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北归离别 第四十七章　悲回风 （3）

37、吴宓此次西行，除应陕西师范大学之邀前往讲学，还在妹妹吴须曼陪同下由西安返回家乡泾阳安吴堡探亲访友，此为吴宓离开安吴堡51年后首次返回故土，自是感慨良多。吴在安吴堡住一宿，于9月17日返西安，旋回重庆西南师院。此次重返，等待他的自然不是鲜花美酒，而是陷阱和地狱。

吴宓先是被内部监控使用，继之作为“资产阶级教育思想腐蚀青年”的典型受到一次次批判。到了1964年，吴宓原拟在暑假、十月上半、十二月下半请假再度南下，探望他一直挂念于心的陈寅恪夫妇，并打算在中山大学“住半年，为寅恪兄编述一生之行谊、感情及著作，写订年谱、诗集等”。[62]但三次出访计划和努力均告落空。当最后一次南渡化为泡影，吴宓悲剧命运的高潮大幕随之开启。1965年初，“四清”运动全面展开，吴宓被革出教师队伍，不准再授课，属他所做的是接受师生批判与校内组织的劳动改造。

38、1966年，“文革”风潮突起，吴宓被打成“牛鬼蛇神”和“反动学术权威”关进“牛棚”，成为重点批斗对象。除了站“斗鬼台”接受批斗，还要戴白纸高帽游街示众，接受众人的打骂与人格侮辱。其间，大量日记、文稿、藏书遭到洗劫，落入学校造反派手中的一部分，则一一审查，看是否能从字缝里找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证。吴宓早年以“学衡派”代表闻名学界，一生提倡国学，无论是板书、钢笔字，几十年来一直为直行书写，正体字。当文稿、日记被查抄后，红卫兵从字缝里没有找到反革命吃人的罪证，却从书写格式和字体本身找到了“罪证”，遂进行大肆批斗。生性耿直、倔强的吴宓内心不服，说毛主席诗词也有繁（正）体字，难道他老人家也反党反社会主义？话刚一出口，就挨了两个大嘴巴，接着被红卫兵卡住脖子按倒在地，拳脚相加，揍了个鼻青脸肿。最后拖下去的时候，一红卫兵头目喝了一句：“毛主席写繁体字是革命的艺术，你吴宓写繁体字就是反革命的祸水。”

言毕，朝已呈面条状的吴宓臀部猛踹一脚，吴立扑，躺在地上半天动弹不得。

39、1969年4月27日，吴宓与中文系“牛鬼蛇神”教师七人，被学校工宣队、专政队押解到离重庆七百里外的梁平县乡间的西南师范学院分院劳动改造。在一次批斗大会开始前，专政队派出一群革命小将拖着吴宓向会场狂奔，接近食堂时，身体虚弱的吴宓已跟不上小将们的步伐，身体下坠，高呼饶命。专政人员见状，怒火顿起，几个小将把吴宓身体架于空中，像投掷麻袋一样猛地向前推出，吴宓从空中落下一个踉跄扑倒在坚硬的砖铺地上，当场左腿骨折，痛得在地上打滚儿。少顷，小将们把吴宓架上一张桌子做成的“斗鬼台”开始批斗。吴宓站在台上，疼痛难忍，汗如雨下，未斗几个回合就从台上滚落下来昏死过去。专政组人员见状，认为吴宓以装死的手法抗拒革命行动，罪加一等，于是令人将其拖到一间密不透风的小黑屋关了起来。半夜时分，吴宓从昏迷中醒来，面对漆黑的四壁，不知身在何处，疼痛与饥饿使他难以忍受，遂趴在坚硬的地上，抬起浮肿的手拍打着上锁的木门喊道：“我是吴宓教授，给我开灯……我饿得很呵，给我一碗稀饭吃吧……我是吴宓教授，给我水喝……”

40、断断续续的声音在暗夜中传出，哀婉凄厉，撕人心肺。只是任其如何拍打叫喊，不见一个人影前来探望，直至吴宓力尽泣血，声音由沙哑转为全哑的三天之后才被放出。经此一番折腾，吴宓左腿致残，膝关节脱臼，多日尿血不止，全身浮肿疼痛，只有拄杖才可站立。尽管如此，专政人员还要强令其早晚架拐在广场“练习行走”，稍一停留即遭到拳打脚踢和几个响亮的耳光。6月21日，在专政组人员押送下，吴宓得由梁平回到重庆西南师范学院，经人背负回宅。对于这段经历，《吴宓日记》有载：“宓受一生未经历之苦，凡五十七日。”[64]

41、1971年，因战备原因，西南师范学院被强令迁往梁平县、忠县农村办学。吴宓向校党委写报告请求“年老衰弱留校劳动”，未被批准，仍以戴罪之身被遣送到梁平县屏锦区七间桥农场劳动改造。其间独住一无顶、席墙，逢雨即漏水的工棚内，睡的是重叠的马槽式床板，生活困顿。1月29日上午，身在校舍的吴宓突然感到身体不适，一种锥刺般的隐痛与不祥预感在心中弥漫，心坎里生出一股从未有过的苍凉与悲哀。在极度的苦痛、忧伤中，吴氏隐约感到了什么，他身披大衣卧床朗诵王国维《颐和园词》，继之默吟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直至“涕泪横流，久之乃舒”[65]。

42、自这天起，陈寅恪的身影不断在吴宓睡梦中出现，且经常梦到二人在一个世外桃源秉烛长谈，直到洞外出现狼嗥虎啸或令人恐怖的巨蟒盘亘在洞壁上，吐着长舌发出“滋滋”瘆人之声，惊醒的吴宓抹着满头汗水，才知是南柯一梦。如此这般，吴宓于恍惚中度过半年，陈寅恪仍是音信全无。痛苦与思念皆达到极致的吴宓于同年9月8日，提笔给中山大学革命委员会写去一信，以老友的身份询问陈寅恪状况。信曰：

43、

广州国立中山大学革命委员会赐鉴：

在国内及国际久负盛名之学者陈寅恪教授，年寿已高（1890光绪十六年庚寅出生）。且身体素弱，多病，又目已久盲。—不知现今是否仍康健生存，抑已身故（逝世）？其夫人唐稚莹女士，现居住何处？此间宓及陈寅恪先生之朋友、学生多人，对陈先生十分关怀、系念，极欲知其确实消息，并欲与其夫人唐稚莹女士通信，详询一切。故特上此函，敬求贵校（一）覆函示知陈寅恪教授之现况、实情。（二）将此函交付陈夫人唐稚莹女士手收。请其覆函与宓。不胜盼感。附言：宓1894年出生，在美国哈佛大学与陈寅恪先生同学，又在国内清华大学及西南联合大学与陈先生同任教授多年。1961年宓曾亲到广州贵校，访陈先生及夫人（时住居岭南大学旧校舍内）。自1950以来，宓为重庆市西南师范学院教授（1958以后，在中文系）但自1965年起，已不授课。现随学校迁来梁平新建校舍。覆函请写寄“四川省万县专区，梁平县，屏锦镇、七一房邮局，交：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教师，吴宓先生收启”。即致

敬礼。

1971九月八日吴宓上

44、吴宓的信发出后如泥牛入海，始终未得到回音，在焦灼等待中，只有默默吟诵陈氏诗文以舒解心中积塞的郁懑与思念之情，心中渴盼与老友再次相聚的日子。但这一切，只能成为一个布满尘土的残梦萦绕于心间。其时正在劳改的吴宓自然不会知道，当他伏案写这封信的时候，陈寅恪已去世一年零三个月了。

◎陈寅恪之死

45、吴宓作别陈寅恪夫妇离开中山大学康乐园，陈氏在感情震荡平息后，又于孤寂中把全部心思放在《柳如是别传》的研究写作中。1962年6月10日，已是73岁高龄，双目失明的陈寅恪入浴时不慎滑倒于浴盆中，右腿股骨颈跌断，次日进中山医学院第二附院救治，因疼痛过度，三天昏迷不醒。医生考虑其年纪偏大，若开刀手术其体质难以承受，经家属同意和醒来的陈寅恪本人认可，乃采取保守之物理疗法，但效果不佳，从此断肢再也没有复原。半年后的1963年1月21日，为了过个团圆的春节，陈寅恪出院，在凛冽寒风中被人抬回家中。

目盲膑足的陈寅恪失去了活动能力，整日躺在床上，或被抬放到一张木椅上静坐，外界的光明与他已彻底绝缘，只有无尽的黑暗与他为伴。凄风苦雨中，陈寅恪于元宵节作《癸卯元夕作，用东坡韵》诗一首：

46、

灯节寒风欲雨天，凌波憔悴尚馀妍。病室中有水仙一株。

山河来去移春槛，身世存亡下濑船。

自信此生无几日，未知今夕是何年。

罗浮梦破东坡老，那有梅花作上元。[68]

这年的元宵节在2月，苏东坡有《二月三日点灯会客》诗，内有“蚕市光阴非故国，马行灯火记当年”等句。诗即步东坡韵而作。尚以温暖著称的南国，在这年2月仍然透着寒风苦雨的冷意，这种苦境既是现实的，更是陈氏的心理感受。第二句中的“凌波”，是水仙花的别名。颔联中的“春槛”，典出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移春槛”条：“杨国忠子弟每春至之时，求名花异木，植于槛中，以板为底，以木为轮，使人牵之自转。所至之处，槛在目前，而便即欢赏，目之为移春槛。”后一句“下濑船”之濑，即湍流。“下濑船”，指平底的快船行于浅水急流之中。

47、整个颔联指世事兴废，时转势移，人生变化之快。颈联中的“今夕是何年”，袭用苏轼《水调歌头》词“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句。尾联中的“罗浮”指罗浮山，即广东道教名山。“东坡老”乃陈寅恪自况，意为自己已经衰朽，与上联的“自信此生无几日”对应。尾联的后句与前句实出自同典，据柳宗元《龙城录》载：“隋开元中，赵师雄迁罗浮。一日，天寒日暮，在醉醒间，因憩仆车于松林间酒肆旁舍，见一女人，淡妆素服。与语，但觉芳香袭人。至酒家共饮，有绿衣童子，笑歌戏舞。师雄醉寐，久之东方已白，起视，乃在大梅花树下。”遂感而赋入律古风一篇以志焉。内有“醉眸不见陇头梅，垆边长卧不肯醒。恍兮惚兮安在哉？人生仿佛罗浮梦！”后人称作“罗浮梦”。此典故意指好景不长，人生如梦。后也用“罗浮”“罗浮美人”“罗浮梦”等代指梅花。

48、此诗乃陈寅恪预见了自己行将就命，不久于人世的情形，同时道出了面对时局的忧伤与内心的悲凉。在这一艰难时局与破碎心境中，陈寅恪立下了在告别人世之前，完成最后一件因缘大事的雄心大愿，遂加快了《柳如是别传》的创作。在助手黄萱协助下，陈寅恪不惮辛苦，经之营之，钩稽沉隐，终于于1965年完成了这部长达八十余万言的皇皇巨著，为中国历史传记文学开一崭新篇章。“其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之气概。”[69]

此后，陈寅恪再度用尽残力，以蜡烛成灰，泪尽泣血之意志，着手书写《寒柳堂记梦》，以记叙其三世及本身旧事，作为对这个世界最后的告别。令陈氏始料不及的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到来，最后的愿望竟成为一曲魂断西天的残梦。

49、“文革”爆发后，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声浪中，中山大学的“革命者”闻风而动，开始造起反来。霎时，整个校园内鸡飞狗跳，人喊马嘶，大字报铺天盖地。陈寅恪由原来的大字号“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也水涨船高地被加封为“牛鬼蛇神”“封建余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同时被指斥为大肆挥霍国家财产，享受高级护理待遇，非美帝国主义的药物不吃，有意污辱为其理疗的年轻女护士等的“罪魁祸首”。而随着原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被打倒在地，一直颇受陶氏关怀的陈寅恪更是雪上加霜。在一份红卫兵撰写的“战报”中宣称：“像中大历史系教授陈寅恪，简直是革命阵营中一枝大毒草，陶铸却偏偏要格外照顾他，优待他……这样浪费人民的血汗，去照顾一个‘反动文人’，他究竟安的什么心？”

50、在神州鼎沸，子夜唯闻唱鬼歌的阵阵呼啸声中，跟随陈寅恪多年的助手黄萱被造反派赶走，不许她再与这个“反动文人”见面。当年受陶铸直接关怀而委派到陈家的三名护士被撤除，陈寅恪工资停发，个人一点存款被冻结，并以中山大学“特号反动权威”之罪被批斗，三个女儿中的老大、原在医院工作的陈流求，被从四川发配到西昌一个干校劳动改造；老二小彭、老三美延均被发配到广东英德茶场干校劳改，家中只有陈寅恪夫妇相依为命。一个目盲膑足，一个体弱多病，两位老人相濡以沫，艰难图存。因工资停发、存款被封，陈氏夫妇生活无着，只得写“申请书”上呈学校党委，请求恩赐。这份被保留下来的“申请书”大意有二：一是陈寅恪心脏病加重，为维持残弱的病体，在粗食已经难进，只能进流食的情况下，请求用自己被冻结的一点积蓄，每日购买四支牛奶喝，“以维持生命，不胜感激之至”。

51、1969年，陈寅恪一家被造反派扫地出门，由原校园内所居二层小楼迁至中大校园西南区五十号一所四面透风、摇摇欲坠的平房居住。此时目盲膑足的陈寅恪病体衰弱得已不能吃饭，只能进一点汤水之类的“流食”，偶有亲友偷偷登门拜望，躺在病榻上已说不出话，只是眼角不断有泪流出，望者无不凄然。身处困厄绝望的陈寅恪自知将不久于人世，面对几次被“革命者”乱拳打倒，心脏病日趋严重，几乎瘫痪的唐筼，认为爱妻可能将先于自己命赴黄泉，悲凉无助中，夫妻相对而泣。奄奄一息的陈寅恪，怜夫人之悲苦，叹命运之不公，心怀无尽的怨愤与痛楚，留下了生命中最后一曲挽歌《挽晓莹》：

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肠断史。

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52、1969年5月5日下午，躺在床上气脉已竭的陈寅恪，再次被迫向当权者做口头交代。陈寅恪有“我现在譬如在死囚牢中”之语，终至泪尽而泣血，口不能言方休。延至10月7日晨5时30分，心力衰竭的陈寅恪于凄风苦雨中溘然长逝。11月21日，唐筼撒手人寰，追随陈寅恪而去。

关于陈寅恪生命旅程中最后一段时光的生活以及因何致命创伤而死去，当时住在中山大学的梁宗岱夫人甘少苏在回忆录《宗岱和我》中说：“那时候，挨整的人及其家属都特别害怕高音喇叭，一听到高音喇叭声，就颤颤兢兢，因为红卫兵经常用高音喇叭通知开会，点人出来批斗游行；而出去一次也就是小死一场。历史系一级教师陈寅恪双目失明，他胆子小，一听见喇叭里喊他的名字，就浑身发抖，尿湿裤子。就这样，终于给吓死了。”[73]

泰山其颓，梁木其坏，哲人其萎。三百年乃得一见的史学大师就此远去。

◎吴宓之死

53、目盲膑足的陈寅恪走了，远在西南之地乡间劳动改造并一直牵挂着陈氏夫妇的好友吴宓，也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

自那封向中山大学革命委员会询问陈寅恪夫妇是死是活的信函发出不久，身在四川梁平仍独身生活的吴宓，算是真正虎落平川遭犬欺，坠入了漆黑看不见尽头的人间地狱。按造反派规定，在三顿饭前，“反动学术权威”们都要拿着碗筷站在竖立的毛主席雕像前报名“请罪”，如我叫吴二，或我叫马六，我不是个好东西，一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一个混账王八蛋等。若稍有迟缓或吐字不清就要遭一顿毒打，不但饭食免掉，凉水也不准喝一口。几个月后，吴宓原患眼疾加重，右眼忽然全盲，左眼患严重白内障，即将失明。面对如此不幸命运，吴宓发出了“实不能应付生活，不如速死”[74]的悲鸣。

54、1972年，已是79岁，行将就木的吴宓被允许自梁平返回重庆养病，住在原校内文化村老一舍楼三层一间9平方米的小黑屋中。自1970年起，吴的工资就被学校扣发，每月只给30元生活费，且吃药、疗伤均包括在内，生活极其艰难。吴宓回校后，因腿断眼瞎，生活基本不能自理，只得托人从当地雇一老妪曾婆婆服侍，书信由学校中文系曹慕樊老师代读，生活的难度越发加大。无奈中，吴不得不靠借债度日。这年7月12日，吴令人代为写信向旧友姚文青求助，信中说，“每月发薪时‘特别扣发234元’（扣发之钱另行存储），迄今已共‘扣发’了五千数百元”，“固宓一生喜助人，迄未积聚一元钱”，“因宓经济困窘……今恳求兄惠助宓10元（作为还宓前款10元，宓亦乐受）。不胜感盼之至”。[75]这个时候，负责管制的专政人员和红卫兵残渣余孽，不时以“献金赎罪”为名诈其钱财。据与吴宓一同关入“牛棚”的同校教授谭优学回忆，吴宓若特别需要用钱，可打报告由学校批准从被扣工资中支取少部分，有一次红卫兵与吴宓谈话，一次就榨去200元，或许此款就是吴专门打报告特批取得后的“捐献”。当时西师有“格借勿论”的口号在“牛棚”中流传，即凡是专政人员与红卫兵向“反动分子”借钱，被借者必须“捐献”，否则整你没商量，罪加一等，搞你个死去活来。

55、在如此艰难处境中，吴宓在陕西老家的弟弟、妹妹以及好友吴芳吉之子经常寄一些零钱给予接济，但生活仍然困苦。学校留守人员曾与吴的女儿们联系，希望吴氏姐妹来重庆照顾一下她们那个腿断眼瞎的父亲，但回复说：“解放前我们母亲就与他离婚了，我们没有赡养他的义务！”[76]在这种情况下，校方只能同意吴宓与陕西老家的妹妹吴须曼取得联系，并让对方想办法，以免死后丧事无人料理而尸身臭在屋内。

1973年9月下旬，在陕西泾阳县面粉厂工作的吴须曼来到重庆西南师范学院文化村老一舍楼吴宓住处探望。兄妹相见，百感交集。此时吴宓已经秃顶，只有少许稀疏的白发和白须，面容憔悴，神情忧郁，一派风烛残年的衰颓模样。环视屋内，灰尘遍布，除一张单人床，另有三抽书桌、小书架和旧藤椅各一，书架上摆着一堆同样布满灰尘的中外书籍。唯一属于自己的家当是摆在地上的樟木箱和一只小皮箱。生活用品只有一条单薄的被单，之上是一床堆在床头的烂被子，衣服只有两三套，一件蓝布面的棉袄缝补多达30余处，可见年月之久。另有一床蚊帐，据说购于1938年，上面满布窟窿与用纸粘糊的补丁。问及购衣物必需的布证和棉花票，回答一样也没有。吴须曼望着腿瘸眼瞎的长兄哆哆嗦嗦的样子和孤独求助的眼神，禁不住潸然泪下。10月初，吴须曼回到泾阳，即刻向同事凑了一些布票、棉花票买来布匹，缝制了棉衣、棉裤、被子和毛衣、毛线帽等衣物寄给吴宓，以备过冬。

56、1974年春，“批林批孔”运动在西南师范学院渐入高潮，专政组人员想起还有个“老古董”猫在文化村一舍三楼317室，且这个“古董”向以宣传国学为荣，这孔老二和林彪都是“克己复礼”的倡导者，吴宓自然是他们的孝子贤孙，尽管腿瘸眼盲，但他“人还在，心不死”，说不定正在做着“克己复礼”的黄粱美梦，必须进行批斗改造。于是，吴宓被一伙专政人员从宿舍里连拖加拉地弄出来，先在校门内毛主席巨幅塑像前“请示”，骂一顿自己是王八蛋，然后被架上操场中的“斗鬼台”开始批斗。这一天，吴宓似乎有点反常，倔强的性格如同回光返照般再度显示出来，态度强硬地表示：“只批林，不批孔”，“没有孔子，中国还在混沌之中”云云。[77]当问及“你对林彪搞‘克己复礼’怎么看，是不是中了他的流毒”时，吴宓低着的头猛地抬起，大声说：“‘克己复礼’是很高的文化标准，林彪是反革命，他不配搞‘克己复礼’。”几句话搞得批斗者大怒，当场将其升级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拖下“斗鬼台”先是一顿毒打，而后戴上一顶纸糊的高帽被几个大汉拖着游行示众。

57、经过“批林批孔”运动几次批斗和毒打，吴宓的身体更显衰颓，心理更加脆弱，对外界的一切都产生恐惧。吴须曼的长婿鲁予生去武汉出差，顺道去重庆探望吴宓，代表吴须曼邀请吴宓返乡居住，以便照顾。吴表示同意，并与吴须曼书信往来商谈回乡的具体细节。但到了5月，吴宓突然致信吴须曼，表示自己不再回乡，愿长久住在师院文化村直到寿终，并在“近处的梅花山上火化遗体，藏放灰瓶”等。对于这一变故，吴解释说：“我所以作出这样的决定，理由甚多，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五条……听人述说故事，在四川省有许多‘地位高（工厂、机关、学校之领导人）、名望大、工资极多’的人，退休后回家，住在省城、县城中，归居民委员会及街道办事处管理，还是对他很好、很尊重，但他所住的小街巷中，却有一部分流氓群众（形同劫匪），忽在半夜里破门而入，说他是‘地主余孽’，是‘反动学术权威’，是‘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把他用刀砍伤，而抢劫去了他的钱财、器物，全部不留。”

58、吴须曼看罢来信，心中一片茫然，不知如何回复、解释是好。后来逐渐得知，根据上级指示精神，西南师院已有为吴宓发还过去扣除工资的风声，1972年即被扣除5000多元，那么到1974年应补发10000余元。这在当时可谓天文数字，不是一般工人和职员所能望其项背的。正因为如此，吴宓开始陷入专政队与校内外宵小的双重包围，信中所说的第五条，即是宵小们欺骗恐吓的结果，因为一旦吴宓离开重庆，这伙人诈骗钱财之梦就随之破灭。一生憨厚纯正的吴宓果然中计，日后的悲惨结局似乎成为必然。

1975年，吴须曼接到吴宓信函，讲述自己身体状况和孤独之境：“最近又有头晕，脑沸耳鸣不时发生……我身边极少人来谈话，出外更无人作伴……”妹妹读罢来信，想象着兄长一人孤苦生活之不易，遂决定再赴重庆，说服对方回到家乡居住。这年8月，吴须曼再次来到西南师范学院文化村吴宓居处，很明显可以看出，吴又比上次兄妹见面越发衰老不堪，死神随时都有前来敲门的可能。

59、时值盛夏酷暑，但吴宓居室的窗户和门上小窗却全部用钉子封死，不大的小屋如同一个不透气的蒸笼，吴须曼不解地问何以如此，吴宓答怕人晚上破门而入，拿刀砍杀自己抢劫财物才这样做的。吴须曼又问是谁让这样做的，吴宓答是重钢五厂的工人杨宗富出的好点子。此时的吴宓不怕死神敲门，而怕活鬼钻窗子，亦可见人世间这群活鬼给吴宓心中造成的恐惧远远大于死神。吴须曼又看到桌子上摆了一个小闹钟，问是何时所买？吴宓答是杨宗富买来和自己的手表交换的。吴须曼一惊，不解地问：“你那是一只国外进口的名牌手表，价值几百元，这个小闹钟不过几元钱，这种交换太不等价了！”吴宓沉默了一会儿，说：“杨宗富说他工作需要手表，这闹钟不但可以闹，而且字大，我容易看清。”吴须曼摇摇头，叹口气，不再吭声，心中已明白长兄何以怕回陕西老家遭到“流氓群众”抢劫的理由了。而随着进一步了解，越发明白这一理由确是宵小们恐吓阻止的结果。

第二天，吴须曼搀扶着吴宓到学院储蓄所取了一点款子，营业员告诉吴宓存款已全部取完了。吴须曼为此又感到不解，回到居处问及10000余元的工资何以这样快就花光了？吴宓皱了下眉头，断断续续地说：“有些亲友和学生目前生活很不宽裕，我须不时地对他们接济一些。前次有个过去的姓凌的女生，现在已经有工作，前一段要去上海治病，急需两千元，我就如数给了她。”

60、当吴须曼问及后来那个女生的病情如何了，吴宓想了一会儿说再也没有见过她的面，但又像小孩似的辩解说：“济人之难总是好事。”被问得急了，吴宓对有些事也觉得不可思议，如他保存的26本1935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吴宓诗集》，不到半月便被来人“偷走”，每到吴发工资时，有人便拿了诗集让吴宓出钱赎回，一本诗集索价几十元。这几十本诗集是吴宓历经八年抗战、三年内战，越过千山万水，克服无数次艰难险阻，好不容易才保存下来，岂容眼看着任其流落？何况这诗集中还收有“吴宓苦爱毛彦文”的动人情诗？于是，吴宓便拿钱一本一本地赎回。当诗集基本回到原处，屋内的其他书又开始丢失，不久又有人送来要求以钱赎回。有的学校同事见用此法非常容易得手，索性把几年前当面借阅未还的书籍从家中翻出来，送到吴宓处要求用钱赎回，爱书如命的吴宓大多见书付钱，用高价赎回一部分不能成套的中外文书籍。但未过几天，手稿、日记等又被“偷走”，又需重新赎回。如此循环往复，吴宓大约一半的工资花在了赎回自己书和手稿、日记上。在被一次次高价赎回的《吴宓诗集》中，有“飞扬颇恨人情薄，寥落终怜吾道孤”[79]的诗句，其中“吾道孤”三字，正应了吴氏此刻内心的想法，也是其一生际遇，半生凄凉的悲怆写照。

61、诗集、书籍、手稿、日记等骗钱的道具几乎全部散尽，群小们抓住吴宓长期遭到恐吓、批斗和残酷折磨，见人便心惊胆战且神经近乎失去控制的心理，干脆抛开所有道具和花样，直接登门索要或空口骗取。每到发工资之日，一些人便前来告贷，只要加以哄骗与恐吓，吴宓的神经就不能自制，很快如数奉上。有一日，忽来几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拿着一封信在念，大意是吴的一个学生因住医院动手术，急需一笔款子，请吴老师给予帮助，钱款可由来人带回云云。当此之时，照顾吴宓的曾婆婆正在屋里收拾东西，觉得有点不对劲儿，过去一看，年轻人读的竟是一张白纸，上面根本无一字。曾婆婆知道又遇上了骗子，急忙出门到隔壁唤学校的刘老师前来察看。恰巧刘老师不在家，她的女儿随曾婆婆进门，要过那张纸一看，果然一个字也没有，质问对方是怎么一回事。念信者支支吾吾说不上来，刘老师的女儿急忙召来保卫处的人，把几个年轻人带走。后来听说为首者姓张，是想诈取吴宓一笔钱财，因表演太过自信和直白，露出马脚，被曾婆婆识破，才未得逞。

62、尽管如此，当吴须曼提出让其回陕西老家时，吴宓仍不答应，其理由仍是怕“流氓群众”半夜持刀闯进门来，图财害命。群小们对其施加的流言和恐吓之“深入人心”，藉此可见。吴须曼无法，只好独自返回狭西。

1976年，号称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打翻在地，一个新时代即将来临。这年12月，吴须曼接到一位朋友从重庆北碚发出的信函，谓吴宓卧病在床已有多日，朝不保夕，有一次从床上滚下来，在地上睡了一夜，第二天才被曾婆婆发现，其状甚惨，请家乡速派人前往探访。吴须曼忧心如焚，急忙向单位领导请假，于12月30日乘飞机赶往重庆。此时的吴宓躺在床上已不能行动，身体极度虚弱，面容枯槁，眼窝深陷，神志有些迷惘，并出现轻度的痴呆症状，望之令人鼻酸。当吴须曼擦干悲伤的泪水，再度提出接其回家乡疗养时，吴宓终于说出了“好，回吧！回吧！”几个字。吴须曼听罢甚为欣慰和激动，在征得学校领导同意后，立即急电长婿鲁予生偕自己的长子王玕火速来渝，并请学院办理相关手续，帮忙购买火车票。此时吴宓万余元的存款早已赎光散尽，所有的钱竟只有枕头下的七分硬币。

63、1977年1月8日晨，雨雪弥漫，吴家人用一把凉椅绑成滑竿样的轿子把吴宓抬于楼下，乘学校派出的吉普车冒着风雪，满怀凄然地离开了文化村，倾注了吴宓17年心血并留下痛楚记忆的西南师范学院就此消失于风雪之中。

吴宓回到家乡泾阳，先住吴须曼在面粉厂分到的一间宿舍，三天后在厂外对街租赁一间民房安居，漂泊了60余载的游子终于回到了故乡怀抱。其间，一些亲朋故旧前来探望，令吴宓的心灵得到一丝安慰。唯经过长期批斗折磨，心灵深处的创伤与恐惧难以消除，神志仍有些恍惚。每次招呼吃饭，双眼几近全盲的吴宓都要以谦卑的神态小声问道：“还要请示吗？”当家人连说几遍“‘四人帮’已经打倒，不要请示了”，方才敢碰碗筷。有时夜间惊起并大呼：“快开灯，我是吴宓教授，我饿得很呵，给我一碗稀饭吃吧，我要喝水……”

1978年1月17日凌晨，在孤独与惊惧中气脉已竭的吴宓终于走到了生命尽头。一颗承载着民族学术巨量的孤寒之星，于黎明的暗色中划过天空大地，就此寂灭无息。

启下：南渡北归离别 第四十七章　悲回风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