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家庭

明中叶四位庶吉士的读书生活

1.

明代中期有四个庶吉士出身的官员，官至尚书、大学士，为一时名相。他们青少年时代都有刻苦学习的生活经历，也以所读经书对人的规范立身行事，有的一度以写作维持生计，这四个人是丘浚、刘健、李东阳和刘大夏。

丘浚（1420～1495），字仲深，谥文庄，广东琼山人，幼年没了父亲，跟从母亲李氏学文化，由于用心读书和天资聪明，凡过目的书就能背诵出来。在求学时家庭经济状况不好，没有什么书可读，于是向人家借阅，有时为了要读某一种书，行走几百里去借书，不达到目的决不罢休。功夫不负苦心人，终于学有所成，考中广东第一名举人。景泰五年（1454）成进士，入翰林院为庶吉士，经过三年的学习，留在院里为编修，从事文字工作，等于是边工作边学习，于是对明朝的历史与政事非常熟悉（《明史·丘浚传》）。

2.

刘健（1433～1526），字希贤，谥文正，河南洛阳人，父亲刘亮是县教谕，有学识，刘健好学有家传的因素。他在年轻时与同乡阎禹锡等交游，阎是明代著名理学家薛瑄的弟子，所以在思想上受到薛瑄的影响。天顺四年（1460）中进士，选为庶吉士，学成为翰林院编修。刘健为了多读书，珍惜时间，不同人作无谓的往来，由于不懂得社交，被人看作是不随和的人（《明史》）。

李东阳（1447～1516），字宾之，谥文正。幼小学习，四岁就能写出一尺大的字，明景帝听说这个奇事，召他进宫，见他写得好，很高兴地把他抱着坐在膝上。后来景帝又两次召见他，听他讲《尚书》的大意，很合景帝的意思，让他进国子监学习。李东阳早学早熟，天顺八年（1464）18岁时中进士，点为庶吉士，散馆后与丘浚、刘健一样成为翰林院编修（《明史》）。

3.

刘大夏（1436～1516），字时雍，谥忠宣，湖南华容人，父亲刘仁宅是举人。大夏20岁中解元，与李东阳是同年进士，选庶吉士，学习结束，经考核，也应该留在翰林院为编修，但他乐意从事行政事务，经过再试合格，出任兵部职方司主事（《明史·刘大夏传》）。

这几位庶吉士不仅在青年时代，而且做官以后，直到晚年，读书生活都始终不变。丘浚阅读用目力太勤，到老年依旧嗜学如命，致使右眼失明，但也没有停止阅览。李东阳善于写篆书、隶书，诗文也做得好，作品流传到域外。暮年致仕家居，经济也不宽裕，请他写字的、作诗文的接踵而至，他遂以润笔补助生活。每当写作，他的夫人帮助铺纸、研墨，一天夫人已拿好纸笔，李东阳表示疲倦，不想写了，夫人说：假使今日请客，桌上没有鱼肉可以吗？李东阳想到生活，于是愉快地写起来。

4.

四位学人读儒家的书，以其观点作为自己的世界观，作为做人、做臣的准则。刘健、刘大夏都经历了明武宗荒唐、刘瑾用事的时代，他们都忠于臣职，规谏武宗，反对刘瑾。如刘健上书，引朱熹的话：“一日立乎其位，则一日业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则不敢一日立乎其位。”表示在其位就要谋其政，因此就要反对刘瑾专擅，且不怕丢官去职。刘大夏曾经说：“居官以正己为先，不当独戒利，亦当远名。”又说：“人生盖棺论定，一日未死，即一日懮责未已。”正己不仅不图利，连名也不枉图，而且要一贯如此。他们为公事，往往把自身利害置之度外，敢作敢为，不谋私利，看下述数事即可知我们说的不荒谬了。

5.

丘浚以翰林院侍讲参加《英宗实录》的修撰，当写到兵部尚书于谦之死问题时，有人要按照当时定的图谋不轨的罪名来写，丘浚不同意，认为要不是于谦守卫北京，大明江山可能都保不住了，这个功绩不可磨灭。夺门之变时说他谋反，现在时间过去了，我们看清楚了，不是那么回事，对他的诬陷不能不给洗刷。杀于谦是英宗复辟的需要，英宗才死不久，丘浚就敢于直言，是冒着较大风险的，可见他是正直的，因而不计个人利害。

刘健和另一位大学士谢迁与宦官刘瑾作斗争，坚决要求诛杀刘瑾等八人，没有成功，致仕回籍，又遭迫害，削籍为民，毫不后悔。临终遗表，规劝新皇帝明世宗“正身勤学，亲贤远佞”，要求国君勤政学习，做儒家规范的明君。

6.

明宪宗时有人提出恢复郑和下西洋的事业，皇帝向兵部索取下西洋图。刘大夏正任兵部郎中，掌管地图，他认为郑和下西洋耗费钱粮太多，死伤的军民也多，得到的珍宝对国家没有什么用处，反对再为找宝出洋，于是把地图藏匿起来，不让宪宗看（《殊域周谘录·古里》）。类似郑和下西洋的事在当时根本不可能再进行，刘大夏的反对，表明他有胆有识。

能正己的人少谋私利，刘大夏因反对宦官被抄家，发配边疆。他位至兵部尚书，在任时不替子孙请求恩荫，到遣戍时，只带着一个仆人上路。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叫子孙跟着去，他说当初不给他们乞求恩泽，今日也不连累他们去受苦。对子孙，要求他们凭个人本事吃饭，不用祖上的遗产毁害他们。认识这一点似乎不难，真正实践了，就非常不容易。

7.

为了正己，刘大夏能官能民。致仕归里，在菜园中劳动，当遣戍的命令下达时，他正在园中锄草。待到发配归来，又事农耕。他有个门生当了巡抚，赴任时特地绕道看望老师，在路上遇到一个耕地的老头，就问刘尚书的家，老人把他领到刘家堂屋，才承认自己就是刘某，原来师生多年不见，不认识了。刘大夏以躬耕安度了晚年。

这几个庶吉士由于长期笔耕，多有文字留下来。刘大夏撰有《刘忠宣公集》、《东山诗集》。李东阳着的是《怀麓堂诗稿》、《诗后稿》、《文稿》、《后稿》、《诗文续稿》和《西涯拟古乐府》。丘浚作有《琼台诗文会稿重编》、《丘文庄公集》、《大学衍义补》。这是他们读书学习的成果，也是他们学习生活的反映。

8.

除刘大夏是尚书，丘浚、李东阳、刘健均是大学士，后者还是首辅。他们不仅官位高，更重要的是有一些政绩，有著述，在明中叶，都是人才。他们的成就同学习有很大关系，他们都是科甲出身，且进士之后又做了庶吉士，可以说是研究院毕业生。从他们的经历说明，高层次的学习，就社会需要讲是完全必要的，就个人提高讲也是如此。庶吉士制度在明朝形成，清朝继续实行。明清鼎甲进士入翰林院做修撰、编修，政府又在二、三甲中挑选年轻的，或中年进士中文学优等的，或善于书写的做庶吉士，边学习，边参加翰林院所管的编纂工作，三年后经过散馆考试，一部分留在翰林院，另一部分到各行政衙门。

9.

明清两代的大学士相当一部分出身于翰林院，其中不乏庶吉士，翰林院成为培养人才和储备人才的地方。历史事实证明庶吉士这一学历段对高级人才的培养很有必要。

儒家所讲的做人准则，大多数读书人并不遵行，但也确有少数人认真实践，丘浚等人基本上属于后一类型。他们熟知儒家经典，信奉忠臣观念，正人与小人的是非观念分明，愿做君子之儒，不做势利小人。在这里，讲信义，不阿附，这种品格是值得赞许的。儒家所宣扬的道德信条人们可以有不同看法，不过主张做正直的人的观念无论如何需要肯定。

婚姻家庭

杨继盛的家庭生活

10.

杨继盛，号椒山，明武宗正德十一年（1516）生，河北容城人。明世宗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官兵部员外郎。大将军咸宁侯仇鸾在与蒙古瓦剌部关系中怯懦主和，杨继盛上书反对，被下诏狱，贬为狄道典史。仇鸾势败后，杨回到兵部任职，又上书指责权相严嵩的弄权，再次下诏狱，于三十四年（1555）被处死，时年40岁。明穆宗继位，给予“忠愍”谥号。杨继盛受刑前夕，分别给妻张贞，子应尾、应箕写遗言，后世顾鈃把它以《杨忠愍公遗笔》为名刊露，后被收入《学海类编》丛书中。《明史》、《明书》均有杨继盛的传记。这些记载向我们展示了杨继盛的部分家庭生活情况。

11.

杨继盛少年时代家境清贫，父亲杨富，母亲曹氏。7岁时母亲亡故，父亲的妾陈氏虐待他，让他放牛，所以他自幼就独立处理与家里人的关系。继盛看到邻居家的孩子在学塾读书，非常羡慕，回家向同胞长兄继昌要求学习，哥哥说你这么小，读书做什么，表示反对。继盛说我年岁小可以放牛，就不能读书？继昌听了觉得有理，把弟弟的愿望向父亲反映了，杨富答应他的请求。于是继盛一边放牛，一边读书，到13岁时全力学习，18岁中秀才，以后借住僧房继续攻读。有一年继昌得了瘟疫，继盛听说赶回家中侍候，日夜不寐，使兄康复。

12.

嘉靖十九年（1540）继盛中举人，次年会试落第，入国子监进修，需要家庭供给生活费。继昌认为不能白白养活弟弟，也不同继盛协商，就给弟媳张贞八石谷和一片土地，算作分家的财产，继盛夫妇没有怨言地接受了。继盛在京边读书边坐馆教学，有了收入，张贞在乡生产也获得丰收。继盛回到家乡请姻亲吃饭，乘机向继昌敬酒，说我当初默认析产，是怕我的学习费用连累长兄，现在我有余钱，可以补助家用，请哥哥允许我和你一起生活。继昌听了很惭愧，同意了他的要求。继盛又拿出13两银子捐给政府作边疆经费，使继昌得到教官的荣誉。继盛给妻子遗言，说哥哥不懂多少道理，也没有坏心眼，只是爱占小便宜，你要让着他，他自然高兴了，表明至死惦记着长兄。

13.

妻子张贞，勤劳治家，体贴丈夫。继盛被贬狄道，张贞跟随赴任。当地文化不发展，继盛想兴办学校，没有经费，遂卖了自己的乘骑，钱还不够，获得张贞的同意，变卖了她的服饰，买田收租，作学校的经费，可见在事业上夫妻观点一致。继盛考虑弹劾严嵩时，自言自语我怎样报答天子的隆恩呢？张贞听到，笑着说：看你这样子，该退职返里了。继盛问这话是什么意思，她说一个仇鸾差点没有把你陷害死，现在严嵩父子比仇鸾奸恶百倍，这种现实怎容你报答天子，所以不如回老家。继盛从张贞话中得到启发，决心参劾严嵩以报国。不幸的是如张贞所料，继盛又一次被投入监牢，判处死刑。张贞痛惜丈夫，向朝廷上书，为继盛鸣冤，同时要求以自身代替丈夫服刑。

14.

她爱护丈夫胜过自己的生命，继盛同样热爱妻子，深深地了解她的为人。遗言说妻子聪明懂道理，但性子刚烈，要求她抚养好儿子，保持家庭，千万不要因夫妻感情重，做出殉死的事来。在遗言中告诫儿子，要孝顺母亲，“凡事依她”，对妻子的后事作了安排，也是绻绻于夫妻之情。继盛有妾，叫二贞，没有生养过，继盛入监三年，二贞吃斋诵经，给继盛祈福。继盛告诉张贞，在他死后，因二贞年轻，让她嫁人，她的衣服首饰都给她带走，不要让她守寡。他这样对待妾还是通情达理的，少见的。

15.

继盛对两个儿子在遗言中表示出他的爱护态度，要他们兄弟和睦，不分家，特别指出小儿子性情暴躁，让大儿子看在父亲分上原谅他，同时要求老二敬重哥哥。两人如有解不开的事，要请亲戚和解，万万不许打官司。如果在哪一方面违背他的教导，继盛表示在九泉之下也要摆布儿子，以警告他们。继盛是把他处理兄弟关系的原则，传给儿子们。

继盛有个女儿，比儿子大，已出嫁，他要求儿子，姐姐将来富贵便罢，若贫穷一定要周济，你们母亲要给她东西，不许阻拦，表示对女儿的眷念。

继盛有同母所生的二姐、四姐，婆家都穷，继盛要求张贞和儿子们对她们予以照顾。对庶母所生的五姐、六姐，也要有所顾恤。

继盛的大伯有四个孙子，继盛获罪，大伯并不关切，他的孙子也以冷淡态度对待。但是继盛认为这四个堂侄都是知好歹的人，对自己不关心，不能责怪他们，所以要求儿子在祀产没有分净的地方，他们要占便宜就让他们占，不必认真计较，免得让外族人看笑话。

16.

对于奴仆，继盛分别对待。有个叫杨应民的，是小时买来的，连姓可能都是随的主家的，相处多年，有感情。继盛遗言妻儿，将来给他50亩地，一所住宅，让他给杨家看坟山，如果他私积钱财，房子和地都不给他。另有一个叫麹钺，是用四两银子买来的，继盛遗言他若守奴才本分，给他20亩地，一所小房，如果要求离开杨家，就以他的卖身价向他要利息，一两银子一年六钱利，年年算下来，他就赎不了身了，这样做是免得其他奴仆跟着学。还有奴仆福寿儿、甲首儿、杨爱儿侍候继盛于监狱中，有共患难的情谊，以后每人给田20亩，小房一所，都要在坟山附近的，让他们看坟。田地只许他们耕种，不许可出卖。即他们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也不用向主人交地租。

17.

杨继盛完全按照父为子纲、夫为妻纲、长幼有序的家庭伦理来处理家内人际关系，是真正实践兄友弟恭、夫唱妇随、父慈子孝、和睦亲族、善待奴仆的人，他的家庭生活有和谐的方面，这是由卑幼、妻子、奴仆敬奉尊长、丈夫、主人造成的，这本身就有屈从的因素。杨继盛尤其强调主仆名分，他固然注意给奴仆以恩惠，给土地，给房屋，但这要以奴仆的绝对恭顺忠诚为前提，稍有不恭，特别是想离开主家，则要给以严厉的惩治，观其对麹钺的规定，以利滚利的方式要卖身价，何其严酷，所以在仁义道德之外，还有凶狠的一面。

18.

杨继盛处理家庭关系的思想，同他处理与君主关系的思想完全一致，在家庭行孝道，在国家就是实行忠道。他在仇鸾事件上受迫害，没有学会明哲保身之道，反而更加嫉恨奸臣，更以忠君为纲领，以清廉治道为己任，不惜性命地弹劾权奸严嵩。“文死谏”，他实践了这条忠君的最高道德原则。他完整地接受了三纲五常的思想体系和伦理道德，身体力行，按封建道德讲，他是一个完人，也就是说他的忠君和他的孝道紧密联系，他是这两方面的楷模。

19.

杨继盛的以身许国，得到身后之名，赢得了一片赞扬。还在明末，就出现以杨继盛参奏严嵩为内容的《鸣凤记》传奇，讴歌继盛。杰出的思想家黄宗羲为母亲做寿，演出《鸣凤记》，家人看了为之痛哭。黄宗羲的父亲、御史黄尊素因反对魏忠贤阉党死于诏狱，黄家与杨家有共同经历，故而对《鸣凤记》有特殊感受。清朝最高统治者极为欣赏杨继盛的忠谏，顺治帝令中书舍人吴绮编写杨继盛的传奇，成昆曲《鸣凤记》院本，因为写得好，顺治帝一高兴不断提拔吴绮，让他做杨继盛做过的官——兵部郎中，当时人认为这是“奇荣雅遇”（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

20.

乾隆年间宫中演出《鸣凤记》，孝圣皇太后看了很受感动，问现在朝中有没有杨继盛这样的人，乾隆帝回答说有个叫吴炜的言官和他有点相近，因为吴炜应诏上疏，有耿直敢言的味道（徐珂《清稗类钞》）。事实表明，皇家最需要杨继盛式的忠臣。杨继盛忠于昏君一人，他的死谏，表现了他的愚忠，既不值得，也不明智；他不度形势，不讲策略，不懂得政治斗争的艺术，以死为能事，是愚蠢的表现；但他有视死如归的勇敢精神，刚正不阿的骨气，高尚的气节。对他的行为，今人不能一味称颂，而应该有分析地给予批评和肯定。

婚姻家庭

明季一位塾师的惨淡生涯

21.

如果读者获知王命岳的一段时间的生活状况，会对明末一个普通人家的生活及其艰难有个深刻的印象。

王命岳，字耻古，福建晋江人，生于明万历末年，死于清康熙前期，享年50岁。他19岁考中秀才，31岁成了举人，清朝顺治十二年（1655）中进士。他在给事中的任上，忠于职守，给朝廷上了关于吏治、漕运、救荒的奏疏，都关乎“军国大计”（《清史列传·王命岳传》）。传世的著作有《耻躬堂文集》。他在中进士以前的那一段生活极其艰苦，入仕后才改变了生活面貌，但为不忘昔日的艰辛，并为教育子孙后代，特作《家训》一文（《皇朝经世文编》收入）。我们在这里所要讲的话，也是受这篇文章启发而来的。

22.

王命岳家族，在其高祖的兄弟辈中出过进士，此后家业不盛，到他祖父时家里很穷。他父亲是病废的人，在社会上受人欺辱，在家中依靠老人养活，可是病一发作，就以打老婆解气。他祖父当家，吃饭的经常有10口人，生活来源极少，这个家很不好当。

王命岳母亲，家务之外，给人家做针线活，每日不停，夜间做到鸡叫，才休息一会儿，这样一天可以挣十几文钱。明季晋江大约400文可换一两银子，她一天针线活下来能得三分银子手工钱，可以买将近两升米。全家10口人，每天早、午两餐各用米两升五合，晚饭需米一升五合，全天要吃六升半米，家中缺粮时，一天只能吃五六升米。为照顾老人，王命岳母亲淘米下锅时，从定量中抓出一把米，存起来，间或给公公另做，让他吃饱，而她本人就经常半饥半饱，面容憔悴。靠她的缝纫工钱，王家就是这样的生活也不能维持。

23.

王命岳在19岁中秀才后的第二年开始谋生，这一年有个朋友请他伴读，只供给一顿午餐，早晚还得在家里吃。21岁时，这位友人请他辅导孩子读书，办法是书由朋友自教，王命岳只是给那个学童看文章，自身还可以另外找事干。开始朋友讲的报酬是：每月三斗米，三钱银子蔬菜钱。工钱微少，王命岳核算一下认为合得来：东家留客相陪及知友请吃，以及参加学友社吃饭，大约一个月要去10天，自家开伙为20天；每日吃米七合五勺，20天用米一斗五升，尚可余米一斗五升；三钱银子合钱120文，每日用柴钱一文，三天用菜钱一文，20天用去27文，能剩93文，可买米一斗五升。这样自身吃食之外，有余米三斗，可供全家五六天吃食，有这点进项总比没有强，于是就应允下来。

24.

但是还没有去做事，那位朋友就变卦，表示愿意供给他伙食，而不再给钱米。命岳觉得这个办法自己是吃饱了，却没有剩余的银米养家，于是同朋友磋商，按当初议的条件办，但朋友坚持后一主意，不容商量，命岳为糊口，也只得照人家说的行事了。

王命岳不甘心辅导学童一职，在教书、自学之外，日夜给人家抄写，一天可以得七八分银子钱，和母亲的女红钱合在一起，家中勉强度日。

王命岳在东家用膳，吃的不会坏，想到老人吃不饱的情景心里就难受。有朋友同情他家穷，给他送好吃的，或者送好饭，他就借故将送饭人支开，把肉和饭送回家里给老人吃，要支开送饭的人，是怕人家知道了笑话他。有时和东家一块吃，饭菜好，他没法省下来往家里送，想到祖父、父母吃的糠秕之食，就难于下咽，索性装病，连饭也不吃了。所以他在东家尽管饭食好，但心情不舒畅。

25.

王命岳在贫困的煎熬下，仍尽可能地学习，在教书、抄写的同时，提高自身文化水平，一旦有机会参加科举，就有可能成功。他于23岁上死了父亲，守丧不能参加考试，27岁成为廪生，次年母亲故世，接着祖父亡故，如此两次服丧，又不能进考场，服丧完毕，31岁就中了举人。家里奇穷，又连遭大故，王命岳若没有坚强的毅力，根本不可能坚持学习。贫寒人家的子弟，要改变家庭和自身的面貌，往往能够立志，肯于吃大苦耐大劳，有不少人获得成功，相比之下，富贵之家常常出浪荡子弟，败家毁身。可见对清贫寒素者不可轻视，不可侮辱。一个社会能允许这些人奋斗，就有它好的因素，就值得肯定，可惜古代允许人们为改变自身地位而奋斗的社会条件太少了。

26.

王家10口人，能有收入的是王命岳母子，命岳在其开始养家时祖父年已70，显然这位老人不能从事什么劳动了，而命岳母子的精力还不能全部投入创收劳动中——一个管家务，一个兼顾学习，这样的家庭，真是生之者寡，食之者众，又怎么能不穷困呢？今天看来，他们的饥寒交迫生活令人同情，但不能节制人口生育，那么多的人不能创造产业，谁又能养活他们呢？这倒是在社会制度问题之外，人们应当总结的人类自身再生产的规律问题。

27.

明末时期的王家，一点点收入全用于购买粮食，王命岳母子勤劳的目的似乎就在于把全家人的肚子填饱，此外别无他求，也不可能有其他的需求。什么穿暖衣裳，什么文化娱乐，什么人际礼尚往来的交往，一概不能奢想。人只为取得一点粮食而活着，与动物觅食虽然有本质的区别，但又太相似了。人若贫穷到那个份上，生活就太没有意思了。人不能像动物只要填饱肚皮。人要过人的生活，看来首先得搞好生产，用物质产品丰富生活，进而谋求精神生活的充实、高尚。

28.

王命岳的经历，使我们知道一些读书人的生活很悲惨。试想，王命岳中秀才是有功名的人，属于社会上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一族，但是给人家教育学童，一个月仅有几斗米的报酬，还不能保障，是多么难得的收入呀！在这种情形下，他只好一文钱一文钱地计算着开支，一文钱竟是三天的菜金，一天的烧柴是一文钱，可这一文钱摊作三天的菜钱，哪里还有菜吃！知识人士的生活惨到这步田地，还要怎么悲惨呢！中国古今的知识人士大概有一个共同的命运，就是清贫，“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社会之不公平，假如还有正义感的话，大约是不会不愤慨的！铲除这种不公平，社会才能进步。

29.

古代贫苦人士把出路寄托在科举上。的确，有的人从中走出来了，王命岳家庭后来的变化就是一例，但能由这条道路上升的人毕竟太少了，广大的士人只能对举业向隅而泣，所以科举又是他们的囹圄，使他们永远摆不脱贫穷的困境。在古代，特别是清代，现实一点的读书人，在科举路上走不通时，改而经商、务农，一样可以发家，还可以用钱去捐官，得到功名品级，真正是名利双收。这大约是聪明人的做法，比那些古稀童生、耄耋秀才进考场的人应当有更好的生活。那些死守着科举之路不放的老秀才可能看不惯他们，那也只是瞎生气，不过是自己气自己，气坏了活该！谁叫你死守一条道，抱着贫穷舍不得放呢！如若还以贫寒为光彩，为清高，为守正，如此穷酸，更是可怜，令人不屑论道了。

（婚姻家庭篇完结）

文章转载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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