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淮军，声名鹊起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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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1 年 8 月，咸豐帝駕崩。年僅 6 歲的同治帝繼位。11 月，慈禧發動宫廷政變，宣布垂帘聽政。早在 1860 年 5 月，太平軍第二次攻破江南大營之後，清軍在長江下遊已經失去了最後一支主力。雖說 1861 年湘軍收複了上遊的安庆，但由於太平軍的猛烈攻勢，江南的地主和豪紳紛紛逃到了上海。為了自家利益，雲集上海的豪紳階級開始設想種種辦法以求自保。他們派出代表錢鼎铭等一行人，前去安庆面請曾國藩派兵援沪。錢鼎铭拿出當年春秋時期楚國貴族申包胥請求秦兵援助的招式，每日到曾國藩處痛哭，弄得曾國藩一看見他就頭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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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鼎铭還提出，上海的豪紳願意每月籌集軍饷 60 萬兩給湘軍。但是曾國藩考慮上海地處偏遠，又恐分兵不利，所以沒有答應他們的要求。錢鼎铭是個公關的良才，他利用自己的父親是李文安同年的關係，開始轉而遊說李鸿章，並終於把李鸿章說動了心。李鸿章勸說曾國藩，說現在湘軍軍費緊張，上海豪紳肯每月給我們60萬兩，能幫我們很大的忙。另外保住上海，對我們也是好事，我們何必要將他們拒之門外？於是，曾國藩同意派兵入沪。曾國藩對於入沪人選進行了仔細的分析，開始，他選派自己的弟弟曾國荃。可是，曾國荃一心想拿攻克天京的首功，對上海之事根本沒有興趣。曾國藩又邀請湘軍老將陳士傑出山，可是陳士傑以老母需要照顧為理由，拒絕了曾國藩。曾國藩想來想去，最後，把這個任務交給了李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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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1 年 12 月，曾國藩考慮湘軍無可分之兵，於是命令李鸿章招募新兵援助上海。李鸿章想到上海人地生疏，不如直接回老家安徽招募淮勇。其實曾國藩很早之前就有建立淮軍的計劃，此次讓李鸿章擔當此任，應了天時地利人和。李鸿章有在安徽幫辦團練的基礎，加上在曾國藩身邊多年，耳濡目染，學習到很多帶兵之道，所以信心百倍，覺得自己一定能做好這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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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招募淮軍，首先想到的是老家合肥東鄉的團練，但遺憾的是自己的舊部早已星散了。於是，他想起以前合肥西鄉的一些辦的不錯的團練來。當時西鄉三山的一些民辦團練比較有名。他們分別是：週公山下的張樹生、張樹珊兄弟的張老圩；大潛山北的劉铭傳的劉老圩；大潛山西南的唐氏兄弟的唐老圩；大潛山南的董鳳高董老圩；紫蓬山的週氏兄弟的週老圩。此外還有一些官辦的團練，如紫蓬山就有解先亮帶領的葉誌超等人。在上述團練隊伍中，最能打仗的是張氏兄弟、劉铭傳和週氏兄弟的三支。先此，他們三人曾效仿劉關張桃園三結義，發誓要做出一點功業來。當聽說李文安的兒子李鸿章在辅佐曾國藩，張樹生曾寫信給曾國藩表達過豪情壯誌。當時，曾國藩看完信後，對李鸿章說，此人猶如東晋的祖逖。張樹生年龄較大，得過廪生的功名，是三個人中間的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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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在安庆招募的團練中，最早編練的就是張樹生統率的樹字營，劉铭傳統率的铭字營。隨後是週氏兄弟的盛字營和李鹤章招募的人。還有三河潘鼎新和庐江吳長庆的隊伍分別被編為鼎字營、庆字營。樹、铭、鼎、庆等各支隊伍到達安徽安庆集合後，曾國藩提出要接見這些團練的頭目。在張樹生和劉铭傳等十幾個人來到曾國藩的大厅之後，曾國藩一直躲在屏風後面兩個多小時就是不出來，暗中觀察他們的反應。這些人當中，劉铭傳表現的最為憤怒，一直在大罵，而張樹生表現的最有耐心。曾國藩認為這兩個都是不錯的將才。由於招來的人馬大部分是新勇，缺乏實際作戰經驗，人數也不多，自然不足以保護上海。於是，李鸿章又從曾國荃那裡挖來了程學啟的開字兩營，並請求曾國藩從湘軍中調撥兵力給自己。這樣，淮軍初具規模，有了 13 個營，共6500人。李鸿章學習曾國藩训練湘軍的方式，训練淮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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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2年4月，淮軍在李鸿章的率領下，分批乘船前往上海。李鸿章從此開始了統率淮軍的漫漫徵程。湘軍和淮軍最初沒有太大的區別，但是由於曾國藩、李鸿章二人性格不同，帶兵策略不同，慢慢地湘軍和淮軍也有了很大的區別。但有一點是相同的，湘軍和淮軍都是以將領為中心，先立官，然後由官招兵。這樣，湘軍和淮軍慢慢地就成了“曾家軍”和“李家軍”，別人根本無法指揮調遣。他們各自擁兵一方，勢力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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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組建淮軍的過程中，由於急於求成，隊伍中成份複雜。李鸿章在任命統領時，看重能力，至於他們是否出身貧寒，是否有文化，都不是很在意。他鄙棄那些空有一肚子才學而不知世事之人，也不認為出身貧贱就低人一等，他甚至敢於任用盐販子出身的人和太平軍的降將。可見，李鸿章以後形成的最根本的治世思想——“務實”——這時候就已經開始有所體現了。

1862 年 4 月，李鸿章到達上海不到一個月，就受命署理江甦巡撫。年底，正式出任江甦巡撫。李鸿章的政治生涯裡，這是第一次擔任地方長官。第二年3月，李鸿章又兼任南洋通商大臣。當然，這都是得益於曾國藩的舉薦。曾氏在奏摺中稱李鸿章“勁氣內斂，才大心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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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到中年的李鸿章，此時已是手握兵權、政權和財權的一方封疆大吏，其仕途“從此隆隆直上”，開始了他在晚清政壇上纵橫 40 年的政治生涯。

李鸿章初到上海，就面臨太平軍第二次攻打上海。李鸿章知道如果沒有上海，自己的一切都將化為虛無。李鸿章也知道有太多的目光關注著自己，所以他絲毫不敢懈怠。他給自己提出“不要錢、不怕死”的六字方針，時時刻刻提醒著自己、鞭策著自己。由於淮軍中大部分人都是農民，他們初到上海的時候，上海的官員商紳和外國人看到這支腳穿芒鞋，布帕包頭，土裡土氣的隊伍，都忍不住哈哈大笑。他們懷疑這樣一支隊伍能否擔當起保衛上海的職任。為了自己也是為了這支剛剛建立的隊伍將來的命運，李鸿章始終對淮軍嚴格治理，加大训練強度，整頓軍中紀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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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軍每天在營房四週做防御工程，築高牆，挖深溝。他們築的牆高八尺，厚一丈，用土塊和草袋壘在外面，裡面是實土。牆上還有四尺高的子牆，上面有枪眼，士兵就守在子牆上面。牆外修了壕溝，配合绊馬桩、梅花坑、鐵蒺藜等障礙物。此外，淮軍還有嚴格的體能训練，例如要求士兵能跳上一丈高的房屋，越過一丈宽的壕溝抛火球要二十丈遠，腿绑沙袋一天要走 100 裡。

紀律整頓方面，每天中午晚上各點名一次，規定士兵不許擅自出營。絕不允許吸食鸦片。李鸿章還不斷設法鼓舞士氣，士兵的精神狀態良好，都盼著快點開戰，好試試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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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秀成率領十萬大軍對上海進行第二次圍攻時，上海的英法聯軍一再要求淮軍協同作戰，李鸿章對他們不予理會，要帶領淮軍進行獨立的戰鬥，1862 年 6 月，上海流行瘟疫，太平軍很多人染上疾病，李秀成決定撤離上海。撤退之前，李秀成先圍攻虹桥的程學啟部。李鸿章帶領隊伍前去救援。

這是淮軍和太平軍雙方第一次交戰，當時李鸿章帶來的是樹字營、春字營等。春字營很快就抵挡不住往桥邊逃跑，李鸿章正坐在虹桥桥頭督戰。他一把抓住帶隊的張遇春對士兵下令道：拿刀來把他的頭砍了！張遇春只好又帶人往回衝。張遇春是李鸿章的舊部，是李鸿章十分信任的人。但在大敵當前的時候，李鸿章就毫不留情了。經過虹桥、北新泾、四江口三場戰役，李鸿章率領淮軍守住了上海，使得那些最初恥笑淮軍是“乞丐兵”的人開始對淮軍刮目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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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之後，李鸿章開始整頓江甦省的吏治。他罷黜了一批官員，起用了一批務實肯幹、能力出眾的人才，例如郭嵩焘、丁日昌等人。與此同時，李鸿章開始建立自己的幕府，幕府中很快招集了一大批各種各樣有能力的人才。其中有精通數學、天文、機器制造的科學家；有懂得會計、錢谷之事的經濟學人才；有熟悉兵法懂得機謀的軍事人才等等。李鸿章用人是從實際需要出發，而且能做到人盡其才，最大地發揮調動幕僚們的積極性和能力。李鸿章還善於發現人才，上海那個錢鼎铭，也被李鸿章收歸旗下，讓他為淮軍辦理營務。這些人被李鸿章聚集在一起，齊心協力做好江甦的事情，做好淮軍的事情，做好李鸿章交辦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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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做的另外一件大事，就是徵集軍饷。他採取了關稅和釐金分開使用，用關稅支付“常勝軍”、中外會防局和镇江綠營的費用，用釐金承擔湘軍和淮軍的軍費。當時上海的釐金收取是全國最高的。釐金的稅額是按照商品價格的百分比收取，值百抽一，百分之一為一釐。李鸿章認為，從商人手中多收點錢，勝過從農民身上收稅。釐金的用途是“取之於民用之於民”，比從民間收稅更方便。在李鸿章的多方籌措下，釐金大筆的進入了湘軍和淮軍的银庫。然而，曾國藩還不夠滿足，希望李鸿章能籌集更多的軍饷。李鸿章對於曾國藩的推舉一直心存感激，所以對於曾國藩交辦的事情盡心盡力的去做，並未因自己得勢就棄曾國藩而去。相反地，他比當幕僚的時候更加服從曾國藩，體現了顧全大局的一貫行為方式。在上海半年，李鸿章就為曾國藩籌集到軍饷 9 萬兩。此外，他還給曾氏兄弟送去大批武器，支持他們的軍需裝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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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江甦的吏治特別壞，其中以前江甦布政使王有龄（時為浙江巡撫）為罪魁祸首。王有龄提拔的幾個幹部如甦松太道吳熙、甦州知府吳雲、甦松糧道楊坊等都是貪污腐化分子。做了一番深入調查之後，李鸿章開始採取行動。他讓吳熙管理關稅，以前歸吳熙管理的釐金改由幕僚薛書常管理。接著要求吳熙要做出明確的账目定期彙報，吳熙只好開始做假账，以求蒙混過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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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李鸿章喝酒之後，來到吳熙家中。對吳熙說：有人說你账目不清，現在總理衙門正要查你呢。你告訴我實話，你的账目有沒有問題？如果你真有問題，那我想辦法幫你找人疏通一下。吳熙看李鸿章喝多了，於是心裡沒有任何懷疑，拿出账本交給李鸿章說，你看看吧。李鸿章看了一會兒說，我今天喝酒喝得頭疼，看不清楚。我回去好好幫你看看账面怎麼樣？吳熙就這樣把自己的罪證交給了李鸿章。李鸿章回去後，馬上找了幾個精通會計的幕僚仔細審核，發現了账目中的很多問題。第二天，李鸿章就輕易地收拾了吳熙，改派黃芳和劉郇膏掌管海關和布政使司。劉郇膏以前在上海當縣令的時候的聲譽較好，被百姓稱為“劉青天”。他還是李鸿章的同年，李鸿章對他比較了解。楊坊看到李鸿章收拾了吳熙，嚇得主動辭去了甦松糧道的職務。李鸿章把這個職務交給了自己的老同學郭嵩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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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李鸿章使用一些被他稱為“君子”的人管理財政機構，但是出於策略上的需要，他還任用了一些例如金鸿保這樣聲名狼藉的人物幫他做事，因為金鸿保同地方上的各種要人都有廣泛的關係。李鸿章需要利用這些關係維持和壯大自己在江甦地區的勢力。此時，作為地方行政最高長官，李鸿章注意到了一個問題，就是地方經濟建設的問題。由於連年戰爭，百姓生活窮困，還有大批無家可歸的流民。李鸿章首先在戰後地區恢複農業經濟，減免田赋，還給農民發放耕牛和種子，給饑民發放米錢。在未直接受到戰爭影響的地區，嚮地主官紳收取新稅，用這些稅金補貼對農業費用的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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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還嚮朝廷提出舉措，指出大戶和小戶之間的稅率差別一定要改正，建議取消對大戶的一些優惠政策。李鸿章在財政管理上一直傾嚮於從商人、地主、豪紳的手中穫取錢財。他的這些措施多少減輕了當地百姓的負擔，人民生活狀況有所改善。但是，在整個經濟建設中，仍出現很多問題。比如說大戶抗稅，一些貪官污吏趁機橫徵暴斂，還有很多無法得到保障的百姓仍然生活在颠沛流離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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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還使科舉制度重新焕發了活力，他增加上海及臨近地區的鄉試名額，並在甦州設立新科。他還在甦州重建兩個書院。1861年之後，忙於政事軍務的李鸿章已經很少寫詩，還放棄了收藏書法作品的愛好，而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實際工作中，放在那似乎永遠也處理不完的事情上。在以後洋務運動時期，李鸿章在給朝廷寫的一封信上說了這樣幾句話：中國的士大夫每天沉醉於文章的詞句和練習寫小楷字，而武將多半是粗俗愚蠢之人。由此可見，這時期的李鸿章已經看出：一個永遠把精力放在練習寫小楷字上的民族是不可能強大起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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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專家研究表明，這個時期的李鸿章在弘揚儒學方面並沒有什麼興趣。他開始積極倡導以增強中國國力應付國外挑戰為目的的新政策。

还是在安庆的时候，李鸿章就开始接触外国人的洋枪洋炮，还有那些威力无比的远洋战舰与船队。到达上海之后，李鸿章不无惊异地发现，堂堂大清上海的防卫力量，竟是由英国人、印度人、法国人组成的三千人的洋人军队。这支军队是由上海商人和绅士出钱养着的外国雇佣军。该军 1860 年正式组建，由美国浪人华尔出任指挥。1862 年，被清政府命名为“常胜军”。这个华尔，后来还娶了杨坊的女儿，加入了中国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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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胜军”的武器都是西式的来复枪和榴弹炮，李鸿章看着这些硬梆梆、冷冰冰的“利器”，不禁惊叹它们的神奇力量，并逐渐对这些“利器”产生了及其热烈的向往。为此，他还化妆成百姓，亲自到上海的外国军舰上参观。李鸿章在文章中写到：我观察我们中华民族和外国人的种种，包括历史、制度和文字等等方面，外国人唯一比我们强的就是他们先进的武器装备。如果我们中国人将来也有自己的先进武器，那我们就再也不用害怕外国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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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华尔所率领的“常胜军”连连挫败雄风依旧的太平军这一事实，使李鸿章深深地感受到了洋枪洋炮的巨大威慑力，同时也不能不生出空前的危机感。李鸿章明确提出：大清现在的大患是太平军，将来更长久的大患必是洋人无疑。所以他要求自己的军队不能依靠洋人，一定要“自强”，而最初的自强之道，就是所谓“讲求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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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鸿章着手以“洋器”装备淮军时，首先遭到曾国藩的反对。曾国藩一向认为，用兵在人不在器，而且怀疑洋枪洋炮的作用是否有李鸿章说的那么厉害。李鸿章不便强烈回驳自己的恩师和统帅，只是在回信中委婉地表示，我是想学习洋人的一点儿“密法”，希望能增强淮军的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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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62年 5月给曾国藩的信中，李鸿章谈到世界历史说，以前俄罗斯和日本因为不知道大炮的厉害，所以国力日益衰退，自从他们从英法学到武器的制造术后，便逐渐能和英法比高下。除此之外，李鸿章日益感到淮军势单力薄。他考虑到从老家招兵不方便，所以除了在当地招募了一些新兵之外，把淮军主要来源放在改良以前的防军上。他还收编了一大批太平军的人马，用以扩大和充实淮军力量，而且收编的降军力量远远超过改编的防军。这是李鸿章有意采取“以毒攻毒”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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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李鸿章还开始组建自己的水师。最早的淮军水师起建于安庆时期，那时候有五只大船。到达上海之后，李鸿章改编了上海旧的水师防军和苏嘉地区的部分船队，还有其他一些零散的力量。他还统率着淮阳水师和太湖水师。这样，李鸿章的淮军便达到了水军 4 万人，陆军 7 万人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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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李鸿章训练淮军，基本上也是按照以前训练湘军的那一套办法，特别是每天要带领士兵唱“爱民歌”，这都是曾国藩的创意。湘军虽然拥有洋枪洋炮，但是很少使用。李鸿章则请洋军官进入淮军大营，帮助实际操练，让士兵学习洋枪洋炮的使用方法。从此以后，淮军这支湘军中最早的分支部队，开始和湘军有了诸多的差别。李鸿章就率领着这样一支队伍，开始了对太平军更猛烈的进攻和更疯狂的剿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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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863 年初到 1864 年 5 月，李鸿章率领淮军一路收复昆山、常熟、苏州、常州，向世人显示了这支军队的作战能力。在此期间，“常胜军”也协同淮军一起作战，但都是遵从李鸿章的部署。1863 年11月，李鸿章亲自率军攻打苏州，与忠王李秀成部抗衡，双方相峙不下。此时，太平军内部一些动摇分子产生叛降之念。当戈登率领的“常胜军”攻城陷入埋伏之后，太平军将领纳王郜永宽等为了赢得叛降的资本，故按兵不动，放了戈登一马。否则，戈登必然全军覆没。李秀成见力敌无望而率军撤退，把守城的任务交给了慕王谭绍光。淮军副将郑国魁是郜永宽的结拜兄弟，在程学启的鼓动下，郑国魁对郜永宽做了许多劝降工作。一天深夜，在苏州附近的湖上，郜永宽等人秘密和程学启签下协议，由戈登作证，商投诚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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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得知消息后，一面安抚戈登，让他在北门外待命；另一方面假意接受郜永宽等人的投诚。李鸿章之所以假意接受他们的投诚，是因为郜永宽等人要以杀死坚决守城的谭绍光为条件，自己仍然率旧部留守苏州。当时太平军在苏州城内约有 10 万余人，他们答应让出苏州城的一半给清军，而自己的部队不能被拆散，要保持整广建制编入淮军。程学启看到他们这样的条件，于是向李鸿章献计，将降将杀掉。李鸿章认为，他们几人今天能降我，明天也可能降他人。如果他们投降之后再反叛，我岂不是自讨苦吃？如果不允许他们自带旧部，那么苏州城仍然不可得。所以，他依了程氏之计，在苏州城外威武的座船上，大摆鸿门宴，乘机将投诚的太平军八大降王一并杀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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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对此事评价说，李鸿章心狠手辣，眼明手快。李鸿章对待其他事情的处理上，也有类似的做法，有人说这是“厚黑”。李鸿章做事通常比较注重结果，而不在意过程，这也算是他的某种风格吧。

湘军攻打天京许久了，一直没有什么结果。清廷看到淮军作战有力，部前去协助。而当时统军攻打天京的湘军大将，正是曾帅的胞弟曾国荃。说起曾国荃，他和李鸿章还有一点小过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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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李鸿章刚投奔曾国藩的时候，曾国藩派李鸿章去曾国荃处办理营务。李鸿章为了对这位老师的弟弟表示尊重，特意拿出一把纸扇，请曾国荃题字留念。曾国荃居然得意洋洋地写了“门多将相文中子，身系安危郭令公”十个字，而且字体欠佳，歪歪扭扭。李鸿章看了之后嗤之以鼻，心想你不过是个秀才，还敢自比郭子仪！真是大言不惭。所以没呆几天他就告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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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到上海后，曾国荃一再向李鸿章催促粮饷，弄得李鸿章很烦。再加上在几次调用人才的事情上，和曾国藩兄弟意见不一致，李鸿章和他们闹的不是很愉快。有这样几桩事情压着底儿，可急坏了向来好大喜功的曾国荃。一方面，他担心李鸿章来攻天京，会和自己抢功，这是他不能允许的；另一方面，他也清楚现在淮军的力量已经今非昔比，可能会很快收复天京。这样一来，自己这两年多的苦战不就白费了吗？殊不知，这时的李鸿章并不想因此得罪曾氏兄弟。于是，李鸿章就装起病来，在苏州、常州按兵不动，写信催促曾国荃快点行动。并说，自己准备掉头南下去攻打浙江。结果这又惹恼了闽浙总督左宗棠。左宗棠认为李鸿章是有意越境和自己抢功，这样，左、李两人之间又产生了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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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实在抵抗不住清廷的再三催促，于是写信给清廷报告自己的攻城日期，然后告诉曾国藩让他们早些行动，自己继续观望。李鸿章手下的将领不知道他的心思，个个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大将刘铭传对李鸿章说，我们淮军的大炮只要一开，不到三五天就一定能将天京拿下！

1864年 7 月 19 日，就在李鸿章出兵的前一天，曾国荃部用地道埋炸药，轰塌了城墙，一举攻克天京。曾国荃终于拿到了梦寐以求的“首功”。事后，曾国藩拉着李鸿章的手说：我弟弟的面子，是靠你给保住的，我们得谢谢你。由此看出，李鸿章做事很有原则，他不愿意为了争夺眼前的小利益，就去破坏已经存在的某种秩序或者关系，这也显示出了他的高瞻远瞩和大将气度。就这样，曾经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终于被清政府镇压。然而，“内患”却远没有消除。南方的太平军余部，北方的捻军，还有西北的少数民族起义还在继续活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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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军攻克天京之后，加官进爵的曾国藩却坐立不安。他太精于权术，也深谙官场之道。此时的曾国藩身为两江总督，督办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四省的军务，他统率的湘军已经达到 30 多万，亲自指挥的湘军就有 12 万人。此外，他还控制着四个省的厘金和粮饷。如此巨大的权势集中在他一个人的身上，岂能不让清廷猜忌！“功高震主”这四个字不时地敲击着曾国藩的心。他不由地琢磨起后路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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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开始主动裁撤湘军，以保住清廷对他的信任。他还希望通过保留李鸿章的淮军，作为自己和清廷之间平衡的法码。曾国藩把手中的 12 万人分给了左宗棠、沈葆桢二人，对于朝廷最为担心的曾国藩的嫡系部队（即胞弟曾国荃所部），曾国藩也进行了大批裁撤，并安排曾国荃以生病为借口回老家调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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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5 年 5 月，清政府的“剿捻”统帅僧格林沁在山东菏泽全军覆没。僧格林沁死在一个十几岁的童子兵张皮梗的手下，场面煞是惊人。清政府马上任命当时为两江总督的曾国藩为钦差大臣北上督师，让李鸿章以江苏巡抚署理两江总督。这意味着李鸿章即将掌握两江的军权和政权。李鸿章在各方面给曾国藩的剿捻活动以支持。首先是在兵力上，湘军已经被裁撤的差不多了，李鸿章调给曾国藩 33 个营的淮军。李鸿章又派出 10 个营的精锐部队航海前往天津然后转战到景州、德州。李鸿章在粮饷上也给予曾国藩很多支援。他知道，在“剿捻”的大计面前，湘军和淮军必须团结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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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的此次剿捻，先后调集淮军 6 万。这些淮军一律装备着洋枪洋炮，还有堪称完备的独立炮队。可是，曾国藩在指挥淮军时却很不灵光，因为淮军只听从李鸿章的调遣，而这一点他并不是不知道。曾国藩心中即使有一些怨恨和牢骚，也只好徒自兴叹。他此刻最大的感叹，就是湘军的盛况已去……曾国藩剿捻并不尽如人意，1866 年 9 月，捻军大破开封附近湘军战线。曾国藩得知后，十分忧虑，一下子病倒了。曾国藩给朝廷写了请罪书，还把李鸿章叫到身边帮忙。可是，清廷却发来了圣旨，让曾国藩返回两江总督任内，令李鸿章为新的钦差大臣，接替剿捻重任。曾国藩脸都气紫了，真是太有失颜面了。他为了平衡心态，一再要求留下来维持军心，可是清廷却让他赶快回到两江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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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派人到曾国藩那里去取大印，曾国藩本来就生着病，看到此景格外感伤和落寞。他无奈地说，这么快就拿走了？我还以为得办个交接仪式呢！李鸿章接任后，得意忘形，根本没有把捻军放在眼里。不久，他就尝到了接连四次溃败的苦滋味。这四次分别在罗家集、倒树湾、尹隆河、六神港。捻军突破曾国藩的河防之后，在 1866 年 10 月分为东西两部：赖文光和任化邦率东捻军在河南活动，张宗禹率西捻军攻打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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捻军和太平军不同，他们人数较少，没有根据地，作战灵活，采取游击战术。湘淮军则人数众多，调动起来很困难，经常被捻军牵着鼻子走，疲于奔命。和李鸿章交手的东捻军将领赖文光足智多谋，任化邦骁勇善战，二人配合的相当默契。淮军各营统率又各自为政，争功心切，互不相帮。所以，李鸿章吃了不少苦头。李鸿章吸取教训，重新改组队伍。他把淮军改编成四支精锐部队，即铭、武毅、鼎、勋四个营。此外，李鸿章还增加骑兵的力量，严加训练。因为捻军在北方平原上惯于骑马，来去无踪，飘忽不定，淮军的骑兵怎么也追不上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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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尽快地训练骑兵，刘铭传采取了一个办法。他把一个金元宝吊在大营门口，并点上一炷香。下令说，在一炷香的时间里绕着营盘骑马跑三圈，谁第一个到达就给谁这块金子。这个办法十分有效，骑兵们奋勇操练。三个月之后，跑的最快的兵士，已经能在一炷香的时间里，绕着十四个营盘跑三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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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付捻军的战略上，李鸿章采取了“倒守河运”的方法，意图是：捻军已经在 1867 年的夏天突破运河防线，进入山东，李鸿章决定守住运河西线，不让捻军回师。决心已定，李鸿章不顾山东巡抚丁宝桢的不满，把大营搬到济宁。这样，山东就成为主战场。李鸿章还采用了“进扼胶莱”的方针。胶莱河位于山东半岛中部，是元朝时候的一条运河，用于沟通东海和渤海。当时捻军已经进入登州和莱州。李鸿章命淮军各部分守胶莱河。捻军识破李鸿章的意图，多次反扑胶莱河各处，8 月，突破东军王心安部防线。李鸿章别无他法，继续死守运河防线。可是，运河防线却一再被攻破。曾国藩对他这招儿失去了信心，劝李鸿章另想办法。可是，李鸿章却不为所动。他对曾国藩说，我相信，坚持到底一定会胜利。后来，捻军多次想过运河而不成，只好改去鲁南、苏北一带游击。刘铭传买通任化邦手下的一个小头目开枪射死了任，于是捻军大乱。最后，赖文光也英勇就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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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军成功地剿灭了东捻军，可是李鸿章和淮军将领并没有得到多大的赏赐。李鸿章只加授一等骑督尉世职，刘铭传只加授三等轻车督尉世职。显然，朝廷有意压制日益壮大的淮军。淮军内部开始怨声载道，刘铭传、郭松林、潘鼎新要求放三个月假回家，刘秉璋和李昭庆要求不再带兵改当文官。有时候，这些将领喝酒之后就找李鸿章吵架，尤其是刘铭传，大骂李鸿章无能，不能为部下讨取赏赐和利禄。在济宁的李鸿章每日被内部矛盾困扰，淮军面临着有史以来最大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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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西捻军采用围魏救赵的策略攻打河北，希望解救东捻军的危急。他们冲破壶口河防，进入冀南，再经顺德、保定、易州，直逼北京附近的房山县。但是，他们还是晚来一步，这时的东捻军已经全军覆灭。然而，京师附近没有兵力，防务空虚。捻军北上，顿时让清廷上下一片惊骇。于是，朝廷连下五道诏令，要求李鸿章速来京城保驾。可是，淮军将领们谁也不肯带兵北上。李鸿章因为这次救援不利，受到处罚，被撤销刚刚加封的骑督尉世职，革去双眼花翎。一天晚上，李鸿章正冥思苦想难以入眠，忽然听见外面吵闹喧哗。原来一些淮军将领正在吵吵要带兵北上，拿下京师，造清廷的反。李鸿章听到这里，赶紧跑出来劝他们不能有这种造反的想法，可是没有人理会他。李鸿章十分苦恼，朝廷本来对自己不满，如果淮军再闹下去，真不知该如何收场。即将离营的刘秉璋悄悄对李鸿章说，现在大家都不听你的，你找潘鼎新想想办法。潘鼎新是个读书人，深明大义，又是您的学生，你如果做通了他的工作，其他人就好办了。刘秉璋又去找潘鼎新说，我们是多年的好朋友，你又是老师的学生，如果老师真的被你们闹的倒台了，对你们有什么好呢？你们还有什么前途可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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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李鸿章找到潘鼎新说，你知道我被处罚了吗？潘鼎新说知道了。李鸿章说，你不为我的前途担忧吗？潘鼎新说：这有什么好担忧的，只要以后再立功劳，朝廷还会给你加官进爵的。李鸿章说：那你就赶快带兵北上护驾，帮我将功补过吧！潘鼎新带着人马先走了，于是，其他的人也纷纷跟着北上了。只有刘铭传请了三个月的假回到家里。李鸿章费了一番周折终于将内部矛盾解决。接下来又面临着剿灭西捻军的任务。李鸿章依旧主张重视河防，可是自比“当今诸葛”的左宗棠，却一意主张全力追剿捻军，二人就此争执不下。李鸿章一直看不上左宗棠用兵，他写信给曾国藩说：这个当今的诸葛亮，总是跟着诸多将领后面寻贼。这时，朝廷派来恭亲王督阵，要求他们一个月内必须破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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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之后，张宗禹率捻军一路攻到天津南郊。李鸿章、左宗棠二人由于作战不力，都遭降职两级处罚。经过这次的教训，李鸿章和左宗棠终于达成一致的战略主张，即河防和追剿并重。可是，前方缺少力敌的主将。当时，刘铭传由于常年的骑马，得了一种病叫“跨马痈”，大腿上长了毒疮。经医治后，虽然病愈，但身体十分虚弱，加上没有得到应有的奖赏，心中总是不平，所以当其他将领都带兵北上的时候，只有他告病在家休息。曾国藩得知情况之后，派人前去慰问，并捎去一封信劝说他：你和李鸿章是人间难遇的知己，你应当早日奔赴前线，帮助他建立这个历史功勋，你自己也会名垂青史。刘铭传看完信后，大为震动，马上奔赴前线，率部杀敌。在剿捻结束之后，刘铭传被授予一等男爵，这正应了曾国藩的预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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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8年 8 月 16 日，淮军把张宗禹围困在山西茌平县南镇，张宗禹带着亲兵 8 名（一说是18 名）来到徒骇河边，他脱下衣服，跳入水中。追来的刘铭传部士兵看见地上的衣服，轻信张宗禹的亲兵之言，认定他已经淹死。李鸿章上奏朝廷称张宗禹已死。左宗棠却认为，张宗禹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怀疑李鸿章撒谎向朝廷骗功，派人到处搜索。李鸿章知道后，特别气愤，觉得左宗棠此举是嫉妒，找茬儿。于是两人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从此做了一辈子的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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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认为，张宗禹当时并没有死，很可能流落并隐居在沧州东北的一个小村庄里。不管张宗禹最后究竟是怎样，李鸿章、左宗棠等人是剿捻有功，不但被解除了处罚，还得到了奖赏。李鸿章被授予湖广总督、协办大学士，左宗棠仍做陕甘总督，两人都加了太子太保衔。但是，清廷却把两江总督这个特别重要的位置，授予了功劳和才能远远不如李鸿章的马新贻。李鸿章心里清楚，这是清廷有意压制自己，恐怕自己成为曾国藩之后的朝廷又一个新的“大敌”。至此，中国近代史上历时 18 年之久的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终于结束。李鸿章用镇压人民起义的鲜血，染红了自己的顶戴，照亮了自己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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剿捻結束之後，李鸿章看出清廷對自己的猜忌，於是效仿曾國藩，開始裁撤淮軍。李鸿章為了保留淮軍的精锐，求助於新上任的兩江總督馬新贻，希望在軍饷上能夠繼續得到他的支持。湘軍和淮軍的軍饷一直主要來源於兩江地區。馬新贻不顧得罪李鸿章和曾國藩，是爽快地答應了李鸿章的要求。李鸿章還把湖廣的釐金和關稅的百分之四十充作軍饷，使淮軍的軍饷比以前大大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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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在湖廣期間，清廷給他安排了很多雜事。一會兒被派去四川，一會兒被派到貴州，還派他去協助左宗棠到陕西镇壓回民起義。李鸿章實在不喜歡左宗棠這個人，不願意再與左宗棠合作，他寫信給曾國藩說，和左宗棠共事的滋味如同嚼蜡。於是李鸿章找種種理由拖延去陕西的時間，直到接受命令的四個月之後，才趕到西安。這時候，是 1870 年的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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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0 年 6 月 21 日，發生了震驚中外的“天津教案”。教案的起因是這樣的：在此前後，法國天主教育嬰堂的嬰兒由於傳染病死了 30多個，老百姓紛紛謠傳，說是教會的人僱人用迷藥拐騙兒童，然後把孩子弄死，挖出心肝做藥。這一天，天津的群眾抓了一個拐騙兒童的人販子叫武蘭珍。武蘭珍交代說，賣給自己迷藥的是一個名叫王三的教徒。群眾群情激憤，跑到教堂去要人，結果教堂裡沒有王三這個人。聞訊趕來的法國驻天津領事豐大業氣勢汹汹地要求崇厚（當時的三口通商大臣）镇壓，崇厚沒有答應。豐大業氣急敗壞，朝崇厚連開兩枪，崇厚躲開了。豐大業後來遇見了前來勸和的天津知縣劉傑，又嚮劉傑開枪，打傷了劉傑的助手。群眾見豐大業如此蛮橫，衝上去打死了豐大業和他的秘書。然後，衝進教堂，打死了 20 名洋人和傳教士，並放火燒毀了法國教堂望海樓和育嬰堂、法國仁慈堂、美國布道堂、英國講經堂等多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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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後，法國聯合美、英、俄、德等多國嚮清政府提出抗議，各國軍艦聚集於天津和烟臺，進行武力恐嚇。在剿捻成功之後，清廷因為曾國藩的赫赫軍功，同時也是惧他坐大地方，就以裭奪兵權、明提暗抑之手段，將他直接調來中枢，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天津教案一發，朝廷即派曾氏前去處理。曾國藩深知，此事事關洋人，幹係十分重大。臨行前，他甚至給兒子寫好了遺書，並買好一口楠木棺材，準備以死赴任。曾國藩這一生，自殺多次，多次寫過遺書。也許，這是曾國藩內心深處的那種強烈的悲觀主義色彩的體現。在處理天津教案過程中，曾國藩迫於洋人的壓力，先後逮捕了 80 多人，其中定為死罪的20 人，流放的 25 人。還把天津知縣劉傑、知府張光藻革職充軍。一時間，輿論譁然，紛紛指責曾國藩“賣國求榮”，“為洋人献媚”。曾國藩面對內外壓力，支撐不住，希望朝廷另請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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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自天津教案發生之後，李鸿章一直在觀望曾國藩的處理方式。說實話，他對曾國藩的做法也是不甚滿意。恰在這時，李鸿章忽然接到诏令，讓他火速帶兵到京畿一帶備戰，並任命他為直隸總督以接替曾國藩。李鸿章馬上渡過黃河，到達直隸邊境，但是他並不急於馬上去天津接任。他給清廷寫信說，淮軍只能在直隸邊境驻扎，如果離北京、天津太近，容易引起列強的疑心，引發戰爭。他到達保定之後，又給曾國藩寫信說，自己的肝病複發，需要調養一段時間。李鸿章把自己處在一個可進可退的位置，並不去理會曾國藩的煩恼。這時候的李鸿章，在官場使用手段謀略，遠遠超過自己的老師。這也應驗了曾國藩當年對李鸿章的評價。當年，提到對李鸿章未來的展望，曾國藩曾對李瀚章說過“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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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在奏摺中明確提出，第一，說教堂拐賣兒童、挖心肝、挖眼並沒有確鑿的證據。第二，崇厚平時對外國人献媚的行為早就深深引起了百姓的不滿，所以此事是個導火索。第三，豐大業開枪射的朝廷命官，也是罪不可赦。第四，群眾僅打死 20 個洋人。可見中外雙方各有不是。所以處理時應本著和平解決的原則，一是必須捉拿兇手，一個是應當赔錢。但是，赔錢一定要有限度，更不能以割地為要挟。李鸿章在奏摺上還說，如果我方在於情於理都站得住腳的原則下妥善處理之後，洋人還敢無理取鬧，我們就和他們決一死戰。李鸿章和外國人巧妙週旋，據理力爭。他通過談判，把死刑犯人數減少了4 名。有人提出火燒望海樓的主謀是陳國瑞，李鸿章多方努力，保住了他。此外，協助辦理教案的丁日昌，偷偷用大牢裡的死刑犯換出了真正的反洋教領袖。據說，這也是李鸿章授意所為。李鸿章還籌集各方面的捐助並和曾國藩拿出自己的積蓄，總共湊了 2 萬兩银子，送給張光藻和劉傑，算是對他們經濟上的一點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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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後來給曾國藩寫信說，和洋人交往，不妨稍微用一點“痞子腔”，不要輕易用死來逃避責任。說起“痞子腔”，還有一個故事。李鸿章在接辦教案前，曾國藩問他，去天津之後會經常和洋人打交道，你準備用什麼方式和洋人交往呢？李鸿章回答說，和洋人交往，我不妨就用點“痞子腔”（安徽話，就是耍一點青皮流氓的手段）。曾國藩勸慰道，我認為，洋人也是人，你和洋人交往還是應該笃信一個“誠”字，以誠待人。李鸿章總結多年和洋人交往的體會，好像並沒有聽從老師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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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2 年 3 月 12 日，曾國藩因病去世。臨死前，他對“天津教案”一事的處理悔恨交加，自責不已。曾國藩一輩子都講究處事原則，講究品德和修行的重要性，未料到自己晚節不保，心中的苦楚可想而知。李鸿章聞訊悲痛不已，熱淚盈眶，他提筆寫下挽聯：

師事近三十年，薪盡火傳，築室忝為門生長；

威名震九萬裡，內安外攘，旷世難逢天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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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教案之後，李鸿章開始擔任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事務大臣，他在這個位子上整整坐了25年。在這 25 年的時間裡，李鸿章開始了他的多方面的活動。其中包括政治活動、洋務運動，軍事活動和主理清朝的外交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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