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大师列传25

梅贻琦（九）

01

跑警报

自1939年1月起，因大部分沿海国土、港口、码头沦陷，国民政府财政部海关收入的十之九被日本扣留。在此艰难处境中，政府拨给教育界特别是后方高校的经费锐减，西南联大校方当局顿时感到压力剧增。原本想依靠清华庚款接济一时，缓一口气，想不到大雪之后便是霜冻，国民政府决定清华庚款债款原为关税担保者一律停付，致使清华常年经费落空。

这一变故，1932年3月至1933年2月曾经有过先例，搞得刚刚执掌清华校柄、正准备大干一番的梅贻琦极为背动，经多方周旋交涉，财部拨垫款项，才使得事业勉强继续。而如今，当年的一幕再度重演，但国际国内环境已大为不同，国内的情形已到了国破家亡的最后关头，国际对中国的支持与同情尚未显出端倪。

02

面对日军越来越强横、残酷直至赶尽杀绝的侵略行动，梅贻琦在告清华校友书中严正宣示：“此次政府之出此，其困难必更甚于前。但学校的各项事业，同人夜以继日的努力，都是国家抗战后方重要工作的一部分，而在建国因素中，尤不可废弃，所以我深信，政府当局，肯定会有维持的办法。”

与此同时，梅贻琦勉励联大师生正视严酷现实，处变不惊，体谅政府困难的同时要设法自强自立，与军民携手共渡难关，迎接抗战的最后胜利。果然如他预料的一样，没过多久，行政院准令财政部与中基会等对清华拨垫款项，以维持清华研究院与关乎国家科技战略的五个特种研究所事业不致中断。

当临时大学由长沙撤往昆明后，梅贻琦与清华教授会相商，除把学校原设的农业研究所、航空研究所、无线电研究所等三所次第迁滇外，又因地方与时势需要，于1938年在昆明添设国情普查及金属学二所。前后设立的五个研究所共同组成了一个“特种研究事业委员会”，由叶企孙任主席，各研究所均有一流人才担任所长，在短时期内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03

特别是航空研究所，继在南昌建成远东最大风洞后，随着战争爆发再度前往昆明建设新的风洞，并完成了滑翔机、直升飞机的设计和模型制造，为中国航空事业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而最早设立于汉口的清华无线电研究所，其研究事业在全国各高校以及研究机构中可谓是处于开先河的地位。

在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三巨头中原大战前，清华物理系教授萨本栋便在物理系装置收音机，后被阎锡山部侦知，以为与南京互通消息，派人前往清华园搜查并没收。由此一事件，可见清华对无线电通讯领域研究的领先地位，以及军阀对其重视程度。

当清华搬迁到昆明的五个研究所组成的“特种研究事业委员会”，与西南联大本部师生于经费奇缺、生活艰危之际，茅屋草舍中弦歌不辍、奋发向学之时，凶悍的日军轰炸机已飞抵昆明上空。

04

1938年9月28日，日军以堵截、破坏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为战略目标的昆明大轰炸开始了。无情的炸弹冰雹一样从天空泻下，无辜的百姓们甚至还没来得及嗷叫一声便被炸的血肉横飞，人头在空中如飘舞的风筝，四处翻腾，当空乱滚。当场炸死190人，重伤173人，轻伤60余人。可谓“死者尸横遍野，幸存者呼天嚎地，惨叫之声不息……”

初试刀锋，日军眼见昆明城防机构几乎无丝毫反击之力，于是放开胆子继续更大规模地实施狂轰滥炸。许多人目睹了这样的景象：只见飞机在空中从容的变换着队形，一架接着一架俯冲投弹，整个城市浓烟四起，烈焰升腾，而后才是炸弹的呼啸和爆炸声，有时甚至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枚枚炸弹如何从银白色的飞机肚子里钻出来，带着“嗖嗖”的恐怖之声向城市飞去。

由于敌机不断轰炸，“跑警报”渐渐成为昆明城不分男女老少、贫富贵贱共同的一种生活方式，不过跑警报期间不管是停还是留，手中都不能携带或高举带柄的可疑物品，这种物品会被认为是给敌机发引导信号，必被宪警擒获侦讯问罪。

05

频繁的警报搞得人心惶惶，鸡犬不宁，联大只好做出决定，白天因跑警报耽误的时间，晚上要补回来，以使课业照常进展。一时间，联大校内出现了吴宓烛下讲中国比较文学，刘文典月下讲《月赋》《海赋》，陈铨等少壮派教师夏夜讲《红楼》等等浪漫逸事。只是这浪漫故事皆为文科教授所创造，学生们有听故事兼看热闹的成分，兴致较高。其他几个学院的师生补起课来，自然没有如此浪漫，且经常被折腾得疲惫不堪。按规定，学生是下午6点开饭，7点正式上课，在暗淡的灯光中，抄写先生写于黑板上的讲义，熬到9点半总算结束了补课，诸生拖着疲倦的身子回到宿舍，已经离10点的节电熄灯时候不足半小时了。用功的同学还要抓住这残余的灯光做些功课，一旦灯熄以后，也只好停止一切，在黑暗中摸索上床，静候来日的预行警报了。

如此周而复始的折腾，使许多人对夜间补课感到烦闷，打退堂鼓的呼声越来越高，如联大工学院1943级学生张玉奇说：“连日跑警报，学生疲惫不堪，要求学校免于晚上补课，给点时间以应付大小考试，上不完的课到暑假再补。”想不到这个呼声未能奏效，除被施嘉炀院长训斥一顿，还被刘仙洲教授现身说法加以讽喻：“我老头子跑警报比你们跑的还远，晚上也一样的要预备讲课，而且上课时我站着，你们坐着。”学生听罢，也只有哑口无言接受补课。

06

学生们是接受了，但身体与精神上的疲惫并未减轻。正在这时，云南省政府通知驻昆学校及科研院、所，因为日本将长期对昆明进行轰炸，昆明仍无可以迎击敌机的力量，各机关学校要尽量疏散乡下，以便减少损伤。但是西南联大人多势众，要选个合适的地方极其不易，一时不能搬动，只有特种事业研究所与清华文科研究所等，搬到了昆明郊外黄土坡的大普吉村。联大的一些贵重器材也随之运往乡下掩蔽，多数教授一同散落到城市周边乡村避居，只有学生留在城内校舍读书生活。

此时联大教授的物质条件已经降低到了极致，据联大法学院教授萧蘧的公子萧庆伦回忆说：“我们家从昆明城搬到乡下去住。那时家里经济并不宽裕，父亲从美国回来的时候给姐姐买的洋娃娃，都在昆明典当，用来补贴家用了。我们住的是农户的房子，在西山脚下，屋里是泥地、泥墙，院子里可以养鸡。家里6个孩子，大概每隔一天能吃一个鸡蛋，每个礼拜吃一次肉。冬天，窗户用报纸糊上，有些阳光进来，但是没有风。夜里着实让人害怕，狼就在窗户下面嚎叫，还不停地抓墙。”

07

如此艰苦兼有些恐怖的生活，总算能熬下去，如果教授本人或家属不幸染病，则属巨大灾祸，已接近与阎王爷握手的边缘，那可是度日如年、着实难熬了。如吴大猷教授因搭马车被抛下摔晕后，全靠妻子侍候，想不到妻子又在操劳中病倒，差点命丧黄泉。对此，吴大猷回忆说：“内子阮冠世本来便连病了几年的，因为又担心，又伺候我，等我稍痊了，她便病倒下来。脉搏微而快，有时数也来不及数。身体太弱了，医生看也没有什么办法。有一天，梅先生来乡下我们住的‘实验室’来看看我们，他看到冠世躺在一张帆布行军床上，差不多只有一口气似的，我在旁忧急无法。他说如果要入城请医生来看，可以用他的汽车。第二天城里北京大学的办事处的金先生下乡来，看看是否要预备后事了。幸而冠世挣扎过去，病卧了几个月，到了冬天，费好多事，借了一辆病车，从岗头村送她到西山车家壁的惠滇医院分院，住了两个月，总算回过一口气来。那时虽然没有利用梅先生的车子，但他的好意和关心，冠世和我廿年来始终未能忘记。”

08

正是缘于这段情谊以及梅贻琦的人格魅力，许多年后，当梅贻琦流亡到台湾创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而处境最为艰困的时候，吴大猷不忘旧情，由加拿大渡海赴台，成为协助梅贻琦办学最有力的支持者之一。此为后话，暂且不表。

只说抗战仍在继续，西南联大师生仍在炸弹下读书、生活。尽管读书、生活的条件已降低到有史以来最低的水准，但作为联大主持者，梅贻琦不能让师生纪律松懈，学术水平降低，多次在会上对师生宣示“穷要穷的有意义，苦要苦的有希望”，其情形正如冯友兰所述：“梅校长实际是常委会的主席，在风雨飘摇，惊涛骇浪的环境中，联大保存了原来三校的教学班子，维护了‘学术第一，讲学自由，兼容并包’的学风，一直维护到抗战胜利，三校北返。”冯友兰所言大体不差，在国势阽危，江山摇撼，“支离东北风尘际，漂泊西南天地间”的困苦岁月，梅贻琦仍怀揣创办一所“大大学”的理想，以昂扬的斗志率领师生在烽火中前行，并竭力排除政治、经济以及人事上的纷争与干扰，于万难中使学校逐渐步入正轨且声望与日俱增。

09

迁校叙永

1940年7月，为了彻底切断中国仅存的一条国际通道，日本军队直接出兵强行占领法属印度支那越南，不仅切断了滇越铁路，而且由于距离缩短，使得昆明的轰炸更加频繁，轰炸范围由城里扩大到昆明郊区。

与此同时，日军开始组织精锐部队向云南境内进犯，处在硝烟炮火中的云南人民与流亡到昆明及周边地区的各机构、单位、学校，全面置于敌人的轰炸范围之内，西南联大自然也不能幸免。

梅贻琦作为常川驻校的常委会主席，也要随师生一起跑警报，而且在奔跑途中还要尽掩护督促之责，如亲历者陈岱孙所说：那时候经常有警报，而“一有警报，我们就往后山跑，上坟堆里去。飞机来了，就趴在坟堆里看着下炸弹，下了炸弹以后飞机飞走了，我们才站起来。那时候，张伯苓校长在重庆，蒋梦麟也经常到重庆去，有时也在昆明，但是很少参与学校的事情。梅校长就是那个时候的校长，尽管名义上是常委。他经常每天办公，警报一来，也跟学生一样一起往后山跑，飞机来时，跟学生一样趴在学生身边。所以当时，学生看起来，梅校长是很亲近的”。

10

除了亲近，梅贻琦更多是保持了临危不惧、先人后己的君子风范，而这个形象给女生留下的印象要比男生深刻得多。如联大女生王远定在许多年后仍记得当时的场景：“有一次在紧急警报后，来不及走避的同学，便集中在南院防空洞前，看见梅校长到来，当然请校长先行，而敌机已在空中机枪扫射，在这样危急的情况下，校长仍坚持让我们一个个先进去，自己殿后。长者风范，真令人钦仰。”

鉴于敌机对昆明的轰炸越来越凶，国民政府相继下达指令，令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国立同济大学，国立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社会学所、气象所，以及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等驻昆学校和科研机构，向滇境腹地和川黔一带安全地区迁移。

根据教育部训令，梅贻琦与当时的联大教务长樊际昌、庶务处主任毕正宣赴云南澄江考察，寻求新的迁移之所。可惜澄江接纳能力有限，只能接纳一个学院，其他院系无法安置。梅贻琦等决定继续寻觅校址，以保障师生安全。

11

经过调查，最终决定将分校地点设在重庆以西的四川辖境。这里号称天府之国，既有千山万壑的阻隔，又有长江、岷江、金沙江、嘉陵江等支流和国民政府战时首都重庆相通，其间有大大小小的坝子可以耕种，粮食、蔬菜等生活必需品容易解决，是一个天然的避难场所与积蓄力量、待机反攻的后方基地。

正当联大拟就迁川地点做最后抉择的时候，日军得到情报，借机对联大师生施以颜色，发起了针对联大校舍和师生的凶残大轰炸。

这天下午，梅贻琦正在办公室处理公务，紧急警报响起，他像往常一样走出办公室，随师生穿过校园后门奔赴后山躲避，可是还没跑到离校园最近的白泥山，敌机已飞临校园上空，密集的炸弹像冰雹一样落下，顿时浓烟腾起，常委办公室与临近的一幢宿舍被炸塌，周边房舍都陷于浓烟火海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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轰炸过后，梅贻琦指挥师生抢救被埋衣物，然后请建筑工人对炸毁房舍修补、重建，各地清华校友与热心人士闻此凶讯，函电纷驰，备致慰问，梅贻琦专门作《联大校舍被炸启事》一文，对这事件予以详细报告，他说：“敌机袭昆明，竟以联大与云大为目标，俯冲投弹，致使联大遭受巨大损失，师范学院男生宿舍全毁，办公处及教员宿舍也有多处震坏。本校在办事处自建一防空洞，本为存储重要卷宗的地方，在这一次轰炸中也全部震塌。经过发掘后，幸好卷宗完好，只可惜有两名工友为保护卷宗而牺牲。”

最后，梅贻琦以悲壮坚定的信念敬告清华校友称：“物质之损失有限，精神之淬励无穷，仇深事亟，吾人更宜努力。”以此与师生共勉。

联大遭到有目的的大规模轰炸这一天，昆明距日军占领的越南河内军用机场不足600公里，距已经推进至河口一线的日军先头部队不足400公里。地处边陲的云南昆明由大后方瞬间变成了战火纷飞的战区旋涡和进退无门的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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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存民族文化命脉与火种延续，以及保证各项研究事业继续进行，联大常委会于11月13日决定，在四川泸县以南的叙永设立分校。经过千辛万苦的奔波与反复勘察、斟酌、协商，最后得以拍板定案。

校址既定，西南联大常委会聘请杨振声为分校主任，先迁移一年级和选修班学生到该校上课，待将来形势变化再做是否全部搬迁的抉择。

这个打算，按梅贻琦的解释是：选择办学的地方，并不是专以安全为原则，“单纯为安全可到西藏或喜马拉雅山。但是过分闭塞的地方，不是学校所在的目的地。到云南，是因为有滇越与滇缅两条路可以通到国外，图书仪器容易运进来。不幸的是太平洋战起，越南与缅甸相继沦陷，这时被圈在里面，无法通出去，且安全又成问题，所以一部分又到叙永。政府曾经提醒我们注意，万一敌人攻云南时，得求一安全之地。可是我们仍不愿离开昆明，宁愿冒险，去叙永是作万一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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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战时交通不便，这一年招收近700名新生，入校注册时间推迟到1941年1月2日，新生与先修班学员共同上课。自此，中国西南边陲叙永小城的庙宇祠堂，又诞生了一个个特殊课堂。

叙永分校既已安置妥当，在昆明的西南联大校方，一面继续组织二年级以上本科生与研究生等上课，一面酝酿继续迁校事宜。当时日本军队对昆明轰炸已经进入到最后的疯狂阶段，许多着弹点针对政府机关、厂企、学校甚至民房，人员伤亡与房屋财产毁坏更加严重。为了躲避敌机轰炸，全城民众与各机关职员、学校师生三天两头在“昂、昂”的警报声中奔跑，到警报解除时都是疲惫不堪。

8月14日，当西南联大校舍再度被炸的凶讯传出后，远在四川的梅贻琦得到消息，既惊又恐，立即发电向蒋梦麟、查良钊等询问，得知此次轰炸是日军对西南联合大学最惨烈的一次轰炸。据当时在校学生何兆武回忆说，轰炸过后，他看到蒋梦麟校长坐在图书馆前的地上，一副凄凉无奈的样子。众生见校舍毁坏如此惨重，在悲愤中流下了热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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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舍被炸，近半数联大学生已无枝可栖，只得随着大批流民自寻住处，新一轮困难继之发生。听闻消息，梅贻琦提前结束川渝考察，于8月23日晨由重庆珊瑚坝机场乘机返回昆明，刚出机场即闻有空袭预警，于是匆忙搭朋友沈天梦的汽车进城，赶到西仓坡清华办事处察看，只见四周落弹很多，自己所居住的房屋已全部倾圮，私人什物多有损毁，幸亏家人当时未在房舍，得以保全性命，算是不幸中之大幸。

慨叹之余，梅贻琦与庶务科主任毕正宣共赴新校南北区察看被炸各处情形，昔日熟悉的联大校舍已满目疮痍，惨不忍睹，梅贻琦在废墟中徘徊忧思，痛楚不已。

为了能让学校如期开学，梅贻琦于艰危中孤木独撑，他向教育部致电，报告联大校舍被炸惨状与损失情况，请求拨款修理费90万元，以资尽快恢复校舍……

16

当天晚上，忙碌了一天的梅贻琦回归西仓坡寓所，顿感身心俱疲，坐于廊上喘息，望着天上的明月，心中不免凄然。所幸的是，在梅贻琦的亲自督导下，清华办事处及联大新校舍得以及时修葺，特别是新校区的教室、实验室与宿舍，经过一个多月的赶工清理与修缮，以神奇的速度在新学年到来之时交付使用，并照常开学上课，弦歌再度于秋雨秋风与炮火硝烟笼罩下的茅屋陋室响起，铮铮然若不屈之声。

就在这一时期，中外抗战局势又发生了变化，以美籍空军上校陈纳德为队长的中国空军美国航空志愿队在昆明成立，即将展开对日空战。日机轰炸昆明的疯狂与残忍即将受到扼制，中国已现翻盘的迹象，抗战胜利的曙光通过一条缝隙映照西南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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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四川叙永分校过于闭塞、简陋，与外界联系极其困难，加之仓促建校，设施与图书资料等极度空乏，师生对此皆不满意，且思归心切。梅贻琦根据夏间前往考察并与师生交谈的情况，与常委会诸委员多次讨论，最终决定等叙永分校一年级生考试完毕，再全部迁回昆明，租借昆华中学校舍上课。

至此，叙永分校结束，尽管只存在了半年多时间，却长久地留在了联大师生们的记忆里。

叙永分校师生的回归，是联大在组建初期的文法学院于蒙自转赴昆明之后，整体实力的第二次汇合与勃兴。当时在昆明西南联大已有文、法、理、工、师范等五院二十六学系，学生人数超过3000人，加上先修班与研究院、各研究所的师生，人数更加庞大，一跃成为中国境内规模最大的高等学府。

18

烽火中的西南联大

作为战时临时组建的学校，西南联大没有选举校长，而是采用常委制，由南开校长张伯苓、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轮流当值。其中，张伯苓年龄最大、资历最老，他深知联大体制是一个混合物，而不是化合物，既联合又独立；如果三位校长都去负责学校管理事宜，言失事缺，某方面顾及不周，就有可能出现差错、误会甚至矛盾，最后导致三人共同管理但谁也不肯出面承担责任的乱局，也就是中国俗话说的“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无水吃”的尴尬局面。

鉴于此情，张伯苓就将联大管理权全部交付给蒋梦麟和梅贻琦二人，自己则留在重庆管理南开中学，偶尔来一次联大，也属于视察、慰问的性质。

张伯苓本是好意，没想到却因此造成西南联大三校合作并不愉快的流言。为了消除误会和隔阂，张伯苓特地来到昆明，召集联大师生发表讲话。

19

据当时的学生彭令占回忆：学校有时举行朝会，大家清晨听到铃声都要去参加。有一天，我去参加朝会，主席是梅校委，他的旁边站着一位又高又大的大汉，穿了一件大褂，还戴着一副墨晶眼镜，有同学悄声说，他就是南开的张伯苓校长。梅校长讲完，便介绍张校长给大家见面，张校长一口浓重的北方话，说自己“是搞体育的，在运动场上，以裁判最有权威，裁判凭以计算时间的，是他袋中的表。我是南开的校长，我已经将袋中的表交给梅校委，他就是我的代表，大家要听他的话，有人说联大的负责人不能合作，这是绝对没有的事”。随后张校长又说“左边站的梅先生是他的学生，右边站的蒋先生是他的朋友，他身为常务委员虽然不常在昆明，但是有他的学生和朋友在昆明，他就安心了”。

张伯苓这番话，让人想到抗战初期他与蒋梦麟在长沙四十九标营房就是否适合学生居住而产生的争论，这段令双方不愉快的旧事虽然很快平息，但张伯苓在心中感到不舒服的同时，也意识到自己不能再以老资格与两位年轻校长共同处理校中具体事务。所以，自那以后，张伯苓对于联大事务很少过问，如果有涉及到南开本校的事物，也交给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代办。

20

因为这些或明或暗的原因，所以外界才开始有了蒋梦麟、张伯苓两位校长失和，且已不能合作的传闻散布。张伯苓是一位耿直的君子，此次借联大朝会，以幽默的语言公开表态，在驱散流言的同时，也对梅贻琦寄予了高度信任和厚望。不过，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张伯苓此次抬举梅贻琦，并非对蒋梦麟的不信任或故意压制。实际情形是，蒋梦麟此时也已经长期留在重庆，代表学校向中央政府接洽一切，同时兼领中国红十字会会长等职，西南联大的校务实际只有梅贻琦一人主持。

众所周知，西南联大是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三所学校组建而出，其中清华的人力和财力都位居三校之首，师生在校内具有强势地位，作为清华校长兼顾常委会主席的梅贻琦，在竭力维持校内各阶层人事平衡的同时，最忌讳也最提心吊胆的就是清华在领导层人数一家独大，或渐渐演变成一家独强甚而独霸，成为联大分裂的导火索。

1941年秋，被敌机炸毁的校舍得以修复，新学期刚一开始，总务长郑天挺与教务长樊际昌因为想专心研究学问，相继向梅贻琦请辞。但是，如果按照人员更换制度，常委会主席、总务长和教务长的要职将全部由清华职员担任，这势必会打破西南联大的平衡。

21

在劝说无效的情况下，梅贻琦与联大有名望的教授交换了意见，他在日记中写道：“11月13日，五点半召开了常委会，通过了改聘周枚荪为教务长，杨石先暂代；沈茀斋为总务长的决定。”

周枚荪是北大的周炳琳，沈茀斋即清华的沈履，杨石先则是南开教授阵营中的代表人物。此一人事安排，三校皆得照拂平衡，达到了梅贻琦心中最为理想的境界。可还没等他松口气，第二天便接到沈履的辞职信，梅贻琦于无奈中只能继续劝说北大的郑天挺复职。

为了不伤害北大、清华的关系，也为了西南联大的平稳发展，郑天挺终于被梅贻琦说动，答应继续担任总务长之职。

纠葛了一个多月的“二长”问题，总算得以解决，梅贻琦不必再唱“独脚戏”，三校教职员也没有不平之意，众人皆大欢喜。不过通过联大史料可见，这个格局只是暂时的，日后还会有诸多部门的负责人辞职或请假，人事安排还会不断推演变换，唯一不变的，只有梅贻琦的胸襟和风度。

22

除去各系统的人事安排，另外一个棘手的问题便是涉及公私财政事宜，也就是钱财的分配问题，这又是一个关乎三校、特别是北大与清华合作与分裂的要害之处。因为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大学校园，除了钱财本身的经济价值，还有与之相关的学校本身与学者个人尊严与荣誉等问题，若处理不当，便会引起连锁反应，终累大局。

作为联大常委会主席的梅贻琦，如果在三校间的平衡与钱财分配方面拿捏不准，或有私心，结果则更加不堪设想。下一桩事例或许可以说明这一症结的严重性。

当时，北大校长蒋梦麟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都在梅贻琦之上，虽然他常驻重庆，并不怎么过问联大事务，但如果涉及北大自身利益便也不能置身事外了。北大教授向来以“最高学府”自居，但是对于联大体制下的“边缘化处境”难以安之若素，早就有分校独立的想法。到了1940年叙永分校回归后，这种呼声越来越大，大到梅贻琦无法忽视的地步。

23

其实，北大的“离心”倾向并非仅是出于传统的“自尊”，而是与诸多实际利益相勾连，譬如财政经费问题。

据梅贻琦日记载述：1941年3月24日，清华校务会议“决定让售北大美金三千元”，透露出北大财政吃紧的讯息。

仅仅过了两天，也就是3月26日，联大校务会议上，蒋梦麟谈及研究问题，称宜三校分头推进，不宜绑在一块。梅贻琦表示赞同，并说“最好请教育部不再以联大勉强拉在一起，分开之后可请政府多予北大、南开以研究补助，清华可自行筹措，如此则分办合作更易进展”。如此看来，两位校长对于联合办学也并不“执着”。

随后，梅贻琦接到教育部次长顾毓琇的电报，称教育部的经费总计八十万美金，但联大三校只能分到三万八千元，这个份额比预期中的要少许多，教师们心有不甘，便联名致电教育部，想要奋力再争。可是梅贻琦心里清楚，回旋余地并不大。

24

鉴于联大沉重的危机感，一个星期之后，梅贻琦约请叶企孙、陈岱孙、吴有训、马约翰等清华元老及高层便饭，商谈“关于联大与三校关系将来可能之演变问题”，作未雨绸缪的打算。可还没等商议出万全之计，又一打击从天而降。

4月中旬，清华秘书长潘光旦自重庆归来会见梅贻琦，带来了蒋梦麟向教育部提请经费分配的方案，梅贻琦看了这份方案后，非常沮丧，甚至不知所措。

因为蒋梦麟向教育部提议由清华拨款80万补助西南联大，并请求北大预算独立划拨。蒋梦麟此举盖属事出无奈，而清华方面动用基金却颇感棘手。因为上一年，也就是1940年，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在国民党中央全会上就曾提议：向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和清华大学各借美金一百万，“以挽救全国教育危机”，却遭到清华教授会的“绝对坚决反对”。此次北大“旧事重提”，清华方面的压力和反弹可想而知。

25

思考数日，梅贻琦再次召集清华校务会议商讨对策，最后决定应遵循两个原则——

一，倘若北大同仁愿意另起炉灶，则可三校预算分开，清华对于联大负其全责；

二，倘若只令清华向联大拨出应摊的八十万，则联大多出的八十万为补助各校研究费者，清华应分得其比例应得之数。

教育部很快就提出了折中方案：拟由清华借款五十万补助联大用作研究费，三校按比例分配支用。梅贻琦倾向于接受这个方案，于是经过他的不懈努力，终于做通清华教授会方面的工作，不过很多人却对蒋梦麟的做法感到愤慨。

为了平息众人的怨言，蒋梦麟自重庆返回昆明后，与梅贻琦曾作一夕长谈，彼此沟通，求得相互体谅。至此，笼罩在西南联大上空的乌云才渐渐散去，三校合作的联大体制开始步入稳定时期。

26

可以说，西南联大之所以能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奇迹，与梅贻琦的高尚人格和处世风度是分不开的。

清华校友傅任敢曾有过这样一段精彩论述：“抗战起后，国内成立过好几所联合大学，可是除了西南联大一直联到胜利以后方才各自复校以外，其余全都中道夭折了。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倘若西南联大也如其他联大，因为意见不合，联不到底，那是中国教育界以至全中国国民多么重大的一件耻辱。外国人看不起中国人，说中国人是一盘散沙，是一个无组织的国家。倘若在那国难临头的时候，连智识最高的高等教育界都仍没有例外地联不拢来，一盘散沙之说岂不全盘证实，百口莫辩了吗？而其所予全体国民与下代青年的暗示又将是何等的恶劣与深远？我们又可以再想一下，为什么其他的联大通通联不下去，惟有西南联大能够联到底呢？这就与梅校长的大很有关系了。”

27 杀青段

西南联大在梅贻琦管理下，井井有条，终于创造出联大“筚路蓝缕·弦歌不辍”的局面。然而，世事纷纭，战争形势变化无常。1941年底，日本联合舰队悍然偷袭夏威夷珍珠港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全世界范围内爆发了，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伤亡最严重也是影响最为深远的一场战争，而中国作为主战场之一更是遭受到了极大的苦难，在这种水深火热的情况下，梅贻琦领导着西南联大知识分子苦苦煎熬着，保持着文人的铮铮铁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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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7 陈寅恪 篇壹 113373 篇贰 231269 篇叁 327679 篇肆 678563 篇伍 986475 篇陆 399245 篇柒 361131

08-16 傅斯年 篇壹 124785 篇贰831411 篇叁 882795 篇肆 479419 篇伍 573025 篇陆 791439 篇柒 925963 篇捌 957165 篇玖 988367

17-24 梅贻琦 篇壹 391421 篇贰 566863 篇叁 478115 篇肆 689617 篇伍 102387 篇陆 950449 篇柒 101083 篇捌 9317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