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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大清为何轰然倒塌》 作者：佛要跳墙 

仅供习读，如侵联删！

 

第三章   革命的萌芽——“书生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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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流给谁看？

庙堂和江湖这两条线基本还是遵循了几千年的老剧本。但从这里开始，我们要开始聊一伙书生。他们用血肉之躯，打破了“重复重复再重复”的循环，开始搞起了新玩法。这玩法，就是革命。

说起来，“革命”两个字恐怕是近代史课本出现频率最高的词之一。搞得好像我们是为了革命而革命一样，不过显然事实不是如此，起码第一代革命家肯定不是这个思路。严格来说，我们学的既是“中国革命史”，也是“中华自强史”。

革命是为了救国，但救国的最后手段才是革命，这一点大家千万不要搞错了，我们绝不是平白无故上来就要闹革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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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清眼中的中国革命早期三大“反贼团伙”——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追根溯源几乎都有过“改良”的念头。谭嗣同本来是个革命派，后来一听说有机会改良，马上就跑北京跟康有为混了；孙中山刚出道的时候，又是找关系又是发帖子，想跟李鸿章攀个关系，当面聊聊自强之路；章太炎第一次跑路就是因为支持“维新”……说到底，大家都曾是改良人。

所以，当我看到有些人说，“国家被列强入侵时，他们不去拥护朝廷抵御外敌，只会在后方捣乱。”拜托，造反是要掉脑袋的好不好，这群人个个都是“北清复交”的高材生，在体制内改良难道不好吗？要不是山穷水尽，谁想去搞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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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朝廷骨子里再烂，起码看起来还是个庞然大物，“天命”俨然还在。所以当时读书人的普遍想法还是改良，不会跳跃性地要去革（找）命（死）。

我们聊聊谭嗣同大家就明白了。顺便解释一下很多人关于“老谭为啥不跑路，宁愿赴死”的疑惑。总有人觉得他是白死的。

首先，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啊：

谭嗣同是革命党！

谭嗣同是革命党！

谭嗣同是革命党！

谭老大是藏在维新派里的铁血革命党。人家很早就立志“驱除鞑虏”，在湖南、湖北各种混地下势力，传播《扬州十日记》之类的禁书，搞串联，拉着哥老会准备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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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为啥一个革命党要去跟康有为这帮改良派混呢？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对改良心存幻想。大家都是读书人，谁不知道中国乱了列强会趁火打劫？个个饱读诗书，造反的结局通常是啥谁心里没点数？

你想，连朱元璋这种当和（乞）尚（丐）的，造反前都还犹犹豫豫，要先去算一卦卜吉凶，何况人家谭嗣同呢。爹是湖广总督，他是超级官二代，当年京城的“四大公子”之一。只不过谭嗣同在中央核心圈层混了一圈，终于搞明白了，改良没戏。满清已经从根上烂了，洋务救不了、立宪救不了、皇帝自己也救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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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100天，悲惨的不仅仅是六君子人头落地，更悲惨的是那个让人难以接受的事实：革命之外，别无他法。

为啥非要“革命流血从我开始”，因为他自己就是那个误信了改良的革命党。

他的血是流给谁看的呢？戊戌变法的义士们坐着囚车为国赴死，北京的百姓们忙着往他们身上扔菜叶子。愚民们起码还得再扔20年，到1919年鲁迅写“人血馒头”的时候还在扔，这血不是流给他们看的。

清末百姓看革命党被砍头，跟看戏没两样

这血，是流给兄弟看的，是让革命同志知道，存在幻想是多么危险，妥协和退让只会灭亡。中国革命，从此和胡虏势不两立。火与血之外，别无他途。

谁是他的兄弟？毕永年和唐才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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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永年，湖南人，官宦世家，属于军区大院的中高层干部性质的。老毕的特长是跑江湖，官二代兼会党龙头那种。康有为计划政变软禁慈禧，就是想用他作为先锋。谭嗣同死后，毕永年逃亡日本，加入了孙文的兴中会，就是他帮着孙中山和湖南哥老会打通了天地线。

唐才常，湖南人，县府道三级考试第一，人称“小三元及第”，张之洞的高徒。正常来说，是要跟着张总出将入相的。不过唐总对自己的前途另有安排。1900年，他发动自立军起义，事败被杀，脑袋挂在城墙上。临刑前，赋诗“七尺微躯酬故友，一腔热血溅荒丘”。

“故友”就是谭嗣同。

谭嗣同、毕永年、唐才常这仨才真是最牛的结拜兄弟。

谭老大的事情还没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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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才常的好友兼两湖书院的师弟，眼看着师兄身首异处，便放弃了对张之洞的幻想，创立了“华兴会”。之后和孙文共同创立“同盟会”，时人称他们俩为“孙黄”。这位师弟的名字叫黄兴，字克强，黄花岗起义的领头人，孙中山的左膀右臂。“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他是中国革命的头等大英雄。

谭嗣同和唐才常当年在湖南创立了“长沙时务学堂”，有名爱徒名叫蔡艮寅。他跟随恩师参加自立军，兵败逃亡日本，考入“陆军士官学校”（就是蒋委员长号称自己读过的那个）。回国后辗转加入云南新军，辛亥年响应武昌起义，起事推翻云贵总督宣布独立。再之后袁大头称帝，他又出兵讨袁，人称“再造共和”。他当年逃亡时给自己改了名字，叫蔡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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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袁大头坑了谭嗣同，所以谭老大的学生就反过来逼死他，这非常合理。

唐才常是岳麓书院的学生。他和谭嗣同创建了“南学会”，一周一次在岳麓开设讲座，其中有个热心的会员，名叫杨昌济。他自己成就不大，不过他有一个超龄入学的学生，热爱体育，脾气倔犟，这青年叫毛泽东。

薪火相传，革命不息。

谭嗣同11岁那年，谭家不幸染上白喉，母亲、姐姐相继病逝，他也昏迷三日不醒。家人以为无望，他却死里逃生。父亲悲伤之余，给他取字“复生”。

22年后，谭复生“我自横刀向天笑”，慷慨赴义。这次，他将复生为千万义士，在血与火中，烧光那个旧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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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生的觉醒

正是从谭嗣同开始，推翻大清的事业开始有了一条新的路径——用新思想武装了自己头脑的知识分子们，开始了真正的革命。不仅仅是革清王朝的命，更是要革这三千年封建王朝的命。

当然，光有理想是不够的，我们要不停地强调，热情不能取代方法论，满腔热血挡不过一颗子弹。这跟创业一个道理，CEO只知道天天逼人996，硬把员工孩子创业成留守儿童，却从来不花时间想想商业模式，那他通常连公司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区别在于，当市场钱多的时候，创始人搞个“狼性”人设，总有人愿意掏钱再给你机会。但放到革命年代，一个错误就能让你脑袋搬家，那就没得蹦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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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跟创业一样，革命要解决：哪里拉风投（革命资金）、哪里找合伙人（拉到核心团队）、怎么组织公司（华兴会、同盟会……各种会的章程和制度）、基层员工怎么招（找谁地推）、怎么搞市场（理念如何推广，报纸怎么宣传）……

你觉得很烦了吗？那我得说，这才刚刚开始。

革命必然会经历：合伙人内讧（比如陶成章就挨了蒋介石的黑枪）、公司资金短缺无法完成项目（参考孙中山搞的那些组织混乱的起义）、公司发展方向有巨大争议（毛教员和张国焘的北上抗日还是南下四川之争）……

所以革命和创业是一个工种，只不过创业能买币续命，做人民币玩家，革命则强制要求一命通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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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就跟创业一样，你首先得要有个商业模式。对于这个，所有人第一反应基本就是抄作业。马云抄eBay、抄PayPal，刘强东抄亚马逊，大家都是这么干的，没啥丢人的。

改良可以抄日本，革命抄谁呢？这在国外还真没啥好例子，不过没事儿，咱们历史长，总能找到案例。总之接下来主要有三件事情可以做：鼓吹、暗杀、起义。

革命第一招，是鼓吹，鼓吹就是宣传。

这个直接抄朱元璋就好了。明太祖征元朝檄文“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到了清末则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都是一脉相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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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注意啊，理想归理想、宣传归宣传，这一点一定要拎得清。中山先生当然知道革命最终的目的是“建立民国”，但那时还是愚民流行吃人血馒头的时代，什么民国、共和、立宪，百姓表示一个字都听不懂。不理解这一点的，可以看看阿富汗的故事，感受一下和阿富汗人民探讨“美式民主”和“苏联社会主义”的难度。

那啥能听懂呢？“驱除鞑虏”！翻一翻《鹿鼎记》就懂了，天桥下韦小宝听的是《大明英烈传》，百姓耳朵里听到的是朱元璋杀蒙古人，心里念的却都是满清鞑子。这是一个思路的。

革命宣传，就是用人民群众听得懂的话来传播革命理念。阿Q说革命党“白衣白甲，戴着崇祯皇帝的孝”，高中课本的解释是这“代表了人民群众不理解革命”。拜托，这显然就是革命党宣传的成功案例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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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是给读书人听的，“打土豪分田地”才是留给未庄的阿Q们听的。“消费升级”是个玄学，“拼多多百亿补贴”才是句好口号。

顺便说一句，中国革命的特点是“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第一代革命党的工作，就是“推翻满清”。至于民众理解成反清是为了“复明”“兴汉”还是“建立民国”，这都没那么重要，先完成第一个艰苦任务再说。

大家如果在创业公司待过，就很能明白这种心态了。5块本金要做10块钱的事儿，能熬过一天是一天。梦想当然是建立能生存102年的公司，但现实是下周先给我死皮赖脸地搞到两个客户活下去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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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网上老是有人说孙中山当初是中了日本民族主义者的圈套，搞出“驱除鞑虏”这种宣言。因为“驱除鞑虏”了，可不就把东三省、新疆、蒙古连带着驱除出去，汉族缩回到中原基本盘，方便日本人蚕食了吗？

拜托，老孙12岁去美国留学，17岁就开始搞地下党，30岁不到就能说服会党跟自己造反搞广州起义，怎么可能连这点道行都没有。

他一辈子都在为革命拉风投，利用各种势力来为革命添砖加瓦，典型的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为达目的使尽了手段。

当年的老孙跟美国人谈“反抗帝国压迫”，跟日本人谈“黄种人大团结、大亚洲主义”，跟英国人谈“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跟法国人谈“投资中国革命的惊人回报”，跟黑社会谈“反清复明”，跟读书人谈“共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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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风投的本事练的炉火纯青，怎么会着这种道儿？

所以你看清末的革命宣传，对于高层，讲共和、讲民国；到了基层，就基本是以“反清”为主题了。

从宣传口号来说，鼓吹反清这事儿执行的非常到位，毕竟连未庄的阿Q都能听到革命党要反清复明，这个绩效完成度可以打个满分了。不过严格来说，功劳簿上耍笔杆子的前辈只能领30%，剩下是谁来帮忙的呢？当然是满清自己喽。

一方面，晚清治国一塌糊涂，打不过英法也就算了，闭关锁国了这么多年，老百姓基本分不清英国、美国，普遍感觉自己是被外星人给打了似的，或者是类似于蒙古骑兵又来了的那种感觉。反正还能接受。但被日本人打了这事儿，心态可就彻底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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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谁打都不能被日本人打啊！甲午海战之前，从光绪、慈禧、翁同龢一直到路人甲，大家普遍认为打不过欧美，打赢你日本还是可以的嘛。毕竟洋务运动之后，《美国海军年鉴》说我大清水师全球第九，妥妥的东亚列强，各路人马相当乐观。

当然，是不是真“列强”不知道，不过朝廷肯定是把自己当列强了。脑子比较清醒的自然是北洋水师的亲爹李鸿章，一直认为不能开战，然而没有什么用，软骨头的话有什么好听的。

现实大家都知道了，脸被打得噼啪作响。孙中山后来说，甲午之前他谈革命老是被当成疯子，甲午之后大家觉得他是个“先知”，情况完全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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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咱们之前说过，仇恨这东西，传上千年有点难，延续个几百年一般是没问题的。有一句说一句，汉族记仇，老百姓不吭声，不代表没人记得。

所以当时革命党纷纷把《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录》这些事儿翻出来大肆宣传。那个高中必考的邹容《革命军》，开篇就是谈“扬州十日”。发行的时候经常是和《扬州十日记》捆绑销售。读完真是让人睚眦尽裂，对清狗恨入骨髓。

这书在清末那种全民文盲的时代卖了110万册，换到现在可以理解成销量3000万册，类似《明朝那些事儿》正版加盗版那个级别的销量，可谓厉害到了极点。所以搞宣传，有一大半靠的是满清自己黑料多，怨不得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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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第二招，是暗杀，暗杀就是派刺客。

先吐个槽，有个作家写了一本关于狼的书，大意就是农耕文明身上是羊性，游牧民族是狼性，要呼唤狼性……恃强凌弱屠城杀平民是不是狼性我不懂，不过说汉地十八省只有羊性，那就真是瞎扯了。

汉地是没有狼性，汉地有的是血性。七尺男儿，“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今日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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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就是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的时代，是志士愤怒的时代。吴樾、史坚如、秋瑾、徐锡麟……前辈们血溅轩辕，震慑天下。如果太史公泉下有知，不知道会如何去写1900年代的《刺客列传》。

你以为刺客是彪形大汉、五大三粗吗？其实他们丰神俊朗、眉目清秀。刺杀广东巡抚德寿的史坚如，人称“容貌妇人风骨仙”。他爷爷是翰林院编修，从小家境富裕。就是这样的人，埋了一百斤炸药在两广提督德寿房下，“博浪一击胆如天”。可惜功败垂成，地道挖偏了，没炸死正主。临刑前被拔光指甲，仍誓不屈服，言“一击未中，悔恨终生”，在普通孩子大三的年纪（21岁）慷慨就义、血洒珠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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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以为刺客都是文盲，被洗了脑，结果盲目送命吗？其实他们饱读诗书，文、字俱佳。刺杀安徽巡抚恩铭的徐锡麟、参与安庆起义的秋瑾都是留日高材生。前者刺杀成功后，被凌迟挖心。后者牵连被杀，死前作诗“秋风秋雨愁煞人”。

后来的北大校长蔡元培、革命先驱陈独秀、大先生鲁迅，当年都是光复会暗杀团成员。蔡元培是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的、陈独秀是北方暗杀团的（就是吴樾的那个）、鲁迅一度考虑去刺杀，后来因为家有老母才作罢。

也就是说，脑袋被挂在城墙上的那些人，如果熬过那几年，说不定也是个校长、文豪、主席……然而生不逢时，只能拿着大好头颅，“伏尸二人，流血五步”。

所以，中原没狼性不奇怪，毕竟血性太强，没法变回畜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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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刺杀，本着负责任的态度，我还是要多说两句，功劳不能全算到孙中山头上。现在历史课本一般不太愿意多提这个，所以乍一看好像这些事儿都是同盟会领导的一样。但事实完全不是这样。

同盟会嘛，顾名思义，他就是个“同盟”。如果大家不是特别理解啥意思的话，回想一下《鹿鼎记》的“杀龟大会”就明白了。杀龟大会优秀的地方，同盟会都有，但他的臭毛病同盟会也一样都没跑掉，不过好在没那么严重。

比如杀龟大会是反清，但其实反清完了到底咋弄基本没谱。天地会要立唐王、沐王府要立桂王、李西华说立个屁，咱们重新搞个皇帝出来也没啥不好的。最后大家只能在“杀掉吴三桂”这件事情上达成阶段性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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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同盟会其实也是这个德性，推翻满清后到底怎么搞？立宪？三权分立？五权分立？联省自治？大家稀里糊涂、主意多得很。但最后大家能达成“驱除鞑虏、建立民国”的共识，这就比杀龟大会强太多了。

再比如，杀龟大会上搞了个十八省“锄奸盟”，陈近南、顾亭林还成了总军师，声势浩大。然而也并没有什么用，总军师别说指挥少林、华山这种中间派的，连沐王府和天地会这两个强硬派能不能协调都是个问题。

同样，同盟会三大台柱子，孙中山的兴中会，主要是一帮广东人；黄兴的华兴会，主要是一帮湖南人；陶成章的光复会，主要是一帮浙江人。孙中山虽然是“总军师”，但其实指挥起来非常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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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杀龟大会好的是，华兴会的黄兴是“二把手人格”，按实力他其实是可以当老大的，但黄总非常坚定地拥护孙总，力保革命大旗不倒，维护了团结。你可以认为就是陈近南和沐剑声之间非常团结，这就让革命胜算大增。

顺口说一句，对于这类政党缺少战斗力的问题，孙中山一直非常恼火。二次革命失败后一度病急乱投医，想要搞“签字画押”、保证完全服从指挥这种传统会党的做法，要不是后来走上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道路，开始借鉴苏联，根本不可能搞出国民党和北伐军来。

最后，非常遗憾地说，内讧这种事儿总是一茬接着一茬。锄奸盟还没开工，郑克爽倒是先去搞陈近南去了。同样，反清八字还没一撇，光复会就和孙中山闹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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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主要是资金分配的问题，这种事儿在创业公司非常普遍。贫贱夫妻百事哀嘛，总共就没几个钱，三个副总都认定自己的项目成功机会大，内部不吵架才怪呢。不过大家主要是骂仗，辛亥之前还没到动刀动枪的地步，这就比杀龟大会强，也算是大有进步了。

这三点一结合，大家就明白了，虽然说是“同盟”，但各自独立性还是比较强的。尤其是光复会，基本上是老大陶成章、章太炎自己在玩自己的。所以严格来说，徐锡麟、秋瑾、吴樾……这些响当当的名字，跟孙中山的确关系不大。

更让人无语的是，辛亥革命后，同盟会和光复会抢浙江都督的位子，陈其美的结拜兄弟蒋介石暗杀了陶成章，光复会群龙无首，最终被吞并。这就更是黑料十足了。

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嘛，有意无意的，国民党上台后，追溯革命党史，很多功劳也就挪到了同盟会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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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文至此，我们稍微评价两句。一般而言，读完以上的“革命·刺客列传”，大多数人会热血沸腾，但看到革命党人兄弟阋墙又不免有些悲哀。这也是人之常情。

中国历史往往充斥着“三同”：“同生共死、同床异梦、同室操戈。”革命也难脱窠臼。陶成章、陈炯明、廖仲恺、四一二、皖南事变……每个名词后面都是血淋淋的内耗和黑料。

看到这些东西吧，有的人幻灭了，觉得革命太黑暗了，心灰意冷；有的人兴奋了，原来革命党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呛天呛地各种不服；有的人一声叹息，人间正道是沧桑，嘴炮容易做事难。

我们没法为别人做道德评判，只能说事实就是如此，人性和局势就是如此复杂。个人而言，我是觉得读革命史属于“所见即所得”，你能看到什么，不在于革命是什么，而在于你想看到什么。

所以我再讲三件事儿，看完之后，大家对革命的感觉会更复杂，但也更真实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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孰易？孰难？谁来评判？

第一件事儿是关于“立孤与死孰难”，故事是大家都熟悉的赵氏孤儿。

容我啰嗦两句，讲讲故事大纲。

春秋晋灵公时代，权臣屠岸贾只手遮天，害死赵氏满门，只留下一个孤儿。程婴为保存赵家唯一的血脉，向老臣公孙杵臼求救。但此时屠岸贾已布下天罗地网，两人实难脱身。

于是公孙杵臼问程婴：“死和把孤儿养大相比，哪个难？”——“立孤与死孰难？”

程婴说：“死容易，把孩子养大难。”——“死易，立孤难耳。”

于是公孙杵臼说：“好，那请让我做简单的，把孩子养大的事儿，就靠你了。”——“吾为其易者，请先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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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程婴把孤儿和自己亲儿子调包，然后假意告发公孙杵臼。屠岸贾大喜，当着他的面杀了孩子和公孙先生。程婴亲眼见儿子、好友被杀，肝肠寸断而不能外露。之后，又因卖孤求荣而被天下唾骂。

忍辱负重十五年，程婴终于把赵氏孤儿抚养成人，取名“武”。两人设计为父报仇，诛灭了屠岸贾家族，恢复赵家爵位。功成之后，程婴决意自尽，前去拜别主公。

赵武泣泪挽留，程婴说：“当初公孙先生认为我能完成大事，所以先我而死，现在大事已毕，我岂能贪生。”于是坦然赴死。

“立孤与死孰难”，就是“赴死和革命孰难”。戊戌事败，谭嗣同对梁启超说：“程婴杵臼，吾与足下分任之。”之后从容就义。革命党人，早就将生死置之度外，只是“引刀成一快”固然不易，“同志仍需努力”只有更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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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天华、杨守仁、姚宏业，这些都曾经是响当当的人物，但前途茫茫、救国无方，他们终于难以抑制悲愤绝望，蹈海自尽。

甚至连黄兴这种老斗士，黄花岗起义失败后，看到革命党人年轻一代消耗殆尽，也一度意志消沉，想拿个炸药包和两广总督张鸣岐同归于尽算了。

要理解这种痛苦，大家可以听听汪精卫的故事。2009年陈德森拍了部《十月围城》，讲述五湖四海的义士为保护孙中山而英勇献身。有观众嘲笑说：“革命说是为了救中国，可怎么死的都是年轻人，老革命一个都没死？”这话也不奇怪，毕竟一百年前就有人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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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河口起义被镇压，同盟会迎来了第八次造反失败。黄兴流亡新加坡，孙中山继续满世界找钱。梁启超那时候还是跟着康有为混“保皇党”圈子的，是同盟会的竞争对手，在《新民丛报》上说同盟会是“远距离革命家”，只会躲在海外忽悠别人去送死。

孙中山是老江湖了，听到这种话只当他是在放屁。汪精卫那时候才25岁，心高气傲，不顾胡汉民的苦劝，决心以死明志，前往北京刺杀载沣。临行前，留下一封信：“此行无论事之成否，皆必无生还之望……愿化自己为灰烬来煮成革命之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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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去找死？因为年年打脸、年年死人、年年催债、年年嘲笑，这种日子怎么过？

立孤与死孰易？死易。

革命与赴死孰难？革命难。

死了，成烈士了，也就一了百了。但只要不死，你就得继续失败、继续愧疚、继续被骂……继续革命。

第二件事儿是关于徐锡麟的。

徐锡麟刺杀恩铭，舍生取义的故事，高中历史都教过了。不过课本不太愿意提的是：恩铭其实是个开明好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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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铭，旗人出身，28岁任山东知县。同治十二年，黄河决堤，他与役夫同吃同住在工地。之后治河道、整盐务、赈灾民，一路升到江苏布政使。他是清末的实干家兼开明官僚。

他任安徽巡抚时，已经60了。但老而弥坚，创建安徽讲武堂、安徽巡警学堂。他又觉得中国缺少人才，需要更多优秀教师，于是尽心尽力，筹款创建安徽师范学堂。这所学堂，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安徽的活动基地。在之后，改为中学，由毛教员手写提名：“安庆第一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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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锡麟，就是恩铭一手提拔的安徽巡警学堂校长。他拜恩铭为师，被引为亲信，官运亨通，以至于革命党人陶成章一度怀疑他做了官后，不想革命了。

1906年，光复会准备安庆起义。徐锡麟先请恩铭检阅警察学堂的毕业生，就在颁发毕业证书时，突然拔枪，向恩师连开七枪，拉开了起义的序幕。

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徐锡麟并非孤例。1905年，清朝预备立宪，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宪政，为中国政治现代化做准备。你觉得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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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樾，光复会北方暗杀团成员，陈独秀挚友，认定“清朝立宪如果成功，只会更久地蒙蔽汉人”，于是前往暗杀五大臣。结果行刺不成，自己反被炸得手足齐断、腹破肠断而亡。

五大臣出洋因此被阻隔半年，终于还是成行。其中有一位叫戴鸿慈，回国后改大清刑部为法部，开始了中国司法独立的进程。他建成了中国第一所现代监狱，叫做“京师模范监狱”，被认为是世界管理水平最优的监狱之一，也就是后来的“北京市监狱”。

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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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锡麟临刑前，主审官问他是否孙中山同党，他回答“我与孙文宗旨不合，他也不配使我行刺。”再问他：“畜牲，你何以忍心刺杀恩公？”徐锡麟说：“恩铭于我，是有私惠；我杀恩铭，只为苍生。”

孰是孰非？人间正道是沧桑。

最后一件事儿是关于孙中山的。

老孙这个人吧，黑料简直是满坑满谷。他去世后，孙先生长期的竞争对手梁启超在《孙文的价值》里说：“我对孙君最不满的一件事，是为目的而不择手段……吾们所看见的，只是孙君的手段，无从判断他的真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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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觉得很兴奋？毕竟一门三院士他爹都狠狠批评老孙“不择手段”了，那还有什么好说的？

只不过老梁还有后半句：“在现在这种社会里头，不会用手段的人，便悖于适者生存的原则，孙君不得不如此，我们也有相当的原谅。”

为啥要说“相当的原谅”呢？因为老梁是过来人，他自己也知道，教书育人可以不用脏手，可惜光凭嘴皮子上下一碰可没办法颠覆政府。刀口舔血的年代，老梁身边那一帮动手搞革命的，哪一个不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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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他恩师康有为开始，有一个算一个，但凡想搞成点事儿的，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你把一帮子能力最强、意志最坚定、手段最狠的人放在一起，不内斗才怪呢。

只不过孙文不需要他人原谅。孙中山生前死后，最不缺的就是“骂”，最不需要的就是“原谅”。

少年时代，他砸自己村里的泥菩萨，被骂不敬祖宗，后来却被称作光宗耀祖；青年时代，他搞广州起义失败，被读书人骂痴心妄想，等到甲午之后，众口又称赞他早日看出清廷无药可救，为起义失败扼腕长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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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时代，宋教仁被刺，他想要二次革命推翻袁世凯，被骂不识大体，破坏共和，后来袁世凯倒行逆施，悍然称帝，大家又觉得老孙果然目光如炬，看出老袁狼子野心；人生最后几年，他联俄联共，二次黄埔创业，又被梁启超说是苏联人的傀儡……

只能说，特殊年代，好人不长命，坏人也活不久，只有孙文这样的猛人，才活得下去。而只有活下去，才会有希望。

三个故事讲完了，现在回到陶成章和内斗。有人或许会为他不值，但老陶这种人，自己也是“为了目的不择手段”。寂寂无闻又如何？含冤而死又如何？对这群人来说，只要能“驱除鞑虏、建立民国”，这条命、这点委屈、这点名声又算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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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完了革命的宣传、清末的刺客，感慨完革命的不易，我们来稍稍复盘一下已经出现的三波人：庙堂之上，汉臣侵蚀满清权力；江湖中，会党势力遍布全国；“秀才造反”的书生们，已经醒悟了鼓吹、刺杀、造反三要素。那么接下来要讲的，就是革命的终极手段——造反了。

什么是造反，当然不是阿Q所理解的“同去同去”那么简单。造反，就是民间武装暴动，就是颠覆，就是打倒建制派，就是以卵击石、以小博大，就是大卫对歌利亚……从古至今，造反永远是百死一生甚至万死一生的行当。

领导者要利用极度有限的资源，去推翻清政府这个庞然大物，完成近似不可能的任务。造反，实在是一门高难度技术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