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新生活气息

维多利亚女王即位

1.

6月的一天，早晨六点钟，身穿晨衣、头上歪戴着睡帽的年轻公主被从她的卧室里叫出来，坎特伯雷大主教和科宁厄姆勋爵告诉她，她现在成了女王，帝国历史上一个灿烂的夏天开始了。没有人能够预见到在持续到我们这个世纪的长达六十多年的长期执政中将会发生的巨大变化和扩张，维多利亚时代将成为或许是所有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时期。但在经历了18世纪的冬天、乔治三世及其不肖子们似乎难挨的统治、拿破仑战争的长期煎熬以及战后的影响之后，现在有一种清新和变革的气息。国家不像个人，它必须在从生到死的每一个阶段都稳步前进。已然古老的英格兰在伊丽莎白一世统治下变年轻了，现在，又过了两个多世纪后，这个国家再一次感受到新生活的萌动。

2.

应用科学的奇迹似乎开启了发财致富和提高舒适度的无限前景，虽然它们可能使极端保守主义者感到惊慌，却带给大多数人浅薄的乐观主义，这是帝国上个世纪后三分之二时期的特点之一，就像在美国一样。中产阶级作为新时代的实际活力的主要发动者，从对他们有利的巨大变革中获得了一种新的激励，这些变革是通过治理的变革而实现的。司各特、雪莱、华兹华斯、拜伦等浪漫主义作家，在唤起人们从18世纪的轻易顺从中摆脱出来方面发挥了重要影响。他们的影响力，或许也与女王的欣然接受有关系。

3.

公众对女王知之甚少。在她童年时代，大约有六七个人比她更接近王座，即使后来，随着数人相继去世使得她的储君地位变得明朗，她还是在肯辛顿花园的古老红宫里过着宁静而封闭的生活。她的母亲从德意志奔赴这里，就是为了孩子出生在英国。父亲去世后，她在那里过着一种非常女子气的生活，只是偶尔有从德意志来的表兄弟到访。维多利亚是由母亲肯特公爵夫人和这个孩子最伟大的朋友——来自德意志的利岑女男爵严格地抚养成人的。远非令人钦佩的公爵夫人总是坚信女儿将会得到王位，并为此而培养她，到目前为止她成功了，但也到此为止。

4.

在那个6月的早晨，当她使维多利亚确信自己就是真正的女王时，她对女儿的影响力终止了。她从来不允许女儿单独在一边，甚至强迫她与她晚上在同一房间就寝。新女王在举止和气质方面表现出来的少女的庄重高贵，给政客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包括首相墨尔本勋爵，他在那个决定性的上午才获得正式称谓。维多利亚立即声明自主决断一切事务。她命令母亲离开她一个小时，经过这一个小时的缜密思忖之后，她没有用公爵夫人的随从，而是另行安排人马，随即从肯辛顿花园出发前往白金汉宫。

这个从此将在长期的一生中主宰帝国命运的年轻女人，具有普通中产阶级的许多朴素品质。或许有鉴于此，她的臣民将不得不谅解，正是她的更加平民化的性格特点使她赢得了中产阶级的爱戴，在后来的岁月里赋予她一种其他君主很少获得的尊敬。

5.

她不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女人，在她丈夫去世之后的超长的服丧期和引退期间她无以解脱，宫廷的生活是沉闷的。她在文学和艺术上的低品位成为一个笑柄。她全然没有伟大的伊丽莎白女王那种近乎男子气概的坚毅果敢。但是在一旦爆发出热情之后的长期岁月里，她将赢得她的臣民，通过她接地气的（domestic）美德和品质、她朴实的庄重高贵、她忠于职守和严守宪法规定的角色。似乎可以这么说，在她执政的后期，尤其是1861年之后，有几次她表现出了一种从她所限定的宪法地位越界的趋势，但是任何公开的冲突都被她的大臣们，尤其是格莱斯顿的机智老练所化解，公众对她正在开创的事业的艰巨性毫不知情。结果到她于1901年去世时，她已经成为英国生活、特性和英帝国的象征，以至于可能找不出一个比她所表现出来的更加聪慧的头脑。

6.

但是，虽然她有许多平凡的品质，她绝非一个平凡的女人。就算是有英国情结，只有一个伟大的女人才能成为她那样的标杆。她的生活就那么突然改变了，在这个令人兴奋的一天结束时，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的首脑，她在日记中写道：“我很年轻，或许在许多事情上——虽然不是在所有事情上——缺乏经验，但我相信，很少有人比我更有真正的善意和真正的愿望去做适宜的和正确的事。”“我将竭尽所能履行我对我的国家的责任。”也许把维多利亚与纳尔逊联系起来是荒唐的，但从“责任”这个词中，我们发现了世代以来把帝国的领袖们与黎民百姓凝聚在一起的共同因素，它造就了帝国的一切，使帝国承受风浪和岁月的搏击。女王说得对，也是这样做的，这就是庆祝她登基六十周年的钻石禧年几乎变成一场造神活动的主要原因。

7.

那天上午，当她不期然地接受帝国的这一职责时，她通知墨尔本她将延续目前的内阁，随后下议院也表示满意。顺便说一句，在她统治期间，虽然常常不得不接受一些令她个人感到讨厌的内阁大臣，但她从不曾试图恢复威廉四世的主张而任命代表议会的意志之外的其他内阁大臣，确立了一个将来不容有任何违背的宪法惯例。然而，墨尔本政府提出的改革方案在上议院遭到抨击，这种牵制严重地削弱了政府的能力，以至于国民对它失去了信任，1839年内阁辞职。显然，应召组建新政府的人选是皮尔，但由于担心以上届政府的家族成员为主的宫廷女侍们（Ladies of the Bedchamber）对年轻的女王施加影响，皮尔拒绝了组建新政府的努力，除非她们被解散。女王拒绝在她认为是一件非政治的问题上抛弃旧友，皮尔的态度同样坚决。于是墨尔本被召回，掌权至1841年。

8.

到那时内阁在下议院遭到惨败，女王已经幸福地与萨克森-科堡公国的艾伯特王子结婚——他是从小来拜访过她的德意志表亲之一，由什么样的女人服侍她的问题已经不重要了。然后皮尔顺利地组建了新内阁，代表在大选中卷土重来的保守党的大多数。从结婚到去世，艾伯特亲王是女王背后主要的心灵依靠和愉快情绪的影响因素。女王虽然接受了议会多数要求的大臣，却有一种她特有的女性倾向，只与自己的朋友打交道。只要艾伯特在世，女王与墨尔本的友情——这导致她在皮尔成为首相之后，在政治事务以及其他允许个人好恶强加于宪政机构的问题上，与墨尔本通信——总能得到适度冲销。亲王对女王和宪制发展的影响，在过去被远远低估了。

9.

墨尔本在政府换届之后继续充当女王政治心腹的做法也许并不明智，然而他对国家还是有很大功劳的。他虽算不上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但谦和恭敬、亲切友善和诙谐机智，既忠诚于国家，又忠诚于国家的宪法。年轻的女王有自己的思想和意愿，但需要指导。在关键时期墨尔本提供了指导，遵循严格的宪政主义方向。如果说维多利亚在其六十年的统治中，总体上尊重更重要的宪法协定，且将其固化成不可打破的惯例，在很大程度上，这要归功于那个最先赢得她信任、以无私的忠诚处理这种信任和国家利益的人。

10.

同时，墨尔本的外交大臣帕默斯顿，已经在某种意义上改变了他的对法政策，由和解转向对抗。在西班牙内战中，英法联合起来支持克里斯蒂娜女王的立宪政府，反对堂·卡洛斯的专制君主主张，为此英国派遣了一万人的军队参战。西班牙内战，直到今天，似乎总是为外部国家的军事和政治干涉提供了一个借口。在法国和英国的帮助下，1839年卡洛斯分子被彻底打败，但两国绝无可能就西班牙的政治问题达成一致，近东发生的几起事件则进一步加剧了两国间的反感。作为土埃战争的结果，达达尼尔海峡的自由航行问题被敏感地提出来。俄国、普鲁士、英国、奥地利形成了一个四国联盟，把条款强加于持异议者，法国极度恼怒，感觉受到冷落，立即准备战争。尽管1841年所有大国达成协议，达达尼尔海峡应该禁止所有国家的军舰通行，除非土耳其本国处于战争状态，可是对法国尊严的伤害激起了怨恨，这种安排也令俄国很不满意，后者感觉自己被困在黑海中了。

“人民宪章”运动

11.

这一时期比外交事务更重要的是国内事务和迅速发展的帝国事务。在国内，我们已经提到的在维多利亚即位前后的一些改革，将产生深远有益的影响，但此时此刻技工和工人阶级极为失望。对他们而言，尽管在争取议会改革中发挥了主要作用，但他们似乎已经被完全忽略，而攫取了所有好处的中产阶级，既然已经掌权，拒绝采取任何行动来帮助更贫困的公民。

引起强烈怨恨的，不仅是中产阶级在改善处境上似乎无所作为，还有新的《济贫法》，在工人们看来，这部法律几乎等于让他们仅仅因为贫困和失业，就被贴上犯罪的污名。始于1837年的新一轮商业萧条和农业歉收增加了人们的痛苦和不满。我们今天所称为的社会主义、直接行动和工联主义，在当时甚嚣尘上。然而，这些运动都失败了，他们的领袖在工人中间变得声名狼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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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起来，似乎这种失败有相当部分要归因于他们行动中固有的中庸克制。某种意义上他们是革命的，但是大量的工人阶级希望诉诸宪政手段获得预期的结果。他们的行动是清醒的，加上政府明智地决定不采取过去施行的镇压措施，避免了气质之争轻易发展成为阶级战争。

逐渐地，工人们放弃其他的施压形式，转向政治手段，即通过立法而不是暴力在议会获得影响并实现他们的目的。从这一策略的改变中兴起的宪章运动，发轫于这一时期，将在下一个时期达到高潮。这个运动的第一个阶段，可以认为始于1837年，两年后瓦解了，而后又兴起。这个插曲对于说明英国人的性格和发展，是很有趣的。这场运动在当时非常激进，以惊人的速度传播，尤其在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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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喉舌《北极星报》宣扬的思想，在一切保守的心智看来，意味着这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生活的毁灭。它所举行的大型群众集会，其中一场几乎就挨着议会大厦，演讲者的言辞非常狂热。在北部和威尔士一些预计会出现最严重麻烦的地方集结了部队，但是政府采取了一切可能的措施来让风暴消退，不加干涉，不制造流血。政府的态度完全不同于三十年前，约翰·罗素勋爵在群众激情昂扬之时精辟地说道：“人民有集会的权利。如果他们没有不满，常识会结束他们的集会。政府不应该对自由讨论有任何的害怕。”只有当人民“被暴力所驱去参加秘密集会”才真正值得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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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他们是被自己的悲惨处境驱使才这么做的。在工业领域，仍然总体上实行以商品而不是现金支付薪酬的制度，有时导致几乎三分之二的人的报酬实际上削减了一半。生活成本高，从1836—1839年到1840—1843年，小麦的平均价格上涨了近八成。住房状况因为过度拥挤而极为恶劣，这对于家庭生活、自尊和道德都是严重的伤害。

对这些问题的最受欢迎的救济措施，主要体现在所谓的“人民宪章”（People's Charter），它呼吁召开年度议会、废除议员的财产资格条件、支付议员薪水、成年男子选举权、无记名投票和选区平等。一份庞大的请愿书被呈交给议会，据说有一百二十五万人签名，但被大约七比一的投票结果所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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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有一些零星的骚乱被轻易镇压下去，宪章运动暂时失败了。然而无论它的早期阶段还是晚期阶段，都显示了普通人政治自觉意识的高涨，标志着在国内真正民主的生长，而且为海外帝国的政治发展提供了背景。1830年代的种种事件，的确形成了国家生活的一个分水岭，其中《改革法案》和维多利亚的即位如同山脉中的高峰耸立，比起我们已经越过的那一面，这一面的生活截然不同。

智识氛围的断裂与宗教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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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领域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尤其是文学。我们将在下文专门一章谈论绝大部分艺术形式的死气沉沉，包括绘画、音乐、建筑和微型家居艺术，但是在文学上，维多利亚时代证明是整个英国历史上，可能除了伊丽莎白时代之外，首屈一指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时代都是快速变化、贸易大大增长和在世界各地扩张的时期。

对作者们的详细讨论，最好留到我们论述世纪中期维多利亚时期生活的各个方面，1851年的万国博览会和水晶宫标志着它的巅峰。这里重要的是要指出随着维多利亚的即位而发生的新旧之间的明显鸿沟。

17.

在她登基之时，过去时代的所有杰出大师都去世了，华兹华斯是个例外，他一直活到1850年，尽管再无佳作。济慈死于1821年，雪莱死于1822年，拜伦死于1824年，司各特死于1832年，柯勒律治死于1834年。整个天才的一代已经从舞台上陨落，而新的一代正在崭露头角。丁尼生和麦考莱1830年发表处女作，勃朗宁和狄更斯1833年，罗斯金1834年，卡莱尔1837年。老一代是浪漫主义者、自我主义者、抽象的普通人的歌颂者或大自然和纯粹的美的热爱者。新一代主要关注的是社会场景，特别是它的罪恶和弊端，关注的是作为组织社会之一部分的人、科学新思想以及制度重建。当然这些只是概述，但是在两代之间出现了明显的断裂。我们难得找到智识氛围如此轮廓清晰的完全转变。

18.

除了上述的基督教福音派运动，在宗教领域还有一个大的变化，对帝国各处的生活产生了显著的影响。1833年由基布尔（Keble）所做的一场布道，揭开了牛津运动（Oxford）或书册运动（Tractarian）的序幕，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运动。福音派信徒和不从国教者已经从国教中分离出去，特别注重个人宗教信仰和救赎。牛津运动则相反，把个体的重要性减到最小程度，主要强调国教是一个统一体、一个自身的有机体，它的存在比任何单个成员的个人见解或生活更加重要。基于这个理由，它的信徒强烈反对国教屈从于政府的控制之下，有些领袖的感念如此深切，其中包括后来都成为红衣主教的纽曼和曼宁，以至于一同离开国教而转投天主教会。高教会派（High Church Party）中这些主要人物的脱离趋向于削弱这个派别在英国国教中的地位，这就为其中的广教会派（Broad Church）或现代主义运动提供了某种动力。这又被托马斯·阿诺德博士之辈的影响所强化，他们正在极力灌输一种道德热忱的新风。

19.

几乎与牛津运动在英格兰的起源巧合的是，伴随着政教分离的要求，在苏格兰有一场宗教意识的复兴。当1843年妥协被发现无望时，几乎半数的牧师离开了他们的教会和职位，但是当时的公众支持和宗教热情如此之大，以至于不到一年由私人捐助为他们建立了五百所教堂，苏格兰自由教会（Free Church）就这么被建立起来了。不仅有福音派和这两个运动，英国国教自身内部一股复兴的虔诚精神也证明了遍及英伦的一场伟大的、由多个思潮组成的宗教复兴。在思考国家生活的其他方面时，如清教主义的复发、政务和政治生活的总体改善、对社会问题的新态度、文学对各种改革的关注、传教运动、对帝国内落后民族的新责任感，这一点必须着重考虑进去。

20.

如果说在维多利亚时代早期不乏虚伪，那么也有众多具有各种细微差别的真正宗教，它们具有一种无处不在的影响力。

现在我们必须转向海外帝国的成长，记住国内所有这些潮流——改革、大体上由商业中产阶级掌权、工人对更大民主的诉求、宗教热情、乐观和活力，以及各个阶级一直固有的保守和自私。结果是令人迷惑的，几乎任何一个事件都可以做出多种解读。我们必须记得，比起个人来，国家其实并不总是更受一套情感、思想和理想的驱动。无论前者还是后者，我们都得考虑其生命力、完成的工作和大体的结果。正是这些的总和构成了决算账目，而不是任何特定的失误或缺陷。

新的帝国理论：加拿大的成功试验

21.

我们前面谈到在这段时期发生的新英国与旧英国之间的裂痕，在帝国关系和帝国理论领域中，体现得最为明显。一般而言，这个理论仍然是基于旧的重商主义学说。大体上，殖民地应该为宗主国生产的商品提供原材料和部分市场。从理论上说，帝国应该是一个复杂而自给自足的单元，其中有劳动和产品的分工，总体上由伦敦的英国议会进行调控。理论上还包括，调控应该符合各方的利益，但实际上，殖民地在议会没有、实际上也不能有代表，议会整部机器的运转主要反映那些拥有代表的主体的利益。殖民地之所以受到重视，完全是因为宗主国可以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从它们那里取得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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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已经描述过的或多或少汇集在1830年代的各种思想和情感的潮流，带来了帝国理论的一场革命。其中，我们可以引用：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学说，它在几年之后将大行其道；宗教的复兴和对他国的责任感，它们导致传教事业；蓬勃发展的民主潮流和个人要求管理自身事务的呼声，以及我们现在所称的自决权（self-determination）。态度的改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国家观的根本变化，但也是因为有一群卓越的领袖，做了很多来疏导各种新思想，如查尔斯·布勒、爱德华·吉本·韦克菲尔德、达勒姆勋爵、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约翰·罗素勋爵、第三代格雷勋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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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已使英国失去除加拿大之外的北美帝国，但旧理论持续到这一时期，现在它让位于一个新理论，后者将把帝国发展到今天的状态。英国拒绝了在北美建立这样一个帝国的建议，它从美国独立革命中没有吸取任何教训。国内半个世纪的思想和道德变化，要求提出新的理论并将它应用于实际政治。不仅对于英帝国而且对于世界而言，幸运的是，改变是在这个世纪后期帝国大量扩展之前发生的。无论如何，对地球边远部分肯定要争夺，但如果英国对殖民地和臣服人种的态度没有改变的话，帝国就不大可能维系在一起。尽管存在多种多样的缺点和错误，我认为，不可否认的是，正是由于新理论，英国统治下的土地和人民，比在其他统治下可能获得的，拥有更大程度的自由和善治，庞大的英联邦国家集团才得以保持至今，并与其后裔美利坚合众国，成为未来乱世中自由的中流砥柱。

24.

新帝国理论，产生自政治、经济、宗教三种思想源流，有两个要点。一是，殖民地不应完全受宗主国的掌管和主要反映宗主国的利益，而应根据当地的愿望尽快获得更广泛的地方自治和经济增长。二是英国不应该只是剥削当地的落后人种，而是应当充当他们的监护人和托管人。很容易列出这个理论未被付诸实践的不计其数的例子，从而表明英国的虚伪。可这些思想给世界带来了不可估量的裨益。

要估量这些思想的新颖性和重要性，一方面我们得就帝国与其属民的关系，把这些思想与历史上所有先前的思想进行比较；另一方面，我们得考虑帝国今天乃存在于一种完全独特的政治结构——英联邦国家——之中。人性既不完美又容易犯错，但我不知道任何其他民族——法国、德国、意大利、俄国、日本——像英国那样，把如此大的自由和正义带给地球四分之一的地区，而这主要是因为英国构想并应用了上述两个主要思想。

25.

当然，除了争取它们的自由主义者和进步团体之外，很多人反对这些思想。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显示出有多少种不同的力量发挥作用而形成了我们所谓的历史，而思想能够付诸行动的一个原因在于这一信念，即殖民地将在很大程度上因为这些思想而变得对宗主国越来越没有价值。许多人辩解说，如果贸易不受到管控，本地人不用来为宗主国谋利，那么殖民地岂不是一种累赘、危险和负担，而不是资产？几十年来，这个国家对帝国没有多少兴趣，即使在不反对扩展的时候，这种淡然的心态使得那些试图按照新思想来塑造帝国关系的人可以放手干。这种淡然的心态，我们还会提及，是该世纪末帝国主义以一种新的形式复兴之前的几十年中一个重要的思潮。

26.

确实到了某些东西结束的时候。到处是困境和不满。西印度群岛形成了它们自己的问题，那里的种植园主认为废除奴隶，哪怕是给予补偿，都会损害他们事业的前景，而帝国处境的艰难和危险展示得最为充分的是在加拿大。加拿大只是一个地理学上的表达，六个殖民地——纽芬兰、新不伦瑞克、新斯科舍、爱德华王子岛、下加拿大（魁北克）和上加拿大（安大略）——都是分立的，各有其政府，就是现在已然成为合众国的反叛殖民地盛行的那种政府。旧有的殖民理论政策，以及在地方治理中的相同毛病，使得加拿大诸殖民地已然逐个到了效仿南边邻居半个世纪前的反叛的边缘。

27.

每个殖民地有一位皇家总督和他任命的政务会以及一个民选议会。在这种情况下，在前两者与最后者之间存在着所有的老问题，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有两个因素大大加剧了这种局面。在下加拿大，种族问题变得非常严重，在多数派的法国人与少数派的英国人之间存在强烈的怨恨。英国人人口的增长也没有指望，因为移民对这里不感兴趣，通常往南去美国，或者去加拿大。政府和司法都在崩溃。因为种族宿怨，这种英国人主导总督和政务会、法国人主导议会的体制不可能做成任何事情，法国人陪审团也不会给予涉案的英国人公正的裁决。

28.

居民是无知的，十分在意保持他们殖民地的法国特性，这一想法轻易地受到神父和当地法国人律师的左右，后者中的主要煽动者是路易斯·帕皮诺。他有志于成为一个类似于塞缪尔·亚当斯在早期马萨诸塞的角色，尽管他的思维更属于法国革命者的类型。有人公开宣传从英国独立。1832年英伦三岛发生了霍乱疫情，尽管实施了检疫，还是有移民进入加拿大，法国人真的认为这是英国政府投送传染病过来以毁灭法国人口。发生了一些骚乱，在一场不幸的骚乱中三个公民丧生，情景类似于1770年所谓的“波士顿惨案”（Boston Massacre）。这一事件同样被称为一个“惨案”，用这个词是为了激起人们的愤怒，如对待以前的事件那样。

29.

到1836年政府陷入僵局，英国派出一个委员会去做调查汇报，却提不出任何建议。英国政府随后宣布，如果议会不能为当地的公共目的提供必要的资金，将被伦敦宣布为无效。显然，政府的形式不适应殖民地的情况，变革势在必行。此时已没有时间，约翰·罗素勋爵的违宪决定，尽管必要，在上下加拿大都引起了风暴，导致叛乱。与毗邻的法国人比较，上加拿大（安大略）在感情上是强烈的忠诚者，在意见上更加坚定。忠诚者与叛乱者发生了一些小的冲突，丧身者寥寥无几，后来叛乱者首领麦肯齐越过边境逃往美国。

30.

虽然叛乱实际上被镇压下去，但在美国一边，麦肯齐伙同其他难民及边境匪徒继续发起袭击，几乎引起英国与美国的战争。麦肯齐使用美国船只卡罗琳号运送人员和军火，最后在美国水域被英国当局击毁。无论如何，美国人那时对英国的感情都是敌对的，这种公然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在美国引起了极大愤慨。英国政府不会承认这次事件是官方所为，直到1840年一个喝醉了酒的加拿大人麦克劳德在纽约炫耀说，他就是击毁卡罗琳号行动组的成员之一，而且他自己在那次事件中打死了一个美国人。

31.

他以谋杀罪被送上法庭，而只有这时，帕默斯顿才声称那次袭击是一个官方军事行动，并威胁说，如果当事者加拿大人被判有罪并处以绞刑，英国将立即宣战。由于美国政府的联邦体制，华盛顿不能干预，纽约州州长是一个与帕默斯顿一样惹不起的人。两个英语民族之间的第三次战争的问题，取决于纽约地方刑事案件的一个普通陪审团的裁决，幸运的是，麦克劳德被发现只是一个醉酒和自吹的骗子，实际上根本没有参与卡罗琳号事件。然而，加拿大的动乱显然对英美关系构成了极度威胁，尤其是在帕默斯顿执掌外交事务的情况下。

32.

在下加拿大，叛乱虽然也是小规模的，却更加重要，然而被英国军队镇压下去了，帕皮诺和他的主要同伙奥卡拉汉越过边境逃到美国。很明显，某种殖民地的政府重组是完全必要的。1838年，达勒姆勋爵，加上韦克菲尔德和布勒，被派往北美进行调查汇报。在那个时代的所有英国政治家中，达勒姆，一个性格独特、易于树敌的人，比任何人都更明白什么得成为帝国关系的基本原则。他的著名的《关于英属北美事务的报告》将成为一个经典，可以被认为是现代帝国的基石。不幸的是，达勒姆一到达加拿大，就越权把那些已经逃离加拿大的叛乱头目定为死罪，并把另外八人押往百慕大群岛。这一武断行动使他招到国内以他为敌的人和那些反对他的帝国政策见解的人的合法攻击。他毫无体面地召回国内，甚至被当初指派他的政府所抛弃。

33.

然而欣慰的是，他的思想注定要得到实施，以促进英联邦国家的建立。《报告》的重点是建议在加拿大建立一个十足的责任政府，仿照英国的模式，根据议会或下院多数的意愿来选择行政部门。由于种族问题，这在魁北克是行不通的，因为英国人不会答应被占多数的法国农民永久统治。于是达勒姆建议上加拿大与下加拿大合并成一个殖民地，虽然法国人极力反对，但最后于1840年经由英国议会决定实施。然而，由于一些英国主要政治家如威灵顿公爵的强烈反对，责任政府的准许还要等待数年，直到1847年，时任自由党政府殖民事务大臣的格雷勋爵建立新体制，他指示新斯科舍总督按照议会多数的意愿选择部长，自己不承担政治责任。换句话说，英国派出的总督之于当地立法机构和政党，实际上几乎如同英国国内君主之于英国立法机构和政党。

34.

联合加拿大（魁北克和安大略）的总督额尔金勋爵，在授命时接到同样的指令，他不折不扣地执行了，尽管有时十分不得人心，因为事实上殖民者还没有学会如何管理他们被授予的政治责任。然而，跨越宗教和种族界限的政党开始发展起来，人们开始理解新的体制。多亏达勒姆和额尔金，自由责任的种子在未来最大的自治领深深扎根，虽然国内许多人认为这样一种制度必然与帝国的统一完全不相容。1852年迪斯雷利宣布殖民地必须全部在几年内独立，其他人也持同样观点。在故事下文，我们将会发现别的殖民地也获得了同样的自治权，逐渐地扩展为今天英联邦成员国之间维持着的这种关系。

35.

那些最初在加拿大发起试验的自由党人不仅是在展示高超的、从根本上说是英国特色的政治才能，而且是在显示一种极为坚定的信念，即永久和愉快的联盟只能建立在自由的基础上，而不是靠约束或武力。接下来的一个世纪证明这个信念是充分合理的。

在加拿大的这项试验取得了巨大成功。种族伤口被愈合，脱离帝国的言论停止了。主要基于经济因素与美国合并的危险动向，因新的经济自治和《帝国航海法》的废除而告终。同时，在这一时期，曾不时带来与加拿大南边强大邻国发生战争危险的两个严重争端被解决了，尽管双方都有不满意之处，这可能正表明了决定的公平。

36.

东部的缅因边境长期以来存在争议，但在1842年的《阿什伯顿条约》中得到最终界定。四年后，穿过有争议的俄勒冈地区抵达太平洋岸的边界线也达成了协议。美加双方都曾对俄勒冈边界线有过过分的主张，在美国流行的口号是“54度40分或战争”，指的是坚持把美国北部边界推进到这个纬度线。然而，最后得益于美国正面临与墨西哥的战争，从大湖地区到落基山脉的49度平行线被延伸到海洋，而温哥华岛完全归加拿大。这个国家在帝国的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地实现了独立自主，其辽阔土地的边界被明确地划定下来。从任何方面都没有入侵的忧患，它的前景似乎是无限的。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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