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传记 之 朱枫传11

第二章 八千里路云和月

中村书店

新知书店在新四军中的第一家随军书店，是1938年春天朱曦光到达皖南以后，在军部所在地云岭建立起来的。这项工作得到了项英副军长的关心和支持，他亲自签署了一张名片交给朱曦光，让沿途各兵站和派出所为他们向前方将士运送书刊提供方便；书店开业后，也一直为广大指战员们所爱护与欢迎。第二年5月，朱晓光进入皖南接替二哥的工作，在离云岭不远的中村开办了第二家随军书店，接着又在泾县城里、章渡和茂林镇，利用几家卖旧书和文具的商店设立书刊代销处，及时供应从上海、金华、温州和大后方城市辗转运来的各类书刊，同样受到了部队官兵和当地群众的欢迎。

皖南多山，抗战期间赫赫有名的云岭，就处于皖南东部的大山深处。从金华出发到云岭一带，要跨越浙皖两省边界，穿过建德、歙县、旌德等好几个县境，地形又非常复杂，如果走水路，曲折拐弯，上船下船，要花上十来天工夫。1939年秋天，朱谌之趁朱晓光回金华运送书刊之便，跟他一起返回皖南。他们乘坐的是新四军章渡兵站的军车——一辆乳白色的中型铁篷车，车身上漆有“新加坡华侨洗染业联合会赠”一行大字，看上去非常醒目。由于随军书店同部队之间有亲密的合作关系，军车在外出路过的时候为他们提供方便也是常有的事，比坐船要快得多。

但那时，皖南周边的国民党“友军”却完全相反，因为蒋介石秘密颁发《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实行“溶共”“防共”和“反共”的倒行逆施政策，而加紧了对进出新四军防区的车辆与人员的检查，曾发生过扣押进步书刊和关押从上海、宁波等地投奔新四军的青年学生与工人的事件。因此一路上都特别小心，快要经过浙皖边界一个叫“威坪”的关卡时，朱晓光悄悄告诉朱谌之：这里的国民党宪兵最会刁难人，常常以盘查车辆为名揩油水、敲竹杠，弄不好还要抓人关人。他提醒初进皖南的朱谌之，如果哨兵盘问她出门干什么，就说是去泾县城里走亲戚。

然而，出乎意料，这次车过威坪不但平安无事，还受到了特别的“礼遇”。

当白色吉普放慢速度驶到威坪的岗哨前，司机主动停车准备接受检查。谁知平日里凶神恶煞般的国民党宪兵，竟一反常态，个个双腿并拢、站得笔直，齐刷刷地向车上的乘客们敬起礼来；一个领头的小军官还趋前两步，弓起身子，满脸堆笑地挥手示意“免检通过”。

驾驶座上的司机有些诧异地望了望坐在身边的随车副官，副官二话没说，司机踩动油门又匆匆上路了。车上的紧张气氛顷刻全消，全车人都松了一口气。这时，随车同行的那位副官才回过头来，向大家讲述国民党宪兵们之所以“变脸”，原来事出有因——

几天前，叶挺军长去第三战区长官部所在地上饶有公干，恰巧也坐了这辆乳白色的中型铁篷车。当叶军长车过威坪时，关卡上这些耍威风耍惯了的宪兵，不但拦车检查，还无理取闹。坐在车中的叶军长实在看不下去，便开门下车，走到那为首的指手画脚的小军官跟前，厉声斥责道：

“谁敢拦我的车？我找顾长官说话！”

小军官被眼前这位器宇轩昂、相貌不凡的中年人吓得退后半步，看看他穿的是一身西装便服，也不知何方神圣，正懵懂间，随车的副官走过来告诉他：“听清楚！跟你小子说话的，是叶挺军长！他正要到顾长官那里去说事呢。”

“……”那小军官真的吓得不轻，低头看着那白色车身上一行“新加坡华侨洗染业联合会赠”的大字，愣了半天才连声请罪，向叶军长和副官赔不是。

叶挺同志见他态度有了转变，便警告说：“这次就算了。以后再有刁难我军车者，别怪我不客气！”

……讲完这段小插曲，副官同志总结说：“咱们今天撞了大运，全是仗了这辆铁篷车的威风啊！”

“难怪这群看门狗，又是立正敬礼，又是弯腰迎送，是把我们当成从顾祝同那里开完会回来的叶军长啦！哈哈……”

朱晓光也接着他的话茬打趣道，朱谌之和车上的人都快活地笑起来。

中村，距云岭八华里，是一个隐埋在深山坳里的小村庄。原先只有三四十户人家，四面青山环抱，溪水从村边潺潺流过，粉墙黛瓦的徽派建筑，静静地散落在高低不平、青石板铺的村街两旁。村街上有三家店铺：一家烧饼店；一家杂货铺；靠东头的第三家，便是朱晓光受新知书店派遣，在军部协助下办起来的中村随军书店。

正值秋高气爽的时节，群峰耸翠，层林初染，两三只欢鸣的鸟雀在门外枝头蹦跳。风尘仆仆的朱谌之走进这如画的风景中，几乎忘记了长途跋涉的劳顿，脑海里却闪回到一年前在常德乡间度过的日子。那时湘虎刚刚出生，如今满周岁的小明同他的聋哑姐姐，跟着陈玉、陈宜婆媳俩，已被朱曦光转移到金华南面的云和去了，沈珍也进了“台少团”。一家人被拆散了好几处，孩子和亲人们生活得怎样了？在战争环境里安全吗？虽说自己“轻装上阵”来到了向往已久的抗日根据地，朱谌之的心中还是增添了几分牵挂。

然而，繁忙的工作和紧张的学习生活，很快就使她摆脱了个人的愁绪。中村是新四军教导总队队部所在地，总队下属的八个学员队分散在附近的村落里，每一期的培训人数都非常可观，且严格遵循延安抗大的教学原则，有很高的要求，因此，中村书店的发行任务也很重。除了满足教导总队的教材用书和面向广大指战员的门市服务外，还要协同云岭的随军书店组织“流动供应队”，将急需的书刊送到新四军远在江北和苏南的各个支队去。书店人手最多时有十来人，朱谌之是唯一的女性；人手少时，也就是她和朱晓光两人，忙碌可想而知。

尽管如此，朱谌之和朱晓光都还经常挤出时间来，去村头晒场上旁听学员们上的大课。跻身在来自天南地北的年轻人的行列里，和他们同声高唱“光荣北伐武昌城下，血染着我们的姓名；孤军奋斗罗霄山上，继承了先烈的殊勋”（《新四军军歌》），朱谌之仿佛年轻了许多。当时有不少部队首长和知名人士来教导总队上课，副军长项英作形势报告，宣教部长朱镜我讲中国革命史，训练处处长薛暮桥讲经济学，一支队司令员陈毅讲《新四军军歌》的创作过程和重要意义，还有钱俊瑞、夏征农、李一氓、任光、何士德等人来讲课、辅导、教唱革命歌曲……这都非常受欢迎。这些部队首长和革命文化人也经常到书店来买书、订书，问长问短，关心书店人员的学习和生活，还提出改进工作的意见和要求。他们平易近人，毫无架子，完全不同于骑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的国民党官僚，让朱谌之亲身体会到了革命集体中同志关系的平等和亲密无间，也进一步加深了她对共产党和新四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的认识。

有一次，陈毅同志到军部开会，看了云岭的书店，又特地来到中村书店。他看到书店的墙上挂着一块白竹布，上面抄写着《随军书店流动供应队队歌》，兴致勃勃地用他那带着四川口音的普通话，念起来：

在工作中学习，

在战斗中生活，

我们是抗日救国的文化轻骑兵

我们是传播马列主义精神食粮的运输队

我们是发行革命书刊的流动供应队

…………

念罢歌词，这位身经百战，也十分爱好诗词的一支队司令员连声称赞，并回头问朱晓光这歌是谁做的，“流动供应队”什么时候到他们一支队去。晓光告诉他，这歌是书店工作人员的集体创作，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凑起来的；而“流动供应队”的建立，则是军部政治部接受陈毅司令员的建议做出的决定，去一支队的小分队下周就出发。

陈毅同志听了非常高兴，望着那白竹布上秀美又挺劲的毛笔字，又问：“这字是谁写的呀？”晓光指了指正坐在屋角里打算盘做账的朱谌之。陈毅走到她跟前，竖起大拇指说：

“你这位大姐的书法很有功力呀！”

“陈司令过奖了。”朱谌之抬起头，笑着回答这位打绑腿、穿草鞋的新四军将领，“我在《抗敌报》上看到过您的亲笔题词，那才是笔力千钧呢！”

“不敢当，不敢当，”陈毅谦逊地摇摇手，也接过朱谌之的话说，“不过，我们新四军要打败日本鬼子，不但要靠手中的枪和炮，也要靠‘笔杆子’啊——你们做宣传文化工作的，就是拿笔杆子的队伍，也光荣得很哪！”

随后，他又向朱晓光要了流动供应队的书目清单，了解他们出发的路线与计划，并向晓光和书店工作人员介绍前方的敌我情况和下连队要注意的工作方法，亲切的态度和切实的指点，给朱谌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学员队的第八队是女生队，驻地也在中村。女学员里有不少来自上海、宁波及江南各地的知识青年和城市女工，这些年纪轻轻、富有朝气和上进心的女孩子，成了中村随军书店登门最勤、来往最多的常客。她们不仅来买书或看书，也喜欢跟服务态度热情，同样来自沪、甬一带的两位书店主人聊天，尤其是女主人诚恳、干练、和蔼可亲，像一位完全可以信赖的大姐，对女孩子们很有吸引力。当朱谌之得知部队与外界的通信联络困难，主动提出书店可以帮助女学员们收发信件。为了让大家容易记住自己的名字，更好地开展工作，也出于当时革命队伍中比较流行单名的一种风尚，朱谌之有一天对朱晓光说：

“梅郎——”这是他们两人在一起时，朱谌之对别号“梅君”的朱晓光的昵称，“你看我起一个单名，好不好？”

“哦——”朱晓光随口答道，“‘谌之’是古板了一点，有不少人还不认识这个‘谌’字呢！”

朱谌之望着门外山崖上一片在阳光下闪烁的枫叶林，心有所动地说：

“我是秋天生的，取个‘枫’字如何？”

“有了‘岁寒三友’松、竹、梅，”朱晓光联想到他们三兄弟的别号，笑着点点头，“现在又多了一个不怕霜冻的‘枫’，好啊！”

的确，“朱枫”，这个朱谌之在皖南新四军中为自己所取的化名，有像红旗、像朝晖一样鲜明、热烈的色泽，有不畏寒风、挺立岩头的坚毅性格，准确地道出了她将一片赤诚奉献给人民解放事业的心声。尽管后来她回到国民党统治区开展工作时，对外仍沿用“谌之”和“弥明”，但“朱枫”和“朱枫大姐”这两个称呼，还是更广泛地在革命同志中间流传开来，最后取代了她原来的名字。

为保存历史的真实，本书从现在起也开始用“朱枫”这个名字指称我们的主人公。

在皖南近一年的时间里，朱枫经受了部队生活的锻炼，她吃的是和战士们一样的大锅饭，睡的是一块大门板，住在店堂透顶（皖南民居天井在屋子中央）下的一角，穿着也是同战士们一样的布衣草鞋。物质生活的匮乏，丝毫也没有影响她精神上的充实与提高，她同晓光在一起度过了难得的团聚时光，起早睡晚，胼手胝足，为抗战的革命队伍做了一份“输送精神食粮”的有意义的工作。

皖南、金华时期的朱枫（约在1940年秋）

许多当年八队的学员都记得中村随军书店里的朱大姐，与她接触如沐春风的感觉伴随着这些年轻女兵度过了那段峥嵘岁月。一位叫童紫的老同志1990年7月在北京写下了这样一段怀念的文字：

那是1939年的下半年，我们八队从云岭搬迁到中村不久，发现中村街上有家新知书店（就是随军书店）。当时只见男女两位工作人员，服务态度很好，老给我们介绍新书刊，尤其他们两位都是我的老乡宁波人，很自然地接近起来，只要有时间，就去他们书店翻翻新书和杂志，与他们聊聊。他们知道我们离家参军已一年多，由于部队驻地保密，很不容易与外界亲友通信联络，朱枫同志非常理解我们的心情，主动提出书店可以帮我们转收发信件，这样，我们就能与外界联系上了。来往信件一多，我就有更多的机会去他们书店。但部队学习生活很严格，除规定星期天、节假日休息时间能外出，旁的时间不能随便外出。我有紧急信件时，只能利用中午休息的一个多小时向领导请准假，吃好午饭就跑到他们书店去。他们也正在吃午饭，朱枫同志只要看到我们跑去，马上放下饭碗站起来，热情地给我们拿邮件。

杀青段

我在八队还负责教同志们唱革命歌曲，集队时都要指挥唱歌，所以我的喉头容易发炎，嗓子也容易嘶哑，在上海时经常服润喉凉嗓止咳糖等。当时我们新四军军费非常困难，连必要的医疗治病的药物都很缺少，何况像我要的是保健药品更不会有，也不好意思开口要。我们又处在皖南山区，更无此药，我们自己单靠每月五角钱的生活费和卫生费，也无钱买，只得向外地亲友去要。有了通讯地址，我二姐就能经常给我寄些小邮包来，朱枫同志总是不厌其烦地给我们转递。他们书店人手不多走不开，所以，我们只好自己经常去，这样接触的机会也就多了，觉得朱枫同志艰苦朴素，工作认真负责，助人为乐，和蔼可亲，真是一位好大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