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维多利亚时代早期

皮尔与《谷物法》

1.

但即使是在这样的时期，重大事件也一直在发生，或将要发生。我们看到了《改革法案》导致旧的寡头政治被推翻，公众在很大程度上重新获得了对政府的控制。社会也更加强调坚持“守护自己的兄弟姊妹”这一简单的圣经教义，国家有责任减轻由于命运不公给不幸之人带来的巨大压力，尽管正如《济贫法》有明文规定，对个人进取心的坚持似乎有些严厉。此外，英国对建立一个健全的世界作出的最大贡献之一，就是放弃作为一个自给自足的帝国的旧观念——这一观念今天正在毁灭人类世界——并对本国和他国展开了自由市场的尝试。

2.

在我们所回顾的这一时期，它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控制着所有商贸航线，但很明显，它通过保持所有贸易航线的自由、开放，使自己达到了巅峰。这个介于拿破仑战争与世界大战之间、只受到小型局部战争干扰的和平世纪，是一个各国不再追求自给自足而是相互开展贸易，并心甘情愿相互依存的时期。随着19世纪后期帝国主义完全主导世界，当殖民地开始更多地意味着威望而甚于原材料和市场时，变化如期而至。

3.

当罗伯特·皮尔爵士1841年成为英国首相时，这个国家已遭受了几年严重的商业和农业萧条。此外，自由党人虽然进行了一些改革，但事实证明他们在政府职能的日常工作中极为低效。处理这些事务，特别是把内阁打造成一个集体负责的团队，是皮尔的强项之一，他在其前几任首相之最弱方面证明了自己的能力。与撰写加拿大报告的达勒姆、促成《改革法案》的格雷和罗素，以及其他杰出人物一起，皮尔是三四十年代英国以及英帝国历史上不可忽视的最伟大人物之一，并且由于英帝国在世界上压倒性的影响力，也可以说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而且皮尔的职业生涯特别引人关注，因为它同时显示了随着旧统治阶级的体制及其一切腐朽的迅速消逝而出现的善与恶。

4.

他的父亲是一个白手起家的制造商，被封为准男爵，对欧文等人的新思想很感兴趣，并认定有一天自己的儿子也应该成为首相。他的财富确保自己的儿子完成了哈罗公学和牛津大学这样昂贵但能开启前程的教育，使得皮尔二十一岁时获得一个买下的议席，一年后担任内阁办公室爱尔兰事务秘书。这听起来如同最糟糕的18世纪的情况，但是，要说出来就是这样。一个由不需要为钱担忧的领导者组成的、真心希望以一种高贵和独立的方式进行领导的特权统治阶级，可能配不上他们拥有的特权和机会，脱离大多数民众的需求。但另一方面，今天看得更明显，一种民主体制可能表明自身不能产生有能力的政党领袖和国家领袖。

5.

皮尔证明自己是由受过治理之术训练的特权人士组成的贵族体制所能造就的最优秀人才的范例，他为英国所作的贡献，远远超过现代工党党员认为他所享有的极不公正的特权和整个社会制度固有的不公平。我们已经讨论过他执掌内政部时进行的改革，例如力压一百多张反对票而废除死刑，以及创立“警察”或伦敦警察厅，其深远的积极影响惠及所有阶级。虽然他一直把自己视为一个托利党人，但他既能考虑到那些富裕而目光短浅的地主的需求，也能考虑穷人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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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42年的预算中，他不仅自皮特之后第一次征收所得税，为政府财政奠定了一个稳定的基础，而且降低了许多本国制造业商品和农产品的保护性关税。这份为自由党带来盈余而不是赤字的预算遭到托利党人的强烈反对，但1845年，皮尔利用这些盈余废除了大量其他进口关税和所有出口关税。由于大自然的恩赐，除爱尔兰外，英国农业大丰收，加上皮尔建立起了健全的政府财政，国家重新繁荣起来。临时性的所得税制度被保留下来，并持续到今天，但更引人注目的是皮尔在废除《谷物法》一事上的转变。1842年，他进一步降低了浮动关税，结果使得那些支持完全废除的人和那些支持保留的人都感到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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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反《谷物法》联盟的工作在理查德·科布登和约翰·布莱特等人的带领下进行得有声有色，他们的追随者较少，被称为“曼彻斯特学派”。这两人都有不懈的热情和高尚的公共精神，相信自由贸易是一项神圣的事业，而不单是一个经济教条。正如我们所知，皮尔一直与他们同向而行，到1845年，他的态度彻底转变，很可能主要是由于当年发生并持续几年的灾难性土豆饥荒。皮尔终于认识到，英国不能立即成为世界工场，并为国内不断增加的制造业人口提供足够的食物。鉴于此，而且爱尔兰人数百万饥民几乎就在眼前，对他来说，继续那种仅仅为了地主和农业的利益而使食品人为地稀缺和高价位的制度已经不再可能。

8.

《谷物法》通过向包括小麦在内的进口谷物征税，趋于抬高食物的价格或保持食物的高价，皮尔废除《谷物法》的做法无疑是正确的。然而他所在的政党，迁怒于皮尔的背叛，拒绝跟随他，皮尔于12月被迫辞职。当罗素无法组成内阁而保证支持他时，他又于1846年1月应邀复职。

到6月，《谷物法》已经几乎整个被废除，虽然直到三年后才被完全废除。民众的呼声非常强烈，出于对革命危机的恐惧，法案在上议院获得通过，如《改革法案》最终通过那样。然而在法案通过的当天，皮尔的爱尔兰法案在下议院受阻。之后六年由约翰·罗素勋爵带领的自由党人执政，得到皮尔及其更为尽职的追随者的支持。

9.

新政府不得不经历国内外的风风雨雨。皮尔已经为受灾的爱尔兰人民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但由于在那个不幸的岛屿上存在着佃农与地主之间不变的老问题，社会秩序相当混乱，而那份由首相提出的旨在保护人的生命的法案，已被迪斯雷利及其同伙否决。1847年饥荒加重，据说济贫院里的房间仅能容纳不到3%的濒于饿死的饥民。由于一直以来的爱尔兰难题和仇恨、议会改革的进展缓慢，以及缺乏如此巨大的灾难所急需的有组织的救援，人们大规模地死亡和移民，爱尔兰人口从八百万下降到大约六百万。

10.

大部分移民带着他们对英国永久的愤恨去到美国，他们把所有的问题归咎于英国人；令人不快的是，这种情绪直到今天仍然是一个不得不考虑的因素。爱尔兰地主中许多人负债累累，于是罗素在议会通过了一项法案，允许地主出售土地，希望那些有钱的新业主能够为佃农改善土地状况。不幸的是，事实证明结果不是这样，许多新的“有钱”人对待佃农比原来随和的旧地主还要苛刻。其他旨在免去佃农改善土地的投入和防止驱逐佃户恶行的法案最终未能通过。1848年，武装反抗再次爆发，解决爱尔兰问题的任何办法显得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遥不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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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在英国本土，掀起了新一轮的宪章运动，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提出无记名投票、男性公民选举权、议员领薪、选区平等、取消议员选举的财产资格和议会每年大选等要求。起初这项运动似乎使人惊慌，据说有一份签名超过五百万人的请愿书要递交给议会。计划在肯宁顿公地举行一场大型非法群众集会，但实际参加的只有二万五千人。幸运的是，政府并没有陷入恐慌。集会在地方当局的监督下保持着秩序，没有请求军队的介入；议会接收了请愿书，但发现上面只包含二千五百个真正的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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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个革命的年份，在欧洲大陆处处都有革命分子在活动，奥地利和匈牙利之间爆发了内战，意大利人起义反抗奥地利人。大多数运动都被及时地镇压了，虽然不乏激烈的战斗。为了获得国内安宁，法国选举波拿巴大帝的侄子路易·拿破仑为新成立的“共和国”的总统，任期十年。所有这一切都不过是序幕，接下来在同一代人中发生的事件，将改变欧洲的版图，而作为今天历史剧目最新一幕主角的那些国家将得以建立。

乐观主义与万国博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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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世界变化得很快，但几乎没有人意识到这些变化将证明有多么重要。实际上，1851年人们就在谈论因为自由贸易的胜利，战争年代已经过去，世界开启了和平贸易的新时代。罗素政府因为爱尔兰的天主教会问题下台，新政府由德比勋爵任首相，迪斯雷利任财政大臣，宣布彻底废除贸易保护政策。但就在迪斯雷利离任前，一起能引发致命性后果的事件发生了——路易·拿破仑宣称自己为法国人的皇帝。然而人们对贸易的关注甚于战争，1851年伦敦的注意力完全倾注于在海德公园水晶宫举行的万国博览会上的奇观，而忽视了来自帝国主义或欧洲大陆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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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英国人漫步在引人注目但华而不实的建筑物间，欣赏着其中陈列的无数新发明和其他当时散发着“未来世界”气息的物品时，他们的乐观主义和自我满足感是难以形容的。几个月前，丁尼生发表了《悼念集》（In Memoriam），其中留下了这样的预言：唯一的上帝，唯一的定律，唯一的元素，也是唯一神圣的久远之事全部的造物朝其前进。

以及勃朗宁在新近发表的《皮帕走过》（Pipfa Passes）中写道：上帝在天上——世界行正轨！

如果说很多人认为那个神圣事件就是英国的伟大将在未来达到鼎盛，这一令人欣慰的信念是有某种依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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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有阴暗面。在爱尔兰就存在问题，但是历经几个世纪以后，英国人开始认为爱尔兰人的不幸和不满有那么些先天注定——这也是造成他们目前处境的原因之一，以至于对爱尔兰的情况也就不那么重视了。印度则在几年后将出问题，但当时还没意识到。国内也有许多弊病需要及时解决，我们将随即提到，但宪章运动的最后一束火光的熄灭似乎表明，即使工人阶级也不希望扰乱大局。难道同时就没有合力导致好的结果的一些事情吗？

首先是王权与王室的问题。受人爱慕的年轻女王，深深地爱着她的丈夫，显然他们的生活完美无瑕，任何时候都不存在关于他们婚姻生活的丑闻的街谈巷议。不仅如此，王权已经成为人民的伟大和传统的象征，女王对公众保持着她的宪法地位，崇拜几乎取代了厌恶或恐惧。此外，虽然《改革法案》使中产阶级获得了很多额外的权力，足以使他们满意，但阶级观念很少有或者几乎没有，而且新的统治阶级和许多旧贵族都趋向于进一步扩大选举权。议会正在变得比以往更具代表性，让英国人无比自豪的自由制度正在被赋予海外的新不列颠民族。当英国与其他强盛一时的大国相比，如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它或许可以为它在治理自身、维护自由，并将自由赋予地球上遥远的其他国家的独特能力而自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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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国博览会吸引了英国以及其他很多国家的参与，并为殖民地留有足够的空间，总共分为原材料、机械发明、制造品和艺术四类。除最后一类展品外，整个万国博览会是非常物质至上主义的，展示了当时认为是过去一两代人在应用科学上所取得的惊人进步。下一个伟大的发明——阿姆斯特朗炮，也就在几年后问世，而且虽然科学似乎对所有人预示了更便捷的通讯、更廉价的生产、更丰富的商品，却没有引发我们现时代所熟悉的各种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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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似乎完全站在更富裕的文明一边，超出了世界过去的想象，英国引领着将科学应用到各种商品生产并将其销往全球各地。超过六百万人参观了一万九千件展品，他们中很多人是平生第一次乘坐新式火车进城，据报道他们吃掉了二百万个小圆面包。对许多参观者而言，万国博览会展示了英帝国所领导的神奇世界的图景。此外，来自全国各地的民众平静而友好地相处，似乎标志着自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困扰社会的焦虑和动荡已经结束，将迎来一个社会和谐安定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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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国博览会，几乎完全由女王的丈夫艾伯特亲王一手操办。不同于大陆举办的一些小型展览，它不仅仅是一场展示，而是影响民族心灵和历史的一件大事。它是一个转折点，也是罗素政府倒台的标志。“维多利亚时代”——这种说法没有考虑到其前后两个截然不同的时期——还要延续近半个世纪，然而它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其中和平主义的梦想，即由自由贸易和创新产业缔造一个和平幸福的世界，将被无情地粉碎。物质主义文化受到马修·阿诺德的抨击，一种工业社会的经济学受到罗斯金的痛斥，而宗教传统和信仰的基础则遭到达尔文和赫胥黎的削弱。虽然万国博览会对参观者来说似乎是通往未来的入口，但实际上是那个迅速消逝的时代的“尾声”。

19.

我们还可以驻足片刻，从当时一些小说的详细描绘中领略万国博览会的部分场景。如同伊丽莎白时代是戏剧的顶峰，19世纪中期是小说的顶峰，没有其他时期能如此清晰地反映在这种文学形式之中。在小说《名利场》（1848）等书中，萨克雷为我们描述了当时伦敦社会的一幅幅难忘的画面，就像安东尼·特罗洛普描写乡村生活、狄更斯主要描写城市里的中产阶级和穷人一样。如果加上盖斯凯尔夫人，她1853年出版了经典作品《克兰弗德》（Cranford），我们就拥有了一个特定时段内这个社会的几乎无与伦比的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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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是从阅读中去了解它，而是身临其境，对英国历史上别的时代都没有这种感觉。作家们为我们塑造的世界是三维的，那些角色的现实感和生动性是我们生活中的许多熟人所不具备的。我们对蓓基·夏泼、乔斯·赛特笠和爱米丽亚，对奥尼姆公爵、普劳迪夫人、索恩医生，对大卫·科波菲尔、朵拉、佩格蒂、萨拉·甘普、佩克斯列夫先生、米考伯先生，以及这个时代小说家笔下的诸多其他角色的了解，远远超过对我们自己的邻居！

错流：下水道与批判的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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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个具有强烈个人主义和“个性”的时代。狄更斯笔下的人物和他所描绘并力求矫正的社会环境没有夸大其词。尽管有水晶宫和许多改革带来的奇迹，社会环境仍然是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粗陋和残酷。每个时代都很复杂，远不是几段文字可以描述清楚的，只能提供一些线索。为了表明描述范围之内的一些情况，我们可以注意到，白金汉宫女王公寓的通风管仍然要穿过公共下水道，据说“还比不上阿尔弗雷德国王的原始住所有益健康”。贝尔格雷夫广场和伊顿广场的高楼大厦以及其他时尚街区，下边都是“存在大量最肮脏的沉积物并发出最恶心臭味的下水道”。这种物质条件典型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受过良好教育、享有特权的上层社会居于在恶劣条件中悲悯求生的社会底层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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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招有仆人的“大宅”的鼎盛时期，虽然仆人问题开始令人烦恼。据1850年一项估计显示，在一千英镑收入的情况下，只能维持一个厨师、两个女佣和一个男仆。几年前，年收入五千英镑的主人能维持十三个男仆、九个女佣、十匹马和几架马车。我们必须记得，当时一年十二英镑的工资对一个有经验的女佣来说是很好的报酬了，而且这些为数众多的仆人的居住环境是拥挤和恶劣的。在一些大宅里，三四个男仆必须挤睡在通风不畅的地下隔间里。博览会年给仆人和穷人带来的一个福音就是废除了极不公正的窗户税，该税被法国人保持了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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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风问题让我们看到英国人发展过程中的一两点细节。例如，英国人本来极度喜欢新鲜空气和洗澡，但正如我们之前指出的，不仅贫困家庭可能二十人挤在一间几乎不通风的地下室里，即使大宅，乃至白金汉宫，通风条件往往同样糟糕。供水和洗浴设施的缺乏几乎一样严重。早在1812年，市长大人（Lord Mayor）关于在其府邸安装一个淋浴池的请求在传统的英国式辩论中遭到拒绝，理由是：从来不曾有，因而现在也不应该有。到1832年，在诸如约翰·罗素勋爵等人的家宅里偶尔可以发现安装了固定的浴缸，但在本章所涉的时期，即使在富裕的家庭里也没有得到普遍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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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水马桶直到1830年以后才开始普遍使用，被认为是维多利亚时代生活细节的“必需品”。在贫民窟，穷人经常为了从只在白天开放一个小时左右的公共水管前得到几桶水而大打出手，如同从前贺加斯所画的客人们，他们在许多大型度假酒店和私人乡村别墅前排队，为等待可能的一两桶水。

这仍然是一个等级制度非常严格的社会，上至王室和公爵，下至他们的家仆，都有非常精细的等级划分，每个人都清楚自己在各种等级阶梯上所处的位置。男管家和女管家对等级尊卑的强调程度甚至超过了男女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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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大宅，内科和外科医生，要不是最著名的，都应该在管家的房间里用餐，而与主人一家分开，另一方面，仆人之间要求遵守的礼仪相当严格。在家仆人数较多的人家，下等仆人如果与上等仆人一起就餐，不允许在他们面前说话，在吃过肉食之后，上等仆人会移步到女管家的房间去享用布丁和红酒，让第一男仆代替威严的男管家主持剩下的用餐。各个宅邸的细节可能有所不同，但核心是，主人阶级的优先等级不是被劳动阶级所憎恶，而是被他们复制过来并在他们自身之间坚持下去。正如我们已经提请注意的，这些只是所有英国社会生活的致密结构的一部分，如果今天英国在政治民主的许多方面领先于美国，部分归因于它的社会生活的紧密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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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的个人主义和富于个性，它不是纯粹的个人主义的原子论。男管家如同男主人一般沉迷于对等级尊卑的同样细节的偏爱，不希望看到主人失去地位和特权，以免在此过程中阿金（Jeems）可能会失去他的地位和特权。有可能上升到地主阶级的农民，甚至乡绅也不希望那些等级被废除。可能上升为制造商人的工人，可能上升为贵族的制造商人，所有人都不憎恶社会秩序和社会特权，像大陆上与他们地位相同的人那样，后者发现自己已经被封闭的等级壁垒挡在门外，徒有社会抱负而得不到实现。

另一方面，没有在新国家的疆域里发生的那种社会关系的解体，那里旧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社会关系迅速消失，政治民主在其简单的环境中迅速产生，但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社会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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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老的国家，政治民主姗姗来迟，但是由于社会凝聚力得以保持，在复杂的社会条件下促进政治民主更有保障，而在新兴国家，人们在个人机会和斗争的无序状态中，已经在更大程度上失去了社会责任感。

同时，在英国，特别是农村，生活条件正在改善。部分由于宗教运动，部分由于受欢迎的王宫的垂范，绅士和贵族变得更“文雅”，至少是正派的，不像乔治时代的约翰牛（John Bull）那样粗俗。教士们也变得更有教养，更自觉地履行他们的精神职责。普通人的阅读习惯也正在迅速流行起来。虽说宗教性与感伤性的小说和小册子有巨大销量，例如教士里士满（L.Richmond）的《乳牛场主的女儿》卖了二百万册，但大多数人阅读最多的书还是《圣经》《鲁滨逊漂流记》和《天路历程》，它们被公认为比今天砍伐森林做出纸张所提供的东西更有益于普通人吸取精神食粮。

28.

我们已经谈到，小说家们从艺术的角度塑造了这个时期的主要辉煌。建筑方面是微不足道的，堪称不朽的艺术不幸地归于艾伯特纪念塔，它于1866年竣工，耗资十一万英镑。最能描述它的话来自科克雷尔教授的小孙子，他拖着保姆的伦敦腔说，“妈妈，它是个装饰品。”在绘画方面，兰西尔（Landseer）是一个时代最受欢迎的艺术家，这个时代几乎仅仅依靠透纳的作品使艺术史光彩夺目，而尽管有罗斯金的欣赏，透纳的作品还要经过漫长的等待才能获得承认。

在诗歌方面，我们已经提到过最杰出的两个诗人——丁尼生和勃朗宁。丁尼生大体上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如果在维多利亚统治末期的一个中产阶级妇女，观看完莎士比亚的戏剧表演，能够就《安东尼与克利奥帕特拉》发出感叹：“怎么不像我们亲爱的女王的家庭生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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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丁尼生所描写的，则太像那种家庭生活。他在用词和韵律方面艺术高超，而思想不算深邃，最能表达那个时代的大众情感：“亚瑟王”——英国人对传奇和历史的着迷；“宗教信仰”——在宗教复兴视域下特别有吸引力；以及“自由制度”——那个时代的理想。从他的备忘录中选取这三个词条可以解释为什么他是唯一仅凭诗歌创作成为贵族的英国诗人。这种评价似乎还不够，因为他写出了英语诗篇中最难忘的、最频繁引用的一些单句和诗节，虽然他乐意提出生活中各种深层次的问题而只留下问号，以表明他所生活的时代的转型特征。出于对新科学的浓厚兴趣，他拒绝面对答案，甚至拒绝提出太令人不安的问题。

30.

丁尼生的笔下，好似在一个宁静的下午，身居乡间小屋，门外一望无际的草坪缓缓延伸而下，直达恬静、蜿蜒的泰晤士河。我们发现勃朗宁有着完全不一样的旨趣。为了攒足够的钱结婚，丁尼生将他的婚姻推迟了十年，而勃朗宁与伊丽莎白·巴雷特私奔，带她去意大利，一年时间几乎无以为生。除莎士比亚外，英国诗人中或许没有谁的人物角色比勃朗宁笔下的更丰富，他对人类问题和人格特征有无穷兴趣。虽然他在抒情诗方面极有天赋，但他的诗通常晦涩费解，他的戏剧适用于学术研究而不是舞台表演，很奇怪他为什么不尝试当时主流的文学形式——小说。

31.

把这一时期细分，我们可以提到斯温伯恩那让人陶醉的措辞和韵律、马修·阿诺德从诗歌到散文的转变，以及爱德华·菲茨杰拉德运用意译和重组的方法于1859年翻译出版的波斯诗人莪默·伽亚谟的《鲁拜集》，它至今仍然是英语中引用次数最多的诗集之一。值得一提的是，莪默在波斯人眼中只是一个三流诗人，而“鲁拜”在波斯语中意为“四行诗”，但经过菲茨杰拉德的翻译和整理之后，《鲁拜集》成了一部全新的诗集，它的悲观主义和不可知论适合后来的一代的心境。在回顾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文学和艺术时，斯温伯恩的感官异教和费兹杰拉德的妙手成章是不能忽略的。它们与《工厂法》、乐观主义、糟糕的家居艺术、客厅角落的摆件之类的东西以及茶桌上的纪念品，同样是那个时代的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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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威廉·莫里斯的带领下，人们对大部分家居陈设的可恶做出了反应；他同时是一位接近一流的诗人，在艺术上也是一位拉斐尔前派的先驱。他代表了那个时期的迷茫。除了其他方面，他是一个壁纸设计师，一个精美印刷艺术的革新者，一个诗人，一个散文家，一个社会主义者。他表达了那个时代很多艺术和社会方面的愿望，尽管在很多方面领先于那个时代。

另一个影响更大的作家是约翰·罗斯金，他通过艺术和艺术家气质来探讨社会问题。过于华丽的散文为他赢得了大量的追随者，尤其是许多年轻人，他们将在下一代人中成为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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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为艺术和公共生活辩护，认为美、慷慨和一种真正的共同体精神应该发挥主导作用，以反对纯粹的赚钱动机，这种动机导致近代工业主义正在毁灭传统英国生活中很多有价值的东西。他的辩护具有深刻和令人称许的影响，尽管他的理由缺乏全面的经济认识，颇显天真。近代文明不理会莫里斯的超前思想，也不可能为了取悦于罗斯金而从机器时代倒退。可是，虽然现实社会错杂难辨——维多利亚风尚的拼图、偷工减料建成的城镇，以及工厂烟囱冒出的浓烟使得古老而甜蜜的乡村日益灰暗——他们的声音如同沙漠中先知的启示，最终会起作用；在充满着他们不曾想到的恐怖的新时代，他们的潜在思想将开始被人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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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旧的公认社会观念和宗教信仰的削弱，开始在赫伯特·斯宾塞的作品中反映出来，作为达尔文和赫胥黎的先驱，斯宾塞对人的发展提出了科学主义的观点。还有莱尔（Lyell），他写下了《地质学原理》和《古代的人》；巴克尔（Buckle）写下了《英国文明史》；莱基（Lecky）接着出版了欧洲理性主义和伦理道德的历史著作。与这些真正改变了思想氛围的著作相比，麦考莱的《英国史》，尽管为他带来了巨大的声誉和经济收入，和他的许多文章几乎没有持续的影响力，这与当代的情况不同。由于视野狭隘，他相信世界将步入正轨，但不是如果“上帝在天上”，而是如果辉格党在台上。他对变革时代的阴暗面没有一点愤慨，而正是这些阴暗面激发了罗斯金或卡莱尔拍案而起。

35.

卡莱尔，一个总是憎恨虚伪和不公正的人，自己也逐渐沾染了一些这类毛病，但他不遗余力地热切而又强有力地讨伐维多利亚时代最简单而又最坏的假设：关于经济制度必然的好处，以及强调自身性格中个人特长的价值。他激发了整个时代，就像密尔的《论自由》（1859）所产生的影响一样。简要地列举和评析几个主要作家可能会冒错误地勾勒一个时代的风险，但可能足够表明我们所讨论的这一时代的错流（cross currents）。例如丁尼生，作为诗人对新科学引发的问题与对亚瑟王神话一样着迷；莫里斯，对糟糕的家居艺术的反叛如同对社会制度的反叛一样；罗斯金，作为评论家捍卫透纳和艺术，更是被工厂和铁路逐步渗入的机器时代的罪恶深深触动。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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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的广泛表明这个时期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相信任何事都是“值得的”。人们相信政治和社会改革会带来无限的可能性，相信新科学，相信自由贸易会带来和平。他们觉得自己即将进入一个新的、更自由、更快乐、更富裕的世界，即使那些眼光局限在增加自己财富的人。这就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前半期。

许多方面的情况可能是糟糕的，但科学和自由的政府可以把一切修正。1848年的《公共卫生法》，作为中央政府增强对地方政府控制最重要的一项进步，就是一个例子，表明议会如何能够像解围之神（Deus ex machina）一样纠正所有弊端，如同自由贸易可以为战火纷飞的世界带来和平。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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