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香料（1）

那从旷野上来的，

形状如烟柱，

以没药和乳香，

并商人各样香粉薰的，

是谁呢？

——《所罗门的歌》，第三章，第六节

焚香与香炉

1.

在此有必要略加重复：中世纪的远东，对于药品、食物、香料以及焚香等物品并没有明确的区分——换句话说，滋补身体之物与怡养精神之物，魅惑情人之物与祭飨神灵之物，它们之间都没有明确的区别。本章中所要讨论的香料，是指那些以香味为其特质的物品，而并不考虑它的作用是取悦于人还是取悦于神。唐朝上层社会的男男女女都生活在香云缭绕的环境之中。他们的身上散发着香味，浴缸中加了香料，而衣服上则挂着香囊。庭院住宅内，幽香扑鼻；公堂衙门里，芳香袭人；至于庙宇寺观，就更是香烟袅袅、香气弥漫的所在了。

2.

仙境、极乐世界以及民间传说和诗歌中，尤其是道教极力灌输的天界奇境——当然佛教的传说也与香料不无关系——就正是这种高雅的现实世界的理想化的和想象化了的变形。在这如梦如幻的世界中，总是弥漫着一种令人心醉神迷的蒙蒙香气，它被当作精神的食粮，具有升华和净化的作用，从而赋予人生以超凡脱俗的意义，使感官享受的美感得以扩展。

由于大量使用有香味的树胶、树脂以及合成香料，使儒教崇拜礼仪笼罩着更浓重的神圣气氛。儒教崇拜的中心是“皇帝”，而皇帝——（更确切地说）就是天授之君——则联系着出自昊天的神圣权力，担负着有关芸芸众生福祉的责任。

3.

有这样一个例证：大历十年（775），当某位原来是安禄山裨将的藩帅认识到，安禄山的对手李正己（为唐朝所录用的一位高丽将军）称王已经在所难免，于是释放了被他囚禁的李正己的使节，并向这位将军赠送了丰厚的礼物：而且“又图正己之像，焚香事之。正己悦，（遂按兵不动）”。简而言之，这位藩帅的做法，就是将神的荣誉奉献给了那位幸运的高丽将军。焚香标志着君王秉受神谕，意味着贯穿天人之际的、活生生的、超自然的智慧。或者可以说，在皇帝承天命而理人事的过程中，焚香代表着纯粹的天意：大中元年（847），唐宣宗即位时想要恢复严谨合度的朝廷礼仪，他发布了一条诏令，诏令中除了其他的革新措施之外，还规定皇帝本人只有在“焚香盥手”之后，才能阅览大臣献进的章疏。

4.

唐朝制度规定，凡是朝日，必须在大殿上设置黼扆、蹑席，并将香案置于天子的御座之前，宰相面对香案而立，在弥漫着神奇魔幻的香气中处理国事。这种做法揭示了焚香在神圣肃穆的朝廷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的、象征性的作用。当“进士”候选人要进行考试时，主考人与考生要在考试殿堂前的香案前相互行礼，这种场合虽然规格较低，但是香案在这里同样表示了神与君主的恩宠。

唐朝君主还向其宠臣和侍从赠送香料，以表示他的恩宠。至今还保留着许多唐朝的大臣献给皇帝的“谢表”，感谢皇帝赠给他们香药、香脂和异香。张九龄写的感谢唐玄宗的《谢赐香药面脂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另外一位官员也写过类似的谢表，内容是感谢皇帝所赐的冬至后在祭祀百神时使用的香料，他具列的皇帝的赐物为“香药金银合子两枚，面脂一盒，裛香两袋，‘澡豆’一袋”。

5.

在对无形无质、无所不在的“神”——相对于世间的君王而言，神是肉眼凡胎所看不见的——的崇拜中，焚香也起着重要的作用。据记载，当天宝二年（743）安禄山入朝时，曾经向唐玄宗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禄山奏言：“去年营州虫食苗，臣焚香祝天云：‘臣若操心不正，愿使虫食臣心；若不负神祇，愿使虫散，即有群鸟从北来，食虫立尽。’请宣付国史。”从之。

是否因为这位将军故作恭谦（平心而论，似乎确实是如此）才发明了这样一通表白，但从这段话仍然可以证明，在中国神祇崇拜中，焚香是一种普遍的手段。袅袅香烟可以将祈告者的请求带往缥缈的天空之中。

6.

佛教与外来的印度文化为中国的寺庙带来了大量的新香料，而众多的有关焚香和香料的习俗和信仰也随之传入了中国，从而加强和丰富了中国古老的焚香的传统。但是毫无疑问，这些新的方式和态度并没有能够像它们在印度支那一样，对中国产生具有压倒优势的影响。由于印度支那的文化更为简朴，所以它们吸收的东西也就要多得多。例如位于马来亚的“赤土国”（很可能是现代威利斯省的罗克塔米尔提喀，这个判断是根据一份五世纪的铭文做出的）的印度化的贵族就是用香油来涂身的，而丹丹国诸王则用香粉涂身。可是在唐朝，香料的使用远远没有达到这样广泛的程度。

7.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唐代是佛教在中国的顶峰时代，所以焚香也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不仅在礼仪庆典中，就是在文学和想象的领域里也同样如此。佛教的典籍中充满了有关香的比拟，而梵文“gandha”（香的），也确实常常直接指“与佛相关的”意思。寺庙可以称作“gandhakuṭī”（香殿）；焚化佛陀的薪堆称为“香塔”；“香王”“香象”都是菩萨的称号；而在“gandhamādana”（香山）上则居住着乾闼婆——香神和乐神。所有这些用语以及其他许多类似的说法，都被译成了汉文，在丰富唐朝的语汇的同时，也大大丰富了唐朝人的思想。

8.

沁人心脾的香气也进入了唐朝社会的世俗生活，而在缙绅阶层的生活中就更是如此。我们知道八世纪时有一位王子有一种口中含香的嗜好，除非口中含有沉香和麝香，否则他是不会对人开口讲话的，“方其发谈，香气喷于席上”。这类人十之八九都是要在香汤沐浴之后，才会去参加社交聚会。如同现代的太太们相互攀比她们的糕饼和果子冻一样，当时的男人也会互相攀比他们的香料：中宗时代有一种高雅的聚会，大臣们在会上“各携名香，比试优劣，名曰‘斗香’”，结果有一种香膏常常得魁。韩熙载是十世纪的一位纵情享乐的人，就风流雅致而言，他已经达到了极致。他想方设法要使焚香与自己庭园中的花香自然地融合起来，根据他总结出的经验：“对花焚香有五味相和，其妙不可言者，其‘五味说’为：木犀宜龙脑；酴醿宜沉水；兰宜四绝；含笑宜麝；薝蔔宜檀。”

9.

与这些风流儒雅的行为相近的是，利用香气来吸引异性，以增添风月场中的情趣。唐朝的妓女常常是用香来刺激性欲的。八世纪时，长安有一位国色无双、深受欢迎、名叫“莲香”的妓女，她竟然能够将自己弄得香到这种程度，以至于她“每出处之间，则蜂蝶相随，盖慕其香也”。此外还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位受到宰相元载（如上文中所说，他被籍没的家产中有大量的胡椒）保护的妓女，她的肌肤洁美如玉，从来不需要像别的妓女那样刻意打扮修饰，这是因为她的母亲很有些先见之明，好像早就知道自己的女儿注定要成为流芳百世的窈窕淑女一样，从小就给女儿喂香吃，这样她的身上就发出了自然的香味。

10.

这种事情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这位好色之徒见到的香肌，以及其中涉及的有关道教的说教，都见于苏鹗的《杜阳杂编》，所以我们只能将这件事看作是当时的那些风流时尚的贵妇人苦心追求而从未遂愿的一种理想。

就香料的本性而言，它更容易直接使用于春药中，而这与香料在一般药物中的重要地位是一致的。当唐玄宗最初迷恋上杨贵妃时，他已经有些力不从心了，安禄山“因进助情花香百料，大小如粳米而色红，每当寝处之际，助情发兴，筋力不倦”。

11.

中国人曾经利用其本国土产的动物、植物生产出了相当数量的香料和焚香。例如肉桂、龙脑、胶皮糖香液（或rose mallow，木槿），都是从中国的木本植物中提炼出来的，从中国的草本植物中榨取出来的香料有紫花勒精和香茅。紫花勒精的主要产地是湖南省的永州附近，香茅可以与桃花瓣一起制成香浴汤——虽然一般认为海外来的香茅质地更优良。中国人以动物为原料制作的香料，多半来自香猫，尤其是麝。“麝猫香”多用于医药，主要可以镇静精神，消除梦魇，在中国的北方和西方，都多有形体不大的麝。但即便是麝香的应用，也蒙上了一层淡淡的异国情调。八世纪时西南蛮大酋和居住在饶乐府的东北的奚部落都曾经向唐朝贡献过香味浓郁，经久不息的香料，唐朝人还知道，甚至像波斯那样遥远的民族，在敬事祆神时也“以麝香和苏点额，及于耳鼻”。

12.

尽管中国本地的香料和其他土产的质量都非常优异，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来自异国他乡的奇香，尤其树脂和树脂胶——檀香、沉香、婆罗洲龙脑香和广藿香，安息香与苏合香，以及乳香与没药等等——无论品种还是数量都是相当可观的。虽然传到唐朝的这些贵重的香料出产于世界各地，但是它们中绝大多数都是由海船通过南中国海运来的。例如在元和十年（815）诃陵国派遣来贡献“异香”的大船就是取道南海到达唐朝的。源源不断的香料船，使广州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香料市场之一，而扬州的香料贸易则仅次于广州。唐朝的贵族阶层在使用香料方面毫无节制，他们甚至将香料用于建筑物，根据这种情况推测，当时进口香料的数量一定是相当惊人的。

13.

除了中国的“乞儿香”以及含义模糊的“南海”森林中的无穷无尽的香料和焚香资源——南海树林中繁茂的树木能够分泌出芳香的树胶和香脂——之外，世人公认的印度支那的香料资源优势，使人们想象出了一种能够同时生出所有主要香料的香树。这种树的根是旃檀，节是沉香，花是鸡舌香，叶是藿香，胶是薰陆香。另外一种传说认为，这种树生长在中亚古代的祁连山脉中，叫作“仙树”，后一种说法显然是将香树与道教的仙境联系了起来；十一世纪的药物学家苏颂对“古人”的这种观念提出了批评，声称这种思想最初出自扶南人，即暹罗湾的古代前柬埔寨王国。其实，这种结论不过是将这神异的香树搬进了另一处仙山中的一个不同的伊甸园中——扶南诸王就是典型的宇宙之山的君王。

14.

每当西方日落时分，古代的埃及人就要礼拜太阳神“瑞”（Rê）。在礼拜时，他们“要用一种精心制作的蜜饯。这种蜜饯叫作'kuphi'，它的配料不少于十六种成分，其中有蜂蜜、酒、葡萄干、树脂、没药和甜菖蒲”。混合香料在古代近东和中世纪中国都是很常见的，而较为单一、纯正的香味，相对来说只是到了近代才受到人们的喜爱。东、西方使用的混合香料的区别，主要在于它们最常使用的配料的差异：在西方，混合香料的主要成分是乳香，配以没药、波斯树脂与甲香；而在东方，主要成分则是沉香，再配以乳香、檀香、丁香、麝香与甲香。

15.

一位现代的权威称，虽然唐朝官方药典中将沉香、乳香、丁香、藿香、榄香和胶皮糖香液作为配制香料的最基本的六种成分，但是，根据坐落在西安东北方向，靠近祆寺附近的一所叫作“化度寺”的寺院里流传下来的配方记载，混合香料的成分有沉香一两半，白檀香五两，苏和香一两，甲香一两，龙脑半两，麝香半两，将各种配料“细挫捣为末，用马尾筛罗烁蜜溲和，得所用之”。这种混合香料在诗歌中通常称作“百和香”。“百和香”这个词在唐朝之前很久就已经出现了。杜甫有“花气浑如百和香”的诗句，八世纪末九世纪初的诗人权德舆在诗中描写了一位闺房中的美女，他在诗中写道：

绿窗珠箔绣鸳鸯，侍婢先焚百和香。

唐朝出产的百和香在日本也很受消费者的欢迎，唐朝出口日本的产品通常都是沉香、糖和李肉等。

16.

但是唐朝似乎也进口类似的混合香料：开元十二年（724）吐火罗遣使向唐朝贡献“乾陀婆罗（Gandhaphala）等异药二百余品”。在印度，许多结香果的，不同品种的树都称作“Gandhaphala”（香果），但是如果我们对“乾陀婆罗”的梵文原文认读不误的话，这里的“乾陀婆罗”应该是指一种外形为水果状的、混合的香药锭剂。

一旦这些气味芬芳的异物到达了唐朝土地上，根据它们各自的性能和占有者的需要，它们就会有不同的用途。唐朝奢靡之风盛行，木匠和家具匠往往直接使用木质香材营作各类器具。玄宗朝宰相杨国忠建造的“四香阁”，就是这种挥霍浪费的最有名的一个例证。史称“国忠又用沉香为阁，檀香为栏，以麝香、乳香筛土和泥为壁。每于春时木芍药盛开之际，聚宾友于此阁上赏花焉”。

17.

但只有豪门巨富才能如此挥霍香材。就一般情况而言，甚至是具有相当资产的缙绅之家，也是遵循习俗，将这些进口之物作为焚香和香脂使用。

在寝室或私宅焚燃香烛，是一件非常舒适而惬意的事情，在唐朝诗人的作品中，我们常常读到对香蕊和香烛的描写。最有名的是唐懿宗使用过的一种香烛。这种香烛虽然只有二寸长，但是却可以燃烧一夜，而且香气四溢，沁人心脾。此外，还有一种特殊的带有刻度的香烛，可以用来在夜间计时，这种香烛最初很可能是和尚们在夜祷时用来计时的。在唐朝之前，这种香烛就已经很有名了。六世纪诗人庾肩吾的两句诗就是明证：

烧香知夜漏，刻烛验更筹。

18.

有一种香的用法与这种计时蜡烛非常相似，参照庾肩吾诗中第一行的表述，按照现在的说法，我们可以称之为“香钟”。这种用法是事先在一个平面上刻好用以区分不同时间的字样，然后将香末撒在平面上，形成精细的花格，细长的香末线将不同的时间标志连接起来。这样一来，随着香末一路燃烧过去，便可以读出时间。宫廷诗人王建就曾经做过这样一种用来消磨孤寂长夜的计时用具：

闲坐烧香印，满户松柏气。

火尽转分明，青苔碑上字。

等到香钟燃尽，已经是黎明时分，诗人也就能够辨认出园中石板上刻上去的字了。正如我们在十世纪的一则史料中见到的一样，铺撒、焚烧香末的底盘一般都是用木范。在这条史料中记载了一种经过改进的古雅的木范。

19.

据记载：“用香末布篆文木范中，急覆之，是为‘曲水香’。”但是也有些香钟使用的底板是石范。在正仓院，我们现在仍然可以见到这种石范：有一件石范为圆形的石板，石板镶嵌在一朵精雕细刻的木莲花之中，莲花的花瓣上镀上了金色，而且绘有神话中的人物。这件珍品上刻的是天城体梵文，而不是汉字的印文。在香印上刻写天城文书的事例，在当时似乎是很常见的，这就说明香钟大多是在与佛教有关的环境中使用的，或者甚至就是印度的发明也未可知。在段成式的一首诗中，就提到了一件刻着梵文的香印：

翻了西天偈，烧余梵字香。

20.

但是在家里以及在平常的仪式中，香是放在香炉中焚烧的。就像李贺在《神弦》诗中提到的玉香炉一样，香炉在古时候是用很珍贵的材料做成的。在《神弦》中描写了一位女巫。她用被称作“相思”的木拨弹奏琵琶，召神附体：

女巫浇酒云满空，玉炉炭火香冬冬。

海神山鬼来座中，纸钱窸窣鸣飙风。

相思木帖金舞鸾，攒蛾一啑重一弹。

呼星召鬼歆杯盘，山魅食时人森寒。

终南日色低平湾，神兮常在有无间。

神嗔神喜师更颜，送神万骑还青山。

21.

更传统的是“博山式”香炉。博山炉的斜面上有时镂刻着神的形象。王元宝的床前就曾放着一尊这种极为豪华的，古代风格的香炉。王元宝是京师中极尽奢侈的巨富。他所建立的礼贤堂，也是“以沉檀为轩槛”，王元宝“常于寝帐床前雕矮童二人，捧七宝博山炉，自瞑焚香彻晓，其骄贵如此”。但是与洛阳佛寺中的“百宝香炉”相比，七宝香炉简直就不值一提。百宝香炉是唐朝的一位皇室公主送给佛寺的礼物。香炉高四尺，开四门，饰以珍珠、光玉髓、琥珀、珊瑚和各种各样珍贵的宝石，香炉上雕刻着飞禽走兽、神鬼、诸天伎乐以及各种想象的形象。百宝香炉造价昂贵，“用钱三万，库藏之物，尽于是矣”。

22.

流行的香炉的样式通常是真实的或想象的飞禽走兽的形象，如狮子、麒麟，有时候，袅袅香烟就是从这些动物造型的口里飘出来的。香炉中最常见的形制是鸭子与大象的形象。根据李商隐在一首诗中描写的情形来判断，有些香炉还装了云母窗。

自从汉代以后，中国人就已经使用起了长柄香炉。在中亚和犍陀罗地区也有一种柄端饰有狮子的香炉，追本溯源，长柄香炉很可能起源于古埃及。日本的香炉是由中国传去的，在奈良的正仓院和唐招提寺，至今还保留着这种精美的香炉的样品。通常这些香炉都是由紫铜掺杂以其他一些金属——锑、金等——铸成的，但是有一尊非常奢华的檀木香炉，上面有用金、银和珠宝装饰的花卉图案。

23.

“熏笼”是一种镂空为花卉或动物图案的空心金属球，球内平衡架上悬着铁杯，铁杯里盛放着焚香。这是一种用来熏衣服和寝具的器物，甚至还具有杀虫的作用。在正仓院的收藏品中，有用银和青铜制作的熏笼。在王建创作的宫廷生活抒情诗中，就曾经提到过熏笼。例如他在一首诗中就有过“银熏笼底火霏霏”的描写。但是熏笼并不是唯一的一种用来熏衣的器具，例如宰相元载的夫人王韫秀就发明过一种熏衣的方法，史载：

（韫秀）以青丝绦四十条，条长三十丈，皆施罗、纨、绮绣之饰，每条绦下排金银炉二十枚，皆焚异香，香亘其服。

24.

正如贵族习惯使其车辇散发出香味一样，在衣物上，尤其是在腰带上悬挂各种各样的香囊、香袋的习惯，同样也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唐代原封不动地保留了这种习俗，只是气味芬芳的罗勒在这时成了衣香的主要成分。与一般妇女不同，唐朝的后妃宫嫔们特别喜欢使用焚香，一个个浓妆艳抹，香气袭人。寒山在诗中描绘了一群香气氛氲的唐朝妇女在佛寺中的情形：

侬家暂下山，入到城隍里。

逢见一群女，端正容貌美。

头戴蜀样花，燕脂涂粉腻。

金钏镂银朵，罗衣绯红紫。

朱颜类神仙，香带氛氲气。

时人皆顾盼，痴爱染心意。

谓言世无双，魂影随他去。

狗咬枯骨头，虚自舐唇齿。

不解反思量，与畜何曾异。

今成白发婆，老陋若精魅。

无始由狗心，不超解脱地。

25.

就唐朝人而言，熏香并不是娇弱无力，有失男儿本色的事情：在九世纪的一首诗歌中，描写了一位年轻武士赶赴一次有京师胡姬歌舞的晚宴的情形，他骑着白马，穿着凤凰图案的花衫，而且“异国名香满袖熏”。甚至连皇帝身上也佩戴着香囊，而在腊日的庆典上，就更是非佩带“衣香囊”不可了。

随杨贵妃一起下葬的香囊，就是一枚非常有名的香囊。唐玄宗从四川返京后，派遣中使秘密地将杨贵妃的遗体从马嵬驿路边的墓葬中改葬他处。“启痤，故香囊犹在。中人以献，帝视之，凄感流涕”。

一般来说，这些香囊都是用彩色或者是带有花卉图案的织物，尤其是用优质的薄纱制作的。正仓院存有几件用薄纱网和亚麻布做成的小香囊。最后，在唐朝的诗歌中还提到过“香毬”，它可能是技艺熟练的唐朝舞女用来抛掷嬉戏的。

沉香

26.

阿迦嚧（Agaru）是在唐代特别受人们喜爱的一种香材的梵文名称，从这个名称中衍生出了许多英文的同义词。英文“garroo”（贸易行话中的“沉香”）“aloes”（沉香）“eaglewood”（沉香），甚至“agalloch”（沉香），就是分别从马来文“gahru”，希伯来文“ahaloth”和葡萄牙文“aguila”等词语中衍生而来的。这些字及其关系词都是指东南亚土生的沉香属树种的产品。香料贸易中的沉香是指沉香木中木质沉重、颜色深暗且有病害的部分，以此可以将沉香与其周围那些木质较轻、质地较软的木材区分开来。沉香中饱含树脂，而且香气馥郁。有时，这种由病态形成的芳香的木材呈人形或兽形，这种形状可以大大提高沉香的市场价值。

27.

这种珍贵木材的最优质的部分，汉文名称叫作“沉香”，因为这种木材入水能沉，所以叫“沉香”。一位唐代学者记载了林邑人获取沉香的办法：“土人破断之，积以岁年，朽断而心节独在，置水中则沉，故名‘沉香’。”但另一位学者又说：“其肌理有黑脉，浮者为煎香，‘鸡骨’‘马蹄’皆是煎香，（在医疗方面）并无别功，止可熏衣去臭。”所谓“鸡骨”“马蹄”，是这类香材中较为便宜的商业品种的名称。

在西方人的心目中，中国是一个有名的沉香来源地。例如，就我们所知，有一位阿曼的伊巴德派商人曾经在八世纪时到了中国，并且在中国买到了沉香。尽管事实上广州每年送往长安的土贡除了银、藤簟、荔枝、蚺蛇胆之外，还有沉香（garroo），但是我们基本上可以肯定广州的沉香（aloeswood）是从安南边境地区得到的。

28.

穆斯林所说的“China”（中国）并非指沉香的主要产地，而是指一个巨大的沉香市场。唐朝人使用的沉香或许大部分都是进口的，其中主要来自林邑。八世纪时，林邑王将沉香贡献给唐朝，其中有一次就贡献了多达三十斤“黑沉香”（lignaloes）。唐朝的情形与现在可能差不多，已具备了文明教化的林邑人主要是依靠居住在山区的土著部落来搜集那些有病害的树材的。例如在十九世纪时，“gahlao”——林邑人是这样称呼沉香的——是由平顺省的一个单一信仰伊斯兰教的村庄，在“森林人”（orang glai）的密切合作下，被郑重其事地收藏起来的。甚至晚至十九世纪时，收集沉香在林邑人和安南人的礼仪中仍然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29.

沉香在中医药中有很重要的作用，“主心腹疼，霍乱，中恶，邪鬼疰气，清人神；并宜酒煮服之；诸疮肿，宜入膏中”。唐朝的焚香和薰香中盛行沉香这一事实证明：与印度一样，唐朝人也认为带有香气的烟对于治疗糜烂和创伤具有疗效。不管十世纪初期撒那威的阿布赛义德记载的关于中国国王用沉香与龙脑制成防腐材料下葬的记载是否确有所据，我们现在尚未见到其他有关这方面的材料。

总而言之，在中世纪中国的礼仪大典和个人生活中，沉香都是一种非常重要的香材。李贺写的一首绝句，具体而微地说明了沉香的重要作用。诗中描写了一位贵公子在孤寂的房屋中等待黎明的情景：

袅袅沉水烟，乌啼夜阑景。

曲沼芙蓉波，腰围白玉冷。

30.

据说有一种用沉香（garroo）调制的香水，被有些妓女用来“干”衣，大概这是为了增强她们对于风流客感官的刺激。还有一种更奢侈的用法，是用这种珍贵的香木使建筑物散发出香味。具体做法是将沉香弄成碎末，然后涂抹在想要使建筑物散发香味的部位——以宗楚客为例，据记载，“宗楚客造一宅新成，皆是文柏为梁，沉香和红粉以泥壁，开门则香气蓬勃”。这种芳香建筑没有一所能保留下来，但是在正仓院有一个长六边形的经盒，表层涂以沉香末，而且用丁香末和“野甘草”的红“相思子”装饰而成，这是盛放佛陀箴言的一种很合适的容器。

31.

用沉香（garroo）制作小巧而又珍贵的物品，应该说是再自然也不过的事情了。沉香制的毛笔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这种笔所用的材料有一部分使用沉香，一部分使用斑竹，而笔的外层则是用桦树皮包裹起来的。正仓院的收藏品中就有这样的毛笔。世上竟然有大得足以用来作为建筑用材的沉香木，似乎令人难以置信，然而这却明确地见于正史的记载之中。当唐敬宗新即位时，他还是一位务崇奢侈的年轻人，当时有一位波斯商人向他贡献了一批足够建造一座亭子的沉香木——建造沉香亭确实是一件花费浩大、华而不实的事情，所以年轻的君主受到了一位大臣的严厉的斥责。

32.

其实早在一个世纪之前，唐玄宗就曾经建造过一座类似的奢华的沉香亭阁，亭子前种着宫禁里收藏的红、粉、白三种颜色的牡丹。但是，据称杨国忠建造的沉香亭是最富丽堂皇的一座沉香亭。虽然沉香属的无病害木并不是真正的“沉香”，但是这种木材刚刚采伐下来时，也有一些芳香的味道，而且有些部分地掺入了树脂的无病害木段甚至还可以当成焚香来使用。或许构建这些奢华的建筑物所用的“沉香木”，就正是这种较为健康，但香味较少的木料做成的板材。

紫藤香

33.

唐朝使用的另外一种木质焚香材料是“kayu laka”或“lakawood”，它是从印度尼西亚传入的黄檀藤的心材。根据药物学家李珣记载“其香似苏方木。烧之，初不甚香，得诸香和之则特美”。唐朝将这种香叫作“紫藤香”（但是“wisteria”在中国也叫“紫藤”！），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种香还是“降真香”。所谓“真”就是指道教中服气餐露、长生不老的神仙。这个名称表现了这种香在道观中的特殊的重要意义。曹唐在一首以道士为题的诗中，甚至将这种香与长生药相提并论：

红露想倾延命酒，素烟思爇降真香。

要将紫藤香巫术或医药的用途与宗教的用途区分开来是非常困难的，据记载，焚烧紫藤香既可以驱怪，又可以避恶。“烧之，辟天行时气，宅舍怪异；小儿带之，辟邪恶气”。

（未完待续）

文章转载自网络

请尊重知识产权

侵权可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