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见青城——古迹篇

第二章 春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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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曾盛赞惠州：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荔枝是惠州的风土人情，而要说起呼和浩特的风土人情，恐怕先要说说呼和浩特的“风土”。假如你在春日来此，极有可能遭遇一场遮天蔽日的沙尘暴。连呼市人自己也风趣的调侃：来了内蒙古，先吃两斤土。每当沙尘过境，呼和浩特都要首当其冲。蒙古国南部和内蒙古中西部荒漠、戈壁地区，气候干旱，植被稀少，地表覆盖着大量的沙土，成了酝酿沙尘暴的绝佳条件。沙尘暴的关键诱因，是“暖”与“干”。如果前一年冬季降水稀少，土壤干燥冻结不牢固。待到春季，若气温异常偏高，冻土就会迅速融化，表面变得疏松。高温、干旱、少雨几大条件一凑齐，整片大地就像被架在火上烤的“火药桶”，静待引爆。春季，正是北方冷空气活动频繁的时节。当蒙古气旋引起的强风过境，便会将沙尘从地面卷起，送到高空，以排山倒海之势，影响整个北方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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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尘天气，虽然令人恼恨，但假如人人都有诗人般的浪漫主义眼光，恐怕边塞诗里，如“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这样的千古名篇，将要极大的繁荣。夜晚，枕听砂砾打在窗上，伴着狂风呼号，如千军万马扫过，摧枯拉朽一般。待得太阳升起，又是春光明媚，鸟鸣啾啾，真是恍如隔世。沙尘暴好像一张巨大的砂纸，一遍遍磨砺着青城之春，也正因为如此，那春色格外娇艳，也格外珍贵。循着马路上黄沙的遗迹，让我们一同走进席力图召、公主府和将军衙署，聆听梵音古韵，遥想塞外古城的烽火与温情。

提起呼和浩特，恐怕就要提起大召。但我更喜欢低调的席力图召。它与大召隔着一条马路，遥相呼应。同样始建于明代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寺庙——席力图召，在四百余年的岁月里，却与大召走出了两条截然不同的轨迹——一座是雄视天下的“帝庙”，一座是延续法脉的“活佛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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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万历年间，阿拉坦汗在土默川发起了大规模建寺运动。大召由阿拉坦汗本人主持，是蒙古地区最早修建的格鲁派大寺之一，明廷赐名“弘慈寺”（后改为无量寺）。仅六年后，万历十三年（1585年），阿拉坦汗之子僧格都楞，为迎接三世达赖喇嘛 索南嘉措，在大召对面另建小庙，这便是席力图召的前身。两座召庙，在这一父一子手中，定了最初的格局。

然而，真正让两座寺庙渐行渐远的，是清康熙帝。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康熙帝第二次亲征噶尔丹，凯旋回师归化城，驻跸席力图召。主持寺庙的四世活佛为他举行了“皇图永固，圣寿无疆”的诵经法会，康熙大悦，御赐寺名“延寿寺”，并在大经堂前，立下了满、汉、蒙、藏四种文字的“平定噶尔丹纪功碑”。另一说，康熙皇帝也曾在大召住过数日。按藏传佛教惯例，皇帝驻跸的寺庙应设活佛，但为了表示对皇权的绝对尊崇，“帝庙”中不设活佛的制度由此形成，大召的屋顶也换成了皇家专用的金黄色琉璃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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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康熙驻跸席力图召，史料有据可查。但住过大召（无量寺）疑点重重。从史料上看，没有确切的官方档案，白纸黑字地记录康熙皇帝曾在大召“就寝”过。这很可能是后人将皇帝在归化城的“驻跸”，笼统地归在了最著名的大召名下，属于民间对历史的浪漫化整合。虽然他本人 可能没有在寺内过夜，但他多次巡幸、颁赐，并在回京后将其定为“家庙”，这种关联，是确切无疑的。

据《清实录》等官方记载，康熙帝曾于1696年（康熙三十五年）十月为征讨噶尔丹而驻跸归化城。他驻跸的庙宇是崇福寺，也就是当地人常说的“小召”（小召又称“崇福寺”仅剩一座精美牌楼）。我曾因对席力图召的无限喜爱，而探究过当时历史背景下的一些记录和传说，整合出了另外一种说法：大召内供奉孝庄、顺治、康熙牌位是有其历史原因的。当时的大召活佛，背叛了康熙转投葛尔丹。时任小召负责人，为孝庄亲属，他用小召资产修缮了大召及席力图召，并于大召内供奉三圣牌位，以表示政治正确。如此一来，即使出于最基本的安全考虑，康熙恐怕也不会选择驻毕大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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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有关于千古一帝康熙是否住过大召，答案既简单又复杂：若指“就寝过夜”，史料无考，证据不足。若指“圣驾临幸、敕封建庙”，则是确凿无疑的历史！康熙帝用一种极具政治智慧的方式告诉所有人：这座庙里，最有神性的，就是大清皇帝无远弗届的权威。

两座隔街相望的寺庙，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气质。大召游人如织，香火鼎盛，商业街繁华喧闹。席力图召虽然近在咫尺，却静谧质朴，游客稀少，是一个可以静心漫步的去处。席力图召过殿檐下，悬挂着著名的“阴山古刹”匾，匾文记载着清代传奇商号“大盛魁”在雍正二年（1724年）敬献此匾、又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重修刊刻的百年善缘。门前广场上还有一尊鎏金“和气四瑞”雕塑，象、猴、兔、鸟叠罗汉般直插蓝天，讲述着藏传佛教中，关于谦让与尊老的寓言。这些细微之处的用心，为席力图召平添了几分别处难寻的人文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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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力图召坐北朝南，采用汉、藏结合的建筑风格。沿中轴线依次排列着山门、天王殿、菩提殿、大经堂、佛殿等。其中，大经堂是整座寺庙的精华——它是一座藏式二层平顶建筑，前部为经堂，后部为佛殿。经堂前两根巨大的嘛尼杆（旗杆）高耸入云，杆上悬挂着印有经文的经幡。经堂内供有释迦牟尼、宗喀巴大师等佛像，四壁绘有精美的佛教壁画，梁柱上雕刻着繁复的藏式图案。康熙皇帝为席力图召御赐寺名“延寿寺”，并题写匾额。

相传，三世达赖喇嘛来到归化城讲经，各地高僧云集，争相请他登座说法。三世达赖走到一张空置的法座前，忽然停下脚步，说：“此座有主。”众人不解。这时，从人群中走出一位年轻的活佛，从容登上法座——此人便是第一世席力图活佛。此后，这座寺庙便被称为“席力图召”（意为法座）。这个传说虽无法考证，却生动地反映了席力图活佛系在藏传佛教中的特殊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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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力图召院内东侧的塔院中，高耸一座覆钵式长寿佛塔。塔身用汉白玉石雕砌垒筑而成，通体洁白，通高15米。

长寿佛塔充满了慈悲的寄托，第七世和第八世席力图活佛，都不幸因病在年幼时早逝。这一连串的打击，给寺庙留下了深切的遗憾。在第九世活佛继位后，为了避免悲剧重演，召庙决定建造这座佛塔，并在塔的佛龛内，供奉长寿佛。建塔的初衷，就是为了守护和祈福，祈愿新的活佛能够摆脱早夭的宿命，健康平安、长久驻世。

塔基高1.6米，为巨大的方形条石砌筑高台。塔身，由须弥座、五级阶梯形塔座和覆钵式塔身组成。覆钵（塔肚子）四面雕有佛龛、经文、八宝图案等，极尽精美。塔刹由刹座、圆锥形十三相轮及鎏金宝盖、日月宝珠构成。最为独特之处，在于伞盖下左右配有一对鎏金大耳饰，造型独特。因这对“耳朵”，该塔也被称为“双耳喇嘛塔”或“双耳白塔”，为全国罕见。它是内蒙古地区现存最大、最精美的一座清代覆钵式佛塔，也是研究我国北方建筑艺术和清代喇嘛塔的珍贵实物，已被列为内蒙古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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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身上的彩色纹饰历经数百年依然鲜艳，塔刹的铜制鎏金伞盖之上，冠以日、月二轮，伞盖下还悬挂着12只镀金风铃，象征着太阳、月亮与时间的流转。塔身遍布繁复精美的雕刻和佛教七珍、八宝、祥龙、瑞兽等寓意吉祥的图案，以及梵文的六字真言，不仅工艺精湛，也为活佛和众生积攒福报。

不同于大召的红墙黄瓦，席力图召的主体，尽显藏传佛教的异域风格，建筑以蓝绿色为主要色调，随处可见万字纹饰。万字纹右旋顺时针，带来吉祥、好运、光明、佛的功德……反之则不然。席力图召的每一道门、每一面墙都是一幅绝美的风景，有的门红漆饰有彩带，精美华丽，有的门虽然残破，却临着尘世匆匆，有的门已然失了门叩，但可窥隐秘......我于其间流连忘返，时间在这里不再有意义，天地之间唯有色彩的迷醉。我深深的困惑了，深处在这样精美绝伦的建筑艺术瑰宝之内，超脱红尘、静心修行岂不是难上加难？转念一想，这也许才是修行的正觉正义吧，眼见了万千色彩，才修得了禅心似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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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晒大佛”，准确地说叫展佛，是藏传佛教寺院最隆重、最神圣的传统法事活动之一。这不仅是僧俗信众顶礼膜拜的神圣时刻，更是一场融合了古老信仰、精湛艺术和盛大仪轨的文化盛典。“展佛”之时，僧人们将平时深藏于佛殿中的巨幅佛像唐卡请出，恭敬地展开于露天的晒佛台或山坡上，供广大信众瞻仰礼拜，以此沐浴佛恩，积累功德。珍贵的唐卡长期存放，有受潮或被虫蛀的风险。定期展开晾晒，也能起到防霉、防虫的保护作用，以使这些珍贵的宗教圣物，在长久的岁月中得以长久保存。

一场完整的“晒大佛”仪式，大致会经历以下几个流程：仪式通常在清晨开始。喇嘛们会先行诵经祈福，随后在庄严的仪仗队和法号声中，将卷成长龙的巨幅唐卡从佛殿中恭敬地请出。僧人们肩扛唐卡，沿着固定的线路，前往事先准备好的“晒佛台”。这是一段充满仪式感的行进，通常会伴随着诵经声和法号声。在善男信女的簇拥下，巨幅唐卡在晒佛台上被缓缓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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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整个仪式的高潮，当覆盖佛像的丝绸被揭开，佛像逐渐显现时，僧人们集体诵经，信众们围绕在佛像周围，或跪拜，或祈祷，或向佛像抛掷哈达，祈求加持。据传说，晒佛之时的祈愿，十分灵验。经过一段时间的展示后，佛像会被重新卷起，在仪仗队的护送下送回佛殿，标志着当年度的“晒佛”仪式圆满结束。

每年各大召庙于上元节晒大佛，由于大召和席力图召都处于闹市，没有足够大的空地，所以不及五当召人山人海，壮观至极。而席力图召的展佛规模，又不及大召的游街式展佛，于午后便收卷了。我去之时，帮忙的工人，站在正殿屋顶，正与信众僧俗合力收卷。我见人多，便转入偏隅长寿塔游赏，待得回转，大佛已然隐踪。我又一次因为迟到，而错过了瞻仰大佛的机会。上图的转经筒后面，隐约可见所晒大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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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召虽是皇家敕建的“帝庙”，地位尊崇，却不再设转世活佛。席力图召则延续着活佛转世制度。它是呼和浩特目前，唯一有活佛坐床的召庙。“席力图 呼图克图”一世活佛希体图噶，既是三世达赖的临终托付之人，又是四世达赖的启蒙老师。自1735年起，这里一直是活佛的官方住所，如今已是第11世活佛的居所。晨钟暮鼓之间，仍有喇嘛在经堂内诵经祈福。

不管是皇家敕建，还是活佛传法，是喧嚣还是清寂，是金顶还是绿瓦——大召与席力图召的差异，并非高下之分，而是一座城市历史叙事的一体两面。 一个讲述着，蒙古首领建城立庙的政治雄心与清廷威慑漠南的皇权威严；另一个则延续着，藏传佛教在草原上的活佛传承，从三世达赖的法席到四世达赖的摇篮，四百年的转世法脉从未断绝。许多到访呼和浩特的游客，往往只在人头攒动的大召广场拍照签到，而后匆匆离去。殊不知，就在马路对面，那座在春日阳光下熠熠生辉的席力图召里，藏着一整个更为幽深、更为虔诚的旧日青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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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媚的春日里，整座青城，仿佛一瞬间从凛冽与沙尘中挣脱出来，变得温润而明净。

沿着通道街一路向北，远远就看见一面硕大的影壁。灰瓦青砖的四进院落，昭示着府邸主人显赫的身份。这里是清.固伦恪靖公主府。是康熙皇帝，为第六女和硕恪靖公主 下嫁漠北 喀尔喀 蒙古土谢图亲王 敦多布多尔济，而御赐的府邸。公主府始建于康熙三十六年至四十五年间，历时八年。占地六百余亩，单体建筑二十四座，构筑物七十二处，府门、仪门、静宜堂、寝宫、配殿、花园、马场一应俱全，规模超过了归化城都统衙门。府邸坐北朝南，发源于大青山扎达盖河与艾不盖河，东西环抱府邸，最终汇入黄河支流大黑河。堪舆家谓之“后枕青山，前临碧水”，《绥远通志稿》赞其“建筑与风景之佳，为一方冠”。建筑用料极尽考究，大面积采用汉白玉筑造高台基座，梁架檐枋遍施彩绘、砖雕，工艺精湛。既有皇家的富丽堂皇，又融合了草原民族的朴素、大气，素有“西出京城第一府”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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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与漠北喀尔喀土谢图汗部联姻，而府邸却建在了漠南蒙古土默特部的归化城，远在漠北千里之外。这一看似矛盾的选址，实则是清廷在平定噶尔丹叛乱后，出于稳固北疆、联结内外、威慑漠西的政治军事考量。公主府选址于军事重镇归化城，北可通漠北，南可接京师，如同楔入北疆的一枚“定海神针”，牢牢维系着内外蒙古的政治向心力。公主下嫁后，喀尔喀蒙古四部一直效忠清廷，保持了二百余年的和平安定，满蒙联姻的纽带作用，在公主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康熙帝对这位肩负特殊使命的女儿格外器重，康熙四十六年，皇帝北巡途中专程到公主府探望女儿，以示关怀与恩宠。公主也不负皇恩，在归化城以“海蚌公主”（满语“参谋”之意）的身份参与政务，接见都统衙门官员，过问民间疾苦，有时“事事过问”，当地百姓敬称其为“三娘子”再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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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归化城居住期间，公主开荒屯田、招民耕种。在清水河一带兴修水利、开凿渠系，发展地方经济，施政宽仁，深得百姓拥戴。三百余年，弹指而过，如今的公主府，主体建筑仅存二十亩，建筑面积四千八百平方米。曾经的跑马场、练武场，早已被现代城市街巷所取代。如今的我们，只能从如今的四进五重院落，遥想它旧日的恢宏气象。

四进五重院落，依中轴线层层铺展，东西两侧对称排列着配房、厢房与耳房，结构规整。虽经数百年风雨，府内仍存古建房舍69间，硬山顶与卷棚顶交错掩映，灰瓦青砖，古朴凝重。院落开阔，方砖墁地，游廊连贯，行进其间，仿若能窥见当年公主起居断事的种种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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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前的巨大影壁（又称照壁），是公主府最为醒目的建筑之一，长二十四米，基座部分饰有四十八根浮雕立柱，蔚为壮观,。影壁的朱红壁心居中正立，意喻大清一统江山永固金汤，而两侧的四十八根立柱则象征着蒙古四十八个旗，共同拱卫着大清江山。

影壁正前辟有御道，规整开阔，彰显着皇家威仪。府门与仪门依次而立，仪门平日紧闭不启，只有迎送贵宾或重大典礼时敞开，寻常往来皆由两侧的阿斯门（两侧的旁门）出入。踏过青石板，三百年光阴在脚下倏然而过，公主府的二进院在眼前显现。仪门后，静宜堂静静矗立在春日古树斑驳的碎阴里。史料记载，这座面阔五楹的殿宇，并非寻常人家的厅堂，而是公主的特设“议政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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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皇帝特意将公主府 建在归化城北，寄托着“既荣之以以天下，又安之以以居室”的心思。历史上，公主和她的额驸在这里处理漠南和漠北的日常政务，各都统衙门官员不时前来谒见，一应政务、诸般民情，大多是在这座正殿里分晓的。

殿内正上方悬着的那块蓝底金字的“静宜堂”横匾，是康熙四十六年，女儿成婚的第十年，康熙帝在此小住三日时，御笔亲题，殿内殿外一时皇恩浩荡。

世人常被“静宜”二字迷惑，当作是寻常女儿家的脂粉气，谁知康熙此笔另有深意。史家考证，公主远嫁后权倾一方，手中握有监国大权，曾圈地四万余亩招垦，可谓在漠南呼风唤雨，俨然封疆大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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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是不是朝堂上群臣对此颇多议论，最终还是上达天听。另有一说，康熙帝闻得风声，才特意题写“静宜堂”以示警醒——既是对女儿的关爱赞许，也是郑重告诫：身负家国重任，处事务需“静心守德，施政宜宽”，不可跋扈。

此殿建筑风格颇有气度。不同于配殿的青砖肃穆，正殿在一脉灰瓦青砖里，隐隐露出贵胄气象：高台汉白玉基座撑起了这座五开间的硬山大殿，梁架间遍施彩绘与砖雕，端庄里裹着精细。站在远处望去，整座院落四进五重，中轴贯联，东西厢房东西相衬，是京城以外少有的皇家气派。静宜堂外墙体砖与砖之间的缝隙特别细，横平竖直像是只用铅笔轻轻勾勒了一下，晴天太阳照在上面，平滑的像是一面镜子，足见当年内务府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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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内复原了当年的摆设，一切依着史料，中间正上方高悬康熙墨宝，下方稳稳安放宝座；两厢依次摆放官员参谒的座位。

归化城老辈人至今口耳相传，这位大清公主就在这里，接见过不知多少蒙古王公，批复过不知多少奏折公函，“海蚌”二字正是她在清廷与草原之间深谋远虑、权衡斡旋的真实写照。静宜堂不仅是温柔富贵乡，更是北疆大局的枢纽所在。

身为皇室贵女，一面要以“静宜”警戒，一面要在北疆纵横捭阖。一介女子的家国担当，在这内外一静一动之间，游刃有余。殿内原藏的由康熙御笔亲题、边上标有八条金龙、龙眼镶着宝石的两块匾额：“静宜堂”和“素贤礼汉”，七七事变后被日本人夺走，至今下落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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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至府邸深处，一座垂花门横亘于正堂与内宅之间。垂花门采用独特的“一殿一卷一悬山”式结构，悬山顶高覆青瓦，檐下垂花柱精雕莲花、牡丹等花鸟纹样。垂花门位于府邸中轴线的关键节点上，既是前政后寝的分界，又是两重天地的衔接：门南是静宜堂议政的庄重与威仪，门北是寝宫起居的私密与温情，是整座府邸由“公”到“私”，由“政”到“家”的明确分野。

府内花树繁茂，历尽沧桑。寝殿院中，有一株树龄约二百三十年的老榆树，是公主府建成后不久所植，胸径粗壮，枝繁叶茂，数人方能合抱-。相传此树为公主亲手所植，树根寓意着扎根塞外、开枝散叶的期盼。另有数株丁香古树，树龄亦逾百年，每逢春末，紫白相间的繁花缀满枝头，香气弥漫整座宅院，与古建筑群的红墙青瓦相映，分外清雅幽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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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那时的静宜堂里，公主临镜梳妆可会望见天际流云，心底生出江南杏花春雨的迷离？老话说宫门深似海，殊不知天子家也不自由。既承了冠冕，便要撑起这皇家的威仪。进仪门，穿回廊，徘徊在静宜堂中，再读康熙笔下“静宜”二字，恍然是满纸父女的家国天下。

公主府西侧和西北侧则曾辟有广阔的跑马场和饲马牧场，北至武川县境内，东北至麻花板村，西至水泉村，都曾是马场的范围，体现出满蒙贵族崇尚骑射、不忘尚武的生活习惯。马场、花园与府邸融为一体，既有宫廷的富丽，又有草原的疏朗，两种风景在此和谐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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恪靖公主与额驸敦多布多尔济的夫妻生活，史籍所载甚少，但足够拼凑出那既有皇室体面又有草原特质的婚姻样貌。公主生于康熙十八年（1679年），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下嫁，当年出嫁时年方十八，与额驸的年纪相仿。按惯例，公主下嫁后应前往漠北，但因正值冬季，漠北局势未稳且公主婚后不久身怀有孕，夫妻二人留在京城居住。康熙三十八年，额驸的祖父、土谢图汗 察珲多尔济去世，额驸继承汗位后，才动身迁居漠北草原。但漠北经济窘迫，生活条件远艰苦，公主于康熙四十年便又回到京城。此后，康熙皇帝在归化城为其御赐土地、兴建府邸，让公主得以长居于此。从有限的记载中可以推知，公主与额驸的婚姻，不仅是政治联姻，更有夫妻相伴相随、互相体恤的情感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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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主生有子嗣，长子根扎布多尔济在雍正年间，娶满清宗室和硕格格为妻，其子孙后代长期居住归化，公主一脉在此世代相承。晚年的公主，往来于归化城、北京与漠北库伦之间，雍正元年被晋封为固伦恪靖公主，位份由和硕公主升至皇后嫡女级别的固伦公主——这是国家对一位远嫁和亲公主的最高褒荣。雍正十三年（1735年），公主卒于漠北，葬于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之东肯特山脉阳面的公主陵寝，享年五十六岁，在康熙的八位公主中，享寿最长，也是历史评价中“最有作为”的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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恪靖公主最后安葬在哪里？呼和浩特民间流传着一种说法——“公主葬在东郊美岱村”。但严谨的史料研究和考古调查指向了一个不同的答案：雍正十三年三月，公主最终病逝于漠北，并没有回到归化城。她的遗体被安葬在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之东的肯特山脉阳面——清代文献称作 “公主陵” ，位于今蒙古国中央省额尔德尼苏木境内，距离乌兰巴托约一百二十公里。该陵遗址至今保存着山门、享殿、墓葬等清代建筑格局自南而北的中轴排列，山门高约两米。她长眠的地方，雄踞漠北最高处，俯瞰着她曾经倾注心力守护的草原——距离故都千里，与丈夫家族的祖灵相伴，再无皇室责任，再无政务压肩。

美岱村的公主葬地之说，或许是历代公主府后人对公主精神的纪念而设的衣冠冢或象征性遗迹，亦或是后人将史实与传说混淆了。无论如何，这两处地点共同说明了一个事实：公主早已深入这片土地——在漠北的寒风里，她闭上了双眼，但她的功绩也永远的留在了呼和浩特的史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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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内还藏有大量碑刻与皇家御赐文物，最为珍贵的当属雍正元年御赐的固伦恪靖公主金册，由纯金打造，册文载录了公主下嫁蒙古王公、缔结满蒙姻盟、匡扶宗国的重大意义，是存世最早的清代公主册封金册实物之一。此外，还有御碑、功德碑、题记碑等十余通，散置于各进院落之中。其中以清水河县四公主德政碑最为感人，是当地百姓感念公主开渠垦田、赈灾免赋的恩德而立，碑文称其“宽以待民，抚民亦如赤子”，一位皇家公主能在塞外获得这样的民间口碑，放眼清史亦属罕见。

府邸东侧原有叠石假山花园，以太湖石堆叠而成，山间小径蜿蜒，山下圆池一泓，点缀亭台，虽在塞外却有姑苏园林的婉约。可惜如今已不存原貌，花园只有小亭立在大片的牡丹丛，给游人驻足歇脚，我们也只能从史料记载中，遥想当年的“杏花春雨、亭台轩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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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公主府不远处，是公主府公园。它正是“园大于府”“亦府亦园”的公主府花园的原址，岁月变迁，原有的塞外江南园林早已消失。1984年，政府开始在原址上筹建公园，并于1990年7月1日正式对公众开放。

这里是呼和浩特最特别的一座公园。每年四月初，公主府公园的桃花便如约盛放。千株万株的桃树竞相绽放，绯红粉白交织成一片，灿若云霞，春风拂过，花瓣如雪片般飘落。游人纷至沓来，在桃树下流连拍照，孩子们在花间疯跑欢笑。倘若不知道这园子的来历，大概只会觉得它是一处春光无限的好去处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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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园正中央，巍然矗立着一座高约十二米的花岗岩纪念碑，是 “华北军第五十九军抗日阵亡将士公墓纪念碑” 。1933年5月23日，日凌晨四时许，日本侵略者疯狂向华北进攻，傅作义将军率领华北军第五十九军将士，在牛栏山西至昌平一线布防时遭遇敌军袭击。殊死血战十五个小时，三百六十七名将士英勇牺牲。

战斗结束后，傅作义将军派人将寻获的二百零三具殉国官兵遗骸护运回归绥，安葬于此。203棵桃树，是傅作义为纪念这些将士而栽。纪念碑基座四周，用二百零三块条石砌筑，纪念碑的侧面，刻着那二百零三位烈士的名字。碑文由胡适先生撰文，钱玄同书丹，铭刻着：“这里长眠的是三百六十七个中国好男子！他们把他们的生命献给了他们的祖国！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来这里凭吊敬礼的，要想想我们应该用什么报答他们的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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绥远城将军衙署，始建于清乾隆二年（1737年），是清政府为稳固西北边疆，在归化城东北五里兴建绥远城时，同时设立的驻防将军府邸。从它建成的第一天起，这座衙署就注定与王朝命运休戚与共：从乾隆二年到宣统三年的174年间，共有79任将军在这里镇守，统辖归化城，驻防八旗、管理内蒙古西二盟的王公民众，节制宣化、大同的绿营兵。因其规模宏大、地位极高，素有“漠南第一府”的美誉。

府门前的照壁，长24米，高4米。照壁上方，镶嵌着四个大字：屏藩朔漠。是光绪十六年（1890年），第七十一任将军克蒙额亲笔题写、刻立。意为“像屏障、藩篱一样保卫北部边疆。”一座将军府、半部青城史，全浓缩在这四个字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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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门前有石狮一对，左雄右雌，雄狮踩绣球，雌狮抚幼崽，威严中带着谐趣。跨进府门，仪门迎面而立，两列楹联颇有气度：“柳营春试马，虎帐夜谈兵。”不禁使人想起：“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的画面。如今的将军衙署，唯有幽幽的丁香气息，从庭院深处隐隐飘出，沁漫院内的苍郁草木和斑驳砖墙。

沿中轴线依次可见：照壁、府门、仪门、大堂、二堂、三堂、四堂，五进院落层级递进。中路为主轴，两侧是东西跨院，132间房屋左右对称，处处可见“前朝后寝”的礼制痕迹。大堂是衙署内最高的建筑，只有在将军升堂议事、审理案件、接见外宾时才会开启。那是决定漠南军政大事的地方，台基高筑、厅堂敞亮，格局上威严毕现。二堂是将军日常办公之所，堂前那方“惠则民安”匾的语气尤为耐人寻味——“惠”字少一点，“民”字多一点。为官者，惠民少不可过，爱民多一点不怕多。这份用心，倒比任何长篇大论都更让人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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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门内是一块白底花鸟瓷板壁画，一只雄赳赳的大公鸡身姿傲然，立于牡丹花下。据介绍，将军衙署一进院内设有农舍，将军们闲暇时在此处体察农牧民百姓的疾苦，“鸡”同“吉”，而雄鸡伫立花丛中，正暗含着“加官进爵”之意。走进三堂和四堂，气氛却陡然一转，这里是将军内宅，民国十三年被大火烧毁后重建，如今复原了书房、客厅、寝室的样貌，摆着原来的家具。虽已不是旧时面目，但仍然可以拼凑出将军日常生活的完整图景。

庭院深深，四株丁香树格外引人注目。每年春夏之交，花开满枝，香气遍布院落。清道光年间，第48位将军 衮楚克次棱 的夫人患有慢性哮喘顽疾，每到春季便寝食难安，他听闻京师颐和园中的丁香树种对缓解夫人的病痛颇有帮助，于是就用自己数十年的赫赫战功，上书道光皇帝求取颐和园的丁香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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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皇帝感念其爱妻心切，破例准允。那时，北京到呼和浩特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人们便用牛皮口袋将娇嫩的丁香植株整株包裹起来，一路上精心照料。京城娇贵的花，从此落户塞外，成为了呼和浩特的市花。

丁香树旁，还有一株大叶榆和一株本地榆，相偎而立，人称“夫妻树”。树龄已逾三百岁，比整座衙署还早了三十三年，称得上是“先有树，后有城”。

修筑将军衙署的砖，从土中而来，却不染一丝土气。据说是用内蒙古高原上，最为纯净的白粘土烧制而成。烧砖技艺暗藏玄机，砖的表面光亮平滑、泛着光泽，用手摸上去细腻如油，并雕有独特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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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宫上谕档》及《归绥道志》等史料记载：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惠征由京官外放，升任山西归绥兵备道台，携家眷赴任，年仅15岁的兰儿（慈禧的乳名）随行，在呼和浩特大约生活了三年。咸丰二年（1852年），慈禧正是从这里出发，以“兰贵人”的身份步入紫禁城。距将军衙署不远的“落凤街”因此得名。

1936年，日本关东军已侵占察哈尔，兵锋直指绥远。日本特务机关长羽山喜郎在归绥设立“羽山会馆”，一边收集情报，一边挑拨蒙汉关系，试图让绥远步东北后尘。当时的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就在这座衙署里，与侵略者展开了对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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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8月，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亲赴将军衙署，坐在傅作义的会客室里，明晃晃的刀锋杵在地板上。翻译把条件一字一句说出来：“六千万现大洋，归您自己。国号您选，地盘包括内蒙、宁夏、青海、甘肃、新疆。只要您答应一句话——宣布独立，脱离南京政府。”

傅作义听完，站起来一字一顿的说：“我们是中国人，要长中国人的志气，绝不能卖国求荣，甘当汉奸，遗臭万年。”板垣拂袖而去。傅作义就是在将军衙署里，部署了1936年的绥远抗战，取得了威震中外的“百灵庙大捷”。这一仗，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也让这座衙署在中国抗战史上留下了不朽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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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游历过大同古城，城中的鼓楼、魁星楼蔚为壮观。其实，呼和浩特也曾有过鼓楼和魁星楼。

绥远城鼓楼，高32米，三重五楹，青砖砌台，汉白玉筑基，乃是绥远城中最为壮观、最为高耸的建筑，也是当时整个呼和浩特地区的最高点。一层为巨大台基，高十米，四面各有高大的石券门洞，连接着新城东街、西街、南街、北街，晨钟暮鼓便从这里传向四面八方。二层檐下，悬着那位66任将军定安亲题的大匾：“帝城云里”。北面檐下，悬着兵部颁刻的巨匾，“玉宇澄清”。

每到黄昏初更，专人擂鼓三通；天刚拂晓，钟声108响，在城中清越回荡。钟鼓声声里，是八旗将兵的晨起操练；是边关城池的暮色炊烟。1959年的夏天，鼓楼被拆除了，整个新城北街两侧，堆积如山的砖石瓦木，无数燕子麻雀从此失了栖身之所，盘旋悲鸣，久久不肯离去。只空留下了“鼓楼”这个地名，给后人凭吊。不止鼓楼，还有许许多多消失了的古老建筑，都是呼和浩特人最深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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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将军衙署见证了“九一九绥远和平起义”的签字仪式，这座戍边重镇，和平回到了人民手中。任时光流转、朝代更迭，将军衙署终是保留了下来。它不言不语，只用古木、青砖与巨大的照壁，向来人讲述那些家国天下的故事，和一个时代的最后落幕。

如今的青城，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将军衙署门外，就是繁华的鼓楼商圈，立交桥飞架，但历史并未走远，它和大青山一样，只是静静的伫立，静静的看着青城的时事变迁。我们不停的翻看历史，而我们也终将成为历史。

《访绥远将军府有思》

漠南时逢季暑，

衙署几度春秋，

遥思古时明月，

今照广厦高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