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药物（1）

向我炫耀名目繁杂的药草制剂，

讲述它们奇异、神妙的性能。

——弥尔顿《科摩斯》

药物学

1.

根据九世纪时阿布赛义德的记载，在中国有一种习俗，这就是在公共场合竖起一座巨碑，上面镌刻着人们易患的几种疾病和对症治疗的简要说明。这样一来，就可以使所有的人都能够得到足以信赖的处方；如果患者很穷的话，他还可以从国库中支取治疗费用。在同时代的著作中，我们还没有发现与这个美妙的传说类似的记载。但是在唐朝诸皇帝统治时期，用来教诲百姓的文告确实是刻在石碑上的，而且当时唐朝政府对于公众慈善事业，尤其是对病坊也的确具有强烈的兴趣。这种出于人道的兴趣以及服务于人道的活动得到了佛教的大力推动。

2.

大约在六世纪时，佛教这个外来的宗教就已经成了真正的中国化的宗教，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起，公共慈善事宜成了中国佛事活动的一个正式的组成部分，而并非仅仅是临时性的活动。食物和其他捐赠物由寺院的僧侣分发给穷人，而且还设立了免费的医疗机构，为贫穷无助者提供必需的药物。这些慈善活动构成了“悲田”的主要内容。悲田在当时被认为是宗教生活的两大内容之一，另外一项内容是“敬田”，敬田是指祈祷和宗教仪式等内容。

3.

七至八世纪是远东中世纪佛教的全盛时期。这时在各地的大城市中普遍建立了固定的赈济穷人的病坊和其他以宗教为名的机构，这些机构通常都是秉承君主的旨意而设立的。武则天就是一位热心的佛教徒，她曾经任命专使监管为“矜孤恤穷，敬老养病”而设立的悲田。八世纪中叶时，云游僧鉴真也曾在商业城扬州创设了类似的慈善机构。唐玄宗本人信从道教，但即使这样，他还是遵照佛教徒的理想，在开元廿二年末（735年初），发布了一道诏令，“禁京城丐者，置病坊以廪之”。会昌五年（845）禁佛以后，宰相李德裕提出了一项建议，将曾经由佛寺管理的病坊改由世俗任命的行政官员管理——虽然病坊后来又恢复成了宗教性质的机构。

4.

唐朝刑法规定，医生治病必须严格遵照古药方和官修本草的规定，如果因“误不如本方”而导致病人死亡者，要处以“徒两年”的刑罚，如果患者是皇帝的话，则医生要被处以绞刑。这一套严格的官方律令的实施，对于因循守旧者是非常有利的，这也正是古代处方集被毫无创造性地抄进最新药典的原因——对于历史学者来说，这却是一件很幸运的事，因为若非如此，许多药方就会失传了。但是就医学界所应当进行的新尝试和医生的独立自主而言，这些律令却是很不利的。尽管唐朝官方在医疗方法上强调正统性，但是医生们实际的行医活动却有某种新的开明精神，这就大大地缓冲了官方那种有损为医之道的不利影响，这种医风甚至在官方和因循守旧者的圈子里也逐渐产生了影响，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惊奇的事。这种新的医风是佛教伦理影响的结果。

5.

孙思邈是中世纪最优秀的医生的楷模，也是杰出的、献身于佛教的慈悲原则的榜样。作为一位博学多识、受人尊敬的道教徒，孙思邈曾经拒绝了隋朝的征召，只是在他年老时，才来到了唐太宗的朝廷，但是却没有接受官职。这位矢志不渝的杰出人物曾经为《老子》和《庄子》作注；并写下了一部叫作《千金方》的三百卷的药方总集；他还撰写了第一部汉文眼科学论著和其他一些著作。孙思邈在西方医疗化学家之前，就已经提倡使用无机药物。当孙思邈临终时“遗令薄葬，不藏明器，祭去牲牢”。最终，他在药王庙中被人们祀奉为神。

6.

孙思邈的一位门徒也在医药界享有盛誉。他就是孟诜。孟诜一生中，尤其是在武后统治时期曾经担任过多种官职，这一点与他的老师是大相径庭的。武后末年，孟诜致仕归山，以药饵为事。到了玄宗朝时，孟诜声誉日隆，一直活了九十三岁才去世。孟诜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医方专著。

当我们谈到唐朝的医药状况，尤其是较多地提到唐朝的药物学时，就不可能不提到陈藏器——恐怕这里已经漏记了许多值得一提但相对保守一些的药物学者。陈藏器详细而又审慎地记录了唐代物质文化的许多方面的内容，这些记载虽然与医药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却有很高的价值。

7.

《本草拾遗》就是陈藏器撰写的一部伟大的著作。正如书名所表示的那样，这部著作是对保守的官方药物学著作的补充。到了宋代时，陈藏器的后辈们对《本草拾遗》中收录了那样多的非正统的资料而对他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但是在我们看来，这些资料中包含了许多中世纪初期刚刚开始使用的新的药物，所以具有重要的价值。唐史中没有为陈藏器立传——这是对他标新立异的惩罚。唐史中还毫不客气地指出，正是由于陈藏器称“人肉可治‘羸疾’（结核病？）”，所以，从此以后“民间以父母疾，多刲股肉而进”。

最后，作为一本专门论述外来文明的著作，我们也不能漏掉一位在中国被称为“李密医”的波斯籍医生。开元廿二年（734），李密医随同多治广必成一起到达了日本，他是对日本奈良时代文化做出了贡献的许多不同国籍的外籍人当中的一员。

8.

唐朝的药物学家已经有大量的药物学文献，其中既有旧的，也有新的。唐代药物学的基本藏书至少有以下几种：第一种是《神农本草》，这部药典是以管理稼穑、畜养之神的名字命名的，而且它还是一部被尊奉为“经”的药典。《神农本草》是一部原始时代的著作。虽然这本书很可能是在汉代才汇集成书，但是其中却包含了许多相当古老的资料。流传到唐代的《神农本草》是在五世纪末年由陶弘景编辑而成的，在原始资料的基础上，书中还增添了这位贤哲本人通过观察得来的知识。

9.

最初的《神农本草》正本将药物分作“三品”，这种分类法体现了鲜明的道教色彩：其一为“上品”，上品药可轻身延年，如朱砂、石青、云母、仙芝、茯苓、人参、麝香、牡蛎都属于上品药；其二为“中品”，中品药可滋补抗病，像雌黄、雄黄、硫黄、生姜、犀牛角以及鹿茸之类都属于中品药；其三为“下品”，下品药是一些有毒的，只能用来治病的药物，例如赭石、铅丹、铅粉、狼毒乌头、蛙以及桃仁都被归为第三品。唐朝的第二种比较重要的药物学文献是《名医别录》，在六朝的药物学著作中，陶弘景的《名医别录》的重要性远在其他各书之上，这本书在具列后汉名医的同时，还记载了许多《神农本草》中的资料。

10.

第三种是唐朝官修的《新修本草》，这部著作完成于显庆四年（659），是由李勣领衔编著的。但是更著名的唐朝本草是苏恭编撰的新版本的《唐本草注》。这部伟大的著作包括了大量的、自从陶弘景以来新得到的资料，尤其是收录了南方植物的资料，这部著作显然还是第一部绘图的本草。在唐朝的插图稿本药物学著作中，在描绘南方药物的同时，必定也画下了那些真正由外国传来的药物的图形；甚至有一位医药插图画家的名字也一直流传了下来，他就是曾经画过《本草训诫图》的王定——王定是七世纪的人。值得一提的第四种著作，就是我们已经说过的孙思邈的著作，这里必须再次提到他的《千金食志（方）》，在孙思邈的这部著作中收录了价值“千金”的食疗药方。第五种是孟诜的《补养方》（八世纪初期）。第六种是张鼎的《食疗本草》，这部著作扩充了先前同类著作的内容，在后唐时代产生过广泛的影响。第七种就是李珣写的《海药本草》（八世纪中叶）。最后是王焘的《外台秘要》。

11.

这些最重要的“人文资料”，当然首先是用来为天子服务的，而我们所知的大多数药物，也正是为了唐朝皇室配药使用的。唐朝政府在京师拨出了一大片地方，用来作为皇家的药园，药园由“药园师”掌管。药园师是太医令管辖的五“师”之一，五师为药园师、医师、针师、按摩师和咒禁师。药园师“以时种莳收采诸药。京师置药园一所，择良田三顷，取庶人十六已上，二十已下充。药园生业成，补药（园）师。凡药有阴阳配合、子母兄弟、根叶花实、草实骨肉之异，及有毒无毒者，阴干暴干，采造时月，皆分别焉”。这些草药从药园中进入宫内，以备宫廷药房之需。

12.

宫廷药房有两位主管人，他们的头衔是“尚药局奉御”。这些高明的药剂师负责诊断、开方、配药。他们的药方是根据某种固定的原则配制的：每剂药应该包含一剂“上药”——为君养命以应天；三剂“中药”——为臣养性以应人；九味“下药”——为佐疗病以应地。更重要的是，唐朝宫廷的药剂师还必须考虑到药剂的味道与身体五脏之间的关系以及其他错综复杂的事项。例如，病“在肺、膈者，先食而后服药；在心、腹者，先服药而后食”。“凡药供御，中书、门下长官及诸卫上将军各一人，与监、奉御莅之。药成，医佐以上先尝，疏本方，具岁月日，莅者署奏；饵日，奉御先尝，殿中（尚药奉御的上司）次之，皇太子又次之，然后进御。”

13.

另外，对于普通老百姓使用医药的情况，我们知道得却很少——除了佛教病坊所起的重要作用之外——对于唐朝药物的零售情况，我们实际上甚至是一无所知。总的来说，可以推测在广州、扬州和长安等地应该有巨大的药材市场，除此之外，我们并不清楚民间是如何使用医药的。但也有一个例外，这就是位于四川平原的梓州。从九世纪中叶开始，在每年的九月初（时约公历十月），来自唐朝各地的药商都云集在梓州城，开办盛大的药材集市，这种集市一般要持续八天八夜。

然而对于唐朝所采用入药的药物种类，我们知道的就多得多了。整个植物界、动物界以及矿物界的资源，都是药剂师利用的对象。几乎没有一样东西对治疗疾病是无用的，哪怕是非活性的、有毒的，或者那些只能令人作呕的东西也对治疗疾病有用。

14.

从当时数量庞大的药物名目中，只需很少的实例就足以说明唐朝使用的基本药物是多么的驳杂：浙江和四川出产的附子，广西北部和江西南部出产的桂皮和菌桂，西北出产的大黄，北方和东北出产的人参，长江口出产的莲根，湖北与四川出产的贝母，四川南部出产的香蒲，北方与漠北的甘草，陕西出产的茯苓，陕西的斑蝥与泌油甲，山西的山里出产的龙骨，四川、甘肃山里的羚角，从云南北部延伸，经由四川、西藏丘陵地带进入中国北部、蒙古草原以及东北地区所出产的麝香，四川和山东的公牛牛黄，湖南南部的犀角，岭南的蟒蛇胆，鄂尔多斯地区的野猪毛粪石，山西太原的砒霜，山东、湖北、广东的钟乳石，四川北部的芒硝，山西中部的硝石，山东和安徽北部的云母，甘肃的岩盐，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泻盐，中国中部地区，尤其是浙江出产的葛粉等等，都是医治各种疾病的药材。

15.

幸运的是，在奈良正仓院收藏了一些真正属于八世纪的药品的标本。这些药品是与兵器、游戏用具、家具以及其他的物品一起保留下来的，它们大都是由来访的外国人赠送给圣武天皇的礼物，756年（相当于唐玄宗天宝十五年），圣武天皇死后，光明皇后将这些物品——包括大约六十多种药品一起——全都赠送给了东大寺（一所巨大的佛教寺院），正仓院就是收藏这些物品的仓库。正仓院的药物大部分都是属于中国出产，但也有一些比中国更远的亚洲其他国家的物产。

16.

亚洲其他地区出产的药物有伊朗的肉桂、五倍子、丁香、密陀僧；印度的胡椒、犀角；此外还有斑蝥、化石“龙骨”以及其他许多种药物，其中还包括一些在我们看来根本就不属于药物的物质，例如伽罗木、苏方、朱砂以及银粉。只是到了1948年以后，才有可能对这些珍稀药物进行系统的科学研究。对有些中世纪药物进行确认，就是1948年以后取得的重大发现之一，例如以前我们不知道“芒硝”实际就是泻盐的古名，换句话说，我们以前一点也不知道早在中世纪时，在中药中就已经使用了泻盐。

17.

即使我们只是根据已经刊布的最优秀的权威著作来推算，唐朝合成的药物也已经多达上千种，而且据称这些药物能够治疗当时已知的所有疾病。探讨许多古代医药的真正价值，近来已经成为学者和科学家热切关注的课题。当今大多数人所熟知的，从某些方面看来颇“现代”的特效药物，其实早在中世纪中国的中药中就已经使用了。如在唐代时，就已经使用白头翁来治疗阿米巴状的痢疾，利用甘汞来治疗性病，用酒中浸泡的葫芦来治疗脚气。但是我们不大会相信最上等的龙化石，即多种颜色的化石中乳白色的一种，具有治疗梦魇和邪魔的功效，当然我们也不可能接受将白马的干阴茎与蜂蜜一起泡入酒中，就能够治疗阳痿的说法。而将桃符煮烂治疗“中恶、精魅邪气”，对我们来说似乎已经不属于医术，而是巫术了。

18.

但是我们只有完全放弃我们的“科学的”和“美学的”成见，努力将唐朝的医学看作是中世纪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并尽可能宽容地对待其中真实的和虚假的、美好的和丑陋的东西，才能做到客观公正地考察唐朝的医学。例如：在立春这一天，如果夫妇在就寝前都饮用过雨水的话，妻子就必定能够怀孕；从花上收集的露水，对润肤增白大有奇效；由锡、金与水银调配的混合物制成的软膏，是医治极度忧虑的镇静剂；甘汞是医治“鼻上酒皶”的良药；雄黄对治疗“一切毒”都有特效；磁铁矿——一种作为炼金药的天然磁石，这种磁石的粉末可以治疗“阳事不起”——不仅有“益精除烦”的功效，而且能够主治“子宫不收”；

19.

根据记载，硝石有利尿调经的特殊功效；“诸药中甘草为君”，甘草因“调和众药有功，故有国老之号”，而且甘草尤其能够治疗各种腹疾；兰草是古代洒圣水祓除的一种香草，“此草浸油涂发，去风垢，令香润”；锦葵属植物可以作为润肠药使用；大黄根可“荡涤肠胃，推陈致新，通利水谷，调中化食”；青蒜“煮食，主温中下气，补虚益阳，调和脏腑，令人能食”，捣汁服，则能“解药毒，疗狂狗咬人数发者，亦涂诸蛇虺蝎虿恶虫毒”；冬葱有益于幼儿生长；干生姜能够治疗“霍乱腹胀，腹中胀满，胸肋满疼痛，大便不通”诸症；

20.

蕨有催眠的功效；薯蓣可作镇静药物；干杏对于心脏疾病有疗效；干桃可以治疗肺病；将箭笴和箭镞“密安所卧席下，勿令妇知”，则可以治疗“妇人产后腹中痒”；如果“人身上结筋”，用杓“打之三下自散”；捣碎的蜘蛛汁对治疗蛇伤有效验；海马主治难产，“妇人难产带之于身，甚验。临时烧末饮服，并手握之，即易产”；牡蛎可以治疗性功能失调，如夜间遗精；驴肉同五味煮食，“主风狂，忧愁不乐，能安心气”；食虎肉能“辟三十六种精魅，入山虎见畏之”；野猪脂“炼净和酒日三服，令妇人多乳，十日后可供三四儿”。诸如此类，举不胜举。

21.

唐朝药物学知识的一个重要分支是由道教的传说和实验构成的，它着重强调矿物质——首先是可以延年的朱砂——内服的作用；不管道教徒这些做法是进步的还是保守的，唐朝的医学都受到了耽于幻想的炼金术士的看法的影响。这种情况正好可以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即当时的医药手册总是带有返老还童、复精壮阳以及沟通神明的空想色彩。但是“道教的”药方也并不是人人都接受的，例如甄权和张杲就告诫人们警惕朱砂的毒性。然而，当时的时代环境对于“道教徒”的主张是有利的，而且道教徒的支持者们出于质真，也希望能够发现无所不能的灵药，在他们看来，这种药即使不是在唐朝科学家的丹房里，至少也在那些遥远的国家里——这些国家又是同传说中的，长生不老的神仙居住的琼岛之类的仙界混淆在一起的。

22.

所以，与唐朝之前的六朝时期相比，唐代对于外国药品的需求量非常巨大，而在六朝时，在海外贸易中占有头等重要地位的是宗教用品——如佛陀遗物、画像以及焚香。既然唐朝人大量需要外来的药物，当然同时也需要有外来的药剂师。所以唐朝的贵族阶层，狂热地崇拜来自天竺的奇人异士、法术精深的瑜伽师以及善能密咒总持的僧人。这样一来，通过一种混合了许多宗教因素的、与时代风气（虽然在汉代已经有例在先）臭味相投的、想入非非的炼丹术，那些携带仙丹妙药的佛教徒和湿婆教徒，就都被看成了与唐朝本土的炼丹术士、服食药饵者相类的外来的奇人异士。

23.

早在唐朝之前，印度的医学就已经对中国的医学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影响，许多印度医学方面的著作，尤其是佛教的医典，都被翻译成了汉文。到了唐朝时，印度医药学著作的影响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七世纪翻译的《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治病合药经》就是其中的一个例证。在这本经书中既有医疗药方，也有巫术配方（dhāraṇi）。具有特殊效验的印度眼科医学，似乎也是印度医学对唐朝发生影响的一个重要的领域。天宝七载（748），当鉴真行脚到达广东时，就曾经在广州附近的韶州找到了一位外国眼科医生，为他治疗眼病。而我们在上文中提到的孙思邈撰写的开创性的眼科学专著，显然也是受到了佛教医学著作的启发。

24.

这些行事诡异、妄夸海口的天竺“假道人”，未必总是能够得到因循守旧的朝廷士人的善遇，朝廷的士人往往都谴责这种妖妄邪术。众所周知，唐朝有许多皇帝都曾服食道士的长生不老丹药，当时有人坚持认为，这些皇帝的不明死因，实际上就是服丹药中毒的结果。持这种猜疑态度的人，当然是直接反对唐朝本地和天竺的方士。唐太宗和唐高宗都曾经邀请过著名的天竺医师为他们合制延年药。唐高宗的一位朝臣曾经就高宗“欲饵胡僧‘长生药’”一事进谏，他引用唐太宗的事例，说明长生药并无异效——当时确实有一种传言，认为唐太宗的死与服食胡僧的长生药不无关系。

25.

与此类似的一件事发生在宪宗元和五年（810），当时唐宪宗向宰臣们询问对于长生不老仙药的价值的看法，一位宰臣郑重其事地回答说：“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这位大臣还以已故的唐德宗为例，说明服食丹药的害处——唐德宗曾经请一位天竺胡僧为他配制长生之药，结果“服药之后，遂致暴疾。及大渐之际，群臣知之，遂欲显戮胡僧，虑为外夷所笑而止”。但是唐宪宗似乎并没有听信关于他祖父暴卒的这种解释，因为他本人后来仍然因为服食“金丹”而中毒，而且据信在他的后代中，因为服丹而暴卒者，尚不止一人。

26.

虽然有大量的服食金丹而致死的教训，但是对或有奇效的道教—天竺药物的信仰却并没有减退，唐朝的使臣们还在继续为皇帝到处搜寻新的灵药，开元四年（716），有胡人向唐玄宗上言“海南多珠翠奇宝，可往营致；因言市舶之利；又欲往师子国（斯里兰卡）求灵药及善药之妪，置之宫掖”。但是这一次因为受命陪同那位姓名不详的胡人的大臣向玄宗进谏说：“彼市舶与商贾争利，殆非王者之礼。胡药之性，中国多不能知；况于胡妪，岂宜置之宫掖！……此特胡人眩惑求媚，无益圣德，窃恐非陛下之意，愿熟思之。”这样，唐玄宗才放弃了这次计划。对于这些异域胡人的“眩惑”表示虔诚的厌恶，只是当时保守的君主们惯常的态度，因而玄宗放弃这一计划，对于那个时代来说，并不具有典型意义。

27.

外来的药物持续大量地进入唐朝境内。大量的药物又都特别集中在了佛寺里。九世纪时海外贸易的正常数量大大低于八世纪的数量，但即使是在九世纪，外来药物仍然多半集中在佛寺中。这种情况多少使我们有些诧异。根据九世纪诗人许棠的记述，当时的佛寺中有大量的“异药”。另据皮日休记载，一位叫作元达的和尚有一所药园，元达虽然已经年逾八十，但是他还是喜欢在药园里莳弄珍异的药草。很明显，就引入唐朝的药物的传播普及而言，寺院的草药园起了重要的作用。当然我们首先应该看到的是，虔诚的朝圣僧在引进这些药草方面所起的作用，在这些真诚的草药采集者中，有许多人是为唐朝统治者服务的外国人。

28.

中亚人那提就是这样一个人。在经由海路来到唐朝之前，那提曾经在南亚各地到处游历，永徽六年（655），他带着大批梵文写本到达了唐朝的都城，但是在第二年，他就被派往印度群岛采集异药，此行他只到了广东；龙朔三年（663），他又为了同一目的前往真腊国。遗憾的是，此后他的事迹阙载。在类似的传记中，我们常常会发现一种大无畏的精神——采药者要完成他们的使命，就要有足够的冒险精神，这些人当中经常会有人因为搜集药物而丧生。

29.

外来药材同样也会通过正常的商业渠道进入唐朝的境内，当然那些以“进贡”为名，从遥远的属国来到长安的半商业性质的外交使团也属于这一类。进口的药材要在边境地区接受严格的检查，进口药材的销售价格是根据药物本身的价值以及唐朝政策的要求而制定的。我们虽然无法推测出这些药物的具体种类，但是却不难想象通过边关障塞运来的这些亚洲最上等的医药品的数量规模，尤其是在八世纪上半叶那万邦来朝的时代——吐火罗国曾经几次献“异药”，波斯王子亲自献“香药”，迦湿弥罗“间献胡药”，罽宾国献“秘方奇药”。到了九世纪，当商业渠道有所改变时，吐蕃也曾经遣使献“杂药”。

30.

随着唐朝的药物学家熟知这些奇方异药的特性，他们的研究成果就逐渐被收入已经刊布的药典里，从而开业医师也就得以了解这些药物的用途；而对这些药物的需求也同时随之增长；结果，许多药用植物也就移植到了唐朝的土地上。上文提到的李珣的伟大著作《海药本草》，就是这种社会背景下的产物。《海药本草》虽然足本已佚，但幸运的是其中的一些片段被宋代及以后的医书所大量引用，借此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这本书的部分内容。郑虔的《胡本草》则远远没有如此幸运——《胡本草》很可能是一部专门论述伊朗药物的著作，这本书也是在唐朝以后散佚的，现在很难见到《胡本草》的引文。

质汗

31.

在印度传来的异药中，有一种叫作“质汗”（citragandha，即“多种香味的”）的药物，这种药是在八世纪时由北天竺一位信奉佛教的国王派人送到长安来的；更多的质汗药则来自吐火罗国和一个来自突骑施、石国、米国、罽宾国的联合使团。这种制剂含有柽、木蜜、松脂、甘草、地黄和“热血”等成分，（据陈藏器说）质汗药调入酒中，主治“金疮伤折，瘀血内损，补筋肉，消恶血，下血气，妇人产后诸血结”。陈藏器告诉我们，外国人有他们自己的试验这种药的效力的方法——“番人试药以小儿断一足，以药纳口中，将足蹋之，当时能走者良”。

（未完待续）

文章转载自网络

请尊重知识产权

侵权可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