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大师列传06

陈寅恪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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栖身岭南，桃源短暂

1948年，陈寅恪带着家人离开北平后，就前往广州岭南大学任教。

岭南大学是由美国基督教牧师哈巴在光绪十四年创建的广东第一所大学。1927年交由华人管理。岭南大学虽为基督教人士私创，但不属于任何宗派，宣扬宗教信仰自由。广东诸多名人，如陈少白、高剑父、冼星海、廖承志等都出自岭南大学。

校长陈序经也是岭大出身，他二十多岁就游学美欧，后来以主张“全盘西化”论驰名学界。陈序经虽然小陈寅恪十三岁，但与陈寅恪却是旧识。

陈序经上任于政局风雨飘摇的年代，为了使岭南大学有所作为，不辞辛苦的穿梭于南北，聘名人，跑经费。为岭大罗致了不少国内的一流学者。如王力、容庚、冼玉清、李沧萍，此外还有张纯明、梁方仲、姜立夫等，皆一时之选。

02

陈寅恪抵达岭南大学后，对这里的环境非常满意。岭南大学虽然没有北平繁华，但是这里翠竹成林，鸟语花香，再加上湿润的气候，对陈寅恪夫妇的健康大有好处。

而且陈序经知道陈寅恪眼睛不好，为表诚意，还特意修了一段平坦的水泥路。陈寅恪将这里当成是自己晚年的世外桃源，然而这样惬意的生活仅仅只维持了几个月。

1949年，国民政府随其军队节节败退，所控国土亦大片失守。与此同时，物价如脱缰之马，难以控制。法币从抗日战争前的14亿猛增到了1948年8月的660万亿，11年间增加了471429倍。法币作为货币的信用已经丧失，整个货币处在崩溃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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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为挽救其财政经济危机，维持日益扩大的内战军费开支，决定废弃法币，改发金圆券，强制将黄金、白银和外币兑换成金圆券。然而金圆券贬值更快，不出十个月，发行额增加了65万倍，批发物价随之上涨了120万倍以上，大量城市中产阶级因此破产。

为此陈寅恪愤而作《哀金圆》长诗一首，以弹唱人口吻，用浅白的七言诗句诉说着人民的苦难，全诗长448言，词直气畅，悬河泻水。开头是这样写的：“赵庄金圆如山堆，路人指目为湿柴。湿柴待于尚可爨[cuàn]，金圆弃掷头不回。”湿柴，指的就是无用的东西。

长诗历数金圆券与人民的灾难后，笔锋一转道：“党家专政二十载，大厦一旦梁栋摧。乱源虽多主因一，民怨所致非兵灾。”可见，陈寅恪对国民党政府腐败的态度，是多么痛心疾首。

04

此时，广州已岌岌可危。国民党当局为在撤台前完成“抢救学人计划”，屡次动员陈序经、姜立夫与陈寅恪等人离开广州飞往台湾，甚至对陈序经直言：如果陈寅恪答应去香港，马上给他十万港元和新的洋房，而在台湾的老友傅斯年也多次来电催促陈寅恪尽快动身。

面对优渥的条件，年近花甲的陈寅恪选择了拒绝，他坚持留在大陆，直至撒手人寰。

陈寅恪说：“傅斯年多次来电催往台湾。我坚决不去。至于香港，是英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殖民地的生活是我平生所鄙视的，所以我也不去香港，愿留在大陆。”

05

转眼，时间来到了1952年，陈寅恪一直担任岭南大学历史系教授。据蒋天枢撰写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记载：陈寅恪初到广州岭南大学，兼任中文、历史两系教授，助教是黄如文。这黄如文是一个广州人，每次读古书资料和回答问题，都用粤语，陈寅恪只能听得一通呜哩哇啦，并不知道他表达的是什么意思。正在痛苦烦躁之时，曾在北平协助过陈寅恪工作的程曦正好在岭南大学中文系任助教。所以后来就由程曦代替黄如文作为陈寅恪先生的助教。想不到的是，1951年有以讲师职位聘请程曦的人，所以程曦坚决不再协助陈寅恪先生做事。后来陈寅恪便辞去了中文系的教职，专任历史系教授”。对此，蒋天枢在《事辑》中披露，陈流求曾在给他的信中说：“两老都曾亲自告诉我，对程曦的事很生气。”但是人各有志，既然程曦不愿做大师的助手，也只能以“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的老对策，任其自然了。这位程曦于1951年10月赴香港大学任教，八年后转赴美国高校教授中国戏曲史，活得还算快活。只是他的突然离去使陈寅恪无法上课，只得暂由陈夫人唐筼（yún）接任助手，但毕竟唐筼身体有病，无力长期承担如此沉重的工作，只能苦撑以待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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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个时候，一个高个子、白脸、留分头的青年学者，来到了中山大学康乐园陈寅恪家中，此人便是陈寅恪早年的弟子兼助手、时年三十八岁的汪篯（jiǎn）。

在随后两年多的时间内，汪篯吃住都在恩师家中，与陈寅恪朝夕相伴。他不仅协助陈寅恪著述与修改、校正书稿，且能提出自己的见解，并为导师所接受和采纳。

1952年2月，汪篯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二年被保送到北京马克思列宁学院带职学习，很快就成为一位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追随者与前途可望的后备“文化班头”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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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1953年，北方不断有信息捎来，说“政府希望陈先生北返”。当时已成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陶孟和专门托在中大任教的梁方仲探询陈寅恪北返之意，并透露出迫切之情。陈寅恪的一些故旧门生在吴晗等人的撺掇下，也寄信劝其重返清华，但是都被陈寅恪拒绝了，后来他在致朋友杨树达的信中说道：“弟畏人畏寒，故不北行。”

有研究者说，一个“畏”字神形俱现地表达了陈寅恪的思想与感情。“畏寒”自是一种推托的理由，抗战前在清华研究院做导师时的陈寅恪尚生活得自由自在，岂有“畏寒”之理？而“畏人”才是他内心的真实写照。不过，“这时陈寅恪独立的生命世界在岭南已重新构建完毕，生命意识在这重构的世界里再度勃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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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科学院高层正为派谁去广州劝说陈寅恪北返感到烦恼时，正在北京马克思列宁学院学习的汪篯（jiǎn）得此消息，主动请缨，欲充当南下劝说的“使者”。这个请求让正感左右为难的郭沫若等辈大为惊喜，当即表示准予此行。

于是，在马克思主义史学领域崭露头角、风头正健的汪篯，带着满腔热情和志在必得的信念，于1953年11月21日抵达广州后，仍像五年前在清华园一样，毫不见外地直接住进了陈寅恪家中。只是此时的陈寅恪和汪篯无论是在思想还是对社会的看法上，都与五年前大不相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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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气盛、不明就里的汪篯在陈宅住下后，没有意识到自己无论是从辈分、地位、学识等诸多方面，都不具备与陈寅恪展开正式对话的资格。更为致命的是，据说，汪篯在与陈寅恪的交谈中，以“党员的口吻”“教育开导的口吻”，“不知天高地厚”地向陈寅恪进行严肃且政治味十足的谈话。此举令陈寅恪勃然大怒，竟脱口说出了“你不是我的学生”的激愤之语。

遭此棒喝，汪篯才如醍醐灌顶蓦然意识到大事不好，当年的一家人现在很难再说一家话了，自己这个苏秦、张仪当得并不成功，而且很窝囊、很失败。在惊愕惶恐中汪篯的头脑稍微清醒了，但师徒已经反目，挽回似无可能，汪篯只好灰头土脸地搬出陈宅到中大招待所暂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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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几天，尽管汪篯又做过许多亡羊补牢式的努力，但陈寅恪怒气未消，总不释然。当然，陈寅恪之激愤并不只是对汪篯本人，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郭沫若等搞的那一套“新史学”。

陈寅恪认为新中国成立后，真正的史学得不到发扬光大，反而所谓“以论带史”的新史学大出风头，且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此种毁灭文化道统的行为，必将连同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一同毁亡。

汪篯知道自己的一切努力就此终结，只好长叹一声，带着惶恐、沮丧与深深的遗憾踏上归途。故都北京再也见不到陈寅恪那孤独傲然的身影，陈、汪师生缘分已尽，就此永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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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命河汾，壮志未休

汪篯的北返标志着陈寅恪对北京方面关闭了最后一道大门，也更意味着陈寅恪已决意选择一条“论学论治，迥异时流”的路。只是志向虽高，学问虽好，摆在陈寅恪面前的却是一个天翻地覆的新格局。

此时的“来者”似乎不再喜欢陈寅恪的志向，更不需要他的学说，因此陈寅恪在这条路上跋涉的身影也就显得分外孤独与凄凉。

据当时在中山大学中文系担任助教的郑孟彤回忆：“解放初期，人们对古典文学有一种偏见，认为古典文学是封建主义的东西，从事古典文学研究，没有什么意义。因此，我们系里三位助教都争着去搞现代文学或文学理论，不愿意搞古典文学。有一天，冼教授在校道上碰见我，她主动地对我说：‘詹先生说你很爱好诗词，也写得不错，为什么你不到我们古典文学教研室来？这不是很符合你的爱好吗？’”在冼玉清的诚恳邀请下，郑孟彤才答应到古典文学教研室工作。这是1952年秋天间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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冼玉清口中的詹先生指的是詹安泰教授。詹安泰教授一直在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的理论，下决心‘十年不读线装书’，但是在1957年“反右”风暴一开始，就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成为‘不耻于人类狗屎堆的反动派’了”。此种怪异现象，早在炮火硝烟刚刚散去的1950年早春，就如同核裂变一样在全国四面开花，并向神州大地每一个角落蔓延开来。

延至1955年，形势对陈寅恪更加不利。这年9月19日，陈寅恪致史家唐长孺函，说：“寅恪于时贤论史之文多不敢苟同，独诵尊作辄为心折。”又说：“寅恪壮不如人，老更健忘，复以闭门造车之学不希强合于当世。近数年来仅为诸生讲释唐诗，聊用此糊口。”用此“糊口”是自谦，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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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不合时宜，陈寅恪仍顽强地同时势抗争，在个人研究著述的同时，以坚忍的毅力继续“为诸生讲释唐诗”，以实现萦绕于脑际久久不能割舍的“续命河汾”之志。然而，想以一己之力，秉持这种特立独行的品格和独立自由的追求，陈寅恪就注定要在这寂寞的精神世界里不合时宜地踽踽独行。

因陈寅恪双目已经失明，又多病缠身，出入不便，在校方的特许下，授课安排在寓所楼上进行。陈家的二楼小客厅连着一条宽宽的内走廊，此处就是授课的临时教室。在助手黄萱的布置下，靠窗边安排了十来张桌椅，正面放了一张老式藤椅，旁边安置一块小黑板，以供陈寅恪授课之用。在这个简陋的小小讲堂上，陈寅恪展开了他胸中万壑松涛，一幅幅鲜活的历史画卷展现在弟子们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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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听过课的学生回忆，当时选修陈寅恪课业的同学达30多人，将二楼走廊占得满满的，有时来的人多，课桌缺少，廊上放着的饭桌也被同学当作书桌使用。每到开课的时候，同学们早已在廊内恭候，只见一位目不能视的瘦弱老人身穿一袭长袍，天寒时犹戴上一顶瓜皮帽，身上再裹马褂，由助手黄萱或夫人唐筼从内室缓缓搀扶而出，在一把矮脚藤椅上慢慢坐下。老人用空茫的眼神扫视自己并不可见的学生，30多双眼睛都庄重肃然地静静注视着这位鼎鼎大名的学术大师。少顷，老人眼睛半睁半闭着开始授课，同学们静心聆听的同时认真做着记录。

这一时期，陈寅恪所授课业是他耗数年心血研究的新成果“元白诗证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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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史学绵延不绝的长河中，以文或以诗证史，前贤曾有过尝试，但收效甚微，真正大量付诸实践并有卓越创获者则始自陈寅恪。

陈寅恪认为，中国史籍与外国的不同之处，往往在于每天每事都有记载，这是中国史籍最宝贵的财富和特色。中国诗歌与外国诗歌的不同，是中国诗歌多具备时、地、人等特点，有很大的史料价值，可以用来研究历史并弥补历史文献记载的缺失。陈寅恪把以文和以诗证史的工作视为新开辟的史学园地，并以唐诗为研究对象加以精耕细作，除了“在史中求史识”，还要得出“历史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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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超越前贤大儒的独特方法是：先对诗中资料的真实性、时间性、地方性做详细查考研究，再根据当时发生的情况、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以及每一个人的社会背景及思想情感，断定该资料是否有用和可用，从而寻出意义之所在。有时为探究一个问题，需要连续思考几天几夜，以致夜不成寐，患了严重失眠症。

对此，陈寅恪曾对助手黄萱说：“晚上想到的问题，若不快点交代出来，记在脑子里是很辛苦的。”

正是因为陈寅恪的聪慧和辛苦劳作，才为这门学问于荒凉的荆棘中开辟出一方崭新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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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通常的情形，陈寅恪每对学生讲解一段知识，便问对方“这样讲是否可以，听得懂吗，有何问题要问？”而每问必答，且想方设法给予合理的解释。在一次课上，陈寅恪讲诗歌《卖炭翁》，当他讲到卖炭的老翁早晨赶着牛车进得长安城，“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一句时，学生刘隆凯突发奇想，认为“回车叱牛牵向北”中的车本来朝北，如何又向北？其间必有变故，可能是老翁见黄衣使者到来南逃未果的潜在情节。

于是，刘隆凯把这一疑问写一纸条交给黄萱，心中期待黄女士在方便的时候给自己解释几句，但直到下课却没有听到回答。刘隆凯后来回忆说：“这也是我想到了的，浅薄之见也可以不予置理。不想，有一天，陈先生在讲课当中，突然换过话题，提到了我提出的问题。大出我的意料，他出语就夸奖我，一再说我肯用心思考，真令我心潮激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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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课之后，陈寅恪又让黄萱把刘隆凯单独领进内室的书房，让黄萱拿出线装的《两京城坊考》等书籍给刘隆凯观看。这是陈寅恪前几日经过思考后想到的，他认为这些古籍可以进一步帮助刘隆凯解答疑难。对此，陈寅恪曾对黄萱说：“人家必会以为我清闲得很，怎能知道我是日日夜夜在想问题、准备教学和做研究工作的。”

看着目盲病衰的老人如此执着，刘隆凯很是感动，认为老师的关怀看似对自己一人，其实是想借此来启发年轻人，希望大家多去思考以寻求学术上的突破。而这康乐园中耳提面命、亲切教诲的一幕，也成为后学心中一道永恒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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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隆凯可谓是老师的“后世知己”，陈寅恪深知中国学问博大精深，尚未开拓的领域实在太多，他要开风气，提示后学一些可走的新路并加以指导，给学生独立思考的机会和启迪，让这些后学们知道如何沿着这条新路走下去。此点正如劳榦在总结陈寅恪教学思想和方法时所言：“他深深地知道‘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一切伟大的成功都建筑在许多人许多时候辛苦经营的基址上，所以他的路线很显然的只是为别别人测量基址，指示别人去画蓝图。”

可惜，政治气候的持续恶化，终于使陈寅恪不能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了。“守先哲之遗范，托末契于后生”的理想终成梦幻，康乐园不辍的弦歌遂成为一曲广陵绝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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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名沉寂，残阳如血

历史的脚步迈入1957年，全国性“反右”运动开始。躲在中山大学校园里整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生怕惹火烧身的陈寅恪也未能幸免，虽侥幸未被划为“自绝于党和人民”的“右派”分子，但仍被划入“中右”圈内受到监控。这个特殊待遇，据说还是受到了周恩来与掌握广东省的高官陶铸等人的暗中关照才得到的。

1958年3月，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引来了问题，北大校内立即掀起了批马诛马运动。孤军奋战的马寅初以“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强硬态势与对立面展开论战甚至混战，一时举国震动，天下胆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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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全国各阶层、各色人等对马寅初兴师问罪之时，南北两地的学术界高层仍没忘记隐居在岭南的陈寅恪，尽管他的肉身已瘦弱不堪，走路十分困难。自感在几年前差遣汪篯南下邀请陈寅恪无情遭拒而大栽脸面的郭沫若，与中科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所长范文澜等，趁机向陈寅恪发难，借此展开对其围攻和敲山震虎式的攻伐。

范文澜公开说：“胡适，经过我们近几年来大规模的批判，一般地说，我们史学界已经看清楚了。但还有两种人：一种是自觉的胡适门徒，直到今天还坚持学术独立的看法，拒绝学术为政治服务，也就是拒绝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六亿人民服务；也就是拒绝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运用到自己的学术研究上去。这种人是极少数，但是必须对他们开战。”又说：“这里面也必然存在着兴无灭资和兴资灭无两条路线的斗争。不是无灭资，就是资灭无，想妥协并存是不可能的。”此时的范文澜尚只是含沙射影地把矛头对准陈寅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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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远在岭南的中山大学领导者已嗅出了火药喷射的味道，以杨荣国为代表的历史系领导开始集中火力对历史系几员老将岑仲勉、刘节、梁方仲等人展开批判。岑仲勉属于罕见的学问大家，且与陈寅恪属于同辈人物。梁方仲与刘节都是陈寅恪学生辈人物，尤其刘节原为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二届学生，是王国维与陈寅恪指导的研究生。

在批判岑、刘、梁等人的同时，杨荣国与校领导自然知道还有一个大人物此时蛰伏在深宅里不知内心在想些什么，说不定在哪一天夜里就呼啸而出，对“革命运动”进行反扑，这个人就是陈寅恪。校内领导和历史系的杨荣国等当权者，一刻也没有忘记陈寅恪的存在，并将其视为系内外“白专道路”的代表，是飘浮于中山大学校园上空最大的一杆白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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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5月16日，郭沫若在《关于厚古薄今问题——答北京大学历史系师生的一封信》中说：“资产阶级的史学家只偏重资料，我们对这样的人不求全责备，只要他有一技之长，我们可以采用他的长处，但不希望他自满，更不能把他作为不可企及的高峰。我们需要超过他。就如同我们今天在钢铁生产等方面十五年内要超过英国一样，在史学研究方面，我们在不太长的时期内，也要超过陈寅恪。这些话我就是当着陈寅恪的面也可以说。‘当仁不让于师’。陈寅恪办得到的，我们掌握了马列主义的人为什么还办不到？我才不信。一切权威，我们都必须努力超过他！这正是发展的规律。”

该信于6月10日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随后又被《人民日报》转载，全国大小知识分子为之震惊，并迅速引来了一批跟风溜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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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陈寅恪蛰伏羊城“作哑羊”已有数载，声名沉寂，自是不为外界世俗人士所知，北京大学等学校的青年教师与大学生根本就不知道陈寅恪是何方神圣。1961年夏秋，当吴宓从重庆前往广州探望陈寅恪时，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寅恪兄双目全不能见物，在室内摸索，以杖缓步；出外由小彭搀扶而行。面容如昔，发白甚少，惟前顶秃，眉目成八字形，目盲，故目细而更觉两端向外下垂。然寅恪兄精神极好，撮要谈述十二年来近况：始知党国初不知有寅恪，且疑其已居港。”连嗅觉灵敏的人物都不知其下落，后起的一群年轻娃娃，又如何晓得陈寅恪的死活？

因为郭沫若的“雄文”发表和“赶超”的需要，一些教师与学生，才在批判会上从一些老教授嘴里知道了陈寅恪的大名和他不可企及的巨大学术能量。想不到偏远的岭南卑湿之地，还蛰伏着如此威猛强悍的庞然大物，这个意外发现令小子后生们着实吃了一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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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派喧嚣中，针对陈寅恪游学四方，饱读诗书，记忆力惊人的特点，有年轻的“天才”学生想出了一个在短时间内超过陈寅恪的办法，即组织几百人的阅读团，按照陈寅恪研究的范围搜集图书杂志阅读，假如每人读十本书，几百人加起来就是几千本，若再点灯熬油地奋斗一番，完全可以在几个月内超过陈寅恪读书的数量，如此便可轻易地赶超这个从旧社会过来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一时间，“每个学生读几本书，加在一起赶超陈寅恪”的口号，在全国高校甚至社会上流行起来。

面对这一离奇的时髦风尚，194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时任《大公报》记者组副主任的萧离，感到不可思议，所以专门来到北大校园，征询与陈寅恪友善的北大历史系教授向达的看法。向达听罢颇为不屑地答道：“一个人读几百本书和几百人读几百本书大概不一样吧。”尽管不一样，但这个赶超陈寅恪的读书运动，还是在“红旗招展，锣鼓喧天”的政治氛围中不断升温膨胀地鼓荡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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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拔白旗”运动展开，一些人突然发现，作为学术大师、文化昆仑的陈寅恪已用不着赶超了，直接作为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拔掉推倒就行了。于是，拔掉陈寅恪这杆迎风飘扬的资产阶级白旗运动又成为了先锋号角。

陈寅恪的一个学生辈人物，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当时在河北天津师范学院历史系任教的胡如雷闻风而动，很快搞出了一篇针对陈寅恪的批判文章，说：“解放几年来，陈先生发表的几篇文章，还原封不动地保持了二三十年前的面孔，我们从这些文章中嗅不出一点马克思主义的气味，这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持对抗态度的具体表现。”

27 杀青段

胡如雷不愧为雷厉风行的行家，这是继郭沫若、范文澜等高层人物之后，作为低层人物向陈寅恪拉响的第一颗地雷。以专门编选研究墓志为业，在圈内小有名气的陈柏泉，为表现个人之勇和抢风潮之先，不甘落后地找来陈寅恪几篇论文一通乱翻，而后寻章摘句，“对号入座”式地口诛笔伐起来，说道：“翻阅解放后陈先生的全部文章，其中找不出丝毫马列主义理论的运用，这在解放多年的中国史坛上是一个空前的怪事。”

当年陈寅恪冒着炮火乘国民党政府派出的飞机离开北平的时候，曾有“众生颠倒诚何说”之慨，如今面对这位陈柏泉，病卧岭南“作哑羊”的陈寅恪又该说些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