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州高适的燕赵悲歌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我们读这首《别董大》的时候，会怎样想象作者高适？或许他是一个豪阔之人，或许他一生顺遂，颇有二三知己，才会这样去鼓励董大。

其实，告别董大的时候，高适正处于人生中最困苦的阶段。《别董大》有两首，另一首，写到了高适当时的窘况。他说自己是：“丈夫贫贱应未足，今日相逢无酒钱。”在这场离别的见面中，由于穷困，高适连买酒的钱都没有，也没有办法为朋友张罗一顿送行的饭。而且，这种贫贱生活似乎望不到头。但就是这样一个深陷困境的人，却能拍着朋友的肩膀，告诉他前程会好的。高适是达观的。

高适的前半生过得很不顺利，非常穷困，在逆境中沉沉浮浮了许多年。他尝试干谒、隐居、漫游，但都没有遇到自己的知己，一直是布衣之身。快五十岁的时候，高适终于通过制科，当上一个小小的封丘县尉——一个九品芝麻官。五十二岁的时候，他果断从封丘县尉这个小岗位上辞职，前往边塞。但他在边塞幕府期间也做得毫无起色。

直到五十五岁，在安史之乱中，高适的才华被唐玄宗发现了。在人生的最后十年，也就是五十五到六十四岁这段时光里，他迎来了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

天宝十五载（756），安史之乱中，高适护送唐玄宗入蜀，擢谏议大夫。之后，他出任淮南节度使，讨伐永王李璘叛乱；讨伐安史叛军，解救睢阳之围。他历任太子詹事、彭蜀二州刺史、剑南西川节度使。广德二年（764），高适出任刑部侍郎，转散骑常侍，册封渤海县侯。

唐朝很少有诗人能像高适一样，得到这样完满的结局。许多唐朝边塞诗人都有封侯的梦想，也都会在诗中寄托自己的此种情思，但真正获得封侯的盛唐诗人只有高适一人。连《旧唐书》都说他是唐朝文人中唯一的“达”者。高适，字达夫，站在他人生的结局往前看，你会发现，“达夫”二字可以说是高适一生的概括。他在适应了自己所遇的逆境和顺境后，通向了“达”。这里的“达”，不仅有显达之义，更是豁达、通达。

高适，渤海蓨（今河北省衡水市景县）人。他排行三十五，所以常被称为“高三十五”。他的年龄可能和李白相仿，比杜甫大十来岁。他的曾祖父在隋朝做过将领，祖父是唐朝名将。可以说，高适出生在一个典型的武将之家。他的父亲，生前最高的职位是韶州刺史。他们家虽然不如岑参家显赫，但也算是有过家族荣耀。

这样的出身，让高适有着不凡的胸襟抱负。高适有一种豪侠之气，对人生有极高的期许，同时也拥有强烈的自信。高适从小的爱好，是谈王霸大略、追求功名、崇尚节义，其中含有对纵横家的倾慕。他认为自己具有奇才，因此“耻预常科”。唐朝的科举考试，大体分为常科和制科：常科，是定期举行的科举考试；制科，要通过不定期的考试，以招收一些有才能的人。一般人看重的是常科，但是高适不想走这样的常规道路。

高适对自己的期许非常高，十九岁的时候，也曾仗剑走天涯，来到了长安。那时候，他看着宏伟的皇宫，认为自己这样有才华的人，要想获得公卿之位简直易如反掌。但不久之后，现实就浇灭了他的热情。他在诗里感叹说：“白璧皆言赐近臣，布衣不得干明主。”自己连个进士出身都没有，只是一介布衣，怎么可能去辅佐君王呢？

真正让高适感到绝望的，是当时流行的干谒风气。当时国家明明有科举制度，应该通过考试成绩来分高低，但是干谒也真实存在着。它本质上是一种权力干预，破坏了制度的规范性和公平性，甚至比制度更有力量。高适这样的人，出身不差、个人才情也不低，却也只能走干谒的道路。

年轻时的高适是一个穷青年，家里很贫苦。大概因为父亲去世早，没有留下什么遗产，高适又不擅于治理家财，所以口袋空空。高适早年不屑于走正常的进士道路，这一点有点儿像李白。但很明显，高适的家底没有李白的雄厚。他人生失意以后，只能选择回老家种田来养活自己。田里的收成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在收成不好的时候，他就只能像乞丐一样去求人。古代士庶有别，士大夫阶层的人，选择亲自耕田，相对来说是少见的。

高适把日子过成这样，他着急吗？他不着急，他还觉得很惬意。他把这段人生的低潮时光，看作修身养性的日子。他还常常自称“野人”，说自己是“田野贱品”。经历了这样的生活，高适把自己当作劳动人民，这也为他后来从底层视角来写边塞诗埋下了伏笔。

十几年的乡村生活时光，高适没有虚度。其间，他曾经两度出塞，一次是开元十九年（731）秋，他出使蓟北；另一次是天宝九载（750），他又出使蓟北。在人生不得意的二十年里，高适一直都在读书、思考，孜孜以求，并不是一个万事不关心的隐士。他种田干活，混迹在底层人民中间。那些民生疾苦，每天都在他眼前上演。对于底层百姓经历的一切，高适都有着冷静的思考。他说自己“万事切中怀，十年思上书”，随时准备着上书献策、与皇帝谈论社会问题。

终于，“莫愁前路无知己”，这句话在高适身上应验了。天宝八载（749），高适快五十岁了，通过寓居之地的父母官张九皋的推荐，参加了制科考试，并且顺利通过。从他游历长安一无所获，到现在整整过去了三十年。

高适虽然通过了制科考试，但是朝廷给他的授官并不好。他成了封丘县尉，官阶正九品下。到了封丘以后的所见所闻，都令高适非常难过。他那首著名的《封丘作》，就是带着满腔愤怒写出来的。诗歌说的是：“我本来是个乡野樵夫，隐居草泽，非常悠然。现在到封丘这个地方当一个县尉这样的小吏，还不如自己当初隐居草泽。在这个小地方，我没有什么作为，每天只能处理很多杂务。而这些都不如不得已拜迎长官、帮助官府欺凌百姓的现实让人感到悲哀。”

老百姓在强权之下的卑微生活，直击高适内心。因此，在封丘勉强坚持了三年，高适决定离开。天宝十一载（752），他辞去县尉的工作。秋冬之季，进入陇右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幕府，开始了军旅生涯。

高适曾经写过一组诗《三君咏》，他对自己人生期待和人生格局的理解都在这组诗中了。这里的“三君”，分别是指唐太宗、唐高宗和武则天时代的名臣——魏徵、郭元振、狄仁杰。他们都是直臣，不说假话、不打诳语，连皇帝都不怕，敢于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一心为公，绝不为私，能够安定社稷，干的都是大事。高适以他们为榜样，在为人作风、文章风格方面，也在努力追求接近他们。所以《旧唐书》本传称高适“负气敢言，权幸惮之”，他常常敢于揭露黑暗之事，直抒胸臆。

人生坎坷崎岖，高适一路走来，穷困潦倒，如今做着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吏。但他的理想是成为魏徵、郭元振、狄仁杰这样的人。高适追求功名，不是为了富贵，不是为了得到他人的赞许，而是希望能参与到解决社会问题之中。当他还是一介布衣、一个小小县尉的时候，他都没有轻视过自己的理想。长期的清贫对他来说算不得什么，长期的世路崎岖也算不得什么，他的理想始终为他的生命提供着源源不断的动力。正如他的《燕歌行》所表达的那样：

开元二十六年，客有从元戎出塞而还者，作《燕歌行》以示，适感征戍之事，因而和焉。

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

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

摐（chuāng）金伐鼓下榆关，旌旆逶迤碣石间。

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狼山。

山川萧条极边土，胡骑凭陵杂风雨。

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

大漠穷秋塞草腓，孤城落日斗兵稀。

身当恩遇常轻敌，力尽关山未解围。

铁衣远戍辛勤久，玉箸应啼别离后。

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

边庭飘飖（yáo）那可度，绝域苍茫无所有。

杀气三时作阵云，寒声一夜传刁斗。

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

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

这是高适的代表作，写在开元二十六年（738）。诗的小序中交代了创作缘由：高适当时遇到一位跟随御史大夫张守珪出塞，而后又回来了的行客，这位行客写了一首《燕歌行》给高适。于是高适也写了一篇同题作品，来和这首诗。这位从边塞回来的行客是谁，以及他的《燕歌行》写了什么内容，今天已经不得而知。但是，从高适的这首诗来推测，原来那首诗应该非常具有批判性。

高适的《燕歌行》，不是写胜利的凯歌，而是在写战争的失败。唐玄宗时代，边患问题比较严重。开元、天宝时期，周边的吐蕃、回纥、南诏、奚、契丹等民族实力都比较强大。高适的《燕歌行》讲述了东北边境的战事，与奚、契丹相关。

这首诗的主人公是汉将。“汉家烟尘在东北”，敌人入境，前线吃紧。这位汉将奉命率领了一支增援部队去抗击凶残的敌人。他们的士气十分高昂，在天子的特别嘉奖之下，更是斗志昂扬。然而，敌人的来势凶猛，像是狂风骤雨猛然而来。在如此十万火急的时刻，战士们在前线奋力拼杀、生死各半，指挥战役的统帅将领，竟躲在军帐内寻欢作乐。这样的荒淫腐朽，令人发指，也导致了战争的失利。“孤城落日斗兵稀”，战斗艰苦，伤亡愈重，一派苍凉。然而，由于指挥失利、敌我双方众寡悬殊，即便士兵们顽强依旧，增援任务还是失败了。

东北边境上，战争仍在继续，“少妇”与“征人”还是无法团聚，只能两地相望。战争是正义的，士兵是英勇的。可是，由于主帅昏庸、军政腐败，士兵们无辜牺牲，国家利益受到严重损害。所有这一切，都令汉将感慨不已。于是，他大声疾呼“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怀念起了历史上的良将。实际上，这是对现任将帅的否定和讽刺，也是对朝廷用人不当的批判。

写下这首诗的时候，高适并不在边塞。东北边境的边患问题，是高适长期反复思考的问题，他也一直想要前往边塞。西游长安失意后，高适以“常怀感激心，愿效纵横谟”的态度北上蓟门，也希望在东北边塞寻求报国立功的机会。在成为封丘县尉之前，高适反复想要“从军行”。开元十八年（730），奚和契丹侵扰唐朝边境的时候，高适就很想上前线。在开元十九年（731），高适终于得偿所愿，在信安王幕府里待了两三年。在《信安王幕府诗》中，高适满腔热情地赞颂了信安王的武功和幕中诸公之才。但是，他并没有受到重用。

不过，这两三年的军旅时光，让高适深入了解了边境的情况。首先，他去了边地，了解了边地人民的生活。还写了一首著名的《营州歌》：

营州少年厌原野，狐裘蒙茸猎城下。

虏酒千钟不醉人，胡儿十岁能骑马。

营州是北方军事重镇，朝廷经营营州柳城，是为了应对契丹和奚。高适没有讲述营州的历史，而是将目光落到儿童身上。营州的儿童十岁便会骑马，而且他们酒量很好，千钟不醉。这样的孩子，穿的是狐裘蒙茸。蒙，是毛茸茸的动物毛皮。孩童们正穿着毛茸茸的衣服打猎。这样尚勇的小孩，在营州到处都是。北方的勇武剽悍，在这些胡儿身上，展现无遗。

这趟军旅之行，高适没有建立功业，但是也没有白来。他实地考察了边塞战争情况。敌军的凭陵、边境的苍茫、战士的英勇、统帅的腐朽，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融入了他对边塞问题系列的看法当中。那时候，他就写过很多诗，这些诗所反映的思想，和《燕歌行》大体相似。

高适对战争的态度始终如一。他认为要用武力扫除边患，非常反对和亲。但这并非意味着高适热衷战争，只是当时的边境和朝廷的对外政策，实在令人气愤。开元元年（713）开始，唐玄宗对契丹、奚采取笼络的政策。开元十八年（730），契丹内乱，胁迫奚人叛唐降突厥。其后，连年入侵唐边境。开元二十年（732）和二十一年（733），朝廷都曾出兵攻击，但是败多胜少。直到开元二十二年（734），幽州节度使张守珪大破奚、契丹，斩了可突干和契丹王，契丹才重新归附于唐朝。

好不容易打了胜仗，唐玄宗竟又为了安抚他们，嫁了两个公主到契丹和奚。打了胜仗还和亲，这是很屈辱的事情。之后，守着边境的平卢、范阳节度使安禄山，为了建功邀宠，主动挑起战争，频繁侵扰契丹和奚。于是，契丹和奚就把大唐的和亲公主杀了，发动叛乱，唐朝的边境再次陷入不安。

高适最关心的，始终是战士。所以，他站在士兵的立场上，来描写战争。他非常懂得战士们保家卫国的决心，懂得他们从军的苦乐。他在《蓟门行》（五首）里写那些慷慨出征的士兵，把自己的生命都置之度外。他也经常讽刺那些不以国家大事为重，反将个人享受放在首位的大将，《赠别王十七管记》一诗中就写：“归旌告东捷，斗骑传西败。遥飞绝汉书，已筑长安第。”敌人的增援军队持续增援，前线吃紧。而我方主将，却只关心长安的房子是不是已经盖好了。这样的主将，当然不可能身先士卒，体恤部下。主将问题，正是当时边塞军务中的最大弊病。

高适后来去了河西节度使哥舒翰的幕府中，或许正是因为高适有着深邃的军事家眼光，所以才有机会参与西北的军事，也促成了他对安史之乱以后政治局势的准确判断。

高适诸如此类的军事战略眼光，在《燕歌行》中很是突出。《燕歌行》高度浓缩了高适对当时边地战争的看法，几乎包含了他边塞诗中涉及的所有主题：唐朝的边防策略、东北的军事格局、战争形势、军队中的黑暗、士兵的痛苦与牺牲，甚至还包括了“游子思妇”的乐府旧题，说明高适的边塞诗具有极大的兼容性。这首诗的价值，当然不仅仅在于告诉大家高适是一个优秀的诗人，更让我们知道了他是一个懂军事、懂战略、能够抓住问题本质、敢于直言的智者。这也是他晚年能够成为“诗人之达者”的关键原因。

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这一年，唐玄宗仓皇奔逃蜀地，马嵬坡下，迫于六军压力，杀掉了杨国忠和杨玉环。杨氏专权的时代也宣告土崩瓦解。七月，唐肃宗李亨在灵武即位，改元至德。八月，李亨派出的使者到达成都，向唐玄宗宣告了这一消息。唐玄宗只好派韦见素、房琯、崔涣等人，带着国宝玉册，让唐肃宗在灵武登基。次年十二月，永王李璘由江陵起兵，意欲占据江东，与唐肃宗分庭抗礼，拉开了皇族内部斗争的序幕。唐朝的整个政治格局发生了历史性巨变。

在这样的一个乱世，高适的人生却迎来了转折。天宝十二载（753），高适正在哥舒翰的幕府中，担任掌书记。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高适随哥舒翰返朝，辅佐哥舒翰守着潼关，抵御安史叛军。后来，潼关失守，主将哥舒翰被擒。高适侥幸逃脱。和杜甫一样，他当时也奔向了仓皇逃难中唐玄宗的行在。他的人生转折，就在一次面见唐玄宗时的陈词中。

唐玄宗见到这个逃出来的臣子，问起了潼关军事失利的事。高适不慌不忙，应对得十分有条理，把平时积累的对军事的种种看法都说了出来，而且言辞恳切，很有战略眼光。于是，唐玄宗对他另眼相看，让他当了侍御史。之后，高适就陪伴在唐玄宗的左右，并在之后护送唐玄宗逃到了蜀地。

高适平生的理想，就是要做个直臣，他对唐玄宗不怎么迎合，有话直说。当时，唐玄宗信任永王李璘，给了他兵权。对于这件事，高适提出很多反对意见，为唐玄宗分析利弊。但是唐玄宗没有听，还是给了永王兵权。最后，到了江淮的永王李璘，果然发动叛乱，占据江东。这件事情，反映了高适对政治形势预判的准确性。这种政治智慧，是他多年积累而来的。

而这个时候的李白，却成了永王李璘的支持者。他怀着一脑袋的天真烂漫，投靠了永王，希望得到永王的重用。李白的这一选择，是他政治上幼稚的表现。从李白的个性来看，他具有天才的不羁与浪漫，他任侠使气、隐居求仙，却缺少封建正统观念。他并没有看出李璘已经成了唐王朝正统皇帝最危险的敌人。在这一点上，他不如高适。于是，高适和李白，昔日的两个好友，就这样走进了对立的阵营。高适成为讨伐李璘叛军的军队首领，李璘兵败被杀之后，李白获罪入狱，在流放夜郎的路上被赦免，三年后病死在今安徽省马鞍山市当涂县。

而杜甫，是在安史之乱以后，因上疏救房琯而得罪了唐肃宗，故而被贬。后来，杜甫流落到四川，得到高适的多番接济。

李白、杜甫和高适，这三个曾经在天宝三载（744）携手在梁宋一带游览古迹的朋友，此时都走上了各自的道路。

人生就是这么沉沉浮浮，但走过的路都不是白走的。对于高适而言，如果没有第一次出塞，就不会有此后他对战争、军事的时刻关注和清醒认知，就不会有《燕歌行》，不会有他的第二次出塞，更不会有前往哥舒翰幕府的种种经历，也不会有成为唐玄宗晚年赏识对象的机会。高适的人生，乍一看发生了突变，其实是慢慢积累而成的。

《旧唐书》说高适“君子以为义而知变”，这一句真的概括得非常好。高适是一个擅长看透时局本质的人，而安史之乱以后的时局，只是给予了他一个让自己展露政治军事才能的机会而已。

本篇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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