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弘光朝廷的偏安江淮

第二节 清廷对南明弘光政权态度的变化

1.

山海关战役后，清廷轻易地占领了北京及其附近地区，开初在总体战略上并没有定见。个别满洲贵族甚至主张“宜乘此兵威，大肆屠戮，留置诸王以镇燕都，而大兵则或还守沈阳，或退保山海，可无后患”。摄政王多尔衮却因为皇太极曾经说过：“若得北京，当即徙都，以图进取”，不同意就此止步。不过，多尔衮设想的移都北京以图进取，究竟进取到多大范围，也心中无底。当时正在北京的张怡记载道：多尔衮刚入北京，为崇祯帝举哀三日，随即令汉族官民剃发改制。“剃发令下，有言其不便者曰：‘南人剃发，不得归。远近闻风惊畏，非一统之策也。’九王（即多尔衮）曰：‘何言一统？但得寸则寸，得尺则尺耳。’”

2.

六月间，多尔衮发布文告说：“深痛尔明朝嫡胤无遗，势孤难立，用移我大清宅此北土。厉兵秣马，必歼丑类，以靖万邦。非有富天下之心，实为救中国之计。咨尔河北、河南、江淮诸勋旧大臣、节钺将吏及布衣豪杰之怀忠慕义者，或世受国恩，或新膺主眷，或自矢从王，皆怀故国之悲，孰无雪耻之愿？予皆不吝封爵，特予旌扬。其有不忘明室，辅立贤藩，勠力同心，共保江左者，理亦宜然，予不汝禁。但当通和讲好，不负本朝，彼怀继绝之恩，此惇睦邻之义。”下文又说：“若国无成主，人怀二心，或假立愚弱，实肆跋扈之邪谋；或阳附本朝，阴行草窃之奸宄。斯皆民之蟊贼，国之寇仇。俟予克定三秦，即移师南讨，殪彼鲸鲵，必无遗种。於戏，顺逆易判，勉忠臣义士之心；南北何殊，同皇天后土之养。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3.

这件由清廷实际最高统治者颁发的诏书，在措辞上是颇有讲究的。它反映了多尔衮等人对于自己的实力究竟能够控制到多大的地盘还没有把握。因此，一方面把清方准备接管的地方暂限于河北、河南、江淮，即长江以北，示意“不忘明室”的南方汉族官绅可以“辅立贤藩”，“共保江左”；另一方面，又预先留下伏笔，以便一旦有机可乘时，可以随即宣布江左政权并非明朝“贤藩”，而是“假立愚弱”，那时移师南讨“民之蟊贼，国之寇仇”，就是名正言顺了。

4.

清军入关初期，兵力有限，特别是满族人口稀少，补充兵员颇非易事。原来的明帝国虽分裂为山西以西的大顺政权和以南京为中心的南明政权，但地域辽阔，实力也相当可观。多尔衮摸不清底细，不敢贸然行事。在吴三桂的接引下，占领了北京和畿辅地区已属意外，他初期的意图很可能是勾结南明，共平“流寇”，实现南北分治。这一方针对于南明弘光政权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他们鉴于自身的腐败无能，苟且偷安，因而对清方代平“流寇”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以为此策既行，自己坐享江南财赋充盈之地，依然可以过着纸醉金迷的太平日子，“联虏平寇”就成了弘光朝廷一厢情愿的上策。

5.

然而，清廷的政策很快发生了变化。根本原因在于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南方的经济地位不断上升，宋代以前出现过的南北分治的经济相对平衡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从元代以来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地区上自朝廷、达官贵人，下至部分军民都仰赖于南方漕运的粮食和其他物资。这种经济上的依赖性不是仅靠南方“朝廷”以“岁币”形式提供议定的金银、绸缎之类就能够解决的。降清的汉族官僚对此深有了解，例如甲申五月兵部右侍郎金之俊上言：“西北粒食全给于东南，自闯乱后，南粟不达京师，以致北地之米价日腾。”

6.

同年九月，清河道总督杨方兴说得更明确：“不得江南，则漕运阻矣，将何以成天下？”其次，降清的官僚中相当一部分是南方人士，他们惟恐出现南北朝的局面，自己将同故乡亲属分隶两个对立政权，关河阻隔，骨肉仳离，因而竭力怂恿满洲贵族决策南征，并且大谈其江南民风脆弱，不难平定。第三，事态的发展也为多尔衮等人决策提供了依据。自从五月间清军占领畿辅以来，除了在七月间发生过大顺军由山西反攻，占领井陉县城以外，南京的弘光政权龟缩于江淮以南，数十万大军割据自雄，鱼肉当地百姓，连大顺军西撤后归属未定的畿辅南部（约相当今河北省南部）、山东、河南都没有采取有力措施加以“收复”。这几个因素凑在一起，使多尔衮等清廷决策人认定没有必要承认南明弘光朝廷，干脆以清代明，走统一全国之路。

7.

七月二十八日，清摄政王多尔衮命弘光朝廷派来的副将何拱薇、参将陈万春带了一封信给史可法，全文如下：

清摄政王致书于史老先生文几：予向在沈阳，即知燕京物望咸推司马。及入关破贼，与都人士相接，识介弟（指史可法堂弟史可程）于清班，曾托其手勒平安，权致衷绪，未审何时得达。比闻道路纷纷，多谓金陵有自立者。夫君父之仇，不共戴天。《春秋》之义，有贼不讨，则故君不得书葬，新君不得书即位，所以防乱臣贼子，法至严也。闯贼李自成，称兵犯阙，手毒君亲；中国臣民，不闻加遗一矢。

8.

平西王吴三桂介在东陲，独效包胥之哭。朝廷感其忠义，念累世之宿好，弃近日之小嫌，爱整貔貅，驱除狗鼠。入京之日，首崇怀宗帝、后谥号，卜葬山陵，悉如典礼。亲、郡王、将军以下，一仍故封，不加改削；勋戚文武诸臣，咸在朝列，恩礼有加。耕市不惊，秋毫无犯。方拟秋高气爽，遣将西征，传檄江南，联兵河朔，陈师鞠旅，勠力同心，报乃君国之仇，彰我朝廷之德。岂意南州诸君子，苟安旦夕，弗审事机，聊慕虚名，顿忘实害，予甚惑之！

9.

国家之抚定燕都，乃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朝也。贼毁明朝之庙主，辱及先人。我国家不惮征缮之劳，悉索敝赋，代为雪耻。孝子仁人，当如何感恩图报？兹乃乘逆寇稽诛，王师暂息，遂欲雄踞江南，坐享渔人之利。揆诸情理，岂可谓平？将以为天堑不能飞渡，投鞭不足断流耶？夫闯贼但为明朝祟耳，未尝得罪于我国家也。徒以薄海同仇，特伸大义。今若拥号称尊，便是天有二日，俨为劲敌。予将简西行之锐，转旆东征；且拟释彼重诛，命为前导。夫以中华全力受制潢池，而欲以江左一隅兼支大国，胜负之数，无待蓍龟矣。

10.

予闻君子爱人以德，细人则以姑息。诸君子果识时知命，笃念故主，厚爱贤王，宜劝令削号归藩，永绶福禄。朝廷当待以虞宾，统承礼物，带砺山河，位在诸王侯上，庶不负朝廷伸义讨贼、兴灭继绝之初心。至南州诸彦，翩然来仪，则尔公尔侯，列爵分土，有平西之典例在。惟执事实图利之。挽近士大夫好高树名义，而不顾国家之急，每有大事，辄同筑舍。昔宋人议论未定，兵已渡河，可为殷鉴。先生领袖名流，主持至计，必能深维终始，宁忍随俗浮沉？取舍从违，应早审定。兵行在即，可西可东。南国安危，在此一举。愿诸君子同以讨贼为心，毋贪一身瞬息之荣，而重故国无穷之祸，为乱臣贼子所窃笑，予实有厚望焉。记有之：为善人能受尽言。敬布腹心，伫闻明教。江天在望，延跂为劳。书不尽意。

11.

多尔衮的书信反映了清廷对南明政权态度的全方位转变，即自封正统，否认弘光朝廷的合法地位，要求它无条件投降。信中充满了恫吓之辞，甚至说什么“且拟释彼重诛，命为前导”，连抗清劲旅大顺军也被“借用”来作为胁迫手段，从另一方面看也反映了多尔衮自知兵力有限，以虚无缥缈的“联闯平南”壮大声势。按情理说，史可法阅读了多尔衮的来信，应当对清廷咄咄逼人的野心洞然于心，急讲自强之道。然而，他却依旧幻想通过和平谈判达到“联虏平寇”偏安江左的目的。他命进士黄日芳起草回信，黄日芳的答书原稿“词颇峻”。史可法审阅时惟恐触怒清廷，说：“不必口角也”，亲手“删润”定稿。

12.

其全文如下：

大明国督师、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史可法顿首谨启大清国摄政王殿下：南中向接好音，法随遣使问讯吴大将军，未敢遽通左右，非委隆谊于草莽也，诚以大夫无私交，《春秋》之义。今倥偬之际，忽捧琬琰之章，真不啻从天而降也。讽读再三，殷殷致意。若以逆成尚稽天讨，为贵国忧，法且感且愧。惧左右不察，谓南中臣民偷安江左，顿亡君父之仇，故为殿下一详陈之。我大行皇帝敬天法祖，勤政爱民，真尧舜之主也。以庸臣误国，致有三月十九日之事。法待罪南枢，救援无及，师次淮上，凶闻遂来，地坼天崩，川枯海竭。嗟乎，人孰无君，虽肆法于市朝，以为泄泄者之戒，亦奚足谢先帝于地下哉！

13.

尔时南中臣民哀痛，如丧考妣，无不抚膺切齿，欲悉东南之甲，立剪凶仇。而二三老臣，谓国破君亡，宗社为重，相与迎立今上，以系中外之心。今上非他，即神宗之孙、光宗犹子，而大行皇帝之兄也。名正言顺，天与人归。五月朔日，驾临南都，万姓夹道欢呼，声闻数里。群臣劝进，今上悲不自胜，让再让三，仅允监国。迨臣民伏阙屡请，始于十五日正位南都。从前凤集河清，瑞应非一。即告庙之日，紫云如盖，祝文升霄，万目共瞻，欣传盛事。大江涌出柟梓数万，助修宫殿，是岂非天意哉！

14.

越数日，即令法视师江北，刻日西征。忽传我大将军吴三桂假兵贵国，破走逆成。殿下入都，为我先帝、后发丧成礼，扫清宫阙，抚戢群黎，且免剃发之令，示不忘本朝。此等举动，震古烁今，凡为大明臣子，无不长跽北向，顶礼加额，岂但如明谕所云感恩图报已乎！谨于八月，薄治筐篚，遣使犒师，兼欲请命鸿裁，连兵西讨。是以王师既发，复次江淮。乃辱明诲，引《春秋》大义来相诘责。善哉言乎，然此文为列国君薨，世子应立，有贼未讨，不忍死其君者立说耳。

15.

若夫天下共主，身殉社稷，青宫皇子，惨变非常，而犹拘牵不即位之文，坐昧大一统之义，中原鼎沸，仓卒出师，将何以维系人心，号召忠义，紫阳《纲目》踵事《春秋》，其间特书如莽移汉鼎，光武中兴；丕废山阳，昭烈践祚；怀、愍亡国，晋元嗣基；徽、钦蒙尘，宋高缵统，是皆于国仇未剪之日，亟正位号，《纲目》未尝斥为自立，卒以正统予之。至如玄宗幸蜀，太子即位灵武，议者疵之，亦未尝不许以行权，幸其光复旧物也。

16.

本朝传世十六，正统相承，自治冠带之族，继绝存亡，仁恩遐被。贵国昔在先朝，夙膺封号，载在盟府。后以小人构衅，致启兵端，先帝深痛疾之，旋加诛僇，此殿下所知也。今痛心本朝之难，驱除乱逆，可谓大义复著于《春秋》矣。若乘我国运中微，一旦视同割据，转欲移师东下，而以前导命元凶，义利兼收，恩仇倏忽，奖乱贼而长寇仇，此不惟孤本朝借力复仇之心，亦甚违殿下仗义扶危之初志矣。昔契丹和宋，止岁输以金缯；回纥助唐，原不利其土地。况贵国笃念世好，兵以义动，万代瞻仰，在此一举。

17.

若乃乘我蒙难，弃好崇仇，规此幅员，为德不卒，是以义始而以利终，贻贼人窃笑也，贵国岂其然欤？往者先帝轸念潢池，不忍尽戮，剿抚并用，贻误至今。今上天纵英明，刻刻以复仇为念。庙堂之上，和衷体国；介胄之士，饮泣枕戈；人怀忠义，愿为国死。窃以为天亡逆闯，当不越于斯时矣。语云：“树德务滋，除恶务尽。”今逆成未伏天诛，谍知卷土西秦，方图报复。此不独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贵国除恶未尽之忧。

18.

伏乞坚同仇之谊，全始终之德，合师进讨，问罪秦中，共枭逆成之头，以泄敷天之愤。则贵国义闻，照耀千秋，本朝图报，惟力是视。从此两国世通盟好，传之无穷，不亦休乎！至于牛耳之盟，则本朝使臣久已在道，不日抵燕，奉盘盂以从事矣。法北望陵庙，无涕可挥，身陷大戮，罪当万死。所以不即从先帝于地下者，实为社稷之故。传曰：“竭股肱之力，继之以忠贞。”法处今日，鞠躬致命，克尽臣节而已。即日奖帅三军，长驱渡河，以穷狐鼠之窟，光复神州，以报今上及大行皇帝之恩。贵国即有他命，弗敢与闻。惟殿下实明鉴之。

19.

史可法的复信措辞极为软弱。他只是为弘光朝廷继统的合法进行辩解，反复表达“连兵西讨”的愿望，企图在镇压大顺军后两国世通盟好。对于降清的吴三桂，多尔衮信中一再以清方所封平西王称之，树之为“典例”；史可法不但不敢稍加指斥，还以赞赏口气说“我大将军吴三桂假兵贵国”；至于弘光朝廷的偷安江左，自朱由崧即位到史可法回信已过了整整四个月，一兵未发，史可法无以自解，仅以清军入关为由，说是“王师既发，复次江淮”，原因是为了避免同清方摩擦。

20.

古今中外，谈判桌上能取得多大成就首先取决于实力做后盾。包括史可法在内的弘光朝廷内部矛盾重重，暮气沉沉，缺乏战略眼光，一味退缩观望，坐失事机。信中虽提到“天下共主”“大一统之义”“光复神州”之类的言辞，但通篇精神却流露出苟且偷安的心理。这封信在当时所起的作用只能是增长多尔衮之流的骄狂气焰，对后世而言也不是一篇激励人心的佳作，把它采入本书只是因为它反映了南明弘光朝廷当权人物的基本政策，而这种政策正是导致弘光朝廷覆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节 左懋第为首的北使团

21.

弘光朝廷既然热衷于“联虏平寇”，派出使团同清廷勾结就成了当务之急。六月初三日，前都督同知总兵官陈洪范自告奋勇，奏请北使，命来京陛见。十三日，陈洪范入朝。十九日，应天安庆等处巡抚左懋第“以母死北京，愿同陈洪范北使。许之”。七月初五日，“进左懋第南京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经理河北，联络关东军务；兵部职方郎中马绍愉进太仆寺少卿；都督同知陈洪范进太子太傅”，组成了北使团。次日，“上面谕北使左懋第、陈洪范、马绍愉。礼部尚书顾锡畴呈祭告梓宫文及通清虏御书、颁臣民圣谕、吴三桂等诰券”。二十一日，使团由南京出发，携带“大明皇帝致书北国可汗”的御书、赐“蓟国公”吴三桂等人的诰敕，白银十万两、黄金一千两、绸缎一万匹；“前往北京谒陵，祭告先帝；通谢清王，并酬谢剿寇文武劳勋”。在松山降清的总兵祖大寿的儿子锦衣卫指挥祖泽傅也随团北行。

22.

弘光朝廷还下令运送漕米十万石接济吴三桂。沈廷扬在崇祯年间曾多次办理海上运送南方漕米到天津和辽东松山，有较丰富的经验。弘光登极后他上言：“臣历年海运，有舟百艘，皆高大完好，中可容二百人。所招水手，亦皆熟知水道，便捷善斗，堪充水师。今海运已停，如招集水师，加以简练，沿江上下习战，臣愿统之，则二万之众，足成一军，亦长江之卫也。”当时有廷臣建议由海路出师北伐，沈廷扬非常高兴，说：“诚使是策得用，吾愿为前军以启路。”可是，弘光朝廷无意出兵北上，只让他率船队运粮接济吴三桂。镇守淮安地区的东平伯刘泽清看中了他这批船只，派兵据为己有，运粮之举才没有实现。

23.

按情理说，弘光朝廷既然正式派出使团去同清方谈判，应当有一个明确的方案，作为讨价还价的基础。实际情况却并不如此。使团出发前，朱由崧“命会同府部等官从长酌议。或言：‘以两淮为界。’高辅弘图曰：‘山东百二山河决不可弃，必不得已，当界河间耳。’马辅士英曰：‘彼主尚幼，与皇上为叔侄可也。’”八月初一日，马绍愉致吴三桂信中说，讲定和好之后“便是叔侄之君，两家一家，同心杀灭逆贼，共享太平”。很明显，马士英的意思是明、清分境而治，从两国皇帝的年龄考虑，弘光为叔，清帝福临为侄，多少给明朝廷争点体面。

24.

东平伯刘泽清七月三十日给吴三桂的信中告以弘光朝廷已经任命了山东总督、巡抚、总兵，建议由吴三桂于“畿东界境内开藩设镇”，“比邻而驻”，并且借用苏秦佩六国相印的典故，要吴三桂“劻勷两国而灭闯”，“幸将东省地方，俯垂存恤”。首席谈判代表左懋第更是心中无底，他在《辞阙效言疏》中写道：“陛下遣重臣以银币酬之，举朝以为当然。臣衔命以山陵事及访东宫、二王的耗往，而敕书中并及通好之事。陵京在北，实我故都，成祖文皇帝、列宗之弓剑已藏，先帝先后之梓宫未奠，庶民尚依坟墓，岂天子可弃陵园？□□（虏酋）若好义处榆关（即山海关）以东，而以勋臣吴三桂为留守，春秋霜露，不损抔土。而南北互市，榆关为界，如往年辽阳故事。

25.

中国之商利蓡（参字的异体，指人参）貂，□□之人利缯絮，华□各安其所，各得其欲，中国之利，亦□之利。此臣所知也。然道路传闻，闯贼盘踞晋中，以多寇守紫荆、倒马、井陉等关，似贼不甘心于□而与为难者。果尔，则吴镇鼓君父不共之仇，□□效始终不渝之义，鼓行而西，破贼于晋，追贼及秦，必歼之乃已。即我国家亦当兴师十万，以声闯贼之罪而诛之。□□□命（当为“东虏效命”），可代我师。臣过扬州，昭冏臣万元吉云：‘□若肯为我杀贼，当有以饷之。饷之名美于金缯，而有杀贼之实。饷之名，用兵则用饷，兵止则饷止，而非岁币之比。’臣思其言，是一道也。而二者之外，非臣所知。”很明显，弘光君臣急于同清廷联络，借满洲贵族的兵力平定大顺军，连己方的方案都没有酝酿成熟，就草率地行事了。

26.

使团出发时，左懋第感到朝廷赋予他的任务不明确，上疏要求澄清：“臣衔以经理河北、联络关东为命，带封疆重寄之衔，而往议金缯岁币，则名实乖。况以此衔往虏所，将先往夺地而后经理乎？抑先经理而后往乎？此衔之当议者也。”又说：“臣业《春秋》，素遵孔子内华外□（夷）之训，而使臣为酬□（虏）行。臣原请者，收拾山东，结连吴镇，并可取臣母之骸骨。而今以酬□（虏）往，臣窃内痛于心。”接着。他建议：“如皇上用臣经理，祈命洪范同绍愉将使，而假臣一旅，偕山东抚臣收拾山东以待，不敢复言北行矣。如用臣同洪范北行，则去臣经理、联络之衔，但衔命而往，谒先帝梓宫，访东宫、二王消息，赏赍吴三桂等，并宣酬虏之义。而绍愉似无遣也。”

27.

左懋第的意思很清楚，他的请求北行是为了收拾山东，不愿扮演乞怜于清廷的角色。然而，史可法、马士英等朝廷重臣“联虏”心切，听不进他的意见。“时可法驻泗州，与懋第相见，谓曰：‘经理，具文耳；通和，诏旨也。公宜疾行毋留。’以故所至山东豪杰稽首愿效驱策者，皆不敢用，慰遣而已”。在史可法等人的逼迫之下，左懋第违心地踏上了北行之路，在前途渺茫之中，他所能做的只是不屈于清廷，保持自己的民族气节而已。

28.

弘光朝廷派陈洪范为北使重臣，本意是考虑到他久历戎行，同吴三桂等人有交情，便于联络，却没有料到陈洪范的主动请行包藏祸心。早在这年六月十六日，降清的明朝参将唐虞时就上疏摄政王多尔衮道：“若虑张献忠、左良玉首鼠两端，则有原任镇臣陈洪范可以招抚。乞即用为招抚总兵。臣子起龙乃洪范婿，曾为史可法标下参将，彼中将领多所亲识，乞令其赍谕往招，则近悦远来，一统之功可成矣。”同月二十六日，多尔衮同意了唐虞时的建议，以摄政王名义“书招故明总兵陈洪范”。

29.

九月二十五日，“招抚江南副将唐起龙自军中奏报：臣抵清河口，闻南来总兵陈洪范已到王家营；臣随见洪范，备颂大清恩德，并赍敕缘由。洪范叩接敕书，开读讫。所赍进奉银十余万两、金千两、缎绢万匹；其同差有兵部侍郎左懋第、太仆寺卿马绍愉。臣先差官赵钺驰报，即同洪范北上。其行间机密，到京另奏”。这样，陈洪范就成了弘光北使团中的清方奸细。

九月初五日，使团进入山东济宁州，这里已归属清朝，随即把南明派遣的护送兵马发回。十五日，至临清，原明朝锦衣卫都督骆养性时任清朝天津总督，派兵来迎接。

30.

十八日，抵德州，清山东巡抚方大猷大张告示云：“奉摄政王令旨：陈洪范经过地方，有司不必敬他，着自备盘费。陈洪范、左懋第、马绍愉止许百人进京朝见，其余俱留置静海。祖泽溥所带多人，俱许入京。”二十九日，行至河西务，因清顺治帝定于十月初一日在北京即位，使团暂停前进。十月初五日，才到张家湾，清廷差礼部官又奇库来迎。十二日，使团捧弘光“御书”从正阳门入城，清方安置于鸿胪寺居住，严加防范。十三日，清礼部官来鸿胪寺问：“南来诸公有何事至我国？”使臣答道：“我朝新天子问贵国借兵破贼，复为先帝发丧成服。今我等赍御书来致谢。”清朝官员说：“有书可付吾们。”使臣告以“御书”应面递清廷最高统治者，不能交礼部。清官说：“凡进贡文书，俱到礼部转启。”使臣声称自己所赍乃“天朝国书”，不是进贡文书，双方坚持不下。

31.

次日，清内院学士刚林等来到鸿胪寺，指责江南“突立皇帝”，即不承认弘光朝廷的合法性。使臣争辩说南京所立乃神宗嫡孙，伦序应立。争论不休，刚林蛮横地说：“毋多言，我们已发大兵下江南。”左懋第回敬以“江南尚大，兵马甚多，莫便小觑了”，不欢而散。使团赍来的弘光“国书”，清方拒绝接受；朝廷和使臣致送吴三桂的书信，拜会降清大学士冯铨、谢陛的名帖，也因吴、冯、谢三人死心塌地投靠清廷，不屑一顾。十五日，清内院官带领户部官员来收银币，计银十万两、金一千两，蟒缎已运到者二千六百匹。弘光朝廷另赐“蓟国公”吴三桂白银一万两、缎二千匹，也一并收去。

32.

二十六日，刚林来到鸿胪寺向左懋第等人传达多尔衮的命令：“你们明早即行。我已遣兵押送至济宁，就去□知尔江南，我要发兵南来。”左懋第等见清方态度强硬，毫无和谈之意，仅要求赴昌平祭告陵寝，议葬崇祯帝。刚林断然拒绝道：“我早已替你们哭过了，祭过了，葬过了。你们哭甚么，祭甚么，葬甚么？先帝活时，贼来不发兵；先帝死后，拥兵不讨贼。先帝不受你们江南不忠之臣的祭！”随即取出檄文一道，当场宣读，指责南京诸臣“不救先帝为罪一；擅立皇帝为罪二；各镇拥兵虐民为罪三。旦夕发兵讨罪”。

33.

次日，清方派员领兵三百名押送使团南返。十一月初一日行至天津，陈洪范“于途次具密启请留同行左懋第、马绍愉，自愿率兵归顺，并招徕南中诸将”。多尔衮得报大喜，立即派学士詹霸带兵四五十骑于初四日在沧州南十里处将左、马二人拘回北京，面谕陈洪范“加意筹画，成功之日，以世爵酎之”。同月二十六日，多尔衮致书豫亲王多铎：“伪弘光所遣左懋第、马绍愉、陈洪范前已俱令南还。因洪范密启请留懋第、绍愉，伊自率兵归顺，且言在南之左良玉、余永寿（按：当作于永绶）、高杰、金声桓、刘肇基、黄得功、刘泽清各拥重兵，皆可说之来降。遂追留懋第、绍愉，独令洪范南还。王其察彼情形，随时奏报。”

34.

陈洪范回南京途中特地进入高杰军营，“杰留与饮。洪范具言清势方张，二刘（指刘良佐、刘泽清）已款附状。杰曰：‘彼欲得河南耶？请以北京与我互易之。’洪范见语不合，方持杯在手，即伪为中风状，坠杯于地，曰：‘痼疾发矣！’舆归，夜遁去”。十二月十五日，陈洪范返抵南京，一面散布“和平”气氛，麻痹弘光君臣，时人谈迁记载：“予尝见陈洪范云：清虏深德我神宗皇帝，意似可和”；一面密奏“黄得功、刘良佐皆阴与□（虏）通”，意在挑起朝廷对黄得功、刘良佐的猜疑，以便自己乘机行事，拉拢黄、刘叛变投清。弘光朝廷见左懋第、马绍愉被拘留，陈洪范却被释回，事有可疑，认为陈可能是清廷的间谍，却并未追究，仅令其回籍了事。

35.

弘光君臣派出的北使团既没有相应的武力作后盾，适足以自取屈辱，真可说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左懋第被拘禁于北京，清廷曾多次劝说其投降。左懋第坚贞不屈，到弘光朝廷覆亡后，被清廷处死，时为1645年闰六月十九日。

北使的失败，在弘光朝廷内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少数官僚已经看出清廷以代明“复仇”为名推行灭明之策，要求当政诸公改弦易辙，不要沉浸于“借虏平寇”的美梦之中，认真做好防止清兵南侵的准备。

36.

御史沈宸荃上疏说：“虏、贼今日皆为国大仇。自东沈失事三十年来，兵财尽耗于虏，故贼起而乘之。及贼逆不容诛，复巧借复仇之名，掩有燕、齐，是我中国始终受虏患也。故目前之策，防虏为急，贼次之。以讨贼为先声，以防虏为实着。何也？虏势已急，贼势已稍缓也；贼罪可声，虏之罪未可声也。故于讨贼，则以某师扼吭，某师拊背，某师捣坚。或姑再遣一使，阳约为掎角之势，以大振复仇之声，而其实节节皆为防虏计，此所为以讨贼为先声，以防虏为实着也。虏明知不受款矣，而我款之者不嫌谆复，凡金人所以愚宋，我转用以愚虏。贼见我与虏尚通，则必不敢复与虏合。贼为虏强，尽力备虏，而我亦得专意防虏。虏防既固，然后乘贼隙徐图之，此所为以款虏为虚声，以御贼为实着也。”

37.

可是，作为督师大学士的史可法却另唱一个调子，他在疏中写道：“屡得北来塘报，皆言虏必南窥，水则广调丽舡，陆则分布精锐，尽河以北，悉染腥膻。而我河上之防，百未料理，人心不一，威令不行。复仇之师，不闻及于关、陕；讨贼之约，不闻达于虏庭。一似君父之仇，置诸膜外。近见虏示，公然以逆之一字加南，辱我使臣，蹂我近境，是和议固断断难成也。一旦寇为虏并，必以全力南侵；即使寇势尚张，足以相距，虏必转与寇合，先犯东南。宗社安危，决于此日。”

38.

这段文字似乎说明史可法看到了清兵南下是主要的危险，然而语言的混乱透示出思想的混乱。既然明知清廷拒绝接收弘光“国书”，使臣被辱，“和议固断断难成”，又说什么“讨贼之约，不闻达于虏庭”。更荒谬的是，他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把自己梦寐以求的“联虏平寇”推而广之，断定如果大顺军兵力尚强必然会同清军结为联盟，“先犯东南”。接着提出建议：“今宜速发讨贼之诏，严责臣等与四镇，使悉简精锐，直指秦关。”显然，直到北使破产以后，史可法仍然不改初衷，以大顺农民军为主要敌人。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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