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米》节选

 

出了月子施桂芳把小八子丢给了大女儿玉米，除了喂奶，施桂芳不带孩子。按理说施桂芳应该把小八子衔在嘴里，整天肉肝心胆的才是。施桂芳没有。坐完了月子施桂芳胖了，人也懒了，看上去松松垮垮的。这种松松垮垮里头有一股子自足，但更多的还是大功告成之后的懈怠。施桂芳喜欢站在家门口，倚住门框，十分安心地嗑着葵花子。施桂芳一只手托着瓜子，一只手挑挑拣拣的，然后捏住，三个指头肉乎乎地翘在那儿，慢慢等候在下巴底下，样子出奇地懒了。施桂芳的懒主要体现在她的站立姿势上，施桂芳只用一只脚站，另一只却要垫到门槛上去，时间久了再把它们换过来。人们不太在意施桂芳的懒，但人一懒看起来就傲慢。人们看不惯的其实正是施桂芳的那股子傲气，她凭什么嗑葵花子也要嗑得那样目中无人？施桂芳过去可不这样。村子里的人都说，桂芳好，一点官太太的架子都没有。施桂芳和人说话的时候总是笑着的，如果正在吃饭，笑起来不方便，那她一定先用眼睛笑。现在看起来过去的十几年施桂芳全是装的，一连生了七个丫头，自己也不好意思了，所以敛着，客客气气的。现在好了，生下了小八子，施桂芳自然有了底气，身上就有了气焰。虽说还是客客气气的，但是客气和客气不一样，施桂芳现在的客气是支部书记式的平易近人。她的男人是村支书，她又不是，她凭什么懒懒散散地平易近人？二婶子的家在巷子的那头，她时常提着丫杈，站在阳光底下翻草。二婶子远远地打量着施桂芳，动不动就是一阵冷笑，心里说，大腿叉了八回才叉出个儿子，还有脸面做出女支书的模样来呢。

 

施桂芳二十年前从施家桥嫁到王家庄，一共为王连方生下了七个丫头。这里头还不包括掉掉的那三胎。施桂芳有时候说，说不定掉走的那三胎都是男的，怀胎的反应不大同，连舌头上的淡寡也不一样。施桂芳每次说这句话都要带上虚设往事般的侥幸心情，就好像只要保住其中的一个，她就能一劳永逸了。有一次到镇上，施桂芳特地去了一趟医院，镇上的医生倒是同意她的说法，那位戴着眼镜的医生把话说得很科学，一般人是听不出来的，好在施桂芳是个聪明的女人，听出意思来了。简单地说，男胎的确要娇气一些，不容易挂得住，就是挂住了，多少也要见点红。施桂芳听完医生的话，叹了一口气，心里想，男孩子的金贵打肚子里头就这样了。医生的话让施桂芳多少有些释怀，她生不出男孩也不完全是命，医生都说了这个意思了，科学还是要相信一些的。但是施桂芳更多的还是绝望，她望着码头上那位流着鼻涕的小男孩，愣了好大一会儿，十分怅然地转过了身去。

王连方却不信邪。支部书记王连方在县里学过辩证法，知道内因和外因、鸡蛋和石头的关系。关于生男生女，王连方有着极其隐秘的认识。女人只是外因，只是泥地、温度和墒情，关键是男人的种子。好种子才是男孩，种子差了则是丫头。王连方望着他的七个女儿，嘴上不说，骨子里头却是伤了自尊。

 

男人的自尊一旦受到挫败反而会特别地偏执。王连方开始和自己犟。他下定了决心，决定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儿子一定要生。今年不行明年，明年不行后年，后年不行大后年。王连方既不渴望速胜，也不担心绝种。他预备了这场持久战。说到底男人给女人下种也不算特别吃苦的事。相反，施桂芳倒有些恐惧了。刚刚嫁过来的那几年，施桂芳对待房事是半推半就的，这还是没过门的时候她的嫂子告诉她的。嫂子把她嘴里的热气一直哈到施桂芳的耳垂上，告诫桂芳一定要夹着一些，捂着一些，要不然男人会看轻了你，看贱了你。嫂子用那种通晓世故的神秘语气说，要记住桂芳，难啃的骨头才是最香的。嫂子的智慧实际上没有能够派上用场。连着生了几个丫头，事态反过来了，施桂芳不再是半推半就，甚至不是半就半推，确实是怕了。她只能夹着，捂着。夹来捂去的把王连方的火气都弄出来了。那一天晚上王连方给了她两个嘴巴，正面一个，反面一个。“不肯？儿子到现在都没叉出来，还一顿两碗饭的！”王连方的声音那么大，站在窗户的外面也一定能听得见。施桂芳“在床上不肯”，这话传出去就要了命了。光会生丫头，还“不肯”，绝对是丑女多作怪。施桂芳不怕王连方打，就怕王连方吼。他一吼施桂芳便软了，夹也夹不紧，捂也捂不严。王连方像一个笨拙的赤脚医生，板着脸，拉下施桂芳的裤子就插针头，插进针头就注射种子。施桂芳怕的正是这些种子，一颗一颗地数起来，哪一颗不是丫头？

 

老天终于在一九七一年开眼了。阴历年刚过，施桂芳生下了小八子。这个阴历年不同寻常，有要求的，老百姓们必须把它过成一个“革命化”的春节。村子里严禁放鞭炮，严禁打扑克。这些严禁令都是王连方在高音喇叭里向全村老少宣布的。什么叫革命化的春节，王连方自己也吃不准。吃不准不要紧，关键是做领导的要敢说。新政策就是做领导的脱口而出。王连方站在自家的堂屋里，一手握着麦克风，一手玩弄着扩音器的开关。开关小小的，像一个又硬又亮的感叹号。王连方对着麦克风厉声说：“我们的春节要过得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说完这句话王连方就把亮锃锃的感叹号揿了下去。王连方自己都听出来了，他的话如同感叹号一般，紧张了，严肃了，冬天的野风平添了一股浩荡之气，严厉之气。

 

初二的下午王连方正在村子里检查春节，他披着旧大衣，手上夹了半截子飞马牌香烟。天气相当地阴冷，巷子里萧索得很，是那种喜庆的日子少有的冷清，只有零星的老人和孩子。男将们不容易看得到，他们一定躲到什么地方赌自己的手气去了。王连方走到王有庆的家门口，站住了，咳了几声，吐出一口痰。王有庆家的窗户慢慢拉开一道缝隙，露出了王有庆老婆的红棉袄。有庆家的面对着巷口，越过天井敞着的大门冲王连方打了一个手势。屋子里的光线太暗，她的手势又快，王连方没看清楚，只能把脑袋侧过去，认真地调查研究。这时候高音喇叭突然响了，传出了王连方母亲的声音，王连方的老母亲掉了牙，主要是过于急促，嗓音里夹杂了极其含混的气声，呼噜呼噜的。高音喇叭喊道：“连方啊连方啊，养儿子了哇！家来呀！”王连方歪着脑袋，听到第二遍的时候听明白了。回过头去再看窗前的红棉袄，有庆家的已经垂下了双肩，脸却靠到了窗棂口，面无表情地望着王连方，看上去有些怨。这是一张好看的脸，红色的立领裹着脖子，对称地竖在下巴底下，像两只巴掌托着，格外地媚气了。高音喇叭里杂七杂八的，听得出王连方的堂屋里挤的都是人。后来唱机上放上了一张唱片，满村子都响起了《大海航行靠舵手》，村里的空气雄赳赳的，昂扬着，还一挺一挺的。有庆家的说：“回去吧你，等你呢。”王连方用肩头簸了簸身上的军大衣，兀自笑起来，心里说：“妈个巴子的。”

 

玉米在门口忙进忙出。她的袖口挽得很高，两条胳膊已经冻得青紫了。但是玉米的脸颊红得厉害，有些明亮，发出难以掩饰的光。这样的脸色表明了内心的振奋，却因为用力收住了，又有些说不出来路的害羞，绷在脸上，所以格外地光滑。玉米在忙碌的过程中一直咬着下嘴唇，就好像生下小八子的不是母亲，而是玉米她自己。母亲终于生儿子了，玉米实实在在地替母亲松了一口气，这份喜悦是那样地深入人心，到了贴心贴肺的程度。玉米是母亲的长女，而从实际情况来看，不知不觉已经是母亲的半个姐妹了。事实上，母亲生六丫头玉苗的时候，玉米就给接生婆做下手了，外人终究是有诸多不便的。到了小八子，玉米已经是第三次目睹母亲分娩了。玉米借助于母亲，亲眼目睹了女人的全部隐秘。对于一个长女来说，这实在是一份额外的奖励。二丫头玉穗只比玉米小一岁，三丫头玉秀只比玉米小两岁半，然而，说起通晓世事，说起内心的深邃程度，玉穗玉秀比玉米都差了一块。长幼不只是生命的次序，有时候还是生命的深度和宽度。说到底成长是需要机遇的，成长的进度只靠光阴有时候反而难以弥补。

 

玉米站在天井往阴沟里倒血水，父亲王连方走进来了。今天是一个大喜的日子，王连方以为玉米会和他说话的，至少会看他一眼。玉米还是没有。玉米没穿棉袄，只穿了一件薄薄的白线衫，小了一些，胸脯鼓鼓的，到了小腰那儿又有力地收了回去，腰身全出来了。王连方望着玉米的腰身和青紫的胳膊，意外地发现玉米已经长大了。玉米平时和父亲不说话，一句话都不说。个中的原委王连方猜得出，可能还是王连方和女人的那些事。王连方睡女人是多了一些，但是施桂芳并没有说过什么，和那些女人一样有说有笑的，有几个女人还和过去一样喊施桂芳嫂子呢。玉米不同。她嘴上也不说什么，背地里却有了出手。这还是那些女人在枕头边上告诉王连方的。好几年前了，第一个和王连方说起这件事的是张富广的老婆，还是个新媳妇。富广家的说：“往后我们还是轻手轻脚的吧，玉米全知道了。”王连方说：“她知道个屁，才多大。”富广家的说：“她知道，我知道的。”富广家的没有嚼蛆，前两天她和几个女的坐在槐树底下纳鞋底，玉米过来了。玉米一过来富广家的脸突然红了。富广家的瞥了玉米一眼，目光躲开了。再看玉米的时候玉米还是看着她，一直看着她。就那么盯着。从头到脚，又从脚到头。旁若无人，镇定得很。那一年玉米才十四岁。王连方不相信。但是没过几个月，王大仁的老婆吓了王连方一大跳。那一天王连方刚刚上了王大仁老婆的身，大仁家的用两只胳膊把脸遮住了，身子不要命地往上拱，说：“支书，你用劲，快弄完。”王连方还没有进入状态，稀里糊涂的，草草败了。大仁家的低着头，极慌张地擦换，什么也不说。王连方叉住她的下巴，再问，大仁家的跪着说：“玉米马上来踢毽子了。”王连方眨巴着眼睛，这一回相信了。但是一回到家，玉米一脸无知，王连方反而不知道从哪儿说起了。玉米从那个时候开始不再和父亲说话了。王连方想，不说话也好，总不能多了一个蚊子就不睡觉。然而今天，在王连方喜得贵子的时刻，玉米不动声色地显示了她的存在与意义。这一显示便是一个标志，玉米大了。

 

 

 

《1975年的春节》节选

 

我们乡下人把腊月底的暴风叫做黑风，它很硬、很猛、很冷，棍子一样顶在我们的胸口。怎么说我们的运气好的呢，就在腊月二十二的中午，黑风由强渐弱，到了傍晚，居然平息了，半空中飞舞的稻草、棉絮、鸡毛、枯树叶也全部回落到了地上。我们村一下子就安静了。

这安静是假象。我们村还是喧闹，——县宣传大队的大帆船已经靠泊在了我们村的石码头啦。还没有进腊月，大帆船要来的消息就在我们村传开了，人们一直不相信，——四年前它来过一次。刚刚过去了四年，大帆船怎么可能再一次光临我们村呢？就在两天前，消息得到了最后的证实，大帆船会来，一定会来。没想到黑风却抢先一步，它在宣传队之前敲起了锣鼓。大帆船它还来得了么？

 

人们的担忧是有道理的。这就要说到我们村的地理位置了。我们村坐落在中堡湖的正北，它的南面就是烟波浩渺的中堡湖。这刻儿大帆船在哪里呢？柳家庄，该死的柳家庄偏偏就在中堡湖的正南。黑风是北风，这一点树枝可以作证，波浪也可以作证，大帆船纵然有天大的本领，它的风帆也不可能逆风破浪。

我们没有想到的是，人定胜天。公社派来了机板船。大帆船摇身一变，成了一条拖挂，就在腊月二十二的一大早，它被机板船活生生地拖到了我们村。大帆船到底来了，全村的人都挤到了湖边。——大帆船还是那样，一点都没有变。我们村的人对大帆船的记忆是深刻的，就在四年前，在一场美轮美奂的演出之后，它扯起了风帆，只给我们村留下了一个背。巨大的风帆被北风撑得鼓鼓的，最终成了浩渺烟波里的一块补丁，准确地说，不是补丁，是膏药。四年来，这块膏药一直贴在我们村的心坎上，既不能消炎，也没有化淤。

 

我们同样没有想到的是，在人定胜天之后，天还遂了人愿。演出之前，黑风停息了。有没有黑风看演出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演员们必须背对着风，要不然，演员们说什么、唱什么，你连一个字都别想听清楚。看演员张嘴巴有什么好看的呢，谁的脸上还没有一个热气腾腾的大黑洞呢？演员背对风，观众就只能迎着风，这一来看演出就遭罪了，黑风有巴掌，有指甲，抽在人的脸上虎虎生威。这哪里还是看演出，简直就是找抽。乡下人怕的不是冷，是风，一斤风等于七斤冷呐。

因为腊月二十二日的演出，我们村的年三十实际上提前了。黑风平息之后，村子里万籁俱寂，这正是一个好背景。锣鼓被敲响了，说起鼓，就不能不说牛皮。牛皮真是一个十分奇妙的东西，当它长在牛身上的时候，你就是把牛屎敲出来它也发不出那样愤激的声音，可是，牛皮一旦变成鼓，它的动静雄壮了，可以排山，可以倒海，它的余音就是浩浩荡荡，仿佛涵盖了千军万马，真是“鼓”舞人心哪。在鼓声的催促和感召下，我们村的人特别想战斗，做烈士也就是想死的心都有。除了没有敌人，我们什么都准备好了。——女生小合唱上来了，男生小合唱上来了，接下来，是男女对唱、数快板、对口词、三句半。意思其实只有一个，我们不缺敌人，我们缺的是发现。所以，我们不能麻痹。我们还是要战斗。要战斗就会有牺牲，一句话，我们都不能怕死。过春节其实是有忌讳的，最大的忌讳就是死。可我们不忌讳。虽说离真正的春节还有七八天，然而，我们已经度过了一个纯洁的、革命的和敢死的春节。我们是认真的。

 

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黑风往往只是一个前奏，也是预兆。在风平浪静之后，接下来一定会降温，迎接我们的必将是肃杀而又透彻的酷寒。腊月二十三，这个本该祭灶和掸尘的日子，我们村的人发现，所有的水在一夜之间全都握起了拳头，它们结成了冰。最为壮观的要数中堡湖的湖面了，它一下子就失去了烟波浩渺和波光粼粼的妩媚，成了一块辽阔而平整的冰。经过一夜的积淀，空气清冽了，一粒纤尘都没有。天空清朗，艳阳当照。在碧蓝的晴空下面，巨大的冰块蓝幽幽的，而太阳又使它发出了坚硬刺目的光芒。一切都是死的，连太阳的反光都充满了蛮荒和史前的气息。

宣传大队的大帆船没有走。它走不了啦。它被冰卡住了，连一艘大帆船本该拥有的摇晃都没有，仿佛矗立在冰面上的木质建筑。这样的结局我们村的人没有想到，也没敢想。雨留不住人，风也留不住人，冰一留就留下了。

 

我们村的人振奋了，其实也被吓着了。——这样的局面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解冻之前我们村在春节期间天天都可以看大戏。事实上我们高兴得还是太早了，除了二十二夜的那场演出，宣传大队再也没有登过一次台。演员们的心已经散了，他们眺望着坚硬的湖面，瞳孔里全是冰的反光。因为回不了家，他们忧心忡忡，他们的面庞沮丧而又绝望。大帆船里没有动静，偶尔会传出吊嗓子的声音，也就是一两下，由于突兀、短促，听上去就不像是吊嗓子了，像吼叫，也像号丧。

午饭过后大帆船里突然走出来一个人，是一个女人。她像变戏法似的，自己把自己变出来了。大帆船昨天一早就抵达了我们村，谁也没有见过这个女人，甚至连昨天晚上的演出她都没有露过面。她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呢？女人来到船头，立住脚，眯起眼睛，朝冰面上望了望，随后就走上了跳板。伴随着跳板的弹性，她的身体开始颠簸。因为步履缓慢，她的步调和跳板的弹性衔接上了，——这哪里还是上岸，这简直就是下凡。一般说来，下凡的人通身都会洋溢着两种混合的气息，一是高贵，二是倒霉。她看上去很高贵，她看起来也倒霉。但是，无论是高贵还是倒霉，只要一露面，这个女人必定给人以高调出场的意味。旁若无人。她的手上提了一张椅子，她在岸边徐步走来。她往前每走一步，身边的孩子就往后退一步。

 

女人就把椅子搁在了地上，笃笃定定地坐了上去。她已经晒起了太阳。为了让自己更享受一点，她跷起了二郎腿，附带着把军大衣的下摆盖在了膝盖上。然后，开始点烟。当她夹着香烟的时候，她的食指和中指绷得笔直，而她的手腕是那样的绵软，一翘，和胳膊就构成了九十度的关系，烟头正好对准了自己的肩膀。她这香烟抽的，飞扬了。她不看任何人，只对着冰面打量。因为眼角是眯着的，眼角就有了一些细碎的皱纹，三十出头了吧。但她的神情却和宣传大队的其他人不同，她的脸上没有沮丧，也没有绝望，无所谓的样子。她只是消受她的香烟，还有阳光。

吸了四五口，或许是过了烟瘾了，女人突然动了凡心，关注起身边的孩子来了。她把清澈的目光从远处的冰面上收了回来，开始端详孩子们的脸。她的脖子和脑袋都没有动，只是缓慢地挪动她的眼珠子。动一下，停一下，一格一格的。女人的眼睛突然在她左侧小女孩的脸上停住了，这一停就是好长的时间。小女孩叫阿花，六岁，我们村民办教师吴大眼的女儿。阿花被女人盯着，有些胆怯。女人把烟头在椅子上摁了两下，装进军大衣的口袋，伸出胳膊，一把抓住了阿花的手腕，一直拽到两条腿的中间。女人用她的两条大腿夹住阿花，把她的两个中指伸得直直的，顶在了阿花的太阳穴上，一左一右地看。最终，打定主意了。她从军大衣的口袋里掏出了几个圆圆的小盒子，还有笔，开始在阿花的脸上画，每一个手指都非常快。我们村的人不知道湖边发生了什么，但是，我们村的人有一个特点，不愿意落下任何事情。这一来围观的人多了。里三层、外三层，人们亲眼目睹了一个奇迹，——民办教师吴大眼六岁的女儿被大帆船上的陌生女人变了戏法，变漂亮了，成了另外一个女孩子。她眨眼的时候居然有声音，啪嗒啪嗒的。阿花怎么会这么漂亮呢？她瞒过了所有的人，她的爸爸和妈妈都给她瞒过去了。

 

但是，女人就是不满意。她在修正，这里添一点，那里减一点。还时不时把阿花拽到自己的嘴边，用她的舌尖舔去那些不满意的部分。在阿花的脸上，女人拿自己的舌头当做了抹布。这个出格的举动让阿花很别扭，阿花极度地不自在。在围观的人堆里，阿花开始挣扎，眼眶里都有了泪光。因为挣不脱，阿花对着女人的脸庞突然吐了一口。唾沫挂在了女人的眉梢上，阿花就这么逃脱了。女人望着阿花的背影，一点也没有生气，既不惊慌，也不失措，抿着嘴，只是微笑。一边笑一边把脖子上红色的围巾取下来，很安详地在那里擦。她的模样使我们村的人相信，她早就习惯别人对着她的脸庞吐唾沫了，如果你愿意，你完全可以把她好看的脸庞当做一个微笑的痰盂。

实际上这个女人的微笑并没有持续太久，她的身上冒起了青烟。青烟越来越浓，最终蹿出了火苗。青烟其实已经冒了一阵子了，没有人往心里去罢了。真到了起火的时候，人们这才想起来，是她的烟头让她自己失火了。女人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这个发现让她开心，她不再是微笑，都笑得咧开了嘴巴。这一笑坏了，我们村的人看到了她的牙，她的每一颗牙齿上都布满了焦黄的烟垢。她不再是下凡的仙女。她开始灭火，她的巴掌镇定地、缓慢地拍向军大衣的口袋，仿佛掸去身上的灰尘。我们村的人知道了，即使她的整个身躯都被熊熊大火裹住了，她的手脚也不会忙乱，着了就着了呗，死得不挺暖和的。

 

 

 

《地球上的王家庄》节选

我还是更喜欢鸭子，它们一共有八十六只。队长把这些鸭子统统交给了我。队长强调说：“八十六，你数好了，只许多，不许少。”我没法数。并不是我不识数，如果有时间，我可以从一数到一千。但是我数不清这群鸭子。它们不停地动，没有一只鸭子肯老老实实地呆上一分钟。我数过一次，八十六只鸭子被我数到了一百零二。数字是不可靠的。数字是死的，但鸭是活的。所以数字永远大于鸭子。

每天天一亮我就要去放鸭子。我把八十六只也可能是一百零二只鸭子赶到河里，再沿河赶到乌金荡。乌金荡是一个好地方，它就在我们村子的最东边，那是一片特别阔大的水面，可是水很浅，水底长满了水韭菜。因为水浅，乌金荡的水面波澜不惊，水韭菜长长的叶子安安静静地竖在那儿，一条一条的，借助于水的浮力亭亭玉立。水下没有风，风不吹，所以草不动。

 

水下的世界是鸭子的天堂。水底下有数不清的草虾、罗汉鱼。那都是一览无遗的。鸭子们一到乌金荡就迫不及待了，它们的屁股对着天，脖子伸得很长，全力以赴，在水的下面狼吞虎咽。为什么鸭子要长一只长长的脖子？原因就在这里。鱼就没有脖子，螃蟹没有，虾也没有。水底下的动物没有一样用得着脖子，张着嘴就可以了。最极端的例子要数河蚌，它们的身体就是一张嘴，上嘴唇、下嘴唇、舌头，没了。水下的世界是一个饭来张口的世界。

乌金荡同样也是我的天堂。我划着一条小舢（shan1）板，滑行在水面上。水的上面有一个完整的世界。无聊的时候我会像鸭子一样，一个猛子扎到水的下面去，睁开眼睛，在水韭菜的中间鱼翔浅底。那个世界是水做的，空气一样清澈，空气一样透明。我们在空气中呼吸，而那些鱼在水中呼吸，它们吸进去的是水，呼出来的同样是水。不过有一点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哭了，我们的悲伤会变成泪水，顺着我们的面颊向下流淌。可是鱼虾们不一样，它们的泪水是一串又一串的气泡，由下往上，在水平面上变成一个又一个水花。当我停留于水面上的时候，我觉得我飘浮在遥不可及的高空。我是一只光秃秃的鸟，我还是一朵皮包骨头的云。

 

我已经八周岁了。按理说我不应当在这个时候放鸭子。我应当坐在教室里，听老师们讲刘胡兰的故事、雷锋的故事。可是我不能。我要等到十周岁才能够走进学校。我们公社有规定，孩子们十岁上学，十五岁毕业，一毕业就是一个壮劳力。公社的书记说了，学制“缩短”了，教育“革命”了。革命是不能拖的，要快，最好比铡刀还要快，“咔嚓”一下就见分晓。

但是父亲对黑夜的兴趣越来越浓了。父亲每天都在等待，他在等待天黑。那些日子父亲突然迷上了宇宙了。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喜欢黑咕隆咚地和那些远方的星星们呆在一起。父亲站在田埂上，一手拿着手电，一手拿着书，那本《宇宙里有些什么》是他前些日子从县城里带回来的。整个晚上父亲都要仰着他的脖子，独自面对那些星空。看到要紧的地方，父亲便低下脑袋，打开手电，翻几页书，父亲的举动充满了神秘性，他的行动使我相信，宇宙只存在于夜间。天一亮，东方红、太阳升，这时候宇宙其实就没了，只剩下满世界的猪与猪、狗与狗、人与人。

 

父亲是一个寡言的人。我们很难听到他说出一个完整的句子。父亲说得最多的只有两句话，“是”，或者“不是”。对父亲来说，他需要回答的其实也只有两个问题，是，或者不是。其余的时间他都沉默。父亲在沉默的夏夜迷恋上了宇宙，可能也就是那些星星。星空浩瀚无边，满天的星光却没有能够照亮大地。它们是银灰色的，熠熠生辉，宇宙却是一片漆黑。我从来不认为那些星星是有用的。即使有少数的几颗稍微偏红，可我坚持它们百无一用。宇宙只是太阳，在太阳面前，宇宙永远是附带的、次要的、黑灯瞎火的。

父亲在夜里把眼睛睁得很大，一到了白天，父亲全蔫了。除了吃饭，他的嘴永远紧闭着。当然，还有吸烟。父亲吸的是烟锅。父亲光着背脊蹲在田埂上吸旱烟的时候，看上去完全就是一个庄稼人了。然而，父亲偶尔也会吸一根纸烟。父亲吸纸烟的时候十分陌生，反而更像他自己。他端端正正地坐在天井里，跷着腿，指头又长又白，纸烟被他的指头夹在中间，安安静静地冒着蓝烟，烟雾散开了，缭绕在他的额头上方。父亲的手真是一个奇迹，晒不黑，透过皮肤我可以看见天蓝色的血管。父亲全身的皮肤都是黑糊糊的。然而，他手上的皮肤拒绝了阳光。相同的状况还有他的屁股。在父亲洗澡的时候，他的屁股是那样地醒目，呈现出裤衩的模样，白而发亮，傲岸得很，洋溢出一种冥顽不化的气质。父亲的身上永远有两块异己的部分，手，还有屁股。

 

父亲的眼睛在大白天里蔫得很，偶尔睁大了，那也是白的多，黑的少。北京的一位女诗人有一首诗，她说：“黑夜给了你一双黑色的眼睛，你却用它来翻白眼。”我觉得女诗人说得好。我有一千个理由相信，她描述的是我的父亲。

父亲是从县城带回了《宇宙里有些什么》，同时还带回了一张《世界地图》。《世界地图》被父亲贴在堂屋的山墙上。谁也没有料到，这张《世界地图》在王家庄闹起了相当大的动静。大约在吃过晚饭之后，我的家里挤满了人，主要是年轻人，一起看世界来了。人们不说话，我也不说话。但是，这一点都不妨碍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基本认识：世界是沿着“中国”这个中心辐射开去的，宛如一个面疙瘩，有人用擀面杖把它压扁了，它只能花花绿绿地向四周延伸，由此派生出七个大洲、四个大洋。中国对世界所做出的贡献，《世界地图》上已经是一览无遗。《世界地图》同时修正了我们关于世界的一个错误看法，关于世界，王家庄的人们一直认为，世界是一个正方形的平面，以王家庄作为中心，朝着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纵情延伸。现在看起来不对。世界的开阔程度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知，也不呈正方，而是椭圆形的。地图上左右两侧的巨大括弧彻底说明了这个问题。

 

看完了地图我们就一起离开了我们的家。我们来到了大队部的门口，按照年龄段很自然地分成了几个不同的小组。我们开始讨论。概括起来说有这样的几点：第一，世界究竟有多大？到底有几个王家庄大？地图上什么都有，甚至连美帝、苏修都有，为什么反而没有我们王家庄？王家庄所有的人都知道王家庄在哪儿，地图它凭什么忽视了我们？这个问题我们完全有必要向大队的党支部反映一下。第二，这一点是王爱国提出来的，王爱国说，如果我们像挖井那样不停地往下挖，不停地挖，我们会挖到什么地方呢？世界一定有一个基础，这个是肯定的。可它在哪里呢？是什么托起了我们？是什么支撑了我们？如果支撑我们的那个东西没有了，我们会掉到什么地方去？这个问题吸引了所有的人。人们聚拢在一起，显然，开始担忧了。我们不能不对这个问题表示我们深切的关注。当然，答案是没有的。因为没有答案，我们的脸庞才格外地凝重，可以说暮色苍茫。还是王爱国首先打破了沉默，提出了一个更令人害怕的问题：第三，如果我们出门，一直往前走，一定会走到世界的尽头，白天还好，万一是夜里，一脚下去，我们肯定会掉进无底的深渊。那个深渊无疑是一个无底洞，这就是说，我们掉下去之后，既不会被摔死，也不会被淹死，我们只能不停地坠落，一直坠落，永远坠落。王爱国的话深深吸引了我们，我们感受到了恐惧，无边的恐惧，无尽无止的恐惧。因为恐惧，我们紧紧地挨在一起。但是，王爱国的话立即受到了质疑。王爱贫马上说，这是不可能的。王爱贫说，他看地图看得非常仔细，世界的尽头并不是在陆地，只不过是海洋，并没有路，我们是不会走到那里去的。王爱贫补充说，地图上清清楚楚，世界的左边是大西洋，右边也是大西洋，我们怎么能走到大西洋里去呢？王爱贫言之有理。听了他的话我们都松了一口气，同时心存感激。

 

然而，王爱国立即反驳了。王爱国说，假如我们坐的是船呢？王爱国的话又把我们甩进了无底的深渊。形势相当严峻，可以说危在旦夕。是啊，假如我们坐的是船呢。假如我们坐的是船，永远坠落的将不止是我们，还得加上一条小舢板。这个损失将是无法弥补的。我们几个岁数小的一起低下了脑袋。说实话，我们已经不敢再听了。就在这个最紧要的关头，还是王爱贫挺身而出了。王爱贫没有正面反击王爱国，而是直接给了我们一个结论：“这是不可能的！”王爱国说：“为什么不可能？”

王爱贫笑了笑，说，如果船掉下去了，“那么请问，满世界的水都淌到了哪里？”

满世界的水都淌到了哪里？

我们看了看身后的鲤鱼河。水依然在河里，并没有插上翅膀，并没有咆哮而去，安静得像口井。我们看到了希望，心安理得。我们坚信，有水在，就有我们在。王爱贫挽救了我们，同时挽救了世界。我们都一起看着王爱贫，心中充满爱戴与崇敬。他为这个世界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相爱的日子》节选

嗨，原来是老乡，还是大学的校友，居然不认识。像模像样地握过手，交换过手机的号码，他们就开始寒暄了。也就是三四分钟，两个人却再也没什么好说的了，那就再分开吧。主要还是她不自在。她今天把自己拾掇得不错，又朴素又得体，可到底不自在。这样的酒会实在是太铺张、太奢靡了，弄得她总是像在做梦。其实她是个灰姑娘，蹭饭来的。朋友说得也没错，蹭饭是假，蹭机会是真，蹭着蹭着，遇上一个伯乐，或逮着一个大款，都是说不定的。这年头缺的可不就是机会么。朋友们早就说了，像“我们这个年纪”的女孩子，最要紧的其实就是两件事，第一，抛头，第二，露面。——机会又不是安装了GPS的远程导弹，哪能瞄准你的天灵盖，千万别把自己弄成本·拉登。

可饭也不好蹭哪，和做贼也没什么两样。这年头的人其实已经分出等级了，三五个一群，五六个一堆，他们在一起说说笑笑，哪一堆也没有她的份。硬凑是凑不上去的。偶尔也有人和她打个照面，都是统一的、礼貌而有分寸的微笑。她只能仓促地微笑，但她的微笑永远都慢了半拍，刚刚笑起来，人家已擦肩而过了。这一来她的微笑就失去了对象，十分空洞地挂在脸上，一时半会儿还拿不下来。这感觉不好。很不好。她只好端着酒杯，茫然地微笑。心里头说，我日你爸爸的！

 

手机却响了。只响了两下，她就把手机送到耳边去了。没有找到工作或生活还没有着落的年轻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接手机特别地快。手机的铃声就是他们的命——这里头有一个不易察觉的幻觉，就好像每一个电话都隐藏着天大的机遇，不容疏忽，一疏忽就耽搁了。“喂——？”她说，手机却没有回音。她欠下身，又追问了一遍：“——喂？”

手机慢腾腾地说：“是我。”

“你是谁呀？”

手机里的声音更慢了，说：“——贵人多忘事。连我都不认识了。抬起头，对，向左看，对，卫生间的门口。离你八九米的样子。”她看见了，是他。几分钟之前刚认识的，她的校友兼老乡。这会儿她的校友兼老乡正歪在卫生间的门口，低着头，一手端着酒杯，一手拿着手机，挺幸福的，看上去像是和心上人调情，是情到深处的样子。

“羡慕你呀，”他说，“毕业还不到一年半，你就混到这家公司里来了。有一句话是怎么说的？金领丽人，对，说的就是你了。”

她笑起来，耷拉下眼皮，对着手机说：“你进公司早，还要老兄多关照呢。”

手机笑了，说：“我是来蹭饭的。你要多关照小弟才是。”

她一手握住手机，另一只手抱在了胸前，这是她最喜欢的动作，或者说造型。小臂托在双乳的下面，使她看上去又丰满、又佻，是“丽人”的模样。她对手机说：

“我也是来蹭饭的。”

 

两个人都不说话了，差不多在同时抬起了脑袋，对视了，隔着八九米的样子。他们的目光穿过了一大堆高级的或幸运的脑袋，彼此都在打量对方，开心了。他们不再寂寞，似乎也恢复了自信。他微笑着低下头，看着自己的脚尖，有闲情了。说：

“酒挺好的，是吧？”

她把目光放到窗外去，说：“我哪里懂酒，挑好看的喝呗。”

“怎么能挑好看的喝呢，”他的口气显然是过来人了，托大了，慢悠悠地关照说，“什么颜色都得尝一尝。尝遍了，再盯着一个牌子喝。放开来，啊，放开来。有大哥呢。”随即他又补充了一句，“手机就别挂了，听见没有？”

“为什么？”

“和大哥聊聊天嘛！”

“为什么不能挂？”

“你傻呀？”他说，“挂了机你和谁说话？谁会理你呀，多伤自尊哪！——就这么打打着，这才能挽救我们俩的虚荣心，我们也在日理万机呢。你知道什么叫日理万机？记住了，就是有人陪你说废话。”

她歪着脑袋，在听。换了一杯酒，款款地往远处去。满脸是含蓄的、忙里偷闲的微笑。她现在的微笑有对象了，不在这里，在千里之外。酒会的光线多好，音乐多好，酒当然就更好了，可她就是不能安心地喝，也没法和别人打招呼。忙啊。她不停地点头，偶尔抿一口，脸上的笑容抒情了。她坚信自己的微笑千娇百媚。日你爸爸的。

“谢谢你呀大哥。”

“哪儿的话，我要谢谢你！”

“还是走吧，冒牌货。”她开开心心地说。

“不能走。”他说，“多好的酒，又不花钱。”

 

三个小时之后，他们醒来了，酒也醒了。他们做了爱，然后小睡了一会儿。他的被窝和身体都有一股气味，混杂在酒精和精液的气息里。说不上好，也说不上不好，是可以接受的那一类。显然，无论是被窝还是身体，他都不常洗。但是，他的体温却动人、热烈、蓬勃，近乎烫，有强烈的散发性。因为有了体温的烘托，这气味又有了好的那一面。她抱紧了他，贴在了他的后背上，做了一个很深的深呼吸。

他就是在这个时候醒来的，一醒来就转过了身，看着她，愣了一下，也就是目光愣了一下，在黑暗当中其实是不容易被察觉的，可还是没能逃出她的眼睛。“认错人了吧？”她笑着说。他笑笑，老老实实地说：“认错人了。”

“有女朋友么？”她问。

“没有。”他说。

“有过？”

“当然有过。你呢？”

她想了想，说：“被人甩过一次，甩了别人两次。另外还有几次小打小闹。你呢？”

他坐起来，披好衣服，叹了一口气，说：“说它干什么。都是无疾而终。”

他打开了灯，灯光颠了两下，一下子把他的卧室全照亮了。说卧室其实并不准确——他的衣物、箱子、书籍、碗筷和电脑都在里面。他的电脑真脏啊，比那只烟缸也好不到哪里去。她眯上眼睛，粗粗地估算了一下，她的“家”比这里要多出两三个平方。等她可以睁开眼的时候，她确信了，不是两三个平方，而是四个平方。大学四年她选修过这个，她的眼光早已经和图纸一样精确了。

 

他突然就觉得有些饿，在酒会上光顾了喝了，还没吃呢。他套上棉毛衫，说：“出去吃点东西吧，我请客。”她没有说“好”，也没有说“不好”。却把棉被拉紧了，掖在了下巴底下。“再待一会儿吧。”她说，“再做一次吧。”

夜间十一点多钟，天寒地冻，马路上的行人和车辆都少了，显得格外地寥落。却开阔了，灯火也异样地明亮。两侧的路灯拉出了浩荡的透视，华美而又漫长。一直到天边的样子。出租车的速度奇快，“呼”地一下就从身边窜过去了。

他们在路边的大排档里坐了下来。是她的提议。她说她“喜欢大排档”。他当然是知道的，无非是想替他省一点。他们坐在靠近火炉的地方，要了两碗炒面，两条烤鱼，还有两碗西红柿蛋汤。虽说靠近火炉，可到底还是冷，被窝里的那点热乎气这一刻早就散光了。他把大衣的领口立起来，两只手也抄到了袖管里，对着炉膛里的炉火发愣。汤上来了。在她喝汤的时候，他第一次认真地打量了她，她脸上的红晕早已经褪尽了，一脸的寒意，有些黄，眼窝子的四周也有些青。说不上好看，是那种极为广泛的长相。但是，在做爱的过程中，她瘦小而强劲的腰肢实在是诱人。她的腰肢哪里有那么大的浮力呢？

 

一阵冬天的风刮过来了。大排档的“墙”其实就是一张塑料薄膜，这会儿被冬天的风吹弯了，涨起来了，像气球的一个侧面。头顶上的灯泡也跟着晃动，他们的身影就在地面上一左一右地摇摆起来，像在床上，激烈而又纠缠。他望着地上的影子，想起了和她见面之后的细节种种，突然就来了一阵亲昵，想把她搂过来，好好地裹在大衣的里面。这里头还有歉意，再怎么说他也不该在“这样的时候”把她请到这样的地方来的。下次吧，下一次一定要把她请到一个像样的地方去，最起码，四周有真正的墙。

她的双手端着汤碗，很投入，咽下了最后的一大口，上气不接下气了。感叹说：“——好喝啊！”

他从袖管里抽出胳膊，用他的手抚住她的腮。她的腮在他的掌心里蹭了一下，替他完成了这个绵软的抚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