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樊锦诗

★ 2019年入选国家荣誉称号建议人选名单

★ 2019年“吕志和奖——世界文明奖”获得者

★ 2018年“改革先锋•文物有效保护的探索者”

★ 2017年《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荣获第七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优秀奖

1938年生，浙江杭州人。生于北京，长于上海。1958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考古专业，1963年毕业后到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工作至今。曾担任敦煌文物研究所副所长，敦煌研究院副院长、院长；现任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研究馆员，兼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共十三大代表，历任第八至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她是我国文物有效保护的科学探索者和实践者，长期扎根大漠，潜心石窟考古研究，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唐代前期和中期洞窟的分期断代。在全国率先开展文物保护专项法规和保护规划建设，探索形成石窟科学保护的理论与方法，为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的永久保存与永续利用作出了重大贡献。

顾春芳

上海宝山人。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艺术学、戏剧戏曲学、戏剧美学、电影学。主要学术著作有《呈现与阐释》《意象生成》《戏剧学导论》《她的舞台》《戏剧交响》，出版有诗集《四月的沉醉》。

回忆苏秉琦先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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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琦先生治学非常严谨，博闻广识，他给我们开设的战国秦汉考古的课程对我的影响很大。苏先生为人谦和热情，他是那种一看就让人感到亲切可敬、如沐春风的人。他是新中国考古学的开拓者、奠基人之一，也是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主要创办者之一。他毕生从事考古学研究，培养了许多考古学的人才，取得了许多具有开拓意义的学术成就。苏先生曾经参加、主持和领导过许多重要遗址和墓葬的发掘与研究。比如30年代他参加了宝鸡斗鸡台遗址的发掘，这是我国考古学初期的一项重要发掘工程。

50年代他曾经协助夏鼐、郭宝钧主持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大规模进行的辉县发掘，亲自发掘结构复杂的固围村2号战国大墓。他亲自主持西安附近考古调查，首次辨识客省庄二期文化遗存，并判定其与当地仰韶文化和西周文化的相对年代。他还曾主持洛阳附近考古发掘，勘查东周时代的“王城”遗址，建立中原地区东周墓葬的断代标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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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就在宝鸡斗鸡台遗址考古发掘的过程中，在回填墓土的时候发生了一起事故，有一位民工不幸被砸身亡。[插图]善后工作完毕后，经费所剩无几，如果没有钱的话，发掘工作就没有办法进行下去。苏先生就写了一封信，让他非常信任的好友，也是考古队成员白万玉从宝鸡到西安，向自己的哥哥苏秉璋筹款。原来苏家是华北地区开纺织厂的有名的实业家，在西安还有自己家的棉纺厂，家族企业是由苏先生的哥哥苏秉璋打理的。信送到后，苏秉璋就立刻准备了五百现大洋，让白万玉带回了宝鸡。

斗鸡台遗址的发掘工作当时是由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插图]负责的。对于自筹经费用于考古发掘的事情，苏先生自己只字不提。也是因为这件事情，大家才知道苏先生原来有如此显赫的家族背景。他给大家的印象，就是一个读书、考古、埋头写文章的知识分子，从来不提及自己的家事和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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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沟桥事变”之后，北平沦陷，他所在的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一度经费断绝。在这种情况下，他和当时的一些研究所人员将重要的研究资料秘密装箱转移到其他地方妥善保管，后来又统一运往昆明。这批资料包括斗鸡台遗址发掘的全部田野记录、图纸、稿件、卡片和照片；还有关于北平庙宇的调查资料和响山堂石窟寺的调查资料，包括大量文字记录、测绘图、照片和拓片。他后来在昆明的研究工作，就是集中编写《斗鸡台沟东区墓葬》考古报告。这本考古报告在1948年出版，大16开本，正文289页，约20万字，100多幅插图。报告总共印了400本，很多照片都没有刊印出来。

苏先生有一个“绝活”​：闭着眼睛摸陶片，摸得特别准。他在考古发掘现场，反复强调做考古的人要亲手摸陶片，这给学生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觉得他太神奇了。摸陶片已经成了他的一种习惯爱好。他对陶器有很深的研究，摸了一辈子的陶片，看陶片的功夫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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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河梁发现五千年前的玉猪龙之后，有一个当地文化馆的负责人想起从前出土的一件玉器，就取出来请他鉴定。苏先生摸过后，判定这是一件红山文化的碧玉龙。这种功夫都是长年在野外考古实践中锤炼出来的。考古一定要有野外实践的经验，考古的功夫不是光躲在书斋里做学问就可以的。苏秉琦先生曾经考察了东山嘴红山文化遗址、兴城遗址、姜女石秦宫遗址，他还多次到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进行考察，为这一震惊中外的文化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的《燕山南北地区考古》​《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文化与文明》​《象征中华的辽宁重大文化史迹》​《玉龙故乡·文明发端—谈查海遗址》等著作、学术报告和论文，对于建设中国考古学学科理论体系，把中国考古学推进到一个新的时期意义重大。他的早期著作《斗鸡台沟东区墓葬》及《瓦鬲的研究》是考古学的基本文献。苏秉琦先生在1965年发表的《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一文，是我国考古学发展的又一个里程碑，使探索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的起源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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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先生最大的学术贡献是他运用类型学的研究方法，结合谱系研究，论述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提出我国人口密集地区的六大文化区系。这个观点是在1975年《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的论文中提出来的。当时“文革”还没有结束，所以这篇论文直到1981年才公开发表。这篇论文提出中国文化起源和中国文明起源的“多元论”​，对原有的“中原中心论”是一个挑战。他通过考古学文化的谱系，研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以及中国作为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80年代中期，他提出了具有开拓意义的“中国文明起源多中心论”​，指导了中国考古学体系的发展和完善，阐明了我国超百万年的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中华一统实体的社会发展史实。他的“多元一体论”​，即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的“古文化、古城、古国”​，以及“多源一统论”​，即中华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过程“古国、方国、帝国”的学术理论，对中国考古学和历史学产生了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他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专著《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是具有指导性的系统理论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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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称赞这本书是承前启后的世纪之书：​“代表了我国学者对中国文化发展历程实事求是研究的传统，这是一本人文科学研究的成果，是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自觉。他用古代遗传的实物来实证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发展的过程，在中国人面临空前大转型的时刻在学术方面集中了考古学界几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在这本书的前言里，苏先生提出了关于学术界存在着“两个怪圈”的问题。​“第一个怪圈”涉及中华文化的大一统观念，以及那些被视为正统和普遍适用的理论。他用考古学研究所得的证据批驳了相关的谬误。他认为历史文献的记载和表述需要给予新的解释，黄河中游地区也不应再被视为中华文化的唯一发源地。​“第二个怪圈”涉及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发展观的片面理解。他认为，以往世界史学界对于希腊、罗马和日耳曼的发展史研究，不能照搬过来说明中国的历史沿革。他不同意那种总是把前朝贬斥为异邦的观点，中国的现代文明在他看来，是融合六大地区各自独立发展的文化的结果。苏先生始终认为考古学必须正确回答“中国文化的起源、中华民族的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等问题，由此，考古研究才能上升为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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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先生还较早利用类型学的方法，成功地进行周秦墓葬和瓦鬲的分期研究，提出周文化渊源等问题。他根据楚墓中具有鲜明特征的，并有自己一脉相承的发展序列的陶鬲，将其列为认识楚文化的典型器物。他认为这些携带楚文化特点的“楚式鬲”​“鼎式鬲”​“斝式鬲”的基本结构和特征，与流行于中原地区的“殷式鬲”​“周式鬲”不同，自成体系。他不仅对楚文化的形成发展有独到见解，而且对晋文化研究也有系统的理论。​“晋文化”的概念就是由他率先提出的。关于晋文化，他还有一首诗：​“华山玫瑰燕山龙，大青山下斝与瓮。汾河湾旁磬与鼓，夏商周及晋文公。​”苏先生很谦虚，自嘲为“四句歪诗”​，但其实这四句诗简明清晰地概括了晋文化的来龙去脉。他认为晋文化是北方、中原两大文化区在文化汇合点上相互撞击裂变而成的，指出晋文化的研究不要受“曲村—天马、上马、侯马”这“三马”的束缚。他认为“周代到平王东迁已经名存实亡，东周几百年重心，特别是政治上最稳定的力量，已经转移到晋国”[插图]。苏先生开创的区系类型学理论，把中国考古工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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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初，苏秉琦先生还提出了“中国史前史”的目标，他说史前史不等于史前考古学，而应当是把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合为一体的研究。这样的理想其实是把古今文化连成一体来探究中华民族的灵魂和精神，这是考古学的根本价值所在。他认为考古学的根本任务在于对中国文化、文明的起源与发展，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做出正确回答，并以此为核心、框架，来系统复原中国历史的真实轮廓与发展脉络。他曾在《如何使考古工作成为人民的事业》一文中说：假如我们不肯甘心永远处于落后的境地……像我们的先民一样，继续对于人类的文明生活有所贡献，我们就需要好好地保护我们先民留给我们的这份珍贵遗产，从这里边去吸取经验，看他们是如何地发明和改进了农业和陶业，征服了森林，驯养了家畜，发明了文字、指南针、印刷术、火药，以及笔墨纸砚，看他们又是如何地由活剥生吃到煎炒烹调，由山洞土窑到楼台亭榭，从树叶兽皮到锦绣衣冠，由轮子的发明到机械的使用，然后我们再看这一切物质生活方面的发明和改进对于当时经济和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种种方面所产生的影响，这就是研究中国物质文化史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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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秉琦先生主持北大考古专业工作历时三十年。

他参与了考古专业的创建，从无到有，建设起了一套完整的考古教学计划，还参与主持了考古学培训班。苏先生还领导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师生进行邯郸涧沟[插图]和龟台、华县泉护村和元君庙、洛阳王湾等项目的发掘实习。苏先生有非常敏锐的科学头脑，思考问题总是高屋建瓴，总揽全局，还能够抓住重点，所以每次听他讲课都能给学生们莫大的启示。苏秉琦先生一生桃李满天下，对于学生提出的问题总是循循善诱，耐心教诲，他非常乐于帮助他人排忧解难，为人光明磊落、可亲可敬。苏秉琦先生的遗嘱是回归自然，他希望自己的骨灰撒在渤海湾。他说自己一生只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考古。

宿白先生的为人与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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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白先生是我的授业老师，同时也是对我的人生影响极大的一位先生。我们58级考古专业的学生，一至三年级有三次野外考古实习。课堂上侃侃而谈考古学知识的师长们，大多经过了长期野外考古实践磨砺，是有着丰富野外考古经验的考古学家。在考古工地上，他们从测量、开方、挖土、敛平地面、分辨土色、划分地层，到用小铲清理发掘、刷陶片、拼合、简单地修补、整理、绘图、拍照、文字记录等，对我们这一个班的同学进行耐心而严格的指导，手把手地教给我们野外考古的方法和技能，为我们这些人日后参加考古工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宿白先生194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是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学科体系的开创者和成就者，也是中国著名的考古学家。20世纪50年代，由他主持的河南禹县白沙镇北三座宋墓的发掘，以及根据此次发掘的考古资料撰写出版的考古报告—《白沙宋墓》(1957)，是我国考古报告的经典，在考古界曾引起过巨大的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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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白先生在城市考古、墓葬考古、宗教考古、手工业遗存考古、古代建筑、版本目录和中外交流等多个领域均有开创或拓展，已为学术界所公认。中国佛教石窟寺考古学，也是由宿白先生开启的一个研究分支。自50年代以来，他身体力行，长期坚持对全国各地的石窟寺做全面系统的实地勘测和记录，特别着力于云冈石窟和敦煌莫高窟的考古。宿白先生最初学的是历史，因为参加了向达先生的考古组，后来改做考古研究。这个事情还要从当年北大恢复文科研究所考古组说起。当时的考古组主任向达一时招不到人，向北大史学系冯承钧先生偶尔说起此事，冯承钧先生马上向他推荐了宿白。冯先生非常赏识宿白先生，之前已经把他推荐到了北大图书馆。这样一来，宿白先生就一边在图书馆整理文献，一边参加文科研究所考古组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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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北大院系调整时，宿白先生就正式被调到了历史学系。对于宿白先生的智慧、才华和博学，我一直佩服得五体投地。宿白先生是学历史出身的，他转向考古之后特别重视文献。当时有不少搞考古研究的人对文献并不是很重视，现在有不少考古专业的人好像还有这个问题。宿白先生希望自己的学生不仅要研究实物，也要精通文献，因为文献不好会影响一个人未来学术的发展。宿白先生自己的历史文献功夫有口皆碑，这与他转益多师的学术背景有很大关系。他大学毕业之后，在北大文科研究所考古组做研究生，这段时间他到文史哲各个系听课，历史系冯承钧先生的中西交通、南海交通和中亚民族，中文系孙作云先生的中国古代神话，容庚先生的卜辞研究、金石学、钟鼎文，哲学系汤用彤先生的佛教史、魏晋玄学，他都一一听过。此外，他自己还兼学版本目录，在古籍版本目录学方面也有着极深的造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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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宿白先生在整理北大图书馆善本书籍时，从缪荃孙的国子监抄《永乐大典》天字韵所收《析津志》八卷中，发现了《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以下简称《金碑》​）的碑文，这是云冈石窟研究史上尚不为人知的重要文献。没有深厚的文献功力，是不可能发现并确定这篇文献的重要价值的。他所撰写的《〈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1951年撰写，1956年发表）​，是研究云冈石窟历史的力作，也是他本人佛教考古的发轫之作，开启了他个人的石窟寺研究。后来根据《金碑》记述与实地考察，宿白先生写成《云冈石窟分期试论》一文，发表在《考古学报》上。在此以前，有日本学者一直关注云冈的问题，宿先生对日本学者的分期方法提出了质疑。日本学者长广敏雄发表《驳宿白氏的云冈分期论》​，对宿先生的研究进行了激烈的反驳，甚至质疑宿先生所用文献的真实性。后来，宿先生又发表文章，答复了日本学者的质疑，对《金碑》的真实性做出了论证，长广敏雄也不得不承认宿白先生的分期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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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白先生转向考古之后，特别重视考古资料和历史文献相结合的研究。他认为考古学不能离开田野考古，田野考古是考古生命力之所在，历史时期考古不同于史前考古，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研究都伴随着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研究考古出土资料，包括石窟寺遗迹的各种社会历史问题，离不开历史文献的引用和佐证。在他看来，从事历史考古研究的人，不仅要研究考古材料，也应精通历史文献，考古的学生应具备史学和文献学的基本功。为此，他专门为从事佛教石窟寺考古的研究生开设了《汉文佛籍目录》课程，就是要求学生掌握汉文佛籍的查阅方法，从中学习佛教考古的知识。此外，由于考古课程需要给学生提供考古实物的图像资料，宿白先生备课时就在讲义上亲自画图，讲课时也当场在黑板上画图。无论是古建筑结构，还是天王、力士塑像，他都能画得惟妙惟肖，令同学们赞叹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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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西藏文管会邀请宿白先生去参加一个活动，他发现西藏的很多寺庙在“文革”期间被毁掉了。回来后，他就开始整理当年的材料，亲手绘制了好多幅插图，给未来的复原工作提供了参考图像。宿白先生的绘画功力来自他的素描功底。绘图是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必不可少的一项技能，所以宿白先生也十分重视培养学生在现场绘图记录遗迹遗物的技能。宿白先生看的书多，看的速度也快，常常是学生半天也看不明白的材料，他看一眼就明白了。有一回期末提交论文，我本来打算随便写一写交差了事，以为老师只是翻翻而已。没想到宿白先生逐页批阅，一条一条意见都清清楚楚地写在一张台历纸上，然后拿给我说：​“你回去好好修改吧。​”遇到这样的老师，学生根本没有空子可钻，只能老老实实地学，踏踏实实地做。宿白先生的学问深厚，视野宽广，在学术研究上非常有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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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他受邀在敦煌文物研究所[插图]做《敦煌七讲》的学术报告。这次学术报告，他不仅讲考古，讲敦煌的历史，还从佛教史的角度，指出佛教文献资料的研究如何跟考古结合起来，顺便还介绍了如何阅读和把握佛教的史集和经籍。与此同时，他还介绍了西方和日本是怎么做敦煌研究的，深入浅出地介绍了敦煌的学术史。宿白先生的《敦煌七讲》​，从理论和方法上为建立中国石窟寺考古学奠定了基础。他的创见在于，一般的石窟寺考古都会从图像入手，而宿白先生不仅对实物和图像的研究非常深入，而且格外重视石窟学术史料和考古的结合。对于佛教石窟考古，他提倡把佛籍所提供的信息和考古资料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佛教考古涉及的研究面很广，包括断代研究、社会历史研究、佛教史研究、艺术史研究以及综合研究和各种专题研究等。宿白先生认为从事石窟寺考古研究的人可以从事各类研究，但首先必须做好两项基础研究，即“分期断代”和“考古报告”​，否则无法开展石窟寺考古的深入研究。只要看看宿白先生的《白沙宋墓》考古报告，就知道宿先生的学问有多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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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沙宋墓是北宋末年赵大翁及其家属的三座墓葬。自1951年起，宿白先生开始带队在此进行田野调查与发掘工作，报告也由宿白先生编写，题目就叫“白沙宋墓”​。在北宋末期流行于中原和北方地区的仿木建筑砖雕壁画墓中，白沙宋墓是保存较好，结构最为复杂，内容最为丰富的一处。宿白先生当时才三十岁出头，就写出了这部中国田野考古纪实的奠基之作。翻开《白沙宋墓》​，印象最深刻的是后面的注释，涉及宋史，包括宋代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和社会习俗等。宿白先生凭借自己深厚的文献功底，查阅大量历史文献，与第一手考古资料相结合，对墓葬的年代、墓主人的社会地位、宋代河南家族墓地中流行贯鱼葬的习俗等进行了深入分析，生动地刻画了宋人的生活图景。当时，国内历史考古学尚处草创时期，考古学家在撰写发掘报告时大都限于对墓葬形制、出土遗物的记录，很少深入讨论相关的重要历史现象、历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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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沙宋墓》颠覆了学术界对考古报告的认识，除了体现出考古报告应有的实证功夫之外，还展现了浓郁的学术气息和人文精神。尽管已出版六十余年，​《白沙宋墓》作为考古报告的典范，至今仍在学界有重要影响。这本书里的学问太大了，按照现在都可以评一个高级教授了，可是当时宿白先生在北大只评了一个副教授，直到带我们这批学生的时候也还只是个副教授。但宿白先生总是说：​“大浪淘沙，你不要看现在。一二十年之后，谁能沉得下心，谁才能够做出大的学问。一个社会一定要有人潜心做学问。​”对于从事考古研究的人来说，一生有没有可以录入考古史的重大发现是一回事，更重要的是有没有留下一部经得起时间检验的考古报告。考古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就是田野调查和发掘，考古报告就是对田野考古发掘出来的遗迹和遗物进行全面、系统、准确的记录。科学的田野考古和田野考古报告的出现，使考古学正式成为一门学科，成为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考古报告在推动考古学这一学科的发展方面有重要作用，考古报告绝对不能“造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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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发掘的对象是古代遗址或墓地，均具有不可再生性，因此一部理想的考古报告，应讲究科学性和客观性，无论是发掘、整理、编写都要力求全面、系统、准确，这样才能为日后人们了解古代社会信息提供准确的参照。这就是宿白先生的为人与为学教给我的对待考古工作的态度。然而，我愧对先生的是，莫高窟的石窟考古报告迟迟没有做出来。当年分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宿白先生寄予我的厚望就是做好莫高窟的考古报告。​“文革”一来，什么都放下了，任何建树都没有。​“文革”之后，我又被任命为研究所副所长，被日常事务占据了大量时间，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搞业务。考古工作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需要一个得力的团队，而研究所当时人员匮乏，根本不具备做石窟考古报告的条件。当然这些只是客观原因。最核心的问题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自己还没有真正想明白这个报告该怎么做。虽然毕业多年，但是自己觉得仍然没有把宿白先生的学问学透。我知道这项工作迟早都要做，而且必须完成，还要完成得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