是镈，春秋战国时期秦国的乐器，是从种发展来的形式。一般器型较大，上方无长柄，却有扁环或兽形钮，钟口平坦，将其悬挂，以槌叩击而鸣。整个造型华丽典雅，庄重而神秘。

王保平（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副院长）：从这些精美的青铜器中，我们不难发现此时秦国对中原礼乐文化已经从昔日的仰慕模仿到全盘吸收，甚至几乎后来居上了。但是，秦人对于事物的学习，都是基于对国家发展的利益考虑，以实用为主。秦穆公发现礼乐制度在中原已经开始崩坏，黄河以东的国家没有依靠礼乐制度得到应有的发展。而他也发现，仅仅依靠礼乐，秦人根本无法战胜西部的强邻游牧民族犬戎，永远无法超越关东六国。

公元前537年，秦景公去世。

/陕西省凤翔县·秦公一号大墓/

在陕西凤翔考古挖掘的秦公一号大墓，就是秦景公的归灵之所。深达24米的墓穴周围，整齐摆放着186具木棺。没有史料记载这些陪葬者的身份，但据专家推测，陪葬者一定有秦景公的爱将和良才。古人事死如事生，秦景公将自己最亲近最信赖的人一起带入坟墓之中，也将秦国的进取与荣耀一同埋入地下。

景宏伟（先秦陵园博物馆馆长副研究员）：秦景公死时以大批活人殉葬，这是一种极其野蛮落后的丧葬习俗。当时东方各国已经越来越淡化人殉色彩，奴隶制渐渐衰落，新的生产关系开始萌芽，但秦国贵族仍以人殉的数量来显示自己的身份地位。大量青壮年劳力被杀死，从而也影响到国家的发展、文明的进步。

雍城作为一座壮丽的王城，在秦景公时代，就像他的墓葬规模一样，都达到了历史的巅峰。然而巅峰过后，随着秦景公的逝去，那种奋发向上、锐意进取的精神也逐渐消亡。秦人沉醉于昔日的荣耀之中，一百九十多年里，碌碌无为。

景公之后的哀公、惠公、悼公等九位君主先后继位，最短的在位仅仅四年。君臣失和，多次出现宫廷政变，频繁更换君主，国势日衰，民生紧迫，士无斗志。由于秦国的奴隶制经济发展缓慢，国力长期处于疲弱状态，在与强国的争夺中败多胜少。

公元前389年的阴晋之战中，吴起以五万魏军击败了五十万秦军，让以武勇著称的秦人成为天下的笑柄。魏秦交锋三十年，秦人不仅失去了护卫家园的屏障函谷关，还失去了黄河西岸五百多里土地，整个秦国被压缩到华山以西的狭长地带。在魏国咄咄逼人的攻势下，秦国几近亡国。

王保平（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副院长）：魏国之所以强大，是因为率先变法。先有李悝，后有吴起变法。吴起后来又到楚国变法，使楚强大起来。申不害在韩国变法，使韩强大起来。齐国任用管仲变法。这些变法，共同点就是打破贵族世袭，举贤荐能，给社会各阶层提供上升的通道。同时，改革适应于经济发展制度。所以，东方六国的实力都提升得很快。

/宝鸡青铜博物院/

当东方六国纷纷废奴授田的时候，秦都雍城居然还是当时天下最大的奴隶市场，守旧贵族势力占据着雍城。早年秦人的开拓进取精神褪化为骄奢淫逸和愚昧落后，百姓悍勇，私斗成风。据史籍记载，这时的秦国连参与中原国家会盟的资格都没有，被视为戎狄之国。

/秦孝公/

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在雍城继位，时年21岁。他面临着一条艰难的、改变秦国命运的自强之路，为此颁布了招贤令。

/商鞅/

一辆马车飞驶入秦国，来者是怀才不遇、但不久便会名闻天下的商鞅。34岁的他，从秦孝公的招贤令中看到了实现理想的希望。雄伟壮观的秦国宫殿见证了这一场历史性的会晤。

公元前356年，商鞅实行变法，变法的主题就是两个字——耕战。秦国地广人稀，荒地比较多，所以商鞅把奖励垦荒作为发展农业生产的重点。商鞅奖励一家一户的男耕女织，因为这种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维护政权的经济基础。

《商君书·垦令篇》一连列举二十条鼓励垦荒的措施，扶助小农经济的成长。这种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模式，此后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成为封建社会的传统模式。

景宏伟（先秦陵园博物馆馆长副研究员）：奖励垦荒，实质是解决土地所有权问题。西周以来实行井田制，国王和贵族控制大量的土地，使用奴隶无偿劳动，土地的利用和产量都很低。商鞅废除了贵族的井田制，允许人们开发荒地，并占为私有、自由买卖，赋税则按个人所占土地的多少平均负担，这就极大地调动了平民的生产积极性。

公元前349年，一道诏书从秦国发出，四海传播：凡是各诸侯国来归附的人，立刻免除他们三代的徭役赋税，不用参加作战。秦国四界之内的土地，十年不收赋税。这是一次极具进步意义的封建时代的土地改革。

商鞅的土地改革，不仅针对秦人，更为天下无敌的百姓打开了希望的大门。可以想象，听到这个消息的黎民百姓作出了怎样的感叹。无数拖家带口的人们带着憧憬，来到秦国，向着自己的土地进发。他们在这里找到了希望，更与这个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

商鞅在军队中设立二十级爵位。秦国的士兵只要斩获敌人一个首级，就可以获得爵位一级、田宅一处和仆人数个。如果一个士兵在战场上斩获两个敌人首级，他做囚犯的父母就可以立即成为自由人；如果他的妻子是奴隶，也可以转为平民。斩杀的首级越多，获得的爵位就越高，这就是著名的军功授爵制度。对于重视家族传承的中国人来说，军功爵是可以传子的。如果父亲战死疆场，他的功劳可以记在儿子头上。一人获得军功，全家都可以受益。

商鞅还规定，国君的宗族，没有军功，不能列入公族的簿籍，不能享受宗族的特权。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占有田宅、奴隶的多少，以及服饰穿戴，都必须遵照爵位等级的规定，否则就要受到处罚。在军功面前，谁都没有特权，军功就是美好生活的唯一来源。对于千千万万的秦人来说，上战场不仅是为国家服兵役，而且是通向财富和荣誉、摆脱贫困卑微地位的唯一出路。从生到死，他们都在为自己的命运而战。

王保平（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副院长）：从西周到春秋的时代，中国大地唯一的统治制度就是礼乐天下，而所谓礼乐就是人与人等级差别的体现，每个人都生活在固有的等级中。如果不是有极特别的情况，人们世代都无法改变。奴隶永远是奴隶，贵族永远是贵族，这就是所谓世卿世禄。这种出身的不平等，极大限制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人类社会发展要求打破这种不平等。商鞅意识到了这一点，他的变法顺应了这一点，所以立即迸发出巨大的活力。

为了变法的顺利推广，将黎民百姓纳入国家运行的轨道之中，商鞅实施严密的控制，设置连坐法。就是在按五家为一伍、十家为一什的户籍编制的基础上，建立相互监督、检举和同罪连坐的制度。告发奸人的，可以如同斩得敌人首级一样得赏，不告发的要腰斩。如果一家藏奸，与投敌的人受同样处罚；其余九家倘不检举告发，要一起办罪。旅客住客舍要有官府凭证，客舍收留没有凭证的旅客住宿，主人与奸人同罪。

景宏伟（先秦陵园博物馆馆长副研究员）：应该看到，商鞅变法，从它开始的时代背景、目的，都是为了对外战争服务的。因此，这是一部带有鲜明战时约法性质的变法。理解了这个才能明白，它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才能发挥作用。

/商鞅量/

这个青铜所制的器皿是秦孝公十八年、公元前344年商鞅变法时所造标准量器，容积为202.15毫升。从铭文中，我们可以得知这个量器背后的价值。它由秦孝公亲自监制，为统一秦国实物税收之用，而其中也隐含着商鞅的治国理念，那就是一切标准化、制度化。

在商鞅的眼中，秦国应该成为一台完美的战争机器，但是如果没有统一的大脑，这台机器是无法合理运作，甚至会走向崩溃。商鞅说，圣人治理国家的办法，就是要统一奖赏、统一刑罚、统一教化，国家应该在一个标准下进行管理。

公元前348年，一个个大小乡邑的秦国人被一个新名词定义为同乡，这就是县制。这一年，秦国全境共建县41个，首长由中央派任，直属国君。县制的普遍推行是为了把全国政权、兵权集中到朝廷，以便于巩固统治，发展小农经济。

王保平（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副院长）：直到现在，我们的生活中依然能够看到商鞅变法留下的影子。县制在今天仍被沿用，而每个公民的户口，就是商鞅当时实行的户籍编制。秦国经商鞅变法之后，建立起当时最先进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管理模式。

这是中国先秦时代最为彻底的一次体制变革。一个以奴隶制为主的旧时代已经逝去，一个封建时代中央集权制的新雏形在商鞅的手中开始形成。这是开天辟地的第一次，为以后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打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秦国在商鞅的带领下，进入到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古典法治时代。在变法的列国诸侯中，完成了最为彻底的蜕变，这台完美的战争机器已然建成。

雍城，在秦国历史上，作为都城一共294年。前一百年，它是秦人国家意识和凝聚力的象征，见证了秦人心欣欣向荣、蓬勃崛起。之后近两百年，它目睹秦人漫长的纷争、停滞和衰落。直到秦孝公和商鞅联袂奏响时代最强音，变法的巨轮推动秦国急剧转型。而此时，饱经沧桑的雍城已经显出老态，它和它所代表的旧贵族势力注定要谢幕。

公元前349年，秦国迁都咸阳，历史又催生了东方帝王谷内另一座辉煌的都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