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血性男儿（1）

◎站在革命对立面的闻一多

1、西南联大毕业典礼，刘文典没有应邀参加，他只在自己租赁的那间寒舍前，孤独而凄然地眺望着昔日的同事与学生悄然远去。而把刘氏一脚踢走的闻一多同样没有出席典礼，对他来说，联大的毕业典礼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对青年学生发表自己的政治高见。当此之时，他正在由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昆明学联于云南大学至公堂“青年运动检讨会”上，胡须抖动，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讲。

在演讲中，面对一个学生“今后中国青年应该做些什么”的提问，闻一多先是习惯性地呵呵几声，然后回答道：“在去年五四纪念晚会中，我曾提出五四给我们的历史教训，五四运动的初期，教师与同学是一致的。后来，教授的态度渐渐转变，不同情学生，甚至压迫学生，他们的理想是：运动渐渐被政党操纵了。当时那政党不用说就是国民党……今天我们读历史时所庆幸的，正是当时教授们所诅骂而惋惜的，其实凡是以运动始，必以政争终，否则这运动便是失败，是白费。正为五四运动后来有国民党领导，才收到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的果实，一二·九运动也因有共产党领导，才收到造成七七抗战局面的成果。同时一二·九运动之被人指摘为受党派利用，也正为五四之受人指摘一样。今天历史已经证明两度的指摘同样的是愚蠢无知，然而今天的历史偏偏又在重演，愚蠢无知也依然在叫嚣。”又说：“我们应认清历史的规律，接受历史的教训，大胆投向政治。凡是拿‘政治’来诬蔑或恫吓青年的，不是无知便是无耻。这些家伙必将成为未来的历史上的笑柄，正为五四与一二·九时代他们的同类，在过去的历史上一样。”[1]

2、说到此处，闻一多两手按着桌面伸头环视一周，又呵呵两声，接着说：“其实人就是政治动物，用不着怕。中学同学年龄太小，我不赞成你们参加什么政党；但大学同学，尤其是三四年级的同学，快离开学校到社会上去，应该赶快决定你究竟参加哪个政党，或是参加国民党，或是参加共产党，中国就这两个大堡垒。我是民盟的，我不卖膏药，不劝你们参加民盟。”[2]

闻氏的演讲令全场为之大哗，有人拍手称快，高呼过瘾；有人不屑一顾，嗤之以鼻；更有反对者当场予以指责，随后在《光明周刊》《民主与时代》等刊物上撰文对其进行猛烈抨击，劝闻一多照着屈原的法子，赶快跳昆明湖自尽，甚至把闻的暴躁性格与激烈言论，归结为他家庭生活的不幸福所致。同时，在昆明的近日楼、青云街、文林街等处先后贴出署名“自由民主大同盟”的大幅标语和壁报，谓闻一多等人乃拿卢布的俄国特务，云南民盟支部组织了暗杀公司，董事长就是闻一多，而有个叫李公朴的家伙，已“奉中共之命携巨款来昆密谋暴动”，其主要干将为“闻一多夫”、“罗隆斯基”、“吴晗诺夫”，并张榜悬赏40万元收买闻一多人头一颗云云。

3、1946年5月5日，闻一多在巡津街四十二号参加了清华学校辛酉级毕业二十五周年联欢会，在昆的孟宪民、黄子卿、李继侗、罗隆基、潘光旦等人出席了会议，梅贻琦受邀出席。席间，闻一多发表了措辞激烈的演讲，“大声疾呼地要求大家和清华、留美教育决裂，重新再做学生”。[3]众人愕然。

5月7日，吴晗与夫人袁震离昆飞渝，闻一多全家为之送行，双方颇为伤感。一年后，吴晗在《一多先生周年祭》中回忆说：“我向你告别那一天，是五月七日清晨，你和一家人送我们到院门口，你看着我居然先走，有点感伤。嘴里说两个月后北平见。看神色，我明白你的难过，你的笑容是勉强的，最末一句话是要我回清华时，先看你旧居的竹子。”[4]

就在吴晗离昆前后，闻一多接替了民盟云南支部主办的民主周刊社社长一职。

4、7月15日下午，闻一多与其子闻立鹤自民主周刊社出来，在离家门口十余步处，突然枪声响起，闻一多遭击，倒地毙命。

闻氏死时尚不足48岁，用梁实秋的话说：“闻一多短短的一生，除了一死轰动中外，大抵是平静安定的，他过的是诗人与学者的生活，但是对日抗战的爆发对于他是一个转捩点，他到了昆明之后似乎是变了一个人，于诗人学者之外又成了一位‘斗士’。”又说，抗战军兴之后，一多在昆明，我在重庆，未能晤面，通信也只有一次，所以，“闻一多如何成为斗士，如何斗，和谁斗，斗到何种程度，斗出什么名堂，我一概不知。我所知道的闻一多是抗战前的闻一多，亦即诗人学者之闻一多”。[5]

梁实秋是闻一多在清华与美国时的同学好友，抗战前又为青岛大学的同事，对闻的回忆，许多与其同时代的人，往往夹杂党派色彩与即兴发挥的渲染成分，甚至如吴晗在狂呼一些空洞的口号之中夹杂着过多的个人成见与政治成分。而梁实秋的回忆无疑是所有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最具理性与符合常情的珍贵历史文献，其价值不可抵估。

5、1899年出生的闻一多，于1912年自湖北浠水考入清华学堂读书，这年他13岁。闻的同班同学罗隆基后来曾开玩笑自诩说：“九年清华，三赶校长。”闻一多听后说：“那算什么？我在清华前后各留一年，一共十年。”[6]闻入学前没有读过英文，在清华头一年功课不及格被留级一次。留级后的闻一多被编入了1921级，又称辛酉级，与原本低一级的罗隆基成了同级同学。五四运动爆发之际，虽然位居城内的北大是策源地，但坐落在郊外的清华紧跟而上，成为积极参与的中坚力量。清华的学生领袖最初为陈长桐，此人有清楚的头脑和天然的领袖魅力，后来被闻一多同班的罗隆基取而代之，罗成了清华的新一代学生领袖。罗氏思想敏捷，辩才无碍，而且善于纵横捭阖，风头极健，是个天生搞政治当政客的人物。闻一多虽热心运动，却不是公开的领袖，所做的大都是撰写通电、宣言，制作标语等文书类的工作。

6、那时的闻一多身上还多带有湖北乡巴佬的气息，不善演说，易于激动，在情绪紧张时满脸涨得通红，如同茶壶倒饺子——肚里有货，就是倒不出来。学校当局处于政府及各方面的压力，对学生在运动中的所作所为越来越感到不满，时任清华校长的张煜全在一次学生集会中，下令关闭电灯，欲派人强行驱散学生，众人并不理会，点燃早已准备的蜡烛继续开会。有几个望风放哨的学生突然发现会场外有几个形迹可疑的人，遂一拥而上当场捉捕，经盘问方知是校方特意请来准备弹压学生的特务人员。——此事尽管有些蹊跷，但还是引起了学生众怒并引发了驱赶校长的风潮。张煜全走后，又来了一个金邦正，学生不满，再赶，再走。外交部派来的第三位校长罗忠诒，尚未到任，就有消息传入清华园，说此人吸食鸦片，不务正业，属政客与街头小混混儿之类。于是舆论哗然，清华学生公开表示反对，罗忠诒未能走马上任即已去职。

7、在短短的几年内，清华三易校长，其情形在教育界实不多见。本来清华学生在校学习八年就可毕业“放洋”，但是1921年6月3日，北洋政府派兵镇压以马叙伦为首的北平八校教授索薪斗争，并殴打索薪代表，遂演成“六三”惨案。面对被胡适称为“马夷初带着大家乱跑，跑向地狱里去”的悲剧，北京市学联决议全市罢课，以示反抗。罗隆基、闻一多等29名辛酉级毕业班学生坚持罢课而拒绝参加出洋前的大考，结果被校方分别给予自请退学的处分，一年后根据悔过表现方得以赴美。故罗隆基有了“九年清华，三赶校长”的自诩，同时也有了闻一多清华十年的特例。

1922年2月，闻一多屈服于家庭压力，极不情愿又无可奈何地回到湖北浠水巴河镇望天湖畔的闻家铺子村，与邻村一位姨妹高孝贞小姐结婚。高氏出身乡村小官僚之家，自小在家乡小环境里长大，所受教育不多，粗通文字，但陈腐朽旧的封建礼教却被强灌了不少，从既要“孝”又要“贞”的名字上，即看出为其取名者的苦心与所受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文化锤炼。一个月后，闻一多独身一人返回清华，在自己与梁实秋等人创办的“清华文学社”里继续过他的单身诗人生活。时已与闻成为诗友的梁实秋回忆说：“一多对他的婚姻不愿多谈，但是朋友们都知道那是怎样的一般经验。”[7]半年后的7月16日，闻一多与罗隆基等辛酉级被迫留级的29名清华学生，登上了驶往美国的轮船，开始了“放洋”生涯。

8、抵美后，闻进入芝加哥美术学院开始接授传统的西洋美术教育。一年后，又到珂泉大学、纽约艺术学院等院校转了一圈，所学专业仍是美术，但更多精力却放在诗歌的学习与创作之中，其间有《忆菊》、《洗衣歌》、《七子之歌》等诗歌与诗集《红烛》在国内问世，引起青年人的追捧，从而奠定了其在现代诗坛的地位。

1925年6月，闻一多结束了学业，但没有得到任何学位，遂怀着一丝惆怅与对故土的眷恋之情，与余上沅、赵太侔等同学离美返国。未久，在好友兼诗友，当时正在编辑《晨报》副刊的徐志摩引荐下，入北京国立艺术专门学校任教务长。时任艺专校长的是章士钊的亲信刘百昭，也就是后来在女师大风潮与“三一八”惨案中，被鲁迅称做“率领男女武将”把刘和珍等学生强拖出校的那个“活宝”。尽管闻一多看不上刘百昭辈张牙舞爪的模样，但未敢造次，正如梁实秋所说，“初回国门，难为择木之鸟”，只好暂时隐忍，以作权宜之计。

9、1926年4月，奉系大军杀出山海关攻入北京，其间枪杀了著名报人邵飘萍、林白水等，[8]大肆迫害文化名人，整个京城陷入人人自危的境况。加之北平八校欠薪与艺专内部风潮迭起，派系倾轧纷争越演越烈，闻一多彷徨无主，乃辞职返回湖北家乡暂住。之后又流亡到上海，在好友潘光旦等人的帮助下，到张君劢创办的吴淞国立政治大学任训导长，半年后离去，在全国各地辗转奔波，求职谋食，先后做过国民革命军政治部艺术股长，中央大学外文系主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长。1930年夏受杨振声（字金甫）之邀，与留美归来的好友梁实秋同去青岛大学任教。闻氏任青岛大学文学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梁任图书馆长兼外国文学系主任。

早在清华读书时，闻一多受渐进改良主义影响，对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十分反感，认为这样的主义只教导国人如何去破坏砸碎这个世界而没有建设，是十足的败家子与胡闹台。待“放洋”美利坚，很快与一帮志趣相投的清华同学创立了具有“国家主义”色彩的“大江会”，编辑出版《大江季刊》，宣示自己的政治、文艺主张，闻一多在这个季刊上发表了《七子之歌》、《洗衣曲》等著名诗篇。

10、1925年回国后，闻仍对政治仍保持极大的热情，曾一度与著名的国家主义者、中国青年党党魁之一、反共反苏急先锋李璜联手，强烈反对共产主义。据后来迁往台湾的李璜回忆：“我于民十四之秋到北平后，一多时在国立艺专任教职，他是看见《醒狮周报》注销国家主义各团体联合会的发起广告，而同着余上沅找上我的门来的。他一见我，说明代表美国同学主张国家主义者所成立的大江会，特来参加联合会，后而慷慨激昂地说：‘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宗旨不错，但得要真正的干一番，你怎样干法？’我答：‘先行团结爱国分子，大家商量着干吧。’他说：‘好！’停一下，他又说：‘现在北京的共产党就闹得不成话，非与他们先干一下，唱唱花脸不可！我看老兄是个白面书生，恐不是唱花脸的吧！’我笑道：‘花脸就让你来唱吧！如何？’”[9]

此时的闻一多虽然表面上谓李璜是一介书生，实则对其颇为敬重，并一度称其为“光风霁月国士无双”的中华民族最杰出的英雄，他决心追随这位“英雄”在反革命的道路上与共产党分子较量一番。

11、闻在致梁实秋的信中说道：“国内赤祸猖獗，我辈国家主义者际此责任尤其重大，进行益加困难。国家主义与共产主义势将在最近时期内有剧烈的战斗。我不但希望你赶快回来，并且希望多数同志赶快回来。我辈已与醒狮社诸团体携手组织了一个北京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声势一天浩大一天。若没有大批生力军回来做实际的活动，恐怕要使民众失望。”[10]

在大批生力军到来之前，闻一多单枪匹马于月黑风高之际，以狂热的激情几次参与国家主义派系分子在北大召开的反苏反共大会，而几乎每次都与共产党人发生激烈冲突直至大打出手。闻在给梁实秋的信中曾绘声绘色地描述过此事：“前者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发起反苏俄进兵东省大会……（有人）大肆其捣乱之伎俩，提议案竟一无成立者。结果国家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隔案相骂，如两军之对垒然。骂至深夜，遂椅凳交加，短兵相接。有女同志者排众高呼，出言不逊，有如大汉之叱咤一声而万众皆喑。于是兵荒马乱之际，一椅飞来，运斤成风，仅折鼻端而已……”[11]

12、如此这般闹腾了几年，转了一个圈子来到青岛大学，闻的政治思想与态势仍未改变。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队攻占沈阳，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奉系军阀张学良密令所部不战而退，整个东北全境沦陷于日寇的铁蹄之下。[12]面对东北父老的声声呻吟与飞溅的血泪，全国人民群情激愤，学界师生慷慨悲鸣，要求抗日的呼声在中华大地上翻滚沸腾，呈风雷激荡之势。平津学生纷纷罢课结队南下，向南京国民政府请愿，要求当局放弃不抵抗政策，立即发兵北上，打出关外，收复东北全境。青岛大学的左翼学生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也加入到这股洪流之中，以各种形式宣传抗日，号召广大的爱国青年团结起来，积极加入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同年12月，中共地下党领导的青岛大学“反日救国会”，组织由179名学生组成的“赴京请愿团”到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这是在中华民族遭到外敌入侵之时，青岛民众与正义师生发出的第一声抗日的呐喊。

13、意想不到的是，此举竟遭到学校当局大肆阻挠，校长杨振声与闻一多、梁实秋等当权派公开表示反对学生此次爱国行动。据梁实秋回忆：“在校务会议中，闻一多有‘挥泪斩马谡’的表示，决议开除肇事首要分子。”这种置民族大义于不顾，不识大体的妄举狂言，立即激怒了学生，引爆了大规模学潮，双方矛盾更趋尖锐。梁氏又说，当“开除学生的布告刚贴出去，就被学生撕毁了，紧接着是包围校长公馆，贴标语，呼口号，全套的示威把戏。学生由一些左派分子把持，他们的集合地点便是校内的所谓‘区党部’，在学生宿舍楼下一间房里。学校里面附设党的组织，在国内是很平常的事，有时也会因此而和学校当局龃龉。胡适之先生在上海中国公学时，就曾和校内党部发生冲突。区党部和学校当局分庭抗礼，公然行文。青岛大学的区党部情形就更进一步了，左倾分子以党部为庇护所，制造风潮，反抗学校当局。后来召请保安警察驱逐捣乱分子，警察不敢进入党部捉人。这时节激怒了道藩先生，他面色苍白，两手抖颤，率领警察走到操场中心，面对着学生宿舍，厉声宣告：‘我是国民党中央委员，我要你们走出来，一切责任我负担。’由于他的挺身而出，学生气馁了，警察胆壮了，问题解决了。事后他告诉我：‘我从来不怕事，我两只手可以同时放枪。’我们都知道，如果没有他明辨是非坚韧不挠的精神，那场风波不容易那样平复下去。”[13]

14、在梁实秋的笔下，张道藩的出场如同武侠小说或电影中的英雄人物一样刚健豪迈，气势恢弘。但在许多人的笔下，张道藩是一位政客、小丑加色鬼一流的角色，除了以权力和金钱勾引徐悲鸿夫人蒋碧徽和投机钻营当上中央宣传部长，其他的一切更是龌龊下流，不足道也。[14]而在这次青岛大学的风潮，张道藩所起的压制作用并不像梁实秋吹嘘的那样大，最后的结果是以杨振声宣布辞校长职并出走北平而使风潮暂时平息。只是好景不长，随着陈梦家进入青岛大学，整个形势又生发了逆转。

◎青岛大学的“驱闻宣言”

在全国教育界爱国师生与广大民众一浪高过一浪的呼吁下，面对东北大片土地沦陷与日军咄咄逼人的疯狂气焰，爱国之士与军队的正义将领无不同仇敌忾，憋足了劲要与日军来一番生死之搏。机会终于来了。

15、1932年1月23日，日本派大批军舰集结上海黄埔江口，操枪弄炮向中国军队示威，日军第一遣外舰队司令官兼驻沪特别陆战队司令官监泽幸一满脸杀气地扬言“四小时可占领上海”。28日夜，日军对中国闸北驻军发动突然袭击。驻沪十九路军在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淞沪警备司令戴戟等指挥下，奋起反击，第一次淞沪抗战爆发。至2月底，日军向淞沪地区增兵10万人，而国军抵抗部队不足5万，双方为争夺吴淞、江湾展开剧战直至肉搏，最后国军寡不敌众，被迫退至南翔、昆山一线，中日双方遂在第一道防线展开拉锯战。就在这一间隙，中央大学法律系刚毕业不久的一位叫陈梦家的青年，听到国军退守的消息，满怀爱国热情与三位同学一道，由南京星夜兼程，奔赴上海近郊的南翔前线投军，加入十九路军抗击日寇的行列。3月底，随着战事趋于缓解，陈梦家回到南京，旋受闻一多邀请赴青岛大学任助教。想不到陈氏到来不久，风潮又起，波澜再生。

陈梦家，原籍浙江上虞县，1911生于南京一个客居的牧师家庭。少年时代，陈氏已显示出驾驭文字的过人才华。1927年夏，刚满16岁的陈梦家以同等学力考取中央大学法律系，同时开始创作新诗，引起诗坛注意。1931年年初出版了成名作《梦家诗集》，此时陈梦家尚不满20岁。

16、陈氏之所以年纪轻轻就在诗歌创作上赢得了声名，除了他天生的是个才子，还与两个人后天的悉心指导帮助密不可分，这便是闻一多与徐志摩。当闻一多于1927年到中央大学任文学院院长时，陈梦家也正好进入这座学府的大门，风云际会，使他接近了已是著名诗人闻一多，并很快成为闻最得意的门生。在闻一多热心指点下，具有“少年天才”之称的陈梦家步上了诗歌与戏剧创作之路。1928年，闻一多向刚刚创办的《新月》月刊推荐了陈梦家创作的剧本《金丝笼》和《药》，随后又推荐了几篇诗作。自此，陈梦家成为新月派的一员，并逐渐成长为新月派后期人群体中的的一员健将，在社会上曾一度引起广泛瞩目的《新月诗选》，即为陈梦家选编。

淞沪抗战之后受邀来到青岛的陈梦家，颇为闻一多所器重。据梁实秋说：“陈梦家是很有才气而不修边幅的青年诗人，一多约他到国文系做助教，两个人颇为相得。有一天他们踱到第一公园去看樱花，走累了到一个偏僻的地方去休息，陈梦家无意中正好坐在路旁一个‘招募新兵’的旗子底下，他蓬首垢面，敞着胸怀，这时节就有一个不相识的老者走了过来缓缓地说：‘年轻人，你什么事不可干，要来干这个！’一多讲起这个故事的时候，他认为陈梦家是过于名士派了。有一次一多写一短笺给他，称之为‘梦家吾弟’，梦家回称他为‘一多吾兄’，一多大怒，把他大训了一顿，在这种礼节方面，一多是不肯稍予假借的。”[15]

17、除了陈梦家，当时闻一多在学校中还喜爱一位叫臧克家的学生诗人，并不遗余力地加以提携。臧克家于1930年由山东诸城考入青岛大学外文系，后因酷爱写诗作文，经闻一多同意转入中文系，自此“成为闻一多先生门下的一名诗的学徒”。[16]每当写了自己认为值得一看的诗，臧克家便请闻一多批阅，闻总是拾起红锡包香烟，自己先吸上一支，而后客气地让臧吸一支，两人一边吸着烟，喝着茶，一边谈论诗稿。只要闻一多看上眼的诗稿，大多都推荐给《新月》发表，臧的成名作《难民》和《老马》，就是最先由《新月》推出而一路走红的。据臧克家回忆，当时《新月》给的稿费极高，有一次发表了八行诗就给了他四块大洋，这几乎是他一个月的生活费了。臧氏在青岛大学的几年，凭着自己的才华与闻一多等人的指点，进步迅速，很快成为一颗耀眼的诗坛新星横亘在东海之滨的上空。闻在自己的书斋桌上放了两张相片，并时常对来访的客人指点着说：“我左有梦家，右有克家”，言语间不无得意之色，“闻氏门下有二家”之说，在校园里渐渐传开。

18、早在武汉大学时，闻一多的兴趣已转向中国文学特别是杜诗的研究，由诗人一变为学者，这是他一生中的一个重大转变。用梁实秋的话说：“这一改变，关系颇大。一多是在开始甩去文学家的那种自由欣赏自由创作的态度，而改取从事考证校订的那种谨严深入的学究精神。作为一个大学的中文教授，也是非如此转变不可的，何况他本来就有在故纸堆里钻研的癖好。”[17]到了青岛大学，闻一多把主要精力投入到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诗经》与《楚辞》上，在青岛的几年里，除了写过一首著名的《奇迹》，很少再写新诗。尽管如此，由于他的诗名已是窗户棂子吹喇叭——名声在外，芸芸众生们对其嘱望仍很殷切，于诗坛崭露头角的臧克家在一次随闻一多散步时曾直言相劝：“先生您应该写诗啊，为什么不写了？”闻听罢，略带感慨地答道：“有你和梦家在写，我就很高兴了。”[18]

想不到闻一多未高兴多久，青岛大学的情形就发生了急剧变化。

19、校长杨振声辞职后，一直滞留北平未归，受同事们委托，闻一多专程赴平劝驾，当二人返校后，风潮再起。这次不但使杨振声下定决心辞职离校，闻一多与梁实秋等人也在风潮的冲击中站立不稳，不得不考虑别觅他途。1932年6月16日，闻一多在致好友饶孟侃的信中说道：“前次来信，正值我上北平挽留校长去了，等我回来，校中反对我的空气紧张起来，他们造谣言说我上北平是逃走的。现在办学校的事，提起来真令人寒心。我现在只能求能在这里教书混碗饭吃，院长无论如何不干了。金甫现在已回来，我已向他表示，并得同意，候太侔回来再商量。我与实秋都是遭反对的，我们的罪名是‘新月派包办青大’。我把陈梦家找来当个小助教，他们便说我滥用私人，闹得梦家几乎不能安身。情形如是，一言难尽。你在他处若有办法最好。青岛千万来不得，正因你是不折不扣的新月派……我何尝不想老友聚在一起？在北平时与公超、上沅屡次谈及，大家都是一筹莫展，垂头丧气。实秋尤其关心你，但是在这里我两人几乎是自顾不暇了。实秋的系主任与图书馆长也非辞不可，没想到新月派之害人一至如此！”又说：“大风潮又来了，正写信时，学生提出五项要求给校长限三日答复。其中一项是图书馆买书应不限任何派别，各种书都买。这又是为新月派而发的，因为从前已有过新月派包办图书馆的烦言。”[19]

20、饶孟侃不仅是新月派的重要诗人，而且是新月派的重要理论家，更是新月派的活动家。他几乎参与了新月派从形成到消失的全过程。闻一多早期的格律论及一些诗篇，差不多都是与饶孟侃相互启发、共同探讨形成的。只是这样一位诗人却在为生计奔波，托闻氏这位朋友欲进青大谋一教职以养家糊口，想不到又遭逢此等际遇，可谓屋漏更逢连阴雨，倒霉透顶，徒叹奈何！

事实上，闻一多自来到青岛大学出任文学院长后，罗致了不少人才，如方令孺、游国恩、丁山、姜叔明、张煦、谭戒甫等，当然还有后来的沈从文。这些人虽不是新月派成员，二者却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青岛风景秀美，可惜地方过于陕小，缺少文人们最看重的文化氛围，即21世纪之后政客们经常在主席台上妄言几句的“人文环境”。因缺少厚重的文化积淀，整座城市总是感觉空荡和缺少一种很难用言辞概括的韵味，教授们在玩过几次山水之后，再无处可去，教课之余便开始饮食征逐，把酒临风，以消除寂寞。

21、据梁实秋说，当时的杨振声、赵太侔、陈季超、刘康甫、邓仲存、方令儒，加上闻一多与梁实秋本人，号称“酒中八仙”。这八位大仙经常聚集喝酒，可谓三日一小饮，五日一大饮，30斤一坛的花雕酒搬到席前，罄之而后已。每日薄暮入席，深夜始散，自誉：“酒压胶济一带，拳打南北二京。”有一次胡适路过青岛，被邀入席，看到“八仙”们豁拳豪饮，吓得面如土灰，急忙把夫人江冬秀专门为其打造刻有“戒酒”二字的戒指戴上，要求免战。

如此整日喝酒捞肉地折腾，自然令学生有所耳闻并为之不满，有些青年教师甚或同一战壕里的战友亦有看法，与徐志摩关系最为密切的沈从文，作为新月派的一员，创作了短篇小说《八骏图》。作品以青岛大学若干同事为生活原型，塑造了八位教授不同的生活态度与生活方式。“八仙”中有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哲学家、史学家、六朝文学专家等。这些“仙”们外表上“老诚”、“庄严”，满口的“道德名分”，却与他们不能忘怀的世俗的情欲相冲突。

22、作品通过不同情节，揭示了“八骏”的道德观的虚伪性，颇具讽刺意味。小说甫一发表，就引起圈内几位人士的不快，闻一多看罢更是勃然大怒，对沈颇为光火。小说中有这样的一段描写：“教授甲把达士先生请到他房里去喝茶谈天，房中布置在达士先生脑中留下那么一些印象：房中小桌上放了张全家福的照片，六个胖孩子围绕了夫妇两人。太太似乎很肥胖。白麻布蚊帐里有个白布枕头，上面绣着一点蓝花。枕旁放了一个旧式扣花抱兜。一部《疑雨集》，一部《五百家香艳诗》。大白麻布蚊帐里挂一幅半裸体的香烟广告美女画。窗台上放了个红色保肾丸小瓶子，一个鱼肝油瓶子，一帖头痛膏。”[20]

有好事者认为此段描写与刻画的人物就是闻一多，窗台上的保肾丸子则喻意主人在性功能方面有些问题。后来更有精于此道者考证出沈从文“把闻一多写成物理学家教授甲，说他是性生活并不如意的人，因为他娶的是乡下妻子”[21]云云。闻一多大怒之后与沈从文绝交，形同陌路。后来二人共同到了昆明西南联大，尽管朝夕相处，但关系仍不融洽。

23、小说发表十年后，沈从文在《水云——我怎么创造故事，故事怎么创造我》一文中说：“两年后，《八骏图》和《月下小景》结束了我的教书生活，也结束了我海边孤寂中的那种情绪生活。而年前偶然写成的小说，损害了他人的尊严，使我无从和甲乙丙丁专家同在一处共事下去。”[22]抗战后期，早年曾“站在革命对立面的闻一多”[23]之所以在思想言论上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由最初的反共的急先锋转变为反对当朝政府。据罗家伦说，是与他的家庭生活不幸福有很大的关系的。

罗家伦是同国民党一个道上的人，他的言论不必当真，但透过梁实秋的回忆和沈从文的小说，可推知当时青岛大学发起的驱逐新月派人物的运动，恐怕有相当一部分教职员工已与“八仙”们积怨，而在学生背后参与鼓动，借势为风潮推波助澜。

24、风潮既已掀起，不能摧枯拉朽，也要折断几根桅杆。6月22日，青岛大学学生为反对学分淘汰制，宣布罢课。理由是新月派把持校务，学校规则过于苛刻无情。按闻一多等当权者制定的规章制度，学生考试若有一门不及格降班；两门不及格开除。对此，学生自治会议决全校学生拒绝暑期考试，以示抵抗。闻一多等人见状，在恼怒气愤中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于23日校务会议上议决开除钟朗华、曹高龄等9名学生头目，并宣布提前放假，以绝后患。布告贴出，全校大哗，学生自治会召开记者招待会，强烈要求“驱逐不学无术的学痞闻一多”，并以非常学生自治会的名义致函闻一多，请其“急速离校，以免陷误青大前途于不可收拾”。

25、25日，学生自治会又公开发表了《驱闻宣言》。其文曰：

我们这次由一简单的改革要求运动，演成扩大的罢课与驱逐恶劣分子的运动。这个运动的对象和事实，已经养电公告社会，现在为驱逐恶劣首要闻一多这件事，再得向社会宣言。

我们此回运动的意义，具体化的说是反抗教育的恶化，这个恶化大部分是属于法西斯蒂化的。闻一多是准法西斯蒂主义者，他以一个不学无术的学痞，很侥幸与很凑合地在中国学术界与教育界窃取了一隅地位，不幸他狼心还不自已，必欲夺取教育的崇高地位，以为扩展实力的根据。他上年在新兴武汉大学潜窃了文学院院长的地位，武汉大学的同学比我们聪明，等他居职不久，就把他赶走了。前年又来缘占据了我们学校文学院院长的地盘，狼子用心，欲继续在青大发挥其势力，援引了好多私人（如果私人是有学识的，我们绝不反对）及其徒子徒孙，并连某某左右其手包围杨振声校长；为欲完成其野心，他很机智地采取了法西斯蒂的道路，不信我们举出一些事实来佐证：

26、一、前年敝校曾经演过一幕悲剧，就是断送三十余青年学业前途的一回事。这悲剧的背境，那时候一般以为张道藩为中坚，据某君（悲剧中的人物）于上年在上海晤张氏谈起往事，才知道完全是闻一多的主张。他是暴力的准法西斯蒂主义者，他对于青年毫无同情，用军警数百人把三十几个青年学生赶走了！天乎！痛乎！

二、昨年敝校为抗日救国事赴京请愿，他操纵校务会议，百般阻挠我们。我们为爱国热（情）的驱使，硬着劲儿到了南京，他在学校肆力的大倡其暴力主张，在校务会议席上提请开除抗会执委十余人，很大胆地提倡这样压仰爱国运动的主张，幸经某某拼命反对，变为记过了事，第二场悲剧没有展开。啊，天乎！

三、他为了要建树法西斯蒂的理想于学校制度，他首先从事变更学则，重要者如新学则第四十三条之残酷规定“学生全年学程有三种不及格或必修学程二种不及格者勒令其退学”。他的理由是提高学生程度，其实完全是借该项学则作为刻制异己学生之工具的，文学院好些同学试卷记分不公允就是例证。

四、此回事件，他又提议开除非常会工作人员九人，校务会议操纵不了（因为有好些教授渐知他的万恶），公然强迫校长于未经校会通过就宣布施行，经昨天全体同学赴校长家大请愿，该布告又马上收回。第三场悲剧还没有展开。

28、凡此种种都充分能证明他是个准法西斯蒂主义者，其他如他的不通与不学无术的事实，因篇幅关系，不便详提。现在为了学校前途打算，为整个的教育打算，我们已决心驱逐他走，并渴望我们的神圣教育界，不要再上当！[24]

罢课风潮在校方与学生互不让步中滚滚向前，且越滚越烈。26日，闻一多等当权派态度强硬，想出了一个破解学潮的“奇招”，即布告青大全体学生休学一年（仅留20人），即刻离校。按闻一多等人的想法，众生一旦离校，如同水泊梁山那些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众好汉们下山散伙，再难聚拢，带头闹事者也会自生自灭，失去组织反抗能力。学校当局则坐观其成，万事大吉。想不到这一奇招妙策不但未能凑效，反而触犯了众怒，全体学生召开紧急会议，谓学校当局“遽令全体同学一致休学，开全国大学之创例，陷青大前途于绝境，置数百青年于死地。”会议决定立即采取“反制”，否认学校一切之处置，同时否认杨振声为青岛大学合法校长。为使青大成为学生理想中真正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高等学府，学生会决定斩草除根，不留后患，除宣布驱逐“学痞”闻一多外，一并驱逐教务长赵太侔、图书馆长梁实秋等把持青大的当权者。

29、到了此时，杨振声、闻一多等人才感觉到自己弄出的那一套“奇招妙算”，实乃蛇鼠之计，不成器的书生之见，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但事已至此，形势已无法控制，只好听凭事态的发展。一时间，整个校园秩序大乱，四处皆是脸上淌着汗水，来回蹿动，且以沙哑的嗓音大呼小叫着各种口号的学生。各色大字标语、黑墨文章，如野坟乱岗中一道道招魂幡，在校园内外上搭下挂，迎风飘扬。已呈过街老鼠状的闻一多、梁实秋无计可施，只能相对苦笑。对此，梁实秋回忆说：“我和一多从冷静的教室前面走过，无意中看见黑板上有新诗一首：‘闻一多，闻一多/你一个月拿四百多/一堂课五十分钟/禁得住你呵几呵？’”这首诗的前三句一看便明，只是后一句暗含了典故，不易为外人所懂。梁氏对此诠释道：“这是讥一多平素上课说话时之喜欢夹杂‘呵呵……’的声音，一多看了也只有苦笑。”[25]

30、显然，类似的讥讽挖苦并没有多少打击力量，产生的效果也不明显，有驱闻激进者，干脆在黑板上画一个乌龟一个兔子，旁边注明“闻一多与梁实秋”。闻一多见了，很严肃地问在旁的梁实秋道：“哪一个是我？”梁苦笑着告诉说：“任你选择。”[26]

在大失控与大混乱中，学校当局失去了最后的招架之功，血脉枯竭，气数已尽。

29日，杨振声赴南京向教育部请辞校长之职，闻一多、赵太侔、梁实秋及新月派的重要成员陈梦家等相继离校躲避。青岛大学遂成崩盘状态，一切事宜全部停顿。

7月3日，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电令解散青岛大学，成立国立山东大学。赵太侔、梁实秋等暂留山大，杨振声正式去职赴平，闻一多携陈梦家也告别青岛来到了北平。未久，闻一多受聘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梦家则进入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继续学业，自此各自开始了新的生命历程。

启下：第二十六章　血性男儿（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