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俩犯人被押送到看守所时，警察杜湘东正为调动的事儿憋闷着。

他是1985年警校毕业以后，直接分配到所里的，至今工作已满三年。当初上面找他谈话，说有个郊县刚成立了第二看守所，眼下很缺人，尤其缺大学生，你过去算了。杜湘东有点儿抵触，他说，我是刑侦专业的，不让我到街上抓人，倒让我在号子里看人，这不是本末倒置吗。他本想说大材小用，后来一想，这么说太狂妄了，所以话到嘴边就换了词儿。有情绪自然要做工作，上面就用螺丝钉、时传祥等等套话来磨他。一来二去，杜湘东的耳根子就被磨软了，脑子也被磨乱了。正在这时，上面又抛出一个条件：你是异地生，按理该回湖南原籍，如果答应去看守所，那就留京了。考虑考虑吧。

考虑考虑，杜湘东就答应了。但再考虑考虑，他又觉得组织上不太地道。所谓异地生留京一说，他有不少同学都是这个情况，但为什么有人能留在分局甚至市局的机关里，偏他要去郊县的看守所？

02

比如跟他同宿舍的徐胖子，体能考核永远不达标，案例分析只要有女受害者都答成“情杀”，结果怎么样，人尽其才地分配到治安科管扫黄去了。还不是因为人家有关系，他舅舅是学校新调来的政治部主任。再说那时的北京，出了永定门就是一片仓库，再往南走恨不得全是菜地，杜湘东所在的看守所更是建在了菜地边缘的山底下——这种地方算“北京”吗？如果算，干嘛周围的老乡管进城不叫进城，而是要说“上北京”？就算落了个北京编制，杜湘东却感觉自己是被发配出京了。

但他这人又和别人不同。别人是有了情绪就工作懈怠，他是越有情绪越玩儿命工作。都受情绪影响，但影响的方向是反着的。在所里待了半年，他值了几十个通宵夜班，连过年也把探亲的机会让给科里的缺牙老吴了。监舍里有人自杀，吞进了七个鸡蛋大的象棋子，是被他掐着脖子愣从嘴里抠出来的，犯人临了还狠狠咬了他一口，差点儿把他的小指头咬掉了。所里给他开表彰会，他的脸上还是冷冷的。让他发言，只有一句话：“都是职责之内。”倒把所长晾了个大红脸。

03

后来所长也找他谈话，开门见山：“在咱们这儿不痛快？”

杜湘东说：“没有。”

所长说：“心里有事儿就说吧。除了关心犯人的思想，还得关心你的思想，我也够累的。”

杜湘东便也直说：“我觉得我不该干这活儿。”进而又说，他当年考警校想的是立功，是破案，是风霜雪雨搏激流和少年壮志不言愁，从没想过要在阴森森的走廊里巡视犯人的吃喝拉撒。他还说，他知道光想着干大事儿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浪漫，但要是这么稀里糊涂地被诳来，再稀里糊涂地把心里那点儿浪漫给打消了，他就觉得窝囊了。

之所以有话直说，是因为杜湘东认为所长能够理解他的情绪，或者说得虚点儿，就叫情怀吧。所长是从部队转下来的，在越南前线指挥过一个连，身体里至今留着两枚手榴弹弹片。记得刚来报到时，所长还仔细看过了杜湘东的简历：各项考核成绩全队前三名、擒拿格斗在省级比赛里拿过名次……看完以后嘟囔了一声：“哟，屈才了。”

04

如今面对他的抱怨，曾经的战斗英雄会做何感想？所长点了颗烟，三口抽完，然后开始转肩膀：右手小心而用力地按住左肩，左胳膊举高，牵引着那条膀子缓缓转动，正反各十下。一边转着，额头上就冒出汗来。这是例行功课，每天若干次，说是能防止弹片更加深入地嵌入骨头。这时屋里没声儿，所长专心地转，杜湘东专心地看。片刻，所长吁了口气，重新开口：“可要刚来就走，别的单位怎么看你？会不会觉得你这人不踏实？”

又说：“干满三年再说。”

说完挥手让杜湘东出去，不谈了。三年之约，这当然有可能是随口而出的托词，更有可能是想耗着杜湘东。不过从个人立场上，所长分明又是同情他的，甚至可以说是承认他受到了不公正待遇。人家有了这个态度，杜湘东便感到了欣慰，进而又不好意思起来。说到底，警察就是份儿职业，风光的刑警如此，乏味的管教也是如此，一个像样儿的人既然拿了工资，就该对这份职业尽心。心没尽到还说怪话，那就有点儿不像样儿了。

05

此后两年多，杜湘东没再提调动的事儿。慢慢的，他对看守所的生活也习惯了。单位小有单位小的好，起码人际关系简单，不必时刻哈着谁拍着谁，这就很对杜湘东的胃口。郊县也有郊县的好，食堂的菜肉都很新鲜。就连寂寞也有寂寞的好，看守所的阅览室订了几本文学杂志，上面的作家都爱在个人简介里声称自己是个“享受寂寞的人”。期间还真有个作家来所里体验生活，却怎么也看不出耐得住寂寞，一来就叫嚷着要到女队蹲点儿，去记录女犯人“灵与欲的碰撞”。在假寂寞面前，真寂寞倒成了一件有成就感的事儿。唯一让杜湘东仍感不痛快的，是有时回警校去参加同学聚会。那些分在重要岗位的同学都热衷于吹嘘最近又破了什么大案要案——这两年的案子的确多了，也变得光怪陆离了——什么在歌厅里贩毒的，冒充港商诈骗的，还有承包了个印刷厂，白天印党员学习材料晚上印裸体扑克的。光荣负伤的同学更会撩起衣服展示伤疤，还不忘对杜湘东告诫一句：

“哥们儿好不容易把人抓进来，你们可得看好了啊。”

心里一不痛快，聚会也懒得参加了。有时一想，留京以后别说没交上什么新朋友，就连老朋友都慢慢淡了，这实在有点儿悲哀。但再一想，什么日子不是过，如果总能这样，人简单着，嘴新鲜着，心寂寞着，那其实也挺好。

06

至于重新想起那个三年之约，是因为杜湘东要结婚了。这说来有点儿不可思议：一个生活在荒郊野外的单身汉，想结婚简直比动物园里的大熊猫配种都难。其实还是拜所长所赐。那两年什么地方都在搞创收，看守所的经费本来就紧张，于是也创。项目之一，就是替轻工业局下属的食品公司搞加工。所里组织犯人生产冰棍里面的那根棍儿，每个礼拜打包运到菜地另一端的冷库去。刚开始都是所长亲自带人去送，去了两趟，就指名让杜湘东代劳了，并且指名让他找一个叫刘芬芳的冷库管理员交接。所长还替俩人算了账：刘芬芳二十一，杜湘东二十五；刘芬芳一米六，杜湘东一米七五；刘芬芳虽然家在北京，工作也在城里，但她就是个高中毕业，编制是工人，杜湘东虽然是外地人，常年驻守在郊县，但却是大学毕业，编制是干部……以己之长攻彼之短，以彼之长补己之短，怎么算怎么“登对”。

杜湘东被催着去了两趟，果然喜欢上了这个长了一双小说《丹凤眼》里的丹凤眼、留着电影《小街》里张瑜的发型，从侧面看比从正面看更有风情的冷库管理员。刘芬芳呢，想必也是喜欢他的。虽然她见到杜湘东的时候冷冷的，不爱说话，但要是有一个礼拜她从城里赶到冷库，而杜湘东恰好有事儿没去，再下个礼拜见面的时候，那种冷淡就会变得更冷，冷得简直像在赌气了。这些表现杜湘东刚开始不懂，还是所长和老吴帮他分析出来的。所长认为“这很说明问题”，老吴则进一步对问题给予了通俗易懂的说明：

“这妞儿动了春心呗。”

07

俩人就谈上了。而相处日久，杜湘东发现刘芬芳也与别人不同——这么说其实不客观，因为他从来没接触过别的姑娘。假如一定要说，那就是刘芬芳是一个忧愁的人，或者说，是一个愿意让自己显得忧愁的人。她说话之前习惯先轻叹一口气，她懂得尽量用有点儿像吉永小百合的侧脸而不用如同红苹果的正脸面对杜湘东。作为一名冷库管理员，她的业余爱好不是通过喝热豆腐脑来温暖内脏，而是通过读席慕蓉的诗和三毛的散文来温暖心灵。每当很“八十年代”地聊起人生与理想，她的第一反应常是抱怨，末了还会感叹一句“这就是生活的全部吗”，以使自己的抱怨抽象化、文学化。记得有年“五一”，杜湘东也豁出去了，进城去找刘芬芳，带她到红塔礼堂看了场内部放映的美国爱情电影，又到同学里那些干部子弟才敢去的“老莫”吃了顿西餐。当这物质精神双丰收的一天接近尾声，刘芬芳终于让他亲了亲自己洋溢着小豆冰棍味儿的侧脸，但刚亲完，又是一句抽象的抱怨：

“可惜明天又要和昨天一样。”

这一度给杜湘东带来了苦恼，然而苦恼之余，他却离不开刘芬芳了。他尝试着自己进行分析：刘芬芳是让他感到累，但这种累是有劲的累，不累反而没劲了。再进一步分析，他所喜欢的，也许恰恰是刘芬芳对于生活的不满意。满意了不就俗了吗，傻了吗，没追求了吗。假如说杜湘东在这三年里学会了享受寂寞，那么刘芬芳的档次更高，人家享受的是忧愁。他觉得刘芬芳的情绪呼应着他的情绪，这是一种贴心的感觉。

08

俩贴心人就商量着结婚。那个年代结婚很简单，简单得都有点儿对不起自己：只要组织批准，父母点头，有张双人床就能睡到一块儿去。杜湘东还有三年的积蓄，他买得起一辆“永久”自行车、一台“熊猫”半导体和一床大红缎子面儿铺盖。日本进口的“松下”电视只好慢慢攒了，再说有钱也弄不着票。不过房子可是现成的，这一点非常关键。建所的时候征收了农民的几亩地，盖了两栋筒子楼，每个管教都能分到一间宿舍。综合了一下条件，杜湘东觉得自己大概是很够资格结婚的。可是商量着商量着，就商量出分歧来了。刘芬芳家住宣武区的大杂院儿，工作以前八口人挤在一个里外间，她睡厨房，脑袋顶着米缸；工作以后食品公司有宿舍，倒是不用顶米缸了，但是一间屋子住了八个女工，人口密度仍未降低。试想能从厨房和集体宿舍搬进筒子楼里的单间，婚后的生活质量可以说是大为提高的，但刘芬芳不这么想。她指出，郊县一间房，不如城里一张床。那时还没有房价的概念，刘芬芳所说的是精神生活：城外有什么呀？除了仓库就是菜地，地里蹿着农民和农民家的狗。有王府井外文书店吗？有“北影”内部放映厅吗？有大学交谊舞会吗？她罗列完这些，仿佛才想起自己既看不懂外文，也混不进内部电影院，更不是大学生，于是又补充：

“就是哪儿也不去，站在长安街上看看电报大楼的灯，心里也是舒服的。”

09

结论是：她不能从城里搬到郊县，更不能把工作也调换到这边的库房。杜湘东就提出了一个权宜之计：“或者我们平常分头住，等到周末或者你下乡盘库的时候再过来？”

这个提议也遭到了否决。刘芬芳说：“丈夫丈夫，一丈之内才是夫。不结婚则罢，只要结了婚，我就不要离开你。”进而又援举了几个刚和中国建交的资本主义国家外交官的事例：甭管多忙多重大的场合，大使和大使夫人寸步不离，走哪儿都挎着。

杜湘东就做了难：“那你让我怎么办？”

刘芬芳却不说话了，让他去想。其实也很好想：他是男人，理应他去就和老婆；而他又是大学生，理应人往高处走。所长当初撮合他和刘芬芳，为的是让他安下心来干工作，结果倒是刘芬芳激发了他要走的心思。又从刘芬芳想到自己，杜湘东回忆着在警校取得的成绩，以及为了取得那些成绩而付出的努力，一股力量在就体内蓬勃了起来。这是年轻人特有的力量感，如果任由它随着时光稀薄下去，直至消逝，那是多么可惜啊。杜湘东甚至还想到了如今的时代。人人都说时代正在变换，因而人人都在迫不及待地变换自己。就像歌曲里已经唱着“跟着感觉走”并问出“你何时跟我走”了，这时杜湘东的走，就不是一个人的走了，而是某种宏大的、名正言顺的价值体现。

10

第二天上班，他正式向所长递交了调动报告。他在报告里表示，愿意到艰苦的岗位去，到危险的岗位去，最好是刑警，新成立的缉毒支队也行。他还提醒所长，当初不是说好了“干满三年再说”吗，现在期限已到，他的想法没变。

所长没看他，径自抽烟，转肩膀，然后在报告抬头上写了“待办”俩字。

一个礼拜后，所长把杜湘东叫到办公室，甩给他俩字：“没批。”

“总得有个说法吧。”

“部里提倡新精神，每个基层单位都要有高学历人才，可扒拉扒拉咱们这儿，除了你没一个中专以上的。你要走了，所里不就不达标了吗。”

提倡重视人才，结果怎么却成了浪费人才？杜湘东心里反问。但他也只敢在心里反问，因为驳回申请的是上面，不是所长；而战斗英雄脾气暴，要是再纠缠下去，真会跟他呛呛起来。为了无法改变的事情跟对自己好的人翻脸，那太没意义了。

于是他没说话，转身就走。还没出门，所长又甩过来一句：“要不再干三年吧。三年之后，有了新大学生你就走，或者空出正科的岗位你先上。”

11

人一憋闷就爱多想，在路上，杜湘东又开始揣摩所长的话。话分两截，上半截的意思是，三年之约过后还有一个三年之约，这次的约定能否兑现，取决于是否有个像杜湘东一样傻的大学生过来顶缺。可三年复三年，人生能有几个三年呢？而后半截的意思简直让他感到侮辱：难道他的调动申请被所长解读成要职称、要待遇了吗？如果所里的人都这么看，那可真枉费了杜湘东为这份儿职业所尽的这份儿心。这么想着，他的脸就铁青了，他的脖子却涨得通红。走出办公区前往监舍时，连有人叫他都没听见。

不巧又在办公室遇见了缺牙老吴。老吴是跟杜湘东搭伴的，原则上是一老带一新，实际却成了新的兜着老的。活儿都是杜湘东干，夜班也都是杜湘东值，老吴呢，不是平谷的妈就是延庆的丈母娘有事儿，病假事假轮着泡，好不容易在所里待几天，还有多一半的时间在喝酒。用所长的话说，郊区农民的几大缺点——奸懒谗滑，这人算占全了。更让人受不了的是他那张嘴，爱说风凉话还没眼力价儿，逮谁踹谁窝心脚。当他看见杜湘东的脸色，反而嘶嘶漏风地笑了，缺了的那颗门牙如同吹哨儿：“没调成？”

杜湘东没说话。

老吴又说：“你就是太嫩。跟他们丫闹去呀。”

杜湘东还没说话。

老吴接着说：“也怪你找错了人。你要是跟局长的闺女结婚，早他妈回北京了。非找一冷库妞儿，原地冻上了吧。”

杜湘东想，再忍一句，就一句了。

不想老吴又来一句：“不过局长有闺女也看不上你呀。现在知道自个儿是谁了吧。”

12

杜湘东脑子嗡了一声，抄起桌上的工作记录本，就要朝老吴摔过去。后面的动作也设计好了：趁着老吴抬手捂脸，他可以跨个侧步，一手锁住对方的脖子；再接着，他既可以用拳头把老吴的缺牙面积扩大几颗，还可以使个“德勒哈”让老吴屁股着地。至于后果，他不管了，爱记处分就记吧，开除也无所谓。假如生活欺骗了你，那么当个摔得带响的破罐子也比窝窝囊囊地憋闷着强。

然而那套教科书式的擒拿动作还没使出来，天花板上的喇叭却响了：“十七十八监接人。”

这才想起，他负责的监舍昨天刚空出两个铺位，今天又要送进来两个新的。走的是一个抢劫犯和一个投机倒把分子，塞上火车拉到新疆去了，来的据说是俩盗窃犯。刚才在办公区有人叫他，估计就是要说这事儿。杜湘东把记录本往桌上砰地一摔，狠狠瞪了老吴一眼，终于还是正了正大檐帽，出门。一边快步走着，心里的火儿还在腾腾乱窜。知道自个儿是谁了吧，知道自个儿配干什么了吧。他也就配接犯人、看犯人、押着犯人车象棋子磨冰棍棍儿，而且还干得这么令行禁止，比警犬都听话。

13

到了看守所正门，犯人和押送犯人的人已经等在登记处了。来的不仅有管片民警，还有南郊一家工厂的负责人。经过简单介绍，杜湘东得知这俩案犯是在实施盗窃时被厂保卫科当场抓获的，不仅“性质特别恶劣，金额特别巨大”，而且“死不悔改，负隅顽抗”。说这话时，保卫科的副主任，一个满脸横肉的胖子指着头上的纱布控诉，他的脑袋都被开瓢了。他代表厂方要求看守所对案犯“严加管教”，进而又说有关领导会亲自过问这事儿。

杜湘东顶了他一句：“你是说我们平时管得不严了？”

“那倒没有，我的意思是，你们得格外……”

“进来都一样，人我领走了。”

接着喝令俩犯人从墙根站起来，跟他去照相、剃头、换衣服。一套程序走完，已经快到饭点儿了，杜湘东又领着他们前往监舍，正式收监。直到这时，他都没有认真看过这俩人。这其实也不是他的习惯，而是因为他今天心情恶劣，不想看任何人。他只是得到了个笼统的印象，那就是这俩犯人都很年轻，甚至比他还年轻。监舍里的那条走廊阴暗幽深，一个人走四处都是回声，人一多就像成群的牛马在捣蹄子了，此外还有犯人手铐哗啦哗啦的响动，这就让杜湘东心里更加嘈乱。偏在这时又出了状况。当他来到监舍门前，正要伸手摸钥匙，身后突然响起了撕心裂肺的哀鸣：

“我不该在这儿呀。”

14

回头一看，俩犯人中比较矮、比较瘦的那个蹲在了地上，双手捂住了脸，其中一只手还包着厚厚的纱布。他呜呜哭着，另一个壮得多也高得多的犯人却把头扭向一边，一张脸像西方雕塑似的棱角分明。俩人在灯下投出一长一短的影子。

杜湘东就是在这时情绪失控的。你不该在这儿，我就该在这儿吗？他跨过去，揪着那个正在痛哭的犯人的后脖领子，把他拽起来，抬手就是一个耳光：“认命吧你。”

这是杜湘东从警以来第一次打犯人。

从这天起，杜湘东就对这俩犯人格外留心。倒也不是因为打了人家。在那个年代，犯罪人员或者被怀疑犯罪的人员挨两下揍，真不算什么大事儿。别说看守所了，就是在街道的联防办公室，晚上都能听见鬼哭狼嚎。用老吴的话说，进来的人本来就记吃不记打，可要是再不受点儿皮肉之苦，真会以为谁都治不了他们了。工作三年，杜湘东也不是个“雏儿”了，他见识过各式各样的刺儿头和滚刀肉，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同意老吴的说法。而他之所以一直没破这个戒，是因为总觉得一码归一码，账得算清楚。哪怕是个死刑犯，该承受的也是一颗子弹，而不是一顿拳脚。

15

让杜湘东心里硌得慌的，是一个耳光之后俩犯人的反应。挨打的那个自然被抽愣了，瞪眼呆看着杜湘东。在四十瓦灯泡底下，杜湘东第一次看清了那犯人的面貌。他长了一张娃娃脸，两颊各有婴儿似的一嘟噜肉。眼睛又大又圆，长睫毛上粘着泪水，让人想起某种鹿类。这犯人嘴一憋一憋的，还在哭，但又因为管教的命令而不得不压抑着哭，那副样子哪儿像个盗窃犯，简直像个偶尔犯了错的三好学生。

“妈——”娃娃脸犯人又拖着长音叫起来。他这么一叫，把杜湘东稍稍冷静的大脑再次刺激得烦躁不堪。他就没见过这么怂的犯人。都到这个份儿上了，叫妈能帮上你？知道叫妈早干嘛去了？他甩出去的巴掌又折了回来，这次变成了拳头。

但这只拳头转瞬被人拽住了。侧眼一看，是一旁那个高而壮的犯人。他双手揽住杜湘东的胳膊，手铐锁链缠住了杜湘东的腕子。手劲儿特大，一挣竟挣不脱。协同押送的两位管教吃了一惊，几乎同时掏出电棍来：“你要干嘛？”而杜湘东回了下神，反手扣住那犯人的肩膀，一拧身，脚下使个绊子，转眼就让犯人重重躺在了地上。接着，他用膝盖顶着对方胸口，逼视着那张棱角分明的脸：“管教是你动的？”

犯人从他胳膊上松开双手，瓮声瓮气说：“政府，要揍你揍我得了。他有伤。”

这话说的，好像看出他现在气儿不顺，有打人的需要似的。杜湘东没再动手，但继续瞪着胯下的犯人，直到对方迟疑着把眼睛挪开，这才慢慢起身，掸了掸警服。后面的俩管教也跟了上来，其中一个问：“给他上镣？”

16

对于特别不服管教，尤其是显示出暴力倾向的犯人，所里专门备有脚镣。那玩意儿由几十斤重的铁环和铁球组成，人挂上以后就像一头拖着破犁的牛，走到哪儿都咣当响。多挂两天，就连道儿都忘了怎么走了，有些人还会脚踝肿得像俩馒头。而杜湘东扫了一眼地上的犯人，摇了摇头，默不作声地打开了十七、十八监的两道铁门。这俩人是同案犯，按照规定，必须分开关押，防止串供、密谋或闹出别的什么乱子。一股又臭又馊的气息扑鼻而出，那是二十多个犯罪分子共同散发的味道。杜湘东又拿出手铐钥匙，示意俩犯人过来开锁，摘了铐子就可以去他们该去的地方了。不出意外，他们今天晚上都得挨着尿桶睡，而原先在监舍里地位最低的人，则会荣升到靠外一些的位置上。这道门里，另有一套规矩。

当晚在食堂吃饭时，杜湘东只觉得脸上发烧。他感到人人都在看他，还猜测人人都在议论他想走而又没走成的事儿。老吴那张臭嘴肯定闲不住，也许在同事们中间，他已经被说成了一个心比天高但却志大才疏的家伙——不光如此，还拿犯人撒气。这么一想，刚才的那个耳光仿佛抽在了自己脸上。

17

一顿饭没吃完，他就回了办公室，咕咚咚灌了半搪瓷缸子凉水，这才想起还有工作没做。对于新进来的犯人，管教有义务了解其基本信息以及犯罪事实。看守所也不光是个关人的地方，在理论上还负担着协助侦查机关取证的任务。这些理论在老吴他们那儿也就是个理论，但在杜湘东这儿可不是，今天尤其不能是。看他的笑话是吧？幸灾乐祸是吧？越是这样，杜湘东就越得证明自己和他们不是一样的人。

他耗费两个多小时，翻阅了派出所转过来的审讯笔录，以及厂保卫科提供的相关资料。娃娃脸犯人名叫姚斌彬，棱角分明的犯人名叫许文革。姚斌彬比许文革小两岁，俩人一个二十一，一个二十三，都是一家机械厂的青工。俩人的住址也在厂家属区，是顶班招收进去的工厂子弟。工作以前，姚斌彬上的是全日制高中，许文革则是工业局下属技校毕业。工作以后，姚斌彬分在了模锻车间，许文革分在了维修班。按照保卫科的说法，此二名案犯深受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毒害，自从入职伊始就不安于工作，频繁利用公家的器械和原材料在外面干私活儿、赚外快，被厂里发现后还挨过处分。这次他们企图盗窃的物品尤其重大，是一辆日本进口“皇冠”轿车的发动机。被发现时，案犯自带简易工具，已将机器从车内拆卸出来，遭到抓捕时又嚣张拒捕，许文革用扳手将保卫科副科长开了瓢。

18

人赃俱获，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那年头，青工沦为阶下囚的并不少见。本来社会上的诱惑就变多了，再加上年轻人血气方刚，脑子活络，往往一犯就是大案。杜湘东曾经遇见过倒卖铜线的电工，还有自制火枪把仇家崩成大麻子的车工。而要说这俩犯人和他们的前辈相比有何不同，恐怕还在各自表现出来的性格特点。一个特别软，出了事儿光知道叫妈，一个又特别硬，跟管教都敢动手。无论特别软还是特别硬，在杜湘东看来都是潜在的危险。软的很容易自残，硬的很容易伤人，以前闹出过这两种事端的都是这两种人。

情况了解之后，杜湘东本想再到监舍去看看，如果有需要的话，对俩犯人进行一番教育也可以。这是未雨绸缪的意思。然而刚合上材料，天花板的喇叭又响了：

“杜湘东，你未婚妻找你。”

那时的看守所共有三部电话，一部在所长办公室，一部在监舍区紧急情况专用，还有一部才是职工可以使用的公共电话。地处郊县，谁家都会有人找，但找人的过程又像移交犯人一样复杂而且公开：

看电话的老大爷先通知管理科，管理科再用大喇叭把要找的人叫来，并且还一定要说明谁在找、干什么。有个笑话，一个管教的老婆提前分娩，等辗转找到人，听筒里已经传来孩子的哇哇哭声了。而当杜湘东听见喇叭响，就说明刘芬芳已经在胡同口等了十来分钟。今天又是个冷天，她又是个有点儿风吹草动就得犯忧愁的人，杜湘东只好撂下卷宗，急匆匆奔了出去。

19

来到管理科，听筒在电话机旁撂着，好像一个人睡着睡着，就从床上滚了下来。看电话的老头儿把半导体音量开得挺大，请电话那头的刘芬芳听了半集《新闻和报纸摘要》。杜湘东拿起听筒“喂”了一声，刘芬芳也“喂”，然后分别汇报了这两天的生活情况，诸如吃得怎么样、排没排夜班、上个月的工资还剩下多少等等。都是例行内容。这些说完，刘芬芳才进入正题：“你那报告交上去有几天了？”

杜湘东说：“嗯。”

“有信儿没有？”

杜湘东说：“没批。”

刘芬芳没问为什么没批，仿佛早就料到批不了似的。她只问：“那咱们怎么办？”

把“咱们”说得很重，示意杜湘东这不是他一个人的事儿。这层意思就让杜湘东嗫嚅起来，心里闷闷一紧。过了几秒钟，他才说：“我哪儿知道怎么办。”

刘芬芳也“嗯”了一声，便把电话挂了。这可是俩人交往史上未曾有之大变局。以前也拌嘴，但越拌嘴，刘芬芳就会把话筒抓得越牢，打电话的时间也就越长。而这一次的态度，就说明她动了真格的。杜湘东可以想象刘芬芳嘴唇抿在一处、眉头微微蹙起的模样——这副表情从侧面看，的确是有点儿像吉永小百合的。现在吉永小百合决绝地离开胡同口的小卖部，途经提供“啤酒炒芽”的小饭铺，捂着鼻子冲过公共厕所的辐射区域，正准备扑到宿舍的单人床上去抹眼泪、咬枕巾。

20

他又把电话打过去，一个老太太告诉他“人早走啦”。

杜湘东只好怏怏回到办公室。俩人生活比一人麻烦，这是早有预料的，但没想到一个人的憋闷平摊到俩人头上，也会被放大无数倍。都知道被看管的犯人失去了自由，其实看管犯人的人何尝不是如此。这么一感慨，他无端又想起了今天送来的俩犯人。按照那些身经百战的老警察的说法，犯了罪的人身上都是有“味儿”的，拿鼻子一闻就知道谁是良民，谁是隐藏在群众中的坏分子。这种说法虽然夸张，但也符合犯罪心理学：人违背了社会道德，内心都会挣扎自责，从而也会在神态举止上表现出来，有所区别的只不过是掩饰能力罢了。然而姚斌彬和许文革虽然一个痛哭流涕，一个桀骜不驯，但他们的眼神都是干净的、纯良的，因此直到剃了头编了号又穿上了囚服，却还是怎么看也不像犯人。难道保卫科和派出所弄错了？可如果是被冤枉了，进来的时候就该一路喊冤啊。或者他们压根儿就是愚昧，缺乏起码的法制观念？就像以前进来过一“山炮儿”，买了个老婆又在人家琵琶骨上打了根铁钉，像拴狗一样拴了半年，警察上门解救时他还出示收据，声称“真不是偷来的”。但这种假设就更不切实际了，卷宗上写着，姚斌彬还参加过高考呢。

21

越琢磨，杜湘东就越心烦。他也说不清烦的是自己调工作和结婚的事儿，还是在工作中遇到了一个说不上谜题的谜题。或者都不是，他烦的是网罗一切的生活本身。一边想，他便抬头在窗台上看见了半瓶白酒。五十六度“红星”二锅头，是老吴摆在那里的。只要所长不来检查，老吴就会以五分钟一次的频率站起来，蹭到窗边打开酒瓶，连颗花生米也不就，吱溜一口，吱溜又一口。杜湘东时常觉得老吴活在廉价的醉生梦死之中，并为此对老吴抱有一丝同情，可现在，他却觉得老吴有可能才是活明白了的人。于是他情不自禁地效法老吴，起身抄起了淡绿色的酒瓶，吱溜一口，吱溜又一口。在今天，杜湘东破了工作以来的两个戒，一个是打人，一个是喝酒。今天真是鬼使神差的一天。

饶是百米跑进十二秒的身板，在酒量上却是不顶用的，五六口下去，他就晕头转向地“高”了。等再睁眼，窗外的鸟已经叫得如火如荼，而他还在办公室里坐着，腰杆挺直得像条绷紧的“板儿带”。不愧是个敬业的警察，连醉酒都醉得这么仪表堂堂。杜湘东使劲甩甩头，打开窗户散了散酒味儿，赶紧往监舍里去。每早查监也是他雷打不动的习惯，现在都晚了。

22

刚进走廊，就听见出了事儿。

声音是从盥洗室里传出来的。每天早上犯人起床，先得点名、整理内务，然后再由管教带去刷牙洗脸。本所各监区的盥洗室都只有十个龙头，仅能容纳一个监舍的犯人同时洗漱，所以通常的流程是，当一名管教带着一拨儿犯人进去时，搭班的另一名管教就得带着另一拨儿犯人在外面等候。而当杜湘东三步并作两步跑过去，却见盥洗室的铁门上了锁，窗户栅栏里人头攒动，挤得满满当当。这肯定又是老吴的杰作——每当杜湘东临时有事，他常常会把所辖两个监舍的犯人统统往盥洗室里一塞，自己就到宿舍睡回笼觉去了。至于共处狭小空间的犯人们会不会大打出手，他才不管，反正打个头破血流也有杜湘东过来处理。他还颇有趣味地把这种事儿叫作“斗蛐蛐儿”。

铁窗里充斥着叫骂，压住了水龙头放任自流的哗哗作响。好在今天的蛐蛐儿不是群斗，而是大多数观摩少数几个斗，所以场面还没大到必须拉警报的地步。杜湘东气急败坏地打开盥洗室的铁门，跟前的犯人居然没注意到他，仍围着圈儿往里看。透过人缝儿，就见水泥地上伸着两条腿，两条腿底下又压着两条腿。这四条腿的上方还运动着七八条腿，机械而有力地往那两人身上踹着、踩着，砰砰有声，如同打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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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湘东喝了一声，腿儿们仍不停，他忍着头疼又喊：“列队！”人腿组成的森林这才四散，围成圈儿的也缓缓挪开，沿着水池一字排开。

地上的俩人正是姚斌彬和许文革。姚斌彬侧身蜷成一团，浑身哆嗦，缠着厚纱布的那只手被他拢在胸前，如同夜里害怕的小孩儿抱着个布娃娃。往下一看，裤子湿了一片，却不像溅的水。他尿了。而许文革压在姚斌彬身上，两肘撑地，肌肉绷紧，也在周期性地哆嗦。杜湘东过去拽了拽这人肩膀，竟拽不动，只觉得手抓了块滚烫的铁。再喝令两个犯人强行把许文革抬起来，就呈现出一张惨不忍睹的正脸：几乎没一块好肉，不是青的就是紫的，一只眼被“封”了，血从鼻子以及嘴里流出来，凝结在脖子上。

许文革用他尚能视物的那只眼睛和杜湘东对视片刻，眼神不冷不热。

“说说原因。”杜湘东回头问。话是对郑三闯，那个从“文革”后期起就威震四城的老“顽主”说的。之所以没问“谁指使的”，是因为他知道，没有郑三闯的命令，这俩监舍里别说打架了，连大声说话也没人敢。铁门里有铁门里的规矩，规矩都是牢头执行的。作为规矩的集中代表，牢头自然可以享受某些特权，比如在伙食上多吃多占，干活儿也有人代劳，运气好了还能混上几根夹带进来的烟抽。对于此类现状，杜湘东一向是极其反感的，在他看来，在公安机关的规矩之外另设一套规矩，这已经构成了严重的挑衅。然而他又不得不学着顺应现状，因为那样便于管理，治住了一个就相当于治住了一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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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结底，还是因为看守所的警力不够，类似于牧羊人总得养几条狗。

但今天，却是郑三闯先坏了规矩。在以往，挨揍的人必得咬牙忍着，被打尿了血也不敢报告，否则会被视为“扎针儿”的，以后的日子就没法过了。而打人的也有自律，再大的仇也不能打脸，不能见血，更不能让管教看见，只要看不见那就一切心照不宣。像现在这样，牧羊犬咬了羊，又是当着管教咬的，他们就不是羊、狗和人的关系了，必须得按照白纸黑字的监规来解决问题了。

郑三闯立了个正，嘴里还叼着烟：“新来的，都得过过堂嘛。”

对于杜湘东这个满脸严肃、举止刻板的年轻管教，郑三闯从来是暗含着三分不屑的。在他看来，杜湘东的严肃是缺乏经验的严肃，刻板也是底气不足的刻板。然而此刻，杜湘东却看出郑三闯表面上虽然在“拔份儿”，但眼神深处还是有些慌张的。何止慌张，说是惊骇也不为过。这在一个“老炮儿”的身上可不容易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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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打断郑三闯：“你也是老人儿了，该怎么说话不用我教你吧。”

郑三闯把烟吐了，站得直了些：“报告政府，我有责任，他们打架我没拦住。”

“为什么打？”

“没听见。”

“没长耳朵？”

“还没醒透呢。”

杜湘东便不看郑三闯，转向了和他同牢房的一个“杆儿犯”。这人是因为猥亵妇女进来的，此前在监舍里挨揍最多的是他，睡在尿桶边儿的也是他。

“那你说说。”

“杆儿犯”咽了口唾沫没出声，又像害了眼疾似的狠挤了几下眼睛，偷空瞥了瞥郑三闯。杜湘东用余光看见，郑三闯的嘴角抖了一抖。从这一瞥一抖里，杜湘东读出了某种含义，他指指“杆儿犯”，让他跟自己到走廊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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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盥洗室，“杆儿犯”仍想含混其词，杜湘东一句话就让他“秃噜”了：“要不你去单间，请吴管教照顾你几天？”老吴有着许多花样百出的折腾犯人的办法，这是出了名的。而据“杆儿犯”交代，斗殴的起因也很简单。新进来的人第一顿饭往往是吃不上的，姚斌彬分在十七监，恰好和郑三闯同屋，所以昨晚的窝头刚发下来，他那份儿只好被迫上供。到了今天早晨，郑三闯又盯上了姚斌彬手上的纱布——他前几天刚上完镣，脚跟子磨破了，还化了脓，正缺一块裹脚布。但这次的要求却碰了壁。姚斌彬还没说什么，隔壁十八监的许文革先不干了，吵吵着说不能欺人太甚。

郑三闯就乐了，道，不服？不服你“翻板儿”呀。

监舍里的大通铺就是一块木板，故而犯人们的黑话都与“板儿”有关。每天面壁反省叫“坐板儿”，新人进来挨一顿杀威棒叫“走板儿”，有更蛮横的人物把老牢头取而代之就叫“翻板儿”。而许文革八成是没听懂，又见水池上架着一张摆放牙缸的木板，居然真把它抠起来往上一掀，溅了郑三闯一身牙膏沫子，还吼道，翻就翻，翻了你就别烦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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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言一出，问题就严重了。不管是在外面还是里面，统治权的更迭总是伴随着铁与血的斗争。郑三闯就让动手。而许文革还真有两下子，上来就把郑三闯的头号打手，一个络腮胡子的东北人按在地上了。随后便有更多的人像疯狗似的扑上去，除了打许文革，还打姚斌彬。为了护着姚斌彬，许文革就落了下风，一边挨揍一边说，打我得了，别打他。

郑三闯又乐了，有条件地接受了许文革的要求：仗义是吧？碰上仗义的人，得先验验是真仗义还是假仗义；那就先打你，什么时候你抗不住了，再让他替换你。

杜湘东明白，郑三闯的本意并非是要打出个你死我活，无非是想把许文革收服了罢了。只要说声“服了”，顶多再按北京街面儿上的规矩叫声“爷”，也许从此还能混上一把交椅。混混儿也有混混儿的爱才之心。没想到许文革愣是没服，用身体罩着姚斌彬，咬牙挺了许久。就有人嘀咕，看来这孙子是真仗义。这反而让郑三闯下不来台了，他也不能停，一停就是他“服了”，于是让手下发狠再打，而且专照要命的地方打。又有人劝，说再打就出事儿了，郑三闯却被激出了横劲儿，说有事儿我担着，大不了一年劳教变十年大牢。就这样，打与被打的拉锯战持续到了杜湘东到来。

“杆儿犯”还说：“从来没见过这么硬的人，连吭也没吭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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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老吴总算歇够了，慢悠悠地踱了回来。杜湘东斜了一眼没说什么，让他先带犯人回监舍，自己则去通知狱医。许文革挨了几百记拳脚都有神智，突然松下来，反而没走两步就晕过去了，头磕在水池上，又冒了不少血，只能用担架抬往医务室。料理了伤员，杜湘东这才腾出手来处理后续事宜。他到十七监宣布，郑三闯从今天开始重新上镣，参与打人的帮凶劳动量加倍，持续一个星期，完成之后才能吃饭。然后他指指郑三闯位于靠门处的那个专享铺位，又指指姚斌彬：“他这儿给你睡，他回头睡尿桶边儿上去。”

郑三闯眼里凶光一闪。被剥夺了最宽敞的“头板儿”，这相当于失去了牢头地位的象征。而杜湘东特地又“照”了他几秒钟，表示此意已决，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接着招呼姚斌彬：“你过来。”

那孩子小步往前挪了几尺，脸仍煞白，眼瞅着又要哭了。他的模样再次让杜湘东烦躁起来，训斥道：“不准叫妈，叫妈就把你嘴铐上。”

又说：“你那同犯是为你挨的揍，你就是不能给他帮忙，也别给他丢脸。”

姚斌彬上牙咬着下嘴唇，惨白的脸上泛出一丝红晕，两颗豆大的泪珠从睫毛下涌了出来。这副表情让人想起电影里给女革命者的特写镜头，江姐林道静什么的。

最后，杜湘东扫视监舍里的所有人：“他脸上有几道伤，我可都记着呢。从今天起只能少不能多，多一道，我唯你们是问。”

许文革挨了一顿揍，无意中却“翻了板儿”，这在犯人里几乎算个奇迹。看守所的监舍虽然封闭独立，但自有一套传播小道消息的途径，于是接连几天放风的时候，犯人们都会对他侧目而视，还有偷偷上去“盘道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