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　还都南京（2）

36、据逯的同届同学周法高回忆说：“逯在史语所期间，曾在该所集刊发表了一篇《古诗纪补正叙例》。明代冯惟讷的《古诗纪》，搜罗唐以前的古诗，相当完备，（近人）丁福保的《全上古三代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这部书，就是根据《古诗纪》加以补充的。逯钦立找出很多丁书的疏漏错误的地方，而把其中比较显著的若干例子放在这篇文章中，所以写得非常精彩。”[18]周氏所说的这篇文章，只是逯钦立对这一专题研究生涯中的牛刀小试，但只这一试就足见其用功之勤，考据之精深。如汉诗乐府古辞《孤儿行》有诗云：

父母已去，兄嫂令我行贾。

南到九江，东到齐与鲁。

腊月未归，不敢自言苦。

头多虮虱，面目多尘。

大兄言办饭，大嫂言视马。

上高堂，行取殿下堂，孤儿泪下如雨。

37、逯氏在《叙例》中，将此诗归入“依韵校勘例”，并说：“字讹失韵，由辞例推知当为某字者。”由此校正：“诗中大兄之大，为土之讹字，当属上句，作面目多尘土。土与前后韵贾、鲁、马、雨皆协。今土讹大，则断尘为句，失其韵。又土讹大，连下读为大兄，后人遂不得不于嫂字上亦添大字，使篇中兄嫂辞例亦乱。应添土字，去两大字。”

这一考证可谓精明确切，足可匡正旧日传写之误。胡适尝谓：“发现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19]此喻未免过重，但由此可见逯氏的国学功底及“详搜、精校之功”是何等了得。

以后的岁月，逯钦立开始致力于《陶渊明集》与洋洋一百三十五卷《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的考订、校补、编纂工作。正当逯氏于青灯黄卷中意气风发地沿着这条通往名山大业的崎岖小路奋力攀登时，一个偶然的机会，与李庄一位美丽的“窈窕淑女”罗筱蕖不期而遇了。

38、罗筱蕖，名荷芬，字筱蕖，别名藕曼（Woman），因在家中排行第九，故当地人又称罗九妹。其父为李庄党部书记、川南知名学者、别号“小孟尝”，又称“植兰书屋”主人，曾与民国初年驻军南溪的滇军名将朱德结金兰之好（罗氏长朱德一岁）且有姻亲的罗南陔（gai1），也就是当年积极主张同济大学与中央研究院各机构迁往李庄，并亲自起草“同济迁川，李庄欢迎”的那位著名乡绅。梁思永一家由滇入川后一度在他的家中——著名的李庄羊街8号“植兰书屋”居住。

罗筱蕖高中毕业后赴成都华中专科学校就读，一年后返回李庄到板栗坳栗峰小学任教。时为1942年夏间事，罗九妹20岁。

39、栗峰小学原是李庄板栗坳张氏家族的一所私立小学，受南溪县教育局领导，以板栗坳乡绅张九一，号称张九爷为校长。小学校址设在柴门口张九一家的大房子里，有教师4人，分别是罗筱蕖、张素萱、张增基、黄婉秋，学生60多人。当地学生有张锦云（南按：后嫁史语所人员杨志玖）、张彦云（南按：后嫁史语所人员王志维）、张彦霞等。罗筱蕖来校后，不久即升任教务主任。当史语所迁往板栗坳后，因离李庄镇较远，上山下山来往不便，研究人员的子弟大都入该小学就读。其中有傅斯年之子傅仁轨；董作宾之子董敏、董兴；李方桂之子李文茂、女儿李文俊；芮逸夫之子芮达生、芮蓉生；梁思永女儿梁柏有；劳榦之子劳延煊；向达之子向燕生、向宇生等近20名孩子，年龄在5岁到12岁。原在西南联大历史系任教的向达，受李济之邀，自西南联大借调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组织西北科考察团，先后两次进西北边地考察，时在李庄的夏鼐等人参加。向达来李庄后，眷属长时间住在板栗坳，两个孩子就此进入栗峰小学就读。

40、本来栗峰小学教室就有些拥挤，突然加上史语所子弟，更显拥挤不堪。加之当时经费不足，学校越办越差，出现了许多史语所子弟逃学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傅斯年与同仁商量要自己办一所学校，名称为“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子弟小学”，专门招收史语所同仁的小孩来校就读。校址设在牌坊头董作宾、吴定良住处附近的戏楼院，校舍采光较优。此前由于各位家长到栗峰小学接送孩子的关系，与教师们渐渐熟悉起来。经傅斯年与张九一协商，决定聘请罗筱蕖、张素萱两位女教师来史语所子弟小学任教，由罗九妹负责教务和校务管理。兼课任教的还有史语所同仁和家属，如劳榦教国文，石璋如教地理，芮逸夫教历史，董作宾教书法。另有董作宾夫人熊海萍、董同龢夫人王守京、何兹全夫人郭良玉、马学良夫人何蕊芬、萧纶徽夫人肖玉、李方桂夫人徐樱等皆在学校兼课。据罗筱蕖说，当年傅斯年亲自找她谈话，说：“孩子们没有学上，家里的大人都头痛，我不愿意看着他们乱窜，就专门办了这个小型学校。不过这学校要是没有你的维持也办不下去，你就给管一下吧。”[20]于是，罗筱蕖与张素萱便由栗峰小学转到史语所子弟学校。——此时的罗、张两位年轻教师没有意识到，在不经意间，开启了一扇新的命运之门。

41、许多年后，罗筱蕖在东北师范大学校园内她那所不大的公寓中回忆道：“当时各位兼课的夫人家务繁重，又要照顾小孩，一般是有课就到，下课即走，许多事都是我来管，太太们临时有事也请我代课。尽管学校规模小，但较正规，课程也全，五、六年级还开设英语课，很有特色，家长们比较满意。我和张素萱是年轻姑娘，学生们很喜欢我俩，每当太阳好的时候，在头两节课间，我常集合学生带着他们在板栗坳跑上几圈，除了喊一、二、三、四的口号，还高唱《五月的鲜花》、《义勇军进行曲》等歌曲。在寂静的山坳里，深深的庭院中，那些埋头钻研学问的先生们，被孩子们阵阵喊声和美丽的歌声所吸引和振奋，会情不自禁地站起身，一边伸着懒腰一边探头向窗外瞧瞧，这样我在他们面前也就更显眼了。”

42、在谈到与逯钦立相识相交直至恋爱的经历时，罗筱蕖对青春岁月中发生的一切仍记忆犹新，恍然如昨。她说：史语所光棍汉逯钦立在吃过饭之后，常到我们学校拿着粉笔在黑板上写陶渊明诗，还画一些古代诗人的像，如屈原、陶渊明，还有一些跃虎、奔马等动物，逯在这方面颇有才气，在黑板上一挥而就，孩子们见了很喜欢，他画得也就越起劲。开始我不懂他这样卖力的表现是咋回事，认为在板栗坳这个村寨里，一个光棍汉太郁闷、太无聊了，随便到这里放放风，透透空气，跟孩子们胡乱玩玩罢了。于是我有时候也在教室看他在黑板上写诗作画，有时也跟他聊几句诗什么的，这样他就更来劲了，开始画我本人以及我魂思梦绕已故生母的画像（按照片画），画得栩栩如生，我很感动，心生爱慕之情。逯君画过之后，又跟我聊一些他研究陶渊明诗的心得。记得有一次他谈到陶渊明那篇著名的文学作品《桃花源记》，在黑板上写下了陶记中这样一小段文字：

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华鲜美，落英缤纷。

43、逯君告诉我说：“在此之前，几乎所有的版本及选本都将‘芳华’作‘芳草’，唯南宋有两个本子（南按：曾集本《陶集》与苏写本《陶渊明集》）作‘芳华’。逯君认为应作‘芳华’而不是所谓的‘芳草’。其理由是，首先，这一段文字所描写的是一幅十分完美鲜红耀目的桃花林景象，中间不容夹杂绿草，破坏意境的纯美。这是重要的一点。其次，陶诗中多以‘华’作‘花’的诗句，如《荣木》诗云；‘采采荣木，结根于兹。晨耀其华，夕已丧之’等。这里的‘华’可作‘花’解，二字通用。《诗经·桃夭》中说‘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早已开其先例。况且以‘鲜美’形容桃花，正切合其鲜艳美丽的形象特征。如果把它形容成绿草，就觉得不伦不类，很不切合。因而应作‘芳华’解。”

44、罗筱蕖接着说：“听了逯君的解释，当时感觉很合乎情理，也觉得这个人的学问了不起，就有些佩服他。以后就经常在业余时间借学生们的掩护，在教室听他讲陶渊明诗。想不到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时间一久，逯君的一举一动和所思所想，都叫他的同事给看破了。于是，没有风，浪却起来了。这风浪一起，我才明白，原来逯君不是在无目的地写诗作画，而是项庄舞剑啊！尽管当时我感到很不好意思，但又觉得这个人挺老实，人也不错，又特别有才华，就继续交往。后来闽东才女游寿到了板栗坳，与我和逯君的关系都很好，便主动出面牵线撮合，这样事情就挑明了。过节的时候，一般学生家长要请我到家中做客，也就是吃一顿饭。我第一次去的是傅斯年先生家。当第二次被邀请去的时候，同桌的有李方桂太太徐樱，还有逯钦立，如此一来事情就更进一步了。以后傅先生夫妇去重庆，回来时买了四件丝绸衣料相赠给我与逯君。当时我们都很感动，这个时侯大家都意识到，我们的婚姻问题已到了水到渠成的地步，只差媒人正式向我家中说合了。不久之后，傅斯年在李庄镇与家父一起开会的时候，就顺便提出了这个事。”

45、傅斯年出面提亲，罗南陔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尽管罗是当地见过世面的开明绅士，与史语所的傅斯年、李济、梁思永、董作宾等几位重量级人物建立了友谊，面对女儿的终身大事，还是不免有些犹豫。据罗南陔之子、罗筱蕖之弟罗萼芬后来说：“当时中央研究院迁来李庄，有很多男光棍，眼看年龄越来越大，个人婚事成了难题，但李庄的姑娘不愿意嫁给他们。原因是他们都是‘下江人’，家在外地，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摸不清他们的底细，怕上当受骗。所以他们的人来了三四年，只有史语所的事务员汪和宗与李庄的姑娘王友兰结了婚，其他人都不得干。我父亲是很开明的人，觉得既然女儿自己耍的朋友，就要尊重她的选择。何况罗九妹当时已经是史语所聘用的人了，在本所耍朋友也合情合理。但父亲对逯钦立其人不熟悉，从九妹这一方面考虑，就决定搞个火力侦察。他作为长辈不好出面，就请了我的堂兄罗伯希向傅斯年详细打听逯的事，后来说没得问题，这门婚事就成了。”[21]

46、罗萼芬所说的罗伯希，就是当年在南溪县城洒馆里与宜宾纸厂厂长钱子宁手下相遇的那位李庄乡绅，正是在他的热情周旋下，同济大学的王葆仁与史语所的芮逸夫等才来到李庄考察，最终促成了同大与史语所等机构迁来此地的因缘。也正由于这层关系，罗伯希与傅斯年等人成了朋友。当罗伯希受叔父罗南陔委托后，便致函傅斯年询问详情。

由于傅斯年自己最初那段婚姻的痛苦经验，他总感到夫妻之间如果文化程度与背景差异太大，绝不会有幸福可言，其结果必是悲剧，因而一直不赞成自己的弟子在避居之地与当地姑娘谈情说爱。但史语所从长沙到昆明，再到李庄，一晃五六年过去了，弟子们也一个个由二十多岁生龙活虎的小伙子，变成了身染暮气的三十多岁的中年人。所谓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个自然规律又是难以抗拒的。况且战争也不知何时结束，还都南京之日更是不可预料，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帮光棍汉于这个偏僻的山坳里，大眼瞪小眼地干熬下去。自史语所的事务员汪和宗于1942年底和李庄姑娘王友兰恋爱结婚之后，这帮光棍汉们渐跃跃欲试，此事变得复杂起来。

47、按傅当时的想法，处于这种乱世中的恋爱婚姻，既不能压制也不便提倡，顺其自然是最好的办法。既然逯、罗二人有意成就百年之好，自己当然也不便棒打鸳鸯，所谓在家乡时母亲经常教自己的那句“能拆三座庙，不拆一门亲”是也。于是，傅在史语所同仁家属，以及逯钦立身边的几个好友，特别是山东同乡们的说合下，决定亲自出面促成这桩婚事，于是便有了向罗南陔为逯钦立提亲的举动。如今见罗伯希欲询详情，知道事情有望，心中大喜，便于1944年初春，专门书写一函派人奉送罗伯希，对逯的身份和现状作了介绍：

助理研究员之资格，依史语所规定，等于大学之专任讲师。然中央研究院之标准，远比各大学平均之程度为高，此时敝所助理研究员就业大学者，至少为副教授。此一职业，在战前颇为舒服，今日所人几夷为皂隶，弟亦如此也。若在战争结束后，固不宜如此，唯值此遽变之世，一切未可测耳。

48、古人尝言，媒妁之言不可信，此次傅斯年说的可谓是大实话。他把研究人员与古代的押差、看守的皂隶作比，虽是暗含自嘲性质，但就当时史语所同仁的生活和经济状况而言，确也是如此。“家有黄金，邻居家有等盘”，这是傅氏家乡百姓常说的一句话。其意是你自我吹嘘得再好再高，谓家藏黄金万两，邻居们或者说广大群众的眼睛是雪亮透明，甚至有点孙悟空火眼金睛的能力，谎言一拆即穿，或曰不拆自破。傅斯年在这个关键时刻就逯的身份特别是生活窘迫之状如实招来，想来也是万不得已，除了略带诙谐地自谦自嘲，更多的当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悲凉与心酸。但当论及弟子的学问时，傅氏就明显地神采飞扬起来，似乎重新找回了战前叱咤风云的感觉。他颇为自信地在信中说道：

彼于八代文字之学，造诣甚深，曾重辑《全汉晋六朝诗》百卷，用力之勤，考订之密，近日不易得之巨篇也。惜此时无法在后方付印耳。一俟抗战结束，此书刊就，逯君必为国内文学界知名之士无疑也！[22]

49、罗家不愧是当地的豪门大户，对待关乎儿女未来命运与前程的婚姻大事，每一个细节都不肯放过。这个时候的逯钦立34岁，罗筱蕖22岁，罗家怕身为“下江人”的逯氏在山东老家已有配偶，在这个山坳里因耐不住寂寞，以久旱盼云露之心态，不顾道德法律之准则，瞒着众人在外面招蜂引蝶，拈花惹草，或干脆来一个瞒着家人纳妾娶小之行动，以图当时之快活。倘果真如此，罗筱蕖日后的人生命运将是如何，罗氏家族又情何以堪？于是，罗家再度就这一问题提出疑问，向傅斯年讨个说法。傅受人之托，当然也不敢马虎大意，在作了一番明察暗访后，于1944年2月21日，再次致信罗伯希言明内情。信曰：

50、

伯希先生左右：

惠书敬悉，此点正为弟所注意而不敢苟者，故前信发出之前，已经查照，逯君并未婚娶。先是逯友人托弟写信，弟即对之云，此点最重要，须证明。其同事友人遂共来一信，证明其事，故弟乃敢着笔也。彼时又查其入此填表及在北大填表，均未婚娶。当时办法，家人多一口即多一口之米，故未有有家室而不填者。逯君平日笃实，不闻其说不实之话，故几经调（查）而后以前书相尘也。先是彼在昆明时其父曾来信嘱其在外完婚，事隔三年，又经迁动，原书不存。彼最近又向其家说明一切，当有回信，唯彼家在沦陷区，信每不达，回信当在半年以上耳。谨此奉覆！余另，专颂

著安！

傅斯年谨启

二月二十一日[23]

在信的后面，还附有史语所几位研究人员的“保证书”，签名者大多是逯的山东同乡或好友，有张政烺、傅乐焕、王明、劳榦、王叔岷、那廉君等六君子，以证逯氏“年逾三十，尚无家室，以上所具，确系实情”。[24]

51、可以想象的是，当这几位山东同乡和好友们在撰写“保证书”的时候，一定同逯钦立一样心中美滋滋的，可能还要偷着乐上一阵子。此为史语所青年人中难得的一件雅事，尤其是在战火流离之下更显难得，作为相逢于祖国西南这个山坳里的山东同乡，又何乐而不好好地为之坐实，以成其美呢？

得到如此确凿无疑的答复，罗家知道逯氏并不是招摇撞骗或者古代戏曲中的陈世美之流，才算一块石头落地，正式宣布答应对方的求婚，并着手筹备婚事。据说，在史语所一帮山东老乡的指点下，逯钦立首次拜见岳丈，竟提着十盒里里外外完全一样的糕点，老岳丈不解其意，以为逯氏读书读傻了，一根筋到底，不知道变换花样。逯氏早有所料，慨然释解道：“按山东规矩，这十盒同样的点心代表‘十中（始终）如一’。”老岳丈与罗家人听罢，自是心领神会，于哈哈大笑中彻底化解了对“下江人”的疑虑，各方皆大欢喜。1944年5月27日，逯钦立与罗家九妹筱蕖在李庄羊街8号“植兰书屋”举行了场面浩大的婚礼，才子佳人终成眷属。

52、◎冲出夔门

由于罗家在李庄的显赫门庭与庞大的人脉背景，逯、罗夫妇的婚事在当地轰动一时，备受瞩目。当初逯钦立在史语所子弟学校教室吟诗作画与“项庄舞剑”之时，罗筱蕖猛然感到“无风起了浪”。而随着他们婚事的举行，整个板栗坳更是冰解潮涌，风生水起，许多蛰伏在青灯黄卷下的光棍汉们，开始心旌摇动，想入非非，时刻准备兴风作浪，于爱情的汪洋大海奋力搏击。李庄的姑娘们也从逯、罗的婚姻中受到启发，大胆敞开心扉，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在她们看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革命浪潮，将史语所剩余的光棍汉兼才子们一举揽于怀中。在不长的时间里，史语所的李光涛与罗筱蕖的表妹张素萱；王志维、杨志玖与李庄姑娘张彦云、张锦云，由悄悄的地下恋爱演变成了地上公开的结婚事实。

53、对于这段浪漫生活，当初由南开大学进入史语所跟随傅斯年读书，抗战胜利后又返回南开大学任教的杨志玖曾有过一段回忆：“1946年6月，我经所内同乡汪和宗先生介绍，要和房东（史语所的房东）小姐结婚。我写信告诉傅先生。先生来信不赞成这桩婚事。他说，那和某同事不同，不应忙着结婚，而且‘今后天下将大乱，日子更难过也’。他劝我退婚或订婚而暂不结婚。我已答应同仁家结婚，如反悔，道义上过不去，未听从先生的规劝。我结婚后，先生来信祝贺说，南宋时北方将士与江南妇女结婚者甚多，不知是否有委婉讽喻之意。在我结婚之前，已有两位山东同事与当地人结婚。先生对此不以为然地说：‘你们山东人就爱干这种事！’”[25]

54、对于傅斯年的弦外之音，书呆子气十足的杨志玖直到晚年还一直认为傅“有山东人倔犟、豪爽的性格，但他不以山东人自居”。[26]此言真可谓大谬矣。明眼人一看傅氏所说的“你们山东人”如何如何，当是自嘲与戏谑之语。纵观傅斯年一生，他从来没有摆脱山东乃至北方这一地域观念为人处世，当然他只是站在这个精神地域之上放眼中国乃至世界，并不是用狭隘的地域观来思考和应付人事，此点从他后来主张迁都北平与在全国几个重点地区办校的文章与书信中即可见出。与杨志玖的理解恰恰相反的是，傅斯年作为一个山东人，眼睁睁地看着李庄共有五位姑娘嫁入史语所人员，而山东人已超越了半壁江山独占其三，如此“功绩”，让他这位当所长的山东老乡情何以堪？如果山东人在中央研究院学术论文评奖中，获奖作品独占史语所五分之三，倒是傅斯年的一种荣耀和自豪。若说在当地搜罗良家百姓的花姑娘，而被山东响马与梁山好汉们一举夺了头魁，实在不是一件值得炫耀之事——史语所毕竟是以研究历史和语言这一学术为己任，并不是婚姻爱情介绍所。

55、由此，向以山东人或水泊梁山好汉自居的傅斯年，用自嘲和戏谑性的语调，向跟随他的列位兄弟们说出：“你们山东人就爱干这种事！”恰恰表明傅对这样的事情不情愿但又无可奈何，并且在关键时刻还须像梁山头领宋江一样亲自出马，向强悍风流的扈三娘主动示好，以为矮脚虎王英之辈成其好事的复杂矛盾心境。

戏谑过罢，傅斯年对杨志玖在婚姻问题上的建议，还出于其他方面更深层次的考虑，可惜此意在若干年后才被对方顿悟。杨志玖后来曾心怀遗憾地说：“这年的下半年，南开大学要在天津上课，文学院院长冯文潜先生写信要我回校任课。我以本系借调，理应回去，写信告傅先生说明。哪想到这一下使他很恼火，他没给我回信，却令史语所停止给我补助。我因为不愿违背当日诺言，不愿让冯先生失望（冯对我也很好），也就顾不得傅先生的警告了。

56、事后我才明白，傅先生把我借调到他那里去，本有意把我留在史语所不回南开，借调本是个名义，好比刘备借荆州，一借不还。还听郑天挺先生说，傅先生本想送我到美国去，因我结婚而罢。怪不得傅先生给我信，劝我退婚或推迟婚期，可能与此有关。我从此再也没见到傅先生了。”[27]——正是这一决定人生命运的“轻率”抉择，令后半生趴在南开大学历史系并不得意的杨志玖思之怅然，悔之晚矣。

1946年10月中下旬，民生公司的几艘长远号货轮停靠在李庄码头，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营造学社等机构，开始搬运货物，日夜兼程，紧张而忙碌地装船。

57、此时，整个李庄镇长江沿岸已是人山人海，李庄乡民几乎倾巢出动，为相处了六年的学者与家属们送行。招呼声、问候声、互道珍重声伴随着嘤嘤哭泣声、低沉的呜咽声，此起彼伏。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在波滚浪涌，人声鼎沸中，随着一根又一根粗壮的缆绳缓缓解开，所有人的心“咚”地一沉，如同撕裂般滚过一阵剧痛。悠长而令人心焦的汽笛缓缓响起，长远轮回身转首，披波斩浪向江心驶去。码头上，万千只挥动的手臂渐渐变得模糊，耸立在岸边的魁星阁翘起的高高的飞檐尖角，渐渐被淹没在青山翠竹遮蔽的绿色里。渐行渐远的长远轮拉响了最后一声告别汽笛，突然加大马力，抖动着庞大的躯体顺滚滚江水急速而下。

58、浩瀚的江面上，几艘长远轮前后一字排开，乘风破浪，顺流而东。当轮船转过几座山头，李庄远离了视野，船上的人员才渐渐摆脱了离别的忧伤，精神变得活跃起来。许多年后，据同船而行的史语所研究人员张秉权回忆：“众人顾不得秋风萧飒的寒冷，一个个爬出船舱，伫立甲板，尽览长江胜景。尤其三峡的雄伟天险，令人叹为观止。记得夜泊巫山的那晚，县城在半山腰，下瞰滟滪滩，眺望白帝城，惜别之情油然而升。第二天一早驶进夔门，两岸峭壁耸天，江心险滩处处，暗礁无数。有一艘运军粮的帆船，从下游逆水而上，大概无法避开我们那艘小轮的航道，急得向驾驶台放了一枪，山鸣谷应，全轮震惊，人心惶惶。然而领船的那位师傅，不慌不忙，从容镇定，用手势和手指，指示航道，终使两船均能安然无恙地脱离险境。”[28]

59、“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顺长江，出三峡，回故土，抵东海，不只是千百年来文人墨客和流亡漂泊者的梦想，它同样是一个民族精神追求与图腾的感召。四年前，当北京大学校长、西南联大常委蒋梦麟，面对“炸弹像冰雹一样从天空掉下”的残酷场景，躲在阴暗潮湿的防空洞撰写他的大著《西潮》时，曾有过这样的预言：“中国所走的路途相当迂曲，正像曲折的长江，但是她前进的方向始终未变，正像向东奔流的长江，虽然中途迂回曲折，但是终于经历两千多里流入黄海。它日以继夜，经年累月地向东奔流，在未来的无穷岁月中也将同样地奔腾前进。不屈不挠的长江就是中国生活和文化的象征。”[29]

60、遥想抗战初期，平津沦陷、上海沦陷、南京沦陷、武汉沦陷、宜昌沦陷，国军节节溃退，日军步步进逼。扬子江一线炮火连连，血水涌动，人头滚翻，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三峡作为一道天然屏障保住了中国最后一点血脉和反攻的力量。当然，三峡的意义不只是自然地理和军事上的，更是精神上的一种标志。中国所走的路途之迂曲，正像曲折的长江，但是前进的毅力与方向始终未变，不屈不挠，日夜不停地奔腾前进。在抗日战争最为艰苦卓绝之时，冯玉祥将军于三峡险峻的夔门之上，奋笔题词“冲出夔门”四个大字以铭心志。由此，整个抗战八年，夔门成了中华民族抵挡外掳、誓不屈服的旗帜与坚毅的象征。置于绝地而后生的中华民族最终冲出了夔门，收复失地——那满载文化精英与大批国之重器，披波斩浪、飞流直下的航船就是明证。

61、◎81名院士出笼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大队人马自李庄迁回南京，傅斯年满怀兴奋与欢喜，在中央研究院大楼的演讲厅设宴款待。为把宴会办得红火热闹，也为了让流离失所九年的故朋新友有个欢聚一堂的高兴、倾诉机会，特地邀请胡适自北平来京参加这场具有历史纪念意义的盛宴，胡氏欣然前往。

参加宴会的史语所研究人员张秉权许多年后还记得胡适初到的场景，只见这位光芒四射的士林盟主步入大厅，与众人一一握手致意，对于新进后辈，似乎特别客气。对一些家属小孩也是谈笑风生，亲切感人。傅斯年在一旁亦庄亦谐地称胡为史语所的“姑妈，娘家的人”。[30]一会儿又当着众人的面大声呼道：“人说我是胡先生的打手，不对，我是胡先生的斗士。”[31]此话引得大家一阵哄笑。大厅内主客欢喜，如沐春风中。

62、席间，最令人难忘的是傅斯年在演说中对史语所历次搬迁的追忆，当讲到抗战八年颠沛流离，艰苦卓绝的生活时，傅氏动了感情，说到动情处，几次哽咽泪下，在场的人受其情绪感染而热泪盈眶。最后，傅斯年端起酒杯，打起精神，满怀激情与信心地说了一些“庆祝大家都能幸运归来……从此之后我们可以安心工作，史语所八年的流离可说是告一段落了。搬回来之后永不搬迁”[32]等充溢着温情与期待的话，众人的情绪渐渐由悲壮转为喜悦。这个时候，没有人想到仅仅是两年之后，史语所人员又仓皇辞庙，再度踏上了流亡之路。自1946年6月起，美国武装部队动用军舰、飞机协助，把150万国民党正规军调集到长江以北地区，其中有54万精锐为美国动用海空力量直接运送。蒋介石认为一举歼灭共军的时机已到，于6月22日，密令刘峙指挥部署在中原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向各预定进攻地点集结。26日，开始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中共军队奋起还击，血与火交织的内战在满目疮痍的中国大地上拉开了大幕。

63、同年11月27日，蒋介石在南京召集“国民代表大会”，并发表讲话，谓：“这次修改宪法，就是为了打击共产党。”又说：“现在是本党的危急存亡关头，大家要听我的话，则有前途，否则完了。”[33]话音刚落，众人惊骇，蒋氏的这一句“完了”，竟成谶语。

1947年6月，中共军队以损失30余万兵力的代价，歼灭国民党正规军与杂牌军达112万人。共产党所属部队由战略防御转入全国范围的大规模战略进攻阶段。同年12月25至28日，中共中央于陕北米脂县杨家沟村召开会议，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力已经打到国民党统治区域里去了，标志着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使之走向胜利的道路。同时强调：“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34]这次会议，为中共在新形势下夺取全国性胜利，从政治、思想、策略上作了充分准备。

64、就在整个中国炮火连天，血肉横飞，国共两党杀得昏天黑地，不辨牛马之时。与杀人、砍头关系不大的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评选会议，又在乱象丛生的南京轰轰烈烈地搞了起来。面对这一行动，学术界意见不一，众说纷纭。1947年6月20日，傅斯年在致胡适信中道：“话说天下大乱，还要选举院士，去年我就说，这事问题甚多，弄不好，可把中央研究院弄垮台。大家不听，今天只有竭力办得他公正、像样，不太集中，以免为祸算了。”[35]

关于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事宜，早在抗战胜利初期，学术界高层即开始酝酿并有所行动，因内战爆发，迫使这一行动延缓下来。按照物理学家吴大猷的说法：“1947年由评议会筹办院士选举，先由各大学院校、专门学会、研究机构及学术界有资望人士，分科提名候选人，约四百余人。

启下：第三十章　还都南京（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