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解其纷;
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
故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
不可得而贵,不可得而贱;故为天下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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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行至后半部中段,其完整脉络已渐浮现——先说根本道理,再铺基本框架,后填具体内容,然后更加丰富,深度契合“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的过程。
这章具体展开的内容是“和光同尘”。
“和其光,同其尘”是结果,走向结果的过程是“挫其锐,解其纷”;对于纵欲和盲目跟风者而言,开始过程的起点是“塞其兑,闭其门”;同样对于这群人而言,被点化并发心力行的醒言是“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概括起来即悟而起修,修而证悟,
再度精炼即【悟、起、修、证】。
穷而【悟】——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和“觉者不默,默者不觉”。
人在穷途末路时会自我反省,或被人一掌击醒。
“智者不言,言者不智”敲打偏执于多言和废言,以及用仁义礼圣智等形式主义的言教道德绑架洗礼他人的自作聪明者。
“觉者不默,默者不觉”激活偏执于少言和不言,或者用沉默是金和不一般见识粉饰懦弱纵容侵犯者恶习的自欺欺人者。
本章首句与后面的“善者不辩,辩者不善”都是“不言之教”或“多言数穷”的多样化表达,出现在此处就是为了开示王侯贵族何为真智,因为只有先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明智,才有可能变得真正明智。
同样,新加的话也为戳破自我压抑的过度沉闷众,开显这些内向者何为真觉知。
两句话合起来就是“平衡而不偏失”——知道了这点就是悟。
悟不是了知一切,而是搞清基本理念,理念先清晰才知道前路如何行——
悟乃前行之路灯,方向一错瞎折腾;
失心盲目乱修行,忙活终生都是零。
悟而【起】——
“塞其兑,闭其门”和“开其口,敞其心”。
人因偏执走歪路,因最大的偏执至绝路,也因最突出的问题让人忍无可忍一棒打醒,所以醒悟之后第一个要扭正的自然是最大的偏执,也就是先解决主要矛盾。
对于热衷于言教、激进、纵欲和侵略(进和放过度)的群体,解决主要矛盾的途径就是塞住胡扯的口舌,关闭纵欲的心门。
对于内耗于少言、思虑、寡欲和忍让(退和收过度)的群体,解决主要矛盾的途径就是挣脱沉默的束缚,直面欲望和冲突。
解决问题和成长磨练必先抓主要矛盾、补全最大的缺失——
未悟而修,方向搞错,一切白搭;
避重就轻,隔靴搔痒,亦难起效。
起而【修】——
“挫其锐,解其纷”。
直面并弥补了最大的弱点就是对自己的一次蜕变式超越,自信心会随之大幅增强,这个过程就叫做雄起,雄起了以后,就有十足底气解决次要矛盾和修正更复杂的问题。
正如第四章中已讲,“挫其锐”和“解其纷”分别是解决单个和复杂问题的纲要:
“锐”即偏执面——偏刚刚则锐,偏柔柔也锐;
因而“挫其锐”就是用另一面平衡偏执;
“纷”即繁乱杂——矛盾多又密,阴阳也错位;
所以“解其纷”就是就事论事精准定位。
不断解决单个问题以至立体又复杂的问题需要强大的韧性与耐心,而心态稳健源于自强后的自信,因此打好“悟”之根和“起”之基是能否一直前行并走远的前提。
修而【证】——
“和其光,同其尘”。
从醒悟到雄起,从雄起到精修,依次解决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单一问题和复杂问题、平面问题和立体问题后,就可以收获周期性果实——和光同尘。
光是阳面,尘是阴面,和光同尘用在形容阶段性成果上,就是从内而外、由粗到细各方面的阴阳平衡。在本章中有个精简的名词代表这一成长的收获——“玄同”,“玄”即是道,玄同就是与道同、复归于大道。
向上梳理完和光同尘之因,就到了向下延展和光同尘之果,或“玄同”的具体表现是什么,又或对于王侯而言需要在什么地方“玄同”,这些就是接下来的“故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不可得而贱”。
理解本段中的句型就得先略深入地回忆文言文的特点——言简意赅,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只要不影响语境和古人对文中之意的领会,则能省就省。
比如“不可得而贵”的“不可得”和“而贵”之间省掉了一个可有可无且与其他字重复的宾语,这个省掉的宾语显然就是“贵”,所以这个短语的完整版是“不可得贵而贵”;这样一来,现代人也能秒懂其义,即不可富贵而骄,或者不可偏执于贵。推而广之,这几个短语的含义是:
不可任人唯亲,要唯才是举;
不可弃人以疏,要知人善任;
不可囤积居奇,要施财利众;
不可滥用酷刑,要合理公平;
不可富贵而骄,要收敛傲慢;
不可欺压贫贱,要爱民如子。
以上是以王公贵族的视角解读本段,换到当代百姓视角,这些短语也可以发展出以下含义:
不可扎堆度日,要人格独立;
不可过分社恐,会连接大众;
不可得意忘形,会谨慎冷静;
不可一蹶不振,要振作精神;
不可巴结权贵,能保住节操;
不可穷而卑微,能独善其身。
无论如何解读,核心都是阴阳平衡,且以上都可以凝结成一句——不可得而居。
“不可得而居”或“成而弗居”是道德经的一贯思想和有无并存不偏于一端之中正常道的典型体现——既不偏于了无可得的消极虚无,也不偏于费劲占有的执拗激进,而是合道地不懈追求、冷静地积极进取,知进知退、有勇有谋、无所不成;大大不同于被佛教断章取义搬运入教的“不可得”。
虽然佛教千年来一直吸收各类文化广打补丁,并不断强行解释和洗白“空”和“不可得”,但其只搬空不借有的本能行为已注定其难拔执拗于空无消极的病根。
这一段连续的“不可得而正和反”也直接说明前文乃至后文章节中的“知一面守另一面、一面以另一面为根或一面胜另一面”等一切类似内容都是以“反者道之动”平衡偏执,而不是把某一面永远当作根本。比如把前文的内容转译成本章中的句型就是:
不可得而刚,不可得而柔;不可得而强,不可得而弱;
不可得而雄,不可得而雌;不可得而躁,不可得而静;
不可得而色,不可得而空;不可得而有,不可得而无。
管理天下的君王若真正做到贵贱平等、利害公平、亲疏无别的“玄同”,其德行必然普照天下,为天下所尊所贵,即最后的“故为天下贵。”
归纳对比前五十六章中所有系统阐述个人成长和修行的章节:
第十章中的“修行之法”是从根基到进阶再到高级的全览, 侧重于给人提供修行方向的指引和大指标。
二十七章的“身口心意”是合道者于行为和思维上的全貌, 侧重于向人展示心思言行方面的合道门槛。
三十三章的“蜕变之路”是行道者须修全的四种内在状态, 侧重于进退收放的全面以使人生不会走偏。
而本章中的“修证之序”是人成长过程须把握的主次关系, 侧重于分清主要和次要以使成长持续不退。
这些章节虽侧重点不同但都有相同的基点——“营魄抱一”、 “善结善闭”、“自知之明”、“悟得平衡”,本质都是回归心灵。
靠后的章节即本章和三十三章是内在的实修,其他章是合道 者外在的自然表现或修行阶段的基本框架,实修部分皆可汇集于 【進、慎、和、慧、慈、威、靈】七德的全面与平衡。
至此,道德经中专门讲个人成长或“物形之”的内容已告一 段落,后续章节则多以国计民生和军事为主,以成其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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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
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
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人多利器,国家滋昏;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故圣人云:
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
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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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章是接下来近二十章的开篇语,相当于治国平天下和用兵之道的总论。首句统领整章和后续篇章,后四句是对首句的强化,中间部分是支撑论点的现实依据。
正式进入下阶段内容前,还是要再次明确基本道理:
道不踩捧形式。
形式本身没有固定好坏,比如奇谋、工艺、技巧、知识、习俗、金钱、科技乃至人类文明演化过程中产生的一切,都没有绝对的性质;好坏取决于能否善用,正邪取决于能否驾驭。
宇宙所以广大而长久,正因其容纳无限多样与丰富以及简单与复杂的万象,并能使皆各归其位、有序并作;文明进化的过程就是向宇宙不断靠拢的过程——内在越来越深刻纯粹,同时能创造、容纳、梳理和驾驭的外部现象越来越丰富多样。
无为而治不是真让人回到结绳记事的表面蒙昧,而是怀抱淳朴质真、背负星辰大海、穿透复杂纷繁、冲破一切阻碍。如果遇到困顿局面和发展瓶颈,不耐心探索缜密的解决之道,反而心气不足、思维懒惰、脱离本质、踩捧形式,简单一刀切,以至盲目复古倒退历史,那么这无异于自认无能的因噎废食,其实质是用形式垄断大道的有为而非无为;源于有为之妄念的“理想净土”亦必然是虚幻。
所以“以奇用兵”与“以正治国”、“以无事取天下”是同等关系,“奇”、“正”、“无事”是道在不同场合下的无为。
战即是争,应对争的办法是“不争”,就是第八章中讲的“不按套路出牌”,也就是“奇”。尽量减少伤亡和消耗是所有作战方的诉求,这是“奇”的直接好处和根本动机。
范围越小,规则越少。古时的国是诸侯封地,范围远小于天下,对规则的依赖性自然也更小,因此封地的风气如何,多取决于诸侯和管理团队自身的作风——上梁“正”则下梁不歪。
而天子离大众较远,常为巩固权力没事找事发布各种禁忌限制社会自由发展而使民生愈发凋敝,所以治理天下须“以无事”。
归纳起来就是:
以身正影直治理邦国,
以最小代价赢得战争,
以不扰百姓安定天下。
老子是通过什么得出这样的结论(“吾何以知其然哉”),通过反推或观察以下现象(“以此”):“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天下的禁忌和限制越多,社会发展越慢百姓越穷;
百姓随意携带锐利兵器,就会使国家滋生出混乱;
人用技艺互相争奇斗艳,各种新奇事物随之涌现;
越用法令条例强制监管,犯法的人越多且越大胆。
从这四个天下乱象中可以提取出四个行政要点:
不限制百姓自由、不放纵百姓自由、
接纳并善用技艺、法治须基于道治。
要想同时做到这四点,天下之主只能施行根基深稳、灵活高效的无为而治(第三章内容):
以真才为选贤能的标准使人才各归其位,遏制贵族私欲保障民生使百姓安居乐业。打稳这两个国之根基实现大环境基调的清明太平,后可减免限制和法令,以环境氛围和基本法灵活定位和处治破坏环境的恶行,同时监督技艺的发展而不被滥用。
本经也托圣人之口(“故圣人云”)归纳出四点,即“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这里的“我”代指统治者,“自”是自然,四句的意思是:
统治者用无为治国,万民将自然被天子之道德潜移默化;
统治者能清静自正,百姓也自然回归自己的本位和中正;
统治者能不乱折腾,社会蓬勃发展人民生活富足又丰盛;
统治者收回管控欲,大众不再逆反自然回归纯朴与真诚。
为什么这几句中的“自”是“自然”,不是“自己”?
因为“自己”中只有自觉性和主动性,而“自然”是合于道,其含义既包括自由得到满足的自作自息,也包括过分的自由得到惩戒的自作自受。人习惯将这两个词等同——把自然简单理解成自觉;这也是需要追本溯源和精准理解的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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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孰知其极:其无正也。正复为奇,善复为妖。
人之迷,其日固久。
是以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guì),
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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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重视正邪或善恶,正是因为善引福、恶招祸,所以正邪或善恶,实际也是福祸。
第二十章开头,老子巧妙地用维诺与阿谀之间暧昧不清的关系富有内涵地类比善与恶实质上的形影不离,本章则毫不掩饰地说出这个结论,也就是熟知的“祸福相倚”。
人可以从中提炼出“居安思危,不惧挫折”的义理,但在道德经中,善恶福祸之类的正反概念是性质相同的一体关系,不是性质相异的对比关系,就像维诺即是带面具的阿谀奉承,福也是换装后的祸,而与祸重叠的福只有富贵而骄一种。
所以,福祸相伏中的“福”是过分和骄纵,不是合道的幸福。但王侯俗人往往把不道之贵当成特权和福报肆意挥洒,报应来临大惊失色,顺境再来又不长教训,如此在表面福祸的交织中浮浮沉沉,被命运编排得无片刻安宁,不得不开始追问原因。
老子把迷失者的追问和自己的答案一并托出:“孰知其极:其无正也”——谁知道永远趋福避祸的准则(“极”和“正”皆 准则)?答:没准则。因为贪欲之福本身就是祸,回到原文就是:
“正复为奇,善复为妖”——
山盟海誓都是空,人秉持忠义之“正”最终反而成为与忠义
相悖之异端。
面上君子里畜生,人宣扬圣智之“善”实质不过是洗礼绑架
大众的妖患。
接下来就是世俗之善恶祸福颠三倒四和俗人被其摆弄的根本原因:“人之迷,其日固久。”这句与二十章的“荒兮,其未央哉” 可合奏:人心的迷失由来已久,世道的荒芜何时结束。人心失道迷于过分之欲望,被外界的利害得失随意拉扯拖拽,一日不向道便永远无休止。
但若回归道之无为,就不会把见到的可欲无脑当作福,自然不会因妄福而感召祸,也不会遇到变故就将其当成祸,而能于众人之所恶中豁然而洒脱,最后不会只看表面善恶与对错,而会冷静洞察本质再定夺。
至此,如何看待善恶正邪福祸的准则已然明了:
合道则正奇皆善,失道则福祸皆妖。
本章的中间部分与前后文关联不甚明显,应该是因与上章同有“正”、“奇”俩字而被古人误抄至此处。
回到首末句:“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是以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这两句可以当作上一章的补充和注释。声音不响亮为“闷闷”,在细节上苛刻为“察察”,淳朴厚道为“淳淳”,狡黠诈伪为“缺缺”——两对形容词都是反义词。首句意思显明:
政治开明宽松,百姓不必设法挣脱规则自然回归淳朴,
政令繁杂苛刻,百姓就会抱怨而钻法律空子投机取巧。
“方”和“廉”都是方正廉洁,“割”和“刿”都是割伤,“直” 乃正直坦率,“肆”即放肆或任意妄为,“光”是影响、恩惠,“耀” 是炫耀。末句意思即:所以圣明的国君——
方正廉洁、法度严明但不过分施政扰害百姓;
正直坦率、不徇私情又不恣意妄为以法责众;
影响深远、照拂万民而不自我炫耀歌功忘形。
“方而不割,廉而不刿”也可理解为有棱角但不伤人,这是 道德经亲自说明“挫其锐”不是让人没棱角而是收回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