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挪威特罗姆瑟电影节现场
[作者简介]
王凯梅
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30年前移民瑞典,长期从事中外文化交流工作,翻译了大量瑞典儿童文学。2010年起在上海从事当代艺术写作和策展工作。2015年创办“极地光影”电影节,在国内多个城市放映北欧电影。2017年为瑞典摄影美术馆策划中国摄影师陈漫个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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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有了死亡,
我们才能永远不断地找到新生命。
——英格玛·伯格曼
1月,正是挪威一年当中最黑暗漫长的时节。飞机飞过北极圈,在荒蛮的山海上空一路向北。我靠在机窗边,俯视北方的土地,这片山海是北欧神话中诸神诞生的地方,也是维京人探险世界时走过的地方。
漂浮在北冰洋上的大陆和岛屿,被地平线下太阳散发的光晕笼罩在一种糅合着淡紫的红色中,天和海在寒冷清冽的空气中变幻着颜色,再把各种色泽捉摸不定的光反射到起伏的雪山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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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两点钟,飞机降落到北纬69度的北极城市特罗姆瑟。天空被夕阳的最后一抹亮光点燃后,黑夜就骤然降落在了大片旷野及海湾间的城市中。光线和颜色,这两个构成视觉艺术不可缺少的元素,在北极圈表现出极致的美。
我走出机舱,在暗夜中呼吸了一口清冷凛冽的北极空气,试图去体会瑞典人安德烈即将面临漫长极夜时的心情。
1897年8月,瑞典人安德烈带领着三人探险队从挪威最北部的斯瓦尔巴群岛出发,试图乘坐热气球飞越北极点。他们英雄而浪漫的壮举在热气球升空仅仅三天后就夭折在了北冰洋的浮冰上。在孤独的世界尽头,安德烈把每一天的观察都详尽地记录在探险日志中,包括日照时间的长短,冰层颜色的变化。夏至后,随着太阳南移,北极地区的白昼越来越短,气温也急剧下降。不到半个月,每天的日照时间就从8小时降至1小时。1897年10月20日,安德烈在日志中写道:“日照时间0,下一次日出时间为1898年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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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安德烈并没有等到下一个日出,写下那篇日志的30年后,探险队员们的遗骸才被偶然经过的捕鲸船发现。日志保存完好,世界知晓了三位北欧年轻人面对极地冰雪、刺骨寒风、无涯黑暗和不时出现在帐篷周围的北极熊的探险经历,以及他们最终被北极吞噬生命的悲壮命运。
征服和控制一直是人类对待大自然的方式,人类自视为至高无上的存在,自信在技术和工具的协助下,可以解答所有存在于自然之中的奥秘,可以涉足所有难以抵达的疆域。但日出日落、漫漫极夜依然在不折不扣地藐视人类。
北极圈内有长达三个月的黑暗冬夜,这里的人们如何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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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习惯性地认为,北极代表着遥远寒冷的荒凉之地,是寂寞萧索的世界尽头。挪威领土有一半都在北极圈以北,大约有50万人居住在这片被叫作“上北方”的土地上。这里有每年长达三个月的极昼和极夜,有一年300天都在下雨的北大西洋西海岸,还有被北欧原住民萨米人(S á mi)称为“灵魂在天空跳舞”的北极光华丽闪过夜空时发出的噼啪声。
在寒冷之地最黑暗的季节里,还有什么比看电影更能让人逃避现实中的黑暗,获得心灵的慰藉(wèi jiè)呢?艺术具有救赎人类、治愈孤独的功能,这对居住在极地、经受着极端天气的北欧人来说尤为重要。如果说自然塑造了北欧人坚忍沉默的性格,那么北欧的电影就聚焦和放大了这个北方民族的集体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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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北欧电影,人们首先想到的当然就是深受国际赞誉的瑞典导演英格玛·伯格曼。20世纪90年代,我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夏日抵达瑞典,第一次沐浴着白夜的亮光在森林中散步,第一次在长满蓝莓的草甸上与带着幼崽的母鹿相视——那一刻,我真的以为自己掉进了北欧童话的世界。那时我正值青春,字典里还找不到孤独、焦虑、抑郁、悲凉这样的词汇,即使远离家乡,第一次独自在海外漂泊,也是不识愁滋味的少年心性。
可就是那一年的初秋,我第一次接触了伯格曼的电影,短短的90分钟里,我重新认识了北欧生活,体会到了北欧人的黑暗情绪。《沉默》是我看的第一部伯格曼的影片,我至今都记得自己坐在观众席上,看着银幕上的两姐妹在精神崩溃边缘相互折磨,看着孤独无助的小男孩游荡在酒店走廊上,连同画面中收音机里传出的陌生语言的播音,都是那么让人困惑不安。当时我完全不知晓伯格曼是怎样一位导演,就已被影片中的忧郁情绪笼罩了。伯格曼的电影为我打开了一扇认识北欧人内心的窗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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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瑞典日报》做了一个外国移民如何看待瑞典文化的专题,一名记者在电影院门口拦住了我,问我为何学习瑞典语——这种总共只有800万人使用的语言。记得当时我几乎是脱口而出:可以看原版的伯格曼电影啊!其实,那时我才刚到瑞典,还没有经历过下午两点就进入黑夜的北欧冬天,对这位瑞典电影大师也没有全面的了解。为什么在一个和平人道的国家,在一群知书达理的国民中,会出现一位用电影刻画人类生存危机和精神困惑的大师?所有被伯格曼电影所吸引的人都一直在试图解答这个问题,而问题的答案又悉数蕴藏在他每一部充满个人风格的影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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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日照时间左右情感的北欧人,常常将“地理和气候因素”作为问题的答案。瑞典社会学家奥科·丹(Ake Daun)教授在1989年出版的著作《瑞典性格》一书中以大量数据证明,光照时长直接影响着瑞典人的心理状态。众多临床病例证明,11月是瑞典人心情最沮丧的一个月,容易出现“神经官能和性格分裂综合征”。几年前的春天,我在斯德哥尔摩市中心的皇家剧院门口观察到的一幕,算是北欧人对于漫长冬日走到尽头的欢庆:初春的阳光将光亮和温暖带回,剧院的台阶上坐满了沐浴阳光的瑞典人。他们坐在这里,不只是为了打发时间、喝杯咖啡,沐浴阳光对于经历了漫长冬日的瑞典人来说是一件严肃认真的事。他们表情专注,尽可能地裸露出皮肤,将身体交给阳光;他们的神态又带着庄重的意味,以对待宗教般的崇敬心情闭目仰颈,感恩太阳,面对这番情景,你简直可以称他们是“拜日民族”了。伯格曼是皇家剧院的御用导演,他一定也曾坐在台阶上晒过太阳,说不定边晒边构思着电影的情节。

《沉默》Tystnaden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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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知晓了伯格曼,看电影成了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在冥冥中影响了我的命运。那时候,位于斯德哥尔摩东城的电影俱乐部是我每周必去的场所,办一张年卡,就可以花很少的钱把电影看个够。电影俱乐部的排片丰富,常常有著名导演作品回顾展或是类型片展映,在没有“网络下载”的年代里,那些影史上的经典老片我差不多都是在电影俱乐部观看的。
然后,就有了一场电影院中的邂逅。1997年,在斯德哥尔摩电影节上,我刚看完一部描述几个纽约单身青年迫切寻找爱情的纪实性故事片《凌乱的床》,在原位等待下一部影片——描写住在政府租屋里普通人故事的新加坡电影《12楼》。这时,我与一个独自坐在电影院中的年轻人四目相遇了。这个后来成为我丈夫和孩子爸爸的高个子瑞典人,是我结识的北欧人中第一个没有学过中文,却看过陈凯歌和张艺谋电影的人。若干年后,我们一家人从瑞典搬到了新加坡,住在市中心一栋公寓的22层。有一次,在朋友的聚会上,我们竟然遇到了《12楼》的导演邱金海!我忍不住把我与丈夫相遇的经过描述给他。好玩的是,邱导演在得知我们来自瑞典后,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伯格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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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人生,从北极到赤道,再到今天上海的里弄,总是无可逃避地与电影牵连在一起。三年前,我开启了与世界最北端的电影节——挪威特罗姆瑟电影节的合作项目。

《燃烧的太阳》剧照,这是一部讲述萨米人历史境遇的短片
每年1月,当北极圈内的冻土完全被黑夜笼罩,天空不时闪过北极光时,北极地区最大的电影节就在特罗姆瑟开幕了。窗外是极地雪景,室内却温暖如春,在黑暗的电影院中和众多同你一样寻求慰藉的人坐在一起,分享银幕上发生在另外一个时空的其他人的生活故事,这就是电影艺术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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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月,我与另外三位中国电影人,作为特罗姆瑟电影节的特约嘉宾,经两次转机,飞过了半个地球,在北极的暗夜中来到了特罗姆瑟。在电影节的开幕式上,我与600多名挪威观众一起观看了挪威纪录片《来自思诺萨的神人》。影片讲述了一位“来自思诺萨的神人”用双手抚摸病者,让他们得到身体解脱和精神救赎的神迹,影片中出现了获救的金发少女展开双臂拥抱大自然的唯美场景。在这个与自然最接近的地方,人们对所谓的“超自然现象”表现出了极大的理解和认可。世界存在着,以自身的花开花落揭示着其存在的神秘性。在世界尽头的极地暗夜中,电影的光影将这种存在的神秘性化作了燃亮黑暗的能量。
“来自北方的故事”是特罗姆瑟电影节上最具北方特色的放映单元,其中放映的都是来自北极和巴伦支海地区的电影人创作的短片和纪录片,让人们看到蕴藏在这片辽阔冻土上的强大艺术创造力。这一单元的开幕片《北极圈的超级英雄》讲述了一个用萨米语说唱的年轻歌手的励志故事,赢得了现场观众的热烈掌声。

挪威特罗姆瑟电影节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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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大约有7万多萨米人生活在挪威、瑞典、芬兰北部以及俄罗斯的克拉半岛。学者认为萨米人是和其他民族同化的欧洲原住民族,约在一万年前冰河时期完结后迁徙到北极地区。早期他们聚集于大西洋、北冰洋与波的尼亚湾一带,后来才逐渐移入内陆。萨米人是游牧民族,他们狩猎野鹿,在荒原间捕鱼、采集野果。暖和的季节,他们则贩卖肉类、皮衣与自制的工艺品。萨米人身穿带有红蓝花纹的传统服饰,能够用传统技艺搭建锥形帐篷,在饲养驯鹿方面有着优良的技术,而最具影响力的传统是被称为萨米人诗歌的悠依克(Yoik),也称吟唱。悠依克用特殊的歌唱方式咏唱造物神话和古老传说,用歌声诉说族人在孤独放牧的日子里的情感故事,也表达了古老文明在步入新时代时的彷徨与欣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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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罗姆瑟国际电影节将这座北极城市带入了国际视野中。电影节的主席玛莎是一位移居挪威的美国加州人,她对我说起20多年前她初到特罗姆瑟时,冬天的街道上几乎是看不到外出的人的;而今,电影把人们从温暖的家中召唤出来,他们一起分享的快乐让这座城市在一年中最黑暗的季节里热闹了起来。特罗姆瑟国际电影节是挪威最受欢迎的电影节,在为期一周的展映中能售出6万多张门票,这对于一座总共只有7万居民的城市来说,近乎是倾城出动。户外电影活动更是吸引了有孩子的家庭,广场上到处都是骑在爸爸肩上,一边举着鹿肉热狗一边看电影的小朋友。看着这些在雪天里享受户外电影的当地人,玛莎高兴地对我说:虽说戛纳电影节可以在沙滩上看电影,但在特罗姆瑟的雪景中看电影,可比那酷多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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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个北方”的主题单元中,中国独立制片人李姗姗为电影节带来了中国的“北方电影”。内蒙古导演顾桃的影片《犴达罕》记录了生活在大兴安岭林区中最后一代鄂温克猎人的故事。鄂温克人同北极的萨米人一样,饲养驯鹿为生,在现代化进程中,游牧民族被迫离开他们祖先生活的村落,移居到城镇生活。这样的变迁在北极萨米人的生活中也无可避免地发生着,这让顾桃的影片在特罗姆瑟电影节上格外有意义。李睿珺导演的《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呈现给北极观众一个壮阔苍凉的河西走廊,那里丰富的民族文化、两位骑着骆驼穿行沙漠的裕固族男孩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几天后当我和同行的几位中国导演走在特罗姆瑟的大街上时,竟然有位看上去很腼腆的挪威中年人主动走到我们面前,问我们有没有在电影节上看过一部讲两个孩子骑骆驼的中国电影。当我们告诉他那部电影就是由我们带来的时候,他诚恳的脸上露出了惊喜又幸福的笑意,连连对我们说:“那是本届电影节上我看过的最好的电影!”
14 杀青段
我们还带来了中国东北导演耿军的《锤子镰刀都休息》,这是一部获得了金马奖最佳短片奖的影片。首映时间定在一个星期三的中午,耿军惊诧地看到,竟然有人在电影院门口排队等着放票。原来那些在网上被预订但尚未被取走的票,在电影开演前10分钟会当场发售。耿军忍不住和等票的观众聊了起来:“你们不去上班,就是为了来看我的电影吗?”影片讲的是东北大地上一代中国人的荒诞生活与理想,画面中昏黄的午后斜阳,烘托出东北冬日寒冷肃杀的场景。中国的北方和挪威的北方,因为寒冷和人们在寒冷中寻求庇护的心灵渴望,被紧紧地连在一起。
有意思的时代产生有意思的艺术,我们无疑正处在这样一个有意思的时代。我们在特罗姆瑟的那些天,正有上百名叙利亚难民从北冰洋岸边的国境线上由俄罗斯步入挪威,这里必定会发生更多精彩的故事。变化是这个世界无可阻挠的发展趋势,电影用影像的语言记录这些变化,无论是宏大叙事,还是个体自述,能牵动人心的一定是人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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