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好景君须记】四月祈蚕：妇姑相唤浴蚕去

1. 农历四月，是蚕桑丝织的节日与盛会。众所周知，中国以丝织享誉世界，丝绸织物类目繁多，如纱、罗、纹、绮、锦、绣等，甲骨文中出现的与“丝”相关的“桑、蚕、帛、束”等，就已达百余字。《诗经·小雅·巷伯》中出现的“贝锦”，郑玄注为“犹女工之集采色以成锦文”。五色斑斓的“锦”，以彩色丝线织成，需要先进的织机与技法，自出现后便被视为贵重的高级织物。战国时“锦”“绣”二字常连称，代表美丽的织物，后成为“美丽、美好”的象征，如“锦绣文章”。

江南一年蚕事早早开启，但“吴兴以四月为蚕月”，盖因江南桑蚕四月最为繁忙；临近小满节气，蚕虫要“上山”结茧，小满之后就要忙着收茧缫丝，蚕户们要过“祈蚕节”；到了五月端午，在“谢蚕会”上酬谢蚕神，这就意味着一年蚕事阶段性的结束，在神灵的庇佑下，继续孕育蚕桑生活的新篇章。

2. 伴随着蚕业生产，从新春到五月的江南，不间断地上演了一系列民俗活动，诸如“扫蚕花地、供蚕神像、逛蚕花会、祛蚕祟”等，串联起一条鲜明的蚕桑生活时间轴，它不仅调动着蚕户生产劳作与生活的积极性，更反映了人与蚕桑、自然之间的亲近、和谐，从而演化为江南文化中最具标识性、浪漫且诗意的符号。

相传小满节气是蚕神诞辰，《清嘉录》中记载：“小满乍来，蚕妇煮茧，治车缫sāo丝，昼夜操作。”祈蚕节多在小满期间庆贺，各家蚕农哪一日“放蚕”，祈蚕节便于哪一日举行，并无固定的日期。先民将蚕视作“天物”，为了感念蚕神恩赐与祈求蚕业丰收带来富裕生活，会以多种形式向蚕神祭祀，故而形成了中国特有的蚕神文化。

3. 有文字可稽的蚕神祭祀，最早可溯至殷商。甲骨卜辞上有“蚕示三牢”的字样，意思是以“三牢”（牛、羊、猪）的礼节祭祀蚕神。《周礼·天官·内宰》记“中春，诏后帅外内命妇始蚕于北郊，以为祭服”，说的是贵族们春天要在北郊举行祭蚕仪式。《礼记·月令》中也记述了：“是月也（季春之月），命野虞毋伐桑柘zhè。鸣鸠拂其羽，戴胜降于桑。具曲植籧qú筐。后妃齐戒，亲东向躬桑。禁妇女毋观，省妇使以劝蚕事。”说的是在季春三月，主管山林的官吏须禁止砍伐桑树、柘树。此时节鸣鸠振翅，戴胜落于桑林，便要开始着手准备蚕薄、支架和采桑的用具。而在宫廷中，后妃斋戒，要亲自去东方之林采摘桑叶，妇女禁止游玩观赏，国家也须减少妇女杂役，鼓励她们把蚕养好。由王后主持的“亲蚕礼”，在每年季春到孟夏四月，王后亲自带领一众妇人共同采桑事蚕，这足见宫廷对蚕桑作业与蚕事的敬畏。



4. 在《后汉书·礼仪志》中首次出现了“先蚕”的称谓，这表明了礼蚕的对象：“是月（永平二年三月）皇后帅公卿诸侯夫人，祠先蚕，礼以少牢。”被后世奉为“先蚕”的嫘léi祖，传说是黄帝的元妃，教民育蚕、治丝，为社会的发展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述道：“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那么从周到隋的国家祭祀蚕神礼，又是如何实施的呢？在《隋书·礼仪志》中有详细的描述：“后周制，皇后乘翠辂lù率三妃三女弋，御媛御婉，三公夫人，三孤内子，至蚕所，以一太牢亲祭，进奠先蚕西陵氏神。”先蚕祭祀，祀的是西陵氏嫘祖。

5. 北宋刘恕《通鉴外纪》记：“西陵氏之女嫘祖为帝元妃，始教民育蚕。”又有罗泌《路史·后纪五》述：“西陵氏之女嫘祖为帝元妃，始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而天下无皴瘃cūn zhú（皮肤冻裂）之患，后世祀为先蚕。”由于桑蚕能带来稳定的收入并可作为主要的赋税来源，自宋以降，先蚕祀典为历代王室所重视。由皇后亲自主导的先蚕祭祀，往往成为由帝王亲率的先农祭祀的配套礼制，“耕种纺织，犹言农桑”。

到了元代，王祯的《农书》汇总了魏、晋、北齐、后周至隋朝的历代先蚕坛的不同规格，并绘制先蚕坛。在先蚕坛，中央竖立先蚕灵位，四周由皇后率领群妃拜祭。先蚕助祭，从教化的角度来说，可“正人心，成风俗”，对中国农业社会男耕女织稳定的生产与家庭构成，对皇族统治、天下太平的巩固，乃至对华夏传统文化体系稳定的维持，均有着深远的意义。

6. 相比于正统地位的先蚕之神，另一位蚕神“马头娘”的出现则更具民间传说的意味。“马头娘娘”亦被称为“马明王”“马鸣菩萨”“蚕花娘娘”，民间流传甚广的“马皮蚕女”故事由“蚕马神话”演化而来，其源最早可溯至《山海经·海外北经》所记的“欧丝”女子。“欧丝之野在大踵东，一女子跪据树欧丝”，但这里的蚕神雏形尚未与“马形”相联系。战国时期，荀子《赋篇》记有“此夫身女好，而头马首者与”，这是第一次将蚕女与马形联系在一起的记述。

东晋干宝《搜神记·女化蚕》则是完整讲述了“马皮蚕女”的故事：“女及马皮，尽化为蚕，而绩于树上。”到了宋人戴埴所著的《鼠璞pú》中，“蚕马同本”条目引述了《搜神记》的故事，并指出民间的蚕神“马头娘”与“马鸣菩萨”在情节与文本上，已融合在了一起。



7. 此外，地方的蚕神祭祀多轨并行且具有典型的地域色彩。例如蜀地祭祀的蚕神是蚕丛氏、青衣神。蚕丛，文献载其为古代蜀王，以《华阳国志》为证：“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传说他曾服青衣教人蚕桑，肇兴蚕织，死后被尊为青衣神。《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七载：“传蚕丛氏初为蜀侯，后称蜀王，常服青衣，巡行郊野，教民蚕事。乡人感其德，因为立祠祀之。祠庙遍于西土，罔不灵验，俗概呼之曰青衣神。”

总之，在中国的蚕神体系中，官方与民间、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兼收并蓄、并行不悖的祭祀系统，是中国民间信仰中饶有趣味的文化现象。

8. 公共空间的蚕花庙会

建庙祈蚕，是中国自上而下的先蚕祭祀的民间崇拜体现。祈蚕愿文是蚕农在庙会上以文书表达蚕虫茁壮、丝帛丰收愿景的方式。敦煌文书所录的《蚕延愿文》生动地写道：“……丝倍获于常年，绢白全胜于往岁……蚕食如风如雨，成茧乃如岳如山。”形象地刻画出了蚕农溢于言表的迫切之情。《荆楚岁时记》中记祭拜蚕女“当令君蚕桑百倍”。《太平广记》的《蚕女》故事则提到四川广汉有蚕女且极为灵验，“每岁祈蚕者……皆获灵应”。总归来说，华夏大江南北遍设蚕神祠庙，江浙地区尤盛。如山西夏县有最古老的“先蚕娘娘庙”；四川盐亭县金鸡镇有高十余米，依山凿成的嫘祖石像；江南丝织业兴盛，更是形成了水乡泽国遍布的蚕神庙，如苏州机神庙、盛泽先蚕祠、震泽丝业会馆嫘祖像等。

9. 蚕花庙会是江南祈蚕的公共空间形式。在浙江湖州桐乡、含山一带，每年清明前后会举行“祭龙蚕会”或称“轧蚕花”，会期三到五天不等。据传，宋高宗时封“马鸣王”为蚕神，传谕各地修建庙宇供奉，一时间其香火兴旺。江南发达的水系，为蚕花庙会增添了江南舟船的华彩。祭祀伊始，蚕神像从庙里被请至江中两条并连的船上，从四方摇舟而来的蚕农，纷纷向蚕神供奉素食果品，叩拜行礼以祈当年蚕花丰收。礼毕，蚕神被抬回庙中，各色船只于江中开始竞演，既是酬神的演乐，也是娱人的风尚。如精致彩灯装饰的龙灯船，彩台高搭的名阁船上，儿童扮演着戏出角色；竿船上，艺人在数丈高的粗竿上表演杂耍，而拳船上，则上演着惊心动魄的拳脚飞腾。舟船往来，围观者终日不散。清代乾隆年间沈焯在他的《清明游含山》中记录下了此番景象：“吾乡清明俨成案，士女竞游山塘畔。谁家好学哨船郎，旌旗忽闪恣轻快。”

北宋木刻套色版画《蚕母像》（温州博物馆藏）

10. 蚕花庙会上另一道独特的风景，是香客中无论男女老幼头上均会戴上一朵用彩纸或绢制作的蚕花，取意“蚕花茂盛”，这是祈蚕仪式中不可或缺的象征物与蚕茧丰收的预兆。诗句“红绿蚕花头上插，男女老少似海洋”描写的正是赶香会上蚕农争相观看，你轧我挤的热闹场景。蚕花由此也成了江南蚕妇特殊的装饰，民间传唱的《蚕花歌》云：“蚕花生来像绣球，两边分开红悠悠，花开花结籽，万物有人收。嫂嫂接了蚕花去，一瓣蚕花万瓣收。”唱出了蚕户对丝茧丰收的祈盼与期冀。

另一祈蚕空间则是更为私密的家宅，包括祝兴与祛祟两种方式。祝兴的方式以“扫蚕花地”为代表，这是一种从古老的祈蚕仪式中演化而来的民间说唱表演形式，可在家中、蚕室等处进行。通常由女子单人唱舞，而以小锣在旁伴奏。表演者模拟扫地、糊窗、掸蚕蚁、采桑叶、喂蚕、捉蚕、换匾、上山、采茧等一系列与养蚕生产相关的动作，预示着在养蚕劳动生产的全过程中，蚕花娘娘会送来吉祥的蚕花以示庇佑。

11. 至四月，蚕户有蚕禁习俗。元代白珽的《余杭四月》写道：“四月余杭道，一晴生意繁。……几家蚕事动，寂寂昼门关。”明代谢肇淛zhè的《西吴枝乘》也提及了此俗：“吴兴以四月为蚕月，家家闭户，官府勾摄征收及里口往来庆吊，皆罢不行，谓之蚕禁。”蚕禁时期，多是到了蚕眠关键期，直接影响蚕茧质量的好坏与数量的丰歉。于是蚕禁祈蚕，家家户户要张贴蚕神像。旧时江南蚕农家中，往往会在特别方位的墙壁上砌神龛以供蚕神像，又称“神码”或“码张”，这是一种印制在红色纸张上的木刻蚕神画像，江南一带各处烟杂店、香烛店、南货店均有售卖。神像被蚕农“请”回家中，贴在蚕室里供奉，体现的是他们对蚕神的敬畏之心与祈求蚕事旺盛的愿景。

12. 除了张贴蚕神像以祈蚕外，还要使用厌胜的方式祛蚕祟。清乾隆四年《湖州府志》载：“育蚕之家设祭以禳白虎。门前用石灰画弯弓之状，盖祛蚕祟也。”相传，白虎星等恶煞威胁蚕虫，须祛祟驱赶白虎。祛祟的方法：一是于白虎星神像前供奉酒肉，使其饱餐，以免其作祟；二是贴门神或门前挂弓箭图形，或是在地面以石灰画白虎，恐吓其不敢接近；三是取食螺蛳并将其壳撒于屋顶，俗传病蚕名“青娘”，灵魂躲于螺蛳壳内，吃螺蛳可使其无处藏身，抛撒则是驱其远走高飞，以保蚕茧丰收。

蚕房贴门神也是祛蚕祟的表现形式。《中华全国风俗志》载：“每届养蚕之期，各家购极大花纸二张，贴于门上，谓之门神将军。”如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中的《蚕花茂盛》，旗幡上印有“马明王”的字样，另一类型《群芳胜会》上，写着“马鸣王娘娘千岁”。

13. 《天工开物》中描述了三种对蚕有害的天敌，“凡害蚕者有雀、鼠、蚊三种。雀害不及茧，蚊害不及早蚕，鼠害则与之相终始”。鼠患始终伴随着蚕事生产，百姓认为花猫可以克鼠，这一点可从中国的传统木版年画《蚕猫图》中得到印证。苏南地区多将纸印的“五色蚕猫”或贴在墙上，或糊在蚕匾底下，以禳鼠患。如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中的《蚕猫逼鼠》与《猫王镇宅》，就绘有一双花猫口叼或掌压一鼠，意为压制鼠患。蚕农门上张贴此类题材的厌胜图，一是提点蚕农防范鼠患，二是告知蚕禁时节，勿扰蚕家清静。又有上海小校场年画中的《蚕花茂盛·五谷丰登》，牡丹寓意富裕生活，蝴蝶与花猫谐音“耄耋mào dié”，代表康宁长寿。另有《蚕花茂盛》，绘制了有蚕妇参与的整个育蚕过程，象征着蚕业丰收所带来的富庶生活。

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蚕猫逼鼠》与《猫王镇宅》

14. 祈蚕体现在蚕业生产的各个阶段，更形成了江南蚕户人生仪轨的一道特殊风景。如体现在婚丧嫁娶与民居营建的蚕桑习俗，在浙江海盐一带，女方婚嫁要送蚕花，象征性地选择一张蚕种或是几条蚕虫作为婚嫁的信物送到夫家。由准婆婆穿着红色丝绵袄接收这些信物，这意味着将娘家的“蚕花运”带至夫家。接亲时，夫家要向四周抛撒“蚕花铜钿”以代替枣子、花生的撒帐仪式。新妇回门前，要在家中女性长辈面前打开嫁妆箱，一一点数陪嫁的衣裙等，俗称“点蚕花”。而“望山头”是指“望侬山头高，祝侬蚕花熟”，即由岳父母带着猪蹄、黄鱼、软糕、枇杷等来到新婿家，一是看望一对新人，二是传授育蚕技术，预祝这个新组建的家庭日后能茧花丰收，生活富足。新女婿必须殷勤款待，因为“望蚕讯”者，抑或是“蚕花娘娘”的送福送财之人，必须好好招待，讨其欢心，以确保福佑，在将来才能获得蚕茧丰收。

15. 蚕乡在建造新屋上梁时，要举行古老的赕神仪式——接蚕花。上正梁时，悬挂的红绿绸绢须由娘家制作，交由木匠挂于正梁之上，同时向众人抛撒事先备好的糕点、铜钿、糖果等，由房主夫妇手扯被单接抛撒下来的物品。木匠欣然唱起《接蚕花歌》：“四角全被张端正，二位对面笑盈盈；东君接得蚕花去，看出龙蚕廿四分。大红全被四角齐，夫妻对口笑嘻嘻；双手接得蚕花去，一被蚕花万倍收。”

除了建房上梁，接蚕花还会在各种特殊时间节点与重要人生仪式的祈蚕场合上演。通常由赞神歌手准备一杆秤、一块手帕、一张蚕花纸、一张蚕神马幛，交给主人，同时诵唱《蚕花歌》：“称心如意，万年余粮；蚕花马，蚕花纸，头蚕势，二年势，好得势；采取好茧子，踏得好细丝，卖得好银子，造介几埭新房子……”女主人则恭敬地将各物收藏，称“接蚕花”，等到端午“谢蚕花”时再拿出久藏的蚕花纸、蚕马幛祈祷一番，然后焚化掉。总之，江南蚕桑人家的生活处处留下了祈蚕的印迹，表达了他们向往富裕、祥和生活的诉求与愿景。

16. 纵观蚕桑丝织文化千年演进，蚕桑丝织不仅解决了国民最基本的生活需求，更以丰饶的经济产能养育生民，为社会治理制度的建构，夯实了物质基础、同时，蚕桑丝织也滋养出了汉语瑰丽的语汇，编织出璀璨的文章，此种诗性美学已如同铭文般镌刻于华夏子民的心性之中。

在诗歌创作中，蚕桑丝织意象被赋予了文学性的审美意蕴和特定的文化内涵。桑园或桑田成为诗人抒发心性与明志的创作题材，被反复歌咏。文人士大夫阶层，无论是身处居庙堂之高，还是身处江湖之远，均毫无例外地对丰沃的桑叶、醉人的桑葚，抑或是美丽的采桑女、恬静的田园生活，充满了向往与热爱。

17. 《诗》三百中的蚕桑之作，既有描写农桑的劳作场景与清新活泼的田园风光，如《魏风·十亩之间》的“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行与子还兮。十亩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与子逝兮”，又有表达青年男女相慕与幽怨的爱情诗篇，如《卫风·氓》的“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于嗟鸠兮，无食桑葚！于嗟女兮，无与士耽”。

更有汉乐府《陌上桑》的“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喜蚕桑，采桑城南隅”，三国曹植《美女篇》的“采桑歧路间，柔条纷冉冉，落叶何翩翩”，南北朝乐府《采桑度》的“女儿采春桑，歌吹当春曲。冶游采桑女，尽有芳春色”。诸多诗作展现了采桑女动人的面容，犹如春日明媚的阳光，蚕桑为世间美好之物代言。

18. “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东晋诗人陶渊明，则为蚕桑赋予了隐逸、恬淡的魏晋风度。他的田园诗集思想性、艺术性于一体，《归园田居》五首为其代表。“代耕非所望，所愿在田桑”，陶氏通过蚕桑农事营造出“田园居”这一具有理想主义与象征意味的美学环境，田园居成为此后文人创作诗文、抚慰身心、平复躁动情绪、培养安宁恬淡人格的修为方式。

随着唐朝诗文进入鼎盛期，《全唐诗》中与蚕业相关的诗歌达490多首，形成了自然、平和、简朴的田园诗派。通过对蚕桑劳作的摹写，表达出文人士大夫们希望脱离尘世、享受田园之乐的人生理想。如李白的“缫丝鸣机杼，百里声相闻”，孟浩然的“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王建的“妇姑相唤浴蚕去，闲着中庭栀子花”。一首首或课桑眠蚕，或宿夜机杼，或美酒放歌的蚕桑诗赋，营造出中国千年文学史上平和冲淡的田园意象与劳作景观。

19. 结语

唐朝元稹在《咏廿四气诗·小满四月中》中咏道：“小满气全时，如何靡草衰。田家私黍稷，方伯问蚕丝。”诗句反映的是地方长官亲自问蚕的关切之情。宋代翁卷《乡村四月》中的“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赞美的是乡村四月蚕桑耕织的农家生活，表达的是即将迎来丰收的喜悦。优美的诗篇，无不反映出在悠久漫长的桑蚕劳作中，中国先民形成的“敬蚕重桑、爱蚕护桑”的美德与传统，承载着“不掇劳作，天人和谐”的中国精神与朴素信仰。

作为非遗代表的中国蚕桑丝织技艺，不仅包括杭罗、缂丝、蜀锦、宋锦等织造技艺，还包括轧蚕花、扫蚕花地等一系列生产习俗，突破了传统手工技艺与知识范畴，渗透至民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20. 涉及民间信仰、文学与口头传统、节日庆典、民俗仪礼以及民间艺术的知识、技艺与蚕桑文化空间共同形塑了中国丝绸遗产的完整结构，丰饶的蚕桑丝织文化成为遗产保护中最具深层意涵的部分。

无与伦比的中国蚕桑文化正以传统节日为载体，多方位地开展一系列有关蚕桑文化复兴与重塑的活动，谱写出新时代蚕桑生活的华彩乐章。江南的蚕桑民俗，是集中呈现江南山水相依、风俗相近、人文同辉的文化表现形式，蕴含着江南地区共通的文化基因与共享的文化资源。在“长三角一体化”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中，江南蚕桑民俗文化可作为弘扬传统文化的有效方式，助推长三角“文化一体化”，从而建构起江南文化的社会认同与审美认同。

上海小校场年画《蚕花茂盛》（上海市历史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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