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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十二岁前没有见过图书馆,但乡下的家中却有个书房。那间书房很小,天花板也比其他房间都低,我小小的心灵因为这间房而建立了书高满墙的安全感与质朴美。成年后读到“买书的钱有时像丢掉一样,就像种子”这句话时,我想起了童年的那间书房,以及书对我此生的影响。
书对我来说,确实是种子,当我捧书在手的时候,从来不知道它们日后会在我的生活中开出什么样的花朵,但我随时准备好一片心田,等待这些种子的开花或结果。
认识一本书与认识一个人一样,是机缘。这辑中的书都是我所珍惜的种子,曾在花开满园时为我带来认识人生的芳香与愉快;虽不能当个双手犹有余香的送花人,但真愿意这些飞来的种子也停落在他人的心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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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汪曾祺的作品,他的笔让人对这个大千世界、不同生活中的人,起了一种透过“应该可以了解”的感情,那种温柔不是漂浮于论断层面的心情,而是内在的情感与力量。
王安忆分析汪曾祺的小说时写道:“汪曾祺老的小说,可说是顶顶容易读的了。总是最最平凡的字眼,组成最最平凡的句子,说一件最最平凡的事情,轻轻松松带了读者走一条最最平坦顺利简直的道路,将人一径引入,人们立定了才发现:原来是这样。诱敌深入一般,坚决不竖障碍,而尽是开路,他自己先将困难解决了,再不为难别人,正好与如今将简单的道理,表达得百转千回的风气相反,他则把最复杂的事物写得明白如话,他是洞察秋毫便装了糊涂,风云激荡过后回复了平静,他已是世故到了天真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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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了不少汪曾祺的小说跟他的散文杂记,他什么题材都写,而写的东西都有深入研究,不是道听途说、现买现卖。他可以把所有自己懂得的东西自然地安放在他小说布局中,让读者学到许多知识。师承沈从文对汪曾祺一定有很深远的影响,但他一生如风浪般的经历,与随着经历所到的许多地方,在所到之地遇到的人物情事,应该才是他的小说总能引人入胜的原因;但他说,他并非有闻必录,因为美化是创作所必要的。
我曾想,为什么王安忆说汪曾祺的小说“容易读”?是不是因为他很擅长为读者解决阅读“背景知识”不足的为难。我们读书,即使文字全懂但背景知识不足,阅读的过程上就会感觉困扰,好像在思路上“卡”了一下才能决定过得去或过不去,这“卡”住的感觉,教科书的做法是在一篇文章的文句之间加注,但注释因另立在外,就很难有一气呵成的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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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的小说每到担心读者会有疑虑,或怕读者忘了先前已经提过的前因,总是很自然地岔出说故事的原路,先说分明或俏皮地提醒,然后再折回。他的出与入都不让人感觉引路向导的离开,读者只管在故事的大路上直视前方,或被引导时依照所指示的细节左顾右盼,就能不费劲地以目光深入浅出地看遍一路的风光景致。
沈从文教汪曾祺写作要“贴到人物来写”。作为一个能力普通的读者,我的确从汪曾祺的小说中读到他从恩师的指导中青出于蓝的技巧。也许,多读几篇沈从文的小说与汪曾祺的作品之后,我们也会同意他在许多篇章中有更胜于蓝的人物描写了。读他的小说,每一个人物都“有型有款”,那“型与款”从具体的外貌用语,到抽象的价值理念都栩栩如生,无论是君子、痞子、垮子,读者绝不会感到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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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曾以老师沈从文的小说《萧萧》为例,说明他所了解的“贴着人物写”是怎么一回事。他说自己注意到沈从文绝不会让一个乡下童养媳用城里的语言,也不会用“天真”“浑噩”来描述萧萧,只说:“萧萧十五岁时已高如成人,心却还是一颗糊糊涂涂的心。”我在汪曾祺的小说中也常读到他贴着人物写出一个时代,或一个地方所养成的人的价值观,微妙地与社会学的观察相呼应。比如:《大淖记事》中的:“巧云三岁那年,她的妈莲子,终于和一个过路戏班子的一个唱小生的跑了。……巧云的妈跑了,黄海蛟倒没有怎么伤心难过。这种事情在大淖这个地方是不值得大惊小怪。”另一篇小说《八千岁》里描写米店陈列的货品时说:“头糙卖给挑箩把担卖力气的,二糙三糙卖给住家铺户,高尖只少数高门大户才用。一般人家不是吃不起,只是觉得吃这样的米有点‘作孽’。”如果少了后两句,那些文字就只是图样的描述,但多了这层日常消费的心理,故事地点所在的居民与他们的生活价值就清清楚楚了,这份清楚才能衬出几个主角的鲜明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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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来说,看汪曾祺的小说除了故事之外,文字的趣味更是一大享受,他用字很省,一两个句子就已经把很多复杂心理下的复杂状况都写齐了。写八千岁与他的孩子:“他的令郎也跟他一样,这孩子才十六七岁,已经很老成。孩子的那点天真爱好,放风筝、掏蛐蛐、逮蝈蝈、养金铃子,都已经教严厉的父亲的沉重巴掌收拾得一干二净。”说到他的乡人对他的想法时,也只是三句话:“八千岁那样有钱,又那样节省,这使许多人很生气。”生什么气,为什么这能让旁人感到生气,他不多加探讨窄化读者的观点,但三句话已让人闻到人之常情的酸不溜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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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也能画,他画过一套没有出版的《中国马铃薯图谱》原稿,本来存在张家口的农业科学研究院,可惜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毁了,连自称“坐对一丛花,眸子炯如虎”的记忆都一起消逝了。因为能画,他也会用文字帮助读者看到一个实际的景物与人物,而且那些物都带着生动的情。我曾看过一位睫毛很长的编辑,她的样貌使我立刻想到汪曾祺的文字:“她的睫毛很长,因此显得眼睛经常是眯缝着,忽然回头,睁得大大的,带点吃惊而专注的神情,好像听到远处有人叫她似的。”经他一形容,出现的不只是一双眼睛一张脸,而是这张脸在生活中流转的表情,他只用旁观的笔写这长相的一个直视与一个回眸,完全不涉及喜怒哀乐,就引发读者在这样的脸上想尽所有的神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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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引动的除了实景的想象之外,还有感情,而且在读后常常忍不住发笑:还是说《八千岁》吧!小说中描写到虞小兰时,他这样写:
虞小兰有时出来走走,逛逛宜园。夏天的傍晚,穿了一件剪裁合体的白绸衫裤,拿一柄生丝团扇,站在柳树下面,或倚定红桥栏杆,看人捕鱼采藕。她长得像一颗水蜜桃,皮肤非常白嫩,腰身、手、脚都好看。路上行人看见了,就不禁放慢了脚步,或者停下来装作看天上的晚霞,好好地看她几眼。他们在心里想:这样的人,这样的命,深深为她惋惜;有人不免想到家中洗衣做饭的黄脸老婆,为自己感到一点不平;或在心里轻轻吟道:“牡丹绝色三春暖,不是梅花处士妻。”情绪相当复杂。
读到“相当复杂”这四个字时,我为那简单到说不清楚的、没有恶意的人情之常笑了起来;汪曾祺的小说中处处挂着这样的人生照镜。我们虽不像阿Q这么惨,但也常常需要一点精神上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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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的小说或散文,读后常让人温习久未想起的诗句。比如说,写虞小兰出门,行人为看她而装模作样地看天看云(想当然尔,这些需要装样的应是男性行人,女人大概只会评头论足或争睹风采,而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地指明醉翁之意不在婆,在酒),读完这一段,就让人想起“芙蓉花发满江红,尽道芙蓉胜妾容。昨日妾从堤上过,如何人不看芙蓉”。他的文章就是这样,不一定直接看到镶嵌的诗句,但处处有诗的光泽。
我喜欢汪曾祺的作品,无论是收在《大淖记事》以故里杂记为材料的小说,或者是散收在不同集子的故事,他的笔让人对这个大千世界、不同生活中的人,起了一种透过“应该可以了解”的感情,那种温柔不是漂浮于论断层面的心情,而是内在的情感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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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这本书得到两方面的收获,一是在读“史”这件事上,提醒自己读书、做事都要多思考已有的经验,并应该习惯地把过去、现在与未来做更完整的联结。
一是了解到学习任何事都应该有“层次分明的思想与层层坚固的能力”。
我喜欢随身带一本书,有时是为了利用工作之间的空当,更重要的理由其实是为了现代人常说的——“解压”而准备。每当自觉被工作逼得喘不过气来时,我便离开一下,躲在车中或在人声杂闹中,假想一个保护罩,我翻开书开始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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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读下几页或思考几行,我就比离开那一刻要平静很多,心中又有了一种力量,我已准备好要迎接继续到来的困难或人事曲折。带在身边应付工作压力的书要有两个条件,一是质地要轻,另一是内容要硬。梁启超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篇》对我来说就是很合适的一本。
梁启超是一位兴趣广泛、学问渊博的思想家与学者。我读了他不少的书,他的家书我已在几年前努力介绍给读者,却很少有机会分享像《中国历史研究法》这样的讲义专书。我读这些书是从做学问的方法学习做事的方法。阅读之间往往能鼓励自己如何在工作的一团混乱中理出头绪,如何计划统筹,如何看出每一阶段的意义与价值。虽然这本书是以“如何整理历史数据”作为研究的目标,但相似的工作逻辑是可以被应用于不同的范围以增益自己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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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这本书得到两方面的收获,一是在读“史”这件事上,提醒自己读书、做事都要多思考已有的经验,并应该习惯地把过去、现在与未来做更完整的联结。唐太宗说过:“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读历史是以“了解过去”来认识一个人、事、物或国家的方法。读历史故事与了解历史研究有所不同:前者可以只取故事中某一点的教训来延伸意义,后者则主要是展开对“源流”考察的兴趣,希望透过源流变化来完成“知兴替”的作用。
另一方面的收获是,我从这本书了解到学习任何事都应该有“层次分明的思想与层层坚固的能力”。梁启超不只天生聪颖、一生勤奋,他更因为拥有对国家社会的满腔热情,所以,讲学的文章都很精辟,这些内容有很多是先用来教导他自己的子女,而后再讲授于学生的主题,这可以说明他对社会与青年共同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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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读这些书,当然也是因为我同意朱自清先生的主张:“作为一个有相当教育的国民,至少对于本国经典也有接触的义务。”“义务”这两个字,是我阅读书籍的动力之一。
这本《补篇》是补梁启超先生八年前《中国历史研究法》的内容,时间是1926年,对象是清华学校(1912年至1925年时期由庚子赔款溢收款项所成立的教育机构,是北京清华大学的前身)的学生。这个时间与对象的基本认识,也曾使我对自己在同一个年龄时的知识浅陋、学习轻浮感到很惭愧。
四十岁时读到几位国学大师的讲义时,心中是非常严肃认真地看待这个并不难得的机会,因为正如负责记录章太炎的国学演讲的曹聚仁先生所言:“任在何时何地的学者,对于青年们有两种恩赐,第一,他运用精利的工具,辟出新境域给人们享受;第二,他站在面前,指引途径,使人们随着在轨道上走。”想想,这是多么美好的“受知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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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有人看到“研究历史”的书就以为这些方法只能用来治史,事实是,我们可以转化不同的经验用以处理陌生的问题。只要好好阅读过这本书的人都能感受到,梁启超讲课的方法就是处理问题最好的示范。我在他的大纲提点与小节分析上得到很多启发。比如说,我们从小到大都被教导做事要“有条理”,而所谓的条理到底是什么?在不同的问题中又要如何以不同的角度着手进行才算“条理”,这真是很复杂的学习。但梁启超讲解工作条理很清楚,比如说在第六章专传中他以玄奘为例,一开头就说明纲领为何重要:
凡作一专传,无论如何,必先拟定著述的目的,制好全篇的纲领,然后跟着做去;一个纲领中,又可分为若干部。
要有“纲领”这我们都懂得的,但纲领只是方法,有“纲领”之后能与“目的”有什么样的良好关系,大家并不一定明白,梁启超接着说:
先有纲领,全篇的精神才可集中到一点,一切资料才有归宿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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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所说的“做事的方法”。无论在哪一个领域当中,我们都会遇到一些并非不懂方法,但不会安排顺序的人,他们做事很混乱,就是因为没有把“统筹”的概念落实,让情况各自发展,于是难以有完整的结果。
虽然我不是一个研究史学的人,读了书中的方法也不会真的用去做一篇人、事、时代、地方的历史,但是,我却会把同样的概念用在工作与生活中。我了解一个有用的方法论包含:
一、对此事物本身有完整的价值与作用的认识。
二、对此事物与环境的观察。
三、完成事物所提供的工法与工序的讨论。
没有理由这些经验不能被我们一用再用。梁启超在书中经常提醒学生“不可只注意……却忽略”,就是一种留意思考力量需要平衡的自我训练,也是我们做任何事都很容易遗忘的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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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示范实用与精确的文字。虽然他自小学的是桐城派古文,但后来他的新民体却在当时成为一种创新的体裁与文字。他对文字与数据的活用非常重视,能带给读者很大的启发。比如说:我们说起“资治通鉴”只想到宋朝司马光所策的编年长史;但梁启超是这样用“资治通鉴”的四个字:“我们不能够从千真万确的方面发展,去整理史事,自成一家之言,给我们自己和社会为人处世做资治的通鉴,反从小方面发展,去做第二步的事,真是可惜。”这是他对当时中国年轻学者,受西风影响而专研小题目的提醒。读梁启超的文字经常会有类似的新观点,无论他所论的主题是大是小,总会把人带到一个能观察到宽大格局的角度去,让为学与实用产生最好的联结。
梁启超为了讲解方法,总会举例,而他的举例又经常从两方面来分析解释:何以“不可为”或“何以这样才更好”,这种分析是非常有实用精神的教学法。比如说在“年谱的格式”中,他连格子的用法都一一举例,把分类的概念说得一清二楚,因此看过这么详细的分析后,学习的人就会产生“以此而下”可循的处理方向,既不在概念中漂流,也不感到只引实例而没有观念整理的散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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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特别喜欢书中两个“专传做法”的例子。梁启超用“孔子”与“玄奘”为例来说明如何做专传。他从分析旧史的缺憾与失败中,建议新体裁可以使用的方法与涵括的内容,使其新生价值。过去,我对玄奘的了解很狭窄,从来不知道有关“玄奘”的史实资料,汇集起来会有如此多的可供运用,读书之后感觉到学问的丰富华美要靠自己去取得。
我更感动梁启超对学生的引导巨细靡遗:哪个时候可停笔,哪个地方不能不详述,他都细细叮咛。比如要从翻译《佛经》谈玄奘,他说:“从鸠摩罗什到玄奘的几位三藏,可大略地叙述几句,然后就落笔到玄奘身上。——说明译经事业,就此停止。”他教学生走笔散开的资料也要收回,集中到一地。又提醒在接下的章节中“要说明玄奘努力工作的经过”,这经过是“在印度如何求学,回中国如何译经”,而努力两个字不用空洞描绘,立刻具体为资料的搜索汇集。
18 杀青段
这位当老师的还怕学生不够清楚,他又在例中提方法:“《三藏法师传》很可惜未用日记体,年代很不清楚,要想把玄奘在印度十七年历年行事严格规定,实在很难。然而根据里面说的,在某处住了若干天,在某路走了若干月,在某寺学了若干年,约略推定,也不是不可能。”数据的搜寻方法提供之后,又交代下笔编织的紧密度:“这节最需特别描写的就是玄奘亡命出国,万里孤苦的困难危险,能够写得越生动越好。”
在搜集资料的方法中,他为学生亲身示范了自己读书的仔细,还是以“玄奘”这一例来说:“《大唐西域记》是玄奘亲手做的地理书,体例很严。若是他曾经到过的地方就用‘至’字或‘到’字;若没有到过就用‘有’字。”我不禁想象,如果我是1926年坐在席中的一名学生,会有多感动这样一位老师拖着病身一言一字,怕学生遗漏重点,不能把学问做得更好的用心;但,这绝不只是知识学问的事,我从这本书具体的治学方法中,更学到做任何事都可以实用的精神与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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