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民办大学的红与黑（1）

1.

在我采写这部《中国高考报告》期间，早已听说了很多关于民办大学的话题，有人甚至对我说：你写高考不写民办大学的现状就等于少写了一半。果真是这样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把笔锋转向这另一个有意思的问题。

王秀兰很意外

2.

1999年11月23日，我采访王秀兰院长的时候，这位在南京名声很大的“蓝天专修学院”常务副院长正好六十岁。王院长说她自己也没有想到竟然在后半辈子将自己的命运与民办大学教育系在了一起。想起办校的往事，王秀兰院长颇多感慨，甚至有些“不堪回首”的味道。

王秀兰原先跟教育根本不沾边，她是航空学会的一位秘书长。顾名思义，在中国的诸多群众团体中担任“秘书长”之职的人物，大多是干实事的角色。王秀兰任职的航空学会是个有很多会员的科技群众团体组织，她的服务对象大多是那些为国家航空航天事业作出了很多贡献却又面临很多实际问题的科技人员。

3.

身为学会“秘书长”的王秀兰，实际上成为这些科技人员生活和工作中遇到困难与问题时，可以解决些后顾之忧的“老大姐”。王秀兰因此人缘特好。然而人缘好的人也常常有比别人更难的事。

1977年的一天，好端端的王秀兰因公延误了阑尾炎的手术和对长期炎症刺激的治疗，后来到医院一检查，诊断出来连大夫都吓了一跳：原来她身上竟然长了八个大瘤子！

“这个女同志是活不长了！”医生对她单位的领导这样明确讲道。

“尽我们可尽的一切力量吧！”单位领导无奈地吩咐医院作最后的全力抢救。

4.

在王秀兰本人多少有所意识的时候，她单位和家人已经为她开始安排后事了。躺在病榻上的王秀兰知道自己不久将与“阎王”见面———次又一次的手术使她仅有的一点求生欲望变得淡漠。

这一消极心态其实充满了难以忍受的痛苦与折磨。这一消极心态使王秀兰与病魔整整斗争了十年。

就在这过程中的某一天，一对夫妇会员来医院看望王秀兰。叫王秀兰没有想到的是，这对夫妇会员见了她不是像其他探望者尽说些安心养病、早日康复一类没用的话，他们竟然见了她就痛哭流涕地请求“王秘书长”想想法子帮助他们家两个高考落榜的孩子。

5.

“平时我们有什么难事，到王秘书长您这儿一说，您就能帮我们解决。我们孩子上大学的事也只有找您才能有出路……”那对夫妇会员哭着恳求王秀兰。似乎连他们的“王秘书长”已病入膏肓的事也忘了，只是一个劲儿地哭诉着自己的难处。这种“主题错位”只在很少时候才会发生，那就是对方把所尊敬的人的另一方面看得太重了！

当时，王秀兰的心灵确实被深深地震撼了：会员们的心都交给了我们学会！我这个秘书长不为他们解难谁还为他们解难呀？

“放心放心，你们先不要哭了，我一定把你们孩子的事放在心上。”王秀兰本来是需要别人安慰的，这回她反倒安慰起探访自己的人来。

6.

“王秘书长，现在孩子上大学太难了，您能不能想想办法也办所大学，让我们这些成天为国家科技工作做事而顾不了家的科技人员的孩子也能上上大学……”那对夫妇俯下身子要向躺在病榻上的王秀兰下跪。他们被那一双瘦得皮包骨的手拦住了。

“你们就放下心，只要我王秀兰有口气，我们这些航空学会会员的子女上大学的事我管到底了！”

王秀兰是个办事说一不二的人，平时什么事从不轻易向人承诺，然而这回她向这对夫妇发了一个誓。上天的安排，也许正是这个誓，使王秀兰奇迹般地从死神那里回到了人间。连她自己至今也不清楚当时怎样在与病魔长达八年的抗战岁月后，竟为了“学会会员的孩子能上大学”这么一个信念而完全康复了身体。

7.

“我们科技人员几十年如一日，把全部精力和心思用在了为国家发展事业上，可就因为他们没有时间照顾指导，现在他们的孩子上不了大学，这是不公平的。所以我要办大学！”王秀兰是自己拔掉吊针从医院里跑出来的。她只身从南京到北京的当时国家教委，见了教委自学考试委员会领导时就这样说。

教委自考委的官员听后笑了，说我们还没有碰到你这样的问题。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这对通过社会的力量一起把我们正在进行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深入加强是一条好路子。

那就从我开始试试。王秀兰说。

8.

正被“科学的春天”之风吹暖的教委官员们开会碰了一下头后，明确说：我们看行，试试总还是可以的嘛！

就这样，王秀兰作为中国民办大学的先驱者之一，带着满面春风，从北京回到了南京，乘着暑假的时机，找来四个退休教师，祖了光华门中学的校舍，打出了“航空学会自考大专班”的招牌，开始了招生。

不想，来报名的家长和学生竟然排起了长队。“不行不行，我们只招航空学会会员的子女！其他人一律不招，对不起，对不起！”王秀兰没有想到会出现如此多的报名者，她当时的办学目的性很明确也很简单——只为自己航空学会的家长们解除后顾之忧。

9.

“凡报名的必须持有航空学会会员证啊！”王秀兰说，她现在想起来仍然感觉当时的情景好笑，一张平时根本不起眼的“航空学会会员证”，在1986年那一年竟然成了南京城里名噪一时的“金招牌”！谁要是能有这张“金招牌”竟可以引以为万分自豪，因为意味着能有一个机会让自己落榜的孩子重新“上大学”！

“喂喂，你或者你亲戚朋友中间有没有航空学会的人呀？”南京街头这一年出现了一个奇怪的议题，简称“航会”的南京航空学会竟然在一夜之间被广大市民所熟知。因为就是这样一张群众团体的会员证，成了上大学的“通行证”，这是中国教育史上值得记载的一件有意思的事。

它发生在曾为六朝古都的南京。

10.

这一年，王秀兰以学会名义办的“自考大专班”一下招了200多名学生，是清一色的航空学会会员的子女。这中间自然有那对哭着恳求王秀兰办大学的夫妻的两个高考落榜孩子。

第一年办出名后，南京航空学会的“自考大专班”成了众多想圆大学梦却入门无路的学生和家长们当时所能看到的唯一一条希望之路。从第二年、第三年起，王秀兰迫于招生压力太大，便把本来仅为航空学会子女进出的门敞开了，允许所有的社会学子报名参加。这一下南航大专自考班可真的“火”透了。

11.

时至1993、1994年，王秀兰的学生多达三四千人，南京城东所有中小学、军内外招待所甚至不少居民闲置房屋全被这些“没有校园的大学生”给占了。就在这时，王秀兰意识到，没有自己的学校名称和校舍已经无法再继续发展和管理好这所“没有围墙的大学”了，于是经过一番奔波，有关教育部门批准了王秀兰的自考大专班为“南京航空学会应用技术进修学院”。明白人一看这就是一所由群众团体管理下的社会民办院校，可对王秀兰来说，能有这样一个含有大学意义的“学院”名称已经心满意足了。

12.

是学院，该有学院的校址吧！

王秀兰与校委会几位负责同志一商量，把几年办班积蓄的钱全部掏出来在南京城东小卫街征租了三十二亩地，盖了建筑面积为15000多平米的校舍。那地方原来是水塘和垃圾堆放处，为了尽可能“少花钱多办事”，王秀兰带领全校教职员工以战天斗地的奋斗精神，完成了从“游民大学”到有固定校址的艰难历程。

没有想到，1994、1995年全国的民办大学招生出现严重下滑，许多曾经火爆一时的比王秀兰的“专修学院”牌子更要响的民办大学纷纷关门休学，但身处南京的王秀兰他们依然“虎踞龙盘今胜昔”。

13.

什么原因？最简单的一条是：已经“升格”为“南京蓝天专修学院”的办学方法和方针，是认认真真按照正规大学来进行的，从学校的硬件，到教材、教师和教学形式、学生管理、毕业分配、学历考核与颁发证书等，都正正规规，有条有序，有质有量。而这一切绝不是王秀兰及“蓝天人”自己做广告吹出来的，而是一靠政府的教育部门检查验收和专家的评判，二靠直接接受知识的学生来说话。“蓝天”有几项数据叫政府的教育部门不得不感到敬佩，那就是他们的毕业率和取得学历的比例。

14.

据说“蓝天”办学以来的十四五年间，入学的学生们拿到大专和本科文凭的占总人数的95％以上。什么都不用多说了，对那些一心想圆大学梦的学生和家长来说，仅凭这一条，“蓝天”就是他们想报名上的学校了！

王秀兰的“蓝天专修学院”早已被人们熟知，它在历年教育部门组织的社会办学专项检查评比中一直名列前茅，并且名扬国内同行业，甚至还吸引过许多公办大学前来取经学习。

我为什么专挑南京的“蓝天”作为反映我国民办大学的典型？这也是有原因的。

15.

1999年9月的一天，我无意中看到《北京晚报》刊发了一则消息，报载一所叫“南京蓝天专修学院”录取了一位名叫程玉云的农家残疾大学生。11月底的一天，我专程来到南京，见到了这位不幸在儿时的一次事故中失去双臂的学生。

进教室时，已经下课的同学们都在教室外活动，唯一留下没有双臂的程玉云一个人正在打电脑。我平生第一次看到了一个非常令我吃惊的场景：两袖空空的程玉云正用赤着的双脚在打电脑键盘，而且打得绝不比我这个“半专业”的写作者慢多少。

16.

“你想得到自己能被大学录取吗？”我问这位生得十分秀气的孩子。

“想不到。我知道像我这样的人是不会有哪个学校要的，因为我知道有一年有个学生就因长得难看，结果好几个学校把他退了。我想象我这么个什么都得靠脚的人自然不会有人要嘛！”程玉云说。

“‘蓝天’录取你感到意外吗？”

“太意外了，而且是比不录取我更感意外的事。”程玉云是个很善于表达的小伙子。他充满感情地说：“我是在上小学一年级时被高压电打残的，活过来就已经命大了。家里因为经济状况不怎么好，父母对我念书本来就不是很支持。

17.

当我用尽全部力量考完今年的高考，得了可以上专科分数线的416分后，心里一直特别地紧张，既怕自己被哪个大学录取，又怕被无情地拒之于大学门外。就在我焦急地等待时，有一天我突然收到了南京蓝天专修学院的入学通知书。我当时真的太激动了，飞跑着告诉全村人，因为从那天起我就是我们村上唯一的大学生，而我能够成为一名大学生真是太不容易了。但没有想到的是在我兴高采烈之时，我的家人却陷入了沉默之中，因为他们被我的六千四百元入学费难住了。我明白过来后也像当头被人打了一闷棍似的，心想苦苦求来的大学梦又将被贫穷这只拦路虎挡住了，我可能生来就是苦命人吧……”

18.

倔强的程玉云双眸溢着晶莹的泪水。“就在我痛苦万分的时候，有一天蓝天学院的老师专门来到我家告诉我一个大喜讯，说学院王院长同意为我减免全部学费。我和全家人听到这个消息都哭了。我想不到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好人能来关心和帮助像我这样既残疾又家贫的人。到学校后，老师和同学们更是对我关怀备至，每天有专门的护助小组为我服务，王校长和所有我叫得出名和叫不出名的老师、同学只要见了我都会主动过来帮我一把，我现在过得很幸福，真的，是从心里向外溢的那种幸福。”

程玉云笑得很灿烂。

19.

“你能跟上同班同学的学习吗？”

“跟得上，除了课堂上我比不上大家记笔记，其他的我都不比同学们慢。”程玉云说：“我的优势是记忆力比别人强些。但为了弥补记笔记的不足，所以我要花去大量休息时间。不过几个月下来，我的学习成绩一点也不比同班同学差。”

“最近他的外语课还考了全班第一名呢！”程玉云的老师过来夸道。

我了解王秀兰以及她的“蓝天”大学，是由先认识程玉云这位失去双臂的贫困残疾学生上大学的事开始的，我对王秀兰院长说，此次采访程玉云同学的最大收获是让我了解到了一所好的民办大学和一群为了圆百姓大学梦的好的办学人。

20.

现年六十岁的王秀兰则感慨颇多地对我说，在中国走民办大学这条路太难，她问我：“你相信不相信我这个创办这所大学的人在退休之前是从不在学院拿一分钱工资的？”

我无法回答，因为我以前听人说办民办大学十有八九是为了赚大钱，王秀兰不仅辛辛苦苦办起了远近闻名的像样的大学，还竟然不拿一分钱工资，这当然是我无法相信的。

“我过去十几年里确实没有拿过一分钱工资，即使我们学校账面上有几百万几千万的时候。但我是花钱的，我把这些钱全部用在了扩大和建设学校上，把钱花在加强管理和改进设施上。

21.

你看看我们现在的校舍和内部硬件，你就知道我们的钱花在什么地方了。我自己不拿钱为什么？因为我想真正做到不花国家一分钱办一所像样的正规大学，你看现在我们‘蓝天’像不像大学？”

当然。望着十几层高的楼房和应有尽有的校园设施以及同学们个个脸上挂着的笑容，我只有这样肯定它。

王秀兰和她的“蓝天”大学所走过的历程，可以说是中国民办大学所走过的共同的历程。

中央领导看好“小于”的办学经

22.

关于民间办学，在今天的中国似乎是件新鲜的事。其实中国是民间办学最早的国家之一。我们的孔圣人当年传教三千弟子，就是一种纯粹的民间办学。而且从世界教育史看，没有哪一国的教育不是先由私人开办学校而后发展到国立公办学校的。可是具有悠久教育历史的古老中国，却在高等教育方面几千年里没有前进过几步路，直到一百年前才有了西方传教士创意下的大学雏形。二十世纪，封建买办制的国家体制建立后，我们这个东方大国才慢慢有了大学，而政府控制和主持的大学则形成中国特色，并一直延续到80年代。教育史从这个年代才又掀开了新的篇章。

23.

1982年，在改革开放的掌舵人邓小平的领导下，神州大地吹起了空前的崇尚科学、崇尚教育之风。那时国家久闭的大学门刚刚开启几年，亿万青少年求学心切却因为高考“独木桥”太窄，无法满足他们对知识和文化的渴望。怎么办？全国99%左右的适龄青年人被挡在了大学门外，而刚从苦难中走出来的中国正处在百废待兴的历史性关头。一线的同志们正忙着如何把散了架的一个个摊子收拾整理，即使是每天二十四小时连轴转也无法赶上形势的发展需要。

24.

“中国的教育应该几条腿一起走路，尤其是大学，现在孩子们想上大学太难了，这对百废待兴的国家四化建设很不利，我们应该在办仔国立大学的同时，还向西方国家学习，依靠社会办些民办大学。”

“太好了，我们又想到了一起！而且依靠社会办教育既符合国家宪法精神，也符合小平同志关于教育改革的步伐要加快的指示。我们得抓紧动手了！”

一日，时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的聂真和老教育家范若愚这两位好友聚在一起，不约而同地筹划起了一件后来被写入中国当代教育史的大事。

25.

“民办大学在二十世纪初期中国有过，但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们真要把它重新办起来，没有一位懂教学又能力强的人来挑这副担子，肯定不行。”

“是啊，谁能胜任此重任呢？”

聂真和范若愚深思起来……

“有了，她准行……”聂真灵机一动，兴奋道。

“谁？是不是于陆琳？”范若愚猜测着。

“还能有谁？此事非于陆琳这位女将不可！”

“好，我赞成，有她出面办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第一所民办大学一定成功！”

聂真和范若愚两位老教育家异常兴奋，因为就在这一天他们为中国民办大学的诞生做了两件最重要的事，一是起了个好校名，叫做“中华社会大学”；二是为这个“中华社会大学”找了位“好管家”——于陆琳。

26.

于陆琳是中国第一所民办大学的主要开拓者之一，在中华社会大学当了十八年校长。这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女性，她父亲于丹级是中国科举考试的最后一批举人，后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成为中国官派日本留学生的总监，是二十世纪中国著名教育家之一。女儿于陆琳的传奇生涯，是从十六岁被其共产党员的三姐于若木瞒着父母带到革命圣地延安开始的。延安使这位北平女中的学生从此走上了一条全新的人生道路。因为姐姐的缘故，她服从组织安排，回到了她原来读中学的北平，在清华、燕京大学队事党的地下工作。

27.

这个阶段她认识了吴晗、钱伟长、朱自清等著名学者，同时也被一位燕京大学的女教师的教德所感染而开始对教育产生了毕生的兴趣。“小于，解放后你想干什么？”一日，随毛泽东、周恩来等来到西柏坡的邓颖超大姐问于陆琳。“我想搞教育，从幼儿教育开始……”于陆琳脱口而出。邓大姐用惊喜的目光瞅了瞅已经成了大姑娘、老战士的于陆琳，欣喜之情溢于脸上：“好呀，这个选择好，你是女同志中第一个搞幼儿教育的志愿兵！”就这样，于陆琳的教育生涯便从筹办著名的北京北海幼儿园起步。

28.

这一起步便使我们新中国的教育史上多了位拓荒的“孺子牛”。于陆琳后来接受国家派遣，到苏联留学四年，回国后被分配到北京师范大学，成了北师大第一位教育系女主任。正当她春风得意、事业有成时，“文革”的一场政治浩劫，使她不仅痛失爱人，也因被打成“修正主义大特务”而痛失如日中天的事业。粉碎“四人帮”后，于陆琳重新回到了军队，担任军事学院图书馆负责人。在聂真与范若愚两位的盛邀之下，年轻时代就梦想毕生献身教育事业的于陆琳这位已年近花甲的女副军职干部重新燃起了青春的激情……

29.

“行。干别的不行，搞教育我愿意去。”于陆琳对聂真他们的盛邀一口答应。不过因为她是军事学院的要员，到地方兼职必须经院领导批准才行。

聂真只好找到军事科学院院长肖克将军。进行一番于陆琳如何如何工作全面，有办教育的经验和组织能力的游说后，肖克将军摆摆手，哈哈大笑对聂真说：“我还不比你了解她呀？你们搞民办大学我支持，于陆琳可以一半时间在军事学院，一半时间去跟你们办学。”

痛快。聂真从肖克将军那儿出来、满心欢喜地对于陆琳说，这回我们的“中华社会大学”一定成了。“于校长，上任吧！”聂真跟本来可以当女将军的于陆琳开起了玩笑。

30.

他们都是在战火中走过来的战友和老上下级关系。聂真是我党办校的老资格革命家与教育家，抗日战争时期就在太岳根据地当薄一波同志的副手，解放后他奉命创办中国人民大学，是全国政协副秘书长。1982年夏的一天，聂真、范若愚、于陆琳几位我党的高级干部在北京地安门东大街3号人民大学宿舍的一间地下室开了一次中华社会大学建校史上具有开创意义的重要会议，当时由聂真和于陆琳等十一人参加了会议并作出了几项建校初期的重要决定。

31.

其中前两项分别为“根据学校情况，采取稳步前进的方针，设专业要重点突破，不要一下子全面铺开，成熟一个专业，办一个专业；第二项是学校的当务之急是申请编制，解决干部问题和房子问题”。第一项工作主动权在办校人手中，于陆琳他们立即着手开始工作，但第二项工作却碰到了连聂真、于陆琳这些身居高位的干部和老资格的革命家都感到棘手的难题——民办大学到底是什么性质？谁指给它一条路走走？这几乎是所有中国民办大学至今仍未解决的最突出的问题。

32.

于陆琳他们也不例外。

“再难也要跑下来。”聂真等人看中于陆琳，就是知道她从不畏难。80年代初期的中国，虽然改革开放的号角已吹响，但很多的人意识还相当保守，特别像在民办大学这一类问题上。其实即使在今天，在一些人眼里，它仍然被视为“非法”，或者是“必须严格注视的”那一类行业。在他们的骨子里，只有国家才能办大学，其他形式冒出来的“大学”就是些“地下”的非法行为，甚至是假冒与诈骗。

33.

几乎所有民办大学都不同程度经历过这样的境遇。中华社会大学无论从现在的班底（由原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任校董事长，原煤炭部部长高扬文任学校发展基金会会长，现任国家教委职教和成教司司长黄尧任学校副董事长），还是创办初期的班底，他们都是清一色的老革命家和老教育家，官职都在军部级以上，于陆琳也没有想到在中国办大学就这么难，一切全因那个“民”字。民办民办，许多人就此把民办大学当作一些“无业游民”开的自家小铺，当成私营小贩。

34.

“除了想骗钱外，谁相信他们的拼命会是为了中国教育事业？”革命了大半辈子，为了共和国出生入死无数回的于陆琳，不止一次听身后的人这么说他们民办大学的人。不是不气愤，可光气愤有什么用？就是因为中国过去没有民办大学，所以大家才对它有误解，如果我们真能像模像样地把第一所民办大学办好，不就是最好的说明吗？为了国家的振兴，个人受点误解何足挂齿！

学校刚起步时，仅有的两百元开办费还是从人民大学借的。每次开领导干部会议都要临时找地方。

35.

至今在中华社会大学校址附近的居民中，还流传着当年一帮干部模样的人在大槐树下召开“部长会议”的趣闻。年近六十的于陆琳家住北京西郊红山口，每进一次城就得花上一两个小时。到城里后，她又整日骑辆自行车串街走巷，去一个一个衙门磕头，到一个一个小庙烧香。当她和同事们辛辛苦苦好不容易搭起班子，招收到第一届学生，开完第一个开学典礼，上级教育行政部门有人提出非议：你们是私人办学，不能叫中华社会大学，你们是非法的，你们的问题不少，你们必须立即停止招生和教学。

36.

社会力量办学是写进国家宪法的光明正大的事，凭什么说它是非法？我们为国分忧何罪之有？于陆琳愤然疾笔十万余言，向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彭真等领导同志写了一个关于依靠社会力量办好民办大学的报告，以求得一个说法。

现年已近八十却依然天天上班的于陆琳校长对我说：那些日子里，她和同事度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有人一心想把民办大学当作非法组织加以取缔，这是我们民办大学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我和大家真有点夜不能寐的味道，白天要管学校，应付各种突如其来的事，晚上和节假日就开始‘活动’，争取各界支持，后来总算等到了希望……”

37.

彭真委员长在于陆琳的报告上批示道：“要鼓励社会各种力量按照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举办各种教育事业，国务院有通知、法律有规定的，从来信和材料看，这些老同志协办的中华社会大学应予支持。”没多久，委员长还为了表示对民办大学的支持，特意亲笔为“中华社会大学”题写了校名。

那些骨子里想在任何细胞中都发现“阶级斗争苗头”的人该收场了！然而有人并不甘心，至今仍扬言道：要不是有个于陆琳，我早就把“中华社会大学”收拾了！

像于陆琳这样的“通天人物”在办民大过程中都这么难，其他的民办大学的生存与发展是何等艰辛就更不用说！

38.

可是再难也难不倒于陆琳他们。虽说中华社会大学是“私立”，但它是一批老教育家、老革命家用自己的“个人资源”在办，他们始终没有把办学与谋取个人私利划等号，相反，就像当年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一样，他们追求的是一种事业，是一种忧国忧民、爱国爱民的使命感。“我们学校的这些人，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或者退休后也是不愁吃穿的高级干部、教授，大家到‘社大’来都是为教育事业做贡献的，外人不理解我们，以为办私立大学就为了从学生身上骗钱。

39.

建校十几年来，他们求什么？什么都不求，就希望能在中国高等教育上闯出一条新路，能为千军万马闯独木桥时开辟出一条立交桥让孩子们走，这就是我们这些老同志办‘社大’的目的。”2000年春节放假的日子里，于陆琳老妈妈在北京西城区一条叫簸箩仓胡同的社会大学校长办公室接受我采访时，掏出了这一番滚烫的话。

功夫不负有心人。仅用几年时间，中华社会大学便建立起自己的特色。首先他们抓住教育质量这个根本，每年聘请首都各大名校的教授、副教授和专家，任课人数多达300余名。这么多高级“教书匠”任课，在一所大中型正规国立大学里也是很少的，中华社会大学却做到了，并且一直坚持到现在。

40.

其次他们的课程设置有自己的特色，既考虑到像国立大学一样设置基础专业课，同时随时根据社会发展需要，不断设置社会实用型人才的专业。比如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中叶，他们都率先开设了许多国立大学还不多的国际金融、市场营销、饭店管理、电子技术、食品营养、涉外会计、电影艺术、法律文秘、工艺美术等专业，而且成为后来让国立大学经常前来取经的名牌与特色专业。中华社会大学如今已经走过了十八个年头，从当初“无资金、无校舍、无教师”的三无学校，发展到今天成为海内外闻名的中国现代民办大学，在校生常年保持在两千至四千人左右。

41.

他们正在筹建和增加学校的硬件，开设的学科达十几个、几十门专业，为社会提供大专以上学历毕业生超过一万名，还有大批短期培训生、实用型人才。他们的高等教育学历文凭考试合格率一直在60%至70%以上，位于全国民办大学前列。据调查，该校毕业的学生95%以上得到就业并有不少人走上了政治、经济、文化、金融等战线的领导岗位，有些毕业生的个人应用能力和综合素质高于国立大学，学校故而连年被北京市政府评为“社会力量办学优良学校”“民办教育先进学校”。校长于陆琳被教委评为“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获“民办高等教育创业奖”等荣誉，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和赞扬。

42.

在对中国的第一所民办大学采访中，令我非常意外的收获是，我看到了该校保存完好的历届毕业生们写给学校的留言，我感受到了于陆琳他们这所“没有围墙的大学”的魅力所在。

于陆琳和她的中华社会大学的成功，为中国民办大学树立了典范。从此，中国的大学不再是国立一种样式了，民办大学如雨后春笋般在神州大地纷纷崛起。1997年底，中国的民办高等教育机构达到一千二百八十二所，在校生人数高达四百多万，与国立公办大学的在校生几乎相等。

43.

国家对民办大学的政策也多次以法规的形式作出相应规定，提出了“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十六字方针。国家在世纪之交制定的《21世纪教育振兴计划》中明确指出：“今后三十五年，基本形成以政府办学为主、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共同发展的办学体制。”

有人曾这样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高等教育不发达，而百姓对教育投资越来越热衷的情况下，民办大学既可以缓解众多想上大学的人们的急切期望，更重要的是对稳定国家大局会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44.

在调查和考察了那些办得比较好的民办大学后，我才真正感受到这位人士所说的话的分量。

在西安，有位一直关注教育的民办大学校长曾经作过一个统计：从80年代中叶起，由于考大学越来越被重视，百姓家庭和学子们把高考当作是改变身份和命运的唯一“龙门”后，在每年8%以外的那些没有考上大学的落榜生中，从此丧失理想追求，马马虎虎找个活儿混日子，甚至不惜用青春去赌命犯罪的比例一年比一年高。

45.

“那几年，西安古城墙下年年都会听说有孩子因为高考落榜而绝命或者走出家门从此再没有回到古城的惨剧。特别是我听说有个女孩子因为没考上大学而到一家旅行社工作时，有人奚落她落榜，这女孩子脸皮薄，结果自尽在小时候常走的那条小路上……听说这件事后，我发誓要为那些落榜的孩子特别是女孩子们办所民办大学。”说此话的这个人，后来真的成了西安一家知名民办大学的校长，而今天当我们走进他的那所大学校园时，真的想不到竟然在中国也会有像美国哈佛大学那样了不起的“东方哈佛”。

46.

在古城西安南郊的翠华山下，一片占地六百余亩的宽阔绿荫里，耸立着一座具有东西方建筑风格的现代化校园，它就是目前拥有全日制学生一万三千多名的西安翻译培训学院。

一万三千名全日制学生是个什么概念？它与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在校生不相上下。看一所学校“香火”旺不旺，首先是在校生数字，这是最硬的“第一指标”！1998年这所民办大学的招生数达六千八百名，高考分数500分以上的就有一千二百余名！西安翻译培训学院的98级学生是北大当年新生人数的近一倍！该数据显示出，西安翻译培训学院招进的学生有相当一部分是原本已经进入“一本”录取线的高分学生哩！

47.

“救助上不起学的穷孩子是希望工程，全社会都应当关注。高考落榜生上不了学，犹如烧了七八十度的水，如果给他们添一把柴，让他们在民办大学里继续深造，他们就可能成为社会主义建设有用的高等技术人才，他们同样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这就是我梦想实现的‘第二希望工程’！”丁祖诒，这位浑身上下散发着力量的西北汉子，在当年团中央刚刚发起“希望工程”这一伟大的公益活动时，他从那些贫困交加山区失学儿童痛苦的脸上，看到了令人心颤的大批大批城市和乡村的高考落榜的大孩子们，丁祖诒觉得城市和乡村的这些过不了“龙门”、从独木桥上落下水，甚至从此被命运“淹死”了的大孩子们更惨，更叫人揪心与焦虑。

48.

水至七八十度已开始沸了，加把火就是开水，熄了火就是生水，人才难道不是这个理？我要搞救助高考落榜的“第二希望工程”——丁祖诒从此与一群志同道合的同事，铺筑起一条通向“第二希望工程”的金色大道。

西安翻译培训学院的诞生与它的发展，正是丁祖诒这个帮助千千万万家庭和学子们圆大学梦的中国教育的“第二希望工程”。

“我选择了办翻译培训学院，是因为一方面我身处古都西安这样一个著名旅游城市的缘故，更重要的是我知道圆大学梦对中国的女孩子来说要比男孩子更重要、更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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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意识仍然密布在中国百姓思想深处和社会各个细胞里，因此高考对那些落榜的女孩子的打击，无疑是最不可忍受的，她们本来就脆弱的心灵以及细嫩的皮肉怎能饱受严霜与冰雹的摧残？或死，或永远在他人面前低头，或一嫁了断理想，这是人生最痛苦的命运！谁能理解和理会我们的花季少女内心的世界？这就是我为什么要首先选择办翻译培训学院的基本思路。每每看到我现在学校里70%以上的女学生一个个健康美丽、活泼可爱的身影时，我有种比吃蜜还甜、比吻花更醉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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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不甜蜜与醉心吗？自“西译”走向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女孩子们几乎无处不有，有位诗人把“西译”学生比喻成中华门户的美丽花朵，因为“西译”女孩的专长不仅是懂外语，“外语十专业十现代化技能”才是“西译”毕业生们真正的特长。

1999年，“西译”的又一次毕业招聘会上，应届的两千多名毕业生，在5月份就被前来上门“要人”的一百六十八家中外“三资”企业一抢而光。丁祖诒和他的同事们再一次高兴地叫了起来：“西译”——中国的“哈佛”！“西译”——中国的不败！

两千多年前，中国的孔圣人创办了中国的儒学教育，两千多年后的又一批中国人，借助改革开放政策，用短短几年十几年时间，成功地创办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办大学！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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