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转折之年

“未来事物的雏形”

1.

意大利半岛和邻近岛屿上一些小城邦国家的人民，曾多次试图摆脱奥地利可憎的奴役，都以失败告终。除非能劝说一个一等强国对抗奥地利，否则难有作为。1859年，加富尔伯爵以其远胜于其他鲁莽革命者的政治才能引导了这场运动，他劝说拿破仑三世和撒丁国王扮演了所需的角色。除了其他动机，可能拿破仑三世对军事荣耀的热望，以及这一诱惑——即他若坚持法国兼并萨伏依和尼斯，那么奥地利不得不做出让步——也发挥了作用。

2.

这个曲折漫长的故事的细节不在我们的主线之内。简而言之，加富尔迫使奥地利对撒丁宣战，之后法国介入，拿破仑三世赢得了马真塔战役和索尔费里诺战役的胜利，然后撤离。但是人民运动已经在意大利半岛全面爆发，势不可挡。到了1861年，撒丁国王维克托·伊曼努尔二世在都灵宣布意大利王国成立，统治包括西西里岛在内的整个国家，而威尼斯和教皇国除外，它们分别于1866年和1870年并入。奥地利的实力和威望大幅缩小，一个新的大国诞生。

3.

就其特色和不可思议的整体戏剧化过程而言，几乎没有别的故事比在经历几个世纪的分裂和压迫之后意大利的统一和重新崛起更让人着迷。随着欧洲均势的改变和自由议会制度在新王国的建立，自由主义的太阳似乎正在迅速升起，保守思想正如落潮退去。但当时没有预见到，意大利人建立了一种他们没有受到足够训练或许缺少政治才能来维持的政府。这无意中为古罗马帝国主义的复发和墨索里尼的独裁统治铺平了道路，而不是意大利复兴运动的领袖们所期望的自由主义和自由。

4.

与此同时，虽然帕默斯顿和英国人以极大的兴趣和热情关注着意大利的崛起，而且“帕姆”一直与拿破仑三世保持着友好关系，但法国对尼斯和萨伏伊的兼并立即引起英国对法国的反对。早先更强大的拿破仑一世的野心已经使欧洲和英国付出了太多的、难以忘却的代价。与这个暴发户法国开战似乎无法避免，但事情出现了转机。理查德·科布登在帕默斯顿内阁的财政大臣格莱斯顿的支持下前往巴黎，证明了拿破仑三世的真实意图是通过商谈一项贸易条约来避免与英国开战。这个条约对于自由贸易而言是胜利，但在法国不受欢迎。或许为避免战争所做出的努力的最好结果，就是格莱斯顿巩固了与科布登的友谊，以及开始了与约翰·布莱特的友谊。

5.

意大利的斗争已经成为一场以解放和自由为目标的全民斗争，在这方面它与今天另一个大国的统一过程有很大差别。与意大利相似，德意志长期以来只是一个地理概念，由一堆面积和实力悬殊的独立邦国组成，其中普鲁士最具野心。虽然这个国家有一个名义上的议会制政府，但国王担心他对军队和税收的控制会被开明人士破坏而向俾斯麦求助。这就开始了“铁血”的时代和理想，至今尚未结束。个人自由、新闻自由和议会控制税收统统被抛弃，军队在国王的直接控制下获得了完全有效的重组。这些举动非但不受欢迎，还遭到人民的强烈反对，但反对只是徒劳。

6.

俾斯麦十足冷酷，“铁血政策”成功了。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通过一系列无端的战争，先是与小国丹麦，然后是奥地利，然后是1870年的法国，他拼成了当时新兴国家中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他对欧洲文明的贡献是使用残忍的武力压制德国1840年代的自由主义和文化，而建立了一个强国，并创造了一种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七十年后仍然在世界上传播不确定性和恐怖。因此在本章讨论的几年内，“未来事物的雏形”正在出现，但同情自由运动、自身正在迅速上升到可能的盛世顶峰的英国，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合众国的再确认：两次危机

7.

在大洋彼岸的美洲，另一个新兴大国正在崛起，但受到消亡的威胁，而英国政治家同样没有意识到濒临的危险，甚至包括越来越倾向自由主义的格莱斯顿。英美关系无论如何都很糟糕，要理解这个问题，我们不得不回到1860年的形势，它与1940年的截然不同，即使现在英国人对美国历史、制度和文化知识也是惊人地缺乏。然而，在较早的时期，两国人民只是通过偏见和仇怨的记忆了解对方，曾经有过导致革命和独立的争吵，以及围绕违反《和平条约》、1812年战争、边境纠纷、麦克劳德事件等多年的争吵，甚至还有战争的危险。

8.

美国还是一个年轻国家，在很大程度上还很原始和蒙昧，虽然对自己潜在的实力和未开发的资源感到自豪，但有着年轻国家的过分敏感，对于诸如狄更斯和特罗洛普夫人这样的英国游客的不公正批评深感恼怒。跨大西洋旅游或跨国婚姻的时代尚未到来。两国人民互相了解的第一手社会知识少得可怜。总是倾向于认为殖民地居民比自己劣等的英国上层社会，更看低美国人，认为他们只不过是脱离帝国体系的殖民地居民，还建立了社会的民主。在英国保守人士看来，这种社会民主甚至比美国的政治体系更加令人厌恶。

9.

这就是当时的处境，在经过二十年日益加剧的紧张之后，美国终于被内战撕裂了。内战双方泾渭分明，自由州大致在北纬四十度以北，而蓄奴州在这条线以南，除了堪萨斯州虽在南部，但属于自由州。马里兰州和特拉华州都是南部的蓄奴州，但在战争中保留在联邦阵营内。虽然各个州的意见存在或多或少的分歧——正是这种分歧把国家一分为二，联邦（Union）和邦联（Confederacy）实际上是他们不同意见的集合。

每一部分在一个半世纪左右以来，都在发展着一种经济体系和自己独特的文化形态。为此，土壤、气候、教育和其他因素已经与奴隶制紧密融合在一起。奴隶制被证明在南部大种植园是能带来经济利益的，但与北方的小型农场以及工商业文化不相适应。

10.

作为19世纪中期全面改革和人道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北方反对奴隶制的情绪日益高涨。这种制度是英国政府和皇家非洲公司在早期强加给美洲，英国把自己在西印度群岛解放奴隶的行为与美国继续使用奴隶的做法进行对比是不合理的。在帝国的一小片区域里解放奴隶并从少量的奴隶主手里买下价值2000万英镑的奴隶，与美国所处的情况是非常不同的两个问题。美国有400万黑人，市场价值约为3亿英镑，他们构成了超过600万白人——在某种程度上，通过贸易，也是整个国家——的经济体系和整个生活方式的基础。而且必须指出，解放牙买加的奴隶虽然是高尚的行为，但结果不仅导致了巨大的经济问题，而且导致白人必然放弃自治的努力，使得牙买加成为一个英国直辖殖民地（Crown Colony）。如果把牙买加的局势放大到美国的规模，就不难理解美国问题了。

11.

但还有个问题攸关成败。很少有欧洲人掌握一个事实，即美国存在双重政体，它同时是一个由主权州组成的联邦（federal union），和一个权力直接来源于作为整体的人民而非各州的公民的国家（nation）。南方各州主张要求脱离权时强调的是合众国的联邦性质，而北方各州强调的是合众国的人民基础。问题在于，美国究竟是一个国家，还是仅仅是一个主权州的联盟，随时可以因任何一个成员的行动而分离？在美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利益多元的国家，地方主义的危险总是存在，如果允许各州有脱离联邦的权利，这个国家会不可避免地解体，迄今世界上尝试过的最大规模的自治和民主实验将以失败告终。

12.

在英国上层阶级中大部分人都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很多人即使意识到，也会欢迎这个民主大国的瓦解，因为他们担心美国的示范会给旧世界的制度带来威胁。他们也认为北方不可能取得胜利，即使获胜，也只是通过武力重塑一个自由、统一的国家。挽救这个大规模民主实验的核心问题，虽然被一些上层阶级人士和政治家看到了，典型如约翰·布莱特，但就绝大部分而言，看得更清楚的是劳动阶级，哪怕是那些因战争引起的“棉荒”而受损最大的人，美国对于他们和他们的领导者是相当亏欠的。而当林肯在就职演讲中宣布，他不管什么奴隶制，他的使命就是维护合众国时，就绝大部分而言，上层阶级的意见，包括《泰晤士报》这样的报纸，转而反对北方。

13.

应该指出，即使许多美国人自己，也对战争问题感到困惑，而在大洋彼岸，来自英国上层阶级看似几乎一致的敌对舆论，因其表面的一致和尖刻，其恶劣影响将要持续多年。不过，英国政府的态度多半是冷漠而正确的。罗素立即宣布英国保持中立，这种中立态度贯穿了整个战争过程。

1861年发生的一件事几乎引燃战火。南部邦联希望赢得英国人更积极的同情，于是派出两名代表梅森和斯莱德尔出使伦敦。在成功抵达哈瓦那之后，他们登上了英国邮轮特伦特号，当被美国军舰逼停后，邮轮的船长威尔克斯交出了这两名代表。他的行为完全未经授权，当然是非法的，但北方欣喜若狂。虽然这两个人实际上没有完成什么重要的任务，但捕获他们意味着对敌人的一个打击，比在狮子（Lion）尾巴上打个结还要爽快。

14.

然而，不列颠之狮发出了一种疯狂和完全正当的咆哮。大约一万五千人的部队奉命抵达加拿大，并向华盛顿递交了一份措辞严厉的照会，幸好艾伯特亲王为这份照会稍微缓和了些语气。虽然一些政府官员，甚至国会，都迫不及待地赞扬了抓捕南方代表的舰长，但林肯对此事不予置评，保持头脑冷静。根据要求，这两名代表被移交给一艘英国商船，虽然双方的感情更加恶化，事件终于庆幸地平息了。战争被惊险地避过，罗素和帕默斯顿已经站出来反对英国过激舆论，林肯和西沃德也在美国力排众议。多亏当时没有电话和无线电，通讯的延迟给了双方冷静的时间。

15.

虽然随着美国内战一年一年地进行，英国内阁不时地讨论干涉的可能性，但从未提出任何提案，而且林肯于1863年1月1日发布的解放南方奴隶的宣言对大部分英国舆论产生了良好的效果。经过特伦特号事件后，两国唯一一次又接近可能的战争的时刻与在利物浦建造的舰船有关，其中最著名的是亚拉巴马号。虽然明知作为中立国在英国港口为交战双方建造军用舰船是非法的，但英国还是不顾美国公使的抗议，建造了两艘较小的舰船，当时获准不带武器出航，后来装备武器后，给北方航运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16.

更重要的是亚拉巴马号，在船坞里已经有了这个命名，但仅记录为第290号船，它于1862年5月出海。在竣工阶段，美国公使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就不断向英国外交部递交相关证据，但英国外交部采取了拖沓敷衍的办法，有时则将这些证据文件转交给利物浦的港口当局，无耻地偏向南方。亚当斯出示了更多证据，著名律师罗伯特·科利尔爵士宣布那些绝对可信，罗素后来承认他应该接受这些证据并停止建造这艘船，但王国政府司法官员持不同意见。

17.

最后有一个新证据呈交给王室首席法律顾问约翰·哈丁爵士，一位对海军事务特别有见识的法律官员。不幸的是他刚好精神失常了，但只有哈丁太太知道，并将这件事，以及不幸地还有那些文件，保密了五天。一旦这些文件到罗素手中，他和其他内阁成员立即意识到证据确凿，军舰必须立即扣押。虽然有人提醒，但亚拉巴马号在未完工的情况下出航，还是给北方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据估计，直接损失超过三百万英镑，我们后面会了解到此事。亚当斯后来免除了对罗素和英国政府有意放走这艘军舰的追责，但这个事件，撇开哈丁的精神失常和哈丁太太的疏忽不谈，自始至终被一再拖延且手法拙劣，而且在最后关头，当果决和保密至关重要时，一定是有人泄了密。

18.

就在亚拉巴马号出航的同一周，莱尔德造船厂的同一批工匠已经开始为另外两艘船安装撞角，它们将是海上最强大的舰艇。这两艘军舰非常危险，因为斯莱德尔已证明这两艘已移交给一家法国银行的军舰，是为埃及帕夏建造的。我们不能深入交易的复杂细节以及亚当斯与罗素和英国政府的谈判细节。最后，一艘撞角船出海了，另一艘即将完工。亚当斯最后绝望地向罗素发送了一份简短的照会，重申他的要求，这两艘撞角船必须扣押，并补充说，如果它们出海，“无需我对阁下赘言，这就是战争”。

19.

这份照会也许不是政府决策的决定因素。罗素已经在亚拉巴马号事件上吃了苦头，这次真的不想再引火烧身。他可能对亚当斯承认这些证据是确凿的，但不能够成为法律依据，而且如果这些军舰不属于南部邦联，英国政府逮住它们，将很容易使自己招致巨大损失。然而北方终于开始赢得一些重要的胜利，而一场叛乱趁势在波兰发生，它可能导致欧洲列强的关系重组。此时，罗素决定撇开法律证据，英国政府从莱尔德造船厂以22.5万英镑买下这两艘撞角军舰。事实上在收到亚当斯照会的四天前，罗素已经下令扣押这两艘军舰，他在等待更多的证据，但没有下文。基于权宜之计而不是法律渠道，与美国内战有关的最严重危机因此过去了。如果没有罗素所采取的行动，几乎毫无疑问，从亚当斯的照会看来，就会有第三次英美战争。

20.

相反，和平得到维持，为北方赢得战争和合众国得以保存开通了途径。如果一场战争就决定了美国分裂为两个国家，并使和平分离的理论合法化，毫无疑问解体过程很有可能会走得更远，北美大陆将分裂成若干个敌对国家。无论如何，就不会有300万平方英里以及1.3亿人口——这两个因素对于建立美国的权力和财富发挥了最大作用——的庞大的自由贸易区。只有斟酌一下协约国在美国加入世界大战前后利用了多少美国的财富和资源储备，以及现在美国与加拿大的关系，才能认识到美国内战问题，以及合众国的再确认而非北美大陆的巴尔干化，对英帝国和美国有多么重要。

德国的崛起

21.

北方的胜利不经意地阻遏了法兰西帝国再次在新世界扩张的可能。比起英国政治家们，拿破仑三世对南部邦联友好得多，而英国已然在1861年加入法国和西班牙的远征，去墨西哥争取该国对外国债权人的赔偿。直接目标实现后，法国单独留下，而帕默斯顿不反对拿破仑三世在墨西哥建立一个由不幸的奥地利大公马克西米利安（Archduke Maximilian）担任皇帝的帝国，相信拿破仑三世在美洲的冒险会分散他在欧洲的力量和注意力。美国重新成为一个强国，这导致法国从墨西哥撤出，拿破仑三世只好重新策划在旧大陆折冲樽俎的阴谋。

22.

与此同时，艾伯特亲王于1861年底去世，帕默斯顿预见到女王会比以前更难对付，艾伯特在世时还能偶尔运用他的智谋影响女王，例如就特伦特号事件递交美国的照会。对一个男人而言，充当女王的丈夫这一角色总是最不容易的，艾伯特的情况更为特殊。女王一直深爱着他，相信他对每一个问题的意见是唯一明智和正确的，虽然在内阁团结一致的时候，她没有通过反对来给宪法施压。女王的丈夫是个严谨的人，对体育运动和社会没有多少兴趣，却对国家的科学和商业生活的进步十分关注。虽然从本质上说艾伯特是个自由主义者，但作为德意志人，他比帕默斯顿更理解德国的统一方式和自由主义在大陆的困难，而帕默斯顿作为英国外交大臣或首相，不得不顶着女王和亲王的压力坚持自己的观点。亲王对外交事务有特别的兴趣，并坚持阅读所有文件。出于对已故丈夫的敬慕，在这些事务上女王的观点显然停留在艾伯特身前所定下的立场。

23.

帕默斯顿不理解俾斯麦及其政策，加上女王对一切涉及德意志的事都抱有同情，英国遂没有干预普鲁士对丹麦的战争以及与奥地利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英国没有盟友，拿破仑三世和俄国正被帕默斯顿和罗素日益疏远，也拒绝加入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的角逐，把这个战场留给了俾斯麦。这是帕默斯顿时期英国干涉——通常站在大陆的自由主义一边——的结束，而帕默斯顿本人于1865年撒手人寰。

与此同时，财政大臣格莱斯顿已经完成了连续三年降低税收的非凡业绩，并越来越受欢迎，虽然他的冲动受到猜疑。据说帕默斯顿临死时这样评论道：“格莱斯顿将很快一意孤行，一旦他坐上我这个位置〔首相〕，我们将有不同凡响的举动。”这的确是一个时代的终结，但不同凡响的举动却发生在大陆，帕默斯顿的对德政策无意中大大帮助了俾斯麦创建他的铁血帝国，使其在几年中压倒法国，并为1914年创造了条件。

1876年改革：最大的一步

24.

在国内，尽管有1857年和1866年的金融危机以及由美国内战引起的“棉荒”，帝国的财富正迅速增加。英国很快从这两次恐慌中恢复过来，但有一段时间，兰开夏的纺织工人陷入困境，原因是从美国南部联邦运输棉花的船运几乎完全中断了，而那里是英格兰最大行业之一的唯一原材料来源。在1861—1862年冬季，据说有50万人正受到公共和私人慈善的援助，到1863年，有必要开办公共事业了，政府贷款150万英镑，私人捐款达到近200万英镑。然而，就像往常一样，稀缺和高价催生新货源，当棉花从埃及和东方输入之后，情况开始好转。两年危机中困苦的工人应该还是老样子，总体上，合众国最坚定的英国支持者大谈他们理解大问题的能力和对民主的信仰。我们完全可以将他们的态度与新的《改革法案》的通过联系起来，我们现在就对其进行讨论。

25.

到1860年，皮尔发展自由贸易的工作已经由格莱斯顿完成。所有的出口关税和几乎所有的进口壁垒都被废除了。英国不仅引领工业革命和机器时代，而且是第一个把迅速扩张的世界市场的贸易开放给其贸易伙伴的国家。印度迫切需要棉织品，快速成长的美国需要钢铁和其他制成品，帝国的海外地区也需要大量的钢铁和其他制成品，它们的发展远远超出了其国内满足自身生产需求的能力。英国工厂开足马力，英国的船运和商贸也大幅攀升，直到1870年所有领域都达到顶峰。在这一年以后，英国才失去对比所有其他国家的领先地位。

26.

历史学家很少注意到一个有趣的问题，那就是两年前的一项发现最后将机器时代转变成今天的化学时代，给所有国家带来了深远的影响。1868年，茜素作为一种新材料，一种用于染色的合成化合物，被投入商业化生产。这被证明是世界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因为它是首次用人造化合物替代自然产物。几乎在公众不知不觉的情况下，新的化学物质一个接一个地被发现，直到这一过程达到极点——1913年在德国，哈伯和博施完成了大气中氮元素的人工固化，这被一些化学家认为是整个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现。

27.

这一发现让德国摆脱了对智利硝石的依赖，助推世界大战的发生，并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时代。虽然那时还没有人意识到，但这个旧式的政治、旧式的战争以及在机器时代条件下获得商业成功机会的世界，其命运已由1868年的发现及其后续事件所注定。

与此同时，世界在不知不觉中继续向前发展。1849年、1851年相继在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发现了金矿，导致物价快速上涨。世界黄金供给的巨额增加引起了通常的通胀效应，只有16世纪西班牙征服墨西哥和秘鲁后从南美洲大量进口黄金可与之匹敌。几乎更加重要的是1850年代支票的采用，它与增加货币具有相同的效应。

28.

在同一时期，贝塞麦炼钢法的发明导致该产业的整体转型，以及人口的大量变动。英国铁路由1833年的208英里增加到1873年的1.4万英里，钢铁和其他产品被出口到世界各地。伴随商品的大量出口，还有对外投资的增加，从1850年的大约3亿英镑增加到1875年的至少12亿英镑。英国不仅成为世界工场，而且是世界的银行家。

即使奉行自由贸易政策，农业还是持续繁荣到1875年，尽管由于耕种方法的改进和工资增长速度不及其他行业的工人而导致农业工人的数量有所下降。城市快速增长，发展制造业的城市的数量也迅速增多。收入和社会地位变化的最显著特征之一，是中产阶级和职业阶层的大幅增加。作为财富增长的一个证据，仆人的数量从1851年的90万增加到1871年的150万，虽然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维持他们的费用已大大增加。

29.

在那个时期，工会运动也呈现出了全新的面貌。年长的人大部分是宪章派和社会主义者，但年轻一代更为保守，正如木匠与细木工联合会宣布的，他们的目标是“尊敬他人和受人尊敬”。这句话典型地反映了工会运动的变化，虽然其中也有一些危及工会运动本身的骇人听闻的事件。实际上工会运动采取了一种新形式，这种形式持续了半个世纪左右，被劳工本身正式承认的第一届工会代表大会于1868年举行。这个时期也产生了大量合作社和合作商店，较之于工会，更受议会青睐。实用知识传播协会的宣传和工作在十年后开始产生重大影响了，因为它有数百万份的发行量，读者主要是工人阶级，虽然在1847年停止了。这些宣传不再激进，部分原因可能在于，普遍繁荣以及实际工资（即购买力）在那二十五年中增长近33%。

30.

然而在改善工人阶级的条件方面，作为较少，无论是关于卫生、工作时间的立法还是其他事项，除了早期的《工厂法》被扩展到更多的行业。帕默斯顿对这种事情不感兴趣，只要他在公共生活中还是主导人物，就很难指望有什么国内改革。然而很明显，英国的情况正在迅速改变。1832年的《改革法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给予了中产阶级选举权，但工人阶级根本就没有自己的政治代表。其间，英国已经变成一个工业化国家，工人阶级不仅数量大幅增加，而且受过更好的教育，也更加清醒和保守。作为“两个英国人”另一半的迪斯雷利，不可能永远被晾在一边。

31.

议会对工会怀有敌意，因为很多工会把自己称为互助会（Friendly Societies），但王座法院裁定《互助会法》不适用于他们之后，工人们断定，出于这种或那种原因，让工联主义有效且安全的唯一办法就是获得立法过程中的发言权。进一步扩大选举权的问题，只要帕默斯顿在世就会一直原地踏步，但现在成为一个活跃的问题。甚至在帕默斯顿去世前，格莱斯顿已经宣布“只要不是出于某种个人不胜任或政治危险的考虑而可能被剥夺资格，每个人在道义上都拥有宪法赋予的权利”。由于这个建议支持广泛扩大选举权，他失去了在牛津大学选区的席位。

32.

尽管有早期的《改革法案》、废除了《谷物法》，以及其他发生在此前大约二十五年的事情，英国仍然主要受土地利益的支配。不仅有旧时的富豪和望族，而且中产阶级的一些人和商业或制造业新富，在发财和产生社会政治抱负之后，会购买地产并试图使自己融入郡的社交界，这是在英国一直存在的一种上升之路，而不是通过伦敦。然而，单独由地主来统治一个工业大国，越来越显得太过有悖情理。

到1865年，罗素，现在应该称为罗素伯爵，成为英国首相，格莱斯顿任下议院领袖。格莱斯顿1864年的演讲给这个国家带来了震撼，他提出了一项法案，意在降低自治市和郡的选举权要求。虽然这项法案如此温和，以至于让改革派完全不满意，但下议院对此不感兴趣，结果内阁辞职。而在辩论中，保守党人罗伯特·劳引起了一场危机，他要求排除所有工人阶级的选举权，理由是他们在道德上和智力上都不适合。

33.

约翰·布莱特立即带领工人阶级就他们认为所遭受到的侮辱进行愤怒的反抗。唯一发生的一次暴力事件是拆毁了海德公园的栏杆，原因是当局不允许在此集会。而在工业化的北部地区，和平集会和游行的人数多达二十万。布莱特在集会上发表演说，使得最反动的富人也认真加以考虑，如同他们在1832年庆幸地做出的反应一样。再一次，英国所有阶级证明了他们有能力通过妥协和让步防止大灾难的发生。新内阁由保守党人组成，但他们不敢解散议会举行大选，尽管他们在下议院只占少数。首先必须采取措施平息罗伯特·劳给他们带来的风波，纵使他们可能不得不在这个过程中完全改变原来的政策。他们因反对了一个温和的改革法案而上台，现在他们必须制定一个更加激烈的法案。

34.

考虑到国家的现状，作为内阁“移动大脑”的迪斯雷利没有犹豫多久，虽然德比勋爵才是首相。由他提出的法案，经过下议院的大幅修改，最终在上议院表决通过，这标志着迄今为止英国向民主迈出了最大的一步。在城镇中，居民投票制度已基本建立，甚至租住者如果连续在某地居住一定时间并每年支付十英镑的租金，也被允许投票。在自治市，所有纳税的男性公民都有选举权。在郡，这种选举权也明显地扩大了范围。不幸的是，农业劳动者仍然被排除在外。但工人终于获得直接代表权，在下一年，即1868年，这种变化也扩展到爱尔兰和苏格兰。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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