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北归离别 第三十四章 胜利的牺牲品（1）

◎但愿来生不姓胡

1、就在大陆各色人等蹲在不同的场所角落唾液横飞展开批判，并于各种报章杂志对胡适及其同党如傅斯年等“学霸”和“打手”口诛笔伐、开膛破肚时，1955年5月，突然又传来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据美联社纽约3日电讯：美国费城艺术博物馆副馆长霍雷斯·杰尼公开撰文，建议台湾蒋介石政权“根据长期出借的方式把存放在台湾地窖里的大部分伟大的中国艺术珍藏送到美国去”，以便保护好这批“东方艺术之花”，“美元不能衡量其价值”的“无价之宝”。而这个保护也是强大的美利坚合众国“不可逃避的国际义务”。

当此之时，中国大陆部分民主党派人士感到蒋介石夫妇与一帮难兄难弟，还在台湾孤岛上寻欢作乐，优哉游哉地活着，并以“中华民国正朔”自居，继续做他们的“总统”与文臣武将的美梦。而自己摇摆于国共之间辛辛苦苦折腾了几十年，到现在还是一个夹在国共中间的“尾巴”，并没有真正自主自立，成为主宰庙堂或一方地盘的好汉。为摆脱“尾巴”的阴影，有几位地位较高、嘴巴较硬的人士便鼓动中共下决心拿下台湾，把蒋介石一家连同一班文臣武将通通赶到大海中喂鱼鳖虾蟹。

2、就在一片“拿下台湾”的鼓噪声中，大海那边一干人马与美国政府皆有警觉，于是便产生了关于藏在台湾的“国宝”何去何从的议论，以及各色人物纷纷蹦将出来出谋划策，以显其能的情状。

费城艺术博物馆副馆长杰尼不知天高地厚地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蹦将出来放了一通错误的厥词，立即引得世界情报部门和中国大陆、台与美国等各方高度关注。中共高层闻讯，立即做出强烈反应，由郭沫若、周扬等出面迅速组织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北京图书馆、南京图书馆、中科院考古所、敦煌文物研究所，以及全国各地文物管理委员会全体工作人员和全国档案人员，连同部分高校师生，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反击，严厉“痛斥和揭露美帝国主义与蒋匪的罪恶阴谋”。为达到更加明显的战果，在郭沫若与周扬具体策划指挥下，除由大陆报刊发表战斗檄文，还要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架设在福建省前线各种型号和用途的电台，以及香港广播电台和其他一切可动用的平面媒体等多种渠道，进行一场规模浩大的短兵相接式的讨伐。

3、征讨阵势布置完毕，时为文化部文物局局长兼考古研究所所长的郑振铎一马当先冲于阵前，像三国时代王朗与诸葛亮阵前对骂的程序一样，郑氏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布《为制止美蒋盗卖现存台湾的古文物图书档案、资料告在台湾的文教科学工作者们》。声明书气势恢宏，先声夺人，第一句就是：“在台湾的文教科学工作者们：我现在在这里带着激动的心情向你们谈话。”紧接着便是：“你们知道蒋介石卖国集团一贯勾结美帝国主义出卖祖国利益的罪行是罄竹难书的，而且也是多方面的。”

郑说罢，可能感到蒋介石卖国集团到底弄走了多少宝贝，有些人略知一点，有些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们并不知晓，于是，在声明中历数国民党逃亡台湾时运走的铜器、玉器、书画、甲骨、档案、图书等国宝，以及美帝国主义走狗们企图侵吞这批国宝的阴谋。这一批走狗中，当然少不了一个头和身子在美国纽约，尾巴和影子却在中国大陆，且阴魂不散的胡适。此时正是批胡运动的关键时刻，自然不能让这个“叛徒、卖国贼”漏掉，政治神经极度敏感的郑振铎顺手牵羊，开始历数胡适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声明称：“据一九五四年十月新华社消息，前蒋贼驻美‘大使’、卖国贼胡适，在美国进行出卖我国古代艺术珍藏的无耻活动。初步决定把两百件我国古物劫运美国。最近美帝费城博物馆副馆长霍雷斯·杰尼又阴谋以‘长期出借’的方式，把存台湾的珍贵文物全部劫夺，运往美国……”

4、面对一系列“铁的事实”和掠夺者的狼子野心，郑氏号召台湾的科学工作者团结起来，与美帝国主义、台湾当局，以及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胡适之辈做殊死的斗争，“坚决不让他们这种卖国行为得逞”。同时表示：台湾的工作者“或者是受到了独夫的欺骗蒙蔽威胁利诱，在全国大陆解放之前，不得已的随着他们而到了台湾。你们在蒋介石卖国集团的黑暗统治下和台湾的全体同胞们，同样的受苦难，天天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我对你们这几年来的不幸遭遇是深表同情的……你们为祖国效劳的机会是很多的”。又说“祖国正日以千里地飞跃前进着，紧接着伟大经济建设高潮而来的是文化建设的高潮，祖国人民正殷切地等待着你们回到幸福自由的祖国怀抱”，坚决阻止胡适勾结美帝盗劫祖国文化遗产的罪恶阴谋，“为祖国立功”。[1]

继郑振铎声明后，全国文化、文物界掀起了一股围绕胡适盗卖祖国文物罪行的批判风浪，陶孟和、夏鼐以及南京博物院副院长曾昭燏、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向达等学术教育界大腕，纷纷发表文章为之助威呐喊。一时间，各色讨伐文章如一枚枚重磅炸弹，随着无线电波越过台湾海峡甚至太平洋，铺天盖地倾泻而下，直向“美帝国主义走狗胡适”头上扑来。

5、令大多数国人意想不到的是，批判胡适运动正酣，又横空降下了一个批判胡风运动。这胡风原名张光人，湖北蕲春人氏，不知为何半道上改为胡风，是否为了几十年后促成与大名鼎鼎的胡适成为本家，并被捆绑在一起供人批斗这一段“大事因缘”而修名改姓？世人所知的是，这位张光人青年时代曾留学日本，因其对革命的满腔热情和一些功绩，一度出任过“左联”宣传部长，属于中国左翼文化代表人物之一。这个已由张光人转化为胡风的青年人，自加入“左联”之后，以为自己化蛹为蝶，成了一个惹人爱怜、众星捧月式的人物，虽在政治上拥护中共，但在文艺理论的主张中多次与中共在文艺界的代表，特别是周扬等辈观点相冲突，更不把一般的所谓“左翼作家”放在眼里，认为他们皆是拍马溜须、吹喇叭抬轿子、阿谀奉承、曲学阿世之辈，不足引为同道。因了这一性情与观念，从1945年起，胡风开始受到左联几条汉子的围殴，延续到1955年终于大祸来临。这年1月，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宣传部《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2月，中国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决定对胡风文艺思想进行全面批判。闻风而动的作家舒芜在接受《人民日报》编辑约稿的过程中，把胡风给他的私人信件悄悄交了上去，随后在中共宣传部门高层人物林默涵等人的施压引诱下，舒芜见风使舵，四处搜集材料，并于黑暗的夜幕中，采取“打枪的不要，悄悄地进村”的方式，躲在一间呈洞状的小黑屋里挥汗如雨地大干起来，未过多少时辰，就制造出了一枚重磅炸弹。

6、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报》以《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为题，公布了舒芜辑录的胡风在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前写给他的信的一部分，以及胡风《我的自我批判》，并在毛泽东亲自定调的编者按语中指出：“从舒芜文章所揭露的材料，读者可以看出，胡风和他领导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集团是怎样老早就敌对、仇视和痛恨中国共产党和非党的进步作家。”于是，胡风等人被打成了“反党集团”。五天后的5月18日，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胡风被捕入狱。《人民日报》又将胡风同一些人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来往信件分类摘录，以“胡风反革命集团”第二批、第三批材料予以公布。随后，又把这三批材料汇编成书，由毛泽东亲自挥毫作序发行全国。自此，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揭露、批判、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最终导致2100余人受到牵连，其中92人被捕，62人被隔离审查，73人被停职反省，后有78人正式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主要骨干23人。胡风本人被正式判刑14年，后在“文革”时期改判为无期徒刑。蹲大狱期间，胡风受尽非人折磨，狱警打落了他的全部牙齿，落得耳聋眼花，重病缠身，奄奄一息，直至1978年才被释放出狱，关押监禁长达28年。

7、胡风冤案平反后，人们从一张当时拍摄的照片上看到，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逮捕胡风之时，在满目同仇敌忾、齐刷刷丛林一样举起的手臂中，只有一位须发飘飘的老人不合时宜地根雕一样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以沉默与不合作的方式表示了他的抗议和文化良知。—这个人就是与胡风同姓，几百年前是一家的60岁的胡厥文。

胡风案发下狱后，对胡适的批判仍如狂风暴雨，正斗在兴头上。如此这般，胡适与胡风两个本来毫不相干且不在一股道上行走，甚至思想作风完全相反的人，被生缠硬套地捆绑在一起，像串起一对不能张口喊叫的蛤蟆，扔到一个锅里水煮油烹起来。对于外界把“二胡”弄在一起蒸骨熬汤的不解与迷惑，与周扬同为运动前敌总指挥的郭沫若专门做过解释：“胡适和胡风在外表上是有所不同，他们一个公开地贩卖着美国货，一个走私地贩卖着日本货，然而货色是一样的。他们在本质上的一个共同点：便是想用资产阶级的主观唯心论来夺取领导地位。他们想解除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武装，叫我们失掉思想立场，失掉工作方向，向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投降。”解释过后，又做怒气冲冲状斥骂道：“胡适要我们少谈些主义，我们的正面回答就是：胡说！我们正要多谈些主义！胡风要我们不要思想立场，拒绝思想改造，我们的正面回答就是：胡说！我们正要坚决地争取工人阶级立场和共产主义世界观，毫无保留地进行思想改造。”[2]经郭沫若一番解说与痛骂，众人终于开窍，一群大小喽啰蜂拥而上，紧跟高举，从各个角度以不同的文笔、文风、文法，向“二胡”展开了大规模讨伐。直批得“二胡”一佛出世，二佛涅槃，三佛成了不喘气的死狗不得动弹。

8、成了“死狗”的“二胡”并未逃脱被穷追猛打和水煮油煎的命运，特别是对胡适更是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放过。对于这样做的目的，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翦伯赞于校内召开的一场名为“批胡适，打死狗”座谈会上，专门做了如下解释：“胡适已经是一条死狗，我们现在是打死狗，也许有人说打死狗何必用这样大的力气来干，理由很简单，因为这条死狗和其他死狗不同，他的阴魂未散，还在新中国作怪，他还企图在新中国借尸还魂。现在胡适的阴魂也许已经附在我的身上，也许已经附在在座的某些同志的身上。因此，我们都要好好地检查一下，在我们身上有没有胡适的阴魂，如果有就要把他赶走，因此，打这条死狗比打活狗更要困难，所以必须投些力量。”[3]

因了“死狗”胡适阴魂不散，且还到处找人附身，索人性命，这就使整日沉沦于政治酱缸中打滚儿的大小知识分子与芸芸众生，开始谈“胡”色变，见“狗”就躲，这种风气渐渐发展演变成对所有胡姓人物产生了极度的恶感与恐惧。随着时间的推移，厌恶与恐惧又深入世人的血液和骨髓中，与胡适的幽灵相伴相生。

9、就在北京大学召开“批胡适，打死狗”批判会之时，远在大洋彼岸的胡适似乎内心真的有一个神出鬼没的幽灵与之相通，1955年1月3日，他在写给好友沈怡的信中说道：“俞平伯之被清算，诚如尊函所论，‘实际对象’是我—所谓‘胡适的幽灵’！此间有一家报纸说，中共已组织了一个清除胡适思想委员会，有郭沫若等人主持，但未见详情。倘蒙吾兄继续剪寄十一月中旬以后的此案资料，不胜感祷！此事确使我为许多朋友、学生担忧，因为‘胡适的幽灵’确不止附在俞平伯一个人身上，也不单留在《红楼梦》研究或‘古典文学’研究的范围里。”又说：“这‘幽灵’是扫不清的，除不净的。所苦的是一些活着的人们要因我受罪！”[4]

胡适的预感确是不错，他的“幽灵”不但附在了亲友、学生身上，已深入社会各界的方方面面，且走进了舞台与银幕，并波及整个胡姓宗族。在当时和之后出现的一些小说、革命样板戏或革命题材的影片中，反面人物大面积地以胡姓出现，如《沙家浜》中的杂牌军阀胡司令传魁，《闪闪的红星》中的光头恶霸胡汉三，《林海雪原》中的东北土匪头子胡彪等，这些富有特色、刻画得惟妙惟肖的胡姓反面人物，给世人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在阶级成分、家庭出身与社会关系极度政治化的时代背景下，对于胡适、胡风以及电影戏剧中胡姓反面人物的恐惧，像传染病一样四处蔓延，最后演化成一些“极左地区”的胡姓青年失去了当兵入伍和进工厂做工的资格，而正处于找对象年龄的胡姓青年，许多因自己姓胡而遭到对方讥讽并最终告吹。对飘荡于社会各阶层，看不见却能清晰感受到的恐怖气氛，有的胡姓人家在大骂胡适、胡风与胡汉三等胡氏宗族不肖子孙的同时，一并发出了“但愿来生不姓胡”的激愤之语。

◎万叶千声皆是恨

10、为总结和展示1949年以后多阶段、多波次、多形式、多阶层“批胡运动”的成果，北京三联书店奉命调集多名编辑，对已发表的各种批胡文章收集汇编，陆续出版了八大本，洋洋300多万言的《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批胡人物以文化教育科学界人士为多，其名流大腕有郭沫若、胡绳、艾思奇、金岳霖、孙定国、杨钟健、王若水、范文澜、嵇（ji1）文甫、侯外庐、陈玉森、冯友兰、沈尹(yin3)默、蔡尚思、唐兰、顾颉刚、罗尔纲、任继愈、何其芳、余冠英、潘懋元、黎澍(shu4)、李达、汪子嵩、曾文经、陈元晖、周一良、杨正典、陆侃如、荣孟源、游国恩、罗根泽、李长之、蔡仪、吴景超、王元化、周谷城、贺麟、白寿彝(yi2)、王瑶、黄药眠、赵俪生、夏鼐(nai4)等，可谓阵容齐整，成就斐然，蔚为大观。[5]

此举创下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为批判一人发表文章字数最多的纪录，而这些仅仅是散布于大报大刊、众人皆知并在社会产生一定影响的“雄文巨章”，尚有相当一部分以大小字报和内部谈话记录等形式在小范围和小圈子里出现的文章未计算在内。据初步估计，若把后一类文字收集加入，字数将达到3000万甚至5000万之多，需要几十大本才能装下。尽管这些小字报或谈话记录仅局限于小范围与小圈子，但由于批胡人物与胡适的亲近关系，许多并不比大圈子如李长之等辈号称“短兵相接”的积极分子逊色。

11、如胡适曾热情提携过的学生，后来成为著名作家、名教授的沈从文，在受邀与上海市电影局“鲁迅传创作组”的谈话中，对胡适大半生为人处世和治学成就做了如下评价：

胡适实际上很浅薄，他的一些文学上的见解和几位大弟子一样的，他发表什么，提倡什么，有时候自己也莫名其妙的。他一会儿忽然想搞《水经注》，一会儿又忽然想收洋火盒子了。非常浅薄无聊，他连卞之琳的十四行诗也读不懂的，他从来不敢想过搞中国文化史，在文学上也没有什么抱负，因为他本身没有多大能耐。他看了他的学生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吓得连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下卷也不敢写了。[6]他是依靠控制庚款起家的，惯于吹捧，到处拉手，周旋于英美公使、买办、政客、军阀、官僚之间，吹拍逢迎，他靠了用庚款津贴的几个大学，以及中央研究院等机构，成为学界一霸，他是“对内学阀，对外买办”。

他的一些弟子，靠了他庚款的势力，分布国内，像罗家伦掌燕京大学，傅斯年打入研究院……胡适每年要做一次生日，分布在各地的弟子都赶来贺生日。他的弟子，想利用胡适这个买办去国际上走走，都对他捧场。胡适当时他不想做官，因为做官不上算，做了什么长，一有变动就要下来，他想造成在野名流地位，自己执牛耳，和英美密切联系，靠庚款，抓学会，名利双收。胡适在上海时，住极司非尔路三号，每天要接见许多客人，外国的多，中国的也不少，谈论天下古今，言不及义，应酬时连声“嗯、嗯、嗯”不时打哈哈，谈到一些小问题，眉飞色舞。到晚上，从口袋里掏出自己的《尝试集》之类的新诗来自我欣赏，以为是最大的乐趣。有一次客人走后，他拿一首《我就来了》的新诗在灯下念，得意死了。

12、胡适曾加入扶轮社（是否是“三K党”，不知道），胡适的老婆江氏爱打牌，罗家伦，傅孟真，梁实秋之类为了要讨胡适欢心，就常去陪她打牌。傅斯年是胡适最大的走狗，经常跟胡适回家去和他太太打牌。还有一个毛子水，为了要晋升，不惜走内线。胡适对事的处理能力也不强的，他在中国公学当校长时，许多学生反对他。中国公学中华侨多，当时也很活跃，陈波儿也是那里出来的。后来控制很严，拿了鲁迅的《呐喊》红封面要被没收，有一次我拿了一本马寅初的书，也被没收了。

李石曾和胡适是死对头，勾心斗角都为争权夺利。李石曾和张静江、吴稚晖、朱家骅是一伙，朱家骅是张静江的外甥，中英、中法、中比、中德都在他们手里。中美则在胡适手里。两派争夺很厉害，李石曾有政治力量，李有吴稚晖靠山。李石曾是做国际间谍则不知道了，但在国际上是有势力的。李石曾要搞胡适，故意把胡适向宣统请安的条子公布出来，条子上写：“臣胡适，今天有事，不能请安。”

13、胡适和丁文江是老关系，因此孙传芳等军阀也捧他，当时一些军阀，甚至阎锡山也来捧他，他们当他如梁任公一样，希望胡适能对他们“邦闲”。

胡适在政治上提出来的一套完全是抄袭英美的。国民党讲训政，他讲宪政，结果被国民党大骂一顿。他抽香烟，但不会跳舞，他说：“我不跳舞，沾了便宜，可以讲话。”家里雇用一个厨子，一个车夫。

陈源是阴性人，表面上不声不响，在肚内做功夫。当时和王世杰、高一涵、彭学沛等编《现代评论》。此人现在联合国文化什么会驻英国的机关内做事。三年前和凌叔华闹翻了。凌去新加坡教书。他们有一个女儿，译意文的翻译，嫁一个英国人，前不久凌叔华回来过一次，现在回英国了。陈源没什么大本领，不及王世杰。他办《新月》时，胡适、王造时、罗隆基、潘光旦、梁实秋等经常在一起开会，那时闻一多去武汉大学教书了，闻在武大当过（国）文系主任。徐志摩跳跳打打的，他是一个花花公子，不像梁实秋有一套，文学主张都是梁实秋提出来的。我在《现代评论》社做做收发，几元钱一月。邵启文（？）在那里当会计。我的第一篇小说《锯子》是在《语丝》上发表的……[7]

14、胡适与沈从文早年曾在上海中国公学共过事，胡是校长，沈是低级教师。不仅沈的成长以及后来成名与胡的尽心提携有很大关系，在中国公学时，生性腼腆的青年教师沈从文狂追被誉为校花的女学生张兆和而久攻不下，还是靠了时任校长胡适相助一臂之力，才把这位貌若天仙的校花兼才女一举拿下。[8]而当时另一位紧追张兆和的学生吴晗，就此名落孙山，眼望花影丛中沈张这对初恋情人携手嬉闹玩耍的身影，只有徒叹“奈何？奈何？！”

在胡适流亡美国之前，胡、沈二人一直保持良好的师生关系，来往也算密切。一旦胡氏成为“走狗”，一向以老实巴交的“乡下人”自居的沈从文，也就不那么老实了。在沈氏的思想概念里，既然胡的亲生儿子都跳出来带头一路喊打这位“走狗”老子，胡的入室弟子都能活出《两个人生》，我这个姓沈的又为何不能紧随其后敲敲边鼓呢？既然是在谈“鲁迅传创作”的话题，就不能不谈到鲁迅与胡适的关系，而鲁迅是主张痛打落水狗的。因而，此时的沈从文站在壕沟边望着被批得体无完肤、满头污垢与血水交融的胡适的影子，也就毫不留情地开始了严厉批判。

15、面对中国大陆批胡运动愈演愈烈，直至出现“火炎昆冈，玉石俱焚”的势头，渐已衰老的胡适站在大洋彼岸紧锁眉头隔岸观火。他仿佛看见自己思想的幽灵，仍在远东那片黄土板结的大陆盘桓不去，且不时变成貌若天仙的美女，伴着夜幕的鬼火悄然飘荡于书生们夜读的书房，与之同床共枕，声息相依。于是，胡适抹了把头上那已不再发亮的稀疏苍白的乱发，提笔撰写《四十年来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留下的抗暴消毒力量—中国共产党清算胡适思想的历史意义》（未完稿）[9]，认为自己虽已流寓海外，但当年参与的“中国文艺复兴运动”，或是由自己命名为“新思潮运动”，或是名之曰“新文化运动”的运动历程，所遗留下来的最宝贵的思想遗产，便是“一个治学运思的方法”。这个方法在中国大陆不会就此玉石俱焚，无论经历什么样的磨难与打击，都会生生不息，后继有人，并对中共的统治起到“抗暴消毒”的良药作用。中共发起大规模的“胡适思想批判运动”，其根本的原因就是要铲除和消灭这笔已深入广大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内心的思想遗产。

16、—胡适的这一判断，与运动的始作俑者、“我的学生毛泽东”大同小异，可谓英雄所见略同。只是此时的胡适心中作如是想，但面对往日的亲朋故旧、门生弟子纷纷开枪放炮，甚至挥舞狼牙大棒腾云驾雾如《西游记》中的黄风大王高声断喝“老贼，拿命来，今日取你狗头”的奇观异景，无法如庙中菩萨般端坐不动，心若止水。尤其当他眼睁睁看着自己为之奋斗大半生好不容易奠定的学术地位、人格风范，连同一点点自由主义根基顷刻间土崩瓦解，灰飞烟灭，更是忧心如焚。而面对当初那些唯自己马首是瞻的同僚、门生，如今无情地反戈一击，其心情更是透着彻骨的悲凉与伤感，在椎心泣血的哀痛中，对各批判者产生不同的心理反应就成为一种必然。

胡适看罢批判文章的真实心情，外界有不同的说法，一种是胡且羞且怒且自傲；另一种说胡看到冯友兰那些胡言乱语式的批判，看着看着竟突然对他的小脚太太江冬秀哈哈大笑起来，说：“冯友兰一定是老糊涂了！”[10]后来又对助手胡颂平说：“在天主教办的一个刊物上，知道冯友兰在那边认过130次的错，自己承认是无可救药的资产阶级。他本来是个会打算的人，在北平买了不少的房地产。1950年在檀香山买了三个很大的冰箱带回去，冰箱里都装满东西，装到大陆去做买卖，预备大赚一笔的。他平日留起长胡子，也是不肯花剃胡子的钱。此外，现在三反五反之后的钱端升、朱光潜、沈从文、华罗庚等人，听说过得非常的苦。”

17、除了在谈话中对诸如冯友兰辈讽刺挖苦，从后来披露的日记还可以看出，在静谧无人处，胡氏内心的波澜连绵不绝，愤怒与悲伤交织的情感尽倾笔端。1949年11月21日，胡适在日记中说：“今天看了几十张《人民日报》，最有趣的是唐兰的一篇长文《我的参加党训班》（Aug. 29），此文可与费孝通的《我参加了北平各界代表会议》（Aug. 31）‘媲美’了！唐兰说他自己‘请求’参加党训班，‘我只觉得这一回能参加共产党的党训班，是无比的光荣，因为这是学习，我向革命的先进者学习，这是自发的，不是被迫的。’前年中央研究院办选举院士，只有唐兰来‘请求’我推荐他。那是‘自发的’，因为被选作院士在那时候也是‘无比的光荣’。”[11]

对顾颉刚、沈尹默、蔡尚思等人的批判文章，胡适于1952年1月5日读后做了如下记录：“胡家健从香港剪寄来香港《大公报》，有十二月二日《大公报》在上海开的‘胡适思想批判座谈会’的记载与资料。那天出席的人有这些：沈尹默（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顾颉刚（上海学院教授）、蔡尚思（沪江大学教授）、刘咸（复旦大学教授）、张孟闻（复旦大学教授）、周谷城（复旦大学教授）、吴泽（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由《大公报》编辑王芸生致开幕词。

18、胡君寄来的三篇，好像都是事后由各人写出发表的。蔡尚思的一篇明记着十二月十一日上午三时草成。蔡尚思是一个有神经病的人，但他写《胡适反动思想批判》参考了不少书，引了我许多话。颉刚说的是很老实的自白。他指出我批评他的两点（《系辞》的制器尚象说，《老子》出于战国末年说），也是他真心不高兴的两点。沈尹默的一篇则是全篇扯谎！这人是一个小人，但这样下流的扯谎倒罕见的！”[12]对于亲炙弟子罗尔纲的批判文章，胡适虽然坚持认为是罗的无奈之举，但终究难以释怀。[13]

许多年后，三联书店的一位老编辑曾对胡适的研究者、北大史学教授欧阳哲生说：“当年那八大本的《胡适思想批判》，是作为应急的任务临时编辑出版的，因为时间紧，任务急，只好将稿件派发给全社的编辑分头去做，所以没有一个编辑从头至尾看过这八册书稿。按这位编辑的估计，恐怕全世界只有一个人看过这八本书，这就是胡适本人。”[14]

19、这位老编辑估计得大致不错，就在批胡运动如火如荼进行时，身在美国的胡适一边埋头研究他的《水经注》，一边“欣赏”大洋彼岸上演的闹剧和发射到自己影子上的千万发炮弹。后来，他在纽约东81街104号那座普通的公寓里，极富耐心地陆续看完了由香港传入的北京三联版八大本《胡适思想批判》。从后来出版的胡适日记可以看到，内中有不少胡适当时收集的剪报和阅后的批语，证明胡适确是看过了这八大本文章。但可能还有一个意外，据欧阳哲生说，他后来去芝加哥大学访问时，得悉在那里还保存着一本当年研究批胡运动的英文博士论文，作者是当时在芝加哥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的连战。不知这位后来成为台湾孤岛上“一筐烂柿子中最好的一个”（李敖语）的政治人物、国民党党魁，是否全部读完了这八大本奇文高论？

据时任台湾“外交部长”的叶公超回忆：叶到美国出席会议时，胡适一度收集了大量批评他的文章拿给自己看，说他想写一篇总答复，叶公超劝他不必，并说：“一个处女怎好和一群强盗打交道，况且文字在政治斗争中并不是最有力的武器。”（在一篇题为《深夜怀友》的文章中如是说）另据胡适研究专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著名史家唐德刚说，有一次他在纽约胡适寓所指着这些书问道：“这几百万字的巨著里，难道就没有一点学问和真理？！”

20、胡适斩钉截铁地答复：“没有学术自由，哪里谈得到学问？”[15]

胡适说这话的时候，可能这位留洋美国的“后生小子”唐德刚尚不知道，甚或世人早已忘记了在1949年的春天里，满脸忧郁的胡适在开往美国的客轮上，面对浩瀚的太平洋，和着碧蓝无垠的浪海，在苍茫的曙色微明中，奋笔疾书的《〈自由中国〉的宗旨》一文，以及文中“在那铁幕底下，报纸完全没有新闻，言论完全失去自由”等句。胡适当年的好友，后来成为对立面的鲁迅说过：中国人都不大有记性，因为“人生苦痛的事太多了，尤其是在中国。记性好的，大概都被厚重的苦痛压死了；只有记性坏的，适者生存，还能欣然活着”。[16]二者相较，胡适算是一个异数。1930年4月30日，胡适在致杨杏佛的信中曾这样说过：“记得五六年前曾与周豫才先生兄弟闲谈，我说，《西游记》的‘八十一难’，最不能令人满意，应该这样改作：唐僧取了经回到通天河边，梦见黄风大王等妖魔向他索命，唐僧醒来，叫三个徒弟驾云把经卷送回唐土去讫，他自己却念动真言，把当日想吃唐僧一块肉延寿三千年的一切冤魂都召请来，他自己动手，把身上的肉割下来布施给他们吃，一切冤魂吃了唐僧的肉，都得超生极乐世界，唐僧的肉布施完了，他也成了正果。如此结束，最合佛教精神。”

21、接下来，胡适拿这个例子喻自己的经历：“我受了十余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的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的太过火了，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如果骂我而使骂者有益，便是我间接于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情愿挨骂。如果有人说，吃胡适一块肉可以延寿一年半年，我也一定情愿自己割下来送给他，并且祝福他。”

最后，胡适说道：“此是说明我对于此等事的态度。至于朋友的指摘，更是我所欢迎的。”[17]

话虽如此说，但面对往日的亲朋故旧、同事门生于政治风浪中倒戈相向和取心掏肺的砍杀撕噬，胡适自有一种“人为何物”的悲凉萦绕心头挥之不去，身体也伴随心灵的煎熬垮了下来。

启下：南渡北归离别 第三十四章 胜利的牺牲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