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迢迢的万里之路，扎什伦布寺走了三百三十年。六世班禅，中国西藏地区历史上杰出的宗教领袖，他将用脚步丈量爱国爱教和民族团结的尺度,并将它推到了顶峰。有诗这样描写道：“犹如飞鸟随大鹏，无数智者拥大师，缓缓前往东方去”。东方，清朝版图的中心方向，六世班禅踏上的不仅是上万里的行程，更是一条历代班禅从未走过的路。因为远行的动意可追溯到前世，甚至更早。

扎什伦布寺建于公元1447年，藏语里吉祥聚福之地的意思，历代班禅大师的驻锡地，570多年来，这座精美的建筑群几乎保存它初建时的模样，神灵的光晕和宗教的静穆交织其中，空气中仿佛都弥漫着沧桑的气息。强巴大殿，今天我们所仰望的视角，26米高的强巴佛金像宝相庄严，慈善和蔼，尘世过往在这双眼睛的注视下静静流淌。

五世班禅，法名洛桑益喜，公元1663年，藏历水兔年七月十五日生于后藏托加溪，6岁坐床，被认定四世班禅的转世真身。公元1693年，康熙皇帝和五世班禅一度商讨五世班禅赴京朝觐事宜，但由于当时一度流行的天花等原因却迟迟没有成行，而后来时局的变化将这件事一直搁置下来。公元1682年2月25日，66岁的五世达赖圆寂。

想象中 17世纪的西藏，只有耀眼的阳光和随风弥散的诵经声，但事实并非如此。清朝早期，西藏地区时时受到外族部落袭扰。五世班禅时期西藏时局错综复杂，外有一些外族部落的挑衅冲突，内有明争暗斗的权力厮杀，西藏政教舞台上轮番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景象。此时的西藏需要稳定，康熙已经有了人选，并且是唯一的。

公元1706年 10月23日，紫禁城降旨西藏“达赖喇嘛圆寂后，今兴黄教，非你莫属，故命呼图克图前往达赖喇嘛之布达拉掌教，望尔抑副联抚绥众生之至意，兴教利生”。这道谕旨等于康熙皇帝昭告天下，西藏将开启新的一页，五世班禅将走上西藏历史的前台。这一年，五世班禅43岁，他心向紫禁城，爱国爱教，成为慈爱众生的宗教领袖。这一年康熙52岁，平三藩，收台湾，平定准格尔叛乱。横在大清王朝门口的障碍都被搬开了，“康乾盛世”的大门正徐徐拉开，康熙皇帝和五世班禅被时代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西藏，世人称为与神灵最近的土地，地势隆起，对四周有高屋建瓴之势，被称为世界的屋脊，康熙曾这样定位西藏在他心中的地位：“西藏屏蔽青海滇蜀，苟准夷盗据，将边无宁日”。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神圣的领土，从元朝以来历代中央政府对西藏实施行政管理，尽管在形式上有所不同，但在主权管辖上一脉相承。1644年清朝入关，进一步加强了对西藏地方的管理。早期沿用明代治藏制度，康熙年间设立噶伦职务，多人共管的治藏制度，雍正时期开始设立驻藏大臣制度。

伴随时间远去，康熙皇帝和五世班禅终究未曾相见，虽然历史给康熙留下了遗憾，但五世班禅却没有给康熙皇帝留下遗憾。“1717年调解准格尔部族纷争;1720年拥护清中央政府，册立七世达赖喇嘛;1726年调停阿尔布巴事件，止战内乱”。1713年2月，康熙皇帝下诏，正式册封五世班禅罗桑益喜为“班禅额尔德尼”，颁金印金册。

“班禅额尔德尼”这6个字的称号是梵语、藏语、满语的混合。“班禅额尔德尼”：“宝贝大学者”的意思，以纯金打造的金册与金印，代表尊贵、恒久、无上珍贵，以此彰显班禅的地位，这意味着“班禅”的名号被中央政府正式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也正式确立了班禅的政治、宗教地位。从此，历代班禅转世必须经中央政府册封成为定制，直至今日，班禅活佛传承世系，爱国爱教的传统依然延续。

这是一片纯净的土地，千百年来自然和信仰的融合已是约定俗成的传统，旷野中的五彩经幡就是其中的仪式之一。佛经被印在经幡之上，风将它们吹拂飘荡，每飘动一次，代表了诵读一遍经文，随风直达上天。在藏族同胞眼中，这是自身修行和利益众生的功德。历经漫长的岁月，今天的西藏生活富足，共享发展，甚至有些地方的物质生活已远超内地，贯穿历史和现实的则是，延续至今的信仰。

燃灯节，西藏最重要的宗教节日之一。每年藏历十月二十五日，信仰的烛火驱散黑暗，点亮夜空，这一天是为了纪念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公元15世纪初，著名的佛学家宗喀巴大师创立了格鲁派。“格鲁”：藏语“善律”的意思，该教派戒律严明，由于戴黄色僧帽又称黄教。格鲁派传承中，班禅和达赖都是宗喀巴的弟子，按藏传佛教教义，是佛菩萨在人世间的化身，班禅是无量光佛的化身，达赖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达赖住在前藏布达拉宫，而后藏扎什伦布寺，是历代班禅的驻锡地。

雪域高原上的神圣殿堂，是一座记忆之城，矿物质颜料和干燥气候让历史画卷，穿过岁月长河而依然鲜亮。布达拉宫，距今已有1300年历史，其散发的雄浑气质，吸引也征服着世界的目光，这里不仅是朝圣者的殿堂，也是藏传佛教乃至西藏历史的浓缩。西有寂圆满大殿，是布达拉宫最大的殿堂，环顾四周，殿堂墙壁满绘壁画，而能够在这样狭小的空间占有一席之地的，都是历史上重大事件。它代表永恒，是传统，是藏文化的一部分。其中五世达赖喇嘛，进京觐见清顺治皇帝的壁画，是极为珍贵的艺术品和历史资料。

公元1652年，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赴京觐见顺治皇帝，当年8月29日顺治皇帝接到五世达赖进京途中的密奏，“中土瘟疫流行，本人及库伦之人大多生身若于内地会晤下榻，恐于汗及本人不利之故，请准于呼和浩特或岱噶，择一处相会”。史料记载，当时洪承畴和索尼为首的重臣争议自此而起，洪承畴认为五世达赖作为臣子，进京觐见理所应当，没有皇帝迁就臣子御驾远行的的道理，有悖君臣之礼。而以索尼为首的大臣们，却赞同达赖的请求，认为达赖此来，对于收服蒙古诸部大有裨益，而且也免于天花担忧的困扰。

清朝初年，西北方居住的蒙古族分为漠南蒙古，漠北喀尔喀蒙古和漠西厄鲁特蒙古三大部。清军入关之前，漠南蒙古就已归附清朝，漠北喀尔喀蒙古和漠西厄鲁特蒙古与清政府关系密切，彻底收服漠北喀尔喀蒙古，实现边境的长治久安是清朝君王的夙愿。此时，漠北喀尔喀蒙古普遍信奉藏传佛教，如果顺治皇帝远迎五世达赖，就等于向所有藏传佛教的信众间接表达了尊重和亲善，然而五世达赖与顺治皇帝会面的地点成了一道两难的选择题，中央政府如果答应达赖的请求，于礼法不合，然而，五世达赖不远万里朝觐，既是中华民族紧密团结的机缘，也是清帝王孜孜以求治理蒙古的历史机遇。

二选一的难题，考验君臣们的政治智慧，他们会如何处理呢。北京最大的湿地公园南海子，位于南五环外，是市民们消暑纳凉的一片清静之地，不过三百年前，这里却属于清朝最高统治者的皇家苑囿，1653年，顺治皇帝率领朝臣浩浩荡荡来到南苑，拉开一副狩猎的架势，巧妙地以“南苑田猎 不期而遇”的缘巧，实现了五世达赖的朝觐。《五世达赖喇嘛传》详细记载了两人相会的情景，“皇帝在齐腰高的御座上落座，令我距他仅一庹远，稍低於御座的座位上落座，赐茶时谕令我先饮，我奏称不敢造次，遂同饮，因此，礼遇甚厚”。

这座石碑已经在德寿寺竖立了两百多年，历史铭刻在石碑之上。顺治皇帝为了纪念与西藏宗教领袖的第一次会面，在南海子兴建了这座德寿寺。“德寿禅林成世祖，尔时达赖喇嘛朝”。1755年，乾隆皇帝重建此寺并将这首《御制德寿寺诗》铭刻石碑之上，百年千年不朽不腐，与石碑遥相呼应。西藏的唐卡画师们则用精妙的笔法，定格了意味深长的时代表情，瞬间就此化为永恒。

这次历史性会见是清初加强西藏地方和清朝中央政府的关系，促进中华民族统一，做出了积极贡献和深远影响，正是那次圆满的历史性会面，1653年 五世达赖被清朝中央政府正式赐予“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封号，“达赖喇嘛”意为“德智广深如海，无所不纳之上师”。

西藏博物馆，坐落于拉萨市罗布林卡东南方向，这里馆藏着西藏史前文物到历朝历代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行使主权实施管理过程文件等大量珍贵文物。册封五世达赖的金册、金印就是其中最珍贵文物之一。金印，方形，重约8500克，刻有满、汉、藏三种文字。金册共217个字，文中写道：“朕闻独善兼善 开宗之义不同，世出世间，设教之途亦异，然而明心见性，淑世觉民，其归一也，隆兴佛化，随机说法，利济众生，不亦休哉”。这意味着“达赖喇嘛”的名号被中央政府，正式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也正式确立了达赖喇嘛的政治、宗教地位。从此，历代达赖喇嘛转世必须经中央政府册封成为定制。

1703年，康熙在距离紫禁城东北200公里的地方，开启了一项意味深长的工程。这个来自白山黑水间的皇室，习惯了关外清爽干燥的气候，历经三朝统治者的数次甄选，康熙皇帝看中了这个距离适中，群山环绕的盆地，河水潺潺，植被郁郁葱葱，而且夏季温度舒适，空气清爽。不过，皇家的意图绝不仅限于享受生活，因为更重要的是，跨过燕山余脉，就是辽阔的蒙古大草原。这里无疑是清朝中央政府团结蒙古民族的咽喉之地，也成为后来绵延百年，巩固中华民族统一的见证。这片盆地几乎承载着清王朝关于未来的一切想象。

承德，一座从出生就烙印着民族团结和融合印记的城市。当地一位诗人刘学满先生曾经这样描述：“禅承德化鸿庥法，武烈河溪紫气彰，演绎佛家多少事，神乡一统共辉煌”。避暑山庄，取自然山水之本色，收纳江南塞北之天下风光，历时89年，渐渐形成了今天誉满天下的中国最大古典皇家园林，每年吸引中外游客数百万。

生死轮回，如同日出日落，非人力可以挽留。1722年12月20日，康熙帝在北京畅春园清溪书屋驾崩，康熙去世15年后，五世班禅，这位雪域高原上的圣者，即将功德圆满，告别人世烦忧，归入一片清静纯洁的沉寂。1737年7月，五世班禅面朝东方，安静圆寂。东方，是清朝皇帝所在的方向，接到圣旨与赏赐时达赖、班禅也会向东方谢恩。皇室的延续是血脉，而班禅却要在下一世找回他自己。按照藏传佛教的教义，这个智慧慈悲的灵魂并没有消失，下一世，他将继续完成未尽的使命。

今天的扎西孜村一副现代文明景象，孩子们正享受无忧无虑的童年，他们不知道， 200多年前，一个曾经与他们同龄的男孩，从这里出发，走向扎什伦布寺，走向拉萨，又艰难地走到了紫禁城。这个孩童就是五世班禅转世灵童，中国西藏地方历史上著名的爱国爱教宗教领袖，六世班禅额尔德尼·罗桑班丹益西。

公元1741年7月16日，扎什伦布寺正在进行最庄重的仪式，从这一天开始，这个4岁的孩童成为扎寺的新主人，并正式拥有自己的名号，六世班禅额尔德尼。庆典，见证着逝去与新生，在藏传佛教传统中更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六世班禅，今天仪式的绝对主角。然而，所有人都知道，这个4岁的孩童要成长为真正的班禅大师，还有很长的路需要跨越，因为这个时期的西藏，还有权势最大的人。

1741年 乾隆皇帝刚满30岁，幸运的是，康雍两代先帝为大清立下稳固的根基，而立之年的他已经站在帝国最辉煌的顶峰，是守成还是开拓进取，乾隆在寻找自己的帝王之道。在他的帝国图景中，西藏的稳定是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环。遥远的紫禁城，年轻的乾隆皇帝也在关注着这场庆典和它背后的权力格局。当年7月，乾隆皇帝派出的中央政府的册封和赏赐也送到扎什伦布寺，完成了六世班禅坐床仪式最后最重要的认定环节。

西藏日喀则尼色日山南坡，雄伟的重楼叠宇依山势而起，灿烂的金顶红墙宣告这里高贵的身份，数百年风云变幻，信仰的力量并未因时光而消磨，依旧神圣而纯粹。扎什伦布寺的日光殿似乎并不起眼，这里却曾是历代班禅重要的起居场所。踏进日光殿，便如同踏进了二百多年前的那段时光，这里留下了历代班禅的足迹，还有他们的人生与悲喜。

透过天井射入殿堂的阳光破碎而亮烈，同样的日光或许也曾洒落在那位苦读经书的少年身上。《六世班禅传》记载：“少年班禅聪颖好学，颇有慧根，对于经文的理解常让寺中高僧惊叹”。然而 ，他的求法之路，却在12岁那年遭遇了挫折。公元1749年，六世班禅罗桑班丹益西12岁，在扎什伦布寺已经度过了八年的时光。七世达赖特别关注他的成长，不仅给他取了罗桑班丹益西的法名，而且带领他精研佛法。面见七世达赖直接求教，是六世班禅最大的愿望。然而表达求教愿望的信函早已抵达拉萨，却石沉大海。

《七世达赖喇嘛传》如此描述这段往事：“班禅仁波且本欲求教诸法，喇嘛亦很想传授，然郡王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被灾魔所障，心情纷乱 ，变化多端，对喇嘛师徒之弘法传业极不热忱，故师徒之愿望未能实现，众皆失望沮丧”。扎什伦布寺和布达拉宫相距二百六十公里，即使在农耕时代也并非无法跨越，少年班禅却终于明白，难以逾越的是横亘其间无法撼动的权力。

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前任郡王颇罗鼐的次子，1747年袭封郡王爵位，成为新任郡王。他一改前任温和路线，独断专行，上至西藏贵族 下至黎民百姓无不对其又恨又惧。清政府驻藏大臣纪山，1749年在奏报中如此描述这位新任郡王：“珠默尔特那木扎勒，属下俱怀怨望，且其又有疑忌达赖喇嘛之心，恐日久众怨愈深，达赖喇嘛亦不能忍，致生事端”。然而这还仅仅是一个开始，当西藏地方的僧俗力量失去微妙的平衡，一头名为权力的猛兽便已蓄势待发，12岁的六世班禅第一次看到了它狰狞的一面。

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不惜诬陷镇守边境的哥哥擅自调动兵马，欲除之而后快，一场乱局似乎无法避免。1749年的一个冬夜，六世班禅在扎寺的长明灯下写着两封注定不会有回音的信件，他以前任郡王友人的身份，致信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和他的哥哥，劝他们不可以“武力相争，要讲太平”，以免引发西藏政局的激烈动荡，殃及无辜百姓。

然而 ，善意劝导最终淹没在权力纷争的喧嚣之中，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一意孤行，竟派人杀害了自己的哥哥。暴政背后，一个可能威胁整个清王朝稳定的危机正悄悄逼近。拉萨大昭寺北侧，游人如织的八廓街上，有一座藏式建筑显得不太起眼，但却身份特殊，它是清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的施政中心，也是中央政府在西藏权威的象征，这里就是驻藏大臣衙门旧址。它见证了一百八十多年时光里西藏安定团结和风起云涌的历史。

1750年10月，珠尔默特那木扎勒的野心已经无法抑制，他试图切断川藏间的驿路，切断拉萨和紫禁城的一切联系，谋叛之心昭然若揭。傅清，全名富察·傅清，当时的驻藏副都统，拉布敦， 左都御史，当时的驻藏大臣。此刻，驻藏大臣衙门的兵马不足百名，如果坐等叛乱，西藏地方乃至整个国家都将陷入腥风血雨，如果主动出击，则是以卵击石，玉石俱焚。危局之中，傅清和拉布敦决定冒险行事，诱杀珠尔默特那木扎勒。

史书详细记载两人商议的原文：“珠尔默特那木札勒且叛，徒为所屠，乱既成， 吾军不得即进，是弃两藏也，不如先发，虽亦死 ，乱乃易定”。1750年10月壬午日，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伏诛，但也迎来了意料之中的叛军疯狂反扑。史书记载：傅清，手刃数贼，身中三伤，力竭自刎殉职。拉布敦，挟刀跳楼下，杀数十人，肠出委蛇于地，然后死。

两位驻藏大臣在既无外援又无内应的情况下，用鲜血和生命阻止了一场灾难，乾隆帝轸悼：“揆几审势 ，决计定谋，心苦而功大”。远隔万里，紫禁城的乾隆皇帝收到了镇压叛乱胜利的消息，他知道，西藏地方的局势走到了关口，是陷入混乱还是由乱入定便在自己的决断之中。一连串谕旨颁下，一场果决的平乱行动在西藏地方迅速展开。

1750年底，乾隆皇帝下令，四川总督和提督统官兵入藏，绥辑地方， 搜除逆党，将郡王家产充公，其所属的三十九族地方和达木八旗地方划归驻藏大臣直接管辖。双忠碑，至今矗立于驻藏衙门旧址中。当年，乾隆皇帝高度赞赏驻藏大臣傅清和拉布敦的忠勇之举，追封两位驻藏大臣为一等伯，并在北京和西藏两地分别建立双忠祠，合祀二人春秋致祭，乾隆亲自撰写了《双忠祠诗》：“双忠之气浩千古，双忠之力敌千军”。这是对两位国家忠臣的永久纪念，更重要的是，它也是中央政府对于西藏地区主权归属的明确的昭示。

大昭寺的长明灯经年不灭，正如信众们虔诚的信仰，也未因现代文明的冲击而消弭。他们相信，每一次膜拜都在为他们蓄积超越轮回的力量。数百年间，作为藏传佛教界最为重要的宗教领袖之一，班禅的一举一动影响着无数信众。珠尔默特那木札勒叛乱的消息传到扎什伦布寺，六世班禅不得不思考，自己和脚下的这片土地究竟应该何去何从。如果变乱持续，西藏将再无一间平静的经堂，而黎民苍生更将陷入阿鼻地狱。

当乾隆皇帝派出的大军抵达拉萨时，一封特殊的文书也经由刚刚恢复的驿路送达京城：“请求圣上继续管照我西方圣地，护佑藏地众生”。六世班禅向平叛官员公开赏赐香料、 白银、 粮食、 面粉等物品，表明其维护西藏的安定，维护中央政府权威的鲜明态度。然而，此时叛乱余党并未全部肃清，班禅这么做是有风险的，但也因此更难能可贵。《六世班禅传》记载：“尔时， 皇帝回书大师，称赞拉萨叛乱时所表现的积极行动”。

雪域高原的刀光剑影，也开始了六世班禅与乾隆皇帝之间，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立场的交流和对话。公元1751年 乾隆皇帝颁定《钦定藏内善后章程十三条》，在西藏设噶厦，噶厦设有噶伦，噶伦是“颁布命令的官员”之意，共四人，三俗一僧，诸噶伦共同办理西藏政务，以确保权力不集中于一人。

此后相沿不替近二百年，这是清中央政府对西藏的再一次体制变革和制度安排，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公元1751年 清中央政府下令，由七世达赖格桑嘉措掌管西藏地方政务，西藏逐步恢复安定与平静。1757年2月，西藏最寒冷萧瑟的日子，病榻上的七世达赖终告不治，在布达拉宫圆寂，终年50岁，刚刚由乱入定的和平西藏再次蒙上阴影。

在西藏，转世灵童的寻访远不止是个宗教问题，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政治问题。三世章嘉·若必多吉，蒙古地区的转世活佛，乾隆即位后，章嘉活佛被封为掌印喇嘛，掌管京城喇嘛事务，极受清王朝信任和推崇，被封为大国师，可见其地位之重要。布达拉宫，历代达赖喇嘛的驻锡地，然而，数百年深处权力的漩涡中心，这里从来不是一片安宁之地。利益抉择乃至政治博弈都曾在这里上演。

公元1758年，布达拉宫陷入了一个僵局。这一年 ，章嘉国师被乾隆委派入藏，负责七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认定。章嘉国师发现，此时西藏事态比想象中更为复杂。两个孩童被确定七世达赖转世灵童，但是复杂事态的背后是盘根错节的利益网，选择了其中任何一个候选转世灵童，都可能引起另一方势力的巨大反弹，造成西藏局势的动荡。那么怎样解开死结，继续西藏的秩序呢？解答需要政治智慧。

平叛之后六年的时光，20岁的六世班禅不仅在宗教修为上造诣日渐深厚，在后藏乃至整个西藏，逐渐具有无可比拟的权威性和影响力。这是一次试炼 更是一种信任。此时的章嘉国师，更像是位裁判员和观察者。1758年4月，六世班禅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的决定，他没有选择两个孩童任何一个，而是重新选定另一个孩童为七世达赖转世灵童，与其固守二选一的死局，不如另辟蹊径。六世班禅用一种快刀斩乱麻的睿智破解了僵局。

一个月后，章嘉国师的密奏出现在乾隆皇帝的案头，密奏详细叙述了七世达赖转世灵童的确认过程，高度评价了六世班禅坚定和睿智的表现，字里行间里的赞赏，让乾隆皇帝再次评估了这位年轻的格鲁派活佛。珠尔默特那木札勒叛乱时，六世班禅鲜明表态，维护西藏稳定和中央的权威，如今，他的作为彰显了处理西藏地方全局问题的智慧和能力。乾隆皇帝没有迟疑，他用自己对七世达赖转世灵童的认定，果断回应对于六世班禅的信任。

处事不惊的磨砺和岁月的洗礼，六世班禅已成长为合格的宗教领袖。他深知和平是西藏地方之福，藏传佛教界之福，他更清楚要将这和平的延续，必须要获得中央政府的坚定支持。1770年，六世班禅接到了一位英国人乔治·波格尔的信函，在信里 ，他向六世班禅提出了和西藏通商建立直接联系的请求，班禅大师明白英国人的目的远非通商那么简单。因为当时英国正在世界各地开疆拓土，划归殖民地，拒绝者则是坚船利炮强行打开大门，山那边的印度已是先例。

面对试探的信函，六世班禅态度鲜明地拒绝了对方的请求，他答复说：“西藏属中国领土，一切要听从中国大皇帝的圣旨办事，而北京距西藏有一年的路程，他无法写信给皇帝请求同意，因此希望英国使者回到印度去”。然而，来自列强的觊觎能否就此止步吗？抵御列强潜在的威胁，西藏需要强大的后盾，中央政府的表态和支持，是维护西藏作为中国神圣领土不被侵犯的重要前提。对于六世班禅来说，期待了二十年的朝觐之行，或许已经到了不得不走的时刻。

当六世班禅进京朝觐的上书摆在乾隆皇帝的案头，乾隆皇帝回复，希望他能在第二年，庆祝自己七十大寿之际前来：“适逢朕之七十万寿诞辰，有班禅额尔德尼领班讽经，宣扬佛法 ，利裨众生，实属吉祥如意之事，已允所请”，一场永载史册的会面终于正式进入了倒计时，六世班禅以二十年的智慧和心血成就了西藏地方的安定，他知道已经到了朝觐皇帝的时机，他要将信仰和佛法散播更宽更广的地方，他要用一次远行，为自己虔诚维护的西藏安定和苍生幸福,求一个光明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