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大师列传04

陈寅恪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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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沦陷，开始流亡

三十年代的北平学术界，可谓一时鼎盛。

全国顶尖学者云集京华，史学界有朱希祖、张尔田、孟森、陈垣（yuán）、蒋廷敝、顾颉（jié）刚、钱穆、姚从吾、雷海宗等，他们分布在清华、北大、燕京等名校，各有专长。

各种类型的图书馆和书肆遍布学校城市。清华大学图书馆藏书众多，约有数十万。清华历史系仅购买故宫散落出外的明清档案，一批就有几百斤乃至数千斤。甚至有法国人也看准了北京的学术环境，专门在北京饭店开了一家出售西方新书的“法国书店”。

这个时期教授的生活待遇也是非常好的，薪水多在二百银洋以上，是普通职员的十倍或十几倍。而二十年代初，北京一所有二十多间房子的四合院，租金每月也不过二、三十元。如果收入达到一百元，一个家庭便能保持上层社会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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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清华大学规定，教授月薪最高以400元为限，对所在学科有特殊贡献者，可超过此限，但是这部分教授的人数不得超过全体教授总数的五分之一。作为两系合聘教授的陈寅恪，属于当之无愧的“特殊贡献者”，因而得以连年加薪。到1937年上半年的时候，陈寅恪的月薪已经达到480元，是清华教授中薪水最高的人。一家人生活稳定，无忧无虑。

最令陈寅恪高兴的是，他的父亲三立老人可以从南京迁到北平城内和儿孙辈家人经常见面，不再孤独。平时城内与清华园两面家务都有仆人打理，省心省力，大事小事都可以通过家中的电话随时联络。陈寅恪讲课、读书、会客、散步，皆感舒心惬意，如身处桃花源中，真正过上了像俗世中所说的“幸福像花儿一样”的美满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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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随着卢沟桥的一声炮响，陈寅恪先生的世外桃源梦顷刻间被击得粉碎。

据《吴宓日记》记载，7月6日晚7时，陈吴二人来到校内西园散步，“坐体育馆后球场，观晚霞”。觉大自然之美妙，人生之苦短。忽陈寅恪心中若有所失，默坐了一会儿，二人又谈起时局变化，感日本之汹汹，叹中国之落后，不禁黯然神伤。意想不到的是，第二天夜里卢沟桥畔就响起了枪声。自此，西天的云霓霞光被腾起的炮火硝烟所笼罩。7月28日，北平西部一带战事激烈，当晚，二十九军溃败后被迫撤退。此时清华园不断传出可怕的消息，风闻日军已进入清华园火车站，于是人心惶惶，众皆逃避。仍在清华园的陈寅恪与吴宓、叶企孙等紧急商量后，携家带口乘人力车急入北平城内西四牌楼姚家胡同三号寓所暂避。

正应了“福无双至，祸不单行”的古话，此时住在城内八十五岁高龄的陈三立老人已重病在身。当卢沟桥事变发生后，面对山河破碎，生灵涂炭，日本军队咄咄逼人的凶妄气焰，三立老人忧愤不已，情绪低沉。无论家人如何劝慰，总是忧愤难平。卧床期间，每有亲朋故旧前来探视，三立老人则艰难撑起病体，以低沉沙哑的声调问道：“时局究竟如何，国军能胜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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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军队败退，有悲观者言称中国非日本人之对手，必弃平津而亡全国时，三立老人于病榻上圆睁二目，怒斥曰：“中国人岂狗彘（zhì）不若，将终帖然任人屠割耶？”言毕遂不再服药进食，欲以死明志。从来访者得知平津沦陷后，三立老人伤心欲绝，大放悲声，曰：“苍天何以如此对中国耶！”延至9月14日，一代诗文宗师溘然长逝。炮火连天中，老父的不幸弃世，对陈家可谓雪上加霜。

9月23日，吴宓自清华园至城内姚家胡同陈宅参加三立老人的祭吊。此时，北平早已沦陷，日军已进入清华园，清华师生多数已躲避逃亡。在陈宅，吴宓与陈寅恪商量逃难办法。吴宓不愿南下，欲留北平暂避读书，寅恪表示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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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恨、家愁交叠而来，陈寅恪急火攻心，导致视力急剧下降，不得已到同仁医院检查，诊断为右眼视网膜剥离，医生叮嘱要及时入院手术治疗，不可延误。陈氏听罢，犹豫不决。

据陈寅恪女儿流求回忆：“记得那天晚上祖父灵前亲友离去后，父亲仍久久斜卧在走廊的藤躺椅上，表情严峻，一言不发。”又说：“考虑到当时接受手术治疗，右眼视力恢复虽有希望，但需费时日长久。而更重要的是父亲绝不肯在沦陷区教书，若在已陷入敌手的北平久留，会遭到种种不测。当年，美延刚出生，流求八岁。侧听父母严肃交谈反复商量，从大人的语句中感觉出父母作出的决定很慎重，也很艰难。父亲终于决定放弃手术治疗眼疾，准备迅速赶赴清华大学内迁之校址。此时父辈四兄弟均已抵达，共议祖父身后事，在祖父逝世后刚满‘七七’尚未出殡时，父亲隐瞒了教授身份，携妻带女，离开北平，决心用唯一的左眼继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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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发出的撤退命令在平津三校师生中用书信和电报秘密传达，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教职员工和学生们早已心力交瘁、翘首以盼。接到通知后，纷纷设法夺路出城，尽快逃离沦为敌手的平津两地，辗转赶赴湖南长沙——中国现代历史上最为悲壮的一次知识分子大撤退开始了。由于这一决定是在时局激变的紧急情况下仓促做出的，因而，此次撤退实际上是一次毫无组织和秩序可言的慌乱大逃亡。

南开师生直接自天津码头乘船南下，但清华、北大师生就没有如此幸运了。由于唯一的一条南下通道——津浦路已经被日军截断，必须乘火车由北平转天津再设法乘船沿海路南下。陈寅恪与大部分师生，正是沿这条线路开始了九年的流亡生活。

此时，陈寅恪四十八岁，女儿流求九岁，小彭七岁，美延出生仅四个多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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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深秋已降临到中国北方辽阔的大地上，在寒风的肆虐中，树叶凋零，草木枯萎，天地萧瑟。

清晨，北平城内霜气阵阵，冷风袭人，越发令人感到凄苦悲凉。陈寅恪一家与北大毛子水等几位教授结伴，在凄冷、惨淡的星光映照下，于微明的夜色中踏着晨霜，悄然的告别了北平相依相恋的家园，由前门乘火车向天津进发。所幸的是，由于逃难人潮如黄河之水奔腾四溢，无论是火车之内还是沿途停靠的车站，如同一锅煮烂的饺子，人声鼎沸，身影幢幢（chuáng chuáng），混乱不堪，这样的环境使日伪军的辨别能力受到限制。陈寅恪等几名教授趁着混乱，提心吊胆地抵达了天津，次日由塘沽走海路直达青岛。又由青岛赶至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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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风声更紧，人们争相传说日军马上到来，逃难者如同被火烧着屁股的蚂蚁，挤成一堆，滚成一团，又各自向心中的目标挣扎冲撞。火车站每有火车南开，人潮如江海巨涛，轰然而上。陈寅恪一家被裹挟在涌动的大潮中，于茫茫人海不知身归何处。

幸亏苍天有情，一班列车停在车站未动，被挤撞得热汗淋漓的毛子水突然从一个窗口中发现清华教授刘清扬眷属已先在车内。这一发现，如同大海迷途的航船突然看到了暗夜的灯火，众人拼尽力气挤上前来求援。刘清扬等见车门已不能通行，索性把陈寅恪家人连拖带拉的从窗口一一拽进车厢，毛子水等也借机钻了进去。车厢内如同一个被封了盖的热锅，拥挤不堪的人群如同热锅上爆炒的蚂蚁，在一片大呼小叫、哭爹喊娘中四处冲撞游动，难以找到方寸落脚之地。不懂世事的美延突见如此混乱情景，连惊带吓大哭不停，弄得陈氏一家情绪低落，叫苦不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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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北风呼啸，阴雨连绵，敌机不断在沿线轰炸，济南车站时闻炸弹在附近爆炸的声音，并有炸起的碎石尘土落入站台之上，车内车外惊恐凄苦之状令人心碎。所幸的是，陈家乘坐的火车没有遭炸弹掀翻，未久即驶出济南站，一路狂奔向南疾驶。至徐州后下车，转陇海线至郑州，旋又转车抵汉口。在汉口旅店休息半日，即搭粤汉车于11月20日夜终至长沙。同来的大小知识分子各寻住处，陈氏一家无处觅房，暂时在一位亲戚家借住。

自北平至长沙，整个行程5000余里，历时18天，一家人备尝乱离迭苦，总算擦干汗水，落下脚来。随后，陈寅恪进入西南联大继续教学。

西南联大是抗战时期，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联合城里的一所临时大学。数月后，又奉命前往昆明，陈寅恪一家不得不再次踏上漫漫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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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箱被窃，砖头代之

1937年12月，根据国民政府的指令，设在长沙的临时大学撤往昆明，另行组建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学校当局得令，立即开始了撤退行动，师生们分成三路赶赴昆明。第一批从广州、香港坐海船至越南海防，再坐火车到昆明；第二批沿长沙经贵阳至昆明的公路徒步行军；第三路从长沙出发后，经桂林、柳州、南宁，取道镇南关进入越南，由河内转乘滇越铁路火车，奔赴昆明。

在三条路线中，陈寅恪一家选择了水路。

南下之前，陈寅恪将清华园抢运出的一批私人书籍另行打包邮寄到长沙，但直到要离开此地时，邮寄的书籍因交通阻隔尚未收到。眼看师生已走大半，陈寅恪已顾不得许多，只好携家眷起程，乘汽车到广西桂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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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是陈寅恪夫人唐筼（yún）的故乡，其父母早已去世，有些亲属还在桂林工作和居住。这是一座看上去较北方安静的古城，买卖货物使用的是“桂币”，物价尚平稳。陈家住进靠近湖畔的一家旅馆，一边做继续上路的准备，一边在城中拜访唐氏的本家或亲戚。就在这短暂停留的时刻，胡适的爱徒，时为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后为著名太平天国史研究专家的罗尔纲与陈寅恪意外相遇了。

许多年后，罗尔纲回忆：当时北大、清华等高校相继南迁，群集于湖南长沙圣经学院。在这样的环境氛围中，一代史学大师陈寅恪瘦削的身影经常出现在广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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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尔纲说：一天，在我旁边忽然有人急促地叫道：“这是陈寅恪！这是陈寅恪！”我还没有见过陈先生的风采，听闻叫声正打算追去看，忽然想到这是没有礼貌的，停止了。过了两个月，社会科学研究所派我回广西接洽，当时我住在环湖酒店。那是一个寒冬之夜，大约在十九时半左右，听到有人敲我的房门。开了门，原来是陈寅恪先生！陈寅恪先生光临我这个小小的助理研究员的住所，真是天外飞来的喜讯！

我恭迎陈先生进来坐定。他说今夜到旅馆访友，看见住客牌知到我住在这里，就来看望，不访朋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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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先生一坐下来，就说看过我许多考证，接着一篇篇加以评论。他一直坐到二十三时，旅馆要关门，服务员来通知，我送他出旅馆门口，他才依依不舍的与我告别。这件事虽然距今已经五十七年了，但一经提及就像在眼前一样。我深感惭愧，也极感惊奇。陈先生是研究教导隋唐史和撰著文学考证的。我研究的太平天国史和他距离那么远，我又不是他的学生，他为什么这样关心我的著作呢？

今天回想起来，使我豁然感到陈寅恪先生胸怀的旷达，润物无边。”

可以想象的是，在这个异地他乡寒冷的冬夜，一代国学大师陈寅恪与青年才俊罗尔纲的一席交谈，对后者的影响有多重大。罗尔纲后来之所以在学术上能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除了胡适耳提面命、不辞辛苦的栽培扶植，与陈寅恪等前辈大师这种礼贤下士的指导与鼓励自有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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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桂林的日子很快过去，陈寅恪一家又要急着赶路。茫茫夜色中，轮船沿江而下，当他们一家经虎门抵达香港时，已是1937年阴历岁末了。

初到香港，陈夫人唐筼因旅途劳累过度，心脏病突发，女儿美延又身染百日咳，高烧发热，昼夜尖叫，咳嗽不止，全家不能再行，只好在陈寅恪的好友、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许地山的帮助下，租赁了一间房屋暂住下来。

陈家在极其窘迫、落魄的生活境遇中在香港度过了逃难以来的第一个春节。春节过后，陈寅恪必须赶往西南联大授课，唐筼心脏病未愈，体力不支，不能随行。陈寅恪只好告别家人，独自一人先行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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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滇之时，陈寅恪把自己随身携带的文稿、拓本、照片、古代东方书籍，以及经年批注的多册《蒙古源流注》《世说新语》等，连同部分文献资料，装入两个木箱交于铁路部门托运——这是他几十年心血凝聚而成并视为生命的珍贵财富。万万没想到的是，待陈寅恪赶到蒙自，雇人力车夫将运来的木箱拉到宿舍，兴冲冲地打开验看时，却发现箱内只有砖头数块，书籍等物踪迹全无。面对如此凄绝惨状，陈寅恪当场昏厥。后来据同事分析，箱内之物在路途中被铁路内部的不法分子窃走，为防盗事过早暴露，另易砖头数块装入箱内充数。在悲愤、痛惜与伤感中，陈寅恪身染沉疴（kē），一病不起。

祸不单行，此前由北平邮寄的书籍在陈寅恪一家走后陆续到达长沙并由一位亲戚暂时收藏。想不到1938年11月日军攻占岳阳逼近长沙时，国军为实施“坚壁清野”战略于12日夜间放火烧城，毁房5万余栋，死伤市民2万余人，长沙一片火海，数十万人无家可归，陈寅恪寄存的书籍也在大火中化作灰烬。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灭顶之灾，陈寅恪痛心疾首，再度潸然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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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夏，因柳州中央航空学校要迁往蒙自，需占用联大分校校舍，西南联大文学院与法商学院等师生奉命陆续迁至昆明联大本部。陈寅恪住进了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租赁的靛花巷青园学舍楼上——这是他自北平与史语所同人分别五年多来再次相聚。一年后，史语所全体人员搬到郊外，此楼成了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大本营。陈寅恪到昆明不久，即兼任北大文科研究所历史组导师，一直在此居住。

西南联大的教室位于昆明文林街，靛花巷青园学舍临近昆明城北门，每逢上课，陈寅恪都需步行一里多路到校。尽管处于战时，陈寅恪仍像在清华园一样，每次上课都是用一块花布或黑布，包着一大包书向教室匆匆走来，至时满头是汗，但从不迟到。有同学不忍见身患眼疾，且一只眼睛已盲的史学大师如此辛苦劳累，主动提议前去迎接，并帮助拿书，陈寅恪却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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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上过课的学生若干年后还记得，陈寅恪上课一丝不苟，多数时候先抄了满满两黑板资料，然后再闭上眼睛讲，进入自我营造的学术语境或历史语境中，似乎把世事都忘得一干二净。据听过陈寅恪课的联大学生宗良圯回忆：“陈师开了一门‘两晋南北朝史’全年四学分的课程，每星期授课两小时。……陈师常衣狐裘、戴风帽、手提花布包袱，走入教室。某日，第一只脚甫踏入门，距离黑板尚远，陈师即开始讲述，谓上次讲的……随即走近桌旁，放置包书的包袱，就坐于面对黑板、背朝学生之扶手椅上。讲述久之，似发觉座位方向不对，始站起身搬转坐椅，面对生徒，而做微笑状。有时瞑目闭眼而讲，滔滔不绝。”

可惜这样的安稳日子未过多久，凶悍的日军飞机又带着一肚子爆炸物找上门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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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9月28日，日军以堵截和破坏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为终极战略意义的昆明大轰炸开始了。许多人都亲眼目睹了这样的景象：只见飞机在空中从容变换队形，一架接着一架俯冲投弹，整个城市浓烟四起，烈焰升腾，而后才是炸弹的呼啸和爆炸声，有时甚至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枚枚炸弹如何从飞机肚子里钻出来，带着“嗖嗖”声向城市各个角落飞去。

当时在西南联大就读的学生汪曾祺撰写的回忆文章《跑警报》中，以他特有的幽默风趣举例说，西南联大有一位历史系的教授，听说是雷海宗先生，他开的一门课因为讲授多年，已经背得很熟，上课前无须准备。下课了，讲到哪里算哪里，他自己也不记得。每回上课，都要先问学生：“我上次讲到哪里了？”然后就滔滔不绝地接着讲下去。班上有个女同学，笔记记得最详细，一句不落。雷先生有一次问她：“我上一课最后说的是什么？”这位女同学打开笔记夹，看了看：“您上次最后说：‘现在已经有空袭警报，我们下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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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繁的警报搞得人心惶惶，鸡犬不宁，这个时候，身体虚弱的陈寅恪不但右眼失明，左眼也已患疾，视力模糊，行动极其不便。每当警报响起，众人大呼小叫地纷纷向楼下冲去，好友傅斯年却摇晃着肥胖的身躯，不顾自己极其严重的高血压和心脏病，喘着粗气，大汗淋漓地向楼上急奔，待跑到三楼把陈寅恪小心翼翼地搀扶下来，送进防空洞，才算了却一件心事。

满身霸气，整日仰头挺胸，鼻孔朝天，头颅左右乱转，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的傅斯年，竟对陈寅恪如此敬重呵护，一时在昆明学界传为佳话。而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陈寅恪抱病完成了学术专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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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火突起，滞留香港

陈寅恪远在西南边陲，夫人唐筼携三个女儿在香港苦苦度日，虽然每个月都能收到陈寅恪寄来的薪金，但是因为不断贬值，换成港币已不足以维持生活，不得不搬家至九龙城附近，与西南联大沈教授家眷合住。

祸不单行的是，在如此窘迫的困境中，幼女美延染上百日咳，三个月内昼夜尖咳，而唐筼的心脏病在陈寅恪走后也愈发严重，后来在许地山夫人的帮助下，才住进医院。

1939年春，陈寅恪被英国皇家学会授予研究员职称，并收到牛津大学汉学教授聘书，请其赴牛津主讲汉学。这是牛津大学创办三百余年来首次聘请一位中国学者为专职教授。面对如此极具荣誉的礼聘，陈寅恪曾两度辞谢，后考虑到一直住在香港的夫人唐筼患有严重心脏病，不能携家抵昆明团聚，同时想借赴英的机会治疗眼疾，最终答应就聘。在得到西南联大主持校务的梅贻琦同意后，陈寅恪乘车由安南转往香港做赴英的准备。整个欧洲的汉学家风闻陈寅恪即将赴英，皆云集于奥格司佛城，静坐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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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想不到的是，陈寅恪抵港未久，欧洲战火突起，地中海不能通航，何时能够起程，杳无可知。陈寅恪茫然四顾，不知如何是好，此番往来，国难、家愁、离恨郁结心头，失望、苦恼、无奈交织成路，无限感慨寄于《己卯秋发香港重返昆明有作》一诗：

暂归匆别意如何，三月昏昏似梦过。

残剩河山行旅倦，乱离骨肉病愁多。

狐埋狐椅催亡国，鸡犬飞升送逝波。

人事已穷天更远，只余未死一悲歌。

1940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年代。日军虽已无力进攻西南，但常遣飞机轰炸成都、重庆、昆明、贵阳等城市。联大教师生活每况愈下，虽然薪水照旧，但是因为通货膨胀，每月350元的薪金，现按当时生活指数折合，仅值13.60元。故陈寅恪写下诗句曰：“淮南米价惊心问，中统钱钞入手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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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陈寅恪以评论员的身份，受邀赴重庆参加中央研究院评议会，本次评议会因前任院长蔡元培于3月3日不幸逝于香港，故选举新任院长成为主要议题。当时，国民政府想要指派顾孟余，但顾数十年从政，与学术疏淡，所以陈寅恪公开反对，并推举胡适。陈寅恪认为选文科出身者，应为胡适，选理科出身者应为李四光，二人皆有学术造诣，且影响极大。

若干年后的事实也证明了陈寅恪的眼力与识见，新中国成立后，李四光在地质学界发挥了开天辟地的重大作用，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在实际操作中，都做出了任何同时代人无法企及的巨大贡献。当年与其争锋者皆被他那科学巨人的身影笼罩得不辨牛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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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此时的胡适与李四光都是国民党高层不欢迎的人，陈寅恪之说，也是一时的宣泄怨愤而已，可谓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但他追求学术独立、自由之无畏精神一时为群贤刮目。研究院评议会结束，陈寅恪又返回昆明。暑假来临，再赴香港等候去英国的机会。后来收到中国驻英大使郭复初电示，因为时局关系，赴英之事仍须延缓一年。

恰在此刻，日军攻占南宁，陷落昆仑关，滇越交通中断。致使陈寅恪进退维谷，而夫人唐筼病体难支，家中炊米无着。

陈寅恪经中英文化协会领导人杭立武联系，被聘为香港大学客座教授，并向西南联大请假一年，暂居香港。期间，为减轻房租数次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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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陈寅恪一面在香港讲学，一面等待赴英时机。其间写成《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书。

8月4日，好友许地山以心脏病突发在罗便臣道寓所逝世，时年仅四十九岁。许地山的死震动香港，8月5日港大举行祭仪，香港及内地居此的社会名流纷纷参加，近千人往祭，港九钟楼鸣钟，并下半旗致哀。陈寅恪也倍觉伤痛，一连数日闷闷不语，并写一副挽联：

人事极烦劳，高斋延客，萧寺属文，心力暗弹浑未觉；

乱离相倚托，娇女寄虎，病妻求药，年时回忆倍伤神。

当陈寅恪在势如牢笼的港岛左冲右撞，总是突不出重围之时，震惊世界的珍珠港事件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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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珍珠港事件爆发的同日上午8时30分，日军空袭英军守卫的香港并以第三十八师团数万人之兵力进攻港岛。13日，九龙半岛沦陷，25日港岛失守。英国守军仅仅抵抗了十八天便崩溃，整个港岛被日军占领。香港歌舞升平之景象，顷刻代之以萧条破败：学校停课、商店关门，街上满是垃圾废报纸；交通阻断，粮荒四起，整个香港已成为一座坟墓式的孤城。

在这种混乱危局中，要想在短时间内逃出孤岛，几乎没有可能。无奈中的陈寅恪一家老小，只有伴随着这座孤城和孤城中几近绝望的人群，开始在日军的铁蹄下痛苦地呻吟。

陈寅恪的弟子蒋天枢后来在记述这段“事辑”的按语中写道：“如非日本挑起太平洋战争，赴英伦之举或终能成行。先生离北平时，右眼视网膜已发现剥离现象，若得至英伦，眼疾当可医治痊复，不致终于失明。”走笔至此，蒋氏慨叹曰：“天欤，际遇之不幸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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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入港岛的陈寅恪的确是遭到了天命与际遇双重的不幸。由于学校关门，粮库封锁，钱粮来源皆已断绝，只靠一点儿存粮维持一家人的生命。陈寅恪困坐家中，惶惶不可终日。为节省口粮，唐筼开始强行控制家人进食，孩子们吃到红薯根、皮，都觉得味美无穷。

忽一日，日军要征用陈寅恪家所租住的楼房作为军营，勒令所有住户限期搬出。然而街上交通封闭，日军在路口架设铁丝网，动辄开枪杀人，常有过路者无故中弹倒地而亡。听闻将遭驱逐的消息，全楼人惊惶失措，都感到大祸临头又不知道如何应对。陈家女儿流求清楚地记得：“那天早晨母亲含着眼泪，拿了一块淡色的布，用毛笔写上家长及孩子的姓名，出生年月日及亲友住址，缝在四岁的小妹美延罩衫大襟上，怕万一被迫出走后失散，盼望有好心人把她收留。如此情景，不仅全家人眼眶湿润，连正要告辞返乡的保姆也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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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难之中，陈寅恪决定不再顾及个人安危，豁出性命与日军一搏，遂毅然下楼与凶悍的日军交涉，最终使对方同意延长时日，以留出居民搬迁的空隙。后因这支军队突然奉命开往新的战场，全楼才得以幸免。陈家那位原本有些牛气的房东自此对这位在日军面前大义凛然，且能用日语交涉的穷教授刮目相看，尊礼有加。

刚刚躲过被驱逐的厄运，夜幕沉沉中，对面楼上忽又传来阵阵凄惨的哭叫声与厮打声，睡梦中的陈家惊恐而起，紧张地听着外面的动静，直到天将大亮哭叫声才渐渐平息。次日有邻居转告，说是昨夜前方楼上一家五个女孩遭到日本大兵的侮辱。此时陈家大女儿流求已上初中，母亲唐筼听罢打了个寒战，立即从身旁摸过剪刀，一把拉过流求，不由分说，把她头上的长发剪掉，又找出陈寅恪的旧衣让其穿上，女扮男装，以躲避可能的不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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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在此时，又传来蔡元培夫人家中遭劫的消息，陈寅恪急忙跑去一看，蔡家钱物被洗劫一空，据说是当地一伙不法之徒趁乱所为。蔡夫人悲恸不已，几次昏死，陈寅恪欲助其难，但已是泥菩萨过河——自身不保，只好空言劝慰，以减轻对方精神之苦痛。

春节过后，有位自称陈寅恪旧日学生的人来访，说是奉命请他到沦陷区广州或上海任教，并拨一笔巨款让陈寅恪筹建文化学院。陈寅恪辞却对方，意识到自己有被日伪汉奸强行利用的危险，想要不与狼共舞，就必须冒死逃离香港。于是，经过一番苦心孤诣的秘密筹划，终于在1942年5月5日突出重围，陈寅恪携家登船离开了坟墓般的孤岛，取道广州湾返回内地，一路艰苦跋涉，于同年6月抵达桂林。

29 杀青段

扶病就道，一时脱离沦陷区域，获返故国，精神兴奋，勉强尚能成行。”远在乐山武汉大学任教的其兄陈隆恪得知陈寅恪摆脱了倭督及汪伪汉奸的纠缠，携家安全脱险的消息后，在《闻六弟携眷自香港脱险至桂林》诗中，有“辛苦识君来”“正气吞狂贼”两句，以示对这位富有民族气节的胞弟及其家人的称赞与嘉赏。

脱离虎口流亡到桂林后，陈寅恪的心情如同久霾的天空忽然晴朗，正如给好友刘永济的信中所言：“扶病就道，一时脱离沦陷区域，获返故国，精神兴奋，勉强尚能成行。”远在乐山武汉大学任教的其兄陈隆恪得知陈寅恪摆脱了倭督及汪伪汉奸的纠缠，携家安全脱险的消息后，在《闻六弟携眷自香港脱险至桂林》诗中，有“辛苦识君来”“正气吞狂贼”两句，以示对这位富有民族气节的胞弟及其家人的称赞与嘉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