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美隐现：史前·夏商卷》是“大美中国”系列之一，由陈炎主编、廖群著，聚焦史前至夏商时期的文化史，本次转载内容仅供读文练习使用，敬请尊重知识产权。

青铜饕餮：殷人崇神尚力的物化形态

与夏代铸金（铜）九鼎还只是靠着传说和推断来感知不同，殷商时代重磅而精美绝伦的青铜彝（yí）器，经大量考古挖掘，已经一件件，一尊尊，就清晰而实在地展现在人们面前。此时青铜器制造的数量之大、品种之多、分布地域之广、冶铸技术之高，都是前所未有、举世罕见的，难怪许多历史学家都把以殷商为中心的时代称作“青铜时代”（夏为萌芽，商为鼎盛，周为尾声），青铜器的确可作为这个时期生产力最高水平的一个标志，就今人所能看到的而言，青铜艺术也是此时审美文化一个最直观、最鲜明的代表。

如前所述，在二里头文化以及与夏年代相当的许多考古文化中，都或多或少出土有一定的青铜器，足以说明夏至早商已经进入了青铜时代。然而青铜艺术的勃兴，却是商代，特别是商代中期以后开始的。

郑州商城共发掘二里冈期中小型墓一百余座，其中凡中型墓就都随葬有鼎、鬲（lì）、斝（jiǎ）、爵、尊、盘等青铜礼器。在商城西墙外的杜岭和商城东南角还各发现一处铜器窖藏，出土了两件大方鼎，即著名的杜岭方鼎。城东南的窖藏出土铜器13件，也有两件大方鼎，形制、大小、装饰均与杜岭方鼎一致。以殷墟出土为代表的商代后期青铜礼器则已达到顶峰。器形除已见于郑州商城遗址的青铜器型外，还增加了瓿（bù）、甗（yǎn）、甑（zèng）、簋（guǐ）、盂（yú）、卣（yǒu）、方彝（yí）、壶等礼器，另有矛、戈、刀、钺、镞（zú）、胄（zhòu）等青铜武器，斧、锛（bēn）、铲、削（xiāo）等青铜工具，衔、镳（biāo）、軎（wèi）等青铜车马器，种类已是应有尽有，为数也相当巨大，比如位于河南安阳小屯村西北100米处商代第二十三代王武丁的配偶“妇好”之墓，是迄今所见唯一未经盗掘而保存完整、并能与甲骨文印证的商王室墓葬，墓内共出土铜器、玉石器、骨器、象牙器、陶器、蚌器等各类随葬品1928件，其中青铜器达四百六十余件，礼器二百余件，器类齐全，有炊器、食器、酒器、水器等，有些两两成对，有些件数成套，多铭有“妇好”或“好”等字样，当为墓主生前宴享或祭祀时所使用。

商代青铜器普及的范围已经相当广泛，除王城及王畿地区有大量出土外，隶属于商的各方国所在地也均有较多发现。如位于河北藁（gǎo）城县的台西商代遗址，位于山西石楼的石楼铜器群，墓葬中均发现有青铜器随葬品，形制品类也是一应俱全。这些青铜器与郑州商城及安阳殷墟所出大体相同，有些铜器上还发现有商代常见的族徽记号。位于陕西湑（xū）水河两岸的城固铜器群，共计出土青铜器400多件，大多出自窖藏，礼器有鼎、簋、方罍（léi）、尊、瓿、罐等二十多件，与殷墟出土的同类器物几乎完全相同；此外出土的双龙纹戈、虎纹钺以及人面具和牛头形兽面具，又表现出一定的地方色彩，因此也被推测是商代某方国的文化遗存。位于湖南宁（níng）乡的宁乡铜器群，也是商代青铜器出土比较集中的一处，著名的四羊方尊、人面方鼎都传发现于此地，这里还有一处窖穴出土了五件大铜铙（náo）。特别是1962年和1970年这里相继发现了铜鼎和两个铜卣，器形和商代同类器完全相同，器内也有商代常见的族徽铭记，一卣内贮放各式玉珠、玉管一千多件，另一卣内藏有各种玉饰三百多件。这些青铜及玉制品有可能是商代贵族从北方带来而埋入地下，也可能就是商代南方某方国的文化遗存，两者都可反映商代青铜文化的传播所及。至于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发掘的与商代晚期相当的遗址，青铜器多达439件，应该也是商代青铜器发达的一个体现。

从出土情况来看，青铜礼器在当时是被视为最珍贵的器物来占有和使用的，尽管种类不胜枚举，但用于祭祀、宴享的礼器和用于权力象征的兵器占了绝大的比重；这些器物同时也是身份、地位和财富的象征。如位于湖北黄陂（pí）县的盘龙城商代遗址，十多座墓葬明显分为三类，李家嘴一带的大贵族墓随葬的青铜礼器和兵器多达几十件，楼子湾一带的普通贵族墓只随葬一种或几种青铜礼器，杨家湾一带的平民墓则没有青铜器，个别的只有一件铜爵之类的小型礼器，由此不难见出青铜器所属的地位分别。因此，正像玉器之于父系氏族时代的文化内涵，青铜器对于殷商人来讲，与其说它们是实用器物，毋宁说更是社会心理和精神生活的一种体现。也就是说，他们更是把这些青铜器当作贵重之器和艺术品来享有的。于是，时人把最高的工艺、最大的热情，都倾注在这些器物的制造中，从而创造出了就当时来说最富审美价值的精品和珍品。

厚重、富丽、神秘的美

正是在对这些青铜礼器精心的铸造中，殷人融进了他们特定的审美趣尚和追求。

首先便是追求器物的体大和厚重，高几十至上百厘米、重几十甚至上百公斤的重器屡见不鲜。诸如高100厘米、重86.4公斤和高87厘米、重64.25公斤的两件杜岭方鼎，妇好墓出土的通高80.1厘米、重128公斤的司母辛大方鼎，通盖高60厘米、重71公斤的妇好偶方彝，以及由一长方形架和三件大甑组成的长103.7厘米、通高71厘米、总重138公斤的妇好三联甗（013），湖南宁乡高58.3厘米、重34.5公斤的四羊方尊及高70厘米、重70公斤的兽面象纹大铜铙，四川广汉三星堆高达290厘米的大型铜铸人像，特别是殷墟著名的通高133厘米、长112厘米、宽79厘米、重875公斤的司（后）母戊鼎（彩图21），都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013　妇好三联甗（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司（后）母戊鼎（河南安阳殷墟出土）

殷商人在青铜器制造中所付出的艺术劳动，更体现在器表的精雕细刻上。此时的青铜器物，但凡礼器（包括酒器、食器、容器、炊器、水器等等）、乐器、用做仪仗的兵器等，几乎无不铸有繁富的纹饰，且常常是不留空隙、各种形象混合地布满器表的全身。比如宁乡四羊方尊（彩图22）。再比如妇好偶方彝，两条长边中部都有凸出的兽头，兽头两侧都饰以鸟纹，耳部又有突起的象头，象头两侧也各饰一鸟，腹部装饰的是大饕餮纹，圈足短边则饰有对称的夔纹；而形似四阿式屋顶的盖面，也饰满鸟纹和夔纹，两长边还各有一突起的鸮（xiāo）面。还有宁乡兽面象纹大铜铙，周身是以饕餮纹为主，组成饕餮状的弧形粗线条上又布满云雷纹，左右两边和下边饰有六虎六鱼，上部鼓起的部分铸出一牛鼻突出的兽面，两边各有一夔纹，特别是它的两侧，又分别雕出一个卷曲着鼻子的立象。这种繁密、混合、极尽雕饰之工的结果，把人们带进了一个十分怪异神奇、眼花缭乱的世界，确乎给人以不同寻常的感觉。

四羊方尊（湖南宁乡黄材出土）

周身布满精细的花纹，颈部饰有蕉叶纹、夔纹和兽面纹，肩部另有四龙蟠（pán）缠，特别是腹及圈足铸出四个大卷角羊，羊的背及胸部装饰有鳞纹。

此外，这时还出现了将实用与立体雕塑融为一体的工艺作品，也体现出同样的艺术追求。其中最著名的如妇好墓出土的妇好鸮尊（彩图23）。它如1975年出土于湖南醴（lí）陵狮形山的象尊（彩图24），整尊象躯体肥大，四肢粗壮，全身饰以饕餮、虎、夔和凤鸟等图像。这些处理也都使形象较少温和之气，多露威猛之态，并给原本可以逼真如实的造型赋予了奇异的想象色彩。至于湖南湘潭出土的猪尊和湖南衡阳市郊出土的牛尊（014），同样是完全摹拟动物造型，而其突出的圆目、不无夸大的粗壮肥硕的身躯、顶盖上分别作为抓手的立鸟和立虎以及器物全身所饰的夔纹、云雷纹等繁富的图案，也同样体现了殷人青铜艺术富丽、威肃、神秘的美学追求。

妇好鸮尊（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通体铸成鸮的形象，宽嘴宽尾，圆眼高冠，粗壮的两足与尾成三足鼎立之状，给人以十分沉稳之感。而那微微昂起的首、向前突起的胸部和紧紧收敛的双翅，又透出庄肃威严之气。更值得一提的是，它全身都饰有饕餮纹、鸮纹、夔纹、蝉纹等，身后又呈兽头状，头部后方所开半圆形口盖上则铸有鸟状和龙状，并也饰饕餮纹。这些繁饰无不使整件作品在基本写实的造型上，又平添神秘、怪异的色彩。

象尊（湖南醴陵狮形山出土）

通体铸成长鼻高挑、四足稳立的大象形象。这尊象前额扁平，嘴向前突出，门牙外龇，眉突起，眼圆瞪，用作尊流的中空鼻向前上伸，鼻端做凤首，凤冠上又伏一虎。

的确，无论其形器的厚重庞大，其遍布全身的各种变形纹饰，还是其颇为冷峻的动物造型，都更多给人以威严神秘的感觉。这里无疑还是一个被各种神话动物占据着的图像天地，不但各种器物周身布满由龙、凤、夔、虎、羊、牛、鸟等等变形而来的纹饰，口端、顶盖、流鋬（pàn）、边沿也多同时装饰上塑雕的动物造型；而在具体形象的处理上，动物凌厉的角和爪、卷曲的翅和尾、圆瞪的目、尖锐的牙等等又常常有意加以突出的表现。

014　牛尊（湖南衡阳出土）

不过，这种给人以威慑、压迫、敬畏之感的效果，还是在其中最突出的也是殷商艺术所独具的形象—饕餮身上，有着更集中也更典型的体现。

饕餮食人之谜

从上述诸多青铜器物不难发现，尽管殷人多喜以各种动物纹样充斥器表，且变化多端，但大多少不了一种图案，这就是饕餮纹。而且，只要有饕餮纹，该纹肯定是要作为主体纹饰，被铸刻在器表的中心装饰面上的。所谓“饕餮”，就装饰纹样而言，不过是经过幻化变形处理的兽面形象的总称，具体又有多种形式。有的分别以虎、羊、牛等几种动物为原型，主要截取其首足部分，经过夸大尖角、巨目、獠牙、利爪而成，更多的则是以棱鼻为中心，两个侧身的夔形对接，正好拼成一个正面的饕餮，同样形成尖角翻卷、双目圆瞪、龇牙咧嘴、利爪大张的状态。

015　大司（后）母戊鼎耳（虎噬人头浮雕，河南安阳殷墟出土）

其实，这已经是图案化的形象，真正具象化的饕餮，也是饕餮之得名的形象，则是一种更令人恐怖的造型设计，即口中含着人头的凶兽。饕餮纹的名称就是宋代学者据《吕氏春秋·先识览》所说“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一语而定名的。这里《吕氏春秋》所谓“周鼎”应该是对周初人所据有的商鼎的误称，因为迄今为止“食人未咽”的饕餮铜器还只多见于殷人的出土，而且正是在殷人的青铜艺术中，这种形象不但多见，且总作为神物铭刻在尊贵庄重的礼器上。著名的大司（后）母戊鼎耳（015），即分别铸有两个首部相向的兽形，巨口大张，中间夹着一个人头；妇好墓出土的青铜大钺，钺面上也铸有两个相向蹲立的猛兽，张开大口，当中也夹着一个人头，与司（后）母戊鼎把手上的造型十分相像；1955年安徽阜（fù）南出土的龙虎尊（彩图25），肩部饰以三条蜿蜒的龙，龙头突出肩外，腹部（彩图26）饰有三组浮雕虎噬人纹饰，虎一首双身对卧，头部突起成为圆雕，口中含有一人头，人头下的身躯做双手曲张的蹲立之状。此类形象最著名的当属相传出土于湖南的两件饕餮食人卣（彩图27），或称“乳虎食人卣”（现分别藏于法国巴黎博物馆和日本京都泉屋博物馆）。此外还有现藏美国华盛顿博物馆的一个三足觥（gōng）和一把大铜刀，觥身就铸成饕餮之形，后面二足的根部各有一做交臂之状的人形，人的头上又刻有张口的饕餮面；刀背铸成蜿蜒的夔形，也是巨口大张，下面就有一侧身蹲立的人形，人的头部也整个含在夔的口中。

龙虎尊（安徽阜南出土）

龙虎尊腹部（虎噬人纹饰）

饕餮食人卣（相传出土湖南，现藏法国巴黎博物馆）

器形铸成类似虎的猛兽造型，以兽的首颈为主器，又由兽的前足、后足及尾构成器物的三个足，兽圆目突出，张口露齿，面目凶狠，前爪抓着一人，人的头部就置于兽的巨齿之下。

为什么狰狞的兽面占据了殷商青铜艺术的主体画面？为什么含着人头的饕餮会堂而皇之地出现于尊贵的殿堂？这些在今天看来极其不可思议的以狞厉为美的现象，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追究和思考。对此，有学者从社会制度的层面，提出这是我国君主专制奴隶制下王权神权发展的特定阶段的产物，是我国奴隶制残酷本性的体现，饕餮“巨目、裂口、獠牙和锐爪”的狰狞，似凤非凤、似牛非牛、如虎非虎、兽面禽爪的怪异，乃是为适应突出王权和暴力需要进行综合加工的结果，目的在于引起神秘恐怖和敬畏的心情，从而进一步达到奴隶对奴隶主、下属对国君以及属国对殷族统治的屈从。另有学者则从比较民俗学的角度，提出饕餮兽口的张开是象征着生与死、天与地两个世界的分界，兽口所含的人头则是可以陟（zhì）降上下“作法通天”的巫师，“他与他所熟悉的动物在一起，动物张开大口，嘘气成风，帮助巫师上宾于天”。

巫师作法通天的说法，触及到了殷商巫史文化的基本特征，从其他民族的民俗和艺术中，也的确能够找到根据，但具体到这些殷商青铜器，却有一些问题尚不能解决。首先饕餮含人头的器物并不都是巫师用来祭祀或作法的礼器，上面提到的妇好钺、夔食人刀就都属于兵器，至于由饕餮形象演化出的各种饕餮纹，更是装饰在各种各样的器物上，很难全部与巫师的祭祀和做法相对应。其次，饕餮形象凶相毕露，已是不争的事实，而含在兽口中的人头，大多面露惊惧之色，饕餮食人卣中的人头一对恐惧的眼睛最能说明问题，夔食人刀上的人形也作痛苦之状，这恐怕都不是作法通天应该有的表情。比较而言，体现王权神权的说法，似乎更能在较为宽泛的意义上对青铜艺术中的狞厉之美做出解释，只是除了社会制度的分析，还更应联系特定的巫史文化氛围和宗教精神给以把握。

“率民以事神”的殷文化

就已经建立了初步发达的奴隶制国家，特别是创造了系统、成熟的语言文字来说，殷商人无疑已经进入了文明时代，但在精神文化的层面，殷人则仍在自然神和祖先神的压迫下跋涉，在野蛮和崇力的状态中徘徊。所谓“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礼记·表记》），其实主要的并不是出于震慑奴隶的用心，应该说还仍是自上而下真诚信仰的结果。不然，他们就不会不惜几十头甚至上百头牲地用于祭祀，也不会花费莫大的精力和财力事事问卜，样样占卦。大量使用人殉和人牲，应该也是同样的“道理”。

殷人使用人殉的情形和数字是惊人的。位于河南安阳小屯殷墟宫殿遗址隔河相望的侯家庄商王陵区，在13座大墓中，就默默躺着一具具殉人的尸体，墓的周围，还遍布着一个个陪葬的墓穴。如1001号墓，墓中殉人就超过164人。与墓主同穴者约96人以上，其中有持戈的壮年男子，各伴随一犬，可能是作为墓主人的武装侍卫而被殉葬；有的殉人自己也有棺木，并随葬绿松石等装饰品，个别的随葬铜戈，可能是墓主人生前最亲近的侍从；有的无棺木，而同木器、抬架混在一起，可能是搬运礼器和管理仪仗的人。与墓主异穴者，皆在大墓东侧，已发现22坑，其中最大的墓坑棺椁（guǒ）具备，随葬有青铜礼器，并有殉葬人，这些人可能是墓主生前田猎游历的随从，也可能是领班之类的人物。不难看出，这种殉葬的规模，几乎是把死者生前全部的生活、所有与之相关的人物都搬到了地下，其中除了可用来役使的奴隶，还有颇有身份的执礼大臣，如果不是出于对墓主死后变神的敬畏和对其死后抵达天界地府生活的想象，是绝不可能不分等级不分大小地将如此之多的臣民都送入地下的。

商代每逢祭祀，除了大量杀牲之外，也多杀人以祭，称人牲，而且有迹象表明，时人盛行人头祭。郑州商城夯土台基区的壕沟中，发现大量人头骨，已被认为是进行某种祭祀活动时被杀的人牲。殷墟王陵区的13座大墓之间和附近，发现1 400多个祭祀坑。其中如西北冈祭祀坑，被推测是殷人祭祖遗迹，这里绝大多数坑中都堆积着被杀的人牲，有全躯的，有身首分离的，也有无头躯体，另有一种方形坑，则是专埋人头骨的。此外，武官村大墓除墓内殉有全躯的尸身外，椁室上部填土中又分三层埋有人头34个，也应该是为墓主举行葬礼或施行祭祀时用的人牲。其实，甲骨卜辞就有大量杀人祭祀的记载，其中有一次多达300人甚至上千人者，这血淋淋的事实，实在让人触目惊心。

这就是殷人“率民以事神”的具体写照，同时，这也是殷人征服之力的一种反映。据对西北冈祭祀坑无头骨架的鉴定，这些用做人牲的身首异处者均为男性，年龄多在15至20岁之间，少数在30至35岁之间，人种大多是蒙古人种的东亚、北亚和南亚类型，与商墓中死者人种成分有别，可知几乎都是商王朝与四邻交战时捕获的战俘。由此不难推想，祭祀坑中的累累白骨，甲骨文中动辄上百的人牲数字，无异于是一场场杀伐征战的记录，殷人正是靠着天神和祖神的神秘威严，同时靠着联盟的力量和斧钺的凶猛，扩疆辟土、维系天下的。

这便使如此残酷、野蛮的杀人以祭，成为一种庄严、崇高、神圣的信仰和仪式，而这所有对神灵的敬畏和尊崇，对异族征服的骄傲和自豪，对凶猛之力的夸耀和张扬，对拥有者权势的证明和显示，作为物化形态，就最集中地凝结或积淀在了时人最感珍贵的青铜铸造上和青铜纹饰中。

夔纹与殷人的祖帝—元神

青铜纹饰的核心形象饕餮，就是殷人“率民以事神”的神，是他们的天神、祖神综合各联盟成分而形成的神圣图徽。

如前所述，饕餮已经表现为多种形态，有似虎非虎的，似羊非羊的，似牛非牛的，还有一种则是两夔（kuí）纹合并而成的。其实，集中考察青铜纹饰不难发现，凡有饕餮纹之处，配合的纹饰多有夔纹，这说明就初始设计来说，夔纹才是饕餮的原型。夔本身已是经过变形幻化的图腾之物，由于古代器物刻划的不同处理，对其形状的说法也各有不同，《山海经》称夔“状如牛，苍身而无角，一足”（《大荒东经》）；《说文》则称“夔，神魖（xū）也，如龙，一足”，“象有角手人面之形”；韦昭注《国语·鲁语》又称“夔一足，越人谓之山缫（sǎo）……人面猴身能言”。可贵的是，殷商人的甲骨文中，出现了大量“（夔）”字，而且是被称作“高祖夔”的，如《殷虚书契前编》卷六的“癸巳贞于高祖夔”，《殷契佚存》第645片的“于夔高祖（祓）（fú）”等即是。据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殷先公先王考》及《续考》，此“夔”即殷始祖帝喾（kù）（“夔”“喾”音近义同），也就是其事迹屡见于《山海经》的殷人的至上神帝俊（帝喾、帝俊的事迹多有重合之处）。帝俊也见于甲骨文，并称“高祖夋（jùn）”，“俊”字写作“”，或作“”，与“夔”字如出一辙，神话学家已断为是一个鸟头人身或兽身的怪物。联系到帝俊在神话传说中与鸟的同类关系（详下节），殷人“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诗经·商颂·玄鸟》）的图腾故事，隆重崇日的宗教习俗，以及“日中有乌”的普遍信仰，帝俊鸟头人身的说法应该更可确定。甲骨文由绘画演化而来的象形特点已如前述，那么夔（俊）纹最初的刻划，就应该是以鸟为首综合其他兽类而来的形象了。

综合上述材料，喾、俊、夔的关系或者可以作这种梳理，喾乃殷人的始祖，帝俊是他们的至上神，而在殷人那里，祖、帝又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一元神；夔则是这种祖帝一元的形象化身。据此，再仔细观察诸多器物上的夔纹（016），其头上的卷纹，身后翻卷的线条，锐利的三趾爪，原来都更是简化鸟的变形。现藏上海博物馆的亚方罍，其器口外端圈饰及腹部上方的夔纹，就仍较多留有由鸟变化而来的痕迹；该馆所藏另一商晚期的父乙觥（017），则就铸成兽首鸟身的造型，身上有鸟翅分明的纹饰，圈足的夔纹也明显是由身上的鸟纹横向拉长处理的结果。

016　夔纹拓片（拓自上海博物馆商代铜器）

017　父乙觥（现藏上海博物馆）

至于夔纹后来长角、似龙、似牛、似猴等等诸多的变形，特别是合成饕餮之后，饕餮又有虎首、牛首、羊首等等不同偏重的造型，除了造型刻划时艺术处理的需要，则要归因于殷商族在逐步壮大过程中与周围诸多部落融合、联盟的结果。《山海经》中凡提到帝俊的后裔，几乎均有“使四鸟，虎、豹、熊、罴（pí）”的记载，这里的禽、兽无疑都是图腾的标志，虎豹熊罴被归在鸟的大类之中，说明这些虎族、豹族、熊族、罴族已经成为以鸟为图腾的殷商大族的一部分。久而久之，饕餮便被凝聚成一个综合的奇形怪状的兽面，是时人所敬畏、所仰仗、所奉侍的天神、祖神合而为一的大神的化身，而其狰狞的面目，则是殷商文化崇尚征服之力的写照。

狞厉为美的解读

现在，再来解读“饕餮食人”这一奇特的艺术造型，或许就不再是不可思议的了。这不正是时人倾其所有、庄严郑重地敬奉神灵的一种象征么？饕餮口中的人头应该就是人头祭的直接反映。至于食人的饕餮有时特别偏重虎的模样，说起来虎兽本来在动物类中最为凶猛，另外或许还是因为虎族在联盟诸族中更彪悍，更被作为征伐敌国的主力军吧？

一句话，饕餮在殷人的眼里，是一种美，是殷商独特文化积淀出的一种包含着诸多信仰、心理、感觉成分的美，尽管这种美在今人看来不免狰狞可怖，时人却是以无比虔诚、赞美、夸耀的心情在精心铸造着它的。正如有学者所称的，这是一种“狞厉的美”，这种美的出现，乃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所必经的血与火的野蛮年代所积聚的巨大历史力量的象征符号。那么，也只有把它放到殷商这特有的神秘而崇力的文化中，我们才能发现它之为美的根柢所在。

本篇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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