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前几年最火的几部戏,不论《木乃伊3:龙帝之墓》,还是《命中注定我爱你》《十全九美》,全都由大俗套累积而成。
《木乃伊3》开始十分钟之后,我已经猜到了后面的故事。我猜想杨紫琼扮演的紫媛肯定会死,李连杰扮演的龙帝肯定获得了邪恶的力量,却最终被打倒,插科打诨的配角一定活到最后,甚至成为替故事画上句号的人。而《命中注定我爱你》,只要知道是一出台湾电视剧,就可以想象到人物设置,灰姑娘式的女主角,除了温婉可人,似乎没有别的优点,英俊多金但却花心的男主人公,照例被她驯服,其间还有一个浑身上下无不完美的千金小姐,以刁蛮的性格给两人添堵,为剧情添上一点波折。至于《十全九美》,我甚至能想到它会有一首怎样的主题曲,在何时出现。
2.
它们照例招来了批评,但,从来只见到人们骂俗套,却没见人论证过俗套的必要性。对于一切文艺作品,俗套是头等大事。俗套的重要性在于,它制造出了一个不易改变的世界,一切都在我们的预料和掌握之中。我们知道,剧中人听到噩耗,手里的碗一定会掉到地上;缝衣服一定会扎到手,被害人还没来得及交代凶手或者藏宝地点,就会死去;未婚的女孩子突然奔去呕吐,原因只有一个,她怀孕了;发誓再做一次就金盆洗手的善良盗贼,一定会死得很难看;得了绝症的男女,一定要设法把自己的爱人气跑。对这个世界,我们的有把握程度远远超过现实生活。我们在电影、电视里,要的压根不是新鲜感、惊奇、意外,我们求的只是一个放心。
3.
编剧的想象力,其实也是我们的想象力。我们集体培育出了这些情节,这些情节也反过来影响着我们的想象习惯,我们习惯了这些套路,并且热爱这些套路。好人跌下悬崖就死去,战火中分开的情侣终于没有重逢,未必能伤害到我们的感情,却损害了我们对那个世界的自信。
俗套,像走了十年,永远也不会走错的那条路,像是摸了二十年,也不会摸错的门后的电灯开关,像不用吃就知道是酸是甜的水果。然而,世事多变,一条路渐渐不可能让我们走十年了。门后的电灯开关不可能永远在那里——连房子都在拆迁大潮中动荡,电影电视小说里的俗套因此尤为重要,因其虚拟,它们反而成为最少变动的、最可以依傍的。
4.
什么都在变,但至少它所蕴含的价值观没变,或者变化极为细微。所以,那些漫长的电视剧,诸如《再见阿郎》《意难忘》《人鱼小姐》反而更受欢迎。因为它们总在那里。换一个电视剧去追看造成的心理动荡,不比换一个工作来得小。
我完全理解一个老太太或者主妇,或者一个中年人,面对时间流逝、世事变迁时候的困惑。外面在拆迁,很可能明天就拆到楼下了,做了十年的公司,很可能明天就关门了,唯有电影电视里的套路不变。看着看着,终于安心地睡着了,屏幕上的画面变换着,给屋子染上忽明忽暗的光与色,有种小而温暖的圆满。
5.
同样是欧洲导演,同样以底层生活为作品题材,我喜欢比利时达登内兄弟,却讨厌意大利导演伊托·斯高拉。后者有一部著名的电影《讨厌,肮脏,下流》,讲述意大利棚户区贫民生活。伊托·斯高拉因此片获得了1976年的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但我看过它之后,却觉得异常反感。我自己也不知道这反感的由来,直到我看到了长平的文章《假如穷孩子穷得连故事都没有》。
文章里的穷孩子,是云南山区的孩子,因为没有新鞋子穿,每个冬天都要挨冻。他们的老师拍了一组照片,写了动情的文章,发到了网络上,引起了注意,由此得到了捐助,孩子们收到了许多鞋子。
6.
长平认为,这是我们社会的悲哀,“一个人要穷出故事来”,才有可能引起媒体的注意,才有可能得到援助。我们不过根据这些故事,来决定我们的帮助。所以,重大疾病患者的家属,到报社求助时,编辑和记者会帮助他们策划一些故事,卖身、卖肾、卖终生当牛作马,是好心,也是无奈。不然,就没有新闻点,不然,就没有故事。人穷可以志不短,却不能短了故事。
从那时候,我懂得了达登内兄弟和伊托·斯高拉之间的区别,达登内兄弟是从底层角度出发拍电影,他们的作品因此缺少故事性,而伊托·斯高拉是从底层之外看底层,因此热衷于故事性,甚至是怀着兴高采烈的态度去发掘故事。
7.
《讨厌,肮脏,下流》让我反感,是因为那里面的所谓底层充满故事,他们偷情,他们乱伦,他们互相下毒,他们把孩子圈在栏里胡乱地养大。他从他们身上取得的,无非是一个又一个让人惊骇的故事。他固然是一个艺术家,他也是一个掠夺者。
由内往外看和由外往内看,从低处看和从高处俯瞰的区别,大概就在这里。而之所以想到这些,是因为我们总能看到故事。前段时间,有个十一岁的女孩,母亲患了肾病需要换肾,这个从六岁就开始练习书法的小女孩,打算靠书法作品的稿费为妈妈治病,终于感动媒体,一个义卖会为她而办,她通过卖自己的书法作品,终于筹到医药费。
8.
她确实是幸运的。贫穷是容易的,找到故事是艰难的,请求帮助的人是众多的,被发掘出故事的求助者是寥若晨星的。如果再有一个需要帮助的家庭出现,就只好像长平指出的那样:“除非你再找到一个更好的角度,讲述一个更动人的故事,否则你不要指望包括互联网在内的媒体给出同样热情的相助。”这个孩子已经用掉了写书法这个素材,下一个孩子,只好画画。
没有经常性的、更普遍的救济制度,只依靠同情,结果就是这样。我们的同情不是针对贫穷,而是针对故事,我们有同情心,我们同时也是掠夺者。我为我们对故事的渴求感到反感,但却无能为力。于是,下一个孩子只好画画,下下一个孩子只好裸奔,下下下一个孩子,只好横渡大西洋。人生在世,必须努力成为有故事的人。
9.
科恩兄弟的新片《阅后即焚》的卖点之一,是所有角色都是为参演的巨星量身打造的。约翰·马尔科维奇演的CIA分析员,弗兰西斯·麦克多蒙德演的健身房女员工等等。
但最出彩的,还得数布拉德·皮特演的健身教练。他好动,喜欢耍酷,头发总抹了过多的发胶。出去敲诈,也要在穿西装的同时,蹬上他最喜欢的那辆自行车。他恐怕也不读书看报,所以对国家敌人的想象,还停留在早期007电影所依附的冷战时代,于是兴冲冲地跑到俄国大使馆去卖藏着机密资料的光盘。还有他最经典的喝水动作——朝天举着瓶子,用下嘴唇包住瓶子嘴,傻乎乎地咬着瓶子,眼睛瞪着别处,整个人简直像是一只吸在瓶子上的傻水蛭。我简直不能不有这样的疑心:科恩兄弟是不是觉得布拉德·皮特其实就是那样傻,才邀请他出演的?布拉德·皮特自己也觉得了:“在看完影片的剧本后,他们告诉我,这是为我量身打造的‘傻瓜’角色。我一时难以确定,这究竟是奉承,还是嘲讽呢?”
10.
对演员来说,量身定做角色是最高礼遇,如好莱坞为秀兰·邓波儿量身定做的一系列电影,拉斯·冯·特里尔为妮可·基德曼量身定做的《狗镇》,《似水年华》里为刘若英量身定做的那个“英”。有些角色未必是依据某个演员的特质创造出来,一旦贴合度太高,也形同量身定造,例如莫文蔚从《堕落天使》《走到底》,一直到《秘岸》中所扮演的那类女子。量身定做的角色,最能反映出别人是怎么看待自己的,你以为自己是姑射山神人,别人却定做了凤仙金花的角色给你,而且眼巴巴地等着你演,不做二人想,简直真诚得让人恼羞成怒。
11.
传言和谣言是另一种量身定做。谎话能被编造出来,能够广泛流传,说明总有与社会人心契合的地方,有着广泛的现实心理基础。一个谣言一旦流传开来,基本就等于是真的了,那说明了群众是怎么看待自己的时代的。即便现在没有这样的事,不等于过去没有,也不等于将来不可能有。这样的传言,从古到今都不罕见,在时代巨变、四面楚歌的前夜里,人们传说梦中有耳语,风中有消息,夜里有神兵天降。“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能够一呼百应,也说明那不过是群众期待的外化,迟早会变现。而对于那些美丽的但却早早夭亡的事物,人们更不吝惜他们的想象,梁山伯与祝英台是化成了蝴蝶,牛郎与织女变成了星星。传言和谣言未必是真的,却最接近真实的操行评定。
12.
我们那个城市,有家著名的包子店,生意火爆到买一屉包子要排队两小时的地步。他们的竞争对手于是散布谣言说,他们是和火葬场联营的,并编造了一个《一双绣花鞋》那样的故事,包子店一夜之间生意一落千丈。当时我气恼群众竟这样愚蠢,这样的谣言都有人信!现在我明白了,对于我们的食物,任何离奇的谣言都不为过。当孙二娘的店遭遇吃出人指甲这样的谣言时,实在应当退而自省,而不是忙着呼吁“是梁山人就顶”。
13.
每年都要收到电视杂志发来的关于电视剧的调查问卷,今年也不例外。
问题包括:“您看不看国产电视剧?”“您认为国产电视剧为什么这么烂?”“中国电视剧怎样才能抓住年轻的观众呢?”等等,面对这份意向十分明确的问卷,我只需要对国产电视的烂做点生动的控诉,并且归罪于审查制度,就可以顺利交卷,但今年我不这么看了,我说:“这是一种精英焦虑。”
提出问题的人,一定认为,人们普遍拥有高度的鉴赏力,而现在的国产电视剧一定不合他们的胃口,不能俘获他们的芳心。他们觉得,为数众多的观众,没有看到他们想看的电视剧,没有等到他们配看的电视剧,他们焦渴地期待着一部像美剧那样制作精良的电视剧,将他们拉回电视机前。
14.
但事实上,我的整个家族,看美剧及《武林外传》的,只我一个。我所在的单位,绝大多数同事从不看“没有配音的片子”,办公室众人每天早上都匀出半个小时,热切地讨论着头天播出的国产三角恋爱电视剧。如果这个标本只标注了我所在的层次,那么,朋友的碟店似乎是个更好的样本。三百万五百万美金一集拍出来的美剧,永远没有国产烂电视剧的光盘卖得好。所以他永远慷慨地把店里的美剧套装碟送给我们看,因为卖不掉,不如做个人情。国产电视剧是适合群众普遍的观赏水平的,绝大多数人的口味不过如此。编剧导演也不过是他们中的一员,他们给的,就是大多数人要的。混乱的剧情,完全应和观众的内在逻辑;粗糙的光影,亦在呼应这个不够精细的时代。
15.
那些人恨铁不成钢地以为观众没看到好电视剧,是一种精英焦虑,一种高高在上的焦虑。
我甚而离奇地想到一些不相干的事。五百年前的明朝,杨金英等十六个宫女,悲愤地说出“咱们下手了罢,强如死在他手里”,并试图勒死荒淫残暴的皇帝朱厚熜的那个晚上,别的宫女和卫兵,为什么不是帮她们加把劲,而要去逮住她们?慈禧站在井边的时候,太监们为什么不把她推进去,而听从了她的命令,把珍妃推了进去?还有无数历史节点上,那些稍一咬牙就有逆转的节骨眼上,群众本有更好的选择,为什么他们选择了最坏的一种?因为,当时当地,他们只能做出那样的选择,他们也是那个选择的一部分,选好了,恐怕都消受不起。我们只是站在较为开明的今日,怨叹他们竟然有肉不吃,而要吃粗粮野菜。
16.
由此我也怀疑,那些更有智慧的人们在焦虑的事,对电影、电视剧、世界、制度的焦虑,恐怕也只是一种精英焦虑,一种高高在上的、悲天悯人的焦虑。那些他们以为是被强加于人的,恰是当事人自己的选择。此时此地,能做出的,恐怕只是那样的选择,此时此刻,他们也正配得上他们的选择。
就像我们大可不必为周慧敏叫屈一样。我们看到的周慧敏,就是真正的周慧敏么?文隽在解释周慧敏那句“没有倪震,成就不了今天的周慧敏”时说,她是在“邂逅倪震之后,被对方刻意包装打造。‘玉女’形象到今天仍然深入人心”。
17.
原来,她是他塑造出来的。而我们把她的形貌和她内在的精神、人格混为一谈,更不愿意相信,在某个层面上,他可能是完全适合她的,甚至是她不得不做出的选择。替她叫屈,为她着急,多半是基于一种高高在上的臆想和“完美焦虑”。
要看到真正好的电视剧,还是要等,要等到热爱这些“烂电视剧”的上一辈人都慢慢离去,甚至我们身体内的“国产烂电视剧”因子也都一一死去,我们才配看到制作精良的好电视剧。
18.
真没想到,海伦·米伦主演的《女王》,是一出可以为《乌合之众》《狂热分子》《群氓之族》做注脚的电影。
电影里伊丽莎白女王,生性低调矜持,不幸的是,她的儿媳是戴安娜,被群众和媒体塑造成神话人物的戴安娜。戴安娜死于车祸之后,伊丽莎白并不打算出席葬礼,也不打算有别的表示。她认为,这是她的家事,她有权按照自己的方式、遵从自己的感情来低调处理。何况,戴安娜已经不是王室成员了,尽管她也知道,现在的人们,更喜欢看到那些“在电视上发表激情四射演讲”的人。结果,她遇到的是报纸连篇累牍的声讨以及支持率的下降,甚至有四分之一的群众意欲罢黜她。于是,伊丽莎白女王不得不出现在戴安娜的葬礼上,并且在电视上发表了讲话。
19.
《女王》中的布莱尔首相,理解伊丽莎白女王的处境,他说:“他们以为,群众会看到他们所看到的。”但群众更需要传奇,需要神话,需求量大得惊人,大到连他们自己也不相信。在这种需求的驱使下,他们只看到他们愿意看到的。他们只愿意供奉一则神话,谁也别想破坏,或者夺去。
神话就是这么造成的:时间,距离以及对神话的渴求。而渴求,是造就神话必不可缺的要素。
那些历史上的名人轶事,就是在这些要素的联合作用下,成为一则则神话的吧。那些如我们一般欲海沉浮的男女,大概也是这样被时间过滤和塑造成姑射山上的仙子的吧。
20.
他们只不过在侥幸留下的片言只语里,看到一些端倪,显出一点真身,例如周氏兄弟的纠葛,冰心和林徽因的口水战,徐志摩和陆小曼,徐悲鸿和蒋碧薇等。他们的故事,如果发生在我们周围,恐怕也就是办公室女同事之间的嫉妒与争斗,或者报纸上的“小裁缝偷情酿就血案”的花边新闻。我们甚至胆大包天,由他们映射开来,对别的神话有了怀疑,就好像有人猜疑,当初平先生不肯对琼瑶放手,大约也只因为她的书救活了他的出版社。
但不幸的是,艺术家的作品,就是艺术品,名人的轶事,多半都是神话。不是也是。我们需要神话。不是也是。只要有足够的时间、距离以及足够的渴求,什么人、什么事都会被过滤和沉淀成为神话。
21.
再前一点的那些神话,恐怕也是如此。清宫里的珍妃井,秦淮河上的桃花扇,长安城里的李太白,竹林里的七隐士,一举一动都是神话。尽管有人告诉我们,他们那些个时代,都没有手纸与洗发水,卫生状况十分可怕。但神话如同彪悍的人生,是不需要解释的。
而我们不幸生活在几千年的神话累积出来的世界里,神话如同尘土,厚厚地落在我们周围,使我们艰于呼吸。我们的爱情观,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的世界观,都在有意无意间,参考着这些可疑的神话,全然不顾。同样的事情由我们做来,不过是本埠新闻里,最令人哑然失笑的那一条。
22.
我比较喜欢看以城市传说为背景的电影,比如《榆树街噩梦》《夺命狂呼》《我知道你去年夏天做了什么》《下一个就是你》《死神来了》《蜂蜜人》《裂口女》《鬼娃娃花子》。这些一部接一部拍下去的电影,最初的灵感触发点,恐怕也就是一段小小的传说吧。
对着镜子说五遍“candyman”,就会有古代被虐杀的黑奴破镜而出;整容失败的女人,总是穿着一件灰色的风衣在公园游荡,看见小孩子就凑上去,露出割裂的大嘴,把小孩吓晕了好拐带走;厕所里藏着幽怨的小女鬼,梦里有游荡的弗雷迪,躲过空难的青年,最后还是一个一个地死了……
23.
人称“都市传说先生”的美国民俗学家布鲁范德(J.H.Brunvand)兴致勃勃研究的就是这些吧。在他的书《消失的搭车客——美国都市传说及其意义》里,多的是这些我们在电影电视里看见过的桥段。事实上,做这项工作的也不只他一个人,《蜂蜜人》中的大学有门课程,就叫“城市传说”。那课程由一个美丽的女教师穿着紧身毛衣讲授,专门研究城市里的灵异、古怪的传说和各种流言,由此探究社会气氛和人们的心理变化。
24.
这类传说,我们也不缺。“一双绣花鞋”“朝内大街81号”,还有天涯论坛那个至今不沉的帖子“330路公交车灵异事件”。我们老家也有类似的传说,搭出租车的白衣女子,用来付车费的百元钞票是冥币,医院里频频发生尸体丢失的怪事,原来是被做了人肉包子和医院看守联合作案,把尸体运出去做包子馅。城市传说其实是一种变形了的焦虑和空间恐惧,只要城市在,传说就必然存在。就好像只要人类存在,关于魂魄和命运的传说就必然存在一样。不过这一次,它依附在城市的地铁、公交车、出租车、老房子、隧道、厕所里,成为独特的一支。
25.
但它欠缺所谓的正面意义,所以,蒙上头是好意,怕我们被吓着。这类传说统统在被剿灭和校正的范围里,但这种“剿灭”和“校正”行为也形成一种独特的美学趣味。有段时间我和朋友疯狂追看央视的唯物主义大作《走近科学》,为的就是这个调调,开始总是一个浑厚的男声阴森严肃地说道:“2003年8月,一个闷热的晚上”,经历好几集后谜底揭晓,不明飞行物是远处灯光投射,梦中飞行的人其实患有梦游症,一家人陆续患病是因为有人投毒,牲口棚里的怪叫是同村的坏人作祟……每每看到最后,看到我们的世界观这样轻易地被解救了,我们简直要破涕为笑。
后来我们都学会了,包括担任旁白的男声的发声方式。朋友的钱失而复得,我们学那男声进行解说:“2006年11月8日,包小强的一千元钱,突然!不见了!是外星人?是不明物种?原来……是抽屉后面有一道夹缝。”
26.
电影《移魂都市》为人类展示未来的可怕前景,外星人占领了地球,让世界处在永久的昏暗之中。他们篡改人类的记忆,让人们的故园沉没在记忆的迷宫中,永远无法追寻。
其实不必外星人来动手,我们也没有故园可返了。我们过去的家已经在拆迁狂潮中荡然无存,我们新买到的房子,土地使用权通常在五十年到七十年之间,扣除土地转让后闲置以及开发所占用的时间,到我们手里也不剩几年了。我曾经买过一处房子,土地使用权是四十六年,这里面有种恶意的推测,那就是,人家预计你四十六年后已经不需要地面上的房子了。住在这样的房子里,感觉像被阎王写上了生死簿,如果儿女为我祝寿,祝我长命百岁,总是有点心虚。住到四十五个年头的时候,恐怕就会因为精神过度紧张而自寻了断了。当然,前提还得是,房屋质量够好,能够住上四十五年。
27.
而电影里的人,似乎没这麻烦,老了的时候,伤感的时候,总能回到当初孩提时候住过的房子去,翻看老照片,回忆如烟往事。《天堂电影院》的故事是在大导演闻听母亲去世的消息,回到老宅子里开始;《放牛班的春天》是在大指挥家五十年后重返故里,当年男童院的同学找上门开始;《亚特兰蒂斯之心》也是如此,即便《情归新泽西》里的越南餐馆服务员,在最迷惘的时候,也有老家的房子可以回去住。更别提《金色池塘》里的老房子,是建在风景区,不知道是怎么拿到的手续,而且几十年后回来,那房子居然还在,没被人铲平也没被侵占,稍事打扫就能搬进去住。房子周围都是森林,可以采野花摘野果,晚上还有湖上野鸟的鸣叫声。
28.
《洛城机密》里虽然没有直接出现一个老家,但警察前后两次问被救的弱女子“有没有地方可以去”时,两个女人,一个刚遭丈夫毒打,一个才结束了被黑帮大佬控制的生涯,却也敢于点点头,表示她有地方可以去——或许就是乡路尽头,被春黄菊围绕的一个老老的家。即使是那样黑暗的一出电影,那个片刻也让人心旌动摇。
而我们没有一部电影敢于从回到老家开始,如果国产电影中居然有老家,一定会获得比国产武侠大片更多的笑声——没有比这更超现实的了。现实中,到哪里找那么老的家,配得上我明明白白的人生?
29.
所以,看到外国电影里的人失去老家,会让人好受一点。《尘雾家园》中的主人公输了官司丢了房子,我幸灾乐祸;《油煎青番茄》里的主人公,刚在医院里给凯西·贝茨讲完她激情燃烧岁月的故事,正令我们心潮起伏之际,回到家里,却发现她的百年老屋已经被人拆除了。替她难过了一刹那,我又开始幸灾乐祸。连电影里的人都嫉妒,真是没救了。
30.
有一部僵尸片,曾看得我哈哈大笑。这就是乔治·罗麦洛的《活死人之夜》,里面的僵尸,又笨拙又愚蠢,动作非常,和某位国内明星的机器人舞有一比。笑过之后,发现它和以往的僵尸片不大一样。从前的僵尸,是因为巫,是因为毒,是因为鬼怪上身,甚或雷轰电击而成,这次的僵尸,是因为某种射线。
大概因为,它出现在1968年。这年,四十六个国家的百位科学家组建“罗马俱乐部”,对人口、粮食、工业化、污染和不可再生资源的浪费等进行研究,意在探讨人类活动对世界的影响。
31.
四年后的1972年,《增长的极限》(又称《“罗马俱乐部”报告》)发表,犹如当头一记棒喝,让人类看清了自己。而艺术家要比科学家敏感,在1968年,就拍出了两部重要的电影。一部是根据畅销书作家阿瑟·黑利小说《航空港》改编的同名电影,一部就是《活死人之夜》,各在不同领域,探讨人类制造的灾难。
此前的灾难片,不论是1913年丹麦导演奥古斯特·布洛姆拍摄的《大西洋号》,还是稍后的《冰海沉船》,电影中的灾难往往因火山、地震、洪水、风暴、火灾(1871年芝加哥大火)以及狂想中的猛兽(例如《金刚》)而起,和《新约全书》所记载的上古灾难并无两样,一切都被推给天与地。1968年之后,人类开始自行承担责任。当然,也是因为,人类的能耐终于够大,足以影响世界,也足以承担责任。
32.
人总是这样,一旦有个新发现,一定要探究到底,一旦有件新玩具,就会玩到腻,电影刚变为有声,紧接着就是花枝招展的歌舞片时代。1968年的醒悟一旦到来,紧随其后的七十年代,几乎就是灾难片的年代。不错,此后的灾难片,不再把一切推给大自然,多半以内疚的态度,讨论人类的活动与自然的关系,即使恐怖电影中的巨兽与丧尸,也与人类过度发展的科技有关。它们不是吞下核废料才变得无比巨大,就是曾经遭遇核辐射。总之,是人类自己讨打。这态度也不一定完全对,总好过逃避与推诿。
1968年,真是一道分界线,不只是灾难片的分界线,也是我们认识自己的分界线。1968年之后,如果还把灾难悉数推给自然,便多少有了点浑水摸鱼的意思。
而我们,似乎也总会在某一年,爆发性地长大,爆发性地觉悟,爆发性地知道某个真相,让原本没有什么意义的时间的刻度,成了一道分界线。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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