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浙东惨败

        英军接连攻陷厦门、定海、镇海、宁波，大清帝国的东南沿海形势已经极为紧张，其辐射效应已影响到了江苏、山东、直隶等省。英军已经发出警告，如果清政府再不考虑英国政府提出的条件，将继续发动攻势。在这种形势下，大清帝国内部求和之风再次开始吹起。

        先前由于皇帝陛下坚决主战，大臣们即使有求和之心，也只能憋在心里。而现在一败再败，英军又扬言发动新的进攻，皇帝陛下可谓是心急如焚，于是一些大臣又试探性地向皇帝陛下提出求和之策。

        例如，御史黎光曙认为，定海和镇海之所以失陷，是由于排兵布阵过于单薄，未能层层设伏。在他看来，海防炮位应该设三层，第二层要强于第一层，第三层也应该比第二层坚固，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还不如不战。浙江巡抚刘韵珂则认为，自古以来对付夷狄，无外乎战、守、抚三种策略，如今战和守全都不利，而抚又不想去做，那就只能束手无策了。

        两位大臣虽然没有直接把话说出来，但意思其实已经很明确，那就是在战事不利的情况下，可以考虑求和。

        然而作为帝国最高的决策者，道光皇帝却不这么想。或许老板和员工的立场永远不会一样。

         面对大臣们想要求和的议论，道光皇帝力排众议，继续坚持抗英主张。就这样，奕经继裕谦之后，成为钦差大臣奔赴浙江，继续和英国人较量。

        道光二十一年九月四日（1841年10月18日），钦差大臣、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奕经与正蓝旗蒙古都统哈良阿，参赞大臣固原提督胡超，一起奔赴浙江。

        奕经是乾隆皇帝第三子永璋王的孙子，先后担任过乾清门侍卫、奉辰院卿、内阁学士、护军统领等职。道光五年（1825）迁任兵部侍郎，道光十年（1830）平定张格尔叛乱后，历任户部、吏部侍郎。

        据《清史稿》记载，奕经是清朝皇室中“颇欲有为而不更事，尤昧兵略”的人物。从其态度来看，他是和道光皇帝保持一致的主战派，本来大学士穆彰阿奏请奕经带着琦善前往浙江，但被奕经拒绝。他的理由是：如果决定和英国人议和，可以带着琦善；如果决定和英国人继续开战，那就不要带他。

        奕经这种坚决主战的态度深得道光皇帝肯定。临别之前，道光皇帝亲自在勤政殿接见了奕经，希望他到了浙江后能够申明军纪，对官兵要恩威并用，力争扭转颓势。带着道光皇帝对自己的殷切希望，奕经踏上了奔赴浙江的行程，此时他可谓是信心满满。对于先前琦善向英国人摇尾乞怜的做法，奕经颇为不齿，现在轮到他施展拳脚了。

        虽然奕经不缺信心，但“尤昧兵略”的他并没有面对英国军队的资格。两个不同世界的碰撞，终究会让他吃尽苦头。

        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初一（1842年2月10日），奕经等人到达杭州，随后不久，各省调拨的援军也陆续抵达慈溪。在奕经等人的调度下，军队开始进行紧张的备战。奕经十分清楚此次来到浙江的任务，主要就是收复已经被英军攻陷的定海、镇海、宁波等地。针对英军火炮威猛以及清军自身武器落后的现状，奕经决定采取明面佯攻暗中偷袭的战法，一举收复三城。

        从两军实力的对比来看，奕经的这种策略也算是比较对路。然而接下来他所做的事情，却让人大跌眼镜。

奕经身为皇亲国戚，本身就有皇族们普遍迷信的通病。这次对英作战，奕经在订下暗袭计划之后，首先做的并不是对将领们进行军事部署，而是召集一些当地所谓的“奇人异士”商讨用兵方案，又向位于西湖岸边的关帝庙求签占卜，得到“虎头之兆”后，很是欣慰。

        具体的作战部署方面，奕经决定分三路对英军实施进攻。东路由海州知州王用宾统兵驻防乍浦，以部将郑鼎臣作为先锋，陆续渡海后潜赴舟山群岛及定海城内外预先埋伏，从水路进攻以收复定海。南面进攻分为两路，一路由总兵段永福统领，游击将军张富统兵作为后援，在慈溪西南三十里的大隐山集结，一半潜伏在宁波城外，另一半潜伏在大隐山，两部分人马进攻宁波；另一路由副将朱贵统领，游击将军黄泰弟统兵为后援，在慈溪门外地大宝山集结以进攻镇海。

        除了上述三路之外，奕经还在宁波、镇海之间的梅墟预先埋伏士兵，用以半途拦截英军舰船，命余步云统兵三千在奉化堵防英军，文蔚领兵两千进驻长溪岭，而奕经则亲自领兵三千驻防绍兴以东的东关，以居中调度。

        奕经的作战部署也还算是比较周全，但在作战准备工作方面，就非常不充分了。尤其是当英军派兵捉拿当地乡民，从被抓者口中得知清军有大规模集结的迹象后，奕经担心自己的作战计划会提前泄露，因此仓促地决定于正月二十九日（3月10日）夜间，发动同时收复三城的进攻。

        段永福率领进攻宁波的清军率先打响第一枪，都司李燕标带领四百名勇士冒雨开始进攻宁波南门，在内应的积极配合下，杀死守门英军士兵后，冲入城内直奔府署。由于府署门坚墙高，清军一时间难以攻入，只得用火绳枪向府署内射击。英军很快就反应过来，成群的士兵冲出府署，用短枪向清军射击。在英军先进的短枪面前，清军的火绳枪很快失去优势。而且还有不少英军士兵爬上府署屋顶，居高临下向集中在街区的清军射击火箭，清军顿时伤亡惨重，遂溃败而逃。

        天明之际，段永福率领大队人马赶到西门。由于英军已经有所戒备，将城门紧闭，段永福只得下令让士兵登墙强行进攻。可是由于城墙高大，此方案难度很大，即使是费力进入城内的清军士兵，也瞬间被英军打死。段永福无奈之下，只得下令撤兵。

        同时，从大宝山出发进攻镇海的一路人马，也遭到了英军的打击。

        朱贵指派都司刘天保为先锋，带领数百人从镇海西门发起进攻。虽然在内应的配合下，清军顺利进城，但进城后遭到英军的顽强抵抗，进而双方展开了拉锯战，清军三次冲入三次退出，始终未能真正攻入城内。此时，朱贵率领的后军虽然急促行进，但因为大雨而迷失方向耽误了时间，当行至距离镇海仅十八里的秒圣寺时，得悉段永福已经在宁波受挫。朱贵准备率军前去增援段，却接到大营文蔚的急令，立即回师长溪岭保护大营，而后又让他移防大宝山。这就使得作为先锋的刘天保不可能得到大队人马的支援，最终因担心陷入英军的包围，而不得不退出战斗。

        反攻宁波和镇海的两路人马撤出了战斗，而反攻定海的清军情况则更加糟糕。按照计划，知州王用宾率军由乍浦潜渡岱山进攻定海，然而刚渡过一半，就被英军发觉，当即遭到英国舰船的阻击。早在正月二十六日（3月7日），英军舰船驶至岱山，次日清晨英军登岸突袭埋伏在那里的清军，清军由于反应不及一触即溃，反攻定海的一路清军，在奕经约定的反攻日期之前，就已经被英军击溃，没能和反攻宁波、定海的清军共同举事。

        英军在打败清军的三路反攻大军后，立即由守转攻，向大宝山发起猛烈进攻。

        大宝山位于慈溪城西十余里，是守卫慈溪的一道屏障。清军三路反攻失败后，其主力开始集结在大宝山和长溪岭一带。英军以三艘舰船和数十条舢板船，以及士兵一千二百余人，携四门重炮沿姚江而上。二月四日（3月15日）中午时分，英军抵达慈溪以南的大西坝，除了留下一艘舰船和少量兵力以防清军截断归路之外，其余的人全都由大西坝登陆，向内行进十五里，直扑慈溪南门。清军主力当时驻扎在大宝山，慈溪城内的守军并不多，因此英军并没有在那里与清军接战，而是直接穿城而过，出北门攻打大宝山清军营地。

        清军方面，防守在左翼的刘天保部百余人，在进攻镇海时丢失了大部分火器，此时还没来得及进行补充，因此稍作抵抗后便被击溃。于是，英军开始前后夹击朱贵防守的大宝山右翼。作为一名勇冠三军颇有威信的将领，朱贵在英军两路夹击之下，并没有慌乱，而是带着亲自招募并跟随自己多年的固原军五百人与英军展开血战。

        面对英军的大举进攻，朱贵在拼杀中肩部负伤，手下士兵伤亡大半，弹药也消耗殆尽，而此时守卫后山的乡勇在英军火炮的强势攻击下，被迫退出战斗。这就使得英军占领后山后，可以随即加强火力，对朱贵的阵地发动更大规模的攻势。

        眼见围攻的英军越来越多，朱贵将所执战旗立在城墙边上，跃马持刀冲入英军之中，手刃多名敌军士兵，自己则最终因身中火炮而阵亡。其子见状，指挥剩下为数不多的清军继续作战。其中二子朱昭南连杀数名英军，最终因寡不敌众，被英军士兵砍得体无完肤而殉难。三子朱共南在拼杀中也因身中数刀而昏迷不醒，好在战斗结束后清醒了过来，眼见父兄已死，只得脱衣掩盖尸体，眼含热泪地离开了大宝山。

        大宝山之战可以说是自鸦片战争开战以来，打得较为惨烈的一场战役。后来英国人承认，在整个鸦片战争过程中，遇到的最顽强的中国抵抗军队就是朱贵的陕甘固原军。正像英国人宾汉后来所说的那样：（朱贵）坚持得很好，守住了山，只是最终寡不敌众才丢掉了大宝山。

        英军攻占大宝山后，立即向长溪岭的清军大营进发。文蔚虽然拥兵数千，却不敢与英军交战，于二月四日（3月15日）夜间只身弃军逃走。军无主将，于是全军大乱。

       最终，英军将大宝山、长溪岭两地的工事、火药等尽皆损毁。由于劳师远征，担心遇到清军埋伏，两天后英军撤回了宁波。

        至此，奕经策划的三路反攻英军，意图收复镇海、定海、宁波三地的计划最终以失败告终，充分体现了他的无能。正像费正清先生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对奕经所描述的那样：

        此人是一位卓越的书法家，善写文章，但是他的军事经历主要限于主管御花园和猎苑，以及指挥北京的禁军。……在战斗前夕，大多数部队拖着艰难的步伐，越过泥泞的道路和沟渠而进入阵地；又因道路泥泞，运粮困难，军队曾多日断粮，士兵体力消耗殆尽，又受雨淋，又挨饥饿，他们就是这样准备进攻的。

        可以说，奕经本身不具备军事才能。俗话说得好：一将无能，累死千军。道光皇帝过分信任他身边的满族将领甚至内臣，因此浙东惨败也就在情理之中。而奕经为了推卸战败罪责，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中，除了渲染英军船坚炮利之外，还大肆污蔑浙东地区到处充斥着汉奸，以致自己的作战计划被提前泄露给了英军。

        很长时间以来，道光皇帝都颇为郁闷，除了鸦片战争的三场前哨战之外，自己派出去的人无一有胜绩者，这让他开始反思自己坚决主战的做法是不是错误的。浙东惨败之后，道光皇帝虽然暂时还没有向英国人妥协的打算，但对英抵抗到底的决心已经开始动摇。这一点从他重新起用已被革职的伊里布赶赴浙江，全权处理对英事务就可以看出来。

5．吴淞抗战

        让道光皇帝没有想到的是，伊里布以及随后到达的钦差大臣耆英虽然对英国人采取求和之策，但璞鼎查却丝毫不予理会。不仅如此，璞鼎查针对劳师远征兵力显现不足的现状，从英国本土、印度调派大量援军，似乎是决心将战争进行到底，一直到清政府接受英国人的全部条件为止。

        不过，为了尽快实现战略目标，英国人对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地理等情况做了全面的分析研究，认为北京虽是中国的首都，但较为贫瘠。清政府的物资、钱粮主要由南方各省经由运河输送到北京，如果进攻北京，清政府一定会迁都到更远的地方，一旦陷入持久战，英国就更不能达到想要的目的。

        经过详细的研究，英国政府一致认为长江中下游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沿长江向西侵占沿岸重镇，可以掠夺和勒索大批财富。更重要的是，如果占领南京，控制长江、运河两大水路，切断南方各种物资向北的运输要道，绝对能够给清政府以极大的经济威胁，从而使他们无法拒绝英国的各种要求，这样英国不仅可以迅速达到对华动武的所有目的，还能对清政府产生极大的震慑力。

        综合以上分析，英军在增兵以后，开始沿长江西进封锁运河口，意图攻占南京，并于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九日（1842年5月18日）攻陷了浙江两省的海防重镇乍浦，这也标志着中英之间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第二阶段正式开始。

        乍浦陷落，道光皇帝预感英军下一步可能要进犯宝山、上海等地，因此他对吴淞地区的防务工作多次加以指示。在给主持上海军务的牛鉴、陈化成的谕令中，他明确指出，英军现在占有乍浦，只需一天的时间就可以到达吴淞地区的各个海口，如果发现英船必须立即予以打击，同时要集中优势兵力，尽全力抵抗英国人的进攻。

        作为江南重要军事战略要地的吴淞口，历来是海防重地。明末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指出：吴淞口南为上海门户，西为苏常藩篱[fān lí]，乃东南第一险要。早在明朝万历二十八年（1600），总督朗廷佐就开始在黄浦江西岸修筑炮台，清朝康熙五十七年（1718），总督长鼎又奉旨在东岸修筑炮台。此后东、西炮台又屡次改建，作为长江的防守屏障，成为大清帝国东南沿海的要塞。

        当时驻守吴淞口的是江南提督陈化成。作为长年驻守在这里的将领，陈化成与手下士兵同甘共苦，因此在军中颇有威望。随着英军逐渐深入，陈化成时刻警惕。为了巩固长江防务，陈化成在宝山至吴淞镇六七里的江岸上，修筑了高约两丈、顶宽一丈八尺的土墙，一来可以在上边安置大炮，二来士兵们可以用来藏身。西炮台为吴淞口要塞的主阵地，架有十门大炮，东炮台则设置了二十余门。另外，在西炮台南侧的吴淞镇，也修筑了一个半圆形炮台，架设铜质大炮十门。

        陈化成命令参将周世荣率领五百士兵驻守西炮台，四川沙营参将崔吉瑞、游击将军董永清驻守东炮台，徐州镇总兵王吉元驻守小沙背，总指挥官牛鉴也自领兵一千驻守宝山作为后援，宝山知县则带领两千名乡勇在吴淞和上海之间的东沟两岸架设炮位，并派五百士兵驻守，防止英军进攻上海。

        英军方面，攻占乍浦后，于四月三十日（6月8日）抵达长江口外的鸡骨礁一带集结，并开始派人探测航道。为了摸清清军虚实，英军绕过小沙背，直接驶向西炮台。陈化成发现后，不明虚实，因此以静制动，不让士兵们轻举妄动，仔细观察英军动向。即使英军发炮试探虚实，陈化成也命令士兵不予还击，目的就是为了让英军无法摸清虚实，进而不敢贸然进攻，从而使清军能有更多的备战时间。

        但是，当时吴淞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牛鉴，却因为策略不当，进而导致吴淞战事出现危机。

        牛鉴是一个和奕经一样没有军事才能的统帅。他判断，英军如果从海上进攻，江苏地区只要扼守住吴淞即可，而吴淞的防守又有老将陈化成坐镇指挥，一定可以大获全胜。因此他向道光皇帝报告说，五月一日（6月9日）英舰试探虚实的行动，清军不予理睬，英军无可奈何，最终退兵而去。牛鉴的奏报看似信心十足，但事实上是一种色厉内荏的表现。

        五月五日（6月13日），英军兵舰越聚越多，开始用大炮轰击吴淞口内外来往的商船。面对英军的挑衅，陈化成想要指挥清军展开反击，可是牛鉴却跑到陈化成营中，和他商议不要与英军开战。

        “某经历行阵，四十余年，今见贼异样，是畏敌也，且奉命剿贼，有进无退，大人勿怖。”面对牛鉴的阻拦，陈化成断然拒绝。牛鉴哑口无言，最终只是说了句：“陈老将军好自为之。”便离开了陈化成的军营。虽然没能阻止住陈化成，但牛鉴是吴淞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如果得不到他的有力支持，陈化成会在未来的抗英道路上步履维艰。后来的事实证明，牛鉴的思维方式，注定了陈化成所率清军会在吴淞抗战中成为一支孤军奋战的军队。

        五月八日（6月16日）清晨，英军开始向吴淞正式发起进攻。英军以三艘重型军舰从正面进攻西炮台，四艘轻型军舰突入黄浦江内，进攻东炮台和吴淞镇炮台，威胁清军侧后，并掩护部队在吴淞镇完成登陆。

        陈化成当时亲临西炮台督战，据《鸦片战争末期英军在长江下游的侵略罪行》一书记载：“火弹如飞，络绎不绝，军门左右转侧，炮子均不着身，且平时教习士卒，熟习避炮之法，故我兵伤亡者少寡。”

        西炮台的守军在陈化成的指挥下，以猛烈的炮火阻击英军舰船，激烈的炮战进行了两个多小时，击伤数艘英军舰船，死伤二十余人。后来一名英国军官回忆这次战斗时说：“我方舰队自与中国军队作战以来，中国人的炮火以这次最为厉害。”

        不可否认，西炮台守军之所以能给英国人留下这种印象，老将陈化成的备战以及临战指挥功不可没。可是牛鉴在宝山听说陈化成打了胜仗，全然忘记激烈的战斗还没有结束，立即坐上官轿，摆开仪仗前呼后拥地出南门前去观战。舰船上的英军立即发现了这一目标，当即集中炮火向牛鉴的仪仗队猛烈轰击，牛鉴吓得出轿奔逃，随行的河南参将陈平以八百藤牌掩护。为了逃命，牛鉴不顾自身形象，当即脱下官靴，扔给手下士兵后急忙逃走，总算是捡回了一条命。由于牛鉴及其随行队伍的溃散，使得东炮台的守军阵脚自乱，英军乘机在东炮台成功登陆。这使得陈化成驻守的西炮台顿时显得势单力孤。

        英军攻陷东炮台后，立即将进攻东炮台的舰船全部调集到一起，开始集中火力进攻西炮台。陈化成指挥守军奋勇还击。清军火药质量低劣，有的大炮因发射时久而炸裂。在形势危急时刻，参军周世荣却又率军脱逃，阵地上只剩下主将陈化成以及八十余名士兵。即使如此，陈化成依旧指挥剩余守军继续反击。

        在激战中，西炮台的守军伤亡很大，陈化成亲自开炮，双手被震伤，鲜血也已染红战袍，腿部又负伤严重，他忍着剧痛向驻守小沙背的王志远打信号旗语求救。王志远虽看到了旗语，但因为惧怕英军猛烈的火炮而逃出阵地。结果，英军在小沙背登陆，从西炮台背后袭来，使得西炮台立即陷入了腹背受敌、孤立无援的境地。

        牛鉴眼看清军抵挡不住，派人三次传檄[xí]命陈化成退兵放弃西炮台，都遭到了陈化成的拒绝。英军越来越多，为了增强前沿兵力，陈化成命令在后面待命的徐州兵同在前沿作战的太湖兵调防。可是太湖兵刚刚从前沿开始后撤，本应坚守前沿阵地的徐州兵却随着太湖兵一同后撤，结果引起清军阵脚大乱，英军乘机拼死突进，最终抢占了宝山。

       “垂成之功，败于一旦，制府杀我也！”

       愤怒之下的陈化成不禁高声大喊，一怒之下将自己的战刀砍在身边的石头上。

        老将陈化成眼看大好局面终因为将不能兵而功亏一篑，禁不住老泪纵横，在他看来自己本可以扭转战局，只是现实让他有一种无力回天之感。

        眼看战事已经无法扭转，陈化成将提督之印授予身边的千总官，命他送往松江府，自己则决心与阵地共存亡。于是八十余名士兵，挥舞着大刀竭尽全力向英军冲去。陈化成虽已负伤，但仍左手擎旗督战，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渐渐体力不支声音渐微。

        “尔毋畏，尔施枪炮。”

        这是陈化成留给世间的最后一句话。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八日（1842年6月16日），陈化成阵亡于吴淞宝山西炮台，终年六十六岁！

        陈化成阵亡后，其遗体被武进士刘国藏于芦苇之中，战争结束后收殓于嘉定城中，当时城中百姓纷纷奔走哭送祭奠。而这位抵抗英军的老将军也得到了对手的尊重，他们说：“不畏江南百万兵，只怕吴淞陈化成。”

        宝山东、西炮台全部失陷，吴淞口等于失去了重要防守屏障。道光皇帝得知消息后，急忙派遣参赞大臣赶赴江苏，同时命令耆[qí]英、伊里布奔赴上海，并加封刘允孝为江南提督，让这些人重整吴淞地区的军心，不要妄传宝山失守的消息，以免涣散军心。

        另外，道光皇帝还命令，将储藏在上海城内的军械器具等尽快转移，并一再谕令各地，不可与英军在海上交锋，如果迫不得已必须交战，也要将其引诱到岸上再设法歼灭。

        看得出来宝山一战后，道光皇帝已经将内心所隐藏的求和意向间接地表露出来。然而纵使道光有意停战，也派人前去稳定军心，吴淞地区的实际糟糕情况却远远超出了这位皇帝的想象。

        宝山战败后，上海地区闻讯大震，地方官自苏淞太道以下，相继弃城出逃，当地富户也大量逃亡，城内官员只剩下知县刘太斗、典史杨庆恩等人。之后的五月十一日（6月19日），英军由吴淞南下，另以九艘舰船顺黄浦江而上，从水陆两个方向进犯上海。登陆英军由新闸门直趋北门，知县刘光斗被迫逃离，而典史杨庆恩则自杀殉国。

        英军不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上海，随后就开始在城内四处劫掠。曹晟在《十三日备尝记》中，记录了亲身经历的英军抢劫的情况：

        十二日（6月20日）……有数洋人持械破门，入室倾箱倒篓，凡一切银钱首饰，细而软者，虽微必攫，迨抄掠毕，以刃加予颈，索蓄藏……

        洋人……捉民当差。凡运炮位火药及动用等物，一切抬杠劳务，悉驱百姓，无分僧道绅富，偶为所得，竟日夜不能脱，且有羁于船而不还者。

        事实上，英军当时的野蛮行为，就连英国人也不得不承认：军队不断地为所欲为，掠夺城市住宅，征召船夫劳力，酒后侮辱当地妇女，把住户抢掠一空，然后以火焚烧，很多城市居民逃亡外乡，使守军在城里，无法弄到给养。

        上海作为江南重镇，它的失陷意味着英军可以沿着运河一路北上，直逼北京朝廷。英军虽然在上海大肆劫掠，但并没有因为占据如此重镇而心满意足，他们始终记得对华动武的目的并不是要彻底占领这片古老的土地，而是要让大清帝国接受自己的全部要求。现在已经占据了可以直通北京朝廷的重镇，他们当然懂得如何利用这个便利条件，继续向清廷施压，于是在这种情况下，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最后一战—镇江之战就此开打。

6．镇江血战

        道光皇帝对江苏一带的防务早已关注，在战争连连失利的情况下，尤其是英军占领上海后，他对被称为漕粮通道要害的京口防务更为关注。当时京口重镇镇江城的防务是道光皇帝关注的重中之重，为了加强镇江的防御力量，道光皇帝同意将四百名青州兵移驻镇江城内。

        不过，道光皇帝同时也叮嘱京口官员，不要把希望寄托在从他省调运的兵员上，要就本地的守军情况加强防备英军，要激励本地民众共同防御，并在江河扼要处设防阻敌。同时谕令牛鉴，让其在沿江一带处处设防，并让奕经调拨六千士兵前往江苏进行堵防。

        英军既然已经占领上海，又可以通过水路直抵京师，所以可以利用这个便利条件，来恫吓身在北京的道光皇帝。他们也确实吓住了清政府高层的一些人，随之而来的就是妥协之风开始抬头。例如耆英就命令常熟、通州、江阴等地的州县官员为英军送去牛羊加以安抚，牛鉴也让沿江各州县，禁止对英军开炮。

        清政府的官员们对英开始妥协，但沿江民众则丝毫不妥协，他们自发组织起来反抗英军，使得英军进展比较缓慢。加上不熟悉航道，直到七月中旬，英军舰船才抵达镇江辖区的江面之上。

        直通京师的京口防线重镇镇江，进入了英国人的视野之中。

        镇江位于长江和运河的交汇处，是运河的咽喉，更是江宁地区的屏障、南北交通的要冲。镇江城地处长江南岸，西北有金山，东北有北固山、焦山、象山，地势十分险要，是大清帝国漕粮运输的中转站。

        英军占领上海后，道光皇帝就对镇江防务做出过明确指示：

        唯京口系各路汇总要道，该逆船只所必经，若将京口设法守住，自不至分窜各处，并直犯省城。”

        当时驻守京口地带的是副都统海龄。海龄是当时朝廷妥协之风抬头后，力主继续武力对抗英军的为数不多的将领。但他和奕山、奕经等人一样，并不是个将才，当英军第二次攻陷定海后，为了阻止英军继续深入内陆，他奏请沿海通商码头全部封闭，以绝英军登陆之地，这等于因噎废食，好在后来因为裕谦反对没有实现。

        综合起来看，镇江当时的防务力量相对比较薄弱，城内的一部分大炮因为支援吴淞前线而被抽调走，仅留下几门防守城池。但道光皇帝为了加强防守力量，先后调集四川提督齐慎和湖北提督刘允孝各自带领辖区的千余名士兵一起前往镇江协助防守，并指示牛鉴、齐慎、刘允孝等人要在当地积极招募乡勇，可以利用地形，对英军实施火攻。为了不使京口防务出现纰漏，道光皇帝还指示耆[qí]英，必须为镇江提供源源不断的保障措施，不要让该地区的防务出现各方面的缺失。

        事实上，如果当时驻防镇江的所有将领，全都按照道光皇帝的指示齐心协力去做，应该还是可以与英军掰一掰手腕的。但是，海龄决定采取闭城自守的策略，准备与英军打一场消耗战。

       海龄认为，闭城自守是抵抗英军、保住镇江的最好办法。闭城可以杜绝汉奸活动，但实际上也是禁止百姓出城，他的理由是：百姓不出城，城内消息传不出去，汉奸也进不来。这样可以防止内外勾结，即使城内混入汉奸，闭城可以使情报送不出去，也可以抓捕汉奸。为此，海龄下令，凡发现有陌生面孔、不同口音、形迹可疑者，要随时抓捕严惩。

        在海龄闭城自守的指导思想下，镇江城所有人不得出城一步，甚至将驻守在城外的四百名青州兵也撤进城内，分别驻守四个城楼，进而造成东码头至圌山一带设有炮位的地方，都成了无人防守的空炮位。

        海龄抗英的决心毋庸置疑，但他的闭城想法却是一种消极被动防守，不仅没达到巩固城池的目的，反而起了相反的作用。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1842年7月6日），英军六十余艘舰船，载兵一万余人驶离吴淞口，一路向西进犯。沿途经过的福山、圌[chuí]山等长江险隘处的炮台守军，因为兵力单薄，只是稍微抵抗，便放弃阵地逃走。六月七日（7月14日），英军摧毁圌山关炮台后，派测量船探航继续前进，三天后全部舰船抵达镇江江面，随即封锁瓜州运河北口，阻断清军北上的漕运通道。

        六月十四日（7月21日），英军开始对镇江发起进攻。当时参加攻打镇江的英军士兵将近七千人，他们被编为一、二、三旅和炮兵旅。其中担任主攻的是右翼，为英军一、三旅和炮兵旅，负责攻打镇江东北的清军，目的是牵制分散清军兵力，使清军不能彼此呼应。不过右翼英军真正投入实战后，并没有遇到清军抵抗，而是顺利地从金山登陆。

        顺利登陆后，英军第一旅直接到达清军山坡上的兵营，齐慎率领清军与英军展开激战，把总周兆熊亲自点燃大炮轰击英军，导致英军第一旅司令官阵亡。清军趁英军大乱之际顺势从山坡上压下，想要给予迎头痛击，英军眼见清军来势凶猛，便将舰船上的大炮推到岸边，向清军进行猛烈轰击。经过数小时的激战，清军终因英军火力威猛，又得不到增援，渐渐不支，最终撤出兵营，败退至新丰镇。

        与此同时，英军第二旅在北固山一带登岸，直插北门城下。三国时期吴国大臣鲁肃的坟墓就在此地。当地谚语曰：若要攻北门，须掘鲁肃坟。因为坟墓虽然在城外，但坟里有隧道直通城内。英军当时动用云梯攻城，遭到守城士兵的顽强抵抗，云梯全都被推了下去，有的清军甚至扭住英军一起滚下城墙。英军从正面攻城不下，便出重金雇用当地的“土棍”，在这些人的带领下由鲁肃坟墓内的隧道直接潜入城内。

        北门被攻破，英军立刻冲入城内，开始转向进攻西门。当时攻打西门的英军在大炮的掩护下，用炸药炸开了西门的外门，从北门攻进来的英军又将内城门打开，结果大队英军从西门而入。

        守城清军奋起抵抗，与英军在城内展开了激烈的巷战和肉搏战。青州兵素来以善战出名，每名士兵都挥舞着大刀向英军头上砍去。据《宣宗成皇帝实录》记载，当时的青州兵的状态是：

        奋勇格杀，至血积刀柄，滑不可握，犹大呼杀贼。犹复短兵相接，腾掷巷战，击毙贼且数十百人，直至全军尽溃，力不能支。

        从上述记载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战争的惨烈程度，当然也能看出清军的伤亡程度，问题的关键是，清军的抵抗不可谓不激烈，然而终因寡不敌众，没能守住镇江城。

        海龄眼见镇江城已不保，于是领军撤出城，在路过家门口时，其妻叮嘱他一定要身先士卒地督战，绝不能丢弃镇江城。为了断绝海龄的后顾之忧，其妻带着子女投入火中自尽。海龄悲愤交加，带领身边的四十多名士兵原路返回冲向英军，与之展开厮杀。随着英军越聚越多，海龄眼见不能取胜，又看到北门火势熊熊，于是也投入其中自杀殉国。

        我们这一节的标题是“镇江血战”，之所以说是血战，是因为除了海龄全家跳入火中以身殉国之外，许多士兵也都宁死不屈，有的杀死自己的妻儿，然后与英军士兵同归于尽；有的被多名英军士兵围住，却继续左拼右杀，直至被砍成肉泥。值得一提的是，镇江之战是英军在整个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投入兵力最多的一次，所付出的代价也最为惨重。依据英国政府在战后的统计数字，保守估计英军阵亡将官三人，伤十五人；士兵死亡三十一人，伤九十二人，失踪三人；海军阵亡将官一人，卫兵二人，伤将官四人，伤卫兵及水手十七人。累计死亡三十七人，伤一百二十八人，失踪三人。

        反观清军，阵亡官兵二百三十余人，伤二百六十三人，失踪一百五十六人。

        费正清先生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说，中国人虽然“惊慌失措，可是在实际战争中，他们的抵抗是很顽强的”。恩格斯在为美国《纽约时报论坛报》所写的一篇社论中，一方面热烈赞扬镇江守军的抵抗精神，另一方面也痛斥英军的残暴行为。恩格斯认为，驻守镇江的军事指挥官虽然不通兵法，可是士兵们却不缺少勇气，每个人都殊死搏杀，直至战斗到最后一人。

        恩格斯同时揭露了英军的报复行为，他说英军在镇江之战中，损失了一百多人，为了对此进行报复，在占领镇江之后，英军展开大肆屠杀。英军在作战时一直采取极端的残酷手段，这种手段和引起这次战争的走私贪欲是完全相符的，如果这些侵略者到处遭到与镇江同样的抵抗，他们绝对到不了南京。

        事实上，就连参战的英国军官，后来也回忆说：“在镇江，清军做了一次最为顽强的抵抗，他们寸土必争，因此每一个城角和炮眼都是短兵相接而攻陷的。”

        或许镇江之战让英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占领镇江后，就以极端的手段实行报复，可以说自鸦片战争开战以来，英军在镇江城里所做的一切最能暴露其殖民主义的强盗本性。镇江城破那一天，街道上到处布满了赤身散发的妇女尸体。次日英军就开始大规模的抢劫行为，全城商户无一幸免。英军大肆拆毁官署，并将俘虏的数百名清军士兵全部杀掉。据统计，城中仅投井及自缢的妇女就有将近百人，事后统计全城井内及空宅中的尸体有两千多具，而且骸骨混杂不清又凌乱不全。

        镇江之战打得惨烈，主将海龄并非帅才，镇江失陷他应该负首要责任。然而从当时两军的兵力、武器对比来看，清军可以说是以劣势的兵力，使用落后的武器，打出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最为悲壮的一战，海龄在镇江之战中的表现，也应该得到公正客观的评价。

        然而在海龄死后，朝廷却有人向道光皇帝揭发海龄，指责他闭城不战，是看重城内的金银财宝，想要据为己有。幸好道光皇帝并不糊涂，查明海龄是投火自尽身死，当即批示其“大节无亏”，下令在镇江当地为海龄专门建祠，并赐谥[shì]昭节，入京师昭忠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