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胜天半子

各怀心思

1.

李秀成自从在羊栈岭败于鲍超之后，就对鲍超心有余悸，见到总是绕着走。听闻鲍超回援，他的第一反应就是避战，先前李世贤在乐平、刘官芳在祁门落败的消息，又让他产生了江浙归路可能被切断的担忧，于是不等与隔江相望但音信不通的赖文光取得联系，便下令全军原路东返。

日后李秀成被俘，审问者问道：“你的部队已打到鄂省南境，再进一步就可使武昌动摇，甚至解安庆之围，为什么一听到鲍帅（鲍超）来援，就不战而退呢？”

李秀成是这样回答的：“开始我的确想通过攻打武昌来解安庆之围，但后来知道安庆之围难解，又听说鄂兵（即指鲍超的霆军）太强，所以才不战而退，此乃天意。”

2.

除了李秀成自己承认的闻鲍则退外，另外还有一种说法。李军占领武昌县后，李秀成的部下曾在武昌县附近截留了一批英国人的丝麻，希望以此与英方交换枪支弹药。英国驻汉口领事金执尔为此登门交涉，将这批货物要了回去。有人推测，金执尔交涉时，可能又重演了数月前巴夏礼哄骗威吓陈玉成的故技，导致李秀成最终放弃了进攻武昌的计划。

安庆战役期间，天王洪秀全曾发布诏旨称“替朕调拨交玉胞，业颁诏旗印四方”，似乎赋予了陈玉成以调拨军队的最高权力，但是这种授权被打了很大折扣，干王洪仁玕和洪秀全的那两个脓包哥哥全都位居陈玉成之上。

3.

退一步说，就算是洪仁玕等人不干涉陈玉成指挥，凭陈玉成一己之力，要想再形成天国早期军事上统一指挥的局面也难如登天。当时天国已封了十多个王，与陈玉成、李秀成封王时起到积极作用不同，自此开始的大封诸王可谓弊端众生，胡林翼一针见血地指出：“太平军封王太滥，诸王各不相下，不受节制，故行军难有统帅；上游仅恃陈玉成，下游仅恃李秀成，非有节钺之尊也。”

缺乏“节钺之尊”，就得像李秀成一样，全凭同事之间的个人关系调度军队，但根据湘军掌握的情报，英王陈玉成除与干王洪仁玕的关系不错外，和其他王包括忠王李秀成在内，全都是貌合神离，各王对陈玉成也是“表面敬畏，内心嫉恨”。

4.

天王的猜忌狭隘，诸王的各怀心思，令陈玉成的指挥权十分有限，每战他都必须与各军首脑协商，一些部队拒绝合作、不听指挥的情况也屡见不鲜。

陈玉成到桐城后，召章王林绍璋前去开会研究作战方略，林绍璋竟以“粮草罄尽，官兵惶恐”为由拒绝与会，还擅自移营鱼塘冈（据考证应为雨坛冈）。陈玉成致信林绍璋，批评他身居王位，却反复不定，导致将官不能用命，而且“殿下之兵，一战未开，即行自退……轻举妄动，自惑军心”。

这封批评口气极其严厉的书信后为湘军所得，曾国藩看了很是高兴，说通过它就知道太平军诸王不合，各自为战，不相上下，湘军胜利有望。

5.

林绍璋是个草包王侯，他的作用与李秀成无法相比。从安庆战役期间湘军缴获的太平军“伪文”（作战命令、通报等文件）来看，陈玉成曾通过天京方面给李秀成下达命令，让他北渡援救安庆，但命令并没有能够得到执行。当然，问题不在于是否一定要李秀成直接过江救援安庆，如果他能在湖北坚持进攻武昌，或在皖南坚持进攻祁门，甚至在江西不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牢牢盯住南昌打，也间接具备了为安庆解围的性质。祁门、武昌、南昌，这三个地方，只要痛击一地，或同时痛击其中的二地、三地，必将导致湘军更大规模的分兵，到时解安庆之围还会困难吗？

6.

可惜的是，李秀成和李世贤相似，关键时候私心太重，苏浙是他们的根据地，无论参加西征还是沿途招兵，首要出发点都是为了维护苏浙根据地：战局顺利或实力增强，就要回去经略浙江，实现他们把苏浙根据地联成一片的计划；战局不顺或北路西征军需要直接支援，往往就畏畏缩缩，保存实力，乃至拒绝施以援手。

李秀成等人的自私和心不在焉，使得湘军在赣鄂两省重新占据了主动，鲍超跟着李秀成一直追到江西，李续宜、刘岳昭等部合力进攻仍坚守于黄州、德安的北路西征军，武汉已经安如磐石，湘军可以一心一意继续围攻安庆了。

7.

自李秀成进攻上海受挫，英法联军即禁止洋商逆江而上向太平军提供武器补给，但粮食并不在此例。在《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中，中国向列强开放了内河通商，载运粮食的洋船更可以在长江上畅行无阻。在不少洋商看来，安庆缺粮乃是一个极好的商机，正好可以将他们船上的粮食卖个好价钱，因此不顾官军劝阻，一直与安庆城内互通贸易，向太平军出售粮食。湘军水师虽控制了近城江面，可是也不敢得罪洋人，只得听其交易。这就是为什么安庆被围一年多，城内却依然没有弹尽粮绝的原因。

倘若这种情况继续延续下去，城内接济不断，哪怕再围个一年也不会有什么成效，“安庆永无克复之期”。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曾国藩思考了整整两个月，之后突然开了窍。

四两拨千斤

8.

从前上海爆发小刀会起义，起义军占据上海县城，官军久攻不下，细究下来，也是洋船向城内接济了粮食。之后，地方官府偷偷送了四万两白银给洋商，洋商即为官军所用，起义军的粮草也随之断绝，官军这才得以攻克上海。

曾国藩虽没有直接和洋人打过交道，但他从这个例子里得出结论，认为洋人有两个特点，“最爱财利，最讲交情”，也就是洋人重商，而且很守信用，若能掌握好这两点，交涉不难。

在曾国藩的授意下，凡有洋船经过安庆附近，湘军水师各营就予以殷勤接待，陪着吃好喝好，完了还有礼相送。曾国藩预先拨付给水师五百两白银，专门用以接待洋船，而且交代不必过于节省，少了再补。

9.

接待洋船时，水师方面的人并不主动谈到安庆战事，为的只是建立感情联系。只有在探明洋船载运粮食的情况下，为提防其将粮食出售给城内守军，才需要与之交涉，交涉的方式是先以好言相劝，如果对方不听，再投其所好，以利诱之：你不是要卖米给城内的太平军吗？那你卖给我们，绝不让你吃亏。

一石米，太平军出价五两银子，湘军也出五两，太平军出价十两，湘军也出十两。洋人为的不过是要做生意赚钱，同样的利润，他们不用冒着风险再钻到安庆城里去，而且又在水师这里吃着喝着，双方还有了一点交情，何乐而不为？

10.

同为南北大帅，有人曾把曾国藩和僧格林沁放在一起比较。平心而论，曾国藩的军事才能未必及得上僧格林沁，但他的政治头脑和文化素养却是僧王所万万无法比拟的。即以对外交涉来说，僧王就是硬碰硬，打不过也要打，而曾国藩却知道中国人还有一种独特的智慧和技巧，叫作四两拨千斤。事实上，如果把时间往回倒，当年参与《南京条约》谈判的家丁张喜就已经具备了这种思维，只是当时的大吏都视张喜为小人物，利用完了就扔，更不会想到他这种思维也有着超前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11.

曾国藩的办法大收其效，安庆城内的粮食军火接济逐渐断绝，贮存物资也行将告罄。在外围援军的调集越来越困难，且都无法接近安庆城的情况下，安庆太平军只能独立对湘军壕堑发动进攻，试图打通水路粮道。

这些尝试都一一失败了。一位偏向于太平军的洋人记述道，湘军“驻扎在城上大炮射程之外的地点，建筑起无数敌人爬不进，他们自己也爬不出的坚固土垒和栅栏”“他们运用哲学的思维，精密地计算到，当城内粮尽的时候，他们的兵士就可以吃得饱饱的爬上城墙，而不会遇到任何严重的抵抗”。

12.

湘军水师也给予了曾国荃部有力配合，杨岳斌在枞阳修筑大坝，用以加深加宽内湖水面。不久之后，安庆东门外便形成了“一片汪洋”，这样水师便可以从近城江面直接驶入内湖，与太平军作战。

1861年7月初，菱湖北岸太平军乘夜渡船回城，被湘军水师阻截。太平军军心大乱，曾国荃趁机在一天之内，将太平军在菱湖南北岸所建的十八座营垒全部攻陷。

除南北岸营垒外，安庆北门外还尚存有三座石垒，驻守石垒的是太平军的敢死队，极难攻取。曾国荃就让降将程学启上，程学启本为安庆守将，熟悉城内城外防务，又急于取得投名状，自然拼其全力，三座石垒很快就被攻破。至此，安庆屏障尽失，沦为了岌岌可危的孤城一座。

13.

在这种情况下，解安庆之围的希望已经十分渺茫，但陈玉成仍在调集援军，做挽救安庆的最后努力。之前他曾赴天京请援，欲调李秀成、杨辅清增援安庆，但结果令人失望，为此他不得不亲自南下宁国，用一个“求”字才令杨辅清答应北渡。

8月初，辅王杨辅清率所部十万人自皖南渡江北上，与陈玉成会合后赴援安庆，林绍璋、黄文金、吴如孝（干王洪仁玕已回天京）亦在挂车河等地进行呼应。

首先迎战他们的又是多隆阿，而且多隆阿施的还是伏兵之计。

多谋而善战者皆天授

14.

还在东征开始时，胡林翼即执意要让多隆阿担当前敌总指挥的重任，就是因为知道他具备着鲍超身上所没有的长处，即不但勇猛，而且机智，能够做到“运筹决胜，料敌如神”。

其实多隆阿和鲍超一样不识字（多隆阿是不识汉字），所有公文书信，都得由幕客读给他听，但他听后所提出的意见却往往能够切中肯綮。有时多隆阿喜欢坐于帐中，听人给他读《三国演义》，听到某将领设计一节，还没等读书人再接着读下去，他就已经提前领悟，知道这名将领准备设的是什么计了。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军事天才，好像一生下来就比别人更懂打仗，所谓“多谋而善战者皆天授”。

15.

为了使对手进入他的伏击圈，多隆阿这回上演的是诈病不出。陈玉成、杨辅清不明真相，还真以为他病了，进攻非常积极，结果一头扎进多军的伏击圈，被杀得大败。林绍璋等人都是配角，主角一败，他们也只得落荒而走。

此后，在桐城附近的一次对决中，陈玉成、杨辅清又再次为多隆阿所败。自陈玉成首率粤捻联军赴援安庆，在挂车河与多隆阿大战起，他已先后组织了四次大规模的救援行动，从这四次救援行动来看，势不可谓不猛，兵不可谓不多，但居然仍无法突破多隆阿所组织的防线，这使陈玉成几乎感到了绝望。在多隆阿所缴获的太平军物品中，发现有一封他写给天王洪秀全的蜡书，其中写道：“奉命征讨妖孽，所过破巢压卵，无敢撄锋。惟多某老谋善战，用兵如神，臣与对阵，屡为所败，今百万精锐悉遭顿挫，自料力不能敌。”

16.

如果实在无法击败多隆阿，那就只有摆脱他了。计议已定，陈玉成等人重新兵分三路南下，其中陈玉成、杨辅清为一路，自太湖一线绕远路避开多隆阿，取道小池驿、黄泥港赴援安庆；林绍璋、吴如孝为一路，自桐城南下挂车河一线，牵制多隆阿；黄文金为一路，自东路绕援安庆。

多隆阿兵力有限，无法阻止这种多路渗透。1861年8月24日，陈玉成、杨辅清、林绍璋、黄文金会师于集贤关，并筑垒四十余座。这让城内太平军看到了新的希望，叶芸来、吴定彩等列队四门，准备予以接应。

17.

次日，陈玉成、杨辅清等人亲自督军四万人，分十余路猛攻湘军外壕，城内守军亦同时配合出击。曾国荃则采取以静制动、反客为主的老战法，坚守工事不出，待太平军逼近，才用枪炮进行射击。

太平军被拖入了残酷的攻坚战。为突破湘军防线，太平军每人拿一束稻草，冒着弹雨蜂拥而上，接近壕沟后掷草填壕，顷刻之间目标壕沟便被填满了。其间湘军开炮轰击，一炮过去就是一摊血，打着打着，壕墙上装备的火炮已经来不及装填炮弹了，只能轮流施射，为此曾国荃又增调八百杆鸟枪和抬枪，用以加强火力。一时之间，枪炮轰鸣之声“如连珠不绝”。

18.

尽管伤亡惨重，但太平军将士仍然舍生忘死，前仆后继，前面的人被炸翻打死，后面的人马上踏着尸体继续冲锋。依靠不计代价的人海战术，太平军终于越过壕沟，逼近了曾军营垒。

曾国荃见状，立即率部上前搏杀。曾军以逸待劳，太平军在越壕后却不是伤痕累累，就是精疲力竭，一场近战肉搏下来，数名太平军前锋将领被杀，剩余官兵也被击退。当天，倒在壕沟内外的太平军不可胜数，一眼望去，“积尸如山”。

8月27日，战事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陈玉成、杨辅清精选敢死队员，攻破了外壕壕垒，并将湘军往后逼退了一步。曾国荃见壕垒被破，也急忙组织敢死队进行反击。

19.

双方派出的都是各自阵营中最能打和最不怕死的战士，敢死队员们互不相让，手持短兵刃奋力砍杀，直杀得血肉枕藉、日月无光。异常凶猛的白刃战把太平军也往后逼退了一步，趁此机会，曾国荃又亲自督军增修新的壕垒。

大家都明白，阻止湘军筑成新垒，乃是解安庆之围的最后机会，因此安庆城内守军倾巢而出，直扑新垒。陈玉成也在城外全力响应，他亲自击鼓助阵，见有后退者即立杀阵前，气势十分慑人。

曾国荃的性格与曾国藩相比，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相同之处是曾国荃也有超人的意志和毅力，遇到艰难险阻，能够坚持到底。不同之处是曾国荃在指挥作战时比乃兄更坚决更大胆，颇有一股子悍不畏死的蛮劲。

20.

晚年的曾国荃调任山西巡抚，晋中时值大旱，赤地千里。“曾老九”内着道装，外披袍褂，亲自在太原主持露天祈雨。令人格外震惊的是他还准备了一只香炉，香炉里填着火药，放着导火索，插着香。曾国荃脑袋上顶着这只香炉，长跪于地，嘴里还念念有词：“老天你如果再不施以雨露，干脆就让火药爆炸，炸死我吧！”

所幸雨来得很及时，曾国荃头上的香炉才没有真的爆炸。山西老百姓自然对他感恩戴德，知晓此事的文人官员也都留下了深刻印象，说以曾国荃这样的蛮劲，怕是连老天都要退避三舍呢，何况当年的“发贼”（太平军）？

21.

曾国荃参加安庆战役时，四十岁还不到，身上充满着“胜天半子”式的蛮劲，哪里甘心功败垂成。太平军发狠，他也发狠，率部拼命挡住其攻势，以掩护新垒的增修，太平军猛攻十余次未果，折损达三千人之多。

经过通宵达旦的抢修，新垒终于修成，此时双方尸骸已堆到了田垄之上。陈玉成见连这样的蛮攻都无效，只得收队回营，城内守军怕湘军乘虚入城，也赶快重新入城固守。

安庆城下一战，不但基本锁定了战局，而且也打出了曾国荃和吉字营的名声。从此以后，吉字营凭借“稳练不摇”的特点，得以与“应变善战”的多军、“冲锋猛战”的霆军并列，成为太平军最为忌惮的三支湘军劲旅。

五星连珠

22.

城外太平军即使付出惨重损失，也仍然攻不破湘军防线。安庆城内得不到接济，粮食完全断绝，陈玉成又在菱湖北岸筑垒，试图用小船运粮食进城。曾国荃毫不相让，他派曾国葆在湖岸边筑垒，联手水师进行堵截，于是太平军用小船运粮的办法刚露了个脑袋，就被完全扼杀了。

这时湘军打攻坚战的基本套路是，以自创的“长围久困”为主，辅之以太平军的穴地攻城法。曾国荃在围城的同时，早已命令士卒开挖地道，穴地埋雷。1861年9月5日，安庆城垣北门被轰塌，湘军一拥而入。

23.

因为断粮，安庆城内已出现了人吃人的骇人景象，据说人肉每斤可卖到八十文，守军形近饿殍，虽拼死抵抗，但已无济于事。叶芸来、吴定彩以下一万六千人被斩杀殆尽，其余凫水逃亡者亦多死于湖中。

城外集贤关的太平军各路援兵列队于山岗，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幕发生，可是却无能为力，陈玉成更是望城恸哭：“安庆已经失陷，我也不知道哪天要死于敌人之手了！”

陈玉成非常清楚，皖北是他的根据地，安庆是他资以保卫皖北乃至天京的屏障，安庆一失，则太平军在皖省的势力已经动摇，今后将很难有立足之地，覆亡只是早晚的事了。

24.

这当然不仅仅是陈玉成个人的悲剧，安庆失陷意味着太平军的第二次西征完全失败，而以全国之力救援安庆，仍不能免于其失守，也说明双方力量对比已发生重大转折，太平天国大势已去。亲自参与后期救援的干王洪仁玕事后承认：“我军最重大的损失，乃是安庆落在清军之手……安庆一日无恙，则天京一日无险。”

就在湘军攻陷安庆的前一天，曾国藩看到了两个月前钦天监的一份奏折。在奏折上，钦天监报告说八月初一（阳历9月5日）将有异常天象，届时日、月及金、木、水、火、土诸星会“日月合璧，五星连珠”。这是与“荧惑星犯南斗”“蚩尤旗”之类完全不同的祥瑞天象，次日，安庆果然克复，曾国藩大喜过望，认为祥瑞按时应验，是国家前途命运趋向好转的前兆，“国家中兴，可能有希望了”！

只是这个希望，作为皇帝的咸丰再也看不到了。

25.

野史中对于咸丰“近醇酒妇人”，纵欲过度的描述并非空穴来风。英法联军在抢劫圆明园时，一位法军的随军传教士在皇帝龙榻之侧的漆盒里发现了一些春宫图，这令他大吃一惊。更为离奇和荒唐的是，内务府有一名叫锡元庭的满人官员，专门负责给皇家制备衣物。据他说，送进宫里的衣服，清一色都是开裆裤，为的是让宫人穿在身上，好方便皇帝随时随地地临幸。

虽然把咸丰的私生活描述得不堪入目，但野史中也同时指出，咸丰末年天下大乱，咸丰心力交瘁却又无术挽救，这是他“以醇酒妇人自戕”，乃至“早年优美英发之资，一变风流滑稽之态”的重要原因。

26.

确实，自登基以来，晦气似乎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位年轻的皇帝。执政不到一年，如何对付太平天国这个宿敌就占据了他每天的日常，比如某股太平军该责成哪位大臣“剿办”，某事该如何处分，又比如某疆吏有意推诿，必须痛责追究，某将领“剿匪”出力，必须破格奖励，所有大大小小，方方面面，零零碎碎，无一不需要咸丰当机立断，亲自处理酌办。

一边是劳心费神的事太多，另一边却是可资以辅佐的能臣太少。有一次咸丰召朝臣议事，议事的时间稍长，某大学士年老体衰，居然就趴在地上睡着了，而且鼾声大起。咸丰目瞪口呆，可又不好责备，只得让内侍将其搀扶出朝堂。

27.

清代自康熙起有万寿恩科，即皇帝、太上皇、皇太后在庆祝大寿的时候，由皇帝于科举正科之外，颁发谕旨诏书，另行举行乡试、会试。惯例是皇帝五十岁、皇太后六十岁才开科，道光就是这样，但咸丰在二十九岁的时候，就颁诏宣布要在三十岁生辰那年开万寿恩科（左宗棠因樊燮案被迫退出湘幕，准备进京参加的那一期会试，也就是此次恩科）。批评者认为此时天下大乱，兵连祸结，皇帝仍记挂着要过三十岁生日，还将恩科惯例整整提前二十年，他知道愁吗？

其实这恰恰反映了咸丰有多么忧急愁闷。战乱频仍，国势衰败，他需要用好日子来冲一冲晦气，更需要通过广纳人才来帮助他改变国运！

28.

就在这个时候，现实又给了他狠狠一击，咸丰非常看好的能臣叶名琛引来了“英法联军之祸”，造成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犹如道光之与林则徐，咸丰也认为是自己误用了叶名琛，但他们都在有意无意中忘记了，其实林则徐、叶名琛执行的正是他们的对外理念及其旨意，也等于是帮他们背了锅）。

对内“剿办”太平天国，咸丰还能从历朝平定内乱的史籍中找到一些策略办法，对外应对西方列强，他就全无主意了，为此，他甚至只好自欺欺人地在宫中意淫。

在圆明园的人造湖上，曾经摆放着分别代表中英双方的微型船只，咸丰让它们进行模拟海战，当然最后总是中方获胜——尽管在虚拟世界之外，英国其实是第一海上强国，拥有着绝对的海上霸权。

一场大火，烧掉了所有用于假海战的假船，也彻底烧掉了皇帝和这个帝国的迷梦。大火过后，负责摆船的人、圆明园总管文丰自沉于湖中，咸丰尽管还苟活着，但他的精神和灵魂已经完全彻底地死掉了。

清歌于漏舟之中

29.

咸丰出逃热河，“巡幸木兰”只是个欲盖弥彰的借口，当然木兰围场本身也是优质狩猎场，咸丰刚去的时候也时常外出打打猎。不久，北京和议结束，英法联军自北京撤退，咸丰又将京城宫廷里的戏曲演员召至热河侍奉。

热河行宫（今承德避暑山庄）原有宫舍二百余所，当时完好的也尚有七十余处，里面收藏着乾嘉时期的服饰器用以及梨园行头，正好可供演员们取用。据宫廷档案记载，行宫内每隔两三天就要演一场戏，有时上午演完，下午还要接着演，每次演什么戏目，都由咸丰用朱笔亲定。

30.

住在热河的咸丰自号“且乐道人”。这位“且乐道人”不仅喜欢看戏，自己对戏曲也有研究，甚至艺人给太监授艺，他也会在旁边观看。一天，艺人陈金崔教唱《闻铃》一戏，戏文里有一句“萧条恁生”“恁”应作去声，陈金崔读作上声，咸丰听后立即予以纠正。

皇帝与艺人常在一起，大家已经混得很熟了，咸丰的性格又很随和，所以陈金崔没有你说什么就什么，他坚持自己是按旧曲谱唱的，没错。咸丰也急了，竟然不顾皇帝身份，跟陈金崔辩论起来：“旧谱上面本来就是错的啊！”

31.

倘若国泰民安，会画画懂戏曲或许还能锦上添花，给皇帝增加些魅力和风采，可这个时候就只会引来非议了。臣民私下的评论是“清歌于漏舟之中，痛饮于焚屋之下，而不知覆溺之将及也”，大船已经漏水了，你还在高声欢歌，房子已经着火了，你还在痛饮美酒，你不知道大船马上要沉，房子马上要完吗？

对于咸丰来说，知道不知道恐怕都已经是一回事了。和议一成，恭亲王奕訢及留京王大臣就上疏请他回京，以安人心，但咸丰却以外使亲递国书一节未明言取消，恐英法联军再杀回北京，对他进行要挟为由，拒绝返京。

32.

和议之前，大臣们多数像咸丰一样，表面蔑视洋人，其实内心都很害怕洋人，更不敢与洋人打交道，及至英法联军进京，亲眼看到洋人的样子，这种疑惧才得以消除。他们发现，英法联军虽然兵强马壮，完全有像当年满洲人入关时那样长期占据北京的实力，但其真实用意只是要胁迫中方签约。众人因此得出了和曾国藩相似的结论，即洋人重商图利，“并无利我疆土之志”，只要“示以诚信”“尚易羁縻”。

观念的改变，令奕訢等人觉得咸丰拒绝返京的理由根本不成立：英法既然已经达成了与中国定约的目的，又何至于因为中国皇帝回銮而再来挟制？使臣亲递国书，不过为一种外交上的礼节，你作为皇帝也不过是接见一下，最多再说几句好听的话而已，有什么可担心的？

33.

大臣们纷纷上疏请咸丰依旧返京，连胜保也奏称“仍请年内还京”，但咸丰的态度很坚决，他仅在胜保的奏疏上批了个“阅”字，其他人的奏疏看过之后就往旁边一放，置之不理了。

热河距离京城倒也说不上多远，可咸丰长居热河不归，就犹如是明朝嘉靖皇帝久不上朝一样，会对人心产生极为消极负面的影响。同时由于他不在京城坐镇，很多急如星火的事情也都无法主持处理，比如：太平天国和捻军久未平定，该如何“议剿”；英法联军几乎是畅通无阻地打进北京，证明京兵不可用，该如何训练；国库空虚，该如何弥补；南运糟粮不继，该如何采买……

34.

所有军政要务和国家大事，咸丰都往京城一扔，听他的戏去。京城士大夫对此既焦急又无奈，他们不敢直接攻击皇帝，只好把气撒在咸丰所信任的载垣、肃顺等人身上：“主上虽然英明，但内臣只顾谋私，粉饰太平，以致大局决裂如此，深堪痛恨！”

在那些日子里，维持朝政的主要是恭亲王奕訢和文祥。奕訢三十岁不到，外国人见过他的印象是“一个身材高挑的年轻人”“一位优雅、绅士般的英俊男人”。这个年轻人最初当然也没有多少新知识，天津交涉时，他曾是长江通商的竭力反对者，甚至扣留巴夏礼和洛奇等人作为人质，他也是提议人之一。

35.

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人仍不知外交为何物，只知“剿夷与抚夷”，政治家的派别划分不过有的是主剿，有的是主抚，从奕訢原先的政治立场和观点来看，他应该属于剿夷派。对奕訢这样一个剿夷派政治家而言，留在京城议和是一个可怕和屈辱的过程。参加签约仪式的一名法军军官观察到，奕訢“非常疲惫，甚至是迟钝，总之，总体的外观表明亲王的身体非常糟糕、虚弱”。

当然洋人们也没有忽略亲王的另一个性格特点，他们从各种渠道了解到，“恭亲王通常被认为非常机智，或者更准确地说，非常精明和狡猾”。这一点在签约仪式上得到了验证，“我们（指参加仪式的英法军官）惊讶于他（奕訢）眼中不时透出的智慧光芒”。

正是这种骨子里的精明能干，让奕訢在和谈期间就有了不同于他人的表现。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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