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香灿的日记本

高考要考的好，就可以造原子弹了 - 1959

1959年的稻子比以往成熟要晚。7月7日，我走出了嵊州中学的高考考场。满眼金黄的稻子里，偶尔会立起一个黝黑的后背。那天下午，爹爹割完了家里的稻子，我毕业了。

回家要翻两座山，一路上我都在想：“如果考的不错，说不定能去造原子弹。”那天晚上爹爹从田里赶回来，陪我一起吃了三大碗米饭，没说什么便早早休息了。等待高考结果的那段时间很闲适，却也是在我记忆中从懂事到现在，在家待过的最长一段时光。但我从未在早上见过爹爹。

嵊县的稻子可以种两季，但家里的六亩地不够偿债。那年爹爹早早割了稻子，在晚稻播种前种下了西瓜。等录取通知的期间，爹爹每天早上都会出门抢狗屎（有机肥很少），上午劳作后从田间回来，再赶到村口收信的桥头，来回踱步。爹爹不会在我面前表现出紧张，只是不停往返于田间和桥头。

高考志愿有18个，本科和大专各九个，我只认真填了4个（大专是瞎填的）。我的第一志愿是哈尔滨军工学院，据老师们说这个大学里有一个叫“高空爆炸”的专业，那时的我们要军事强国，进入军工大学是我心中的理想。但因为爹爹的背景，我落选了。

高考通知书是爹爹亲手交给我的，他不识字，当我读出西安治金学院的时候，他脸上的皱纹笑的很深。我考上大学了，但我很不高兴，我说离我的理想太远了。爹爹没有看我，只是沉默了好一会说：“走一步看一步，总比没考上好”，就这样定了。

妈妈用土布为我做了一套衣服。她总是自言自语“西安冬天有多冷”“比鞍山，北京还冷？”鞍山、北京、西安，这些地名对她的全部意义，或许只是一个带走了她儿女的地方。最后一晚，妈妈交给我25元钱，反复叮嘱我一定放好。我不知道这25元究竟是怎么凑来的，有几次我在屋外听见他跟妈说，“谁家借了几元”“谁家不愿借”。启程当天，妈妈在家门口掖了掖我的衣角，挥挥手，我离开了家。爸爸挑着我的行李，走了25里地，送我到县城汽车站，我们没怎么说话。

我在县城见到了同行的姚香槐，爹爹把扁担放在地上，帮我们把行李递上汽车。然后捡起扁担，看着我。我只回头看了一眼爹爹，便牵着姚香槐的手，在汽车上一点一点的向前，往里挤。未来的不确定让我害怕。我即将去搭没见过的火车，去没见过的大学。窗外是一望无际，灰蒙蒙的天。和麻车的天气很不一样。我的大姐、二姐，她们也是在这样的天色中，一路北上的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家里抬头就能看见的青山，从此，也在我的身后了。

我大学有6个村子那么大，像个城市

八妹说我的口音自从搭上去大学的那趟火车后就变了，我不觉得。

1959的夏天，空气从曹娥县一直到杭州站都很潮湿，我第一次见到火车，就是要离开家，车厢比老师说过的大很多，比我们家还大。

绿色的油漆很亮，但车很破，褐色被夹在车皮生锈的缝隙，我低头拎起破箱子，挤了进去。

去西安要40多个小时，座票15元，卧铺24元。一直到我工作成家，我都习惯坐硬座，不习惯花钱。第一次坐火车不习惯的有很多，比如嘈杂的听不懂的各地方言，从窗户散不出去的烟味和呼吸，还有第一次看到的江。

一望无际的长江让我发晕。现在想来是因为晕车，又或是晕船。

那时还没有南京大桥，渡江需让火车上船，两节两节的运过长江。车厢分离时会发出轻微的震动，“叮”的一声以后，在渡口被运上船。我物理好，浮力的题从没错过，但火车很重，看到水面被压的离我那么近时，还是害怕。

过徐州站后人就开始变多了，我总会不自觉的摸口袋。倘若有贼在旁边，定能看出那是我放钱的地方，好在那时距困难时期还有一年，刚经历解放的人很单纯，甚少有人偷东西，也不用怕东西丢而不敢上厕所。到饭点会有人推着车来卖吃的，一毛五一个烧饼，到下车我都没吃完（南方吃米饭，这是第一次吃烧饼）。

到西安是次日晚上。学校的红色横幅和大巴车在出口亮得很醒目。浅绿色的车身标着「西安冶金学院」几个大字，同行上车的人里有和我一个车厢的，但我不敢与之搭话。因为家里穷，我一直避免和人说话，怕被人看不起，更怕心里的“害怕”被别人看出来。大巴外很黑，窗外偶尔闪过一两栋亮着灯的民房，我觉得爹娘好难。

我是最后一个到达宿舍的，在室友们给我打完招呼以后，我竟然不知该如何回应。除了上海的徐x伦，其他五人说话我都听不懂。（我从未听过普通话）后来我和徐成为了大学最好的朋友，直到现在我们都还活着，也还联系。

徐手上带了一块手表，那个年代有手表代表了有钱，但他的表看起来就破破烂烂的。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一款跟他手表一样也是方形，叫做OMEGA的新表我才发现，原来那处“破”的地方竟是用凹凸镜显示的日期。那之前我一直只是远远的看许手上的表。

那晚我睡的沉，第二天被舍友吵醒，距离开学还有两天，我回到宿舍给家里写信报了平安，寄信时才发现邮局旁边有商店、医院，还有印刷店，理发店,好像一个小镇。 学校范围足有5、6个麻车村大。我有些后悔信写早了，若能将学校的概况写在信上，父母看了一定很为高兴。可惜他们这辈子都没能来看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