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34讲 人格地标

01.

上一讲已经预告，今天要讲归结性的人物——颜真卿。

要讲他，还是要回到“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突然爆发时，唐玄宗毫无思想准备，朝廷上下毫无思想准备，整个军事行政系统毫无思想准备。那么，大家都在准备什么呢？准备当夜的乐府，准备明天的梨园，准备山间的论道，准备河边的小宴。

唐朝的三分之一军队都掌握在叛臣安禄山手里。当叛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横扫大地的时候，唐玄宗着急地问道：“河北二十四郡，难道没有一个忠臣吗？”

有一个人站出来了，他就是颜真卿。但是唐玄宗对他不熟悉，问：“这是谁呀？”

颜真卿站出来很不容易，因为他和他的哥哥颜杲gǎo卿，都是安禄山管辖下的太守。颜真卿的所在地是平原，也就是现在的山东德州。他哥哥的所在地，是现在的河北正定。颜真卿首先发表讨伐安禄山叛变的檄文，在一天之内就募集了一万多士兵。由于他的号召力，黄河以北的正义力量纷纷投向他，他很快集中了二十万军队，并被推举为主帅。

2.

他最迫切的事是要与哥哥商量每一个环节，但彼此隔得太远，就选了一个年轻的联络员，那就是哥哥的儿子、自己的侄子颜季明。由于这个颜季明的奔走，颜真卿和哥哥的英勇行动就遥相呼应了。

但是不幸，哥哥在战斗中被安禄山逮捕。安禄山用最残酷的方式对付颜真卿的哥哥，割下了他的舌头，剁了他的手，而且把颜家三十余口全部杀害，颜季明也被砍了头。

对于颜家的巨大牺牲，皇帝当然也很钦佩，但是朝廷老是打败仗，又退又逃，也就顾不上去纪念这个家族了。

朝廷不纪念，自己来纪念。颜真卿用文章祭祀自己的家人，其中祭祀侄子颜季明的那份《祭侄文稿》，满篇都蕴含着斑斑血泪和铮铮铁骨，成了中国书法史上除王羲之《兰亭序》之外的第二经典。

在这里我要插一段话，说说我与颜真卿《祭侄文稿》的联系。

我九岁时从浙江家乡来到上海，叔叔余志士先生不仅带我参观了各种展览，还领我到上海旧书店去感受书籍的魅力。就是在那里，他买下了一部由珂罗版印刷的颜真卿的《祭侄文稿》，而且给我讲了相关故事。十一年之后的一九六六年，叔叔在一场浩劫中为了抗议暴徒的恶行，三次切割动脉自尽，用鲜血捍卫了生命的尊严。我妈妈前去处理后事回来，我一次次询问，有没有见到一部颜真卿的《祭侄文稿》，我亲眼看到叔叔购买的。但妈妈说没有，什么都被暴徒们搜走了。

3.

我当时想，字帖的名字叫《祭侄文稿》，现在反过来，要由我这个侄子来祭奠叔叔了。后来，我不管遇到多少灾难，包括前些年那些暴徒用谣言和诽谤反扑我，我都坚定不移，继续从事我的文化大业，因为我心中有颜真卿的血泪笔墨。后来，我把叔叔的事迹说给妻子马兰听，马兰就在叔叔去世二十五周年的日子里上演了黄梅戏《红楼梦》，进行心照不宣的隆重悼念。因为叔叔受迫害与《红楼梦》有关。

因此，我在这里要对我指导的博士研究生们说一句话：“你们如果要更好地了解老师我，请再看一遍颜真卿的《祭侄文稿》，因为这是我的人生教材。”

说到这里，我们还是要赶紧回到颜真卿那里去，因为我还没有把他讲完。

颜真卿带着二十万兵马向安禄山进攻那一年，四十六岁。又过了二十八年，谁也没有想到，七十四岁高龄的颜真卿又接受了一项朝廷使命。

原来，“安史之乱”平定之后，那些地方军事势力因为也参与过平叛，似乎获得了扩张的理由。其中，河南许昌的李希烈与另一支部队联合起来，准备与朝廷唱对台戏，自己称帝。对此，已经很衰弱的朝廷除了派人去劝诫和安抚外，没有其他办法。那么，派谁去合适呢？皇帝想到了颜真卿。

4.

皇帝的理由有两点：第一，李希烈现在这么张扬，是因为平叛有功，但平叛的第一功臣是颜真卿，他完全有资格居高临下地教训李希烈；第二，颜真卿已经七十四岁，又是全国敬仰的文化名人，李希烈能把他怎么样？

对这件事，朝廷也有过犹豫。宰相卢杞别有所图，但很多官员持有不同意见。不同意见无非两点：第一，长安到许昌路途遥远，老人家的身体折腾不起；第二，李希烈如果害了颜真卿，唐朝也就失去了国魂。

但是，颜真卿本人觉得义不容辞，还是上路了。一路上有各地官员和将士在半道上劝阻，但都没有效果，老人还是继续前行。

到了许昌，李希烈指挥一千多个“干儿子”拔刀而立，面目狰狞。颜真卿举止自若，毫不畏惧。李希烈又放下笑脸，对颜真卿说：“我做皇帝，你做宰相吧。”颜真卿立即怒斥，说分裂大唐是天大罪恶。

后来，李希烈用各种方式威胁老人，试图让他屈服。一会儿，挖了一个一丈见方的大泥坑，说如果再不听话，就推下去活埋。颜真卿回答说：“生死有分，不用啰唆！”一会儿，又架起木柴，浇上油，点起大火，说立即要把颜真卿烧死。颜真卿觉得自己作为朝廷使臣已经把大是大非表明，决定以更壮烈的举动来告示天下，就自己跳进了火中，却被叛军拉了出来。

颜真卿《祭侄文稿》

5.

颜真卿被李希烈关在一个庙里。他自己觉得年事已高，不久人世，就给自己写了墓志和祭文，也向朝廷写了遗志，然后对着墙壁说：“这儿就是我的葬身之地。”

但在此后，颜真卿只要看到李希烈再来动员，还是反复劝诫，阻止他继续谋反。没承想，朝廷的军队在其他地方杀了李希烈的弟弟，李希烈为了报复，就用绳子勒死了颜真卿。这时，老人已经七十六岁。

他终于走完了自己的一生。对于如此壮烈的生命，我实在不知道怎么来表达内心的敬仰。

唐代是美好的，但是一切美好都会被邪恶的目光觊觎，时时面临着分割的危险。你看唐代，先有安禄山，后有李希烈，还有其他一些人，一心想着破坏。颜真卿居然以文化人的身份，每次都站在危难的最前沿，用生命来捍卫唐代。为了战胜安禄山，他付出了整个家族三十余口的生命；为了战胜李希烈，他付出了自己苍老的晚年。每一次，他都不是偶然遭难，而是早就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6.

唐代，就是这样保卫下来的。或者说，正因为这样，唐代才叫唐代。因此，中国文化的最高坐标，中国人的最大骄傲，与这位文人有关。记得那年我在讲授中国文化史的这一段时，对北大学生说过一番话：

最近媒体上几度出现有关“世界末日”的传言，很多年轻朋友问我：“如果真到了这一天，你会做什么？”这个问题摆脱了末日传言的真伪，把我们推向了终极意义上的精神拷问，不能不回答。

我的回答是，如果真到了这一天，我会站在高处，指挥我的学生化解人们的最后混乱，然后以从容的微笑，为人类打下一个漂亮的句号。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心中有颜真卿。他总是在大混乱中站在最前面，然后用生命让世界安静。

其实，这也是文化的最高力量和最后力量。

同学们，你们也许为自己成了一个文化人而暗暗得意，想想颜真卿，你们就不会得意了。反过来，你们也许为自己成了一个文化人而暗暗沮丧，想想颜真卿，你们就不会沮丧了。

7.

在颜真卿壮烈牺牲二百七十年后，宋代文学家欧阳修在《新唐书》里激动地写道：“呜呼，虽千五百岁，其英烈言言，如严霜烈日，可畏而仰哉。”我把它翻译成今天的文字，大体是：啊，不管是一千年，还是五百年,他的英烈行为高不可及，就像严霜烈日一样，人们除了敬畏，就是仰望。

欧阳修说得不错，颜真卿的人格高度难以重复。但是，既然出现了,也就证明，这里具有出现这种高度的充分可能。

集体人格最值得重视的是两种形态：一是广泛普及型，二是高标独立型。颜真卿显然属于第二种，虽不普及，却具有标志意义。

这就像我们现在常常所说的“地标”，高到了难以企及，却是整片土地向外部世界呈现的标记。地标不易攀登，却是一个城市、一个地域的代表。颜真卿就是唐代文化人格的地标。当然，也是我们所有中国人的代表。

第035讲 以楷为法

8.

颜真卿不仅是伟大的英雄，而且也是伟大的书法家。我在讲述他的崇高行迹之后，不忍心一下子跳到他的文化墨迹。但后来一想，跳过去也可以，让大家在巨大反差中领略一个无限丰富的唐代。

颜真卿引领了唐代行书和楷书的神脉。唐代从一开始，就是以楷书见胜。后来，草书也成就非凡。这几个不同书体，以笔墨形态概括了唐代美学。

受唐太宗影响，唐初书法主要是追摹王羲之。然而当时那些书法家所写的，更多是楷书，而不是行书。他们觉得行书是性灵之作，已有王羲之在上，自己怎敢挥洒。既然盛世已立，不如恭恭敬敬地为楷书建立规范。因此，临摹王羲之最好的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等人，全以楷书自立。

虞世南是我的同乡，余姚人。褚遂良是杭州人，也算大同乡。但经过仔细对比，我觉得自己更喜欢的还是湖南人欧阳询。三人中，欧阳询与虞世南同辈，比虞大一岁。褚遂良比他们小了近四十岁，算是下一代的人了。

9.

欧阳询和虞世南在唐朝建立时，已经年过花甲，有资格以老师的身份为这个生气勃勃的朝代制定一些文化规范。欧阳询早年曾在一方书碑前坐卧了整整三天。后来他见到王羲之指点王献之的一本笔画图，惊喜莫名。主人开出三百卷最细缣帛的重价，欧阳询购得后整整一个月日夜赏玩，喜而不寐。在这基础上，他用自己的笔墨为楷书增添了笔力，以尺牍的方式示范坊间，广受欢迎。

开始还不是唐太宗李世民发现了他，而是唐高祖李渊。李渊比欧阳询小九岁，至于李世民，则比他小了四十多岁。李渊在处理唐皇朝周边的藩属关系时，发现东北高丽国那么遥远，竟也有人不惜千里跋涉来求欧阳询的墨迹，感到十分吃惊，才知道文人笔墨也能造就一种笼罩远近的“魁梧”之力。

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局部）

虞世南《孔子庙堂碑》（局部）

10.

欧阳询的字，后人美誉甚多，我觉得宋代朱长文在《续书断》里所评的八个字较为确切：纤浓得中，刚劲不挠。在人世间做任何事，往往因刚劲而失度，因温敛而失品，欧阳询的楷书奇迹般地做到了两全其美。他的众多法帖中，我最喜欢两个：一是《九成宫醴lǐ泉铭》，二是《化度寺碑》。

欧阳询写《九成宫醴泉铭》时已经七十五岁，写《化度寺碑》早一年，也已经七十四岁。他以自己苍老的手，写出了年轻唐皇朝的青春气息。

褚遂良《雁塔圣教序》（局部）

11.

比欧阳询小一岁的虞世南，实实在在担任了唐太宗的书法老师，这是我前面提到过的。他的小楷《破邪论序》，颇得王羲之小楷《乐毅论》、《黄庭经》的神韵，但我更喜爱的是他的大楷《孔子庙堂碑》。恭敬清雅，舒卷自如，为大楷精品。我特别注意这份大楷中的那些斜钩长捺，这是最不容易写的，他却写得弹挑沉稳，让全局增活。

褚遂良被唐太宗看重，倒不仅仅是字写得好。在政治上，褚遂良也喜欢直谏不讳，唐太宗觉得他忠直可信，甚至在临终时把太子也托付给他。谁都知道，在中国朝廷政治中，这种高度信任必然会带来巨大祸害。褚遂良在一些朝政大事上坚持自己与武则天不同的观念，结果可想而知：逐出宫门，死于贬所，追夺官爵，儿子被害。

12.

文化人就是文化人，书法家就是书法家，涉政过深，为大不幸。我想，褚遂良像很多文化人一样，一直记着唐太宗和虞世南的良好关系，误以为文化和权势可以两相帮衬。其实，权势有自己的逻辑，与文化逻辑至多是偶然重合，基本路向并不相同。尽管在特殊情况下也能建立以美为标准的人格平等，但是在历史长途中，美的力量很容易被别的力量剥夺。由此，造成大量美的创造者的悲剧。

当然，创造者的不幸并不是创造物的不幸。例如，褚遂良就留下了不少优秀的书法作品，这是他永不死亡的生命。现在到西安大雁塔，还能看到他写的《雁塔圣教序》。那确实写得好，与欧阳询、虞世南的楷书一比，这里居然又融入了一些隶书、行书的笔意，痩痩劲劲，又流利飘逸。在写这份《雁塔圣教序》的第二年，他又写了大楷《大字阴符经》。这份墨迹最让我开颜的，是它的空间张力。

第036讲 草书精神

13.

对唐代还须认真留意的是草书。没有草书，会是唐代的重大缺漏。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就牵涉到书法美学和时代精神的关系问题了。

伟大的唐代，首先需要的是法度。因此，楷书必然是唐代的第一书体。上上下下，都希望在社会各个层面建立一个方正、端庄、儒雅的“楷书时代”。这时，“楷书”已成了一个象征，以美学方式象征着社会需要。

但是，伟大必遭凶险，突然爆开了安史之乱的时代大裂谷，于是颜真卿用自己的血泪之笔，对那个由李渊、李世民、李治一心想打造的“楷书时代”做了必要补充。有了这个补充，唐代更真实、更深刻、更厚重了。这样唐代是不是完整了呢？还不是。

把方正、悲壮加在一起，还不是人们认知的大唐。至少，缺了奔放，缺了酣畅，缺了飞动，缺了癫狂，缺了醉步如舞，缺了云烟迷茫。这一些，在大唐精神里不仅存在，而且地位重要。于是，也就产生了审美对应体，那就是草书。

14.

想想李白，想想舞剑的公孙大娘，想想敦煌壁画里那满天的衣带，想想灞桥边上的那么多远行者的酒杯，我们就能肯定，唐代也是一个“草书时代”。

唐代的草书大家，按年次，先是孙过庭，再是张旭，最后是怀素。但依我品评，等级的排列应是张旭、怀素、孙过庭。

孙过庭出生时，欧阳询刚去世五年，虞世南刚去世八年，因此是一个书法时代的交接。孙过庭的主要成就，是那篇三千多字的《书谱》。既是书法论文，又是书法作品。这种“文、书相映”的互动情景，古代习以为常。

《书谱》的书法，是恭敬地承袭了王羲之、王献之的草书规范。但是一眼看去，没有拼凑痕迹，而是化作了自己的笔墨。

孙过庭的墓志是陈子昂写的，而比他小三十多岁的张旭，则开始逼近李白的时代了。当然，他比李白大了十六岁。

张旭好像是苏州人，但也有一种说法是湖州人。刚入仕途，在江苏常熟做官。有一位老人来告状，事情很小，张旭就随手写了几句判语交给他，以为了结了。没想到，才过几天，那位老人又来告状，事情还是很小。这下张旭有点儿生气，说：“这么小的事情，怎么屡屡来骚扰公门？”

15.

老人见张旭生气就慌张了，几番支吾终于道出了实情，他告状是假，只想拿到张旭亲笔写的那几句判语，作为书法精品收藏。

原来，那时张旭的书法已经被人看好。老人用这种奇怪的方式来索取，要构思状子，要躬身下跪，要承受责骂，也真是够诚心的了。张旭连忙下座细问，才知老人也出自书法世家，因此有这般眼光。

张旭曾经自述，他的书法根底也出自王羲之、王献之，通过六度传递，到了他手上。

因此，中国古代书法史也就出现了非常特殊的传递层次。一天天晨昏交替，一对对白髯童颜，一次次墨池叠手，一卷卷绢缣jiān遗言……这种情景，放到世界艺术史上也让人叹为观止。

秘传之途，也是振新之途。到张旭，他毕生最耀眼的业绩是狂草。

狂草与今草的外在区别之一，是看字与字之间连不连。与孙过庭的今草相比，张旭把满篇文字联动起来了。这不难做到，难的是必须为这种满篇联动找到充分的内在理由。

孙过庭《书谱》（局部）

16.

这一点，也是狂草成败的最终关键。从明、清乃至当今，都能看到有些草书频繁相连，却找不到相连的内在理由，变成了为连而连，如冬日枯藤，反觉碍眼。张旭为字与字之间的联动创造了最佳理由，那就是发掘内在的生命力量，并释放出来。

这种释放出来的力量，孤独而强大，循范又破范，醉意加诗意，近似尼釆描写的酒神精神。凭着这种酒神精神，张旭把毛笔当作了踉跄醉步，摇摇晃晃，手舞足蹈，体态潇洒，精力充沛地让所有的动作一气呵成，然后掷杯而笑，酣然入梦。

张旭不知道，他的这种醉步，也正是大唐的美学脚步。他把那个时代的酒神精神，用笔墨画了出来，于是立即引起共鸣。

尤其是很多唐代诗人从张旭的笔墨中找到了自己，因此心旌摇曳，纷纷亲近。

在唐代，如果说楷书更近朝廷，那么狂草更近诗人。

你看，李白在为张旭写诗了：

楚人每道张旭奇，心藏风云世莫知。三吴邦伯皆顾盼，四海雄侠两追随。

杜甫也在诗中说，张旭乃是“草圣”，“挥毫落纸如云烟”。

由此可见，张旭的那笔狂草，真把唐诗的天地搅动了。

张旭《古诗四帖》

17.

唐代草书，当然还要说说怀素。

这位出生于长沙的僧人，是玄奘大师的门生。他学书法非常勤奋，我们历来喜欢说的那些故事，例如把用秃的毛笔堆起来埋在山下成为“笔冢”，为了在芭蕉叶上练字居然在寺庙四周种了万棵芭蕉，等等，都在说他。

他比张旭晚了半个世纪。在他与张旭之间，伟大的颜真卿起到了递接作用：张旭教过颜真卿，而颜真卿又教过怀素。这一下，我们就知道他的辈分了。

李白写诗赞颂张旭时，那是在赞颂一位长者；但他看到的怀素，却是一位比自己小了三十几岁的少年僧人。因此他又写诗了：

少年上人号怀素，草书天下称独步，墨池飞出北溟鱼，笔锋杀尽中山兔。……起来向壁不停手，一行数字大如斗。怳huǎng怳huǎng如闻神鬼惊，时时只见龙蛇走。

有了李白这首诗，我想，谁也不必再对怀素的笔墨另做描述了。

怀素的酒量比张旭更大。僧人饮酒，唐代不多拘泥，即便狂饮，怀素也以自己的书法提供了理由。

怀素《自叙帖》（局部）

18.

对于怀素的作品，我的排序与历代书评家略有差异。一般都说，“素以《圣母帖》为最”；而我则认为：第一为《自叙帖》，第二为《苦笋帖》，第三为《食鱼帖》，第四才是《圣母帖》。

就像中国文化中的很多领域一样，唐代一过，气象大减。这在书法领域表现得尤其明显。

书法家当然还会层出不穷，而且往往是书运越衰，书家越多。这是因为文化之衰首先表现为巨匠寥落，因此也就失去了重心，失去了向往，失去了等级，失去了裁断，于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而且，猴子总比老虎活跃得多，热闹得多。也许老虎还在，却在一片猿啼声中躲在山洞里不敢出来，时间一长，自信渐失，虎威全无。

19.杀青段

我的文化史观，向来反对“历史平均主义”。这种平均主义体现在教学上，又可以称为“教科书主义”，也就是为了课程分量的月月均衡、年年均衡，总是章章节节等时等量，匀速推进。这种做法，必然会把巨峰削矮、大川填平，使中国文化成为一片平庸的原野，令人疲惫和困顿。

我之所重，是最具美学概括力的文脉、笔势、时气、诗魂。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书法的灵魂史，在唐代已经终结。以后当然还会有漫长的延续，不少人物和笔墨也可能风行一时，但在整体气象上，与魏晋至唐代的辉煌岁月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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