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最后的自由人

还有一些人……他们死了，仿佛他们从未活过，从未出生。

——《次经传道书》

对于喀里多尼亚人而言，饥饿比罗马雇佣兵更迫在眉睫，此时，第一个在历史记载中留有名字的“苏格兰人”从黑暗中挺身而出，表明了他的态度。

我们能知道他的名字是因为阿格里科拉的女婿把他记录了下来。二十多年之后，盖乌斯·科尼利厄斯·塔西佗写下了《尤利乌斯·阿格里科拉的人生与性格》，即如今广为人知的《阿格里科拉传》，这本书旨在对将军的一生给予毫无保留的赞美褒扬，并竭力证明一个好人是如何在避免成为暴君的情况下有效而大胆地进行统治的。书里不仅透露了一些公元1世纪后半叶罗马人在不列颠尼亚的遭遇，还写下了罗马人对帝国本身行为的看法。

随着这位伟大的将军向北深入喀里多尼亚人的致命危险地区，塔西佗想通过给他的岳父大人找到一位值得尊敬的敌人，来凸显岳父的勇气。正是塔西佗如血肉般真实生动的文字，让苏格兰的第一位英雄大步走向舞台中央。

在公元84年的秋天，大批喀里多尼亚人（根据塔西佗的描述，有大约30 000名强壮的勇士）聚集并埋伏在大峡谷里，试图扭转战争局势：

……他们依然前仆后继，蜂拥而至——所有的青壮年，人人皆是荣誉等身的出色战士。在众多首领中，有一个名叫卡尔加克斯，一位英勇高尚的人，召集起早已渴望战斗的勇士们，向他们发表讲话……

和罗马人的战斗，我们曾胜利过，也曾失败过，［卡尔加克斯说道，］但我们从未绝望过；我们永远在蓄势待发。我们是代表不列颠阳刚之美的佼佼者，珍藏在她最隐秘的地方……我们是世界上最后的人，最后的自由人，时至今日，我们一直受到遥远和与世隔绝的庇护，也是因为这样才让我们声名远扬……罗马人……是世界的强盗……敌人的财富激发了他们的贪婪，敌人的卑微激发了他们对权力的渴望……抢劫、屠杀、强暴……他们制造灾难，还敢把这称作和平。

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依然在为战斗发生的地点争论不休。塔西佗称之为“蒙斯格劳庇乌斯”，即格兰扁山，一个流行的解释是战斗发生在阿伯丁郡的本纳奇山坡。

好在我们想知道的事情他都写了。卡尔加克斯（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剑客”）一发出信号，无数长矛就向斜坡下成群结队的罗马士兵射去。“双方以互相投掷武器打响了战斗，布立吞人展示了稳健娴熟的作战风格，一方面用他们手中的巨剑拨开飞来的利器，或用小小的盾牌接住；另一方面回以雨点般密集的长矛。”塔西佗如此写道。前线大约有8 000名罗马士兵首当其冲受到来自空中的奇袭，但他们仍以强大的罗马炮火向咆哮嘶吼的喀里多尼亚人予以反击。然后就是用武器贴身搏斗。“最后，阿格里科拉召集了四支巴达维亚步兵团和两支突厥步兵团，以刀剑一决高下。这些身经百战的勇士受过良好的剑术训练，敌人则手忙脚乱，用他们小小的盾牌和笨重的钝剑迎战，尤其是后者，毫无锋利之处，根本不适合近距离的激烈打斗。”

随后，3 000名强悍的罗马骑兵被派遣从两侧包抄部落，根据塔西佗描述，喀里多尼亚人死伤大约10 000人，剩余的突围而出，撤回到山上。卡尔加克斯随他的军队一起，从此失去了踪迹，再也没有听说过此人。“第二天的景象更加充分地显示了我们的胜利所产生的影响，”塔西佗写道，“周围是一片可怕的寂静，山上空空荡荡，只有远处的房屋冒着烟，而我们的侦察兵连一个人也没看见。”

无论是格兰扁山这个地点也好，还是卡尔加克斯这个不知真假的人物也好，历史学家仍在争论喀里多尼亚人和罗马人之间的这场巅峰之战到底有没有发生过。其中一些人认为，要想称之为“巅峰”，除非有超过三分之一的部落战士被屠杀或俘虏。如果征服者让20 000名勇敢无畏的战士带着武器，和他们的首领一起撤退到坚不可摧的高地堡垒里，他们很难算得上真正征服了苏格兰。

但不可否认的是，阿格里科拉旋即被召回了罗马（据称图密善皇帝对这位勇武将军的成就心生嫉妒，因为这使他相形见绌），并且在那里被奉若神明。这是只有在战场上获得无与伦比的胜利的罗马领导人才能够享有的庆典。如果阿格里科拉一举击溃了难对付的喀里多尼亚大军，他才算真正地、彻底地征服了不列颠尼亚。

不管实际上发生了什么，值得注意的是，对“第一个苏格兰人”的描述和罗马征服苏格兰的细节都来自外国人，都是从他人那里传到我们耳中的。

自从近2 000年前卡尔加克斯的话被写在羊皮纸上流传开来，它就对民族想象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些话若是出自威廉·华莱士之口，也许更容易理解，其中的情感确实就像丘吉尔演讲背景中从远方传来的钟声一样鸣响。然而其中只有一个明显的问题：这些话并不是，也绝无可能是公元1世纪的卡尔加克斯或任何一个“苏格兰人”会说的话。相反，这些话是盖乌斯·科尼利厄斯·塔西佗本人在二十年后写下的，希望向人们传达关于罗马道德的永恒信息。如果一个像卡尔加克斯这样的人曾越过格兰扁山脉石楠花盛开的山坡，向他的同胞们发表宣战演讲，他不会像一位罗马历史学家一样使用考究的拉丁语词汇，而肯定是用生活在广袤无垠的不列颠的原住民语言，而这种语言现在仍存在于现代威尔士语的古老根源中。

从此往后，苏格兰神话般的历史拉开了序幕。请注意，几乎所有我们知道的事情，或者我们认为已知的自第一次和罗马接触后几个世纪内发生的事情，都不是由我们祖先写下的，而是出自那些有时与我们和睦相处，但经常同我们发生暴力冲突的他者。

任何任性的爱国主义说教，即觉得其他人都屈服于罗马的淫威，唯独苏格兰“最后的自由人”敢于公然反抗罗马人的说法，都必须得到一些事实的修正。首先，在公元纪年最开始的几个世纪（后来几个世纪也照旧），征服北方需要更多的钱，却永远不会得到相应的物质回报。何苦一直往那里派遣耗费巨大的军队，到底是为了获得长不出庄稼的土地，还是不产矿的山脉？其次，一旦帝国在其他地方的边界受到威胁，罗马都得放弃控制北方的念头，将人力物力撤出不列颠尼亚。

我们不清楚他们的努力有多大的效果。但喀里多尼亚人的个别部落从未放弃过利用一切机会袭击和惩罚这些罗马侵略者。到了公元122年，侵略者不得不承认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从而建造了帝国境内最奢侈、最伟大的边界工事。

哈德良长城东起泰恩河，西至索尔韦湾，乃是一道坚不可摧的防线。因此没有人会再质疑建造者的惊人实力（由三个军团在短短六年内建成）。城墙中耸立着堡垒和瞭望塔，用石灰砂浆涂成明亮的白色，使人们在方圆数英里内都能看见。它一方面能够控制由北向南的贸易（沿途需通过戒备森严的检查站，还会被收税），进一步说，这道城墙像在沙地上画下一道线，文明结束的地方，野蛮开始了。

二十年后，罗马人又一次尝试进军北方，完成之前未竟的事业。为了显示这次的决心，他们又建了一道防线——安东尼城墙。这道城墙西起克莱德峡湾的旧基尔帕特里克，东至福斯湾的博内斯，长达40英里。即便如此，安东尼皇帝的统一梦却依然没能成真。忙着在沙子上重新画下一道线的二十年里，罗马被迫把军队撤回到哈德良长城以内，接下来的时间里他们只能盘踞在那里。

罗马占领不列颠大约有四百年，在这期间，喀里多尼亚部落不断的骚扰让罗马人头疼不已。哈德良长城本身也成了靶子，遭到不同程度的攻击。就侵略者罗马帝国而言，他们一直在努力争取最终能够彻底征服整个不列颠，但总是因为其他地方发生的状况而功亏一篑。早在罗马结束占领之前，不列颠就一直试图脱离帝国的统治，获得独立。终于在公元410年，哥特人阿拉里克攻陷了罗马城。帝国在不列颠的统治彻底落下帷幕，而远在北部的，流着顽固抵抗血液的土地上，喀里多尼亚人部落正在策划最后一场战斗，一鼓作气将敌人赶出家门。

正是罗马人第一次把北方民族，即住在福斯湾——克莱德峡湾以北的那些人称作喀里多尼亚人。这名字不仅适用于某特定部落的人民，即创造了这个标签的喀里多尼亚人，而且还泛指整个反抗群体。罗马人甚至指责他们没有能够管理好这个地方，比如绵延不绝、无法穿越的喀里多森林。这种说法与其说是夸大其词，不如说是在胡编乱造。到罗马统治时期，森林的清理工作已经进行了数千年，焦头烂额的指挥官为了安抚没耐心的罗马皇帝，总得想出个像样的借口写在进展报告里，也许喀里多森林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被提到。

喀里多尼亚人的中坚力量是像梅亚塔这样的部落，这个失落已久的名字如今也许只为研究罗马历史的学生所知。但在公元297年，有一个词语，第一次被写下来就响彻整个苏格兰历史，至今仍余音萦绕。

当罗马人第一次抵达苏格兰时，他们注意到当地人将精心设计的、令人遐想的图案刺在身体上。很久以前，不仅在不列颠群岛上的民族，而且在欧洲所有的凯尔特部落中，这都是常见之事。然而到公元1世纪的末尾，这种习俗慢慢开始消亡了。那些第一次对福斯湾——克莱德峡湾以北发动攻击的罗马军团，亲眼看见当地人依然用染料在脸颊和身体上绘画或刺青，至少对他们而言，这意味着敌人的天性无疑是野蛮的、原始的。所以“皮克特人”（Picti）这个词最早应该是罗马士兵起的绰号，一个带有侮辱或轻蔑意味的称呼，像伊拉克人被称为“破布头”，或意大利人被称为“意大利佬”。这个词也有可能是由部落人对自己称谓转换而成的拉丁词；但无论如何，它的意思是“彩绘者”或者可能是“带有图案的人”。

如果说东方与西方曾在彼此都如一团乱麻的困境中相遇的话，那说的就是帝国公民和彩绘者之间的关系了。在公元211年，一场非同凡响的邂逅发生了。一位我们只知道是梅亚塔部落酋长妻子的喀里多尼亚女王，和罗马帝国皇帝塞普提米乌斯·西弗勒斯的妻子，罗马皇后茱莉亚·多姆纳在谈判中相遇，双方都感到彼此身上具有不可思议的异域风情。

罗马皇后听说过，野蛮人妇女对待男女关系的态度相当随心所欲，当她在这位女王面前表露出这个观点时，对方以最尊贵的女性的骄傲和威严回答道：“我们以比罗马妇女更优越的方式满足自然需求；因为我们同最优秀的男人公开交往，而你们却放任自己和最卑鄙的人一起暗中堕落。”这次交锋显示出这两个世界是多么不同。罗马人从未理解过北方民族，因此作为回应，他们也只能得到敌意和误解。而对于“带有图案的人”，罗马人一心渴望成为征服者，渴望让整个世界臣服于帝国暴政的淫威之下。对于帝国子民来说，这些热衷于身体彩绘的部落男女只不过是奇特的动物，保持一定距离就好。

无论他们还有什么来历，皮克特人都是12 000年前退冰后殖民这些岛屿的第一批狩猎采集者的直系后代。如果他们的名字一开始是来自士兵的俚语，那么这个名字像其他东西一样留存了下来，从神秘笼罩的寂静远古流传到现代，成了骄傲和尊严的代名词。

皮克特人头顶上这种超凡脱俗的光环一部分来源于他们身上纠缠盘绕的谜一样的图案和符号，然而它们不仅被文在身体上，而且还被雕刻在石柱上，植入精美的首饰中。这是一门失落的语言，一个充满了意义的世界，我们原以为这世界几乎快被洞察，它却蔑视了所有试图破解的举动。但那些象征着永恒和神秘的符号，只是这些祖先激发我们想象力的部分原因。魔法似乎也附在他们身上，因为他们这个族群后来就消失不见了。

我们知道在罗马人出现很久以前和离开很久之后，皮克特人存在了几百年的时间；我们知道他们有着丰富多彩的文化。这是一个典型的武士社会，他们的表达欲强烈到必须借由身体诉说。尽管如此，他们不知怎么就整个儿从人类历史上凭空消失了；事实上，他们似乎已经灭绝了，用《次经传道书》中的话来说，仿佛他们从未活过，从未出生一样。最令人费解的是，他们仿佛是在苏格兰这个国家诞生的那一刻故意离开了舞台。但是，只有拨开皮克特人命运的重重迷雾，找到他们消失的合理解释，我们才能够了解苏格兰民族诞生的真实本质。

皮克特文化留下的证据则直截了当得多，也更一目了然：考古学家从泰湖的泥水中打捞出来这处遗址，他们在三米深的水下发现了一座古代要塞的废墟，茅草屋顶的碎片和残存的树桩显示，这些曾是支撑矗立在水面之上的房屋的立柱。这里曾是皮克特人的住所。

湖中小屋在苏格兰有着数千年的历史，在某些情况下到了17世纪人们依然在使用，而这也是皮克特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小屋需要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采用复杂的工艺才能在水中建造而成。对于这种高强度劳动，有着从防御和安全方面的解释，房屋只有一条窄窄的桥或堤道可以出入，便于保卫；还有一种看法，即皮克特人为了最大限度地扩大他们的耕地，决定在航行便利、资源充足的湖面上安家落户。无论出于什么原因，湖中小屋本身是坚固的，能够建造这样的房屋，皮克特人社会想必也是组织良好且有序的。在泰湖岸边的肯莫尔村庄，苏格兰水下考古基金会的成员按照当时普通人家的样式，复制了一个真实尺寸大小的湖中小屋。

小屋建造完成已有十多年了，如果你碰巧路过，你会自然而然地认为它已经在原地历经了几百年的风吹雨打。走过连接小屋和陆地的侧边很高的窄桥，就像一场穿越时空的旅行。湖中小屋的内部空间很大，出人意料地舒适宜居，树枝编成的地板上铺着用干蕨菜和稻草织成的厚厚的地毯，柔软而且踩下去不会发出响声。我们很容易想象到，人们在忙乱的日常生活中丢失的东西得有多小，才能掉进地板缝隙下的湖中，等着几百年后的考古学家找到它们。

在圆形的空间中最显眼的是位于中央的壁炉，提供了房间里大部分的光源，人们在墙周围用隔板隔出两层私密的休憩场所。屋内也有充足的储藏空间，每一道水平的横梁和树枝似乎都挂上了有用的东西：干粮、用来做衣服的布料、工具、日常生活中随身携带的物品。湖水轻柔地拍打着支撑整座小屋的立柱，仿佛持续、舒缓的乐声。然而不得不说，在现代人看来，在如此易燃的房间中央设置壁炉无疑是一大安全隐患，小屋必定常遭受火灾的洗礼。

建造小屋的工艺之复杂使考古学家深信，能住在这里的人必定掌握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从湖里发掘出的残骸显示，铁器时代的原住民日常饮食已十分丰富多样，并且他们位于一个四通八达、辐射辽阔的贸易网络中。从湖水和淤泥中发现的一些小物件是用古代猴谜树的化石黑玉做成的，这种东西最近也要来自约克郡的惠特比。

肯莫尔的复制品是根据湖岸东北部发现的奥克班克小屋复原的，大小至少可以容纳二十人，也许四十人也能装得下。有可能一个部落的上层家庭全天住在这里，而当住在岸上的族人的安全受到威胁时，他们可以全数退避到这里来。湖中小屋作为水上的堡垒，为人们在冲突期间提供了安全的避风港。

到罗马撤退出不列颠尼亚的时候，被他们称为皮克特人的民族早已是此地历史悠久、与众不同的居民，占据了这个国家北部和东部的地区。他们当中最有权势的人标榜自己为国王——就像四百年前从奥克尼启程去科尔切斯特拜见罗马皇帝的那位。他们控制了东部良田产出的多余粮食，足以用来委托专业工匠为他们制造珠宝、武器和艺术品。他们还要求雕刻匠做出图案鲜明的巨石柱，每根代表该地区的区域划分，一共七个：凯特（凯瑟内斯），塞（马尔和巴肯），瑟辛（安古斯和梅恩斯），费伯（法夫），菲达特（莫瑞和伊斯特罗斯），福特律（斯特拉森和曼尼耶），还有福特拉（阿索尔和高里）。最近，历史学家达维特·布朗驳斥了这个说法，认为以上都是虚构，不能代表皮克特地区真正的区域划分。

有权势的人和他们的家人组成了贵族阶层。他们的消遣活动包括狩猎，以及和其他地方有权势的人发展私人关系和贸易往来。有些关系是友好的，进行商业交易的同时还伴有艺术和精神上的交流；有些则不然。

皮克特领土以南的地区由布立吞人控制，他们说的语言类似北方邻居但有所不同。他们是直接受罗马统治的那些部落的后裔。他们当中有沃塔迪尼部落的后裔哥多丁人，他们的大本营位于火山岩迪恩·艾登（爱丁堡）附近。还有一个孤立的族群位于阿尔特·克拉特，即斯特拉思克莱德著名的邓巴顿岩石。

在皮克特人和布立吞人领土以西是盖尔人的地盘。如果这还不够令人头疼，马上就要变得更糟。根据你读过的其他书籍，盖尔人有时也被认为是最初的苏格兰人。这个名字的词源是Scoti，在拉丁文中翻译成盖尔，或盖德尔。除了翻译之外，Scoti还有一个不太体面的联想。对一些人来说，这个词还有着“海盗”的意思——在这些人记忆所及的时间内，至少在某些人看来，这个词代表的是海上来的掠夺者。

盖尔人到底是否最初来自爱尔兰？历史学家无法就这一点达成共识。10世纪有一本爱尔兰文献名叫《苏格兰人的历史》，里面提到，说盖尔语的苏格兰人深信他们和爱尔兰盖尔人有亲缘关系。也许这么想更容易令人接受：生活在苏格兰西海岸和生活在爱尔兰东海岸的人们，认为应该让他们彼此相连而不是被海洋分开。一段可以使爱尔兰海两岸人民产生更多联系而不是分裂的关系可能早在几千年前就开始了。有一个古老的传说本用来解释盖尔人的起源，一位安特里姆的达尔里亚塔部落的首领，弗格斯·莫尔·麦克·艾尔克，在公元500年左右来到阿盖尔建立了自己的王国，传说他带领追随者横渡大海，为了给自己和子孙后代找到一片更广袤的土地。

无论他们的起源在哪里，盖尔人自6世纪起便开始深深扎根于西部海岸线及附近地区。他们王国的中心就是邓拉德山堡，像一个攥紧的拳头，从周围环绕的平原上升起。在阿盖尔中部基尔马丁山谷的南端，邓拉德山堡就像一个阴沉而险恶的人，对着下方的洛克吉普角怒目而视。它高约54米，平坦的谷底是一块当时和现在都名为“大沼泽”的泥潭，尤其令人印象深刻。在公元500年，海平面比现在高得多，邓拉德这座岩石城堡为他们这个需要时刻监督保护船只出海和归航的民族提供了绝佳的位置。

四个巨大的圆形堤防保卫着堡垒。大自然已经完成了大部分艰苦工作，天然基岩峭壁之间的空隙被十米厚的干石墙填上了，只留下一条狭窄的天然隘道作为易守难攻的入口，危急关头把门关上便可。整座堡垒看起来像一个倾斜的婚礼蛋糕，每一层都有足够大的空间用木材和石材建造房屋、商店、作坊等。居住在这里的盖尔人和他们东边的皮克特人邻居、南边的布立吞人邻居有着许多相同之处，特别是好战这一点。但很多文化上微妙的差别和怪癖又将他们一一区别开来。他们一会儿结成盟友，一会儿又恨不得掐住对方的脖子。

邓拉德山堡发掘的考古证据揭示了盖尔人温和、智慧的一面：热爱艺术的传统使这个民族拥有了自己独特的魅力。考古学家发现了用于熔化金、银和青铜的坩埚，还有用来铸造胸针的模具。对昂贵首饰如此大的需求和大量的精美珠宝只意味着一件事：这座城堡曾是王公贵族的家，他们在这里统治着整个盖尔王国，历任国王都是从这里产生。就在邓拉德山顶，在一片平坦的岩架上，刻着一枚脚印（原始的那枚已经被许多把自己当成灰姑娘的游客成年累月的摩挲给磨平了，现在你们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复制品，由直升机投放在原来的地方）。这里曾经举行过国王和王国永恒结合的仪式。人们聚集在下方，当准国王走上那块岩石，人们头顶上的天空会出现他的剪影，他会在指定的时间把一只赤脚放进脚印中，向他的臣民表明，这片土地既是他的仆人，也是他的主人。

也有证据可以证明盖尔人有着错综复杂的贸易往来。人们在邓拉德山堡还发现了一小块黄色的雌黄，用来制作在手稿上进行彩绘的墨水。这种珍贵的矿石是从某个地中海国家进口的，这相当于暗示我们，在6世纪末盖尔人的贸易网络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使他们和皮克特人邻居之间开始产生无法弥合的精神分歧。由最基本的读写能力和文字发展而来彩绘手稿，由基督教传教士装在手提包里带给了盖尔人。虽然皮克特人在未来许多年里还会死守他们古老的异教信仰，可是在君士坦丁大帝将罗马献给耶稣之后，盖尔人在一拨又一拨传教士多年不懈的努力下，皈依了基督教。

尽管这些不知名的上帝子民承担了归化盖尔人的大部分艰苦工作，并消失在茫茫历史长河中，有一个却获得了最大的荣耀。这个人名叫科伦巴，意为“教堂的鸽子”。在公元563年，他不是主动离开，就是被赶出了爱尔兰。科伦巴是爱尔兰最有权力的奥尼尔家族的儿子，然而他好战的方式却让家乡的皈依运动最终演变成一场血腥的屠杀，作为不可避免的惩罚，他被判流放到完全陌生的地方，在苏格兰西部，他利用自己的家族姓氏来讨好当地的盖尔人军阀。公元574年，他出席了埃丹·麦克·加布林国王的加冕仪式，为奖励他的贡献，国王赐予他一座岛屿：位于穆尔岛西边的艾奥纳岛，科伦巴余生都以此为家。在岛上，以一系列简陋的茅草屋建成的艾奥纳修道院将成为整个中世纪黑暗时代欧洲最明亮的基督教之光。

基督教的传说赞扬了科伦巴凭一己之力让部落皈依基督教，但我们对他的所有了解几乎都源自同一个出处《圣人科伦巴的一生》，这本书在他死后一百年左右，由他的继任者，下一任艾奥纳修道院院长阿多姆写成，此人也是一位伟大的智者。是科伦巴创建了艾奥纳修道院，因此新上任的阿多姆将他的前任写成苏格兰基督教之父是再理所当然不过了。

不可否认，科伦巴的努力给艾奥纳岛周边及更远的地方带来了稳定。作为一个贵族，同时也是上帝的子民，他能够说服那些出身低微的传教士无法撼动的人。除了新的信仰之外，科伦巴还为诸位国王带来了另一个能为永恒的问题提供答案的信条——识字。每一个字词附带的魔法都像锻造金属的能力一般强大。这位圣人挥舞着笔，就像他挥舞着剑一般，他告诉诸位国王，他能够把从他们口中吐出的每一个字变为永恒的箴言。一旦国王的愿望和要求被写下、复制和传播开来，就成了法律、契约和协议的基础。在任何识字的人都能看到和理解这些条款的基础上，个人、家庭和部落都将互相受制于彼此。书写的语言，就像一个人的灵魂，可以借上帝之手发光发亮。在圣心教堂附近寥寥几间缮写室里，艾奥纳修道院的僧侣们孜孜不倦地日夜埋头工作，终于写下了著名的《凯尔经》。

凯尔位于都柏林以北40英里的米斯郡，几百年来一直是该书的发源地，但这本书实际上是在离穆尔岛只有一步之遥的美丽的艾奥纳岛上制作出来的。无论以多么严格的标准来看，这都是一部经典之作，包含了福音书以及其他一些文本。它更是一部伟大的艺术作品，绘有人物、动物和神秘的野兽；最错综复杂的编结和旋涡图案；一个大写字母周围缀有10 000个红墨水点；颜色鲜艳生动，比如像邓拉德山堡发现的那种来自地中海的雌黄做成了黄色颜料；来自阿富汗的青金石做成了蓝色颜料。《凯尔经》的创作者，或创作者们，达到了无与伦比、登峰造极的艺术成就。

今天的艾奥纳，作为苏格兰西部阿盖尔岛西边一个小岛再往西的一个更小的岛，早已乏人问津。但是在科伦巴的时代以及后来的几百年里，她都是信仰的中心。生活工作在那里的人可以创造出如此杰出的作品，没什么比这更能证明这座小岛一度有着怎样的地位。一位13世纪的学者如此赞美《凯尔经》高超的艺术造诣：“你也许会认为这本书出自天使之手，而非人的创造。”但也并非所有人都被基督教上帝的作品深深打动。尽管盖尔人在科伦巴出现很久以前就皈依了基督教，旁边的皮克特人邻居依然坚决地拥护古老的宗教。他们信仰德鲁伊（古代凯尔特人的祭司）而不是僧侣，他们依赖回忆和口头传说，而不是文字。

你不能期望新旧诸神能和平共处。根据阿多姆的说法，科伦巴一人挑起了这个重任，打败了旧神。他走进黑暗的深处，还遭遇了皮克特人的巫术，经历了许多艰难险阻，到达了尼斯湖的布莱迪国王城堡，或许是在克雷格·法德雷戈，也就是今天的因弗内斯附近。他发现城门紧锁，于是手画十字，城门就自动打开了。随后是一场超自然意志的斗争，一边是科伦巴和他的十字架，一边是布莱迪国王派出的德鲁伊，据说科伦巴的声音犹如雷声，他打败了德鲁伊，在快要结束对方的性命的时候，以最高贵的基督教传统，怜悯并饶恕了他。科伦巴赢得了这场战斗，但国王依然是异教徒。

皮克特人和盖尔人在宗教上的不和持续了几十年，在“教堂的鸽子”来了又走之后依然如故。但“彩绘者”走向基督教的这段旅程却在他们的岩石上留下了痕迹。几百年来他们一直热衷于神秘符号：Z形和V形、圆盘、梳子、镜子和其他奇怪事物，比如各种各样的野兽，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想象出的。但最终，皮克特人（或者至少是那些富有到可以定制艺术品的人）的信仰皈依，在后来的岩石中得到了表明。

从阿布罗斯附近的一个皇家中心遗址发现的一组38块皮克特石头显示，在很久以前，人们把异教和基督教传说雕在了同一张石板上，久到石板甚至变成了化石。德罗斯滕石块的背面有一些深受皮克特人钟爱的经典图案：圆碟、一轮新月、一把梳子、一个猎人正搭弓瞄准浑然不觉的野兽。所有图案都是经过精心打凿的浮雕，符号或动物清晰地从石板上显现出来。其中一只母鹿十分可爱，腿间缠着还在喝奶的小鹿，只是这一个简简单单的要素，就能使平凡的技巧变成艺术，使一幅普通的画成为杰作。石块正面最中央的位置是一个十字架——代表基督复活的凯尔特空心十字架。异教的过去和救赎的承诺，两种信念彼此支持。

这种包容向旧神的信徒突出了新信仰的核心教义：他们尊重几百年来一直带给人们慰藉的形象和圣地，这是人们愿意皈依基督教的原因之一。作为新的信仰，它不仅成功地为自己占得一席之地，并且将其他信仰比了下去。盖尔人的宗教信仰遍及整个不列颠北部，以基督教为最高穹顶，以强大的凝聚力把不同的民族牢牢地团结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