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北归离别 第三十八章 最难风雨故人来（1）

◎代院长李济

1、胡适去世后，为使科学事业不致因巨星陨落而停滞，同时也尽快扫除密布于台岛学界心头的阴霾，台湾当局再度任命李济为“中央研究院”代院长。李推托一番，最后表示个人服从组织，拿起鸡毛掸子，把故院长胡适坐过的那把有些灰尘的椅子扫了扫，躬身坐了上去。

李济自1948年年底拒绝他的学生与陶孟和等人三番五次劝阻，毅然决然地押着他视若生命的国之重宝渡过波浪滔天的台湾海峡，毫发未损地在基隆港安全登陆后，国民党大势已去，兵败如山倒，一批批官僚、政客、奸商、投机分子、散兵游勇与流氓、乞丐等各色人物，像蝗虫一样嗡嗡叫着，蜂拥至这座孤悬于汪洋大海中呈烧烤地瓜状的岛屿。

2、因地小人多，时局混乱，来台人员大多无处安身。李济率领押船的部分史语所人员，勉强在台大医学院教室中搭个简单的床铺暂住下来。时台大教室少而简陋，其拥挤之状从石璋如回忆中可以见出：“人多的可以住一间教室，人少的就两家住一间教室，我就跟萧纶徽家共住一间教室。教室有前后二门，萧走前门，我走后门，两家中间用帐子拉起来隔开。公家只给一家做了一张方形大床，上头可以搁两张榻榻米，全家人就挤在一起，睡在上头。这就是我们的住。李济先生比我们早来一段时间，家眷多，也住在台大医学院。虽然我们到这里很苦，可是我们从基隆下船一早来到台大安顿行囊之后，休息到第二天，史语所三组的同人就在李济先生的带领下，步行到圆山作遗址调查去了。”[1]

3、在迁台的最初几年，尽管孤悬一岛，前程堪忧，李济曾有过“心情迷乱，考古兴趣伤失殆尽”[2]的情绪，但很快振作起来，并以一个国际级学者的风范和文化良知，重新投入到学术中去。除领导并参加了著名的圆山贝冢发掘，还参加了台中瑞岩泰雅族的体质人类学调查，组织对桃园尖山遗址发掘、环岛考古调查，整理安阳殷墟出土陶器、青铜器等事宜。再之后，李济率领一帮弟子开始对中国上古史展开研究。此时的李济与许多学者不同的是，他以一个杰出的人类学者的身份和地位，而不是以一个狭隘的考古专家的身份与角度，来观察上古人类活动与创造文明的历程与成果，充分展现了其在学术上的磅礴大气与深刻洞见。对于这段史实的考察研究以及最萦绕于心的问题，台湾大学为其重刊的文章中，李济以后记的形式做了如下说明：

4、治中国古代史的学者，同研究中国现代政治的学者一样，大概都已感觉到，中国人应该多多注意北方。忽略了政治的北方，结果是现在的灾难。忽略了历史的北方，我们的民族及文化的原始，仍沉没在“漆黑一团”的混沌境界。两千年来中国的史学家，上了秦始皇的一个大当，以为中国的文化及民族都是长城以南的事情；这是一件大大的错误，我们应该觉悟了！我们更老的老家—民族的兼文化的—除了中国本土以外，并在满洲、内蒙古、外蒙古以及西伯利亚一带，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的列祖列宗栖息坐卧的地方；到了秦始皇筑长城，才把这些地方永远断送给“异族”了。因此，现代人读到“相土烈烈，海外有截”一类的古史，反觉得新鲜，是出乎意料以外的事了。[3]

5、李济所说的“现在的灾难”，当是指晚清以后的军阀及蒋介石集团没有注重中国北部的经营，因而有了“外蒙古”在苏俄扶持下悍然独立，国民党受共产党军队的重击而败退台湾的事实。面对这一无法挽回的惨剧，李济以他非凡的识见告诉他的同行并附带警示逃亡台岛的政客们，越是在这样艰难困苦的境况中，作为具有思想的政界和学术中人，就越要把眼光放得长远与开阔，不要拘泥于一个小小的台湾岛或中国大陆，特别是“我们以研究中国古史学为职业的人们，应该有一句新的口号，即打倒以长城自封的中国文化观；用我们的眼睛、用我们的腿，到长城以北去找中国古代史的资料，那里有我们更老的老家”。如此的学术境界和气魄，如张光直所说：“除了个人的胸襟，更代表了在上古史研究中的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4]

6、1953年秋，李济在菲律宾举行的第八届太平洋科学会议上所做专题报告《安阳的发现对谱写中国可考历史新的首章的重要性》，文章再次指出：“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因而这片土地上无论发生什么变化都是大陆规模的。中国的文化和种族史的宏大堪与整个欧洲的文化和种族史相比拟。只有从这样的角度来观察，并以此为依据来研究，才能在中国古代史及其考古遗存的阐释上取得真正的进展。”[5]

对于李济思想所散发出的光芒，十年后，有个叫李敖的台大历史系毕业生，曾做了这样的评价：“在中国考古家由早到黑发掘古物的时候，没有人会想到这种‘无聊的’乌龟壳研究会有什么用，但是这三四十年来的古史研究，竟使我们发现我们民族的脐带究竟在什么地方，使我们民族的心胸遥远的跑到长城以北、玉门关以外，这对民族自信心的鼓舞，总比空头口号家的‘大哉中华’来得实际有效吧？”而“这种想象—一个以国家为基点的学术研究的想象，在中国学人中是凤毛麟角的，因为这需要一种博大的透视力、远景的描绘、计划的构想和对纯学术以外的热情。在这些条件上，李济是现存老一辈学人中比较接近的一个。

7、例如，他在四十年前就注意到中国民族的移动问题；三十九年前就注意到中国苦力的劳动量问题；三十八年前就注意到外人发掘古物必须留在中国的问题；二十九年前就注意到古物一律不得私人藏有的问题……这些观点和构想，都是很博大的，都是超乎一般普通学者教授们的‘管’见的。这些博大的观点，自然使具有它们的人，逐渐能从本行的专业，发衍为‘科学的东方学正统’，再从而在中国全面的有组织的推进科学思想，以使中国真正达成现代化”。[6]

在所有谬论充栋的李敖言论中，这段论述算是少有的人话。其实，早在1934年李济发表的《中国考古学之过去与未来》一文，就体现了这一思想脉络和文化识见，而李济作为大师之“大”，除了他对考古材料缜密的考证，主要还是体现在他的胸襟、学术眼光与对整个人类文明过去与未来的清醒认识。

8、在考古人类学领域，李济在初出茅庐，像“刚出笼的包子”满身热气腾腾地走入田野的时候，便极富创见性地提出了如下主张：

一、古物国有，任何私人不得私藏；

二、设立国家博物院，奖励科学发掘，并有系统地整理地下史料；

三、设立考古学系，训练考古人才。

为实践这三项主张，李济在清华国学院第一次田野考察发掘西阴村时，就做出了“古物国有”的示范性表率。从他涉足古物那一天始，直到去世，据他的同事、亲友及弟子们说，家中没有一件古物，晚年书房里只有五只木雕的猴子，这是因为李济属猴，在台北参加了一个猴属同乡会而特别制作的。生前藏有近二万册图书无一善本，死后分别捐赠给北京和台湾的科学、教育机构。[7]

9、有人认为李济正是为了实践他倡导的第二个主张，在史语所创办的早期，才积极协助傅斯年筹办中央博物院，并一度出任筹备处主任。只是其间遭逢八年抗战和颠沛流离，使这一理想未能充分实现。所幸的是，来到台湾后，他的第三个主张和理想得以顺利实施施，这便是创办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

初到台湾的李济在朱家骅、傅斯年等人支持下，克服种种困难与阻力，于1949年创办了台大考古人类学系，并于秋季正式招生。李氏除继续担任史语所考古组主任，还兼任该系系主任之职，并聘请史语所同人董作宾、芮逸夫、石璋如、凌纯声、高去寻等到该系任教。—这是中国科学界第一次在本国土地上把训练职业考古学家列入大学计划之内的典范，从而开创了大学教育体系设立考古专业的先河，为中国考古学继往开来做出了划时代贡献。尽管这一学科创办之初，限于当时的条件和大众对这一“乌龟壳研究会”和“刨（pao2）死人骨头”工作的陌生与偏见，招生很少，但总算为考古学的未来播下了种子。

10、当时除一个叫乔健的学生自动转系来到考古人类学系外，首届毕业生仅有李亦园、唐美君二人。第二届学生共招收三人，分别是张光直、林明汉、任先民。以后学生渐多，有许倬云、宋文熏、尹建中、连照美等。这些学生走出台大后，随着岁月的淘洗磨炼，大多数成为蜚声中外的考古人类学家。其中李亦园、张光直、许倬云等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

1954年，中国大陆以“汉字落后论”为前提，根据毛泽东在1951年所做“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的指示，延续了几千年的正体字全部废止，以拉丁化拼音文字取代正体字的声浪遍及宇内。这年9月22日，李济致信正在美国哈佛大学就读的张光直，说道：“中国学术在世界落后的程度，只有几个从事学术工作的人，方才真正的知道。我们这一民族，现在是既穷且愚，而又染了一种不可救药的、破落户的习惯，成天在那里摆架子，谈文化，向方块字‘拜拜’—这些并没有什么‘要不得’—真正‘要不得’的是以为天地之大，只有这些。”

11、又说：“但是，每一个中国人—我常如此想—对于纠正这一风气，都有一份责任。所以，每一个中国人，若是批评他所寄托的这一社会，必须连带地想到他自己的责任。据我个人的看法，中国民族以及中国文化的将来，要看我们能否培植一群努力做现代学术工作的人—真正求知识，求真理的人们，不仅工程师或医师。中国民族的禀赋，备有这一智慧。适当的发展，即可对现代科学工作作若干贡献。你们这一代是负有大使命的。我很高兴，有这一机缘帮助你走向学术的路径。”[8]这封切中时弊要害又情深意长的书信，凛然鲜明地凸现出李济的心胸与思想情怀，并直接影响了张光直的思想和学术追求，使他在现代科学的道路上奋力前行，终成世界级考古人类学一代巨擘。

就在李济写这封信的第二年，与其并驾齐驱的史语所元老董作宾离职赴港，过起了一种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另类”生活，而日后的人事纠葛与误会也由此而发。

◎郭沫若斥骂董作宾

12、董作宾于1948年底携家随史语所迁台后，继续从事甲骨文研究并兼任台大考古人类学系教授。傅斯年去世后，由董作宾接掌史语所所长一职。董氏上任后，仍像当年在李庄一样领导群贤闷头做自己分内的研究工作，对岛内的政治争斗与海峡两岸发生的政治事件并无兴趣。按董的说法，个人的存在和力量非常渺小，如原清华教授浦薛凤尝谓的“太虚空里一游尘”，或谓沧海一粟，特别是作为知识分子，还是埋头做点自己力所能及的实事为好。只是树欲静而风不止，董作宾欲躲在孤岛一角喝着南瓜盐煮稀饭做点乌龟壳的研究，但大海那边却又掀起狂风暴雨，有人趁机兴风作浪，向困厄于孤岛的董作宾等人袭来。

自1950年始，逐渐稳住阵脚的中共政权，出于一种政治需要，在掀起批判胡适运动的同时，号令留在大陆的一切人等，不论是工农商兵学，还是与国民党有过瓜葛的旧官员与已没有自由可言的原自由知识分子，都要接受马克思唯物主义辩证法和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社会发展史，即从猿到人、劳动创造人等新式理论的教育。

13、这个新式理论，具体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等五大社会发展阶段。每个在大陆地区红旗下讨生活的人，必须坚信这个社会发展演变模式，同时还必须坚信“资本主义一天天烂下去，社会主义一天天好起来”这一不容置疑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历史发展规律。对这一规律是否信服，成为检验“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的“分水岭和试金石”。—在这样一种社会政治风云鼓荡下，新成立不久的中国科学院，特别是下属研究人文历史科学的考古研究所，自然要站在时代大潮的前列，为这个发展规律推波助澜，使之一浪高过一浪，直至达到“无限风光在险峰”的奇效。

于是，在1951年那个乍暖还寒的春天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领导层，开始组织新老员工利用大块时间蹲在会议室开会，除批判胡适的言论，便是集体学习社会发展史，特别是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成为政治学习的文件。在不断深入学习讨论中，郭沫若的这部著作被誉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山之作”，作者也被加封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研究中国古代社会、中国古代史而作出了创造性贡献”的“第一人”。[9]按照郭氏以唯物史观弄出的古史体系，其结论为：

14、商代是金石并用的时代。那时候已经有了文字，但在形成途中，所以左右行不能确定，每个字可以正写反写，一个字也可以有几十种写法；生产以畜物为主，农业刚刚开始；社会形态是原始共产制氏族社会，以母系为中心，所以有“兄终弟及”、“先妣持祭”、“多父”、“多母”的制度。商代才是中国历史的真正起头。西周是由氏族社会转移到奴隶社会；春秋以后，又转入了封建制度；最近百年为资本制。与此相应的中国有三次社会革命。第一次奴隶制革命在殷周之际；第二次封建制革命在周秦之际；第三次资本制革命在清代末年。

据考古所当时参会的年轻研究人员石兴邦说：“大家讨论得很热烈，郭宝钧也参加讨论，写了一篇介绍殷墟人殉惨状的文章。这是说明殷代阶级压迫残酷性的好材料，在报上发表，引起学界的震惊和重视。可是他在文末写了两句很不合时宜的话‘事实至于遗存，推断敬俟卓识’。

15、意思是说，我只是报道事实，至于它的历史含义，还请高明的人来论断吧。这篇报道郭沫若先生看到后，如获至宝，因为是说明奴隶社会最有说服力的材料，却对文末的两句结语做了严厉的批评。说他是抱着金饭碗讨饭吃。郭老对此批评很不满意。其后，在思想改造的会议上，不无怨尤地说了几次。从他的言谈之间，可以体会到，他对殉人的历史含义，不一定看做是奴隶社会的证迹，对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种种论述和新事物，在他思想上还没有准备，这与他过去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整个学术气氛和环境以及受到的影响是相联系的。”[10]

早在1945年，郭沫若于重庆出版他的史学大作《十批判书》时（南按：即“文革”时期毛泽东警告郭“劝君少骂秦始皇……十批不是好文章”之《十批》），曾在后记中写道：“在科学方法之外，我也接近了近代的文学、哲学和社会科学。尤其辩证唯物论给了我精神上的启蒙，我从学习着使用这个钥匙，才认真把人生和学问上的无门关参破了。我才真明白了做人和做学问的意义。”

16、又说：“我比较胆大，对于新史学阵营里的多数朋友每每提出了相反的意见。我坚持着殷、周是奴隶社会，重新提出了更多的证据和说明。”[11]—这个时候的郭沫若尚能对不同意见有所容忍并设法重新提出更多的证据和说明，以表示自己的谦虚和创立的学说并非铁板一块，牢不可破。而对傅斯年、李济、董作宾等史语所人员也颇为尊重。抗战胜利后，在史语所大队人马复员之前，傅斯年、李济等几位大腕因经常到南京洽公，顺便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修理完工的房子里小住。就在这个短暂的历史空隙，作为国共之外的第三方代表应邀到南京参加促进国共和谈座谈会的郭沫若，来到了史语所战后重修的房舍参观并得以与傅、李等人相会。对于这段经历，郭沫若有如下一段回忆：

历史语言研究所在中央研究院的最后一进。因为今天是做三分之一的主人，在两点半钟的时候我提前赶到了。

17、研究所正在修缮，在装门上的花格，漆楼梯上的栏杆。我在杂沓中被领导着上楼，而傅孟真先生却打着赤膊刚好从左手最末一间的后房中走出。手里拿着一把蒲葵扇，和他有点发福的身子两相辉映，很有点像八仙里面的韩钟离。这不拘形迹的姿态我很喜欢，但他一看见我，发出了一声表示欢迎的惊讶之后，略一踌躇又折回后房里去了。他是转去披上了一件汗衫出来。

——何必拘形迹呢？打赤膊不正好？我向他抱歉。

孟真只是笑着他那有点孩子味的天真的笑。他只连连地说：还早还早，他们都还没有来，我引你去见济之。

济之就是李济博士的表字，他是在安阳小屯发掘殷墟的主将。前一向在报上看见他到日本去清理古物去了，当然他是才从日本回了国的。

18、毕竟是搞学问的人又另外是一种味道。穿过廊道在东头的一间相当宽敞的后房里面见到济之先生。另外还有两位学者也经过介绍，可惜我的耳朵背，没有听出是谁。济之先生的上身穿的是一件已经变成灰色的白卫生衣，背上和肘拐上都有好几个窟窿。不知怎的，我就好像遇见了亲人一样。我接触了我们中国的光荣的一面，比起那些穿卡几服，拴玻璃带的党国要人确实是更要发亮一些……[12]

主宾见面小叙，经李济引领，郭沫若参观了少部分安阳发掘的古物并做了简单的学术交流。

从郭沫若的这段回忆看，他与傅斯年似是在重庆期间早已见面并有所交往，而与李济在重庆时相识且有较深的友谊，故有了郭沫若在见到李济之后产生了“像遇见了亲人一样”的感觉，同时从对方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光荣的一面”，只是这“发亮”的“光荣的一面”转瞬即逝。随着政治风云突变和史语所人员流亡台湾孤岛，在郭氏眼中，李济与傅斯年连同董作宾等人也随之变成“黑暗”的或者是“中国的耻辱”的一面了。

19、1950年，郭沫若为《十批判书》改版，于这年的2月17日，专门写了一篇《蜥蜴的残梦》，公开向史语所的李济、董作宾等人发难，内中说道：“前中央研究院在安阳小屯及侯家庄曾发掘到殷代宫殿遗址及殷王陵墓，均以大量的活人埋藏于地以供地下的保卫。以墓而言，一墓的殉葬者多至三四百人。这是前史所未有的。《史记·秦本纪》载秦武公殉葬者六十六人，秦穆公殉葬者一百七十七人，比起来已大有逊色。二十多年前在中东所发掘的古代巴比伦的乌尔王墓，仅仅五十九人殉葬而震动了全世界的，更是小巫见大巫了。这样大规模的用人遗迹，自然是奴隶制的铁证。这些资料都不曾发表，遗物已全部搬往台湾，一时无由考见……”又说：“应该感谢郭宝钧先生，他所提供的这项材料是非常重要的。关于殷代的社会制度，好些朋友一直到现在都还采取着很慎重的态度，不敢断定为奴隶社会。有了这项资料，我认为是毫无可怀疑的余地了。以前搞田野考古的人大抵缺乏社会发展史的知识，有的人更根本不相信社会发展史的阶级划分，故他们对于这些史料不加重视，或则兢兢于古器物尺度轻重的校量，或则根据后来的历法推谱所谓‘殷历’，真可以说是捧着金饭碗讨饭了。”[13]

20、郭沫若文中所说的“古器物校量”，喻指李济和他的弟子吴金鼎等人的所作所为，这一派学者在抗战流亡的昆明、李庄时期，曾对出土陶器、青铜器等做过详细的丈量，并称其重量，划分类型类别等，这在郭沫若看来属烦琐考证，后考古界专门组织力量批判过所谓的“烦琐考证”，意在消除李济为代表的考古派的“流毒”。所谓殷历的“推谱”自然是指董作宾。董在李庄时，根据殷墟甲骨文透露的信息所完成的皇皇大著《殷历谱》，已广为学界所知并大受推崇，包括时在成都燕京大学任教的陈寅恪。而傅斯年所言，“今彦堂之书，无类书之习，绝教条之科，尽可见之卜辞而安排之，若合符然，其工夫有若门德勒也夫（即门捷列夫）之始为原子周期表，而其事尤繁矣”，[14]即指该著。继《殷历谱》出版之后，董作宾在李庄与屈万里又编成《殷墟文字甲编》，1947年，董作宾赴美国芝加哥大学讲学，其间写就一篇《自序》，内中曾针对郭沫若抗战胜利前后的历史观点提出了不同的见解，明确反对殷代是奴隶社会的说法。其中一段说道：

21、殷代不是创造文字的时代，我们就不能根据甲骨文字来研究殷代的社会背景。……我们不能据字形说“民”是刺瞎眼睛，“臣”是俯首听命，民与臣是奴隶，殷代的臣民也就是奴隶，因而断定殷代是奴隶社会。这是很有问题的。臣、民两字，创造时的用意是否就是如此？即使如此，是否又经过了假借？而殷代的人民，也称“人”，也称“众”；众是一块地方，下有三人，又何尝有奴隶的痕迹呢？[15]

董的观点有无道理，在为期三年的时间里，郭沫若一直没有做过回应。到了董氏流亡台湾，郭沫若以新朝命官登上政治舞台威势，突然拔剑出鞘，以锐利的剑锋，开始对董作宾进行反击，文中说道：“虽然承蒙董先生没有直接指出我的名姓，但这指责的是我，那倒毫无问题。但可惜董先生的关门主义关到了家。他虽然也在参加殷墟的发掘，而且在发掘着一个典型的奴隶社会，而他却找不出‘奴隶的痕迹’，实在也是值得同情的。”

22、又说：“董作宾却仅仅抓到一两个字，根据自己的敌忾来随便逻辑一下，便想把臣民是奴隶的本质否定了，把殷代是奴隶社会的说法否定了。这根本就不是学者的态度。就是这种非学者的态度，逼得他在今天跑到台湾去准备殉葬，这一层，我倒是能够充分理解的。”[16]

接下来，郭沫若以爷爷教训孙子的口吻斥责道：“谁叫你要在它身上去找‘奴隶的痕迹’？不逻辑竟到了这样的地步！老实说，做学问的人是不能够这样的，一定要虚心，要把别人的著述先作适量的体会，从全面来了解别人，然后才能进行批判。不懂就不要假充内行。假充内行的结果，只是表示自己的无知。单纯的无知倒还可以救药，只要虚心地多读书，改正一下头脑，知识倒也会积蓄得起来的。假使在无知之中再加上敌忾，敌忾而且很强，巍巍乎俨然一个大权威那样，是的，那才是‘很有问题’的！在今天看来，殷、周是奴隶社会的说法，就我所已曾接触过的资料看来，的确是铁案难移。”[17]

23、最后，郭沫若以恐龙与蜥蜴做比喻，谓原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以李济、董作宾为代表的旧的、资产阶级学者们的“时代老早就过去了，这和爬虫时代一去不复返一样”[18]。

郭氏的战斗檄文虽没有毛泽东后来出版的“雄文四卷”（郭沫若语）威力巨大，但同样在社会特别是学术界引起了强烈震动。于是，天下士林闻风而动，借机赋诗撰歌以迎合其趣味者纷至沓来。其声之远播，其势之喧腾，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学界文人中鲜有其匹。更有好事者如中科院考古所的殷涤非等人，将郭董二氏相提并论，说道，“郭沫若院长的论述之所以正确，就因为郭院长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指导下，是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上进行考古研究的。……而董作宾与此完全相反，他只是‘准备殉葬’”，所以是腐朽和荒谬的。[19]中科院历史研究所的李学勤或许出于压力，或许是自愿，在听从郭老热切召唤的同时，开始对董作宾连同死去的罗振玉等人开起火来，谓：

24、“甲骨研究虽然有了半个世纪以上的历史，但是由于罗振玉等封建学者和董作宾之流资产阶级学者长期把持垄断，阻碍了这项科学的发展”。“董作宾和他的徒裔，追随着胡适的方向，提倡无用的烦琐考证”。“这些资产阶级学者，就是在甲骨史料的编纂上，实际也没有作出多大的贡献。他们斤斤计较的不过是点滴孤立的一字一义，或者是荒诞无稽的所谓‘殷历谱’；对于殷代社会，甚至殷代的历史事件，他们是完全茫然无知的”。又说：“真正的甲骨学是郭沫若先生建立起来的。由于郭沫若先生等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辛勤工作，才使我们对殷代史有了一定的认识。”因此，目前在甲骨学领域内，“也必须迅速而彻底地拔除白旗，高举红旗，向资产阶级学术路线作毫不假惜的斗争”。李氏在文中附带地指责了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征人方历程基本上是抄袭了董作宾说法，并断言董作宾、陈梦家对这一组征人方卜辞的时代和地理的考证“是完全错误的”。[20]

25、在一连串的枪炮声中，董作宾与他的徒子徒孙成了“荒诞无稽”的丘八，尊敬的郭老成了甲骨学界的开山鼻祖与永世飘扬的伟大旗手。与此相关的“殷墟的殉葬者是奴隶，商、周是奴隶社会”这一“铁案”，在大中小学生教科书中连篇累牍地大规模出现，郭氏之说遂成为牢不可破的生铁铸成的坚硬的历史文化瑰宝，大有撼山易，撼郭氏“铁案”难之威势。

就在“铁案如山”，撼郭氏理论势如登天之时，也有几个不识时务的刺头，或称长着“花岗岩脑袋”者，如同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孙悟空，总是缩在山中伸头露头，不时地呼喊叫唤几声，以示挣扎抗争。与吴金鼎同出生于山东安丘县景芝镇，且两家只有一河之隔，抗战前就读于清华外语系，时为中科院编译局编译员的赵俪生，受家乡绿林豪杰行侠仗义等英雄业绩熏陶和影响，面对郭沫若的霸气与虚妄，不免动起了肝火，欲与郭氏叫上一板儿。

26、赵俪生晚年有一部叫作《篱槿堂自叙》的回忆录，此书以通篇短小精悍的文章，回忆了与他交往的人与事。在述及郭沫若时，先是说自己因为郭沫若拍着桌子训斥陶孟和而看不下去，便给《人民日报》写信反映情况。为此事，不明就里的赵俪生差点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未久，与郭沫若叫板儿正式开始。赵俪生在文中说：

另一场冲突是为了我请他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蜥蜴的残梦》，文中不点名的骂了董作宾和郭宝钧，说这样的人只好到台湾去“殉葬”。这一下，我们犯难了，董是去了台湾，骂他“殉葬”关系不大，可郭还在考古所任研究员，这样骂合适吗？我就问能否改一下？郭沫若很不客气的说，“你们嫌不好，给我拿回来，别的报刊会要的！”没有别的办法，“原样照登”就是了。我的气越憋越厉害，当时才三十二三岁，火气盛，就接连写了三封信：辞职！当然，郭沫若也不是吃素的，叫人交给我一张便条：“编译局编译赵俪生三次请辞，碍难再留，应予照准。郭沫若”。这样，我这一辈子跟“创造社”的两员主将各碰了一下，但都是以鄙人的失败而告终。我失败了，但精神是愉快的。[21]

27、不知天高地厚的赵俪生在“人民专政”的新时代，居然胆敢跟当朝一品大员叫板儿滋事，其结果像他的家乡大多数绿林英雄一样，最后以失败而告终，卷起铺盖灰头土脸地走人。赵离开中科院编译局，先是任教山东大学，后调偏远的兰州大学。1957年全国“反右”中，赵被山东大学揪回批斗，并打成“极右分子”。“文革”中赵被下放到河西走廊的山丹县校办农场劳改。他的二女儿赵纪，一个品学兼优的高三学生，因饥饿难忍和她的一位女同学为采摘野菜充饥，双双坠崖殒命。赵俪生经历了九死一生，总算活了下来。

郭沫若的讨伐檄文被憋着一肚子气的赵俪生“原样照登”之后，很快被《人民日报》等报刊转载，引得四方震动，八面呼应。在这股声势下，又渡洋过海传到了日本和澳大利亚，再由日本学者辗转传到台湾。董作宾、李济等人闻知，在震惊之余嗤之以鼻，开始组织力量绝地反击。除朱家骅组织人力撰写文章外，1954年，董作宾在“联合国中国同志会”第100次座谈会上，做了题为《殷历谱的自我检讨》的讲演，其中对郭沫若的痛斥做了回击。董说：

28、最近看见澳国一位汉学家拜纳氏所携来的《奴隶制时代》，载有郭沫若在一九五〇年所写的一篇叫做《蜥蜴的残梦》，中间骂到我的《殷历谱》，说：以前搞考古的人，大抵缺乏社会发展史的知识……他不懂我的《殷历谱》，这是当然的。记得在三十四年，傅孟真先生送给他一部《殷历谱》之后，他写信给我，说“惜尚未能过细拜读”。我想他不但那时没有过细看，直到现在也不曾看过；就是看了，也不一定会了解的。因为他只接受了“断代研究法”，只走过第一步。抗战期间，他已舍弃了金文甲骨之学。……到此时我才明白，陈梦家为什么在一九五一年写《甲骨断代学》的时候只抄我的祀典，不敢谈历法。这样也好，算是给他一个藏拙的机会。[22]

许多年后，石璋如对此事仍念念不忘，石氏说道：“他（郭沫若）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论断殷代是奴隶社会，也就认为殷墓的殉葬者都是奴隶。可是后来田野考古的资料多了，此说法就值得商榷，但是那是过去的事了。我作殷墟C区的墓葬群，那里的殉葬者就不是奴隶，而是军队，是有不同的。他被中共捧得很高，成为独一无二的人物，他曾说迁到台湾的史语所研究人员是‘拿着金饭碗讨饭吃’等等。”[23]石璋如显然对郭氏的理论表示不满，但就石氏本人一辈子老实巴交的性格而言，没有过分地讥讽斥骂。

29、以郭沫若的战斗檄文发表为标志，董作宾与郭沫若之间的交往与友谊彻底断绝，以后再也没有发生过联系。1953年，董作宾编著的《殷墟文字乙编》下辑在台湾出版，该书著录甲骨文2833片，并收录了殷墟第13次发掘著名的YH127坑的大批完整材料，学术价值极其重要。该著传到大陆后，郭沫若如获珍宝，立即指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翻印出版，并亲自为之撰写了后记，但对编著者董作宾避而不谈。偶尔谈到董作宾并在后来被外界所知的一次，是郭沫若致原中央研究院人文和社会科学组院士，时任湖南大学文学院院长的著名语言文字学家杨树达的信函，此时郭氏的口气与几年前已有了巨大变化。1953年9月23日，杨树达在日记中写道：

郭沫若来书……云董某妄人，其说未可尽信。记《卜辞通纂》曾言读董氏断代研究例，拍案叫绝，今乃斥为妄人，鼎堂真妙人哉！[24]

30、当杨树达接看郭沫若信时，这位与毛泽东私宜甚重，且不断书信往来的杨老先生大概尚未意识到，既然董作宾已流亡台海孤岛“殉葬”，著名的乌龟壳—“大龟四版”已用之完毕，“鸿蒙”已被凿破，眼下已是江山易主，主客颠倒，“拍案叫绝”的时代已成过去，历史的进程自然要换作“拍案叫骂”的时代了。深受辩证唯物论精神启蒙，并“真明白了做人和做学问的意义”，天降大任于是人，舍我其谁的郭鼎堂君，焉能不成为一个颜色突变的“妙人”哉？

国共两党分别控制台湾与大陆之后，台湾的知识分子在渐趋稳定的政治环境中，开始写一些回忆与总结性文章，而大陆知识界在连绵的政治风暴中，也在鸿篇巨制地书写思想汇报与政治检查。二者的不同正如美籍华人史家唐德刚所言：“台湾学者是唱戏抱屁股—自捧自；而大陆学界则是对着镜子喊王八—自骂自。”[25]此谓话糙理不糙，一针见血。

31、1966年4月1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扩大会议在京举行，时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郭沫若，在听了文化部副部长石西民所做《关于社会主义文化革命》报告后，曾痛心疾首地检讨并当场宣布说：“几十年来，（我）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学好毛主席思想，没有用毛主席思想来武装自己，所以，阶级观点有时候很模糊”，因而，就应该全部烧掉。最后，郭氏“很惭愧”地说：“事实上很多农民学毛主席著作比我们任何人学得都好，比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学得好得多。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夸夸其谈的什么哲学家、史学家、什么家，简直不成家”，[26]可谓狗屁不如。

32、郭氏一番自我作践并把自己当成一个地地道道“小贱人”的发言，通过媒体辗转传到台湾后，再度引起了学术界震动，许多学人为之摇头叹息。此时“妄人”董作宾已死，无力再做评论和摇头叹气了，而尚活在人间的李济则于愠怒中提出了公开批评，认为郭是个“才子”，“天分很高”，但是“没有自信”，之所以没有自信，是由于在做学问上缺乏“自约”的精神。[27]后来李济给郭氏的为人为学做了一个总结式的评价：“郭是一个天分很高的才子，可惜就是没有骨头”云云。[28]

启下：南渡北归离别 第三十八章 最难风雨故人来（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