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大师列传07

陈寅恪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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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欲作“哑羊”，辱不能忍

中山大学校园内，号称早已挂满了二十万张大字报，用来与新兴的“拔白旗”运动相呼应，讨伐校内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在学术界处于“领头羊”地位的陈寅恪，尽管已是绑倒的“哑羊”，仍不能逃脱被批判讨伐的命运。大字报由最初的“彻底批判”，渐渐演变成“拳打老顽固，脚踢假权威”“烈火烧朽骨，神医割毒瘤”等杀气飞扬的利剑。

部分师生借机兴风作浪，欲将陈寅恪彻底一拳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一批中大历史系的学生和部分青年教师，开始向这位昔日的导师、今日的“阶级异己分子”发难，渴望能够有幸落入“郭老”的法眼，实现青云直上、一飞冲天的美梦。

02

在这个辉煌大梦中，中山大学的“革命先行者”们，借助全国报刊的强大舆论威力，抓住陈寅恪的命门重拳出击。如中大学生李春棠、林顺曾、方早成就曾公开放言道：“郭老答北大历史系师生的一封信，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以前我们站在陈老先生面前，认为其诗书博通，由而发出自卑感。这是错误的。……陈寅恪教授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权威学者。他在‘元白诗证史’这一门课程所宣扬的完全是资产阶级的一套。”又说：陈寅恪本人从来不学习马列主义，也不相信马列思想，而是以资产阶级厚古薄今的治学态度，对封建阶级的史书古籍做一些烦琐的考证。他对一些琐鄙不堪的小事体和旧社会的达官贵人、王妃妓女特别感兴趣，如杨贵妃身体是胖是瘦，体重是多少，入宫以前是不是处女，与寿王是否同房，等等。还经常讲一些陈词滥调，搞一些无聊的考证，如讲《莺莺传》时，莺莺是“如何把淡妆短眉变为浓妆细眉”；讲到白居易的《琵琶行》时，居然考证出了那个在船头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商人妇，祖籍何处，什么人种，什么年月、什么岁数入的妓院，在长安属第几流妓女，何时退居二线，何时嫁与做何生意的商人，属于二房还是三房，是妇人还是妾身，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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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此前已有史学界人士隐晦的斥责过陈寅恪，但只限于史学界小圈子范围。李春棠等人这个大字号响雷的引爆，使世人皆知陈寅恪不但不学习马列，还躲进小楼偷偷地在地下研究杨贵妃的“处女”问题。一时间，揶揄、讥讽、谩骂，伴随着“拳打老顽固，脚踢假权威”等喊打之声甚嚣尘上，陈寅恪陷于欲“作哑羊”而不能的艰危境地。

然而，更令陈寅恪感到愤怒和痛心的，是金应熙的“反水”与“背叛师门”事件。

金应熙是陈寅恪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前在香港大学教过的高才生。当年金应熙在港大读书时，显示了超卓脱拔的青春才华，颇得许地山和陈寅恪的赏识，认为他是世之罕见的可造之才，所以不遗余力的栽培扶植。金应熙毕业后先在澳门过了几年撰稿卖文的生活，而后辗转来到岭南大学历史系任讲师，再后来成了陈寅恪的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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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反右”前，金应熙已“入党提干”，成为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副主任，且是备受校党委重视和准备重用的提拔对象。尽管如此，金应熙对陈寅恪这位“老盲叟”仍毕恭毕敬，以恩师待之。当“反右”运动开始后，金应熙忽然变得热情高涨起来，直到1958年听到上头和“尊敬的郭老”放出批陈的风声，正在北京出差的金应熙立即打道回府，悍然带头在中山大学校园内外张贴大字报，指斥陈寅恪的史学方法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并认为这种思想是一种“反动”。

与此同时，金应熙凭借以前掌握的陈寅恪家族与个人的大量材料撰写文章，在广东省委的理论刊物《理论与实践》上公开发表，除了追溯陈寅恪封建地主阶级的家世，说陈寅恪是在中国封建文化传统中培养起来的封建遗少之外，还引用陈寅恪的诗，上纲上线地说道：“……陈先生既然把社会主义思想错误地看成东欧的思想，他就在暗中忧虑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会‘用夷变夏’引致中国文化的灭亡。所以他在解放后寄北京友人的诗中说：‘名园北监仍多士，老父东城剩独忧！’这种思想，也就是陈先生在解放以来对马克思主义采取深闭固拒态度的思想基础。我们不能不指出，这种思想在今天，比张之洞写‘劝学篇’的时候更为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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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应熙“拳打老顽固”与“烈火烧朽骨”的出色表现，在引起了中山大学校党委高度重视和嘉许的同时，也引起了陈寅恪家人的注意。据说：“在康乐园大字报的狂潮中，唐筼发现有金应熙很特别的大字报，便将它抄录下来，回家哭着念给陈寅恪听。陈寅恪听完后勃然大怒，说‘永远不让金应熙进家门’。”

陈寅恪的震怒通过不同的渠道传入金应熙的耳中，金应熙并未放在心上，只是觉得这个老顽固确实是太顽固了，非得用烈火把他的朽骨烧一烧不可，否则他不老实。但是，情况很快又有了变化。根据上面的大政方针，整陈寅恪只是运动的前奏或称序曲，只可采取敲山震虎或猫玩老鼠的方式加以整治，在高潮大幕尚未拉开之前，不能一棒子敲死，更不能用烈火烧骨扬灰。中大师生在对待陈寅恪问题上，要做到敲而不死，死而不僵，留一个活标本为即将到来的更加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服务。

06

作为党员兼历史系副主任的金应熙得到消息，感到自己的做法有些过火，与上面的大政方针不太相符，遂采取亡羊补牢之策，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悄然潜入陈宅表示“负荆请罪”，并跪地求饶，但最终没有获得陈寅恪的原谅。据说陈寅恪端坐在矮脚藤椅上，看着面前一个模糊的人形黑影在地上翻来倒去，左右摇摆，嘴里不时发出呜呜嘎嘎的声音，如泣如诉。待人形黑影表演完毕，陈寅恪在唐筼的搀扶下起身离座，淡淡地撂下一句话：“你走吧，免我误人子弟！”

自此，在众人眼中原本可以继承陈寅恪衣钵与道统的金应熙，因“走火入魔”被逐出师门，在政治风波里开始了浮沉翻滚、颇具悲剧色彩的另类人生。

07

面对众生发动的南北夹击、围攻、谩骂与威胁，陈寅恪悲愤交加又无处倾诉。

1958年7月，陈寅恪以“辱不能忍”的决绝态度，毅然致书中大校长，提出两点要求：

一、坚决不再开课，以免“贻误青年”。

二、马上办理退休手续，搬出学校校园，以不见为净，不闻为安，自躲一处著书立说，以不见不闻了却残生。

经过交涉，搬家未能如愿，仍住中大校园东南区康乐园一号楼，但不再开课。自此，陈寅恪与持续了三十二年传道、授业、解惑的讲台生涯告别，而自开设新课之后讲了大半部的《元白诗证史》就此中辍。

自此，陈寅恪的身影在中山大学师生的视线内淡出，同时在整个中国大陆史坛上隐去。归隐后的陈寅恪用尽残年最后力气，专注于《论再生缘》的修订与对明末名妓柳如是的研究与撰著，为他的名山大业开启了生命中最后一道灿烂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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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尽残生，完成著作

1953年陈寅恪的学生、时任复旦大学教授的蒋天枢，给陈寅恪寄来一部长篇弹词《再生缘》。此书乃清乾隆年间浙江钱塘才女陈端生所著的长篇弹词小说，所叙内容为尚书之女孟丽君与都督之子皇甫少华的故事。其中青年女子孟丽君乔扮男装，一波三折中状元做宰相，最后在各种阴谋与阳谋的合力夹击下左冲右突，还是难以冲出男性社会的桎梏与圈套。这本书陈端生只写到十七卷，未完成全稿即殒命，后由另一才女梁楚生与其夫许宗彦续作三卷终结，故后世流传的本子共二十卷。

此类弹词小说，因文字通俗，一向不登大雅之堂，文人学者对此颇为鄙视。这一好恶在陈寅恪青少年时期同样有所体现，但当他年岁渐长，经历了人生的悲欢离合之后，回首再看《再生缘》一书时，却有了不一样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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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偶至《再生缘》一书，深有感于其作者之身世，遂稍稍考证其本末，草成此文。承平豢养，无所用心，忖文章之得失，兴窈窕之哀思，聊作无益之事，以遣有涯之生云尔”。这是陈寅恪接触和决心考证《再生缘》的心曲。

自1953年9月起，病弱目盲的陈寅恪在授课之余，正式开始了《论再生缘》的研究与创作。其过程是先由黄萱诵读，陈寅恪逐句逐段琢磨思考，每需查找资料，便由黄萱连同陈寅恪的弟子们相助，而后在辨别材料真伪的基础上构思成文，口述于助手黄萱。对于这段经历，黄萱回忆说：“他的文章取材广阔，每篇都是经过一丝不苟地考虑、缜密精心地结构之后才口授给我笔录的。虽然这样郑重其事，还要屡经修改、补充。”如此循序渐进，一部六万多字的书稿竟花半年的时间才撰写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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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2月末，《论再生缘》几经修改终于定稿。过去的岁月，无论是在清华园还是颠沛流离于西南之地，陈寅恪每完成一部著作，都会请自己的夫人题写封面。《论再生缘》完成了，封面依然由唐筼题写。只是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这部闪耀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灵光的稀世珍品，当局不予正式出版，陈寅恪只能自己出资请人用蜡版刻印若干册，分送友人，以示志念。

此后，时年六十五岁的陈寅恪又强撑病体，开始撰写晚年最重要的一部大作《钱柳因缘诗释证稿》，也就是后来轰动海内外的皇皇大著《柳如是别传》。

对于撰写这部大著的缘起，陈寅恪曾提及是少年时在南昌居住期间，一日偶随父亲夜逛书肆，购得钱牧斋序文之《吴梅村集》，读后竟至入迷，经年不忘。后来陈寅恪对文学兴趣大增，并致力于钱谦益与柳如是因缘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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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年后，陈寅恪于抗战逃死之际，在昆明偶得常熟白茆[máo]港钱氏故园中红豆一粒，再次勾起了对往事的回忆。倏忽二十年过去，渐入老境的陈寅恪在肉体与精神陷入无限痛楚之中时，藏置箧笥的一枚红豆，触及了蛰伏于心中的相思之泪与追述之门。由钱柳因缘继之想到了明末清初宁死不屈的一代奇女子柳如是，柳如是的光芒灼亮了陈寅恪的心胸，成了陈寅恪精神的寄托和心灵的慰藉，躁动于心中的情感岩浆由此狂泄而出，洋洋八十余万言的皇皇大著就此开篇。

《柳如是别传》堪称陈寅恪晚年学术生涯中“发覆”的“典范”之作。对于这样一位“才学智侠”俱全的民间奇女子来说，其身世之所以不彰，正是因为“当时迂腐者”和“后世轻薄者”的讳饰诋诬与虚妄揣测，导致人事全非，声名湮没。因此，陈寅恪发出了“明清痛史新兼旧，好事何人共讨论”的感叹，立志“推寻衰柳枯兰意，刻画残山剩水情”。陈寅恪对著述结构和内容如此安排，除了柳如是本身“待发之覆”的材料很多，还包含了陈寅恪对柳如是的“情有独钟”，认为她是可以与自己在心灵深处对话交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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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往历史叙述的语境中，柳如是不过是明末清初一个倚门卖笑的烟花女子，钱牧斋更是卑鄙无耻的下流人物。1931年5月，傅斯年在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封面上题了如下的几句话：“此老行事奇丑，斯文之耻辱，人伦之败类也。然卅载风流，数朝掌故，其书固不可删，存之益彰其丑焉。”从傅氏尖刻的言辞中，可见知识分子阶层对钱谦益的普遍态度。陈寅恪在对钱柳著述“发覆”之后，肯定了柳如是乃一位具有民族大义，有气节、有主见的忠烈才女。而柳如是被厚诬、封杀、讹传、扭曲的生命形态，十分类似于现代中国翻天覆地的历史进程中，中国文化自身的历史与命运。因而陈寅恪的发覆祛疑之功，透过为钱柳二人辩诬洗冤的表层，暗含为中国文化在现代的历史命运清洗烦冤、发覆祛疑的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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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倚门卖笑的弱女子，在明清易鼎之际，竟比五尺男儿更看重家国、民族大义，秉持独立思考、拒绝歪曲自己的学术，以投世俗之好的凛然正气。这使身处那个年代里的陈寅恪心通意会，发思古之幽情，探文化之良知，求天道之转圜。正是这样的品质才促使一位目盲病弱的老人，在内化于史料的同时有了新的感悟和生命体验，才不惜于暮齿之年穷竭心力，为这个被士大夫轻蔑的奇女子立传，以彰显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这部“痛哭古人，留赠来者”的大书，以其丰富的史料和精密的排比、考据，与穿插其间的天才感悟融为一体，浓缩了陈寅恪一生的学养和志趣，无疑是百年中国一位大学者奉献给人类的世纪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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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6月10日，已是七十三岁高龄、双目失明的陈寅恪入浴时不慎滑倒于浴盆中，右腿股骨颈跌断，次日进中山医学院第二附院救治，因疼痛过度，三天昏迷不醒。医生虑其年纪偏大，若开刀手术其体质难以承受，经家属同意和醒来的陈寅恪本人认可，乃采取保守之物理疗法，但效果不佳，从此断肢再也没有复原。

目盲足髌的陈寅恪失去了活动能力，整日躺在床上，或被抬放到一张矮脚藤椅上静坐，外界的光明与他已彻底绝缘，只有无尽的黑暗和孤独与他为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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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此艰难时局与破碎心境中，陈寅恪立下了在撒手归天之前，完成最后一件因缘大事的雄心大愿，遂加快了《柳如是别传》的创作进度。在助手黄萱的协助下，他不惮辛苦，经之营之，钩稽沉隐，终于在1964年夏完成了这部长达八十余万言的皇皇巨著。

这部前后历经十年的心血之作，为中国历史传记文学开一崭新篇章，其中的甘苦与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之气概。而这一“鸿篇巨制”的萌生问世，发轫于少年，志成于人生暮年，是陈寅恪所构建的托其心志、明其理想的又一心灵丰碑。正如日本东京大学教授池田温所言：“若非有无比坚毅之心力和不屈信念，焉能完成此大业！人类文化史数千载中，失明史家之能撰大著，其类殆罕；陈先生之业绩，称为20世纪中国史学界这一大奇迹无不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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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柳如是别传》之后，身处逆境且行将就木的陈寅恪倾尽残生，以蜡炬成灰、泪尽泣血之志，着手书写生命中的最后一部著述《寒柳堂记梦》，记述其三世家风及本身旧事，作为对这个世界最后的告别。

令他始料不及的是，未及定稿，“文化大革命”爆发，助手黄萱被赶走，自此陈寅恪夫妇身陷囹圄，开始了更加悲怆的人生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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溘然长逝，遗恨乾坤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批判吴晗《海瑞罢官》，揭开“文化大革命”序幕，随后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席卷了神州大地。目盲足膑但心灵极其敏感的陈寅恪预感到自己即将大难临头，难逃罗网。于是写下《丙午春分作》，道出了自己末日来临的心境：

洋菊有情含泪重，木棉无力斗身轻。

雨晴多变朝昏异，昼夜均分岁序更。

白日黄鸡思往梦，青天碧海负来生。

鄣羞茹苦成何事，怅望千秋意未平。

果不其然，1966年7月，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声浪中，中山大学的“革命者”闻风而动，开始造起反来。霎时，整个校园内鸡飞狗跳，大字报铺天盖地。陈寅恪也由原来的“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变成“牛鬼蛇神”“封建余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同时被指斥为大肆挥霍国家财产的“罪魁祸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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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来势凶猛的征讨攻伐和加在自己头上的一连串罪名，有一天，陈寅恪突然问助手黄萱“反动”二字如何解释，黄萱无以回答。对此，黄萱回忆说：“可见当时所谓的‘革命行动’，连博通今古的陈先生，也莫名其妙，何况他人！这怎能不使国内的爱国知识分子为之一哭！”只是，对陈寅恪来说，能“为之一哭”已是极大的幸运，很快，他将连一哭的机会和能力都不具备了。

在神州鼎沸，子夜唯闻唱鬼歌的阵阵呼啸声中，陈寅恪的三位女儿被发配到外地劳动改造，跟随陈寅恪多年的助手黄萱被造反派赶走，一直照顾陈寅恪夫妇的护士被撤除，陈寅恪工资停发，个人存款被冻结，并以中山大学“特号反动权威”之罪被批斗。可怜两位老人一个目盲足髌，一个体弱多病，因生活无着，只得写“申请书”上呈学校党委，请求恩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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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被保留下来的“申请书”大意有二：一是陈寅恪心脏病加重，为维持残弱的病体，在粗食已经难进，只能进流食的情况下，请求用自己被冻结的一点儿积蓄，每日购买四支牛奶以维持生命。二是请求保留一位老工友，“协助厨房工作，协助扶持断腿人坐椅上大便。唐筼yún力小头晕，有时扶不住，几乎两人都跌倒在地。一位工友工资二十五元，饭费十五元，可否每月在唐筼活期存款折中取四十元为老工友开支。”。

意想不到的是，尽管陈寅恪夫妇只是想用自己的一点儿存款维持残生，但还是没能得到批准。

尽管“申请书”未得到批准，但陈寅恪夫妇还是没有上吊、投湖或像他们的晚辈人物汪篯一样抱着毒药瓶当烈酒痛饮一番，然后以头撞墙，了结此生。陈寅恪作为历史文化的承载者和“托命之人”，自然知道自己的分量和生存的意义，他还要继续顽强地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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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山大学留存的有关“密级”材料显示，早在1959年，陈寅恪就与校方有过数次严重冲突，在致校方的抗议信中有“走或死皆不甘心”之语。1963年，陈寅恪更向家人表示：他死后要把骨灰撒到珠江黄埔港外，以免别人利用他的死开追悼会。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中山大学编写的一份“形势报告”中称：“反动学术权威陈寅恪，对于蒋家王朝的覆灭，‘对于亡国、共产党是不甘心的’。他声称‘不吃中国面粉’，‘不为五斗米折腰’。他狂叫‘兴亡遗恨尚如新’。他还说，‘死了以后，骨灰也要抛在大海里，不留在大陆’。……他要至死不变，就让他带着花岗岩脑袋见上帝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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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是否真的说过这些话，在什么状况和心境下向谁说过，“形势报告”没有表明，后人难以确切地得知。但造反派让他“带着花岗岩脑袋见上帝”的决心已经下定。

造反派按既定方针加大了对陈寅恪的折磨与攻伐力度，陈家居住的校园内东南区一号楼很快被大字报覆盖，远远望去如同一口巨大的黑白棺材兀立于树木丛生的校园一隅，望之令人恐惧惊悚。

在皮带飞扬、棍棒森森与阵阵口号声中，一张张大字报很快由楼外糊到了室内，门脸、衣柜、床头，直至糊到了陈寅恪的衣服和头上。陈寅恪的躯体霎时被白纸黑墨所包裹，难辨人形。对此，唐筼以无限的感伤之情发出了“人还没死，已先开吊了”的哀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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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反派们见陈家虽已“开吊”，但人还活着，为做到名副其实，索性进行抄家与劫掠财物的大规模行动。凡屋内可拿之物，大至落地收音机，小至茶杯瓷瓶，无所不拿，无所不夺，拿不走的盆盆罐罐便摔碎砸烂。不到一天工夫，家中完整的日用品荡然无存。有几个造反头目在翻箱倒柜中发现了唐筼先祖遗留的一点儿纪念性首饰，开始哄抢起来。唐筼见状，想到这是先祖遗留下来的东西，意义重大，不可轻失，所以以孱弱之躯冲上前去制止。造反的头目们转过身来，一顿乱拳将唐筼打倒在地，将饰物抢劫一空。

尽管此前陈寅恪以悲愤决绝的态度告诉回家探望双亲的女儿小彭“我将来死后，一本书也不送给中大”，但他后半生积攒的书籍全部被造反派查封，手稿被掠。陈寅恪历尽千难万险，经过十几年战火侥幸保存下来的20余封祖父往来手札亦被劫走。

最后的结局是，陈寅恪所有藏书全部落入中山大学与中大造反派某些人之手，甚至连当年陈寅恪为撰写《柳如是别传》向蒋天枢借阅的珍贵抄本《有学外集》12册，也被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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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几次“战斗洗礼”，陈家财物尽失。造反者们眼见已无油水可捞，而陈寅恪还躺在床上哼哼唧唧地喘着气息，为达到尽快让他“带着花岗岩脑袋见上帝”的目标，造反派头目心生一计，命人把陈寅恪抬到学校大礼堂“斗鬼台”让革命群众揭发批斗。唐筼见状上前阻止，又被打倒在地。后来多亏陈寅恪的学生刘节教授及时赶到并冒死劝阻，以自己代替老师挨斗的条件换得陈寅恪没有被强行抬走。而站在“斗鬼台”上的刘节，被造反派用最新发明的“喷气式”批斗方法羞辱折磨一番后，问其有何感想，刘节慨然答道：“我能代表老师挨批斗，感到很光荣！”这句足够“有种”的话语给了造反派们意想不到的震慑。最后，对方只是给刘节一顿耳光外加拳脚作为教训了事，没有再坚持把陈寅恪抬到“斗鬼台”当众批斗。

免登“斗鬼台”的陈寅恪，最终也并未免掉坠入死亡之谷的悲惨命运。为验证“陈寅恪是否有惊人的记忆力和渊博的学识”，造反派将他拖下床来，强迫他下跪背诵《毛主席语录》，倘若不肯背诵或有一句背错，便遭到一顿“徒有虚名”“装神弄鬼”的辱骂，外加一顿铜头腰带和棍棒敲头的频繁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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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过几天，造反派们又心生奇计，将高音喇叭搬进室内，绑到了陈寅恪的床上。每当“革命者”呼声响起，整个陈宅如狂飙突至，风雷激荡。陈寅恪夫妇未闻几声，即感天旋地转，双双心脏病复发，口吐白沫，倒身不起，世间发生的一切就全然不知了……

1969年春节后，陈寅恪一家被扫地出门，此时陈寅恪病体已经衰弱到喝一点儿汤水之类的“流食”都非常的困难，偶尔有亲友躲过造反派的监视偷偷登门拜望，他躺在病榻上说不出话，也哭不出声，只是眼角不断有浑浊的泪水流出，望者无不凄然。身处困厄绝望的陈寅恪自知自己和妻子将不久于人世，悲凉无助中，夫妻相对而泣。奄奄一息的陈寅恪怜夫人之悲苦，叹命运之困厄，天道不还，心怀无尽的怨愤与痛楚，留下了生命中最后一曲挽歌《挽晓莹》：

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肠断史。

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25 杀青段

1969年5月5日下午6点三刻，躺在床上气脉已竭的陈寅恪，再次被迫向当权者做“口头交代”。陈寅恪有“我现在譬如在死囚牢”之语，终至泪尽泣血，口不能言方休。延至10月7日晨5时30分，心力衰竭的陈寅恪于凄风苦雨中溘然长逝。一个月后的11月21日，唐筼因伤感太甚，刺激太深，加之环境极度恶劣，遂于病中撒手人寰，追随陈寅恪而去。

泰山其颓，梁木其坏，哲人其萎。三百年乃得一见的史学大师就此远去。

“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这是陈寅恪为沉湖而死的王国维撰写的纪念碑文，更是自己一生追求和坚守的永恒信念。

本册完结

编者曰：

陈寅恪先生这样的旷世奇才竟落得如此结局，编者整理至此已泪流满面哽咽悲愤不已。自古文人清高，至纯至真之人颇多，但如先生这般不顾自身健康安危、全身心投入研究撰写、为后人留下如此丰厚的精神财富者却不多，因对先生之景仰膜拜不仅仅是才情，更是人品。大师风骨三百年得一见，可叹生不逢时历尽苦难遭此人间一劫，愿先生的精神永存光辉普照，照亮更多人前行求索之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