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樊锦诗

★ 2019年入选国家荣誉称号建议人选名单

★ 2019年“吕志和奖——世界文明奖”获得者

★ 2018年“改革先锋•文物有效保护的探索者”

★ 2017年《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荣获第七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优秀奖

1938年生，浙江杭州人。生于北京，长于上海。1958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考古专业，1963年毕业后到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工作至今。曾担任敦煌文物研究所副所长，敦煌研究院副院长、院长；现任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研究馆员，兼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共十三大代表，历任第八至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她是我国文物有效保护的科学探索者和实践者，长期扎根大漠，潜心石窟考古研究，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唐代前期和中期洞窟的分期断代。在全国率先开展文物保护专项法规和保护规划建设，探索形成石窟科学保护的理论与方法，为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的永久保存与永续利用作出了重大贡献。

顾春芳

上海宝山人。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艺术学、戏剧戏曲学、戏剧美学、电影学。主要学术著作有《呈现与阐释》《意象生成》《戏剧学导论》《她的舞台》《戏剧交响》，出版有诗集《四月的沉醉》。

北大的精神传统和学术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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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的精神传统对我自己最大的影响就是坚持做人做事的准则。一个人做任何事都要严谨诚实，你做不出来就是你做不出来，绝对不能糊弄人，不能还没做事情就乱忽悠。做人不仅要严谨诚实，还要有定力，有责任担当，不能乱跟风，要走在自己的路上。只有看清楚重要的是什么，才能在关键时候不糊涂。我后来担任敦煌研究院的院长，在工作中也坚持着北大的精神传统。就管理一个单位而言，当然每个部门都重要，后勤重要，总务也重要，问题是你怎么理解。研究院最核心的工作是什么？首先是业务。你这个研究院如果没有优质的研究团队和研究成果，那还是个研究院吗？但是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漠视其他部门，只是要摆好关系，懂得理解和尊重。别看一个小小的食堂，那也是众口难调，吃饭这个事永远是会有矛盾的，一方面要尽力做好，另一方面当然不要太在意。我们介绍敦煌研究院的时候，主要是说研究院完成的业务和成果，肯定不能光介绍食堂工作做得多么多么好。正是北大教给了我做人做事的严谨和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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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碰到过一件事情。有个年轻人面临博士毕业，他的论文要评优秀论文，找我来评议。看了论文后，我说你既然叫我老师，那我就有义务给你提醒几个事。你的博士论文内容还有些问题，文字也不够好。如果这样的博士论文也能评优，其实是把你给害了。北大的这种学术精神，让我一辈子都没有办法讲假话，为此我也得罪过不少人。梅贻琦先生说：​“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北大的光荣与骄傲来自北大历史上各个院系的大批学者，他们以渊博的知识、人格和精神的力量，感召和吸引着全国乃至世界的学子。在北大，最活跃和富有生机的就是学生，他们也是北大精神传统的接受者、继承者和传播者。然而，他们又不是单纯被动地接受，他们也在不断为北大的精神传统注入新的血液，一代又一代北大学子更新、创造、发扬和传递着北大的精神传统。在这种精神传统中有着一种关于个性的自由发展和创造力的自由发挥的信念，它渗透于每一个北大人的追求和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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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那种“见小利，忘大义，存私心，急近功”的格局和心态不同，我总感觉北大学子普遍具有超越性的情怀和思维。因此，在他们身上常常自觉地承担着一种胸怀天下的使命。北大之所以在全民族心目中成为一个精神圣地，具有一种不可替代的崇高地位，在我看来正是源于这种精神传统。北大的精神传统中还包含着一种立足中国大地，对于社会、历史、民族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无论做任何事情，研究或是教学，都把自己的生命融入进去，和自己所做的事业融为一体，在自己所做过的每一件事情中，让个体生命不断得到新生和升华，而自己也从中体会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北大人往往痴迷于自己的事业和工作，痴迷到“傻”​，常人把这样的人称为“书呆子”​，但是在这样的调侃中其实是怀着对这样一群人的敬意，因为他们在事业中倾注了自己全部的生命。在国人的心目中，北京大学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担当社会变革和历史进步的希望所在。北大能够在任何时候都肩负着民族的历史使命，自觉承担对于民族和国家的发展使命，坚持科学的理性精神，这也是北大重要的精神传统。

第三章 敦煌是我的宿命

幻想在现实中苏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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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说自己几次想离开敦煌都没有离成，敦煌是我的宿命。现在想起来，我和敦煌的关系开始于年少时的一种美丽的幻想。我小时候曾在中学课本上读到过一篇关于莫高窟的课文。那篇课文说莫高窟是祖国西北的一颗明珠，有几百个洞窟，洞窟里面不仅有精美绝伦的彩塑，还有几万多平方米的壁画，是一座辉煌灿烂的艺术殿堂……我对这篇课文的印象很深，后来就比较留意和敦煌有关的信息。特别是念了大学以后，凡是和敦煌有关的展览，包括出版的画片和明信片，我都格外关注。因此，我早就知道常书鸿、段文杰这些人，始终很向往那个地方。敦煌是我少年时代的一个梦，我把她想得特别美妙。

我与敦煌的结缘始于我的毕业实习。如果1962年的毕业实习，宿白先生没有选我去敦煌，也许就不会有后来我在敦煌的命运。那一年敦煌莫高窟南区要进行危崖加固工程，首先就要动窟外地面下的地基。当时常书鸿先生任所长，他非常重视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他意识到莫高窟外的地基绝对不能随便挖一挖了事，一定需要考古工作人员的介入。因此，常书鸿先生就希望北大可以调一些考古专业的学生来进行莫高窟外的考古发掘。我被选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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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1962年的这次实习改变了我的命运。记得在去敦煌的路上，我一直想象着常书鸿和段文杰这两位传奇人物，他们一定是风度翩翩的艺术家。

在此之前，我读过徐迟的《祁连山下》​，这篇报告文学的主人公就是以常书鸿为原型的。

我觉得这个人太了不起了，留学法国，喝过洋墨水，居然放弃了优渥的生活，跑去西北荒漠守护莫高窟。在我的想象中，敦煌文物研究所也应该是一个充满艺术气息的很气派的地方。可是等我一下车就立刻傻眼了，这里完全不是自己想象中的样子。研究所当时的工作人员，一个个面黄肌瘦，穿的都是洗得发白的干部服，一个个都跟当地的老乡似的。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传说中的敦煌怎么会是这样一种情景？原来，从1959年开始，我国经历了持续三年的困难时期，全国上下粮食和副食品短缺，甘肃当时是重灾区。到了敦煌，我才真正感觉到这个地方的贫穷和落后。虽然当时全国范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但是甘肃敦煌地区依然食物紧缺，很多人只能打草籽充饥。我记得当时即便想吃一粒瓜子，连瓜子壳也找不到，最渴望的就是吃水果。可是水果长在人家的树上，又不能去偷。最后只能眼巴巴地等到水果成熟，几个同学可以分到一脸盆。我得到我的那一份后，一个晚上就全吃光了。哎！那真是我这辈子吃到的最好吃的东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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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回到敦煌工作，每年都有水果吃，但都不能和那一天晚上的水果相比。可想而知，当时的物资匮乏到什么程度，敦煌人的生活困顿到什么地步。好在到了第二年，情况就略有改善，我们可以到县城去购买糖块和鸡蛋了。

在莫高窟的毕业实习1962年，是我大学生活的最后一学年。按照北大历史学系考古专业的惯例，毕业班学生可以选择洛阳、山西和敦煌等若干文化遗产地参加毕业实习。当时有不少同学都想选择敦煌，因为莫高窟在大家心目中是中国佛教石窟寺遗迹的典型。对我而言，敦煌同样是内心格外向往的地方，敦煌那么远，如果能趁着毕业实习的机会去看一看，正好可以了却一桩心愿。所以我也梦想着去敦煌参加实习。最终系里决定我和另外三个同学去敦煌，当时别提有多开心了。我把敦煌之行想得格外美妙，那些敦煌的图片为我勾画了一个格外美好的世外桃源。结果没想到跑到敦煌一看，除了令人震撼的石窟艺术，其他各方面都难以尽如人意。尤其是当地的生活条件，对来自北京、上海的我们而言，简直是想象不到的艰苦。但最吸引我们的还是窟内的壁画和彩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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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到敦煌就迫不及待地想进洞参观，负责给宿白先生和我们几个讲解的是大名鼎鼎的史苇湘先生。史先生是四川人，说着一口四川话，我听不太懂。但是史先生讲起敦煌来，非常有激情，很吸引人。洞中的温度远比我想象的要低，我感到有一股刺骨的寒气从地层蔓延上来。然而看着洞窟四壁色彩斑斓的壁画，我就忘记了寒冷。[插图]1962年10月，莫高窟北大实习同学合影整整一个星期，史苇湘先生带领我们几个远道而来的北大青年学生，攀缘着被积沙掩埋的崖壁，一个洞窟一个洞窟地看过去。从北凉、北魏，到隋唐的山水、人物、建筑，从伏羲、女娲到力士、飞天，随着洞窟一个一个在我们面前敞开，我们忘记了疲惫，空气也好像变得温暖了。我们仿佛置身于一个华美的圣殿，完全沉浸在了衣袂飘举、光影交错的壁画和塑像艺术中。1962年也是敦煌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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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一年，周总理批示拨出巨款，启动敦煌莫高窟南区危崖加固工程。为配合1962—1966年的大规模加固工程，需要在窟前进行考古遗迹的发掘清理，可当时的敦煌文物研究所没有专业考古人员。常书鸿先生向正在敦煌莫高窟带着学生毕业实习的宿白先生提出，希望北大考古专业可以推荐四名参加实习的学生今后到敦煌工作。这四名学生，除我之外，还有马世长、段鹏琦和谢德根。到了毕业分配的时候，宿白先生向常书鸿推荐了我和马世长两人，我们俩被正式分配去了敦煌。马世长后来也是著名的佛教考古专家，回到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书，从事中国佛教考古的教学与研究，他主要的研究领域是中国石窟寺考古研究、敦煌文书研究、佛经版本校勘等。2013年，马世长因病去世了。最终留在敦煌的，就我一个人。那次实习没有结束，我就离开了敦煌，最后的实习报告也是在上海的家里整理写出来的。为什么我会提前离开敦煌？原因是敦煌白天晚上温差大，气候干燥，我的体质本来就差，根本无法适应敦煌的天气。严重的水土不服，加上营养也跟不上，我几乎每天晚上都失眠，经常到三四点钟就醒了。上洞实习的时候，也经常走不动路。宿先生怕我出事，让我提前离开敦煌。所以，还没到三个月，我就只能带着实习考察的资料回了上海。

“李广杏”​，如此人间好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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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这个地方没有什么物产，但是水果长得特别好。当地有一种叫“李广杏”的杏子，是别的地方所没有的。我从小最不爱吃杏子。南方的杏子摘下来的时候都是青的，又硬又酸，想起来都让人感到牙齿发软。​“李广杏”和南方的不一样，只有敦煌才有，简直是人间美味。“李广杏”在每年六七月间成熟，即便在敦煌，每年也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能品尝到这种杏子。​“李广杏”这个名字，据民间传说与汉代“飞将军”李广有关。传说当年李广率部西征，夏日炎炎，将士焦渴难耐，忽然闻到一种奇香，李广看见有彩绸从云中飘下来。于是他就策马追赶，拔箭射落了其中一匹彩绸。彩绸飘落，即刻化成一片果实累累的杏林。但因为是苦杏仙子所结，所以杏子是苦的。后来王母娘娘有意帮助李广，就让甜杏仙子施展法术，在苦杏树桩上接上甜杏树枝，终于结出了清香甘甜的黄杏，敦煌人就叫它“李广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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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来敦煌工作的时候，当地普遍比较穷，就是水果好吃。敦煌这个地方的水果长得特别好，原因是敦煌日照时间特别长，昼夜温差大，便于形成糖分。当地除了杏子，还有西瓜、葡萄等水果，都长得很好。每到夏天，我就买很多瓜，床底下全部塞满了。有一年，上海朋友来看望我，因为敦煌的饮用水碱性大，我怕客人喝不惯，就说：​“索性你们别喝水了，就吃瓜吧。​”我把瓜从床底下搬出来，一开就是四五个。客人连忙说不要一下子开这么多—他们是怕敦煌这么个穷地方，气候又干燥，水果肯定很贵，觉得我太阔气了，一下子就开四五个。我就对他们说：​“在上海探望个病人，有时候只带半个西瓜去，因为上海水果贵。这儿不贵，你们放心，放开吃。​”敦煌的西瓜之所以这么甜，是因为不上化肥。敦煌当地人把刚长成的西瓜的瓜秧周围的土扒开以后，塞上一把苦豆子，这样结出的西瓜就会又大又甜。等到成熟后，切开的瓜瓤看起来不怎么红，但是水分特别多，十分香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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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广杏”上市的时间前后只有一个月，每年我就赶在水果落市之前买上一大筐，拿个梯子爬到房顶上，把吃不完的杏子全部倒在房顶上，几天就晒干了。这种杏子的糖分高，晒干了也不会变硬，拿个口袋收起来，等到回上海时就给家人分着吃。大家都说这个挺好吃的，放在嘴里有一股自然的香甜。上海那边卖的果脯很多都是用糖腌制的，而这是纯天然的。我第一次吃到这种杏子的时候，简直不敢相信，这样好吃的杏子居然生长在戈壁荒漠里，还居然有“李广杏”这样一个响亮的名字。李广这个人多么悲苦，当年因为刀笔吏的诬陷而“引刀自刎”—他大概不会想到在两千多年后的敦煌，居然有一种以他名字命名的水果。

我被分配去了敦煌我其实并没有想到，最后的毕业分配，把我分配去了敦煌。实话实说，我当时并不想去敦煌。第一次去敦煌实习，我就出现了水土不服，实习没有结束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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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怎么会定下又让我去敦煌呢？我现在还记得1963年毕业前，学校和系里对毕业班学生进行毕业教育，鼓励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毕业生，服从分配，报效祖国，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记得我们那一届考古专业的学生特别多，有三十多个。毕业分配的会议在北大第一教学楼举行，宣布分配名单的时候，我听到了自己和马世长的名字。马世长的母亲听到儿子被分配到敦煌的消息之后，号啕大哭。她所有子女里，只有马世长是男孩，其他都是女孩。后来，马世长的母亲来火车站送别马世长和我的时候，哭得像个泪人儿，特别嘱咐我们要互相照顾。我在毕业分配会后才被告知，为了我和马世长到敦煌的分配，整个分配方案的宣布，推迟了两三天。

宣布会后，系里的领导找我谈话。系里知道我的体质很差，而且也已经知道我有了男朋友，但还是希望我能够去敦煌。因为敦煌急需考古专业的人才，希望我和马世长先去，北大今后还有毕业生，过三四年再把我替换出来。就是这个理由让我看到了一点希望。分配方案宣布之后，我给父亲写了一封信，告知自己分配的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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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父亲很快回信给我。这封信很厚，打开一看，信里夹带着另一封写给学校领导和系领导的信，是嘱我转呈的。父亲的来信我还记得，信是竖着写的，工工整整的小楷字。信里讲了很多事实和实际的困难，主要是说“小女自小体弱多病”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希望学校改派其他体质好的学生去。但是，我看完父亲的信就想，这能交吗？仔细再一想，不行，绝对不能交。

为什么？

因为当时系里对毕业生进行毕业教育的时候，鼓励学生学雷锋，学雷锋就要看行动。当时的大学生奉献国家和人民的思想是根深蒂固的，是发自真心的。国家需要我们到什么地方去，我们就到什么地方去。我自己已经向学校表了态服从分配，如果这时候搬出父亲来给自己说情，会给院系领导造成言而无信的印象，这样的做法很不妥当。所以这封信我没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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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文革”期间，因为怕惹麻烦，我把这封信和其他父亲写给我的信全给烧了。那个时候，我和许多年轻的大学生一样，异常天真和单纯。只要是国家需要，就愿意无条件地服从，何况学校承诺让我去敦煌工作三四年，之后就可以调到武汉去，这不是很好嘛。再说自实习回来后，我也一直念念不忘敦煌石窟里的壁画和造像，在潜意识里我是非常喜欢敦煌、喜欢莫高窟的。所以我心想，说不定这就是天意，是命运要我以这样一种方式补偿上一回考古实习的半途而废。我暗下决心，这一次去敦煌，一定要取得真经再回来，绝不能中途折返。想到这里，我就释怀了，从心理上，做好了再赴敦煌的准备。

...未完，待续...